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RMS、开源、自由软件的两场“战争”

by 霍炬, at 26 April 2021, tags : 开源 签名 点击纠错 点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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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Stallman(RMS)的粉丝,不是自由软件基金会的会员,我用vim而不是emacs,除了最近两三年,我之前的日常应用BSD也多于Linux。但是围绕Stallman产生的争吵,逐渐变成了一个重要事件。

它有太多的特殊性,这个事件不应该被看作针对一个人的评价,而是开源软件和自由软件社区历史冲突的一次爆发,长期以来美国政治和社会影响下产生的社会分裂波及技术社区,最终落在了这个人身上,而他又是以一人之力开创自由软件运动,建立这些社区的人,历史头尾相接,在这里相遇。因为美国的社会现实,这类讨论在SNS上变得困难,这次事件中大量讨论发生在IRC/mail-list,很多文章使用gemini协议发布(一个现代版本的类Gopher协议),这些系统的门槛天生排斥了非核心成员,使得讨论得以顺利进行,但另外一方面又使大部分人们无法获知全景,这是我想写这篇文章的初衷。

整个事件涉及到几十年的历史,无数社会运动的片段,实在太难说清,这里也只能选出少量我认为有关联的部分,即使这样篇幅也会非常长…我和老朋友、前同事庄表伟一直在讨论相关话题,最后我们约定各自写一篇文章,他的文章前半部分已经发布:自由、开源及其敌人 —— RMS事件簿

另外要感谢和菜头点名了我,不然可能我拖着拖着就拖过去…这也在关键时刻让我能更新一篇文章,没变成“2年更帐号”

反对方 vs 支持方

先做个大概介绍,Stallman预期重返FSF(自由软件基金会)职位,2019年他因为帮助涉入Epstein案的前同事Minsky辩护而遭到“取消文化”打击,之后辞去了MIT和FSF的职位。

RMS没有涉及任何案子,只有言论上的问题,但即使是再不恰当的言论,他已经失去了大学访问学者身份,FSF工作相当于停职一年半,也是比较严重的处罚了,所以今年他希望重新回到自由软件基金会,很多人是支持的。

FSF是他自己创建的组织,虽然影响力很大,但实际上雇员只有10多人。

FSF是自治型组织,旗下各种项目也都是社区不同人维护,这不是一家传统的公司,Stallman也不是高年薪的CEO,恰恰相反,他几乎不从FSF获得收入,甚至早年他还出钱贴补FSF。

2019年那次没有那么多人站出来帮他说话,有很大原因是事情发展的太快,人们还没有反映过来。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他离开MIT甚至退休也未必是件坏事。而2021年这次重返FSF,人们有了足够的事件去反思,从而让事情发展走向了不同方向。

先看“反对rms”的签名和”支持rms“签名历史对比图:

从图上很容易看到,支持rms签名在几天之后就超过了反对方,这个对比是以往类似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行动中没出现过的。

反对方首先开始活动,在一个周末中说服了很多组织和有一定名望的人签名,和以往这类取消活动一样,发起方声势浩大,并且在社交媒体上追打任何有反对意见的人,通过使对方噤声来制造寒蝉效应。

在技术主题社区中,它又表现的更技术特色一点,在支持方签名上线之后,一个项目被放到github上,它的用途是追踪在“支持rms”公开信上签名的人,并且在浏览器中自动标红这些人的名字。(https://github.com/sticks-stuff/highlight-RMS-supporters)但是如此威胁仍然无法阻挡支持方缓慢而稳定的签名上升速度。这可能是近年来不多的取消失败事件。在继续讲述下面发生的事情之前,需要先了解一些美国近期社会事件作为背景。

Abolish ICE

开源软件是否需要考虑使用者道德,这个问题从90年代就有争议,但是从来没有真正影响过什么。一直到了2018年的Abolish ICE运动,它终于成了一个进入主流视野的问题。

ICE是什么?为什么Abolish ICE会和软件相关?

