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做对了什么

使用CN2/CN2GIA顶级线路，支持Shadowsocks/V2ray科学上网，支持支付宝付款，每月仅需 5 美元

## 加入品葱精选 Telegram Channel ##

没有封城，经济未停摆，传染源有效隔离，重症挤兑及时消解，病死率较低，但仍需准备长期战疫

在韩国，做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开车前往，户外进行，不过 10 分钟。

梦真 (化名) 的感冒症状反反复复，折腾了一个月。身处韩国疫情最严重的东南部第四大城市大邱，她担心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

3 月 7 日，梦真的丈夫开车载其来到家附近的医院。医院空地处，搭建了临时采样点。梦真坐在副驾驶座上，摇下车窗。「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从可移动的白色帐篷中走出，将细长的棉签伸进梦真鼻孔最深处、咽喉处。从开车停靠，到采样完成，不用下车，接触不到别的待检人士，全程 8 分钟。「就像去麦当劳 drive-through，开车取外卖。」

两天后，梦真收到医院的短信通知，结果为阴性。她终于松了一口气。

在韩国，有 50 个这样的「免下车」检测点。全国范围内铺开核酸检测，超过 31 万人进行了筛查。疫情全球扩散，「韩国作业」成为效仿对象。韩国官方将此次对抗新冠疫情的秘诀，总结为「TRUST」：公开透明 (Transparency)、行踪轨迹和隔离监督 (Robust Screening and Quarantine)、创新并普遍推广检测技术 (Unique but Universally-applicable)、严格管控 (Strict Control)、治疗 (Treatment)。

韩国与中国隔海相望，经济、人员往来密切，是海外最早发现新冠疫情的国家之一，也早早拉响防疫警报。1 月 20 日韩国境内出现首例病患后，病例零星出没，过半有中国接触史。

2 月 18 日，一名大邱地区的 31 号病例出现，疫情传播按下快进键。这名「超级传播者」确诊前十分活跃，接触过近千人。韩国与新冠病毒的「遭遇战」就此打响，确诊病例数一度飙升，总病患数一度仅次于中国，2 月 28 日 9 时至 2 月 29 日 9 时，单日新增 909 例。

拐点也来得很快。3 月 6 日后，韩国境内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开始呈下降趋势，曾一度回落至单日两位数增长。这一转变引发外界广泛关注和讨论。

但 3 月 19 日官方数据披露，韩国确诊人数又出现明显反弹，截至当日零时，韩国累计确诊病例数达 8565 例，较前一日新增了 152 例，近五日内首次出现单日新增超百例。新增病例出现反弹，系疫情稍缓的大邱地区，西区的韩爱疗养院暴发院感，确诊人数达到 75 人，其中 17 人为医护人员。聚集性发病的风险依然高企。

分析多认为，由于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存在，目前称韩国已经取得抗疫胜利「为时尚早」。但不能否认的是，其防疫措施已取得阶段性成效。

和几乎所有国家最初接触到疫情的反应相似，韩国最初也对新冠病毒超乎以往冠状病毒的传播能力不甚了解。随着疫情变化，策略几经调整之后，韩国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抗疫之路。既没有采取中国壮士断腕般的「封城」手段，又没有效仿日本和风细雨式的「居家自我隔离」，经济活动未中断，虽然初期确诊病例骤增，但重症挤兑被及时消解，病死率在全球列国当中保持较低水平，近日死亡病例渐增，也仅升至 1% 左右。相较同时期病例数激增的意大利，也和高龄人士感染比例偏高有关，该国新冠病死率已达 7.5%。

3 月 1 日，韩国首尔，身着韩服的游客戴着口罩在景福宫游览。

「一个月前，韩国面临社区传播加速的问题，但它没有投降。」世界卫生组织 (WHO) 总干事谭德塞 3 月 18 日公开表扬韩国经验称，韩国政府教育社区，增强社区能力，鼓励社区参与；制定新颖检测策略，并扩大了实验室能力；在特定地区，详尽追踪和检测密切接触者；在指定的机构而不是医院或家中，隔离疑似病例。WHO 建议，正在发生社区传播的国家汲取韩国等地的经验教训，因地制宜采取应对措施。此前在 3 月 11 日，WHO 宣布了新冠肺炎具备全球「大流行」(Pandemic) 的特征。

与此同时，欧洲和美国多在中国的疫情愈演愈烈时，采取了外紧内松的防疫措施，放松了警惕，境内应急准备工作并未有效开展。直至 2 月下旬，和韩国一样，新冠病毒突然杀了个回马枪，在本土迅速扩散，病例陡增。面对汹汹疫情，欧美民意分歧，核酸检测能力欠缺、医疗物资储备不足、医疗机构不堪重负，无法交出稳打稳扎的韩式答卷，也难以照搬。

韩国抗疫战是如何迅速走出低谷的？

提前预警

曾在 2015 年被指应对中东呼吸综合征 (MERS) 疫情不力的韩国政府，此次对新冠疫情警惕性颇高。

2019 年 12 月 31 日，在中国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疫情后，韩国是最早作出反应的国家之一。

早在 1 月 3 日，韩国保健福祉部下属负责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疾病管理本部 (KCDC) 就已经启动「不明原因肺炎」应对小组，召开专家会议商讨对策，并启动 24 小时紧急状况室。

1 月 8 日，韩国境内发现首例「不明原因肺炎」的疑似病例。这名 36 岁的中国籍女性，居住在韩国京畿道。2019 年 12 月中旬，她前往武汉出差，返回韩国后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医院在诊断后，立刻向 KCDC 报告。

韩国当局对这一疑似病例高度重视。卫生部门对其进行多种呼吸道病毒感染检测，也对病患前往武汉的同行同事、接触者等展开排查，其所在地区的各保健站密切监测接触者的发病情况。三天后，她的冠状病毒检测结果均呈阴性，韩国当局立即发布通告向公众报告详情，并称虽然患者的病因尚未完全查明，但应可排除其与「不明原因肺炎」疫情的关联。

