如何评价明粉?
品葱用户 HokazonoHazuki 提问于 8/10/2020 不特指某一类明粉。 品葱用户 荣耀归于上帝 评论于 因为明朝是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王朝,所谓“得国之正莫过于明”,“得国最正者,惟汉与明”。所以很多大汉民 …
崇祯上吊死后,见到了阎王,知道了满清入关夺取天下。阎王表示同情崇祯的遭遇,问崇祯,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投胎当皇帝,他会怎么做。
崇祯已经明白了自己失败的原因,狠狠的说,自己要加强厂卫,狠狠镇压读书人,还要建立一支嫡系部队,让那群狗日的军阀在前面死战,自己的嫡系捡便宜。
还说,要和最有钱的商人们建立关系,以他们为依靠,没有银子解决不了的事。
最后,崇祯还说了一句,先平流寇,再讨建奴,攘外必先安内,对了还要盯紧衍圣公!
阎王最后问了一个问题: 如果你必然亡国,你希望谁最后得天下?
崇祯说道,宁亡于流贼!
阎王说,好,你可以投胎了,这次你姓常,好好干吧,孩子。
在前辈故事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并非原创。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头痛医头不一定有用。
就从明清战争这个方面,处在明朝的立场上来说,历史教训就是:明军交的学费太多了,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以 1619 年的萨尔浒之战和 1621 年的辽沈作战来看,明军的损失极为惨重,不仅有辽东本地的辽军,还有从九边重镇和西南各地征调到关外的部队。这些都是当时明朝最拿的出手、战斗力最有保证的精锐野战军。
1619 年萨尔浒之战,参加此战的都是经历过万历三大征的明军老部队的底子,战斗力最强的核心。参加萨尔浒的明军将领,除了已亡故的李如松外,也都是从从三大征(特别是援朝战场)锻炼出来的宿将悍将。关键是心态,这些强兵宿将在过去几十年基本没打过大败仗,对建州女真,没有后来的 “恐金症” 心态,应该说士气也相对不错的。
在萨尔浒之战中,西路杜松和东路刘挺,都是成建制的被围歼。杜松部与后金交战的萨尔浒—界凡山战场,因距离抚顺相对比较近,还有少数残兵败将逃回来报信;东路刘挺干脆全军覆没。北路马林虽然在尚间崖战斗中逃走,但几个月后,也被围攻开原的后金军聚歼。在萨尔浒之战前期间,还发生了同样战况惨烈的清河城之战。
明军在辽东战场上遭到的 “成建制” 被歼灭,后果非常严重。精兵宿将一点都没剩下,全都损耗在战场上,根本无力恢复,就算有钱都打造不出来的。
1621 年春,辽沈之战爆发。明军在这场战争中的结果,再次重演了这种 “成建制” 被歼灭的严重后果。
而且明军在辽沈之战里的损失,要比萨尔浒之战更加惨重。
首先是大片土地的丧失。沈阳、辽阳这些辽东重镇,位于浑河—辽河下游最富庶、最宜居的平原农业区。明军丧师弃土,后金迁都辽阳(后再改迁沈阳),八旗从边墙外的长白山山地,几乎全族迁入辽河下游大平原,不仅有了丰厚的物质基础,而且政治声威大振,对周边漠南蒙古各部产生了极好的震慑与笼络作用。辽沈之战后,后金与漠南蒙古诸部的来往更加频繁,双方关系更加紧密。
其次是彻底摧毁了明朝在辽东的军政统治体系。萨尔浒之战输的再惨,好歹坐镇沈阳的主帅平安无事,明军处在进攻姿态,后金是防御姿态。
但是辽沈之战,已经改为后金发动进攻,明军防御。防守沈阳、辽阳两城的明军不仅再一次被成建制歼灭,且辽东经略袁应泰、总兵梁仲善也在城破时阵亡或自杀。明朝派驻到辽东的地方军政要员和守军一起被后金歼灭。这种人力、物质损失和政治声望上造成的贬损,更为惨痛。
次年(1622),当后金在进攻辽西广宁时,驻守广宁的明军已经无法阻止地方,完全望风而靡的样子。
1626 年,以宁远之战为标志,后金在辽西的军事扩展才遇到了某种瓶颈,明清双方随后开始进入到僵持阶段。
从 1619 年到 1622 年,短短不足三年的时间,明朝举全国之力,集中起来最精锐的武装力量,都扔到辽东的无底洞。这份学费太贵了,教训过于惨重,对明朝的财政、军力、政治威望等各方面造成的损害和带来的负担,都超过承受能力。
明军在关外辽东战场上惨重损失,也直接加速了明朝的灭亡速度。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其唯有道者。
几乎所有的国家,除非完全亡于外敌,基本上都亡于 “损不足而奉有余”。所以说,人类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不会从历史得到任何教训。
为什么?因为利益,因为人性,因为短视。
即使统治阶级里面有那么一两个人看到了危机,想要呼吁改革,也是不可能的。当别人都在兼并,结党,挖墙脚的时候,你如果不这么干,你就会被从统治阶级里面淘汰;你如果想要阻止别人这么干,你就会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这是理性人的囚徒困境,个体的贪婪和理性,构成了群体的贪婪和非理性,妄想吞噬他人的饕餮巨口,最终吞噬了自己。
所以历史教训是没有用的,因为唯心的东西无法阻挡唯物的规律。纵使有那么一两个伟大人物,凭借时代大势赋予他们的力量,螳臂当车的阻挡或者延缓了一时,最终也会被雨打风吹去,因为伟人其实也是凡人,凡人终究会死。
然后历史的周期律会发挥它冷酷的作用,贫富分化,阶层割裂,社会主流意识随之割裂混乱,内部秩序开始崩塌。曾经扩张期的所对抗的外部压力,现在都开始挤压过来,在内部造成了更大的应力和断裂,如此循环,直至崩溃。
别担心,我所说的是人类灯塔,亚美利加帝国。
最在意明朝灭亡的就是清朝,清朝几乎把明朝所有失败经验都总结了一遍,并且严厉实施,因为明朝灭亡经验也就清朝能用上。
第一、总结东林党经验,严禁结党
第二、清代完成真正的中央集权
第三、对于皇族的控制
第四、牢牢抓住对于儒家道统的控制权
第五、完成税收改革
第六、针对北方蒙古以及其他民族的羁縻政策
第七、对于太监力量的使用
第八、取消各种籍贯制度,允许无地农民出卖劳动力
清军刚入关夺取天下不久,明朝降清士大夫群体发生南北党争,让多尔衮和顺治就见识了党争的可怕性,这是用军事力量无法解决的问题,最后用尽政治智慧,才勉强压下党争。
东林党对明朝灭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多尔衮和顺治见识了党争的可怕性后,把抑制党争列为头等大事。
顺治十二年撰写了《御制人臣儆心录》内容分为营私、值党、矫志、好名、附势、作伪、旷官、徇利,并且告知大臣:党同伐异、门户相持、援引朋类并将受到重处。
然后又在顺治十七年,禁止士子会盟结社,严禁官员私下聚会,并且取消了延续数千年的官员夜宴习惯。
以康雍乾三代在对待结党上,一直采取高压政策。康熙年代儒林士子结党被禁止,但是新的党争形式出现,就是以索额图和明珠两位权臣之争,所产生新的党争,当康熙全力把两党打掉后,又出现以诸子夺嫡所产生党争。
亲身经历党争的雍正上台后,加大了对于结党的打击,雍正二年,雍正以批驳欧阳修《朋党论》为开端,打击党争现象。
将八爷党残留的中坚力量进行了打击,打击完八爷党后。然后通过谢济世案,又打击了新的结党方向,并且有些激进,但是成功的打击了结党现象。雍正最讨厌的结党现象,又出现在了自己最信任的年羹尧身上,于是年羹尧就成了新的打击对象。
到了乾隆时期,乾隆初年,朋党又变成满洲党和汉人党,这让乾隆警惕不已,满洲党领袖鄂尔泰,汉人党领袖张廷玉,张廷玉成了汉人党领袖,这是雍正死也没想到的。但是乾隆首先把目标放在打击鄂党上,结果乾隆用了前后二十年,终于把鄂党连根拔起。
乾隆时期朋党力量基本出于零星结盟状态,但是乾隆连最后的火星也掐灭想,于是禁止大臣结交王室,所以哪怕乾隆宠臣和珅,权力在盛,再不敢大规模结党,被抄家时只有少数官员被连累。
但是到了清末,清朝还是灭于新时代的党人手里,这就是历史的轮回吧。
既彻底废除了丞相制度,干了这个朱元璋一直都想干的事情。雍正彻底废除丞相制度,雍正时期建立军机处,也就是现代的办公厅制度,省、道、府、县四级官员只向皇帝负责。
朱元璋废了很大努力废除的丞相,最后权利却还是落在了大学士手里,功亏一篑。清代雍正之前,中国传统王朝到最后,总是变成儒家阶层和皇权平衡的状态,丞相这个官职的权力总是会超出皇室的控制,军机处的出现,彻底完成了中央集权 从制度上解决了丞相以及大学士制度。
军机处做开始只是负责西北军机作战的几人小组,然后雍正发现军机处对于集权统治的好处,开始慢慢把军机处改变成 “秘书处” 和“全国机要中心”,军机处始终都没有正式朝中列编,也就脱离了传统朝廷文官体系管辖,人事权控制到了雍正手里。
同时也把军务从兵部彻底划入皇帝直接管控,从此再也没有宋明两代对于武官充满矛盾的控制。
宋明两代,由于军务始终归兵部管辖,由于对于军人的恐惧,军人地位低下,导致很多军事行动武官无法发挥重大军事功能。武官体系是宋明两代最大不稳定因数,也让国家缺乏战斗力。清代雍正把军务握在手里以后,才敢大胆裁撤八旗,转换了八旗隶属关系,去除了很多不稳定因素。
随着军机处负责事物慢慢走上正轨,很多职能发挥出巨大力量,这才有后来乾隆彻底解决西藏问题,以及准噶尔问题的军事力量。
在随着时间推移,军机处的职能越来越现代化,袁世凯的内阁制度,就是直接在军机处制度上建立的。
明亡时,朱元璋怎么也没想到,起义军对于自己的子孙的恨如此强烈,起义军用各种酷刑对待朱氏子孙,多数朱氏子孙最后因为自己的贪婪与自私而死掉。
明末时,朱氏子孙掌握全国近半数良田,消耗大量全国粮赋,但是崇祯为军费奔走的时候,没有一个朱氏子孙出来捐献家产保住明朝。北京被李自成攻破时各地藩王起兵,但是各自为政,最后明朝各藩王被清军逐个击破,无一成事。
所以清朝对于皇室的控制,和明朝相比手段狠辣异常。从顺治开始,皇室成员全都被命令居住在京城之内,王位继承借鉴前朝 “世袭而递”,并规定 “无故不得离京六十里,擅离者与谋反同罪”。
亲王和郡王的管制是十分严格的,他们在京城中被人秘密监视,而被派到地方上的公干亲王更是被严加看管,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要上报,如果没有经过皇帝的同意离开,那就是重罪。
最后他们不能结交大臣,前朝的许多王爷之所以能够篡位成功,不仅是因为他们手中的兵权,还是因为他们得到了部分大臣的支持,而到了乾隆时期,乾隆严禁大臣与皇族交往,并且严密监视,若是王爷们与大臣结交被发现的话,便是重罪,甚至是直接死刑。
关于封地,所有王爷封地直接由内务府管理,而王爷不能直接对自己封地进行管理,杜绝了清代皇族像明代皇族那样鱼肉百姓,这个巨大的笼子就叫北京。
所以直到清亡,都没有皇族王爷起兵一说。
所谓的 “道统”,从本质上看,是一种贤达士人的所普遍认同道德理论体系,是士人们所颂扬同时也是统治阶层的开明派所认同的道德标准。
明朝皇权与儒家大臣之间的权力对抗,士大夫们身份地位的降低和社会主人公感的缺失,使得他们逐渐从追求治国安邦的立功思想,退而选择了代表着立言的著书立说。从追求 “政统” 转而坚守 “道统”。
所以明朝士大夫由宋的 “立功” 纷纷改为 “立言”,清代以前“道统” 始终掌握在儒家领袖手中,这也是明朝到了后期,皇权与朝中大臣对抗加剧的原因,许多大臣为了立言,纷纷牺牲生命,可是最后直到明亡,明儒却没有崖山整个宋儒士子群体的刚烈。
为了重蹈明朝覆辙,清朝从康熙开始把道统归于皇帝手中,对于所有想把道统拿到手里的大儒进行严厉打击,保证整个儒家阶层和皇权保持高度一致。