ICE是美国911恐怖袭击之后,成立国土安全部时候而建立的部门,主要用于移民相关的国内执法和调查,有羁押和遣送非法移民的权力,是个有上万员工,每年几十亿美金预算的部门。

川普赢得大选上台之后,大幅度提高了ICE的预算,并且放话让他们放开手脚干。随后ICE采取了一种被称作”亲子分离“的政策,就是一旦抓住非法移民,就把大人和孩子分开关押,很多孩子因此和父母完全失去联系,还有数百名儿童彻底和父母失联,流入美国儿童收养系统。这种政策激起了巨大的社会反感,Abolish ICE运动因此开始。

这里不讨论美国无证移民这个更历史悠久的问题,ICE的成立有历史原因,人们对它的厌恶和反感,也有足够的理由,我们只说和软件相关的部分。

在Abolish ICE过程中,人们发现ICE科技水平颇高,而且一线互联网和软件公司都在为他们提供服务,从软件到AI,基本上各种高科技用全了,抓人效率前所未有的高。而这些软件,绝大多数是基于开源软件和自由软件开发的,毕竟,在这个时代说哪个公司完全没使用过开源社区的产品,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除了抗议各大厂商之外,开源社区中开始有了”能不能想个办法不让ICE用我们写的程序“相关讨论,目标很快指向了开源软件许可证。

javascript包管理工具lerna成为了第一个行动者,他们修改了自己的开源协议,把包括微软、亚马逊在内的一堆公司列入了“因协助ICE而禁止使用”范围。

这个行为引起了更激烈的争论,因为开源软件定义(OSD)中第五条和第六条明确定义了:

开源软件不能歧视个人、团体、领域。

https://opensource.org/osd

这个改动使得lerna不再被视为开源软件,并且和大量常用的开源许可证冲突,更麻烦的是被”禁止“的厂商有很多员工还是它的贡献者。而且,禁止微软使用一个js包管理工具,对ICE执法没有任何影响,反而在开源社区引出了一堆新麻烦。

8月29号,ESR(EricS. Raymond),即开源软件定义(OSD)的两位提出者之一,发表了文章:《非歧视条款是开源软件的核心价值》,虽然不清楚之间是否有直接关联,一天之后lerna恢复了原始的MIT许可证,并且为此道歉。

这个事件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它并非直接针对ICE,而是针对和ICE有合作关系的公司,实际上对ICE无法造成伤害,对合作公司同样无法造成伤害。

这体现了美国这些年社会运动的一种特点,即,伤害会随着各种关系蔓延开,就像树一样逐渐分叉,但树干部分足够强大,无法被撼动,等伤害蔓延到最末端的叶片的时候,才是它真正造成巨大伤害的时候,最终被伤害的往往都是普通个体。

ESR这次表态虽然暂时阻挡了分裂,但是两年之后,2020年2月,在OSI的邮件列表又一次讨论“开源许可证是否应该引入道德条款”的讨论中,ESR被这个自己创建的组织禁言,理由是讨论时“语言粗暴不够友好,创造了让人感觉不安全的环境”。

这些争议的背后,是道德许可证相关活动人士,试图改变开源软件定义的非歧视条款,以及消灭GPL许可证努力,这不是阴谋,而是他们公开宣布的纲领。

Cancel Culture(取消文化)和SJW

这个词从Me too运动开始使用,到现在已经是一个被各大词典收录的词。

剑桥词典的解释我认为最准确:

一种因为某人说或者做了某些让你感觉冒犯的东西,而完全抵制他的群体的社会行为,它特别发生在社交媒体上。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us/dictionary/english/cancel-culture

无论是ESR还是RMS的遭遇,都是Cancel Culture的具体表现。

SJW: Social justice warrior(社会正义战士)的缩写,它本来是个中性词,这些年逐渐变成了贬义词。指在社交媒体上不问原因,立刻站队表态来参与抵制的人。

前面说过,RMS事件之所以能有反转,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量讨论和资料汇总回归了IRC和gemini这种非社交媒体,这些渠道同时具有技术和文化门槛,以此开辟了一个平行网络空间,有效的消除了SJW带来的干扰,让人们可以不那么着急站队,有时间看完双方提出的论点和原始资料。

在社交媒体上人们往往希望在几秒钟内得出结论,能看完一段文字已经算罕见的情况,何况要翻看几十页上百页文档,但是在传统渠道内,这些讨论环境仍然能具备。

Cancel Culture有用还是有害,争论已经进行了好几年。如果读了双方的论述,会理解双方都有自己的道理。这里我们不展开讨论它,还是集中于和软件社区相关的部分。

Cancel RMS

从之前贴的投票历史对比图可以看出,反对方开始声势很大,但支持方缓慢稳定的超过了它,从支持方超过反对方1000票之后(超过30%),那个收集支持者名字标红的bot也停止了工作,因为事情逐渐变的尴尬,如果可以如之前威胁的那样,仅因为别人签过名就不再合作甚至在招聘面试时候拒绝此人,那么当对方人数更多,也采用这个方法的时候,角色轮换过的发起方显然也不能接受。