虽然虚惊一场，但韩国的疾控系统从发现疫情到公开披露的全程一气呵成，经过了一次实战测试。警钟早早敲响，韩国对中国武汉入境人员加强了检疫，并密切关注中国的疫情动态。

1 月 13 日，泰国确诊首例武汉以外的输出病例；1 月 16 日，日本也出现首例患者。中国之外的个案不断出现，韩国也决定加强本地社区防控，重视尽早发现、预防扩散。1 月 16 日韩国即宣布，对于访问武汉后 14 天内出现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的人员，须立即向上申报，疾控部门迅速进行病例划分，并着手安排冠状病毒检测。

首例患者在 1 月 20 日确诊，同一天即对外报告。这也是北京、广东等地向公众披露首例患者的同一天。

这位来自武汉的 35 岁中国籍女性，在 1 月 18 日，即入境韩国前一天，已出现发烧、发冷和肌肉酸痛等症状，但在中国就医时被诊断为感冒。她于 1 月 19 日从中国武汉通过仁川国际机场入境，在机场检出高烧等症状后被隔离，并被转入指定的仁川医疗中心进行检测和治疗，1 月 20 日上午确认感染新冠病毒。患者称，她发病前未曾到访过当时被认为与新冠疫情有关的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等地，也不曾接触过野生动物。

这一确诊消息打响了韩国防疫战的第一枪。当天，KCDC 宣布将该疾病的预警级别从最低级「关注」上调至第二级「注意」，并宣布成立「中央防疫对策本部」，以加强对确诊患者的观察和管理、对疑似病例的检测等，实施 24 小时不间断监控。同时，相关防疫部门也与地方政府建立合作机制，构建立体的应急防控网。

就在中国卫健委将新冠肺炎纳入乙类法定传染病、按甲类管理的 1 月 20 日后，韩国卫生部门也于 1 月底迅速修订法律，将新冠病毒肺炎列入最高管理级别「甲级传染病」，与埃博拉、SARS、MERS 同属一类。鉴于中国方面披露新冠病毒潜伏期长可达 14 天，为遏制疫情扩散，韩国当局开始对 2020 年 1 月 13 日至 26 日期间入境韩国、来自武汉的 3000 人进行追踪和检测。

1 月 23 日，在武汉宣布「封城」的当天，KCDC 作出决定，将派遣流行病学调查员到武汉实地了解疫情情况。与此同时，韩国国内开始着手建立由大型私人医疗机构参与的规模化新冠病毒检测系统，预计 2 月初完成。

1 月底，针对从武汉入境的航班，韩国还设置专用通道，利用热红外感应技术和非接触温度计对全体乘客逐一检疫；对于发烧旅客，还将进行流行病学询问和调查，一旦判断有传播病毒的可能，将立即送往指定医院隔离。这种入境口岸的逐人检疫方法，是韩国检疫所的最高级别防疫措施。

这些措施的成效很快体现。首例输入病例发现后的将近一个月时间内，韩国疫情一直发展缓和，单日新增病例均未超过 4 例，到 2 月 17 日，境内累计发现确诊新冠病例 30 例，包括 14 例境外输入病例和 16 例与他们有过密切接触者。2 月 11 日至 15 日，甚至连续 4 天无新增病例。韩国总统文在寅曾在 2 月 18 日自信预测，疫情「不久就会消失」。韩国总理丁世均则向人们保证，出门不戴口罩是可以的。

然而，因及时布防带来的平静仍然被打破。

祸起「新天地」教会

出现首例患者近一个月后，韩国疫情突现拐点。

2 月 19 日，韩国一天新增确诊患者 20 例，其中有 14 例去过大邱市的「新天地」教会，另有 1 例与该教会最早发病的一名女信众在医院有过接触。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宣布，大邱市「新天地」教会内发生了超级传播事件。

「新天地」教会是韩国人李万熙于 1984 年所建的新兴宗教组织，颇富争议性。有人视之为极端团体，并受到正统基督教会的抵制。「新天地」教会的组织结构封闭，其名下资产、成员数量及分布情况此前也鲜为外界所知。目前，超过 20 万「新天地」教会信徒遍布韩国全境，且集体活动频繁，大大增加了病毒从大邱「新天地」教会传播到其他城市的风险。

在每次约两个小时的礼拜中，所有的信徒都会席地而坐，用双臂拥抱彼此的肩膀，放声唱歌。大量人群在教会大楼结束活动后，都要从高层大厅走回一楼的楼道间，解散的过程通常达 15 分钟至 20 分钟。这些活动，不可避免地加大了信徒间彼此感染和传播病毒的可能性。

时至今日，「新天地」教会内的传播路径也不明晰。2 月 18 日，一名 61 岁的韩国女子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以「超级传播者」身份进入大众视线。她是韩国境内第 31 例确诊新冠患者，自称 2019 年 12 月之后就没离开过韩国。

在 2 月 7 日首次出现发冷、咽喉痛等症状后，前述「31 号病例」即入院治疗，至 18 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后来，医院一名工作人员也确诊感染。在出现症状前，这位女士曾两度前往她加入的大邱市「新天地」教会。住院观察期间，她又于 2 月 9 日、16 日两度前往该组织聚会。在发病前后，她总计参加四次宗教活动，前后接触该教会中的 1000 余人。邻近的庆尚北道清道郡大南医院院内感染也随后暴发。

2 月 20 日 9 时至 2 月 21 日 9 时，韩国境内又新增 74 例新冠确诊病例，累计确诊达 156 例。新增病例中超过八成集中在大邱市和庆尚北道，44 例与「新天地」教会有关。

2 月 25 日，韩国当局决定对境内超过 20 万名「新天地」教会信徒全面排查。此后，韩国境内日确诊病例开始指数型增长，疫情全面暴发，到 2 月 26 日突破 1000 例，2 月 29 日突破 3000 例，3 月 4 日突破 5000 例，3 月 8 日突破 7000 例。这期间，中国疫情已经趋缓，韩国感染者增幅连续数天超过同期的中国。

韩国大邱与庆尚北道的病例占全国总病例的九成。尤其是在 250 万人口的大邱，以「新天地」教会为中心的疫情扩散速度远超其他地区，该教会信徒确诊的比例也高于普通市民。到 2 月底，与「新天地」大邱教会相关的确诊病例数已达韩国全国总数的一半。

