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同性恋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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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国际不再恐同日,其设立是为了纪念 1990 年 5 月 17 日 ,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同性恋从《疾病和有关保健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名单中去除。该纪念日旨在呼吁公众关注因为恐惧同性恋、歧视性倾向而产生的一切生理和精神暴力以及不公平对待。

2001 年,我国将「同性恋」概念从精神疾病范畴中去除。但即使当下,针对性少数的污名化和歧视仍然广泛存在,这背后的根源之一,正是不了解和恐惧。

「偶尔治愈」今天为大家呈现的,是一位老年同性恋的故事。上个世纪,同性恋群体要面对的「流氓罪」、「病理化」以及社会观念,让他伏在时代的褶皱里。步入暮年,他与同伴们的声音也很少被听到。经过岁月,Ta 们是时代的亲历人,曾经的故事,也许也正在年轻一代的性少数群体中,以不同形式上演。

60 岁之前,阿山从不去想,变老是怎样一种体验。

然而,毫无声息地,胳膊上鼓起的线条不再,甚至松弛;镜子里的鼻子和眼睛好像都是自己的,但凑在一起就有一种「衰老感」;印象中自己还是走路生风,但在别人镜头中已经是步履蹒跚。

现在,他知道了。

他看去年一张照片,那是参加「同性恋亲友会」活动时拍的。相片中,阿山面容疲惫,眉眼和嘴角周边的皮肤都向下垂。

「老了,啊,伤心死了」,66 岁的他捂住脸,闷声闷气。 

阿山

图源:受访者供图

当下,大众对同性恋的想象,也许是这样的范式:城市中产、爱健身、年轻有活力。

年华老去的群体,似乎不在人们的视野范围。

可没人能抵得过时间。衰老是事实,没人可以选择。同性恋也是事实,同样也没人可以选择。

从年轻到老去,每一个年代都给他们戴上镣铐。对老年同性恋来说,他们的爱情和欲望明明就在那里,不能说出、不被看见、不被承认。

他们是谁的儿子、兄弟、丈夫、父亲,他们已经衰老。当死亡降临,也许这个群体一代人的自我、情感、枷锁、孤独、连同尸骨一起,化在泥土里,无人知道。

做好人,就要「把脚趾切掉」

上世纪 70 年代,17 岁的阿山第一次看到「同性恋」这个词,是在图书馆里,那是本关于青春期卫生的手册。关于「同性恋」,书里这样定义,「一种性变态」。

那时的中国,男女之间的「性」甚至都不被允许公开谈起,「性变态」的字眼,更是吓到了阿山。

他隐约觉得,自己可能「不是一个好人」。青春期的他,对男生产生了朦胧的感情、依恋,甚至会有生理反应。

青少年时期的阿山

图源:受访者供图

他觉得,这样可能不对。「什么是对的事情?走进婚姻、生儿育女」。

不愿意接受自己是个「性变态」,所以干脆闭上眼,把「同性恋」从脑子里抹掉。

1981 年,27 岁,研究生毕业,阿山在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同事大姐一贯热心,张罗给他相亲,他也不抗拒。因为那才是「对的事」。

「你结婚了,才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未婚,即使工作表现再优秀,阿山的分房申请几次被单位退回来。

在公开牵手和拥抱都极少的年代,阿山没拉过女孩的手。他像完成任务一样出去约会,每一场恋爱都无疾而终。女孩问他哪里不好,他讲,「大家不合适」。

1986 年,阿山 32 岁,被公派去美国做访问学者。那是另一个世界,街角的小电影院,或者书店里「同性恋」专区,都明晃晃地展示着「性」。

阿山的第一反应是害怕,扭头就走。

「都去美国了,没有人看着你了,想做什么就做,但我不能」。总有回国那天,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回国之后,没有了这样的土壤,要怎么办?

