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教授: 大兴调查研究, 斗胆给领导们提十条建议|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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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德文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导读】**近日,《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引发热议。方案明确,领导干部要带头开展调查研究,改进调研方法,以上率下、作出示范。有评论指出,大数据时代,了解民生民情的渠道很多,但依然有必要到基层一线去、到百姓身边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本文作者吕德文教授有着丰富的调查研究经验,他分析了当前基层治理的怪现象:越来越多部门依赖现代技术开展公共治理,比如卫星监测,上级发一个图斑,下级就得整改。技术霸权之下,基层沦为“填表员”,不容解释成为技术治理的最大特点。掌握技术的第三方更是代替上级,与基层做交易。而在“无事找事”的清单报表之下,在“草木皆兵”的上级检查之下,在“刻舟求剑”的制度设计之下,基层心力交瘁,变成“认项目”、“认经费”的考核机器,以点带面变成了以点“代”面,群众只盼着自己的村成了“点”,才有资源。

基于此,作者给即将大兴调查研究的领导干部提出十条建议。例如:调研需要实地观察和访谈,不可搞成工作检查,不能搞成“不说实话”的座谈会,也不要找助手代替调查、代写报告,更不应把做调研的机构变成领导秘书,放着本职工作不干,替领导写稿。他认为,只要领导干部和基层干部群众交心交朋友,他们会跟领导说实话。而且基层多的是聪明人,也可以帮忙分析问题。但基层最怕的是,领导了解真实情况了,反过来说基层的不是。调查研究也不是非要解决问题,有时候反倒会把提问题的人解决了。调查研究,关键是领导干部要改掉过去不良风气,真正接地气地了解基层所思所想,让党内的学风文风更为实事求是,这就是最大的成果。

**本文为作者两篇时评组稿,转自“新乡土”,原题分别为《大兴调查研究,给领导干部提十条建议》和《当前基层治理十大怪现象》****,**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大兴调查研究,

给领导干部提十条建议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笔者从事调查研究工作多年,也刚刚从调查现场回来,结合自己对调查研究工作的体会,以及对基层的了解,给领导干部提一点建议。

******一、******调研方法简化

什么问卷调查、大数据之类的,没必要专门弄。网络调查就更不能搞了,那是懒惰。有些数据不用专门调查,统计局和各业务部门都有。

调查主要用实地观察和访谈法就行。这两个方法,技术上没什么门槛,就看用不用心。要是用心,和基层干部群众交心交朋友,他们会跟领导说实话。并且,基层多的是聪明人,也可以帮忙分析问题。

实地观察很重要,一定要到现场,办公室座谈会是不够的。**当然,有些现场是经过布置的,也别过问,布置了的现场也是现场,也很能说明问题。**再挑几个没有布置过的现场去看看就行。

二、别把调查搞成了活动

调查的核心是态度,不是方法。真的,领导如果真想调查,很简单的。现在交通都方便,找个熟人也不难。从党委政府层面,调查要分配任务,选取专题,这个可以。但从某项具体调查的开展来说,不能搞成活动。调查是特别简单的事情,下去就行了。

别让基层搞接待,别给他们布置任务,他们挺烦的。“四不两直”是挺好的,但搞突然袭击也没必要。到了现场,谁在谁汇报,遇到什么就是什么。**主要是,要和基层明事理的人聊聊。一般而言,主要领导肯定了解情况,分管领导也懂。三两个人谈一谈就好,人多了,搞座谈的效果就差。**别让人准备,不需要稿子。聊到哪里算哪里。

**调查的核心不是数据和资料,而是围绕数据和资料的讨论,得了解基层的真实看法。**简单说来,在调查研究中,领导只是调查员和研究员,平等交流,探讨问题,把调查搞成问题解析会和学术讨论会最好。

三、亲自调查,亲自写调查报告

最怕的是,领导带着几个助手,浩浩荡荡的,领导只是出个面,事情都让助手去弄。这个搞法挺无聊的。助手只是助手,不能代替领导的工作。领导的思想、想法和经验,都比较丰富,自己弄,确实是对工作有帮助。

领导要是不懂制作图表,可以让助手帮忙,但领导总会写字吧?还是自己写吧。一篇报告,几千字可以,几万字也行,关键是要把自己的思考写出来。

说到底,调查的过程也就是研究过程。现如今,高校里也流行一个不好的现象,调查都让学生去干,学生把调查报告写好了,然后老师自己来加工。这种不好的学风,还是别污染社会了。