而清朝的文字狱,其中一大部分是为了维护道统所做出的行为,文字狱震慑了儒家精英,让他们不敢对道统伸手,乾隆写了四万首诗,本质上讲也是一种维护道统的表现,只是质量不够数量取胜。
这也是天平天国时期,儒家精英纷纷出来对抗太平天国,维护清朝统治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关于道统对于清代科技的影响在下面这个链接。
[关之檀:如果清朝没有封国,中国的科学会引领世界吗?www.zhihu.com
](https://www.zhihu.com/answer/1140207207)
明末大商人与东林党结盟,甚至有的东林党人直接进行经商活动,商税明明是朝中重要经济支柱,但是却始终由于东林党人的反对,之后总是反反复复,需要万历皇帝培养自己力量才能把商税收上来,万历之后每次想要收商税,都会被东林党抵制,税收上的重农轻商,导致明末军费开支紧张。
同时士大夫群体免税政策,导致大量土地被归入士大夫名下,导致农税也无法有效收取。所有税赋最终落到农民头上,最后农民不甘盘剥,最后纷纷起义,农民军李自成进入北京。
首先康熙时期定下了永不加赋基调,然后雍正更是完成了火耗归公、摊丁入地,并且推行了官绅一体当差纳粮。于是彻底解决了士大夫群体的免税缺陷,穷困农民没有了纳税负担,雍正时期对于官员逃税惩罚极其苛刻,导致不少官员士绅因逃税被抄家。
清代建立一套标准的商税收取制度,其中最大份额为盐税、茶税、矿税等,各种税都有明确的收取制度,并且清代商人地位较明代有了极大提高,清代国库充盈才让国家有频频向西北动兵的基础。
东北、蒙古草原、西北、藏区是历代中原王朝的威胁。
光是东北就产生了北魏鲜卑人,高句丽,大辽,金,以及满洲,所以清代对于东北就有了自己的办法,那就是东北封禁政策。
从表面看东北封禁政策是保护满人龙兴之地,维持东北满人纯粹性,可是从康熙七年到乾隆末年一百年多年里,东北一直是人口净流出状态,到康熙末年,东北已经是大片土地荒芜,可是到了乾隆年间对东北封禁更加严格,导致东北除了驻兵外,满人人口持续减少,大量满人流入关中,以至于 1860 年朝鲜族沿江而上进入东北,竟然占据了大量土地耕种。
东北封禁政策实际上消弱了留在东北满人的力量,康雍乾三代对于东北持续封禁,导致东北人力空虚,给了沙俄可乘之机,于是被沙俄侵占了大量土地,这和东北封禁有极大关系。
然后雍正开始将八旗旗主与旗人关系分割,从此八旗旗主失了对旗人的号召力,八旗从部落关系变成政治关系。
蒙古草原的威胁一直是中华史书上的主题,从春秋战国到明代土木堡之变,蒙古草原虽然民族更替频繁,对于中原威胁始终不变,历代中原王朝强盛时把草原主人打败,甚至逐出草原西遁,但是总会有新的民族占领草原,在中原虚弱的时候侵犯中原。
明初明军甚至远征鱼儿海,把蒙古王庭剿灭,可是没有一百年,一场土木堡又把明朝拽如下坡。蒙古草原就是一块充满巨大魔力的土地,中原王朝只能打败草原人,但是从没有让这里臣服过。
金人就曾经意识到蒙古人可怕,进行了持续的人口消减政策,人口消减就是血腥的杀戮,但是蒙古人没有被杀绝,反而壮大后吞掉金朝,于是到了清,清不再进行原始的杀戮政策。
而用综合手段控制蒙古,核心就是分裂蒙古王公,让蒙古王公分裂成小的部族,再也无法通过侵吞其他部族壮大,但凡有侵吞其他部族的部落,就会联合其他蒙古部族将其剿灭,最有名的准噶尔部,从康熙到乾隆三朝,持续七十年将其剿灭。
其他手段包括封爵制度,和亲制度,封爵制度让蒙古王公爵位世袭,杜绝了以前草原上强势王子夺取王位的养蛊习惯,不再有强势王爷诞生。然后将划分领地,从此各个王爷开始执着于保护自己领地,为了保护领地必须依靠清廷保护,于是整个草原失去以往的狼性。
通过和亲政策,让草原享受清廷的政治红利,整个草原部族在清廷有意挑选下,纷纷参与皇室婚姻之中,成为了清廷一份子。
皇家族谱《玉碟》记载, 在清朝统治的近 300 年间, 满蒙联姻 “共 595 人次, 其中出嫁到蒙古的公主、格格达 432 人, 娶蒙古王公之女 163 人。
于是整个草原都和皇室有各种牵扯不断关系,蒙古草原从此彻底被收服,蒙古变成朝廷主要兵源地,清末的僧格林沁骑兵就是清朝平叛的主要武力。
藏区在明一代始终是臣而不服,乾隆时期,乾隆先后通过大小金川之战,武力制服藏区后。最关键的手段是把宗教权握在手里,也就是金瓶掣签,并确定西藏活佛、班禅额尔德尼和大呼图克图、大活佛等转世呼毕勒罕的权力的多极对立,从来不让一方独大,然后确定转世灵童产生地,由清代皇帝确定后方能就任。并且让各方势力轮流执掌寻找转世灵童的权力,保证内部势力因为权力争夺,寻求中央保护。
通过驻藏大臣控制西藏的官员任免,财政、军事、外交等权力全部归驻藏大臣,活佛班禅只保留少量权力。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制定有《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明确承袭金瓶掣签制度。
手指麻痹 明日在更
1645 年 3 月,张献忠让部下颁布了六条禁令:
第一条,不许各部私自招兵,违者正法。
第二条,不许随意役使驿站的驿卒马夫,违者杖责。
第三条,军队的将领不准参与地方司法,违者降职。
第四条,不准部队随意向地方政府征发物资,违者正法。
第五条,不许军队接受百姓诉讼,违者杖责。
第六条,不许文武官员擅自和驻地的妇女结婚,违者降职。
这六条禁令全是看起来似乎都不算很重要,甚至造成了很多麻烦。但仔细一想,都大有道理。
第一条,有了这条禁令,招兵的手续烦琐了很多,不利于部队的扩编。但如果军队可以不经上级批准就自行招募新兵,那么将领们为了扩大部队,就很可能设法让一些本来不想参军的人参军,最后变成无差别的抓壮丁,就成了暴政。
第二条,这条禁令使得基层文武官员失去了指挥驿卒的权力,遇到事情还要从上级那里请来命令才能调动驿卒出差,行政效率肯定是要下降的。可如果允许官员随便指挥驿卒,很可能演变成对驿卒的无度压榨,甚至使驿卒成了官员的奴仆。
第三条,大西政权的文官也都是明朝的读书人,如果军队不干预,官府在诉讼中难免屁股坐得有点偏,很可能延续前明的一些陋习。但大西军的将领都是跟着张献忠一起打天下的老兄弟,手握兵权,而地方官员都是新投降的,没有多少权力。如果双方的意见不一致,显然文官们只能服从武将,这样一来,等于军队成了地方的司法机关,长远来看对于国家的稳定是非常不利的。国家不能永远军管,还是应该建立正常的统治秩序。
第四条,肯定也是降低了部队的效率。但假如部队有权直接向地方政府索要物资,这种索要就有可能超过地方政府承受能力的上限,但是文官们又惹不起大西军的武将,那么,他们就只能再去向老百姓加派,这就又走了明朝的老路。
第五条,这一条和第三条是相辅相成的。比方说,某个农民来军营中哭诉,说某某财主抢了他家的土地,于是大西军去杀了财主全家,把土地还给农民,这在张献忠造反的过程中是经常出现的。但是,也很有可能这个所谓的财主只是个放点高利贷,谋财但没害过命的普通富农,而这个 “农民” 其实是当地的一个地痞,借这个机会谋别人的家产,甚至有可能是军队和流氓合谋瓜分富户的家产。军队没有时间也没有足够的手段去调查核实这些事情,军队的主要任务是训练和作战,这种民事诉讼是地方政府的职责。军队不干预这些事情可能会放过一些罪恶,但是会避免更大的混乱。
第六条,看起来不近人情,但如果允许文武官员随便结婚,就很难保证他们不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去强占民女。在政权还不稳定的时候,只能先一禁了之。
关于张献忠的出身,有两段不同的记载,虽然互相之间有点矛盾,但是能指向同一个结论。
第一种说法出自《遗事琐谈》 ,认为张献忠原本是一个铁匠,因为官府逼他打造武器,不仅克扣工资还索要回扣,张献忠因而破产,这才不得不造反。
“张献忠,本铁匠子,年少刚狠,承造军器,官吏有陋规,而煤铁有余。后煤铁既少而陋规日增,工食克扣而限期更迫,匠不堪命,因以倾家,而追逼复首及之。乃入王嘉胤党,贼中称为八大王,自称为西王。”
第二种说法出自《纪事略》,认为张献忠原本是一个士兵,因为拼死立下的功劳被上司抢走才愤而反叛。书中还记叙了一段据说是 1645 年张献忠称帝时对部下们说的话:
“如朕微时,曾隶洪承畴标下吃粮,充一旗手,也曾冒矢石,探虎穴。援辽时,朕年未弱冠,亦曾兵刃交接,斩首级十余颗,论起来也博得个一官半职。岂知对垒交锋处有我,叙功疏上无我。到得恩诏下颁,部议上陈,为官者依然官上加官,到朕名下,不过同众兵分吃些牛酒。朕愤不过,所以自中牟县领着黄虎时起手,纵横天下,以至今日,抚有兹土,皆赖尔众将士戮力同心所致也。”
不管哪一种说法都能证明,张献忠是从基层靠真本事一步一步打上龙椅的,所以他非常清楚老百姓害怕什么。很多事情看起来是小事,可如果每件小事都不去约束,纪律一点点松弛,小事逐渐变成大事,迟早有一天,这一切会超过百姓所能忍受的极限。到那时,走投无路的百姓只能再选择揭竿而起。
尤其让我感触很深的是第二条,张献忠特意强调了驿卒权益的保护,我想,这和他的一位老朋友是分不开的吧。在明朝,驿卒过的是牲口一样的生活,“驿递非破家荡产以供,则鬻妻卖子以应。当此民穷财尽之秋,更罹狼吞虎噬之惨”。贪官污吏对他们的压榨极为残酷,“安定站银五万有奇,每发不过一二千金。县令例扣四百,余始分给驿所。” 但明王朝的统治覆灭之后,不仅仅是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和张献忠的大西政权注意改善驿卒的生活,就连清朝给驿卒的待遇也比明朝好得多。
这显然不是因为大清比大明更仁慈更善良,而是因为 “明末李自成,银川驿之一马夫耳。因裁驿站、饥荒,无所得食,奋臂一呼,卒至土崩,不可救”。明朝虐待驿卒的结果是驿卒打进了京城,让皇帝上了吊。所以明朝之后的所有封建统治者都明白了要吸取明朝的教训,欺负驿卒可以,别把他们欺负急了。
我们走后政府可能会来给你们修路、盖学校、建医院,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 。
1. 入关是女真团结的唯一途径,是女真求活的唯一选择,是女真崛起的唯一道路。
2. 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走掉。大明再烂,没有女真步步紧逼,一时半会儿也完不了。
3. 蹲鹰和挖参固然能挣一些钱,然而改变不了摸鱼是绝大多数女真年轻人唯一出路的现实。
4. 摸鱼的命,不要操天朝的心。靠蹲鹰挖参和摸鱼,不仅买不来洪承畴,连范文程都买不来。
5. 与其在关外吃敕书,不如到京城印敕书。
6. 没了大明的敕书,女真也没饿死。
7. 靠同胞之情,同种之谊,既不可能让叶赫归顺,也不可能让朝鲜归降。
8. 在赫图阿拉再怎么读半吊子圣贤书,也改变不了摸鱼的现实。
9. 入关前不要搬着圣贤书胡思乱想,入关后自有正统儒学大师为我所用。
在五六年前玩微博的时候,通过阅读一些杂七杂八的书籍,为大明灭亡有无数个理(借)由(口)。
比如东南商品经济作物种植挤压了粮食作物,导致饥荒
比如 17 世纪初南美白银流入锐减,导致通货紧缩
比如明末小冰河期,中原农耕经济被冲击,游牧民族南下欲望强烈
比如明末疫病严重,削弱明朝人力资源
比如党争内耗
比如清谈误国
比如收税问题,商品经济无法转化为富强的国力
比如人口过多,超出土地人口容量,而番薯玉米未大规模种植
比如同时赶上了内忧外患
等等
而今看来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大明究竟亡在哪?