尽管 31 号病例被认为是导致「新天地」教会出现集体感染的「超级传播者」，但韩国当局并未判定其就是「新天地」教会的感染源，也尚未查出该组织内首个新冠病毒感染者。

但韩国防控部门称，有 2 名「新天地」教会信徒 1 月份曾访问武汉，其中有 1 人在 2 月下旬确诊新冠病毒肺炎，但由于这名确诊信徒发病的时间为 2 月下旬，尚难判断是不是此人最先引发「新天地」教会内的集体感染。

病毒在整个教会悄然传播。「新天地」教会对疫情发展影响之深和激起的民怨之大，让李万熙面临法律指控。

首尔市政府 3 月 1 日宣布，已向首尔地方检察院提交诉状，要求依照相关法律起诉「新天地」教会创始人李万熙。次日，李万熙在京畿道的「新天地研修院」召开时长 20 分钟的记者会，并就教内新冠病毒集体感染事件，向韩国社会跪地谢罪。

但道歉为时已晚。被「新天地」教会引燃的疫情，已经迅速延烧到韩国全境。韩国多家医院也发现集群感染，韩国军队及驻韩美军也未能幸免，甚至青瓦台、国会等机构也一度面临病毒威胁。

3 月 3 日，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随着大邱和庆尚北道地区新冠病毒危机达到顶峰，整个国家已进入与传染病的「战斗状态」，政府所有机构进入 24 小时全面戒备状态。

防疫机制大考

在 2 月 19 日前后，随着疫情加剧，韩国开始紧急构建从中央到地方的协同指挥系统。

韩国曾在 2015 年中东呼吸综合征 (MERS) 应对过程中遭受过重创，此后对突发传染病应急管理系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当年 5 月 20 日，韩国国立保健院判定了首例 MERS 患者，当时患者入境已有半个月，截至 5 月 31 日，韩国共出现 18 名 MERS 患者，其中多名患者在不同医院间辗转，导致院内感染扩散。这一以输入性散发病例为主的传染病在韩国一度失控，当年 6 月也被称为韩国的「黑色六月」。

最终，韩国 2015 年 MERS 疫情中共隔离观察 16693 人，确诊 186 名患者，其中 36 人死亡，病死率约为 19.4%。和新冠病毒相比，MERS 疫情扩散速度更慢，后者传染风险相对较小。但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博士葛小辉在一篇论文中总结，韩国政府迟缓的应对速度及近乎无动于衷的态度深受诟病，也让韩国人感叹 MERS 本是天灾，最终却成为人祸；而韩国医疗体系以私立医院居多，医院为追求多接待患者而缩短看诊时间，并吸引大量患者直接到大医院就诊，助长院感发生，间接成为疫情失控的推手。

韩国疾病管理本部 (KCDC)，成立于中国发生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SARS) 疫情之后。韩国境内当时并未遭受 SARS 病毒威胁，但韩国政府从中国疫情中意识到建立疾控体系的重要性。在 MERS 疫情暴发后，KCDC 建立了应急事件中心 (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并获得更大自主权。KCDC 的负责人从「室长」级提升至「副部长」级，拥有人事管理和预算决定权，包括可以聘用全职流行病学家，并授权他们在现场直接采取实际行动。

KCDC 自此也得以全面管理疾病防控的每个阶段，其他政府机构，如总理办公室、保健福祉部、公共安全部门等均发挥辅助作用。传染病也根据风险级别被重新分类，中央和地方的责任明晰，其中新发和高危传染病可由 KCDC 领导的中央政府直接处理，低风险传染病则由省市负责。

除了 KCDC 的改革，2015 年，韩国政府决定建立初发传染病疫情防控体系，建立专门的诊疗系统和隔离检疫设施，比如大量增加负压隔离室数量，为首尔周边及 17 个省市指定临时隔离设施，增加专门从事传染病诊断检测的实验室数量；此外，为防止院内感染，每个医疗机构都被要求在急诊室建立分类系统，并扩大医院感染控制所需的基础设施。

新冠肺炎疫情如同一场前述改革措施的「大考」，改革后的传染病应急体系很快运转起来。

1 月 3 日，在当时被称为「不明原因肺炎」疫情小有暴发苗头时，韩国政府便发出一级蓝色预警，并发布信息称，疾病管理本部迅速组成疫情「对策小组」，启动 24 小时应对体系，加强对自武汉入境者的检疫。该通告长达两页。

根据韩国疾病管理本部发布的《传染病灾难危机管理标准手册》(2017)，韩国的传染病危机警报体系共分为 4 个级别，分别是「关注」(蓝色)、「注意」(黄色)、「警戒」(橙色)、「严重」(红色)。在韩国出现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聚集性感染后，预警级别也不断上调。

2 月 19 日，在「新天地」教会出现集体感染事件之后，韩国将警报升至最高级别红色，由韩国总理担任「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central disaster and safety countermeasure headquarters) 本部长，构建以该本部为指挥中心的全国防疫体系，并专注于防范「大流行」的措施。其中，KCDC 与负责检疫隔离工作的控制塔 (quarantine tower) 负责支持具体防疫工作，保健福祉部提供支持。由总理担任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本部长，在韩国历史上尚属首次。

在具体执行层面，中央层级的传染病应急和防疫工作仍由 KCDC 统筹；此外，由保健福祉部长官担任本部长的「新冠病毒感染症中央应急处置本部」，以及由行政安全部长官担任本部长的「泛政府对策支援本部」，共同协调管理和提供支援，后者还负责中央和地方自治团体间的协调工作。在地方层面，则以市长、道知事等地方政府领导人为本部长，成立各地区的「灾难安全对策本部」，形成地方防疫的基本盘。

防疫部门最先开展的工作，就是对逾 21 万名「新天地」教会信徒展开全面排查，并定下目标，要在未来一个月内遏制疫情向其他地区继续扩散。韩国当局当时已对民众发出预警，表示随着针对「新天地」教会信徒的大规模排查展开，预计国内确诊人数将出现一波激增。