四、调查是研究,不是工作检查

**基层最怕的是,领导一调查,把真实情况了解了,反过来说基层的不是。**这没必要。哪怕基层真有问题,领导也得有点职业道德,别吓唬人。

况且,就笔者长期的调查经验,基层有问题的情况不多,即便有,也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调查服务于问题的解决,而不是解决提问题的人。

我觉得,领导干部还是要有几个基层朋友,他们会提供不一样的视角。领导有什么疑惑,对情况不了解的时候,随时能够和人电话联系,探讨基层实际,这是最好的。

五、调查研究不要依赖于专门机构

有些层级和有关部门,都有专门的调查研究机构。**但这些调研室、研究室之类的,基本上都不搞调查研究,而是给领导写稿子去了。**这个部门的职能异化,特别值得总结。

我个人建议,领导干部的这次调查研究,就先别依赖于这个部门了,他们任务已经够重了。

如果要一劳永逸解决调查研究的问题,那就让这些部门回归原来的职能定位吧。让这些机构专司调查研究工作,为决策提供咨询,为领导充当参谋,而不是成为领导的秘书。

六、大兴调查研究主要是反形式主义

我们党是有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的,但历史上的几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都是因为党内出现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问题。

过去一些年,基层到处充斥着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中央几次发文,似乎也没彻底解决。乃至于,笔者觉得现在的基层治理存在十大怪现象(请看本文延伸阅读)。

其实吧,大家都不指望调查研究能解决具体问题,但如果通过大兴调查研究,改改过去一些年的不良风气,让领导干部更接地气一些,也算大功告成了。

七、比照党内经典文献写调查报告

毛主席的许多调查报告都是党内的光辉文献,指引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很多第一代领导同志都有好的调查报告,我们至今在学习。

**从笔者的专业视角看,这些报告未必有多复杂,看上去也很“土”,没有学院派的条条框框,但学术质量却是顶尖的。**说这些调查报告是社会学调查的经典范本,一点都不为过。

所以,领导干部写调查报告,主要的教材应该是党内文献,而不是别的。立意高远、文风直白、田野灵感,鼓励每个领导干部有自己的风格,千万别又搞出千篇一律的公文体。

八、调查成果转化随缘

尽管中央的通知里说调查要有问题导向,希望调查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但笔者觉得,调查研究本身就是成果,让领导干部接地气,让党内的学风文风更为实事求是,这就是最大的成果。

调查报告主要还是领导干部自己看,和同僚之间多多交流,也就挺好的了。如果能够以文会友,经得起基层干部群众的检验,让基层诚心说一声领导接地气,那就挺好的了。

九、调查研究还是要回应基层的呼声

基层的呼声未必对,但很真实。呼应基层,并不是说一定要解决基层关心的问题。而是说,基层的所思所想,领导得掌握。

有些基层反映的问题,是政策不科学导致的,有些则是基层认识不够,工作不扎实导致的。有些是历史遗留问题,有些是新问题新情况,得要区别看待。

我个人觉得,领导干部还是要跳脱自己的视野,多接触一下烟火气。很多社会问题,政府都未必关心,甚至也不是政府职责,但了解了解,有利于决策。

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调查研究的基本原则是实事求是,但没有人能保证自己的调查就是最客观真实的。所以,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很重要。

我们现在的很多决策,都依赖于政府内部的信息报送系统,还有就是其它机构的信息渠道,公开的深度调查报告,都很稀缺了,这不是什么好现象。领导干部大兴调查研究,那些有调查研究职责的研究机构、媒体等,更应该有扎实调查。

我们现在的信息领域,充斥着各种经验创新的吹捧,也充斥着修辞堆砌,充斥着假大空,连中文领域的人工智能软件都学会了套话和废话连篇的官样文章,这个现象还是早点改变为好。

当前基层治理十大怪现象

******一、******无事找事

**基层普遍陷入了“无事找事”的怪圈里。上级就怕基层没事干,就不断布置各种“狗屁工作”,隔断时间一个工作清单,换个时间又是工作提示,还随时有紧急通知。**打雷下雨得通知去看看老百姓家里的房屋安全不安全,冬天取暖有消防安全隐患,要搞“敲门行动”。