反对RMS回归FSF的公开信,没有提供任何新内容,只是把2019年的“取消RMS”相关文章重新拼凑了一下。2019年RMS辞职离开MIT之后,人们才逐步发现号召取消RMS那篇文章中的大量错误和过度解读,但是同样的内容又拿出来一次变成公开信,仍然可以得到多家公司和组织的签名背书。

支持方组织起来之后,建立了网站 stallmansupport.org 开始逐条驳斥了反对方的“公开信”。但即使没有这些驳斥,如果仔细阅读了那封”公开信“也很容易产生疑问,比如其中一条指证“RMS在MIT造成了不安全的环境,使得女性难以进入计算机行业”的证据是rms办公室的名牌上写了“hot ladies”,让女性感到被冒犯。

但这只是一张10多年前的照片,也无法确定文字是谁写的,更无法知道当时的情况和当事人的处理方式,这如何能成为证据?在Cancel Culture语境下,人们不需要也没时间思考这些问题,需要立刻给出结论站队。

据其它知情者讲述,后面的”hot ladies“字样是别人加上去的,RMS本人发现后,把铭牌上的纸剪掉了后半截重新放了回去。

支持RMS的人试图寻找这件事的证据,最后在一部法国纪录片《互联网和共享革命》中找到了证据,导演在2017年采访RMS的时候,恰好拍摄到了他的办公室铭牌,其中可以清晰看到,铭牌尾部的”hot ladies“字样已经被剪掉了。

我把两张铭牌照片合并在一起放在这里供对比。

寻找这样的证据是非常耗费人力的。尤其是RMS在个人网站上已经连续写了几十年的内容,其中有软件和技术的思考,也有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看法。

寻找一些片段用来攻击他并不困难。这封公开信中列出大量他的”错误“观点,多数来自这几十年的书写历史,并且几乎都是截取了片段,把一段数年甚至数十年前的内容,剪去语境,拿出来用作材料攻击某个人,这已经是今天各国社交网络上的常见现象。在中文的表现是人们越来越喜欢在一段话后面加上”并不是说xxxx,也不是说xxxx,更没有xxxx的意思“这样的句子,也是这种现象的结果。

志愿者同样分头阅读了这几十年的内容,找到了更多RMS在各种社会议题上的明确态度用于反驳。即使没有这些明确的证据,社会在这几十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几十年前的观点放到今天未必合适,但一个68岁的人,很多看法也未必会和他本身30多岁时候一样。把这么久远的历史拿出来截取需要的部分用来攻击一个人,这真的有意义吗?

一些和RMS有过实际接触的女性和LGBT人士也写下了自己的意见表示支持,其中Nadine Strossen给出的法律意见尤为重要,她是第一位领导ACLU(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女性,深受自由派人士尊重。除了民权、移民、女权相关诉讼之外,ACLU和开源社区也有过多次合作,在软件和加密等相关议题上通过起诉击败美国政府。她指出了:“RMS有若干让人不舒服的行为,但顶多是违背社会习惯和社交礼节,这些行为不是性骚扰…对这样的行为采用过度处罚是不正义的。过度处罚的要求往往来自进步派,同时他们又支持司法改革,要求减轻刑事罪甚至谋杀的刑期,要求废除死刑,但又仅因为言论对一个人要求严厉处罚,这是双重标准。”

得益于技术社区长久的读文档习惯,这些信息被组织起来之后,人们就会花时间阅读和讨论。阅读和讨论对于澄清事实很有帮助,这也是如今社交网络难以提供的。随着人们的阅读,支持RMS签名开始逐渐增加。还有不少人读过这些文档之后,认为之前是被虚假信息误导,要求撤回自己在“公开信”上的签名。于是“公开信”开始冻结仓库,不接受新签名,这是那张对比图上停留在3000多个签名的原因。但从冻结之前变化可以看出,那时候新增签名每天只剩下‍1,2个,撤回签名的请求比新增还多。