一、贪污腐败
嗯,我知道你肯定觉得这条理由特别土鳖,老生常谈了,一点也不 fashion,但这个才是最根本的,直接影响了以下我要提的其他两点理由。
记得铁齿铜牙纪晓岚里和珅就能干的贪官与无能的清官一番 “高论”,很多人到现在都捧臭脚,图样图森破,贪污贿赂从来都不是“一个拿钱一个办事儿” 那么简单,而是“吃别人的嘴短、拿别人的手短”:
1. 利益链盘根错节,导致行政效率极端低下,层层推诿,恐怕就不止是 “皇权不下县” 了,而是“君命不出近幾”。
2. 官僚行政依钱办事儿而非国家法度,连政府官员都丧失对自己体制的遵守,还指望百姓信任?律法形同虚设,政府权威性荡然无存。
3. 一个行贿一个受贿,必然伤害他人,可能是要获得提拔的能臣,可能是案件中的被害人、无辜者,可能是被土豪劣绅强占土地的农民,民怨积深,只待一个小小的突破口,民变爆发,最终像滚雪球般壮大、葬送一个王朝。
二、土地兼并
OK,也是老生常谈了,教科书里念叨一遍又一遍,但可能没了解这意味着什么。
1. 自耕农的土地被兼并,自由农成为地主的佃农,租税流向地主而非国家,而地主又会通过种种手段逃税,于是国家财源减少,影响财政。
2. 人口逐渐被地主控制,而非国家控制,政府降低了对人口的控制能力,无论是进行大规模工程建设还是大规模战争,政府捉襟见肘。
3. 大量自耕农土地被占,除了一部分留下沦为佃农,相当一部分因为破产而成为流民,流民经过颠沛流离、辗转汇聚形成规模,最终将成为动摇一切既有秩序的力量。
三、边军困苦与边将军阀化
很多人谈到明末都会把士大夫拉出来批斗,但实际上明朝是被自己人灭的——边军。
1. 卫所制度原为国家设立的战时出征、平时耕地自给的制度,但明朝中后期,边将利用职权之便,侵占土地,役使军卒为其奴隶耕作,边军日渐困苦,军户贫贱,卖妻鬻子。那么问题来了,一旦这帮人被上司、蛮族率领进入东南富庶之地,你猜会发生什么?为了抢钱抢女人,会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与破坏力,从嘉定一直抢掠到广州。
2. 伴随着卫所沦为边将们的私产,个别骁勇善战的士卒成为他们的御用打手,“家奴”,形成军阀,其中的佼佼者是辽西将门集团(李成梁的李家、祖承训的祖家、吴三桂的吴家),这帮人不单单是通过役使军卒耕作出战,吸兵血;还喝朝廷的血,有人说东林党、崇祯财政有问题,军饷都凑不齐,你错了,不是军饷凑不齐,是从来就喂不饱这帮军阀老兵油子!后来康熙年间的三藩,想必康麻子一定体会到崇祯的苦逼之处了。——平时你就得好吃好喝伺候着我,打不打仗抗不抗敌全看心情,你要不养着我我特么就造反,这就是军阀。
记得知乎上有个问题,说为什么壬辰战争明军对日军保持了相当战斗力,而对几十年后的女真则一败涂地。我的观点是壬辰战争时明朝还没烂到家,经过隆庆及万历初年的高拱海瑞张居正改革,明朝回光返照。
但是!壬辰战争已经暴露日后明朝灭亡的许多问题,其中被许多人吹捧的 “抗日战神李如松”,恕我直言,这货就是个坑啊——攻破平壤后竟将有功的南兵屠戮,尼玛,这就是所谓的 “战神”?朝廷的兵,他为了他李家就敢杀,真是血染的风采呢!大明灭亡大概就是无数的李如松们努力的结果。
大明灭亡的教训是什么?
坚持反腐
打击地方豪强
提高一般军人待遇与社会地位
打压军队内部的军头,防范军阀产生
至于其他的什么又是海外白银减少通货紧缩又是天灾瘟疫小冰河期啥的,这都是外因。举个例子,一栋破烂的屋子,平时天气好相安无事,算你走狗屎运,一旦稍微刮点风就摇摇欲坠,赶上一场风雨就塌了,这时候你就怪天气了,可天气得罪谁了?
正如我常说的,我所喜欢的大明随着海瑞的离去就已经灭亡了,只不过在等着谁来推倒他。
。
既得利益阶层吃相太难看。
皇族集团
官僚集团
士绅文人集团
教训实在太多了,从某种程度上,明朝的灭亡是一面镜子,照出了社会转型失败,贫富分化,阶层和地域撕裂后的中国,所迎来的最惨烈的结局。
不同于汉、唐、宋,明朝的灭亡撕掉了传统政治精英所有的遮羞布,君主、文官、武将、太监,没有一个是无辜的,糜烂数里的大炮、引发兵变的一只鸡、北京城里的三千万白银、水太凉,**那个时代的黑色幽默集中华历史之大成,并且其 2.0、3.0 版本时至今日依然在某些地方持续上演着。**所以,正视并反思那个时代的经验教训,就我个人看来,确实是相当有意义的一件事。
以下算抛砖引玉,想到哪儿写到哪儿。
大的方面:
**1、在经济转型期,如果只有经济基础的改变,没有上层建筑的相应变化,甚至仅仅是变化幅度不够,都有可能带来巨大的危机。**本质上明朝的灭亡在于其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政府体制不符合东南商品经济发展的需求而被迫寻求改革,但其中期改革未能进一步刺激商品经济在全国的发展,反而丢掉了原有体制在农业保护和生产上的优势,以至于王朝末期其体制既不能利用商品经济在资本利用上的优势,也丢掉了小农经济在动员和组织上的优势。
**2、不能保证安全的外向性经济是危险的,尤其是当它和货币相关联的时候。**万历时期东南乃至全国的物价都维持在了一个较低的水平,从西班牙运往中国的白银保证了货币供应量的充足,并进一步刺激了东南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久之后,西欧爆发了三十年战争,这好像不关大萌鸟事,但是受哈布斯堡在西欧战局的不利以及南美银矿枯竭的共同作用,白银进口量持续下降,从经济学的角度,这相当于大萌经历了一次先通胀后通缩。后果也是显著的,在风险承受能力最差的边疆,粮价飞涨之后就是 “今亡亦死,举大义亦死。”
**3、自由经济是温室里的花朵,市场的调控能力没有想象的强,政府不管,那有一天愤怒的人民会替政府管。**从自由经济的角度,大萌在制度上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低商品税,低流通税,国家没有统一的经济监管和审计部门,一条鞭法后,征税和劳役也进一步完成了商品化,这很哈耶克。然而,明末天灾降临的时候,市场似乎并没有推动着全国各地的粮商赶往陕西,江南依然在大规模种植桑叶和棉花而不是改种稻谷来填补北方粮食短缺的空白,看不见的手在哪儿?交通、信息、以及最重要的——购买力的差别,都会导致市场干预失效,东南的购买力最强,而在可见的未来,西北的泥腿子们似乎榨不出钱来,那商人们索性闭上眼睛,就当西北的天灾不存在吧。
政治上:
**1、思想和文化精英们总是沉浸在一个又一个舆论胜利的光环下,挥舞着 “政治正确” 攻城掠地,当然双重标准也是其中的一环,但本质上,他们和今年溃败的民主党是一类东西。**当李定国在西北为自己的生存而战的时候,南京的公子哥们正在上演痛打魏阉余党的戏码,并自我感动着,至于秦淮河的歌舞传不到的地方在发生什么,who care。关于为啥当初以立嫡反福王,现在以立贤反福王,你不懂,双重标准是文化人的一环,不爽不要玩。阮大铖区区阉党怎么能骑到我们头上?然后一群人就在 “逆案” 的打击下做鸟兽散了。
**2、主流意识形态被瓦解,新意识形态又迟迟不能建立或者占据主流,那么精英阶层的精神状态将大概率是虚无和颓废的。**心学是王阳明个人和儒学发展的伟大胜利,但并不是大明思想界的胜利,孔孟在心学的冲击下瓦解了,但是官方不可能去否定它,大明的官方和民间在意思形态上是分裂的。也许心学是进步的,但缺乏官方引导又吸纳各路牛鬼蛇神后,鬼知道它会变成什么样,绝对自由,享乐万岁,隐逸避世,这就是心学几个支流在明末提倡的东西。“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 包括王夫之在内的大批明末遗民对心学的严厉批评绝非无的放矢。
3、**就明末的历史来看,敝国 乡绅 从统计学角度 不存在 姨种 正面的 德性,远邪派鼓吹和它代表的东西是让人不寒而栗的。**一方面乡绅阶层占据了地方经济和政治上的主导地位,并初步具有了资产阶级的某些特征;另一方面乡绅贪图自己在现有体制下的话语权不愿向生产力和生产制度更高级别发展,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在商品经济最发达的东南地区,在明末居然出现了大量束缚在土地上的债务奴隶这一反常现象。 指望他们的道德和智商,无异于指望母猪上树。当然大明(费拉),在高贵的乡绅和劣化盎撒(满洲)的大洪水冲击下(满洲入关)下倒塌倒也符合远邪的叙事逻辑,所以为了避免再次出现大洪水,我需要向所有民族主义右派指出的是,我们在意思形态上的首要敌人依然是远邪分子。
最后谈点细节的经验教训。
1、对于立志做闯王的缓则们,有天然正义并不代表你就有天命,该团结谁,该打击谁,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毛主席的第一个问题依然是首要问题。
2、对于体制内有良心的精英,关键时刻,你忠诚的不应该是某个政治团体,而是更广阔的东西。我一直幻想着,崇祯十六年的西安城门,我能说服孙传庭停下出征的脚步。
3、对于被招安的那些最有活力的新兴势力,我不反对和旧体制妥协,但是就像姬喵喵说的那样,广阔的前途在于勇闯新世界。
其实你看汉末、晋末、唐末、明末,都是一样的教训
士大夫阶级贪婪无耻的横征暴敛,把劳苦百姓压榨到不得不以死求活
最终揭竿而起后,发现原本士大夫所依仗的朝廷竟然如此脆弱
然后就是以铁血暴力推翻一切重新洗牌
其实你看,如果作为后来者的话总会惊诧于当时士大夫的贪婪与愚蠢
竟然看不出鲜花卓锦之下正是烈火烹油(嗯,我是一个厨子,对这话总有不同理解)吗?