有次在书店,他特别想要一本杂志,里面有关于男性身体的内容,来回走了好几圈,终于下定决心,买。

把杂志小心卷起,背着人偷偷看,激动地浑身颤栗。那一刻,仿佛才是他自己,一个真的他。

但这些是不能被人看到的,朋友到访,他第一时间把杂志藏好。回国时,积攒的杂志和书都留在了美国。

阿山继续相亲。但相比出国前,他心底关于自己的模样更清楚了 —— 一个喜欢男人的男人。

「还是不能面对,你如果承认,就会对人生产生怀疑,过去三十多年的价值就会被完全否定掉」,说这话时,阿山靠在椅子里,笑得腼腆,「所以要做一个『好人』」。

做好人,就要「把脚趾切掉」,装进那只均码的鞋里,不能呼痛。

不被允许的爱情

直到阿山遇到初恋,在他 35 岁那年。

「好像就是心有灵犀,我骑着自行车在前面,他在后面跟着,总觉得冥冥之中会有什么事发生。羞怯、兴奋、担忧、不知所措,什么都有」。之后,阿山便与他攀谈、交换了联系方式,开始来往,但这样的关系很难界定。

不会有人承诺未来,「那时候根本没有『长远发展』的概念,你说我跟一个同性的人,是不是要跟他去谈一场恋爱,再往下走多少年,根本没有这样。只是那个时候,我清楚意识到,这就是我想要的,我不去想到底是对还是错,不去想了。」

阿山郑重地给相亲的女孩写信分手,但到底没有说理由,「讲什么呢?我爱上一个男人?」他写,「很抱歉,我们可能没那么合适」。

从那之后,他再也不相亲。「我真的做不了『好人』了,那就做一个『坏人』吧」。

图源:受访者供图

他小心隐藏着自己的身份,谁都不敢说。哪怕回了广州,和妈妈一起住,还是不说。年届 40 的阿山,已经是外资公司的管理层,买一件西装 2000 多元,在 90 年代,这是广州职工平均月薪的 4 倍。

妈妈旁敲侧击提到婚姻问题,担心他孤单一人,他反过来安抚老人,「不要担心啦,我有朋友,也有钱,也是个成年人,知道什么生活是我想要的,我会过得很好」。

他把前后几任男朋友都介绍给母亲,阿山不避讳他们的存在,唯一隐瞒的是他们的身份,「我的好朋友」,他跟母亲和家人讲。

但阿山觉得,妈妈应该知道了。有一晚,他说晚上去见朋友,不回来过夜了,妈妈追在身后嘱咐,「现在外面还挺复杂的,还有艾滋病什么的,要注意」。

很久以后,他才从这句话里琢磨出一点别的意味,「如果我妈妈跟我提,说外面坏人很多,注意安全,不要被人偷了抢了,应该这样讲对不对?但她说,小心艾滋。我觉得她是有判断了。」

但妈妈已经去世。关于儿子是同性恋这件事,她是如何知道、如何消化,阿山无法再知道了。

「那是你最亲密的人,你的爱、你的情感和你的亲密关系,都不能跟她去讲,这不是很大的悲哀吗?」

捂紧身份

倘若重来一回,阿山还是不会在那时向母亲坦诚自己的取向,不仅仅是因为会被周围人讥嘲和指责。1997 年之前,同性恋人交往,可能会以「流氓罪」被抓。

当时,如果阿山的性取向被发现,要么被入罪或开除,要么被人带去看精神科医生。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罕见。

1987 年,从美国回来之后,阿山被介绍到一个歌舞团教英语挣外快。和歌舞团的人熟悉起来之后,有人告诉阿山,歌舞团里有两个男人「搞朋友」,被发现了之后,一个被送去劳教,另一个受到处分。

阿山去教英语时,两个人已经回到单位,一个烧锅炉,另一个去了资料室做资料员。

那时的阿山捂紧自己的身份,更为警惕,「你一旦被发现的话,所面临的就有可能是他们的处境」。

1997 年,新修订的《刑法》通过,「流氓罪」被取消。2001 年,同性恋被从《中国精神障碍诊断与分类标准(第三版)》中「病态」一列里划去,至今不过 19 年。

因为单身一直分不到房子,1993 年,39 岁的阿山回到广州,他所服务的外资公司对性少数群体非常友好,甚至规定,同性恋员工的伴侣可以和异性恋员工的伴侣享受同等的公司福利。

