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位确诊新冠肺炎的一线记者:除了狗,我全家都被感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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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9日,

我们发布了文章

《媒体不死!武汉一线记者口述实录》,

没想到几天之后,

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武汉人敖慕麟

一家三口就相继出现新冠肺炎的病症,

他本人也成为首位,

从感染病毒到逐渐康复的一线新闻工作者。

敖慕麟在武汉接受一条采访

敖慕麟的求助信息在网络上获得关注

患病早期,

他们和大多数在武汉本地的患者一样,

经历了看病难、确诊难、入院难的困境,

我们在后台接到无数读者的询问,

听说敖慕麟找不到床位,

他们全家怎么样了?

目前,慕麟和妈妈正在家中隔离,

而爸爸仍然留在ICU病房。

几天前,我们和敖慕麟取得联系,

那天刚好是他父亲的生日,他说:

“现在最希望是爸爸能够康复回家,

之后给他补办一顿生日宴。”

****自述  **** 敖慕麟  编辑 **** 莫竣威

敖慕麟(左一)与摄像师

1月23日封城后,武汉天气冻得厉害。白天气温跌至接近零度,而且还不时下雨,这种湿冷下,体感的温度可能比零度还要低。

也就是这一天,我开始作为香港凤凰卫视的特约记者,为他们做了一段时间的前线采访报道,主要关注封城后,整个市面的各种情况。

香港凤凰卫视新闻中心,敖慕麟曾在此工作

我是武汉人,这里是我的家乡。其实我在2016年已经离开凤凰卫视了,这次武汉封城以后,是前同事联系我,希望我可以以特约记者的身份,协助他们做一些武汉市面的现场报道。

我在香港工作和生活了差不多10年,之前在台里做过港闻记者,后来在凤凰卫视资讯台担任新闻主编一职。2011年本·拉登之死、2014年马航MH370失踪事件、2015年的巴黎连环恐袭等等,我都参与过新闻节目的统筹和策划工作。

敖慕麟曾是凤凰卫视记者

武汉封城后的前两天,都是我自己拿着自拍杆、手机,一个人在街上完成报道。之后几经周折,我联络到一位摄影师刘亦农,我们就组成了一个报道小分队:我负责采访出镜,阿农负责摄影,我爸帮我开车。

我们主要关注武汉封城之初,市面交通和生活的状况。那天下着小雨,市面上人很少,当时连接江岸区和武昌区的长江隧道关闭了,我站在宽广的武汉大道,偶尔看到有车辆飞驰而过,路面有点湿滑,地面的反光映着几个大字:“出城通道封闭,敬请谅解”。这就是武汉大年三十的傍晚。

另一个是去了解物资供应情况,我去了麦德龙超市,也去了几家药房,起初口罩药物还是相对充足的,我采访了药店的老板,他卖的一次性外科口罩50个/盒,50块,他就对我说了一句,这个价格肯定跟平时一样,我们关键的时候肯定不会“发国难财”。

走访过的药店

总之,武汉这个城市,是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状态。

在特约记者这个身份之外,我只是个普通的武汉市民,仅有的外出防护装备就只有口罩。我在选定采访地点的时候,已经非常谨慎:不去医院,尽量选择人流不太密集、比较通风的地方,工作回家后第一时间进行全身消毒。

没想到这样,还是受到了感染。

敖慕麟在武汉市区报道新闻(影像来源:凤凰卫视)

** “如何感染、在哪里感染,**

** 我完全没有任何头绪” **

1月26号天气依然不好,自己的身体特别冷,也感觉有点累。这几天,手机、电脑、电视等一切媒介,关于疫情的信息密集轰炸。我想每个在武汉的人,心里都会默默问自己:我得了吗?我有可能得吗?

