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七八十年代所有田地都种满庄稼,农村人还是沒得吃?而现在农村农田有近一半荒了,农民反有吃了?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3 月份的回答,之前毫无存在感,忽然在 5.7 这天获得一千多赞和很多评论,有些摸不着头脑。 匿名是因为这个问题肯定存在不同理解,我只是根据我的经历表述了一下,所以为避免某些不必要争议,就匿名了。 至于大家引用的问 …
本农村人表示没那夸张 都是一点点变好的
先说小历史 再说看法 您要是心急就直接翻到到后面看看法
先说收购顺便分好时间 省得出现 “大锅饭 = 饥荒 = 公社” “高价收购几年 = 积极性 = 吃饱 = 好日子 = 大包干 ” 这种笑话
50s 是 收购价固定 物价降低(这时生活不错 我们这土改早 听说是合作自发的)
60s 是 收购价提高 物价降低(饥荒,后来 xxx 主抓还搞 “四清” 抓资本主义尾巴 上面压的很厉害 这时 修水库 开荒 购置水泵 拖拉机 农技站 气象小组)
70s 是超价收购 队里超额完成任务 收购价提三成 (wg 夺权,革委会,69 年稳定之后,合作医疗,社办学校,知青下乡,大规模育种选种运动←那时好像叫 “群众办科学”,这时比较强调自主管理(学大寨),粮食压力变轻,不抓资本主义尾巴了,集市自留地恢复,不少大队都能攒钱办起小工业 77 年又抓过一小阵资本主义尾巴 好在影响不大)(产品出售交易靠采购员打白条,银行委托收款,有的公社还能接到城市厂子的外包,羡慕~)
超价收购大概实行到 85 年吧 后来物价飞涨 我就不比了 本人水平有限 (到手粮食多了 副食品较为好转 总体不错 不过后来高中变的难上了 看病还是找赤脚医生和镇卫生院 但是没有合作医疗了)
后来 三提五统 不说了 剪刀差 x10 农村 xxx 的顺口溜都是这时候编出来的 农村生活过你肯定听过 我不发出来 发出来太危险(生活拮据 有的破产当盲流 治安很差 )(说点我自己的歪理,我认为这才是包干目的,取消基本保障让农民破产。然而破产之后,2000 年才取消盲流放开进城以前都是要买户口的,这段时间嘛。。。)
再说说这几个图和一点别的
这砖房 74 年盖的
这木匠盒 两个 俩人一人一个 73 年大队成立建筑队给人盖完房子 直接给打家具
大队 60s 进的第一台拖拉机 镇上老机修厂推平了 可惜! 图找不到了
缝纫机 70s 买的 黑白电视 80s 买的
家里电视 90s 换了个彩的
偷懒和积极性
然后 有的在那说公社全都偷懒的 过于极端了 甚至都埋汰人了 这时候你又不说农民淳朴勤劳了
真偷懒 试试看你能不能找到对象 农村统共就这么点人 有点事全村都知道 农民是非常讲脸面讲面子的 一说哪家的谁谁谁是生产标兵 青年突击队 霍 倍儿有面子 哪家哪家有懒汉 那也是十里八乡都扬了名的
村里老人威信不是吃素的 队长都得悠着点 你以为是一手遮天?不不 都不配合你 你遮谁去 互相可都知根知底的
经济上是有加价收购的 超出标准给加钱的 效益越好 工分越值钱 这是实打实的把人绑在一起的集体利益。
谁都不认识你的时候 你当然当你的 “理性人”
大家互相都认识 好几十年都是这些人 这时候 你当懒鬼一个试试 看你承受不承受的住损害集体利益之后 所有人都排挤你 可怕~
(管理上的小歪理)
你不能拿现在那套 “陌生人社会” “精密绩效管理” “把人当机器计算” 来硬套当年的情况 你要真搞 “科学管理” 没准还闹意见呢 “你是不是不信任” “是不是破坏革命友谊”(这是玩笑话,不是扣帽子上纲上线那种) 一旦没了信任反而不好了 )
老马说的好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现在社会是高度流动性 又认钱 像以前那样 “培养关系和信任 集体制裁 评先进” 成本高不适用 而且很荒唐 ;同样的,你在以前的那种固定圈子和稳定社会 不认钱,你用你的“科学管理” 一样是,成本高效果差甚至是荒唐的(除非你打算一辈子你都不来往,玩陌生人,玩高冷,不过这是不可能的,这在那时你玩高冷可是政治问题)