却依然毫不知收敛?
好像是当年看的雨果写的一篇文章
说法国大革命之后终于复辟了,翻身做主人的贵族老爷们在凡尔赛宫歌舞升平
一个经历过大革命的老贵族站在门口痛哭流涕的对他们大喊:
你们什么都没学到!什么都没学到!
帝国体制在初建的时候往往具有较高的行政效率。这时候,外生冲击基本无法撼动统治,帝国体制展现出了它对抵御天灾和外敌的巨大威力。
接下来,行政效率会有一些波动。经过几个小巅峰(即所谓的 XX 中兴)后,由于矛盾的累积(消化矛盾是帝国体制之短),帝国体制的行政效率开始随着时间推移大幅下降。
到了朝代末期,帝国在动员人力和物力上已经遇到很大的困难了。气候变化、白银供给锐减和边疆少数民族侵略等一系列外生冲击(适用于明朝),都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为了让帝国续存下去,统治者还是会想方设法筹集资源,来为行将燃尽的灯芯添上最后的灯油。添油的举措,无外乎反腐、增税和增发货币。可是,整肃吏治,却加速了上层建筑内部的离心化;增税,加剧了叛乱的风险;增发货币,又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帝国的局面在进一步恶化。
当帝国已经无法有效地承担抵御外侮、赈灾、恢复生产和社会秩序的职能时,就会有更高效率的自治组织出现(农民起义),作为旧帝国的竞争者;而帝国内部地区,也有较大的几率显现出分离倾向(诸侯割据)。
这时,旧帝国要为自己争取时间,就只能:1、重新分配权力;2、缩小统治范围。
第一种方法为汉、唐、清所采用。东汉末年,群雄竞起,中央天子无力掌控朝局,大权旁落。各地被默许进行自我管理,之后,朝廷对在竞争中胜出的地方实力派加官进爵,给予认可。而唐朝藩镇格局的出现,也是因为中央希望借助藩镇的力量抵御外族和平定叛乱。清朝末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清廷被迫允许地方自办团练,威名赫赫的湘军应运而生。尽管曾国藩后来多受打压,但晚清满汉共治的格局却再也无法逆转。
采用第二种方法的典型代表如晋、宋二朝。其中的逻辑是,中央政权从北方迁至南方,凭借天险和南方富庶的条件,或能偏安一段时间。其实,东晋两种方法都有涉及,“王与马共天下”,说的就是司马氏和门阀士族分享权力的事实。
面对晚明困局,崇祯既不愿放弃权力,也不愿意南下迁都。他坐视民族主义情绪发酵,而未能加以妥善利用,使与满清和议的一点可能也化为泡影。
就这样,庙堂之外,天灾横行,疫病丛生,民生凋敝;而庙堂之上,崇祯和大臣关系紧张,各级官府贪墨难遏,国库亏空。上天没有留给崇祯喘息的时间,明朝不得不与满清和起义军两线作战,兵力被严重分散,国力也迅速耗尽,最终走向了灭亡。
当旧帝国无法有效地自我调整,就只能接受战争这种最残酷的调整手段,来建立新的分配格局。
一、中古时期(唐中期以后)文化帝国 / 文明国家的弊端在近代显现。
政治上依赖地方社会自治,皇权不下县的政治传统导致乡绅把持基层政权,皇权直接面对无组织的基层小农,社会动员能力和资源汲取能力大为下降;
经济上依赖社会自助,宋代以来实行 “开中法” 将社会经济的流通完全交给商人和地方乡绅,国家从商业运输乃至军需供应中完全退出,一旦发生危机,国家机器无法做出有力和灵敏的反应;
边疆治理很大程度上依靠松散的文化认同,没能因地制宜制定合适的边疆统治政策。儒家的保守主义思想和明代勋贵集团失势后,明朝对于边疆治理更是呈现出一种混乱无序、目光短浅的态势。
二、货币财政体系混乱,无法有效汲取社会财富。
明代宝钞发行遭遇挫折后,国家经济流通重新依赖金属货币,新航路开辟后涌入大量的白银成为明代流通货币。纸币因缺乏信用无法流通,但白银却依赖海外运输和东南豪商。
一方面国际局势的紧张与缓和直接影响中国的金融稳定,势必导致周期性、剧烈的通货紧缩。另一方面出于对商人势力的妥协,明代开始推行一条鞭法,向豪商垄断的白银经济低头,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种地农民利益受到极大损害。这样一个依赖外部输血并损害多数人利益的货币财政体系成为制约明代经济发展的致命软肋。
用黄仁宇的话来说就是 “明清两朝国家均无货币工具”
三、国家机器弱化,组织能力下降。
和很多人印象中不同,西欧各国在近代崛起的关键不是王权弱小而是王权强化。国王和资产阶级(含新贵族)联合起来共同击败封建割据的地方大贵族势力。
欧洲的新贵族与资产阶级合流,他们为国家提供贷款、官吏和税收,而国王则为他们扫清国内市场壁垒、利用关税扶持本国工商业、对外殖民扩张寻找原料和市场。与此同时,欧洲延续数百年的激烈战争迫使国家机器不断强化,资产阶级和王权之间只能在议会制政体下达成妥协相互合作,没有时间进行无休止的内耗。这形成了一种新时期的军国主义体制,但最终也导致了世界大战的爆发。
明代,在基层,胥吏、豪民和生员结合为一体成为全面控制基层的利益集团。在上层,皇权与士大夫阶层冲突加剧,太祖废宰相直面六部,设内阁却不授予其法定权利,司礼监和厂卫机构导致宦官集团的崛起,如此多头混杂的管理体制下,一旦最高决策者皇帝本人缺乏政治技巧或是无此精力承担政务,国家机器势必瘫痪。
个人认为明亡甚至宋亡清亡的最大的教训或原因即是国家组织能力的下降,游牧民族或是渔猎民族凭借部族社会早期的野蛮民主再吸收先进的中原文明之后形成了一种强大高效的军政合一的军事政治体制,而中原王朝在唐中期之后尽管物质文化呈上升态势却无法重建秦汉和隋唐时期的军国主义体制导致在王朝后期面对更加强大的游牧 / 渔猎民族 / 工业民族时往往陷入劣势。
唐中期之后各朝代上层与基层全面脱节,皇帝与官僚体制激烈冲突,造成国家组织能力严重下降,无力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至于中国的基层社会重新被中央政权掌控,国家组织能力大幅上升还要等到 1931 年抗日战争的爆发和 1949 年新中国的成立。
然而,今天无论是西北地区某教取代基层组织还是地方上的政商家族垄断基层权力,亦或是所谓的 “乡贤” 的回归,这种势头如果得不到遏制,只能是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了。
谁能帮我消灭零评论的尴尬?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异化的概念:
主体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变为了外在的异己的力量。
异化,通俗一点来说,就是知乎上常常说的 “屠龙的勇士变成了恶龙”。
明朝的历史是一出异化的讽刺剧:
明王朝兴于农民起义,赶走了异族统治者;
明王朝又亡于农民起义,再将大好河山又让给了异族统治者。
明朝历史告诉我们最深刻的一个道理就是:任何统治阶级都要时刻防范异化的风险。
都说不忘初心,这是对的,不要因为走了太远而忘记自己出发的方向。我们来自于哪里,我们的根基在哪里,勿失勿忘。
后面有一些内容因为敏感被要求删除了,很多次,麻木了。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刮民党和蒋光头学到的教训是:
直接印金圆券银圆券大肆搜刮,不存在大萌的银荒问题。
嫡系部队军饷绝对不能拖欠,其他人可以不管死活。
快药丸的时候不能对着四大家族和部下军头搞募捐,又坍台又没卵用。
对于讲怪话的公知,先寄带血的子弹,再不识相直接桃色事件。
三大战役以后,眼看苗头不对,马上和谈,毫不犹豫,也不遮遮掩掩的。
早早准备好逃跑的退路,把大陆的黄金外汇洗劫一空运到台湾,实在不行还可以去美国,绝不会学大萌那种傻不拉几的天子死社稷。
康熙:
**当朝大学士,统共有五位,朕不得不罢免四位;六部尚书,朕不得不罢免三位。**看看这七个人吧,哪个不是两鬓班白,哪个不是朝廷的栋梁,哪个不是朕的儿女亲家,他们烂了,朕心要碎了!
祖宗把江山交到朕的手里,却搞成了这个样子,朕是痛心疾首,朕有罪于国家,愧对祖宗,愧对天地,朕恨不得自己罢免了自己!
**还有你们,虽然个个冠冕堂皇站在干岸上,你们,就那么干净吗?朕知道,你们有的人,比这七个人更腐败!**朕劝你们一句,都把自己的心肺肠子翻出来,晒一晒,洗一洗,拾掇拾掇!
朕刚即位的时候以为朝廷最大的敌人是鏊拜,灭了鏊拜,又以为最大的敌人是吴三桂,朕平了吴三桂,台湾又成了大清的心头之患,啊,朕收了台湾,葛尔丹,又成了大清的心头之患。朕现在是越来越清楚了,大清的心头之患不在外边,而是在朝廷,就是在这乾清宫!就在朕的骨肉皇子和大臣们当中,咱们这儿烂一点,大清国就烂一片,你们要是全烂了,大清各地就会揭竿而起,让咱们死无葬身之地呀!想想吧,崇祯皇帝朱由检,吊死在煤山上才几年哪?忘了!那棵老歪脖子树还站在皇宫后边,天天的盯着你们呢!