但这一大规模的排查工作并不容易，韩国政府和「新天地」教会曾进行多次交锋。2 月 26 日，韩国国会全体会议上通过《传染病防治管理法》《检疫法》《医疗法》，统称「新冠三法」，其中《传染病防治管理法》修订案规定，拒绝接受卫生部门病毒检测要求的人员，将面临最高 300 万韩元 (约合 1.7 万元人民币) 的罚款；此外，对于违反住院或隔离措施的人，惩罚将从原有的 300 万韩元以下罚款强化为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1000 万韩元 (约合 5.8 万元人民币) 以下罚款。

「在『新冠三法』出台之前，(韩国) 政府觉得有好多措施没有办法强制性执行，力不从心，没有形成政党和国民的共识，所以国会在那个时候迅速出台『新冠三法』，体现了疫情严重之后各界全力应对疫情的基本共识，也大大增强了政府相关防疫措施的威慑力和有效性。」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董向荣说。

「新天地」教会最终答应提供信徒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和住址，先提供 2020 年 1 月到 2 月访问过大邱教会活动的信徒，及访问其他地区的大邱教会信徒等高危人群名单，并尽快提供所有信徒的名单。KCDC 则对高危信徒进行病毒检测，并致电询问其余信徒是否出现异常症状，追查行踪。

KCDC 等本部还发表论文称，在流行病学调查方面，为避免患者访谈等传统手段造成的流调结果遗漏或错误，韩国政府采用多种技术手段，如查询手机 GPS 定位信息、信用卡消费记录、闭路电视监控录像等进行综合分析。而对于对新冠确诊患者、疑似患者、入境人员、普通人员、疫情重灾区人员，政府也通过手机软件进行健康信息管理。

检测「闪电战」

宋乔 (化名) 于 2007 年移民韩国，是一名家庭主妇。在自己的一个「新天地」教会的朋友确诊之后，保健所要求她先在家自我隔离。隔离期间，她每天都接到保健所来电，询问其是否在家及有没有出现症状。出现感冒症状后，2 月 27 日，她被安排接受检测。两日后收到检测结果，呈阴性。

「我觉得韩国政府反应挺快的，快速跟踪、化验疑似感染人群。如果有一人感染，这个人的活动轨迹所触及之处，包括饭店、办公室等，所密切接触的人会被『盯上』。」宋乔说。

宋乔接受检测时，在首尔工作的长春人苗女士的手机上，也越来越频繁地收到当地政府发来的防疫指导；人流逐渐稀疏的首尔街头，越来越多的人戴上了口罩。苗女士的丈夫韩大海是韩国人，他经历了 2003 年 SARS 和 2015 年 MERS。韩大海说，「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这么多人戴口罩」。他还发现，首尔街头可以提供免费新冠病毒检测的移动检测站多了起来。

正是包括这些移动检测站在内的超过 600 个检测点和 110 个实验室，撑起了韩国此次防疫的核心举措——大规模检测。从首例病例发现以来，随着疫情不断升级，韩国防疫部门多次更新新冠疫情应对指南，多次放宽检测标准，逐步加大对人群的检测范围。

如何与传染性至强的新冠病毒赛跑？在病毒肆虐之初，2 月下旬病患迅猛增长时，韩国选择了「闪电战」，大规模铺开病毒检测，布下天罗地网，围追堵截病毒。韩国境内报告病例在 2 月 19 日后的迅猛增长，也是对感染源「新天地」教会密集大排查和全国范围内检测的结果。

「新天地」教会信徒遍及全国。韩国政府 2 月 25 日宣布，将对全国境内所有「新天地」教会信徒进行新冠病毒检测，并将随时公开检测结果。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称，截至 3 月 3 日，对全国 19.5162 万名「新天地」教会信徒中的 98.7%进行了电话调查，确认是否出现新冠病毒感染症状，有 13241 名信徒称自己出现了症状，其中近五成进行了检测。在大邱地区，已经有 4328 名「新天地」教会信徒接受检测，阳性率高达 62%。

疫情暴发两周内，确诊病例数从两位数增长到四位数，韩国检测了超过 12 万人。相较之下，美国联邦政府日检测处理能力直至 3 月 11 日仍停留在 300 次至 350 次。

「韩国是此次新冠抗疫里的『优等生』。」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全球卫生问题高级研究员黄严忠对财新记者表示，「韩国政府反应很快，发现『超级传播者』后，马上采取了行动，执行力很强。大范围做检测，是传染病围堵策略的重要方面，在疫情初期阶段，病例较少且集中的情况下效果明显。」

韩国仁川医疗中心传染病科医师 Jin Yong Kim 对财新记者分析称，「新冠病情在发病早期有很高的传染性，但症状很轻。在这个时候，向医务人员或周围接触者传播的风险最高。」和许多中国的专家一样，他认同，大规模筛查、早诊断、早隔离，对疫情防控具有重要意义。

他指出，韩国此次应对新冠病毒与 2015 年应对 MERS 的目标是不同的，当时的主要任务是阻断院内感染，而非社区传播，「韩国很快放弃了对抗 MERS 的反应手段，提前转向大规模的筛查检测，抑制流行病在社区内传播。」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要配套依据基因序列研发的试剂盒使用。在世界上其他许多地区，哪怕是到了现在，仍有大量新冠肺炎疑似患者无法兑现病毒检测这道确诊「金标准」，被挡在院门外，成为移动的传染源。实际确诊病例数量亦因此缓慢「爬坡」，对疫情判断、公众知情造成干扰。

韩国则依靠「抢跑」备下了病毒检测试剂盒。数家体外诊断试剂企业都经历过中东呼吸综合征 (MERS)、埃博拉、禽流感等疫情，这些由博士、教授「下海」打理的公司非常专业，反应迅速。

据韩国当地报纸《京乡新闻》3 月 10 日报道，1 月 17 日，疾病管理本部和大韩诊断检测学会就已经举行了应对新冠肺炎的会议，讨论检测技术，与检测试剂盒生产商分享信息。彼时，韩国尚未出现确诊患者。

韩国的检测效率和覆盖面在世界名列前茅。这得益于 2015 年 MERS 时期的教训。MERS 疫情后，韩国实验室与相关人才数量大幅增长，「当中东呼吸综合征的第一例确诊患者出现时，在韩国能够检测该病毒的，只有韩国疾病管理本部 (KCDC) 以及首尔大学医学院两处。」首尔大学医学院诊断检查医学科教授成文宇 (音) 表示，为了不重蹈检测短板的覆辙，在新冠疫情来临前，KCDC 和诊断检测学会便已未雨绸缪。