(有时真的是农闲)
当然了,有时就是单纯的农闲,就是没活,那也是没办法的事。那也不能不让休息了不是
包干一开始积极性在种地上,这点是确实,不过跟大跃进那时是似的,都是有时间的,不可能天天玩了命的干,不那么紧绷绷的,有说有笑什么的才是日常(也是苦中作乐,别误解了),后来税收上天也就没那积极了性,单纯没选择罢了。
(经济作物和副业)
经济作物 自由选择 那是真有积极性 一窝蜂种一窝蜂亏 以前经济作物是统一指导的 后来公社拆了 也没人教怎么种 闹几次灾害 亏几次钱 有的破产当盲流去了
真积极性都在搞副业办工业上 五七指示 号召大办工业 队里 73 年办了建筑队 生活比较宽裕
84s 之后开始难受了 后来那都别说了 进城盲流打黑工 腐败横行 三提五统 赌高速 强盗 黑帮开矿抢地盘 烧林子 哒哒哒枪战 流窜犯 什么的别说了都 那可真是山高皇帝远 生活好了 过的提心吊胆
吃饱饭
有人说一年吃饱了 那是变魔术 粮食多了是真的
但是你还是得卖 还是得省 后来是越来越攒不下钱 后面三提五统那就更是了 单就那时候是真不如以前
(除了自然灾害时 非收获季半年 + 半年饥荒,几乎不挨饿,说天天都挨饿的可能不知道挨饿啥滋味 吃的没现在好 现在回想起来真苦 但是以前那时候好像没啥感觉?)
到 97 年不养黑皮猪了换白皮猪 肉才多起来 这时候吃的彻底好起来了 过年头回吃的纯肉饺子
其他
小趣事:当时都传谣 “先富带后富” 是二次下乡 上次是派知青技术骨干带农民搞工业 以为这回是派人带我们致富。
化肥:化肥队里掏钱 化肥厂就在县里头 没那金贵。
题外话:关于画像 刚包干那几年真流行挂()像的,不过没几年就画像换回来了,扶贫很得人心 现在有的人家挂两个人的像,年轻点的不挂画像了。
自发合作: 种地本身就是合作 后来改了 一样是合作 全村共用,三头灰驴,几个晒谷场,石碾子,和一个没人修的东方红拖拉机上拆的发动机。可惜!
憧憬:那时幻想的哪一天咱们也在村里竖起个大烟囱,后来是不可能了,毕竟,那些 小机床 还有那个建筑队,他们觉得可能不如后来那个来镇上骗钱的洋鬼子开的粮食加工厂更能搞政绩。
我的看法:
就感受来讲,每次改制度(4 次)都有新鲜劲,都会给些好处,都会有积极性,但是往往过一段时间就下降了。而且人也不能天天那么干活,积极性无限上升。所以说,短期来看,是有效果的,长期来看,它是波动的。根本上还是得靠一些可以留存下来的东西。
这些还是是只看种地的的情况,考虑到那时,非农忙季,推土车修水坝,跟着拖拉机后面平整田地,甚至到 70s 时期参与副业生产,以至于有时种地人手不够要从副业组抽调人手,我觉得的以前农闲季(半年时间,什么都不干)其实已经消失了。我不知道这又算不算积极性呢。你也不能让我们农民一年都干活,还又像以前那样 “积极性”“一心一意” 在种地上吧。城里上班族都是 8 个小时工作制,我们农民一年都上班,“偷偷懒”(要是真像他们说的那样)也不过分吧。
科技发展不就是可以让人不那么有 “积极性” 吗
哈哈 以上都是歪理 不信别骂我 我水平有限
题外话和一点感慨:这世界上没有一下就 “天翻覆地” 的变化,
只有慢慢变化的现实
所以说 没那夸张 种了一辈子地 早就成了习惯
积极性?您可真有闲心 每天早上想今天我是积极的干 还是偷懒着干
你觉得 “天翻覆地” 是因为有人想让你那么想。
我国历年粮食产量曲线图里,会发现,大包干以后,怎么看不到明显的直线上升啊。
那么为什么感觉就是不一样呢
除了宣传因素之外,还有因为,当时国家办了几件事
一个是大幅度提高了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收购价格,一个是很拿出来一笔钱给工人盖房子分房子加工资等,当然,也拿出来更多的钱去国外买小汽车大彩电。
这时候,农民出现了万元户、工人得到了优厚的待遇,甚至吸引的农民花费巨资购买城市户口,好能分配到工厂工作。其他的一些人也能开小汽车看大彩电玩乐高穿耐克。
但是钱多,物资不够啊
开头几年很好以后,后来就