朕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了,老想着和大伙说些什么,可是话,总得有个头啊。想来想去,只有四个字【“正大光明” 匾升起】这四个字,说说容易啊,身体力行又何其难?这四个字,朕是从心里刨出来的,从血海里挖出来的。记着,从今日起,此殿改为正大光明殿!好好看看…… 哦,你们都抬起头来,好好看看,想想自己,给朕看半个时辰。
毛泽东:
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了他们就是救了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啊。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因该从明亡中吸取的教训就是六朝上古以来的那种以国家强制力为保证,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强行控制人民,限制人民迁徙,择业,发展的政治体系已经不适合近现代的发展了。
明太祖建立的明朝前期政治体系,最大限度地限制了他的人民。理论上讲,每一个大明百姓,从出生开始,他的结局就可以预料。军户你就老老实实当兵,民户就老老实实种地纳税。
这套制度简直就是上古小国寡民专用,然而并不适合一个当时至少有六千万,后来人口过亿的大明,广袤的国土,巨大的人口基数使得管理难度成倍增长,这就对明朝统治者提出了新的要求。
以下的大多数问题,其实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解释,大明不是因为不变而灭亡的,而是因为变革不够灭亡的。
最大的教训就是蒋公一看日本人要打到曲阜了,立刻就密令曲阜守军把当代衍圣公强制性的带到重庆去了 ·······
衍圣公靠得住,母猪能上树 ····
道理,古人早就说得一清二楚了,不明白的,回去好好阅读理解,鲁肃是怎么和孙权分析的。
官僚、缙绅阶层,是天生的带路党,做这个皇帝的官也是做,做那个王朝的官也是做。让他们赚钱不会觉得是恩赐,让他们交钱就哭穷,逼急了就掀桌赖账,反正前朝的宝剑不能斩新朝的官╮(╯▽╰)╭不投敌怎么销账呢?崇祯和校长就是没看明白这一点。
从来没有哪一朝是造反的泥腿子推翻的,最后都是某个一方霸主得利。
所以面对各种限制平头百姓的措施,人们回一句,坐在上面的都是一群缓则,难道有分毫说错吗。
腐败几乎是国家灭亡的唯一因素。
所谓灾难——自然上的、军事上的——仅仅是表象。
自然灾害有那么恐怖吗?即使初唐灾害更猛烈,只要有肯吃蝗虫的李世民在,唐就不会亡;即使小兔子的那次灾害再猛烈几倍,只要有肯和老百姓一起饿死的基层组织在,兔子就不会死。
军事压力有那么恐怖吗?新中国刚刚建国,就与美帝一场硬刚,是因为中国或许会被打败,但绝对不会被打垮;而后又敢同苏联翻脸,敢提出打核战争,也正是因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所谓坚固的堡垒只会从内部被打破,即是如此。
一个文明的族群或者国家真的可以被野蛮打败。
如果不想得民心那就必须奴化他们,也能统治三四百年。
干了再多缺德事不怕,记得把史书修好。
还是要避免马尔萨斯人口陷阱,还有就是避免整个社会的腐败。
其实,明朝的灭亡是特别普遍的中国封建社会现象,就是人口增多、土地兼并、社会腐化,小冰期到来。现在的社会,人口是在减少的。所以,可能吸取的教训就是避免贫富差距过大,社会要有一定的扶助弱势群体,还有就是反腐败吧。
军队一律不得经商!
刘伯温在明初创立的卫所制度,很好地解决了战争和生产的问题。但是还没有到中期,卫所的士兵都变成了卫所头目的私兵和劳动力,一层层压榨剥削,被用来给将领种地、经商。直接导致明军战斗力低下,土木堡惨案乃至后来的日本浪人侵袭,都是由于经商活动使得军无战力,军队无心保卫祖国。
稳定压倒一切
明亡的直接原因是和清军还有农民军两路作战,如果明皇能够稳定内部局势,至少国家内部不出现动乱,则凭借满人那十万不到的八旗军,虽然有可能明军在关外吃些亏,但是清军打进山海关犹如登天之难,亡国是万万不至于的!
不要听风就是雨
明朝文官集团最大特点就是吵,自己不干实事,别人一干就瞎嚷嚷,什么有坏国本,培植私人势力,与满人谈判还被斥为卖国贼。但是当权者总是爱信这些话,结果一事无成,虽然表面上风平浪静,实则暗涛汹涌。
“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
这就吸取了明亡的最大历史教训:两京苏杭再怎么锦衣玉食,要是同一时间段,西北黄土高坡上的人连个杂粮馍都吃不上。那就等着,时日曷丧,吾与汝皆亡!
崇祯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鲁王捐禄佐军,优旨覆收
崇祯三年四月初五
郧阳抚治梁应泽报:惠王捐賚入援将士,帝以其谊切同休,嘉奖之
崇祯三年四月初十
_沈_王捐禄犒师,优旨命银到覆收
崇祯三年四月二十六
惠王捐赀犒师,复率诸宗及府属员役并行输助,优旨命银到覆收
崇祯三年四月二十八
肃王报助兵饷,优旨照数覆收
崇祯三年五月十九
唐世孙聿键捐银助饷,帝以其体承先志,输助军兴,纯孝急公,深可嘉尚,命银到覆收
崇祯三年六月十二
瑞王进节搜银助饷,优旨覆收
崇祯三年七月十五
荣王输资助军,优旨覆收
崇祯三年十二月十一
瑞王捐资助饷,优旨覆收
崇祯四年十月十九
以韩王助饷捐银,严约诸宗,优旨嘉其贤明,赐敕奖励
崇祯七年八月初七
旌唐王聿键助饷
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初四
瑞王捐禄助饷,帝以急公嘉之。
谢邀
何必单单执着于一个大明王朝,虽然明朝的确和如今有几分神似!
从咸阳的瓦砾堆到长乐未央的金碧辉煌,从遍地王侯到大明宫的恢宏大度,洛阳,晋阳,开封,汴梁,再到大都,凤阳城到乾清宫……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我们从来不接受历史经验
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我们从来不在乎历史教训
历史悲剧告诉我们,我们从来看不到历史悲剧
历史趋势告诉我们,我们从来不遵循历史趋势
官绅不纳粮,以藩屏帝室,白银危机,是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
唐亡于藩镇割据,宋亡于外患,所以朱元璋和朱棣两朝皇帝,为了永绝后患,他们选择 把外患一劳永逸的斩草除根。于是明朝对北元政权发起一次又一次的主动打击。虽然没有对 蒙古人这个外患斩草除根,但也把北元的最后的那口气给扑灭了。
频繁的主动出击,征讨蛮夷,把外患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就是明初的政策。打的差不多 了,永乐帝举行大阅兵,请很多国家的大使过来观礼,看完明朝的大阅兵,很多国家当场就 吓坏了,纷纷扣头称臣。明朝是历史上朝贡国最多的一个国家,这跟永乐帝关系很大。阅兵 礼吓坏了一些小国,郑和下西洋,又吓坏了很多小国。所以朝贡国才会这么多。
消除外患基本上告一段落,怎么防止国内的武将造反呢,明朝的统治系统,设计的是让朱家的藩王来拱卫帝室。防住了武将,怎么防文官专权谋逆呢,朱元璋废除了相权,朱棣创立了内阁制。
在土地制度上,明朝废除了职田,直接发钱给官员做工资。不过明朝的工资水平相比其他朝代算是比较低的。文官集团不可以掌握土地,这也控制了士族门阀的形成。天下的土地所有者,主要分成了军田,地主豪强,自耕农和藩王四种。
明朝的腐败为什么那么严重,严重到了,怎么严刑峻法都无济于事的地步。根本原因,在于文官集团失去了土地,只靠工资生活。下一级的官员,为了想做官,就只能想办法送钱给提拔他的上司。这钱哪里来呢,靠那些有钱人送给他们。明朝的有钱人是谁,地主豪强,和商贾。
同时,明朝又有官绅不纳粮的规定,地主豪强,商贾们,想要开办商业机构,或者开办
农业庄园,他们就会挂靠在官员名下。要么就干脆直接花钱捐个功名。官绅不纳粮,这是从
宋朝传下来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要以文抑武,贵文贱武。
明朝的党争,也严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根本原因在于,谁在朝廷上说话算话,那么就意味着那些有钱人,都会送钱给他。所以,这些官员,就结党营私抱成团,在皇帝面前,争的头破血流。大多数参与党争的人,其实并不怎么关心社稷兴亡,他们关心的,就只有自己的官品,如果自己党争赢了,可以挣多少贿赂钱。
官绅不纳粮,很多地主挂靠在官员下面,这便形成了税收优惠。优惠的税收就可以给佃户开高一点工资来吸引更多的人口,赚更多的钱,买更多的地,久而久之,土地兼并就变得十分剧烈。人口和土地,都集中到了大地主手里。这对自耕农和军田来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自耕农纷纷破产,变成流民,军户也开始逃户逃税。
而藩王那边呢,不仅不纳税,每年还要消耗大量的国家财政。国家的税收状况越来越恶化,怎么办呢。到了张居正时期,他对明朝税法进行改革,废除了两税制,创立了一条鞭制度。人头税,田税,劳役,杂税,都打包在一起,百姓不需要再用实物交税,用白银交税就行了。
户籍崩溃,土地政策崩溃,税收混乱,金融秩序混乱。一条鞭制,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是亡羊补牢。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明朝出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蒙元的灭亡最主要的原因,是蒙古贵族间严重的土地兼并。最直接的原因,则是货币超发,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人们的财富 凭空被政府掠夺,所以大家就造反了。
明朝并没有吸取元朝金融危机导致国家灭亡的教训,在明朝初期,就出现了严重的货币超发现象。当时的法定货币,是宝钞这种纸币。宝钞的信用崩溃,民间开始启用白银做货币。尽管明朝没有承认白银是国家法定货币,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白银就是明朝的通用货币。
这就造成了很严重的情况。明朝的官方央行,不发行白银货币。那在明朝负责发行白银的真正的央行是谁呢? 是江南的那些大地主。随着国家农业生产和商业的发展,白银就越来越不够用,出现了通货紧缩现在。这时候,就出现货轻币重的现象。银子越来越贵,米越来越贱。