他也能察觉到友善。「有的同事可能会猜出来,我们一起出差,我晚上说出去看朋友,那个女同事会开玩笑,『男朋友还是女朋友』,我说『你猜呀』,她说『我猜是男朋友』,我就笑」。

阿山在外企工作时

图源:受访者供图

这样的对话让他放松下来,「对方好像在传达一个信息,她知道我的身份,但她不在意,她尊重和理解」。

相比更多人,阿山是幸运的。他受到良好的教育、接触到更多的信息、收入体面、家人尊重,这些都足以帮他抵御住社会规范的浪潮。

他们的一生都是被否定的

2008 年,阿山和几个朋友创办「同性恋亲友会」,为年轻群体以及他们的父母提供支持服务。

常有家长找到他们,「我们那个年代哪里有同性恋啊,这个都是你们跟国外学的吧,都是年轻人搞的,洋玩意儿,不学好」。

阿山总得站出来,展示自己的身份,「你说你那个年代没有,那我算什么呢?只是你看不见」。

2014 年,他 60 岁,想做关于老年男同性恋口述史项目。

那是他们自己的历史,「 历史洪流中小人物被裹挟和碾压」,也是他们的未来。

「我也刚刚步入老年,但我不知道怎么安排生活,我想通过他们,了解可能面临什么问题,又能学习到怎么安排我的老年生活」。

阿山参加相关活动

图源:受访者供图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江绍祺在准备《男男正传 —— 香港年长男同性恋口述史》的前半年,一个受访者都没有找到。

尽管阿山有所预期,但困难还是超出了想象。

阴影一直存在,哪怕时代在变,恐惧不曾变——社会对走进传统异性婚姻的同性恋者的憎恶,同性恋者对可能被曝光的恐惧。

五年多来,在卡拉 OK 、在茶室、在公园,阿山和志愿者们前后接触了 60 多位老年男同性恋者,愿意和他聊天的人很多,但同意签下受访协议的只有 9 个人。

尽管他一再申明是匿名,模糊身份信息,但更多人还是拒绝。一个广东地区颇有声望的老者盛赞这个项目,但在阿山提出跟他进行访谈时,他谢绝了,「我已经老了,想安度晚年,不想再起波澜」。

聊起这群人的历史,「走进异性婚姻」是个无法回避的话题。

一位比阿山年长两岁的老先生说,在那个时候,婚姻就好像「年晚煎堆(珠三角过年食用的一种油炸食品),人家有我也得有」。

另一位 80 岁的老者,是在快 30 岁时结婚,「同事、朋友、同学每个人都催婚,说什么你又不是不行。他们说我有房子,有正当职业,又不是找不到,怎么还不娶老婆。大家都催我快点,催着催着,就结婚了,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而结婚的。」

老人讲,「其实不应该结婚的,结婚之后其实就是应酬,完全不主动的,好像在演戏那样,很辛苦。」

也有人的妻子,在结婚第二个月就提出离婚,当事人「求之不得」,「我已经完成任务了,我总算结了婚,还了那些人情,那些亲戚朋友、同事什么的人情。」

但到底没离成,妻子跟岳母说,岳母的反应是,「算了,两个人都几十岁了,离什么婚啊,不生孩子就做兄妹咯。」但也因为这样,两个人才分到了现在住的屋子,不用再租房住。夫妻两人自此就只是同一屋的室友,饮食餐具调料都分开,不讲话。

图源:站酷海洛

上个世纪的婚恋观和社会背景下缔结的婚姻,让这群人的结合并非因爱而生,大多因为生活所迫或父母安排,性与爱在一段婚姻中,被置于末端,甚至根本不会被提起。于是,男男女女们在不合适的婚姻中隐忍沉默,不被人所察觉。