造成了 80 年代几次通货膨胀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杨洁导演的西游记,开始 500 万买各种进口的摄影设备,还拍了 20 集,后来多目怪帮忙又拉来 500 万,结果拍了 5 集就没钱了 ·····
到了 90 年代,那三提五统收的天怒人怨的
我挂职的时候,一个老领导说刚参加工作,下乡收粮食,先得找村里那个很跋扈经常欺负人的回民打一架,证明我不好惹,才能收上来 ····
其实这些事儿吧,
我外公就很奇怪,怎么就攒不下来钱
我妈我大姨我几个舅舅每年都会给我外公一些钱,他很少花钱,就存起来
我外公也是很努力的农民,70 多岁还能下地干活那种,每年挣的钱也都存起来
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只是单纯的认为 “钱毛了”,钱不值钱了
当然,我和我外公聊天的时候,也有很多公社时期的事儿,我琢磨了半天,这不就是当年欧洲空想社会主义时期遇到的事儿么
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实验失败的标志,就是管理人员逐渐增多,从事干工作的人越来越少
公社也类似,一个是当时办了一些社办企业,比如啤酒厂,当时我们当地驻军农忙时候来我们这里帮忙干活,休息时候就直接喝的公社产的啤酒,还有其他一些企业,安置了很多人,毕竟那时候公社已经有一些机械了,不需要太多的人下地
每年大家分红都不少。
但是,管理人员越来越多,一个公社的粮油加工厂,就七八个人,我外公回忆起来就是,那机器都是朝鲜机器,可好用了,就五个人就能把周围几个公社的粮油都解决了。但是,没几年,一大堆不干活的职务就出来了 ···· 硬是弄到 30 多人 ···
后来公社解体以后,这些工厂划归到镇上管,后来倒闭,粮油厂占地面积最大,被厂长买下来,再后来搞房地产,然后厂长就带着全家移民了 ···
我感觉我外公对公社的感情很复杂,类似于公社是好公社,可我们管不了他,看着一步一步变坏那种吧
因为税
不同时期对公社和家庭承包收的税是不一样的,重税之下的公社和承包制积极性都一样低,轻税下积极性都一样高。
首先要知道一个高中历史常识。新中国农业所有制分成了好几个部分:农民所有制——农业互助组——农业初级社——农业高级社——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其中人民公社早期、后期、承包制中后期积极性都很低。
1. 和小岗村一样,人民公社的出现也是某个地区的人民群众自发组织,然后由中央推广的。1957-1958 年农业水利大会战,一些高级社发现单凭自己一个社很难完成大规模水利工程,于是和其他高级社联合自发组建了 “联社”,这是人民公社的雏形,也就是说,组建人民公社一开始是为了修建农田水利。农民积极性当然高。
2. 然而很不巧,第二年大跃进,初创的人民公社迅速向共产风迈进,迅速变成了能管控农村一切的超级组织。我们对人民公社一多半恶感基本上都出自这里。毫无疑问,农民积极性暴跌。
3.1961 年人民公社改革,明确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的制度,农村形成 “公社——大队——生产队” 三级模式,大队就是原来的高级社,生产队基本是原来的初级社。“队为基础”就是生产队一级占有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直接组织生产,进行收益分配,是基本核算单位。 这才是长期实行真正的人民公社模式。
简单来说,耕畜、农具、队营企业不再归人民公社,仍然归生产队所有。属于个人的生活资料,永远归个人所有。生产队对其所有的土地、牲畜、农机具、山林、水面、草原及生产经营安排都拥有自主权。毫无疑问,这又一次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原因很简单,交公粮征购基数大大提高了。
1966-1976,因为中苏交恶,备战备荒等等原因 ,公购粮征收名目越来越多,除了一般的公粮,还有 “超购粮”,“备荒粮”,“忠” 字粮、“爱国粮”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收了一拨又是一拨。