对于江南的那些大地主来说,这时候怎么获得白银,就比种地更划算。他们就把耕改种桑棉,加工成纺织品,和日本西班牙等国开展贸易,源源不断的中国纺织品流向境外,同时, 也有源源不断的白银,流入明朝。
白银的价格和汇率,完全操纵在那些地主和商贾手里,政府对白银完全失去了控制能力。政府的央行,形同虚设,环太湖区的大地主和大商社的老板们,充当了国家央行的职能。
江南的农业资本家们,在这个阶段完成了向工业资本家的转型,从种稻米的农业资本家,转型成为纺织业资本家。中国和西班牙的贸易失衡,西班牙的白银不断的流入中国,那么在西班牙国内,就会出现通货紧缩。
西班牙政府的对策是,直接禁止和中国的贸易。对日贸易那边,政府为了打击走私,那
些商社做生意也不交税,所以明朝政府,就直接设置海禁。不准江南的商社和日本再开展贸
易。
中国当时的白银流入来源,主要就是西班牙和日本两国。明朝海禁,和西班牙中断对中国贸易。导致白银输入的规模骤减。这时候,明朝发生了很严重的白银危机。生产规模越来越大,白银越来越少,这是一场严重的通缩紧缩。白银变的越来越贵,货物变得越来越贱。
在这种情况下,家里持有白银的商社,大地主和有钱人,他们都把白银囤积或者埋了起来。
这就造成了通缩紧缩的恶性循环。钱越来越贵,商品越来越便宜,所有的东西都不值钱,所有的人都没有钱,到了这个时候,整个国家的人,都在等着明朝崩溃,好迎接一个新王朝。
明朝灭亡,信用崩溃,国家失去央行的职能,在开办商业和纺织业上,官办经济,又被
民办经济打的溃不成军。在国际贸易上,官办经济,也完全不是民办经济的对手。那么,既
然民办经济这么发达,理论上说,那就意味着更多的税收。但问题是,明朝对商业和以纺织
业为代表的轻工业征税,彻头彻尾的毫无办法,根本就收不上来钱。
国家越来越穷,穷的连军饷都发不起。地方豪强和商社,越来越富,他们富得成为了实质上的央行。天下大乱,烽火四起,他们担心山穷水尽的政府来强征他们的钱去打仗,所以都故意把钱藏起来。朝堂上,再串通东林党,配合他们偷税漏税。明朝到了这个地步,想不亡也不行了。东林党,就是那群呼吁国退民进和国企改制的人。
文章来源
《华夏文明的沧桑激荡三千年》(至道学宫)
原文链接:
http://mp.weixin.qq.com/s/gqTGbwCeEf8tZjjDOIOgTA
明王朝最直接的问题,是同时面对农民军和满清两线作战,又始终不能彻底解决其中一。其实崇祯还在的时候如果真的关心上民间疾苦,不放任东林党压榨百姓,最起码稳住内部矛盾是可以的。
李自成本来也是个驿站小员,崇祯为了节省开支,裁撤了几十万驿站小公务员,裁减就裁减吧还不安排别人后续工作,直接断了别人生路,结果他们都没饭吃了就只能造反,一路带领农民军挺进北京。
如果一开始就做到了稳住民心,后果绝对不会是被满清和农民军两路遇敌那样惨。
明朝灭亡不仅仅是一个政权结束,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的结束或者说剧烈转型,其影响程度可能比清末的现代化转型更剧烈
“宋朝灭亡不仅仅是一个政权结束,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的结束或者说剧烈转型,其影响程度可能比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更剧烈”……
所以说历史事件的影响不是能够量化的……
崇祯年间的主要问题,主要有以下各条
1. 党争: 党就很多了,什么东林党,浙党,楚党等。由此引发的钱谦益案,钱龙锡案等。
2. 阁臣的频繁更换。17 年换了 50 余位。阁臣的相互倾轧。比如周延儒和温体仁
3. 东北方的努尔哈赤。17 年间数次入关扫荡,攻城略地
4. 西北方的起义或者叫做动乱。
如果说前两个还是朝廷内部的问题的话,后两个问题就大了。
导致东西两线作战。
在初期到中期,崇祯手下还是有不少能人指挥者,可以独当一面,替朝廷分忧解难的。
比如从最开始数: 熊廷弼 孙承宗 袁崇焕 杨嗣昌 陈奇瑜 卢象升 洪承畴 孙传庭等。但是,这些人莫名其妙地在工作过程中或者因为两线作战中战死病死,或者因为一些问题被处死罢免,或者投降。总之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明亡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个和东西两线作战有关。当时明朝兵力分散太厉害。如果西北或者东北两者只有一个出现问题,相信最终都能得到比较满意的解决。
一个是崇祯的性格,作为一个领导人优柔寡断,做事没有大手笔。
这些教训在后来的历史中已经被某一些人总结了
1. 攘外必先安内: 这是民国时期蒋介石所代表的中央军的策略。其并不仅仅针对共产党,也针对所有地方军阀。蒋介石也知道,如果内部不稳,结果必然是抗日不成功,自己先成仁。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前期的中原大战和万里追捕红军,进而扫荡地方军阀都挺好。结果一场西安事变导致没有完美收官。蒋介石恨张学良是有道理的。
2. 领导人做事不能优柔寡断,这点毛泽东掌握得比蒋介石好
毛做事大开大合,一旦决定绝不优柔寡断,气魄宏大。这点蒋差多了。
太祖的称号不是哪个人都能获得的。蒋公的称号就显得小家子气多了
最重要的,朝廷人才选拔制度。
这是症结所在。
明朝除了初期靠战功上位的军事勋贵之外,主流是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确实可以选拔出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经过实际锻炼之后,就能成为合格甚至优秀的管理人才。
但问题是,科举造成了几个问题:
第一,参与科举本身,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活动。
真正吃不饱饭的穷人,很难让家里的一个男丁脱产读书,更何况结果有很大可能是名落孙山。
于是,就算科举考试本身基本公平,但成本就干掉了很多穷人。
而富裕的家族则可能使用类似于 “家族内众筹” 的方式,支持某几位子弟进行“科举冒险”,而最终的成功者,也会加倍回报投资者。
所以,科举制度实际上是在加剧贫富分化,富人可以将财富转化为政治影响力,而为获得更多的财富打下基础。
第二,从地域上看,经济发达,生活和平的地区往往更擅长科举。
从中国历代大一统王朝宰相来源上,就能很明显看出来。
汉朝自不必说,那时没有科举,上升通道基本是军功,血统和人脉,北方人占了 80% 以上的宰相名额。唐朝开科举,北方人依然是 80% 以上。
但随着经济中心南移,北宋基本是南北平衡,北方略优。而明,清两朝,南方经济远超北方,宰相(内阁首辅)数量也是如此,明南方人 70% 以上,清南方人近 60%。
高官来源集中这件事,在王朝上升阶段问题不大,毕竟那时总会有眼光长远,胸怀宽广的人才,超越狭隘的地域观念,从天下的角度思考问题。
但是,当王朝进入下降通道,麻烦就来了。
比如东林党,代表沿海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们的代表政策:
恢复海禁,普通商人不能再出海,国家不能再收海税。而掌握着执法权,想让谁出海谁就出海的大商人,大官僚阶层自然就获得了特许经营权。
至于减免盐税,茶税(都是特许经营的行业)…… 就不多说了。
说白了,就是国家政权已经无法制衡官僚,豪商,大地主三位一体的阶层了。
然后就是大家都熟悉的剧情,明明坐拥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经济圈,却搞到中央财政崩溃。
第三,另一个问题是,文官路线成为主流。
一个组织,选拔人才的逻辑,决定了它的发展方向。
靠文采和内政成绩作为选拔主要指标,就必然造成王朝整体不善战争与外交。
甚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也存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的官员极其他们制定的政策整体擅长经济,但是在军事外交文化乃至民族关系都给人感觉比较迟钝。
第四,明朝的制衡措施是,初期靠军事勋贵集团,后来长期靠太监。
我记得明太祖时期,和嘉靖年间张聰掌权时期都提过 “三途并用”,要打破选官员拔标准过于死板的问题,结果我们都知道,他们都被骂成了猪头。
不好意思,学到了不一定做的到!
有些人嘴上高喊唯物主义,实则内心仍桎梏在唯心的枷锁中。历史上的他们居庙堂之高,只会疑惑的问 “何不食肉糜”,却不知民间易子相食的惨剧;他们只会愤怒的咒骂 “不做安安饿殍, 犹效奋臂螳螂”,却不肯拿出哪怕半两的救济银。他们明知道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拉的屎是臭的,却非要拿起来闻闻;他们只知道隔靴搔痒喊口号,仁义道德加大棒,却不知只要产生问题的土壤在,李自成们随时可以暴兵;他们只会灌输参杂着孔学秕糠的毒鸡汤,自己则在历史的周期律里打转,永远找不到逃脱的出路。
川普与希拉里的大选看了很多,挺感慨的一点就是社会阶层的撕裂,彼此无法取得认同与共识,无法交流沟通。这一点,在明朝又如何不是呢。
我想起了一个严嵩的故事(当然也可能记忆错误,但的确是明时的故事)
严嵩入京时,在运河上坐船坐的有些饿了,便寻管家去买些东西。
恰好运河上有一老翁,驾着小船收了一些渔获,见有人买,很大方的装满了一个鱼篓,打算一起卖掉。
严嵩见了很好奇,便问这一整个鱼篓要价几何。
老翁道:“便给个十五文就好。”
严嵩怒道:“我何曾吃过这么贱的东西。”
旋即拂袖而去。
【明万历年间一石米大约 0.8 两,一两大概一千文左右,换算价格大约在五百元左右,十五文,其实也就七块五。】
读完故事的时候,很多人啧啧称奇说严嵩锦衣玉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而我,却可惜老翁,没了这么一个外快的收入,又想起一条鞭法,多少百姓苦于没有现银不得不在秋收贱卖粮食,在冬春贵买粮食。
-———–
其实严嵩的结局也不好,严嵩倒台以后回到家乡,人人唾弃,以至于需要到别人的坟墓里去吃祭品过活,晚景凄凉。
明亡于财政崩溃和政治腐败,简单说就是政府收不上钱,下级官员工资低但是灰色收入高,上级官员兼并土地还不用交税。
尤其是魏忠贤时期,纵容太监收矿税,乱杀朝廷骨干大臣,指鹿为马,而且贪污腐败达到峰,从此大明朝国库再也没有盈余。
军队也没钱,没有战斗力,最后崇祯时期疯狂收税闯王游击队出来了,和近代红军一样根本就剿不灭。
军队打不过女真人,国家内部一团乱怎么会不亡呢?