有人试图摘下面具,冒着风险从婚姻出走。阿山说,他们在家庭和自己的欲望之间,寻找到自己的一个空间,这更像一种求生,在异性恋的主流世界中寻找同伴、寻找喘息的缝隙。

阿山遇到不只一个这样的故事。70 多岁退休的老人在公园里偶然被人搭讪,聊天之后才意识到,原来社会还有这样的人,原来我之前的状态就是这样的人。

「回家跟老婆讲要离婚,老婆说,你都 70 多岁了,离什么。」于是夫妻两人达成协议,他要交朋友,就离开广州去外面交。

但在当前的互联网语境下,这样的情节,会被贴上「骗婚渣男」的标签。

这让阿山觉得悲哀。

「在那样一个年代,他们前半辈子努力伪装,结婚生子,做一个符合社会期待的『好人』。现在时代变了,观念变了,又有人跟他们说,『你个骗婚死 gay ,你怎么可以走进婚姻?』很多人是不能细想的,认真想的话,就不要活了。这意味着,他们的一生都是被否定的,只是因为他们喜欢同性。」

在阿山他们收集的访谈资料里,平均一个老人讲述了 6 个小时,那是老人们的一生,也是一个时代的投影。

但更多人的故事,不会被听到、也不会被看到,不论哪一个年代,他们都好像是不合时宜、无处安身的。在主流的视野中,他们仿佛并不存在,他们消失了。

老去

在阿山和他们的故事中,大多数的交往和启蒙都是在夜晚或者公共厕所开始的,这两种意向似乎构成了那个年代同性恋交往的底色。

广州的老年同性恋群体有共同的回忆,珠江沿江的公园、热闹商区的公共厕所一路排开。90 年代的桑拿房、歌舞厅和茶座也是他们记忆里最亮的那一抹颜色。阿山们称这些是「渔场」,「钓鱼」「狩猎」的地方。

城市迅速滑入 21 世纪,公共厕所被改革,原本的沟渠被填上,隔断的墙砌了起来。舞厅和酒楼关门,「渔场」从线下转上网络。与此同时,阿山们也在老去。

跟阿山分享过自己故事的老人,有的已经去世。

阿山也无法抵抗岁月。他独自居住在家里,开始考虑自己的养老问题。

部分同性恋人群走进异性婚姻,也有基于养老的考量。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郭晓飞在《掩饰——同性恋的双重生活及其他》一书中的代译序里写道,「今天中国的家庭仍然承担了大量的社会保障功能,子女所承担的养老功能仍然是大部分家庭所需要的,而制度上,一男一女的婚姻垄断了生育,所以大量的同性恋者和异性结婚、生育后代,是在预防老无所依。同性恋们走进异性恋婚姻,这并不仅仅是为了躲避同性恋的污名,而是出于求生需求。」

阿山家的窗外

图源:受访者供图

之前购置的房产令阿山不太满意,他出租出去,租房别居。他守在珠江边上,现在的屋子推开窗可以看见夜晚广州塔的绚丽光彩,他因此把 WiFi 密码改成了 rainbow tower 。

但每月 5000 元的房租,还是让他感到切实的压力,如果不出意外,他又要开始五年内的第三次搬家。

衰老和漂泊让他停止构建自己的生活。他爱浪漫,喝酒要配全套酒杯,威士忌杯、葡萄酒杯、白兰地杯,但这些被装在箱子里,连同他的一百多张黑胶唱片,都很久没有打开过了。

阿山的书桌

图源:受访者供图

他也有爱和性的渴求。

今年过年,他在网上遇到一位年轻男孩,对方向他表白,说暗恋他许久,直到毕业立足,才敢表明心意。

「你知道如果我们在一起,你可能要照顾一个老人家吗?」他谨慎地问。

「我想过了呀,完全可以。」男生很坚定。

阿山心跳得很快,想快些见到男生。

一江之隔的城市公园里,与阿山同龄的同性恋群体,也更多出现在那里。在和妻子吃过饭,送孙子上学后,他们走进公园,摘下面具,开始真正属于自己的一天。

太阳落山,他们互相招呼一声,转身戴上面具,回到家里。

(阿山系化名)

撰文:苏惟楚

编辑:于陆、梁振

封面图来源:123 图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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