随之建立的，还有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处 (MFDS) 的「紧急使用许可」制度。这一制度意在遇到传染病大流行，急需诊断试剂但国内没有许可产品时，疾病管理本部长要求的诊断试剂经食药处长批准，可以限时制造、销售和使用。

《京乡新闻》引述首尔大学医学院诊断检测医学科教授宋相勋 (音) 的观点称，韩国国内组成了诊断检测领域的医疗人员库，有 1200 人。韩国学界很早就把诊断检测领域作为独立的医学学科，持续积累技术力量。

在 1 月 11 日中国疾控中心向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分享了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后，Kogene Biotech 公司当天即启动了诊断试剂研发，较韩国 1 月 20 日出现首宗确诊病例提前了近 10 天。2 月 4 日，该公司的核酸检测试剂盒率先获得 MFDS 的「紧急使用许可」上市，以往 MFDS 的审批流程耗时长达约一年。2 月 7 日起，它开始向韩国疾病管理本部和 50 家定点医院的检测实验室供货。

2 月 12 日，另一家韩国科技公司 SEEGENE 的试剂盒也获得紧急许可。在大邱疫情暴发后，SOLGENT、SD Biosensor 等公司的试剂盒也相继获批。

《朝鲜日报》3 月 17 日的报道显示，截至 3 月 16 日，韩国共有 5 家试剂盒企业获得 MFDS 的生产许可，其中 4 家实现量产，能够满足国内需求，可支持每周数十万人次以上的检测量，甚至谋求出口。官方信息披露，目前韩国日均检测能力在 1.2 万人左右，最高时可达 2 万人，检测结果一般在 6 小时-24 小时内获得。这意味着，韩国全境每 250 人里就有 1 人经过了检测。

「韩国此次抗疫，国家和社会层面互动良性，早早地把私营部门囊括进来，扩大病毒检测覆盖面。」黄严忠评价说。

谈及韩国能够进行大规模检测的原因，医师 Jin Yong Kim 还表示，大规模检测得以推行，韩国私营机构和民间组织的努力功不可没，「在韩国私人医疗设施约占全国医疗机构九成的情况下，大规模开展检测，没有医务人员的献身精神是不可能实现的。必要时，社区的医疗团体还会自愿协助进行检测。」

「抗疫前线」公私营医疗检测机构快速联动，韩国各市、道的 18 个公立保健环境研究院，以及 95 个私立检测实验室，都在昼夜不停运作中。「家门口」的检测点遍布全国，方便大规模筛查可疑人群，及时切断传染源，隔离收治患者。

2 月底，韩国还首创「免下车」(drive-through) 病毒检测模式，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接触。在 3 月 9 日韩国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中央防疫对策本部副本部长权埈郁表示，全国大约有 50 个「免下车」筛查诊所，早期感染者只需开车停靠 10 分钟便能完成采样，「更安全、更快」。这一方式后被引入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等多个国家。

韩国病毒采样方式十分灵活，且按需流动。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3 月 12 日报道，首尔一呼叫中心暴发聚集性感染疫情，医务人员迅速聚集，搭建起临时检测点，迅速采集了大楼中数百名工作人员的鼻咽拭子样本。

多名韩国当地受访者对财新记者表示，许多检测点设在户外，无须进入医院便可采样。专家认为，这有效避免了医疗资源挤兑，降低发生院内交叉感染的风险。「韩国经历过类似 (传染病) 疫情。」权埈郁指出，发热等患者不经思索就前往医疗机构，是「不应该的」。

3 月 9 日，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本部长郑银敬表示，针对大邱某教会信徒的排查接近尾声，新增确诊人数增势趋缓。不过，以医疗机构、公共设施等为中心的病毒传播依旧存在，首尔、京畿道等地确诊病例数继续小幅增长。

官方数据披露，截至 3 月 20 日零时，韩国共有超过 31 万人进行了核酸检测，累计确诊患者 8652 人，死亡率约为 1.1%。与意大利、伊朗、中国相比较低。

美国艾奥瓦大学微生物与免疫学教授斯坦利·珀尔曼 (Stanley Perlman) 对财新记者表示，韩国及早检测病例与死亡率较低密切相关，大规模检测是行之有效的干预措施，有助于遏制疫情蔓延。但韩国国土面积较小，在中国、美国这样的国家「广撒网」推广病毒检测，恐怕有一定的难度。

相对低廉甚至免费的检测费用，也是大规模检测在韩国得以推广的原因。检测费用不会超过 16 万韩元 (约合 910 元人民币)，而密切接触者、出现明显症状者以及「新天地」教会信徒等可以免费检测。

除了对「新天地」教会信徒强制筛查，KCDC 也不断鼓励普通人尤其是老年人自愿检查。

一名在韩国工作的华人表示，KCDC「轰炸式」科普，很多老年人常年有头晕气短、干咳等身体问题，在感染新冠肺炎后，可能难以及时意识到自己产生了症状，因此应当主动进行筛查。

迎战医疗资源短缺

得益于感染新冠的「新天地」教会信徒大多年轻，且大规模筛查能及早发现患者，治疗预后较好，韩国新冠确诊病例病死率很低。截至 3 月 20 日零时，韩国共计确诊 8652 人，死亡 94 人，病死率约为 1.1%。但这些筛查出的患者，如果没有妥善安排，未必能得到及时的隔离救治。

2 月底到 3 月初，随着确诊人数的连日猛增，重灾区大邱当地的医疗卫生系统不堪重负，包括医院床位、医疗人员、医护物资等严重短缺的问题开始凸显。起初，KCDC 并未发布对新冠患者分类救治的指南，在出现床位短缺后，当地许多患者只能居家隔离等待床位，导致一些病例在家中病情突然转重、后因来不及送院救治而死亡。同时，由于大邱缺乏传染病专门医院，在病床、救护车、医务人员的调度，以及院内分流和疏散普通患者方面，也出现捉襟见肘的混乱场面。