当晚,母亲告诉我,她感觉自己有一点发热。用体温计测过体温发现超过了37度。我马上警觉了起来,当时我让她先服用了一些退烧药,回房间进行休息。

1月27日晚的武汉某社区,群众高叫“武汉加油”

1月27日,很多人响应微信群的号召,在家自发打开窗户,高唱国歌、高叫口号,一声声凄厉的叫喊 “武汉加油”、“武汉加油” 回荡在夜幕之下,悲壮又动容。后来这种行为被劝止了,因为大家都对着室外大声呼喊,会增加受感染的风险。

当晚,终于连我也开始出现发烧的症状。

我们有担心,但没有恐慌。初期,我和母亲的症状都比较轻,只有轻度的发烧。甚至有一天晚上我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适,但测了一下体温依然是37度以上。我们知道武汉市的前线医疗资源非常紧张,任何一间医院的发热门诊,都处于爆满状态,所以我们不敢贸然去医院,打算先自我在家隔离,一日三餐就由父亲负责。

对于如何感染、在哪里感染,我完全没有任何头绪。我试图回想走过的地方、见过的人,但始终我们不知道敌人在哪,它到底有多大规模,也不完全清楚它的传播途径。

点击图片,重温敖慕麟在武汉封城初期的采访经历▲

冒着风险出去采访,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需要把信息传递出去,这是责任,然后就这么去做了。直到28号左右,我父亲也开始发热,并伴有肌肉酸痛和全身乏力这些新冠肺炎的典型症状。我开始变得非常担心。我无法判断,接下来的病情会如何发展?我们一家人会怎么样?

** “没有床位、120救护车要等4小时,**

** 我真的等不起” **

父亲的情况比较严重,我需要想办法作进一步的检查和确诊,但当时我了解到的情况是,有很大部分人因为对疫情不了解,心里恐慌,一旦出现任何病症,都跑去定点医院希望做个检查,多家大型医院的发热门诊,排队等待的人已经排到室外。

1月26日,武汉出台措施,

由社区卫生院负责新冠肺炎病人筛查工作

(图片来源:武汉市卫健委网站)

而我记得在之前采访中曾经报道过一则这样的消息:为了缓解前线的医疗压力,武汉发动社区卫生院对发热市民进行筛查,如发现有新冠肺炎疑似或严重病例,才会转诊到上一级的定点医院进行收治。

所以当时我就决定先去街道的卫生院做检查。29号早上我们一家人开车过去,大概10分钟就到了。这里地方不大,就两层楼,但比起定点医院,这里排队的人不算多,目测大概十几个左右吧,而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已经穿上了防护服。

因为这是武汉肺炎爆发以来,我第一次进入医疗结构,出于职业的本能驱使,我还询问了一下护士们的工作状态和物资情况。她们当时回答说情况还好。

街道卫生院的医疗设备有限,我们只拍了X光,做了血常规的检测。因为人不多,不到半个小时就拿到了结果,显示三人血常规的指标存在异常,我和我母亲的问题稍微轻一点,而我父亲当场就已经被医生要求说,必须要作进一步的检查。

如果按照标准的流程,我父亲这时候应该由街道卫生院安排,统一组织转送到定点医院接受诊治。但是医生直接告诉我:“医院转运的交通工具是120,因为运力不足,如果你们要等,起码4小时。”

敖慕麟自我隔离期间服用的部分药品

我觉得我等不起,即便到了医院,也需要排队做检查,在不了解定点医院的情况下,我不想冒着交叉感染的风险去医院排队。所以我在卫生院开了一点奥司他韦,也就是达菲,一种流感的特效药,之后去药店买点阿莫西林、一些中成药、解毒胶囊之类的。然后先自行回家休息。

当天晚上,我父亲的情况不是很理想,身体变得虚弱。在我不断打听之下,终于了解到武汉第三医院光谷院区可以做CT,人也不多。我家住在汉口,医院在武昌,当天晚上我们就开车,从城市的一端到另一端去做检查。