这些工作,唯一的意义就是证明基层还在干事,至于事情有没有必要干,则是不重要的。

“群众无小事”俨然成了狗屁工作的根源,把群众当作“巨婴”,把基层干部当作“保姆”,群众出点事,上级就要找基层干部的麻烦。

基层花了大量时间在应付各种清单和报表,有些地方动不动就搞个问题清单,但凡是巡视、督查、审计、环保、网络舆情、安全生产、信访、社会平安稳定出现的问题,都要清单化处理。没有问题,也要填各种报表,党建、经济、平安、改革、创新、生态、平安等工作,都有常规化的报表。

基层干部很忙,忙得晕头转向,但都是在“后台”运转,群众不知道,没有任何获得感,很多时候还觉得很扰民。

有经验的领导,一定要把“无事找事”的范儿做足,免得连累了自己和下属。某地发生过一个重大事故,十几个外地驴友擅自闯入禁区探险,结果遇到山洪暴发,全被淹死了。得亏当地领导有先见之明,事先主动“找事”,在路口设置了警示牌,派人劝阻,各种工作都提前做到位了。结果,上级纪委查了一年,果真证明本地没有任何责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大家都感谢这位领导,真是保护了全县上上下下的许多干部。

二、草木皆兵

**现如今,基层工作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任何一个工作都不能放松警惕,随时得紧绷神经,搞不好一点小事就酿成了大事。上级的巡视、督查、检查以及第三方评估,都得认真准备,排演到位,连衣食住行的细节都得领导亲自过问,就怕哪个环节出篓子。

基层最怕上级检查出了问题。只要是“问题”,必定要整改,其中的流程繁杂不已。基层都已经习惯了“零容忍”,能主动避免的一定要主动避免;出了点漏子,别解释,按照上面要求认真整改就是了。一个地方出漏子,影响的不仅是重要领导的仕途,还是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

比如,出了一个安全事故,一次死亡超过三人,这个地方一整年肯定废了,两年都缓不过劲来。整改周期非常长,属地、部门和个人都得整改,还得做教训总结,完了还要举一反三由点到面整改。

三、一刀切

**一刀切已经是老问题了,但现在却“切”出了新境界。**上级制定政策都越来越细,连“原则上”这类的语言都不太愿意提及了。过去的一刀切,是只要结果,不问过程。**现在的一刀切,不仅要结果,也要过程。**一件任务,不仅要按时交账,还要过程控制,一周、一月、一季度、半年、一年,都得有台账和汇报。

很多政策,布置任务的时候,已经把表格做好了,照着填就是。**脱贫攻坚的时候,每年完成多少,不能多也不能少。**要是脱贫速度慢了,当然要被质问;但快了也不行,上级会说,你咋那么厉害呢?厕所革命的时候也是,好像工程进度是匀速进行了,每个时间段完成多少比例都是规定好的。

现在的一刀切,基层都懒得吐槽了。**因为,这些政策似乎都是系统设置的,你都找不到吐槽对象。上级会说,我也没办法啊,制度就这么规定的。**因此,基层只能违心干活,有条件要干,没条件就创造条件干。

只不过,创造条件干的,差不多都是折腾。违背实际的一刀切,不仅折腾干部,还折腾群众。这个系统,已经到了无人负责的程度。基层怨声载道,却毫无办法。

四、刻舟求剑

现如今,很多部门都有制度设计的瘾的。**似乎,过去基层的很多问题,都是制度不健全,制度不规范造成的。但实际上,基层相当一部分问题,其实和制度无关,就是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这个阶段过去了,问题就没了。

很多制度,都是为了解决特殊时期的特殊问题而设计的,可以说是实践的产物。但很多部门都希望把特定时期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制度保留并完善,而这个时期又过去了,这就有点刻舟求剑了。

比方说,过去邻里纠纷是个大问题,通过枫桥经验,通过村民自治来化解纠纷,就很重要。但现在很多地方的农村都空心化了,农村社会从拥挤的社会变成了稀疏的社会,人们都不怎么接触了,矛盾自然就少了。但有些地方却把农村矛盾纠纷调解机制越来越正规化,不仅有专门的调解室,还有专门的文书,真是没必要。

最典型的是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制度。这两个制度是在脱贫攻坚比较吃紧的时期,各地采取的应急措施。可以说,这是一个“攻坚”制度。现如今,“攻坚”已经完成了,这一制度的必要性其实就大打折扣了。