大邱市位于防疫最前线的多家医院，一度不堪重负。居住在大邱的梦真，几次到医院就诊，遭遇了曲折经历后，她认识到形势严峻。

3 月 6 日，原本只有感冒症状的梦真感到心跳加快，一夜未眠，第二天到了附近的中等私立综合医院。虽未发烧，但在描述了症状后，检查人员以「甲状腺和呼吸快、发慌是呼吸道疾病，可能是新冠」为由，拒绝接诊。核酸检测为阴性后，3 月 11 日身体又出现不适，梦真辗转几家医院求诊。在大邱，对「这个呼吸道病」的恐惧在蔓延。她回忆当时情景时说：「医院都没有床位，如果突发疾病只能家里等死，急救室都是新冠患者。」

确诊病例还包括无症状感染者。早在 2 月 3 日，首尔国立大学医学院热带病及寄生虫系研究员洪胜泰 (音) 等发表论文称，依据当时的指南，只有有症状的人才会接受筛查检测，但「尽管证据仍不明晰，无症状感染者再传染他人的案例正被持续披露」。研究因此建议，加强对来自疫区国的无症状旅客的隔离措施，并呼吁更主动的「遏制策略」。

2 月 11 日，KCDC 等部门研究员也联合发表了关于 28 名韩国新冠患者临床特征的论文。「新冠患者初始症状大多轻微，但近距离接触，尤其是居家接触时，仍有被传染的可能。」文章写道，「对于遏制 COVID-19 的传播，建立早期筛查策略至关重要。」

2 月 27 日，韩国全国累计确诊达 1766 例，大邱一地的确诊患者就已达到 1017 人，占全国确诊人数的 63.8%。但由于医院床位不足，只有 447 人得以住院治疗，剩余 570 人只能留在家中隔离和等候。

同日，韩国出现第 13 例死亡病例，是一名来自大邱的 75 岁男性。该患者在确诊感染后，由于医院床位短缺一直未能入院，只能居家隔离。但在 2 月 27 日上午，他于家中突然出现呼吸急促现象，随后被紧急送至医院救治，最终在抢救过程中死于心脏骤停。据称其生前曾接受肾脏移植，本就患有其他基础性疾病。

该男子的遭遇并非孤例。据大邱市政府通报，经过紧急调度，大邱各医院可供救治新冠患者的床位达到 1013 张，接近当地的确诊患者人数 1017 人。但在 2 月 27 日当天，大邱市当局仅计划将 100 名此前居家隔离的患者送进医院治疗，剩余 470 人仍只能继续在家等候通知，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上涨。

尽管大邱市政府强调称，这些居家隔离的患者只是暂时得不到床位，其每天在家也将接受两次检疫人员的问询，但此举不仅会带来家庭聚集感染的风险，再加上缺乏持续的医疗监控和新冠病情的不稳定性，舆论因而担忧，这些患者可能无法及时发现自身病情的重大变化，从而延误治疗的最佳时机。

正在大邱当地坐镇指挥战疫的韩国总理丁世均，在 2 月 27 日召开的会议上，要求韩国卫生当局与大邱市政府加紧合作，以尽快解决床位供应短缺问题，并根据现成的床位随时调整统计数据。

韩国一名流行病学家后来谈到，「早期在大邱暴发时，因为床位分配不当，出现了一些本可以避免的死亡病例。除了诊疗机构，我们也有长期护理机构，在这些机构也出现了许多死亡。这些都是我们的教训。」

同样在 2 月 27 日，据 KCDC 介绍，当时韩国针对新冠患者的救治原则是，优先确保病死率高的重症患者进入能提供重症治疗的医院。KCDC 称已发布指导方针，让医生能够根据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迅速分配医院床位，并将病情严重的患者及时转移到能严防院内交叉传染的负压隔离病房。截至 2 月 27 日，韩国的负压隔离病房共有 1077 间。

据韩联社报道，为缓解国家定点医疗机构的负压病房紧缺问题，韩国国内规模最大的民营医疗机构首尔峨山医院和三星首尔医院于 2 月 27 日分别开放 6 间和 22 间负压病房，以供新冠患者接受治疗；此外，延世大学医疗院也决定从 3 月 2 日起为新冠病人提供 22 间负压病房，首尔圣母医院也在跟进。

医护等专业人员短缺也在困扰韩国。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尽管韩国中央政府已从军队系统调动了 101 名医疗人员紧急派往大邱地区，但当地政府官员表示，大邱至少还需要 300 名医生、护士和流行病学专家，才能妥善应对这场危机。

韩国式「方舱医院」

在疫情重灾区发生医疗挤兑，出现有患者居家等待治疗期间死亡的悲剧后，韩国政府开始考虑调整政策。

3 月 1 日，大邱已有确诊患者 2569 例，其中 898 例入院治疗，在家等待床位的人数达到 1662 例，一些韩国专家开始催促政府转变策略。

大韩预防医学会新冠疫情对策委员长奇牡丹在韩联社报道中指出，与 MERS 不同，新冠肺炎患者绝大多数为轻症患者，但传染性强，患者确诊后在家等待住院的做法不可取，因为在家待诊难免传染给家人。他呼吁轻症患者应安排到有医生的其他设施，这也便于迅速排查出病情恶化的患者。

当日，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发布新版新冠患者治疗管理方案。方案根据病情，将新冠病人分为轻症、中症、重症、最重症四类，轻症患者将安排到医院之外的「生活治疗中心」接受隔离和治疗，中症以上才住院进行隔离治疗，并按照具体病情分别安排负压隔离病房、传染病专门医院或指定医院的治疗病房等。

权埈郁在 3 月 9 日的一次发布会上表示，韩国根据病人分类进行入院分配，其认为重症患者所需负压隔离病房的数量已有所保证，但是，「对于这两地 (大邱和庆尚北道)，我们正在扩大『生活治疗中心』数量，国家医疗中心作为指挥塔，也在确保更多床位。但确实我们的反应时间有限，目前等待入院的患者，3 月 8 日的数字是超过 2000 人，但仍在下降。」

与一个场馆住下成百上千人的武汉方舱医院不同，韩国「生活治疗中心」多选在郊区，是以酒店为基础的集中医学隔离场所。3 月 2 日，大邱中央教育研修院改建的第一家大邱生活治疗中心开始运营。这个中心有 160 张床位，医疗团队由 4 名医生、7 名护士、6 名助理护士等 17 名医护人员组成。行政安全部、国防部、保健福祉部、大邱市政府等有关部门组成的政府联合支援团负责中心运营。