接诊敖慕麟的医生

晚上医院的人不算多,很快就轮到我们。接诊的医生,防护服上写着名字和三个字:萌萌哒。也许是医护人员之间,在互相鼓舞士气的一种方式吧。

CT的结果显示我们一家三口肺部都有感染,父母是双肺感染,我是单肺感染。医生说父亲的情况必须马上入院治疗。但是他们这里没有床位,没办法收治。我们只能按照医生开的处方去买药、去吃药,按照医嘱三天后复诊。

从1月30日到2月1日这三天,一家人都待在家中自我隔离。一个人待在一个房间,在家都戴着口罩。饭菜都是自己做自己的,然后各自端到房间里面自己吃,尽量避免近距离的接触和交流。

这三天我也尝试去联系一些医院和朋友,看是否能为父亲争取到入院的床位。但面临一个问题:我们只做了CT,还没有确诊。按照当时的流程,只有核酸检测呈阳性,才能确诊为新型肺炎,才有资格住院。但各种消息都在告诉我们,做检测的资格很紧俏。

三天后也就是2月1日,我们再到医院复诊,照了CT也查了血。显示我和父亲的感染面积仍在扩大。医生还是要求我父亲马上住院,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床位,最后我们也就只能够接受输液治疗。

医院排队缴费的人

** “从有希望到失望 **

** 我筋疲力尽,但没有绝望” **

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到了这样一个无助的地步。

眼看父亲身体越来越虚弱,我实在没有办法,只能尝试找原来的同事和朋友,跟他们讲了我自己的经历和情况。看能不能找到相关资源可以让父亲住进医院。

“医生建议我父亲因指标较危急,需住院。恳请领导联络有关医疗资源,安排我父亲入院,万分感谢。”

敖慕麟的求助信息,2月1日晚在朋友圈传播

从2月1日当晚8点开始一直到半夜,我的求助信息一直被不同的人在朋友圈转发:有朋友、有老同学,还有网络上的大V账号,很多媒体同行把我的求助信息转发到微博,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港台媒体机构如《明报》、《HK01》、《中时电子报》在第二天的报刊中也转载了我的经历。

媒体对敖慕麟的情况进行报道

当晚敖慕麟的微信收到各种消息

之后我的手机一直在响,打到都快没电了。微信上不停地有好友给我发来消息和慰问,也有很多人添加我好友,因为消息太多,连里面的新消息提示都不显示数字了,直接是三个点,根本回不过来。

朋友们很热心,给我发来了很多他们所知道的消息。不少人告诉我蔡甸区的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刚刚完成新改造,有600-700张床位,专门收治肺炎病人,那边也可以做到核酸检测,还附上了联络电话。

我拨打了医院那边的座机,但根本没人接听。但眼下的情况,已经不容许我再等了。我决定第二天还是先去医院那边试一试。

武汉某医院的急诊科过道(图片来源:向凯)

2月2日,早上10点我们就到了那边。发热门诊已经是人满为患了,走道上密密麻麻全部是人,很多患者只能在室外进行输液,也有人在露天的环境下等待入院。那天武汉的气温大概8度左右,风很大。我亲眼看见一个年纪较大的女士,她坐在轮椅上,身上盖着几层很厚的被子,就在室外等着被安排床位,不知道还要多久。

要做核酸检测,就必须先挂号,但医院没有人工挂号窗口,只能通过自助挂号机去完成。我让爸妈先留在车里面等我,自己一个人去排队。

发热门诊的自助挂号机就在室外门口处,当时只有十几个人在我面前排队。但是,整条队就一直僵持着,根本没有动过。我也不敢走开,因为只有这个办法可以挂上号,哪怕做到核酸检测,已经算是一个进步了。

武汉某医院的候诊大厅(图片来源:向凯)