当然,最后能作出决定的是FSF的投票会员们。半个多月的网络舆论大战终有结束的一天,4月12日FSF投票完成,RMS正式回归,Cancel方失败了。

考虑到这个投票是在一些企业赞助者,比如RedHat宣布不会和RMS共存,撤除对FSF的全部赞助之后作出的,它更显得可贵。

舆论大战虽然告一段落,但是事情仍然没结束,GCC的邮件列表里面还是三天两头冒出来号召所有人停止贡献代码的人,也总有人试图成立新组织。这种动荡可能还会持续很久。

从”公开信“签署的组织和首批签名个人背景重叠性观察,这封公开信是仍然是许可证和道德争议的一部分,它也符合了这类运动一贯模式,即,通过公开信和社交网络快速聚集人群,形成寒蝉效应快速达到目的。它提供“证据”的粗糙程度和把RMS终身赶出这个行业的诉求难以匹配。如果说个人可以一时冲动,那么几家签名的公司和组织,比如Mozilla和GNOME,以及这次行动的发起者_【已经把两位联合创始人都赶走了的_】OSI的行为又如何解释呢?

从几年来的各种事件和以上背景看,第二次Cancel RMS和之前的贡献者公约,道德许可证,禁言ESR等等都是一系列的事件,即,RMS等人阻挡了这些议程。

模糊的道德许可证伤害不到没有道德的组织,既然没有道德,又怎么会被一个可证约束住?而且,谁来裁决是否道德,就如同谁来裁决RMS是否有害。这个问题不会有答案。从ESR被禁言事件可以体会到,这类模糊的条款往往是被用来清除意见不同者的有效工具。一些反对RMS的人倒是未必有恶意,而是认为他缺少管理能力,不会与人相处。但是他们可能并不清楚,整个自由软件运动不是靠RMS的领导能力而成功。RMS经常得罪人,很多人讨厌他,但是他以接近流浪汉的方式生活了一辈子,把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软件开发和社区管理中,早年他以一人之力提供了编辑器,编译器,调试器等一系列用来创造软件的软件。在当时,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些技术都是价值连城的商业机密,几乎每一项都可以撑得起一家上市公司,RMS完成了这些东西,以GPL许可证开放开源给人们自由使用。

人们聚集在FSF周围,不是因为RMS的领导力,而是受他的感召,认同他的理念。这种认同可以让人们接受他古怪的性格,让MIT容忍他长期住在办公室里。能够容忍不一样的人,曾经是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这个行业成功的关键,这个行业接受了各种古怪的人,接受了不愿意穿西装的、不愿意早睡早起规律生活的、退休的改行的自学的…所有的人,都有容身之地。但今天,流行的说法是”他让别人觉得不安全“,所以”阻挡了某些人进入这个行业“,需要清除他。

但问题是,如果倒退回1983年,MIT没有容忍他,社会没有接纳他,自由软件运动不存在,今天这个行业还会存在吗?

如果他没有这种特殊的性格和极度的偏执,又如何能在那个时代放弃巨大的商业利益,把这些珍贵技术毫无隐藏连同源码交给所有人呢?

**阿斯伯格综合征和黑客文化
**

2021年4月12日,和FSF宣布RMS回归同一天,RMS也发表了对自由软件社区的致辞,以这段话开头: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感觉有一层薄膜把我和其它同龄人隔开。

我能理解他们交谈的词语,但是我无法领会为什么他们要那么说或者那么做。

更久之后,我才意识到我无法理解其它人回复中的隐晦暗示。

https://www.fsf.org/news/rms-addresses-the-free-software-community

(此处为我的翻译,原文见链接)RMS有明显的阿斯伯格综合征症状,这是技术社区中早已公开的秘密,但在我记忆中,这是他本人最明确的一次对个人感受的表达。当然,这不是一份诊断证明,他也不会拿出这种证明,无论从性格上,还是从他一贯对“取消文化”的反对,他都不会用那种方式解决问题。

技术社区存在大量阿斯伯格综合征人士,这更是公开的秘密。2000年左右,几个被称为“硅谷”的区域,包括当时的“北方硅谷”渥太华,都出现了阿斯伯格综合征确诊率增速和比例明显奇高的现象,这曾经引起了各大媒体的注意,各大媒体在那个时候都做过专题讨论“黑客文化”和阿斯伯格综合征之间的关联,但之后这个讨论的热度很快下降,迅速被遗忘了。

阿斯伯格综合征属于自闭症谱系,虽然从40年代就被观测记录过,但关于它的研究被二战中断,一直到1992年才被订立了诊断方式,之后才逐渐被大众认知,到2000年前后硅谷确诊率暴涨的原因,只是人们在那个时候才知道存在这个可能,才开始寻求专业帮助。