此后，韩国三星、LG 等大企业纷纷将企业员工宿舍或人力开发院提供给政府，用作「生活治疗中心」。如 LG 公司提供的是其位于庆尚北道的两处设施，包括一栋有 383 个房间的龟尾员工宿舍，及另一所有 167 个房间的蔚珍研修院。

这些「生活治疗中心」内都有专职医护人员常驻，负责随时检查确诊人员的身体状况，并将病情发展到需要住院者迅速移送医院。另一方面，在医院中病情好转者，在出院后还须转入「生活治疗中心」继续观察，不能直接回家，直到确认患者已无传染性为止。

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是，韩国登记的第 25 例患者出院不到一周后即再次「复阳」。依照韩国当前规定，患者须连续进行两次病毒检测均确认为阴性，才被允许解除隔离。

韩国官方政策已经宣布，向确诊新冠肺炎的患者提供医疗服务，不分国籍全部免除治疗费用。

免费救治范畴包括确诊病例、疑似病例、观察病例，从开始隔离入院到解除隔离期间全额提供补助 (含伙食费)，但与新冠肺炎无关的疾病治疗费中的个人负担部分不在补助之列。

韩国保健福祉部 1 月 29 日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治疗补助指南，规定健康保险公团、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共同承担费用。为韩国国民提供了绝大部分医疗服务的私营医疗机构，及时得到财务保障的承诺。

在前述 3 月 9 日韩国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一名韩国专家指出，公私合作是确保新冠肺炎诊断迅速的重要原因，医学协会组织医疗专家、私营部门保证试剂盒的供应等，「不能只有政府主导，也要动员社会。」

不封城

通过大规模检测、患者分类治疗管理等举措，韩国新增确诊病例数很快到达峰值又很快下降。3 月 6 日，韩国新增确诊病例为 518 例，此后三日连续下降，分别为 483 例、367 例及 248 例。

韩国自始至终未采取禁止他国人员入境或本国「封城」举措，也没有完全限制居民的活动自由，只是对大型集会活动进行管制，让大家外出戴上口罩；在出入境方面，韩国建立了「特殊移民管理程序」，仅要求所有入境人员严格监控 (包括隔离)14 天。

甚至在疫情重灾区大邱市，韩国也采取富有弹性的政策：政府并没有限制人们的行动，只是强烈要求居民小心，同时保持各项生意开放。

在近期与外国媒体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韩国保健福祉部副部长金刚立表示，尽管诸如封锁受灾地区之类的严厉措施显示出「适度的效力」，但带有「强制性和僵化性」，「韩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重视全球化和多元化社会。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必须超越传统方法来抵抗传染病。」

随着欧洲疫情加剧，取代韩国成为中国境外疫情最严重国家的意大利，也在 3 月 11 日祭出全国封锁重策，此后西班牙、塞尔维亚、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纷纷加强出入境管控，限制部分国家人员或拒绝外国人入境。「闭关锁国」的势头正在全球蔓延。

韩国在疫情全面暴发后并未采取「封城」等举措，更引发关注。但无论是不封锁大邱等城市，还是不限制疫情严重国家人员入境，这些政策都曾在韩国国内引起热烈讨论，甚至演化成政治议题。

新冠疫情集中暴发的两座城市——大邱和庆尚北道均为韩国在野党保守党的「根据地」。2 月 25 日，韩国政府、执政党和总统府青瓦台曾在协商后决定，将对两地补充编制预算，并将这两地划为「特别管控区」，采取「最大限度」隔离封锁措施。

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发言人洪翼杓在会后向媒体解释，「最大限度」的隔离封锁仅意味着「补强织密防疫网络」，而并非强制性地实施「封市、封道」等交通封锁措施。

但「封锁」一词仍然招致部分国民和在野党的强烈反感。「他们 (韩国在野党人士) 就说，不限制外国人入境，却限制本国国民。反对党的质疑非常强烈，韩国政府没有办法在这些地区采取更严格的措施。」董向荣说。

仅在发布会隔天，洪翼杓就宣布辞职。韩联社报道称，洪翼杓在发给记者团的短信中表示，自己此前所言伤害了大邱、庆尚北道两地居民的感情，也未能减轻韩国国民的不安感，对此他表示抱歉，并将负起责任辞去首席发言人的职务。

长期研究韩国问题的董向荣认为，韩国早期不严控入境，则有其国际政治因素的考量，中国当时已经主动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韩国前期也已控制住输入型病例，疫情大规模暴发主要与「新天地」教会等社区传播有关，而文在寅政府希望与中国保持相对友好的双边关系；另外，当时世界卫生组织也提出，不建议各国采取任何旅行或贸易限制措施，韩国政府在决策时需要把这些因素都纳入考虑。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韩国能够控制住疫情是非常不容易的。」董向荣说。

因为随着疫情形势趋于严峻，相应采取了包括大规模检测、有效隔离病源和患者分类在内的措施，韩国才得以在避免采取「封城」做法的情况下，依旧取得防疫成效。

同时，尽管对其他防疫做法的打分高低有别，受访者均对政府在公开疫情信息上的作为表示肯定。从 KCDC 每日两次更新全国确诊人数，到社区政府通过短信告知公民防疫信息、就诊指导和附近确诊者行迹，透明且及时的沟通提高了公民对防疫行动的配合，为开展其他防疫措施奠定基础。

英国肯特大学病毒学高级荣誉讲师、研究协助网络主席杰瑞米·罗斯曼 (Jeremy Rossman) 告诉财新记者，「虽然存在社会文化差异，但韩国防疫措施的很多方面，依旧能够在世界任何地方推行。」

胜利时刻还未到来

尽管对于是否「封城」等抗疫措施选择不同，在新冠疫情成为全球「大流行」，各国纷纷强化边境管控、收紧入境政策时，同处于抗疫决战关键期的中国和韩国，已经主动携手。

在双方外交部的牵头下，中韩两国于 3 月 13 日正式成立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的合作机制，并于同日通过视频会议进行司局级对话，就减少不必要跨境人员流动、严控「四类人员」出境、加强出入境检疫、交流防控指南和诊疗技术、照顾好对方国家留学生和侨民等达成广泛共识。