然而,我从早上10点多一直排到下午3点,超过四个小时,机器就没有一个号放出来。我身边全部是发热病人,他们都在那儿等着。排队的人逐渐离开,在我前面就只剩下一对夫妻,他们两个人就这样轮流,在机器面前不停地去点击屏幕,不断地刷新页面,希望能够在第一时间拿到号去看病。但四个小时,没有任何收获。

武汉某医院的候诊大厅(图片来源:向凯)

后来我了解到,因为病人太多,医院根本没办法消化,所以当日后续再也没有继续放号了。

虽然我没有绝望,但就这样在户外白白折腾了一天,我没有拿到号,也没有得到确诊,更谈不上什么治疗,真的让我很沮丧,很彷徨。加上我开始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当时终于体会到什么是筋疲力尽。

我没有任何想法,只想赶紧回家休息,吃点东西补充体力,再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

敖慕麒的求助信息被大量转发

无奈之下,我只有再一次向认识的人寻求帮助。

当晚又再有新一轮的信息不断涌过来。但我实在太累了,已经接不动电话,后来我的大学同学帮我做对接。当中有很多朋友在外地发来消息,不过他们并不了解武汉的情况,就像今天的遭遇一样,那些医院是接诊的,但需要碰运气,需要等。很显然,我父亲当时的情况,已经不适合这样了。

庆幸的是,这天终于联系到比较明确的核酸检测和入院信息,2月3日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医院做了检测。当时我父亲的检测结果是阳性,直接被收入院,而我和母亲是轻症,只需回家自我隔离,按时服药治疗。

武汉金银潭医院是新冠肺炎的定点收治医院

** 我和母亲自行康复,**

** 父亲却仍然在ICU接受治疗 **

就这样,这段时间我和母亲一直留在家里按时服药,正常生活。目前体温已经恢复正常并维持两个礼拜了。其他症状也慢慢消失。

2月15日,武汉下了一场大雪

2月15日,我们和她的最新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证明呼吸道现在未监测到有病毒。不过湖北在12日改变了新冠肺炎的确诊标准,将临床诊断病例纳入确诊病例,所以根据CT复查结果,我是被确诊患上新型肺炎。

最近,区里的相关部门经常打电话来询问我家人的身体情况。每次打来都问同样的问题,我问做这些统计后续是否会有配套的支援安排?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三番五次同一个部门问同一个问题?

对方回答说:“会上报等上面安排,是上面领导让打的。” 封城已经一个多月了,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力资源花费在这样的统计上。

小区实施了封闭管理,出入处有人把守

敖慕麟家窗外的风景,楼下是一排排停驶的公交车

小区已经实施封闭管理一段时间了,外人不让进,居民要凭证出入,并且限制出行次数。购买物资很不方便。前几天通过微信,向菜贩订了一些蔬菜,无鱼无肉,148元,包括4元一斤的大白菜、15元一斤的葱蒜、10元一斤的小葱、青椒和1.5元一个的鸡蛋。价格都比平时至少翻了一番。街边小店一壶没有任何包装和生产信息的5斤装酒精售价138元。

非常时期,涨价可以理解,但如果这成为常态,我想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负担得起的。

家里的泰迪犬中秋

我家现在状态最好的是叫“中秋”的泰迪,她一如即往地爱恋她的球。只是每天可怜巴巴地蹲门口,似乎期待着我带她去楼下溜溜。

这段时间,我非常感谢老东家凤凰的领导和同事们提供的各种帮助和支援,以及母校人大的师长、校友和同学们的关心。就连在香港一起居住过三年,没怎么正常讲过话的女室友,现在每天都给我发一大段信息,介绍香港抢厕纸的战况,给我鼓励为我祝福,真的很感动。我想那三年我们讲过的说话加起来,都没有这两周说得多。

今年的2月18日,是我父亲59岁的生日。我祝他生日快乐,虽然他现在在病房里听不到,但我希望他能够度过这一个难关,回家后,我们一起吃饭,这是我现在最大的心愿。

图片由敖慕麟、向凯提供
封面摄影师:谢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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