但2000年,RMS已经47岁了。

他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都只把他当作一个性格古怪的社交无能人士对待。但奇怪的他生活的前面那40年,人们对阿斯伯格综合征一无所知,倒是可以包容和容忍他,今天反而不能了,甚至没有多想一下所谓“古怪,脾气差,缺乏社交能力”是否存在其它非主观原因。

软件相关行业并不是一直都如今天这么光鲜,早年是被认为nerd之类奇怪的人从事的行业,很多人自述来到这个行业,是因为愿意和机器打交道而不愿意接触人。早年工作环境也远没有今天完备,没有IDE,没有搜索引擎,没有问答社区,没有github可以抄代码。写程序是孤独面对手册和屏幕,每一行指令都要节省,每一字节内存都要计算,调试程序和bug需要极强的耐心、技巧和固定操作的无数次重复,而且计算机运行速度极慢,只有今天主流cpu速度的几千分之一。这类工作对大部分人是难以忍受的,但是对阿斯伯格综合征人士,这倒是一个难得的友好工作环境。

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去统计60年代到90年代这些从业者和开拓者到底有多大比例有这种症状,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历史的文件存档和黑客文化习俗中有一些基本认知。在传统软件社区里,直言不讳,不注重态度,少说话尤其少谈个人感受,直接拿代码出来即可说服别人,都是社区文化的一部分,这些文化都减轻了阿斯伯格综合征人士的社交压力,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

在贡献者公约(CoC)推行的过程中,曾经有多位确诊阿斯伯格综合征的程序员发过公开信,表达类似“强制语气态度和社交技巧的社区规则”令他们感觉不安。但是最后通过前述的“利用社交网络引起社会压力”掀起的巨浪面前,这些个人抵抗都被忽略了。前面说了要求司法宽容和仅因言论要求过度处罚的双标,这里又产生了另外两个双标,即:呼吁尊重多元文化,但是又无法尊重技术社区几十年来形成的文化,忽视这些文化的形成存在非主观的因素。以及,呼吁为LGBT群体和女性提供安全空间,但不尊重自闭症人士对安全空间的需求。

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自我矛盾的地方?始作俑者有自己的利益考量,这不意外,而社交媒体掀起的巨浪是因为人们被改变了行为,没时间仔细考虑和阅读是关键因素,而这一切,都是RMS在20年前就警告过的,最后这些警告又回到他身上应验了,历史完成了一次闭环。

事情终于逐渐平息,人们讨论最多的是,下面应该怎么办?在我看来,RMS没能培养出接班人,才是最值得担心的地方。早期的几位数字权利维护者,比如Lawrence Lessig,有不少出色的学生,他的学生Tim Wu已经进入拜登内阁,正在摩拳擦掌准备对付几大科技垄断巨头。但RMS始终是独自一人,他有追随者,有拥护者,但是没有完全能继承他事业的学生。

FSF下一个领导人是谁?没有人选。

我想他之所以要回归FSF,大概也是看到了这个问题。自他辞职之后FSF几乎变成了一个市场营销公司,存在的意义逐渐变小。虽然今天越来越多的事实已经证明了他在30年前的远见,虽然人们把Stallman was right变成了互联网meme,但谁来继承他?下一代年轻人还会对这些有兴趣吗?在今天还有人能忍受他这种简朴而单调的拒绝几乎所有科技公司产品的生活,还有人愿意花几十年创造伟大而重要的产品,同时放弃巨大的商业价值当作自由软件让所有人都能使用吗?

我想着这些问题,看到IRC的聊天频道中跳出了一行字:

“我是从网页客户端进来的,我知道你们很多人都在使用终端软件,用网页客户端的人不太会被信任,我今年14岁,喜欢RMS的理念,正在学习编程,也想学习应该怎么用IRC…”

频道里又一次热闹了起来。

最后,我想特别感谢 灰狐 (公众号:huihoochina  知识星球:灰狐和他的朋友们) 他们是最早签名支持RMS的中文组织,也是唯一的组织,在那个时间点,大部分组织即使倾向RMS,也选择了沉默而避免惹上麻烦。灰狐在中文开源领域努力了20年,如果对开源和自由软件领域有兴趣,可以考虑支持他们。

参考备注:

  • 我2019年写过这篇文章:开源是自由的,永远 它的依据同样是开源/自由软件的非歧视条款。如果道德源码运动最终成果破坏了这些基础,那么一切都会重新回到封闭。

  • lerna修改/恢复许可证的过程记录 https://github.com/lerna/lerna/pull/1616

  • ESR文章《非歧视条款是开源软件的核心价值》:http://esr.ibiblio.org/?p=8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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