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其实就那么几条。
秦二世即亡,所以汉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开始强调儒学的仁义原则,施政开始以体恤民生为目标,官员从查举逐渐走向举孝廉,儒学在政治上的成功主要依靠两点:一是儒学强调秩序的重要性,而这既包括对政治秩序的定于一,也包括个人的道德自律自我约束;二是儒学以教化为重要手段,能源源不断的提供压倒性数量的士子
举孝廉最大的问题就是巨室豪门,所以汉与其说亡于黄巾起义不如说是亡于巨室豪门的贪婪,所以隋唐开科举来扶持寒门士子,汉之丞相权力也太大,容易出权臣,所以自北朝开始就开始搞省部制,所以唐兴主要就是依靠中下层崛起瓦解掉汉晋高姓对权力的垄断,用科举制度实现了社会的整体流动,但唐最大的问题就是太宗玄武门夺位,然后贞观之治而为一代令君,如此就带来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影响:只要我有力量、只要我能有所谓的贤能,就敢抄刀子。这其实是严重损害了皇权的合法性和威望,所以才有安史之乱。其后藩镇林立,皇帝废立操于家奴之手。
宋总结唐及之前的经验教训:
1、安史之乱、藩镇林立在于本末颠倒,武人难制,所以宋实行重本轻末,以文治武
2、看重儒学的自我约束能力,所以特别推崇文教,再次推高了儒学的地位,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本朝与士大夫共天下
3、出于对藩镇的担忧,把分权制衡做到了极致
如果说唐过武了点,宋则是过文了点,但本朝与士大夫共天下的皇权建设思路使得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自此,明太、李自成、洪秀全其政治、文化素质都远比曹操、司马、李世民他们要差,开国班底也是如此,这就导致了明太视野太小,有几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1、宋对文官过于优容,所以明对官员就过于苛刻,对吏过分贬低,直接结果就是再没有宋之文官的气节与担当,腐败问题就成为恶疾
2、特务统治,过度的监察其实就是不信任,虽然经过宋,文官体制想造反甚至和皇权分庭抗礼都不太可能了,但内在的对抗心理是存在的,所以才有所谓的大礼议,这就导致阁老们很难说有几个是在国家政治层面上来考虑如何治国
3、内廷坐大,用内廷制外廷,然后阁老们秩不过五品,负有科参职能的秩不过七品,所以明的政治结构就是为了维护皇权的安全而设计的,而对如何更好的履行国家职能可以说考虑不周
最严重的我想可能还是由于这第一条,由于官场腐化成为常态,而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却又主张道德自律、仁义为本,所以就出现了清流这个怪胎,干脆自标道德、不涉浊务,也就是不干活光开嘴炮还是地图跑,流毒一直蔓延到知乎:)
清承明制,还要加上文化钳制和思想禁锢,就不必多说了,民国以降的经验教训其实就两条:
1、落后就要挨打
2、发挥主观能动性
古今社会基础不同,所以明的经验教训其实对今天并无多大的参考意义。如果一定要找,我觉得倒是有一点比较重要:我们中国的政治可以说是贤能政治,所以重心应该在如何不扭曲贤能的评价标准、如何引导贤能者主动担当起其所应负起的责任、如何将贤能者的目标保持在家国责任上。
得到的最主要的教训,是在外敌入侵时,先把内部矛盾放一放,先击退外敌再说。所以,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捐弃前嫌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侮。试想,如果日本入侵时,两党依旧如南明各方势力那般内斗,结果会是怎样?没有正面战场在战争初期的浴血抵抗,共党有时间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吗?没有共党的敌后抗日破坏日军以战养战的企图,等日本成功的整合占领区资源后,正面战场又能坚持多长时间呢?抗战八年,国共虽然纠纷不断,但都遵守一条底线——统一战线不能破。
要严控潜在的汉奸数量
矛盾要分清主次
民以食为天
看到明史,尤其是明末,年轻时候看,边看边骂一群 sb,气的一扔,得过段时间缓缓再看,又过几年看,不再生气,只觉得明不亡天理难容。
现在再看,会想想当时明朝末期人为什么这么选择,既不是按照现代人的观念选择,也不是按照以前人选择,比如明末你会发现这些反清力量就不适合作,比如李定国和郑成功,几个皇帝还互相打,因为明朝自靖难起兵到夺门之变后的于谦被杀,家族流放,甚至当时还有人提议诛九族,把于谦提拔的人全杀了,证明哪怕你对朱明王朝有再造之功,站错队,就会死。
现在回想我如果是郑也会选择不合作,朱明皇朝后人给再多的保证和信任都是无用的,因为朱明皇朝的祖宗已经耗尽他们的信用,
湖广道御史萧震疏言,屯田之制,为古帝王养兵裕国之本。臣愚以为兵屯纵不可即行,而投诚开荒之策,未有不可立行者。查投诚之众,所攜家口,数倍正兵。若予以荒地,给以牛种,俾无失所,以为招徕之劝。一便也。再查绿旗兵有防御之任,投诚兵无汛地之责。是绿旗之屯田难,投诚之屯田易。二便也。近例投诚兵随标者,月给饷银,岁费金钱八十余万。将来台湾平后,尚有继至之人,与其糜费养兵之资,何如使开荒芜之地**。每投诚若干兵,应给荒田若干亩,岁省饷银若干两。行之三年,照田起科,是既省饷而又增赋**。三便也。查各省荒田,尚有四百余万顷,若将此地,分给投诚兵丁,使之耕种,则军储日实,户口渐繁。是力田即以阜生。四便也。疏入,命户部,兵部,行令各省督抚,确查垦荒事宜遵行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坚持一个领导核心绝不动摇。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1、不可透支国力,以明末的实际情况而言,就是朱元璋在世也不可能同时灭后金、剿灭农民军。重症只能缓治,能保住关内就不错了,攘外必先安内。
2、一个社会贫富差距太大,富人不交税,穷人独担赋税,一定不可长久,一定会天下大乱。一个稳定的社会一定是富人多交税,穷人少交税。
3、公知比贪官危害更大,贪官最多贪污点钱财,能力还是有的。公知就是一群嘴炮,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干着卑鄙无耻的勾当,想的不是江山社稷,而是他们的家族,小圈子的利益。
以史为鉴。
从明亡的历史中可以 get 到以下点:
1,言官——网上的键盘党,健政大 V,公知,意见领袖等等,信他们母猪会上树。
2,不要迷信偶像,也许是水太凉。
3,萨尔浒之战——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是我军致胜法宝
政治正确误国!
这里我说的政治正确主要是民族大义,夷夏之分,不和亲,不纳贡,不议和,不迁都之类。其实崇祯是有弹性的,可是被陈新甲这个猪队友坑了。最后变成了大家都知道议和是唯一出路,但没人敢说,连出面劝皇帝南狩都没人了。
农民军进京,那些满口道义的言官满脸谄媚立即投降,有时常用 “平时袖手谈心性,临事一死报君王。” 来讽刺清流,其实还真是高抬这些人了。
政治正确带来的后果就是满朝说假话,说空话,说大话,永远用最高成本解决问题,而关闭了所有可回旋的余地。
概要:明朝灭亡的教训都体现在清朝的制度里了
教训 1、自科举诞生至明朝,经过一千年,儒生阶层,从整体上看,已蜕化和堕落成一个自私、愚蠢、无立场、无节操的群体。
解决方案:满族部落基础之上的官僚政治制度;满人强行担任从中央到地方的关键职务;强化皇帝决断权,内阁成为摆设;军机处比内阁权力更弱,实质上是皇帝的一个亲信秘书班;。
评价:这保证了官僚体系能够代表和维护皇权的利益。(你们就不要想一个封建朝廷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了。要知道明朝的官僚体系最后出卖了皇权,满人牵制儒生至少保证了情况不会是最糟)
教训 2、世兵制度、坉兵的致命 bug 导致经制军队在明中后期丧失经济来源形同叫花子。
解决方案:八旗铁杆庄稼。
评价:解决了一个致命 bug,八旗的待遇稳定了 200 年不愁吃穿…… 诞生了新的致命 bug:八旗慢慢不能打仗了。可以说清朝吸取了明朝的历史教训,但受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当时的社会体制以及满人朝廷的眼界,无法找到好的解决方案。
教训 3、宦官之祸
解决方案:太监不得参与政治
评价:这是由于清朝有满人这个天然的忠于皇权的群体,因此不再需要太监来维护皇权了。只在最后几十年,当满族勋贵也不再靠得住而且满族军队无战斗力反而成为吞金巨兽的时候,太监才些许有干预政治的苗头。
教训 4、想到再写
有什么历史教训,就是千万不要太相信知识分子。
更要提防,边疆大吏,养贼自重,掏空财政。趁机扩军,再现藩镇。
最要戒备,官商勾结,架空朝廷。炮制舆论,愚民闹事。逃税避税,摊派草根。兼并土地,流离失所。哄抬价格,生计艰难。压低收购,血本无归。民怨沸腾,揭竿而起。
世界大同,基本扯淡。你救难民,难民谋你。一时之善,万世之祸。殷鉴不远,夏后之世。
白银资本对明朝的重要性
明朝结合元朝末年纸币滥发导致民怨沸腾的教训,一番摸索后确定白银为法定货币。此后,明朝经济有了稳步的发展,但相对整个中华帝国来说,白银的量远远不够。庆幸的是,此时欧洲已经发现了美洲,并从美洲开采了大量的白银,明朝通过和欧洲做生意,大量的白银流入了中国,极大地促进了明朝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带有雇佣制的江南市镇经济的发展,毕竟中国的丝绸、瓷器等是当时欧洲的硬通货,所谓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就是指这个时候。
然而,由于后来世界各地普遍出现的白银荒,加之明朝实行的海禁政策,流入中国的白银迅速减少,白银的匮乏导致明朝的经济几乎停运,像江南市镇的工厂几乎都处于停工状态,民间经济活动停滞,社会矛盾激化。因此,白银短缺是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当然,欧洲也面对同样的情况,但两者的反应却完全不一样。欧洲人因祸得福,在这种情况下摸索建立了现代的金融信用制度,于是公司、证券交易所等都建立了起来,为后来欧洲打开世界市场打下了制度基础。反观明朝则无所作为,任由经济自由衰落,当然结局可想而知。明朝的继任者清朝也没有走出这个怪圈,依然选择了白银作为货币。
在这个时期,也就是 17 世纪中叶,中国和欧洲的各方面经济状况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中国还在很多方面继续保持领先,但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法导致了迥然不同的结果。最终,中国开始将世界老大的地位拱手让人。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以成败论英雄,唯以成败论社稷。
我想先引用当年明月的一段话
很多人问,为什么看历史,很多人回答,以史为鉴。
现在我来告诉你,以史为鉴,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发现,其实历史没有变化,技术变了,衣服变了,饮食变了,这都是外壳,里面什么都没变化,还是几千年前那一套,转来转去,该犯的错误还是要犯,该杀的人还是要杀,岳飞会死,袁崇焕会死,再过一千年,还是会死。
所有发生的,是因为它有发生的理由,能超越历史的人,才叫以史为鉴,然而我们终究不能超越,因为我们自己的欲望和弱点。
所有的错误,我们都知道,然而终究改不掉。
能改的,叫做缺点,不能改的,叫做弱点。
每个人都想改变历史,但是实际上,历史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
因为人终究还是物。统计学上有一个大数定理,一两个数还体现不出数据的集中情况,数据多了,一目了然。
人也是一样,历史是什么,人类社会是什么,是人的一切行为的总和。一个社会的历史,是千千万万个人合力的结果。
要让这千千万万的人统一的改变想法,怎么可能?谁有这个力量?帝王将相吗? 他们的力量来自于人类社会内部,唯物史观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每一个巨人都是由无数个侏儒组成的,他们改变社会,就像人把自己提起来一样荒谬。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实际上每个人都是压垮骆驼的那根稻草
因为这就是人,这就是人性,人性是什么,是物质的性质,是不可改变的客观规律,是物质在一定条件下,一定会这样运动。
不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市井小民,他们都不过是历史车轮上的辐条。
明末情况实际上没有那么不堪,国家实力在那摆着,但是结局要多惨烈有多惨烈,纵向对比咸丰一朝:内部,太平天国无论从规模上组织上和破坏性上都远大于李自成张献忠之流,还有一个不遑多让,流动作战的捻军,西北有蓄势待发的回变,外部,关外有沙俄,京畿有英法联军,而明朝最大的外敌只有一个女真,但咸丰一朝并没有亡国,崇祯却如此下场。
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个人以为,王朝在兴盛时期,那君主自可以大权在握,乾纲独断,而衰败时期,如果君主对自身能力怀疑,或者能力不足,那则需要给下属臣子更多的权力,外放权力,才能让下属,地方大员施展拳脚,人尽其才,尽管这样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遗症,例如军阀割据等等,但无论如何,王朝的存续是第一位的。
明末出不了曾国藩左宗棠这样挽狂澜于既倒的人吗?显然不是。然而以崇祯的性格,如果他是咸丰,那曾国藩靖港惨败以后就已经人头落地了,而僧格林沁等人让捻军北伐军横扫京畿,那应该凌迟处死,也就没有后来什么事了,不能包容臣下,没有常态,不愿下放权力,今天抓这个,明天杀那个,自然没有力挽狂澜的人了,所以乱世放权,适当放纵下属是一个基本操作,至于平乱以后能够收权还是控制不住局面,那是另外一件事的两个分支了。
其次,一个不是教训的教训是,任何时候,平定乱局理应集中力量先打一头,崇祯口口声声说攘外先安内,然而实际情况是农民军每次剿得差不多了,又把人调走去打清军,然后农民军死灰复燃,两头奔波,最后两头玩完,几次清军入塞,崇祯先不必说议和这种事,就算打也不是那样的打法,部署失当,人口财产损失无算,多少名将白白送了人头,当时的情形,只能是稳住一头再收拾另一头,这是基本的道理
明亡很有意思,它是当今后清的一个反面镜像。
大明让李自成下岗,李自成请执政官上树下锅。
后清让李自成下岗,李自成过上了后工业时代的富足生活。
概观明末社会生态,贫富分化,区域撕裂,社会处于转型期,知识层从道德到立场都已和大众诉求背离,连通用货币都要绑定一种从外部输入的玩意。把明末那俩字去了,是不是就是当今社会的写照?