四天后的 3 月 17 日，中、日、韩三国外交部门的司局长又以电话会议形式，就疫情联防联控首次举行三边磋商，并同意尽早举行应对新冠疫情的三方特别外长会。

早在疫情甫一暴发时，中韩两国的卫生部门就已展开政策沟通，及时分享各自疫情动态信息，两国疾控部门也设立了卫生专家热线。双方对口部门则通过密切协作，保障并引导有生活、工作等刚性需求的两国民众有序往来，为在本国生活的对方国家公民提供健康安全服务。在疫情防控、诊疗的技术指南和经验，药物、疫苗的研发方面，两国也通过各类平台和机制保持交流与合作。

2 月 20 日，中韩元首在疫情期间首次通话时，韩国总统文在寅就表示，「韩中是近邻，中国的困难就是韩国的困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对中韩经贸合作和人员往来的影响只是暂时的」，相信战胜疫情后，两国人民友好感情会加深，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将更加活跃。

疫情期间，中韩彼此声援从未间断。1 月底中国疫情最重时，韩国政府和民间曾向中国捐款和捐赠物资，包括至少 8 万个防护面罩、23 万副医用手套、3000 个喷雾型消毒机等。

2 月下旬韩国疫情告急后，中国政府也立即决定向韩国出口口罩。据中国驻韩国大使馆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政府和各地方省市、企业及团体已累计向韩方捐赠 510 万只口罩、14 万套防护服、26 万双医用手套和靴套、15 万个医用面罩、医用帽和护目镜等医疗物资援助及大量现金援助。

为配合疫情防控，中韩两国教育部早在 2 月 28 日就商定，各自建议本国留学生在疫情期间克制出境，同时为留学人员的远程学习提供便利。对于仍按计划返回韩国的中国留学生，韩国政府则协助为其提供隔离期间的住宿和防疫用品等，还在仁川国际机场专门设立了「中国入境留学生咨询中心」，安排高校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为其提供一站式服务。韩国教育部长官俞银惠更公开表示，「在韩就读的中国留学生也是我们的学生」，强调应避免发生排斥中国学生的情况。

随着中国疫情渐次稳定，韩国疫情下一步走向，也牵动着外界关注。截至 3 月 20 日，韩国境内 17 个地区均出现新冠病例，合计达到 8652 例，其中大邱有 6275 例，庆尚北道有 1203 例，两地的确诊病例之和占到全国确诊病例的八成。

但当大多数人看着单日新增病例持续走低而感到欣慰时，3 月 10 日，在《韩民族日报》大楼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韩国嘉泉大吉医院传染病学教授 Eom Jung-sik 的一番话再次为人们敲响警钟。

他认为，大邱以外的其他地区，病例数仍在增长，这与全球其他国家的情况很像。

「都是在第一例患者出现后确诊者逐渐上升，目前达到日增 100 例到 200 例病例的水平。」在他看来，控制住「新天地」教会疫情，并不代表全国范围内进入确诊者减少的阶段，病例继续上升的可能性仍然很大。

除了大邱和庆尚北道，韩国其他地区近日出现不明原因的集体感染事件，更是让刚现曙光的防疫又布上阴云。

3 月 10 日，有数名在首尔某保险公司客服呼叫中心 11 层工作的人员，反馈身体出现不适，并带有发烧、干咳等症状，随即被送往定点诊疗机构进行检查，后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目前防疫部门仍在对感染源和接触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尚未发现患者感染的具体原因。

3 月 19 日，韩国境内单日新增病例数时隔五天再次超过 100 例。新增病例出现反弹，主要是因为大邱当地一家疗养医院发生医患集体感染。

高丽大学流行病学家 Chun Byung-Chul 认为，新的聚集感染正在出现，并且有不少的确诊病例目前尚不清楚是如何被感染的，这表明仍有未被发现的社区传播。他说，「只要不确定性仍然存在，我们就不能说疫情已经达到顶峰。」

与疫情重灾区大邱和庆尚北道相比，首尔出现的集体感染事件更应当引起警惕。首尔及首都圈地区聚集了韩国近一半的人口，密度位于全球大型城市群的前列。集体感染事件发生的呼叫中心，则位于人流量最为密集的交通枢纽。如果无法及时寻找到感染源，病毒很有可能会顺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向全首尔蔓延。

另外，随着世卫组织 3 月 11 日宣布新冠疫情「大流行」，严重依赖进出口的韩国也不得不再次重视起另一条防疫战线，即境外输入病例。

为了防止「大流行」带来更多境外输入病例，韩国再次收紧入境管控。韩国政府 3 月 16 日表示，将特别入境检疫程序的适用范围扩至欧洲全境，仅一天后，又于 3 月 17 日将此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至所有国家和地区。

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 3 月 18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称，最近发生的新增确诊病例中，有 5% 属于输入型病例，其比重不断增加，呼吁民众推迟或取消不紧急的旅行日程，入境者切实接受检疫检查。

病毒本身的复杂性，也增加了未来防疫工作的不确定性。「之前两名患者 CT 肺部影像都干净了，但 PCR 病毒核酸检测不断呈现阳性。」Eom Jung-sik 结合自身诊治经验分析说，对于新冠病毒的认识，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病毒本身的复杂性、集群文化带来的集体感染风险、大邱及庆尚北道外其他病例数的增长趋势，以及新冠全球「大流行」加剧境外输入病例的风险，诸多因素决定了韩国需要为长期战疫做好准备。

文在寅在近日鼓励韩国民众，要怀有坚定战胜病毒的希望。但他同时提醒，「这场战役可能会持续比我们预期更长的时间。」

在韩国仁川医疗中心传染病科医师 Jin Yong Kim 看来，韩国和中国的新冠疫情发展速度有所放缓，只是因为全社会开始严格地执行保持社交距离的卫生准则。

他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称，在新的流行开始之前，目前是最后回顾和审视的宝贵时间。「我们最害怕的敌人其实不是病毒，而是我们必须在不改变既有生活方式的情况下，面对下一次患者的激增。」

Related

最简单好用的 VPS,没有之一，注册立得 100 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