可我们的调查发现,各地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第一书记和工作队不仅没有撤离,反而扩大了派驻范围,加大了派驻力度。而他们下去又没什么事干,县乡就只能不断派发工作清单和工作提示让他们有活干。但他们一旦干活,村支两委又没事干。那么多干部扎在村里无所事事、无事找事,群众看着都着急。

五、恐吓

**基层有很多“红线”“底线”,上级动不动就拿出来说事。**有些红线,大家都懂,也理解,比如,意识形态,安全生产,粮食安全,环保。有些底线,也不用说,比方说不违规违法。但上级对“红线”“底线”的认定,却很有弹性。有些在基层再正常不过的工作上的“小事”,一经演绎,也可能是“大事”。

比方说,耕地“进出平衡”在基层的执行,明显不符合实际,制造混乱,但没人敢说。一些生态环保的问题,也明显在折腾,也不敢说。某地有个起火点被上级遥感到了,打电话要求地方上处理。但很不幸,又出了一个,上级发怒了,说这个地方的领导还能不能守住生态环保“红线“,这可把地方吓得半死。

于是乎,各地每年都要搞秸秆禁烧,花了大量时间和人力物力严防死守,真是劳民伤财。

某地发了一个禁止干部吃喝的文件,结果搞得风声鹤唳,基层干部连正常聚餐都不敢了。事实上,乡干部在村里干工作,在群众家里吃个便饭,群众其实很高兴。很多事情,给群众面子才能把做好。干群之间连饭都不能吃了,还讲什么群众路线呢?

但基层干部都懂政治,都不想在这个时候背一个“顶风作案”的帽子。干脆就不吃了呗,现如今谁还缺吃缺喝啊?

六、技术霸权

这些年,基层已经被陷入了技术牢笼中了,做任何事情,上级都给你一套程序,一套系统,你就得照着这些技术设定工作。基层其实就是填表员,被系统控制的零件,工作是不可能有主动性的了。

越来越多的部门依赖于现代技术,其目的无一例外都是为了更好得监督和控制基层。国土、生态、林业、环保等部门,都用上了卫星监测技术,是不是发一个图斑让基层去整改。图斑真是有图有真相,容不得基层狡辩。基层只有照着做的份。

但上级就不想一想,这些图斑所揭示的所谓真相,是需要解释的。不同层级,不同地方,解释很不一样。不容解释,已经成了技术治理的最大特点。而上下级之间一旦失去了解释沟通,也就失去了民主。

很多部门依赖于技术,其实是懒政。因为技术代替了具体的行政工作,这些部门完全可以依赖于第三方去操作,基层已经是傀儡。乃至于,很多基层为了避免被技术霸凌,干脆攻关第三方算了。

第三方掌握技术,代替上级拥有实际权力,进而有了和基层做交易的能力。基层到处都是第三方,这也算如今基层治理的一大奇观。

七、唯利是图

基层治理差不多唯利是图了。其中最重要的表现是,一切工作都围绕着项目转。几乎每个县都把重大项目放到最重要的位置,每个县级领导得领衔一个项目,每月都要检查进度。

招商引资、争资跑项仍然是各地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很多项目明显不合理,浪费钱财,但还是要搞。原因在于,项目是否有用不重要,重要的是做项目本身就是意义。

有了项目,于公有利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于私则有明确利益,地方领导和干部群众都可以围绕项目,获得相应的利益。有了项目,哪怕是村干部也有利可图,至少可以承包一点小工程,成为地方能人。

**但那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最好别干。现如今,各地都有一点社会危机,只是表现不一样而已。**有些地方有高价彩礼,有些地方光棍很多,有些地方养老不乐观,有些地方人情负担重,有些地方赌博成风,有些地方还有地下教会泛滥,这些事,又不能创造价值,还可能引发群众上访。

群众工作最麻烦,还是少干为好。装不知道最好。

八、以点“代”面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每个地方都把创特色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于是乎,各地都在开展俗称“拉练”“赛马”的工作机制,****每个季度或每半年,县领导带着各部门和乡镇主要领导,浩浩荡荡到各个地方看点,现场评比,现场打分。**优秀的奖励50万,100万项目经费,表现差的上台做表态发言。

为了吸引领导的注意力,各地都在想方设法造点,各地普遍把具有试验性的示范点,变成了展演性的典型。示范点的目的要让别的地方学习,可复制,可推广;但展演性的典型,最大目标是无可超越。如果让人一下子就复制去了,那还搞什么搞呢?