明代危局,重来十次也没有扭转的可能。
当今世界,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口称盛世。
为什么区别这么大?一定是后清有些东西,是大明所没有的。这个东西就是:转移支付。
在科层制系统下,管理是需要成本的。在管理制度不完善的时候,管理会产生负收益,管还不如不管,这是封建社会常见的一种现象。
因此,在封建社会的上层制度设计理念里,尽量达成一些自给自足的块状区域,是第一选择。比如比如自耕农,比如府兵,比如卫所兵制,比如东汉和唐代的边境军事管理,以地方财政自足为主。
但是财富和权力天生带有扩张效应,任何自给自足的块状区域,经过社会生态的数十年的自然演化,总是会以财富和权力向上层集中,下层被克剥的无以自存这种失衡来终结。自耕农是这样,府兵如此,卫所兵也是如此。
只要存在权力和财富的不平等,这种生态演化总是会上演。
除非革命。
革命政治不正确,那就改良。一个块状区域干枯了。这时候,就需要有能纵向调整社会 财富分配的机制,把那些无以为继的基层人口重新整合进新的资源框架里。
比如唐后期到宋代,既然土地兼并泛滥,那就改成以盐酒专卖和过路税来收取社会财富,然后养活职业兵。
比如后清,把工人和农民从国企和公社赶出去,然后以官办经济来重新把他们整合进据说更先进的现代化工厂里。
大明就这点不行,旧有的自给自足的块状区域干枯了,比如卫所兵制早八百年就不能用了,比如北方天灾人祸都税源枯竭了,就不能从社会共同体里榨取点资源来重新整合一下吗?
最重要的教训就是:面对敌我友利益交错,局面复杂情况下的统一战线思想。
**1、分清敌我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 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 年 12 月 1 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第 2 版,第 3 页。
**1、要坚持团结大多数、区分对待、具体分析的原则。**如 “逐个击破、反对少数、争取多数、利用矛盾” 与 “我不主动挑事,反击要在优势情况下进行,对顽固势力的反击要适可而止”的谋略原则。
**2、谋略的灵活性与原则的坚定性相结合。**如毛泽东言,“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统一战线虽然倡导统一,但是并不代表没有自己的主权,无产阶级和它的政治党派都有自己的独立性。要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要抓住主要敌人,不要树敌过多。
以上
PS. 个人微信主页 “祝你玉树临风”(ID:wbingow),持续输出,有时治愈。
在国家强大的时候尽快同化少 min,不然在末世的时候他们会让你留辫子。
唯一的教训就是:
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在他们们眼里,所谓的国家、民族、文明就是狗屁!在文明危亡的关键时刻统治阶级一点都不可靠,千万不要把希望放在他们身上!
唯一的教训就是,所有的教训都没人听,一定要重蹈覆辙才甘心。
永乐帝点了航海理念,收狗收到了爪哇。
居然下来没点殖民,还把航海给取消了。
于是内卷无疑了。有张居正也无力回天。
所以下饺子不能停,收狗不能停,带路不能停。哪怕万邦来朝变成万邦来艸。也好过景阳晚钟….
大明首发探索,或者扩张,才是王道!
以上皆是玩欧陆风云 4 的一点心得。
私有制的末日轮回,富人捞钱逼死穷人,穷人造反杀富人求生,阶级矛盾的威力就是这么惊人。细看明史就会发现灭明的主力多是明朝降将,满清不过顺水推舟把他们集合起来,我大明是自己灭亡了自己。
不能杀姓袁的!
这是满清统治阶级的总结。
这个不是玩笑。
统治阶级对历史的总结跟知识分子跟后世知识分子不一样。他们的历史观是围绕着神秘学、天命和类似 “五德始终” 这种天人感应的 “改朝换代理论基础” 去解构中国历史的王朝更替的。
其实满清对于明亡经验是有足够重视的。
也吸收了历史上的各种经验。
比如满洲立国开头就把 “金” 变成“清”。
比如将抑制警惕蒙古作为第一要务(几百年前的金国灭亡于蒙古么)。
比如借江南 “奏销案” 打压江南士绅阶层,其直接目的也是革除明末东林党和江南士绅对明政府的寄生和腐蚀模式。
上述都是战略层面。
当然也有神秘学层面的。
据说载沣准备杀袁世凯的时候就有人劝他:说明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明朝皇帝杀了袁崇焕。
明朝皇帝杀了袁崇焕之后没人替他卖命了袁崇焕。
如今的袁世凯也是当年的袁崇焕。
这姓袁的可不能随便杀。
你要是杀了袁世凯,没准他手下的北洋军揭竿而起,朝廷就完蛋了。
也有人举唐太宗不杀武曌的例子。
后来载沣就犹豫了,最后放过了袁世凯。
结果袁世凯虽然终结了满清统治,但毕竟没有将满清贵族赶尽杀绝。
历史么,听听这些花边新闻也是一种解读方法。
最好的敌人是死了的敌人。
再弱小的对手,在你病了的时候也能干死你。(最初努尔哈赤 13 幅盔甲起家,还是李成梁的家奴)
千万别养寇自重,有敌人就弄死。
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
要注意嘴炮和爱国贼。
中国人不自己搞自己,就没人能搞掉自己。
内政永远比外交重要。
政府要广开收入,不能逮着农民死坑。收钱少、见效慢、民怨高、逼急了还造反。
多劫富济贫,大明主要收农业税,一年辛辛苦苦全国几千万两,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放在九边。
李自成抓个福王轻轻松松上千万两白银。
北京城被攻,朝庭向城里富户募捐,好话说尽得二十万两白银。
城破大顺大杀富户,随便几千万两就有了。
善财难舍。
该迁都迁都,谁嘴炮让谁留守。
国民党如果与首都共存亡就真亡了,转进如风到重庆也是蒋委员长的难得英明之举。
随后委员长又转进到台湾,至少现在台湾还在 “民国 106 年”。能将国祚绵绵到百年以上,民国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也算长的了。
汉奸和平时期让他们 BB,战争起来直接 neng 死,汉奸比鬼子危害大!
该服软服软(当时李自成打到北京城下,要求封个王就退兵,崇祯多尿性,就是不肯,于是天子死社稷。众义正辞严的嘴炮大忠臣、东林党员们去大顺求官)
当皇帝性子不能太急,十几年换五十多位相爷,谁也干不好工作!
注意那些嘴上慷慨激昂的人,也许他们就是口活好,其他啥也不是!
只要出现党争,国家就别想好了。
地主阶层 + 公知代言人,比女真人和李自成张献忠们加起来还要坏。所以后来,某伟人豁出命也要搞土改和文革。
小资祸国,公知害民。
中国人几曾从中得到教训?
每一次权力更替,在野时信誓旦旦要 “替天行道”,要“解民倒悬”,可一朝把权掌,立刻就变样啊。依靠“极少数贤者” 的自制力和道德感召实在无法对抗人性的贪婪和欲望,先贤谆谆教诲,扛不住美人胸脯那二两肉,比不了银子发出的光芒,熬不过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权力瘾。
一代一代前腐后继,做官的人要和光同尘,有良知的人学会了难得糊涂三缄其口,大多数人不得不随波逐流,缺乏对等的外部监督,仅仅依靠内省式的纠察和道德的力量,无一例外会被内部的利益关系化解消融,这并非大明的痛苦,而是人类社会共有的死结。
明朝灭亡不是因为小冰河的低温、李自成的流民、努尔哈赤的十三付盔甲。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这句话说出来时,大唐正经历着由盛转衰的巨变,其后历朝历代的当局者可曾吸取了任何教训?
一部《资治通鉴》,一部 24 史,一笔一笔写下来,一页一页都是血和泪,无非希望当局者能够有所借鉴,但谁从中吸取过任何教训?写书的人认为这是防疫针,统治者看了以后能够获得免疫力,从此摆脱轮回,但哪个凡人能够抗拒绝对权力的腐蚀,哪个皇帝能体会到前朝末帝面临政权坍塌或者异族铁蹄入侵时走投无路、呼天抢地的绝望与痛苦?即使有,也仅仅是寥寥可数的良心发现。
从这个角度来看《24 史》《资治通鉴》,虽是良苦用心,但却付之东流,怕是先贤们的设想错了,否则怎么会始终走不出周期律的怪圈?每当看到乱世当中的生灵涂炭,既庆幸自己没有遭遇,又担心会不会有一天噩梦重演。
殷鉴不远,殷鉴在哪里?
换汤不换药,国名改了,纪元改了,皇帝换了,但还没有哪个王朝逃出过周期律,因为那时的中国人每一个都是局中人。
裁撤几个官员不是太大的难事,搞一些变法带给百姓一些好处也不算罕见,但能够从文化根子上去思考,找出一条适合中国治理道路的人,中国似乎还没有。即使有这样的人,在那个时候也根本不会有话语权,更不可能推动这种思索蔓延和深入,只好寄情山水之间寂寞一生罢了。
为什么?因为一切都被当做天经地义,习惯的力量太沉重,那个年代东西方又缺乏足够的交流,中国人只好坐井观天,一代又一代人不停地把命运寄托在好皇帝、青天大老爷的身上。
秦始皇想要二世、三世以至于无穷,我大明也同样要传之子孙万代以至于无穷,大清的辫子还希望永永远远的留下去,2000 年叠加的蛛网冷灰,还需要多少年才能扫除干净。所谓 “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 只是一句流传了 2000 年的鸡汤,时至今日没有几个人真把这句话当回事。
唯独鲁迅先生说的最准确: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做稳了奴隶与想做奴隶而不得两种状态——2000 年来,不论是帝王将相或者升斗小民,谁都不曾逃脱过这两种状态。
不能记取历史的教训,并非中国人独有,西方人同样如此。
有时候觉得,地球只是一个轮回者的试验场,帝王将相贩夫走卒都只为经历,包括地球在内,并不需要什么结局,只为经历而来。
品葱用户 HokazonoHazuki 提问于 8/10/2020 不特指某一类明粉。 品葱用户 荣耀归于上帝 评论于 因为明朝是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王朝,所谓“得国之正莫过于明”,“得国最正者,惟汉与明”。所以很多大汉民 …
最近有一篇文章爆火,说的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往往是二战时期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等人这样的SB,他们把国家拖入到战争泥潭,国运衰败了,自己最后也死翘翘了。 东条英机狂热忽悠军部主战派和“一亿玉碎”的日本人民疯狂开动国家战争机器,侵占东北还不满足便要打 …
本文为原创。 参考资料:顾城《明末农民战争史》《南明史》 洪兵《南明那些事儿》徐中约《中国近代史》(香港未删减版) 本文适合阅读对象: 对历史或明清历史(含南明) …
崇祯皇帝算是我大中国最后一位汉族帝王,偏偏又没能得到善终。他临自杀的时候留下遗言,声称自己并非亡国之君,而大臣们才是亡国之臣。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他崇祯从没做错任何事,错的都是别人。但是我们当然很难理解,在万恶的大一统帝王时代,如果帝王本身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