最简单的造点就是砸钱。每个县,每个乡镇都要造出一两个点出来,让领导来了可以看。因此,选点很重要。得选一个有点基础的,交通方便,但又不能太好的地方。如果一个地方本来就很好了,就没啥创新的价值。如果一个地方一点基础都没有,代价太大,没那么多时间精力来搞。如果那个地方太过偏僻了,领导受不了车马劳顿。

因此,现在的基层工作,指望以点带面是不可能的。任何工作,基本上都是以点“代”面,把点弄好了,其他地方普普通通就算了。

所以,一个县里面,有些村早就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但大多数村庄,则还处于初级阶段。群众也很现实,评价一个村干部是不是有能力,就看他能不能搞项目。要是自己的村一不小心成了“点”,那真是天选之子。

只可惜,很多“点”,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砸了那么多钱下去,谁买单呢?因此,往往是,越是光鲜亮丽的村庄,负债就越多。

九、精准依赖

现如今,很多上级部门像是中了“精准”的毒,做什么事都要求精准,恨不的数字要精确到小数点的多少位。比如,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工作是防止规模性返贫,但这在基层,什么是规模性?大家不知道。

站在任何一级领导的角度,对“规模性”的理解都是最好一个都没有。因为,如果一村有一个返贫,一个乡镇可能就有十几二十个,一个县就有几百个。一个不算规模性返贫,那几百个算不算?县委书记没把握,所以干脆就一个都不允许。

但要做到一个都不允许,工作量就实在太大。于是乎,对返贫的监测,就很是全面而无用。但凡是有人车祸了,有孩子上大学了,有人住院了,都是所谓的风险点。只要有风险点,村干部和驻村干部就得一个个去调查,填表,无尽繁琐,无尽折腾。

**在基层,往往工作要求越精准,结果一定是越不精准。因为,基层本来就是模糊性的社会。**哪个村民家情况怎样,有没有返贫风险,村干部怎么会不知道呢?有风险,村干部主动报告不就完了?如果村干部不作为,群众举报不久得了?犯得着一个个信息提示么?结果是,花费了无尽的人力物力,反倒是起了副作用。

“精准治理”这个毒,必须拔掉。辅助精准的技术和制度设计,最好都废除,回归到群众工作的本质就行了。上级还是少用各种系统,慎用卫星图斑,让驻村工作队早点回自己单位上班。

要相信群众,他们自己的事自己会处理好。我在基层调研,一位乡组织委员说,有个村有四个村干部,这四个村干部的素质都可以担任村支书,能力超强。但就这样的村,还派了三个驻村干部,有必要么?

******、包办代替******

基层俨然成了群众的“保姆”,不仅要时刻提醒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了,还经常着急忙慌包办代替。久而久之,少数群众已经形成了等靠要思想。

现如今,很多地方搞公益事业,让群众自己参与出钱出力是不可能的了。基层的干部和群众似乎都习惯了,搞任何一件事,最好有项目。如果没有项目,就搞不了。从来就不想想,自己的事自己处理,不就完了么。

搞人居环境治理,政府比群众还着急。人家都不在乎自己的生活环境脏乱差,但基层政府在乎。为了保持清洁,各村都雇佣了专职保洁员。保洁俨然成了各村最大一笔开支,这也是奇了怪了。

**由于搞了精准扶贫,似乎也不允许有懒人存在了,非要给他们安排一个公益性岗位之类的。**人家都不愿意脱贫致富,着急什么呢?

城市社区也一样,什么事都要等街道社区去做,楼道堵塞、安装电梯、环境卫生,似乎都成了社区治理的难题。几乎每一项工作要做下来,背后都是依靠政府财政支持。

疫情防控过后,每个社区都有了下沉单位。这些下沉单位,俨然成了“帮扶工作队”,其最大任务就是链接资源给小区办好事。

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群众都形成了一个固有观念,“帮扶”就是给钱给项目,要是没有,就不给好脸色看。连工作队也形成了自觉,要是没资源带下去,也就不好意思往基层跑。

****本文为作者两篇时评组稿,转自“新乡土”,原题分别为《大兴调查研究,给领导干部提十条建议》和《当前基层治理十大怪现象》**,**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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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2年第3期(6月刊),原题为“构建‘新三环’:面对全面脱钩可能的中国选择”,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2年第3期(6月刊),原题为“构建‘新三环’:面对全面脱钩可能的中国选择”,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2年第3期(6月刊),原题为“构建‘新三环’:面对全面脱钩可能的中国选择”,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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