当时生产队集体打下的粮食首先要选最好的风干扬净给国家上缴公购粮。其次留足种子和储备粮,剩下的才能分给社员们。
现在交的公粮越来越多,种子和储备不能动,土地和亩产有没有明显增加,分给社员的当然越来越少。
这种无限制征购下,你积极性再高也玩不下去,你公社投入化肥机械产的粮食多了,那就给你在加一个公粮税种。最后就变成了无论是农业总产量还是平均亩产年年增加,但是农民积极性却越来越低。(这也是其他高赞回答里没解释清楚的问题)
5. 这种情况下,一些地区开始偷着进行承包制。承包制并不是小岗村开始的,是小岗村开始闹大的。我们老家公社至少在 1974 年就开始在收割小麦上进行承包。比如之前收割一片地,割完工分均摊给所有人;之后这片地划分成一百块,谁割的块多谁的工分就多。效率和积极性明显提高。当时只能偷偷摸摸搞,在小岗村彻底闹翻之前,基本上各地都有或多或少的承包制。
6.1978 年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原来公社各种公粮摊牌基本上全部取消,属于基层农民的粮食大大增加。当时无论是实行承包制地区还是尚未改革的人民公社,积极性都大幅提高。
这也就能解释明明 78 年农村还是以人民公社为主,承包制还没推广,人们却一直认为 78 年以后农村生活就开始好了。并把这个功劳给了新出现的承包制。(人民公社是逐步解体的,不是 78 年一夜之间消失),
但总的来说,因为留的更多,还是承包制积极性更高。
(因为公社有大量社队企业水利工程卫生社农用机械之类的需要投入维护,承包制后这些东西能丢的都丢了。间接导致了农村医疗卫生水利灌溉等体系的崩溃。)
(打个比方,你不交五险一金工资收入当然高了,那医保社保你自然也就没了。)
然后更大的麻烦来了。我们的教材只讲了这次 78 年减税,对几年后的大规模增税只字未提。
7.1984 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改革开放需要的大量资金问题怎么解决?自然就瞄准了承包制下刚刚温饱的农民。于是各种杂税(比如三提五统)又回来了。这次农民积极性遭到重创程度比人民公社还要大。
而且为了解决农民屯粮的问题,交公粮从交粮食实物变成交人民币(1993 农业税),交的粮食开始和粮价绑定,受物价和通货膨胀影响,税收摊派也更方便。同时农民丧失了集体时代的医疗教育福利,医疗全是自己出,因病返贫越来越严重。自身因为承包制也被沙粒化,丧失了组织和集中力量的能力,日子就更惨了。
这就使刚刚尝到种地甜头的农民陷入了新的困境,躲避各种税费、田地撂荒现象越来越严重,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农民同当地政府 的现象。农村地区的各种问题也是这个阶段开始爆发。
反而是维持集体化,坚持工业化,获得工业红利的某些村子在这个阶段日子过得不错。
这个阶段网上说的人不多,因为大多数人学习的高中历史教材不讲这里了;然后网上的 “农民子弟” 在这个阶段基本上都开始脱离农村,所以大多数人对农村的回忆到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积极性” 就戛然而止。
8.2000 年后农业税废除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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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家伙,四个问号我文中都回答了,还能问得出来?
白龙马被封为八部天龙后,原来在他身上的三只跳蚤也跟着上了天。于是三只马蚤变龙蚤的成功人士,开研讨会总结成功经验。
第一只说:“这是因为我改变了吸血的方式,原来都是一口气吸到饱,后来改成了吸三口喘口气,这种健康吸血法使我从马蚤变成了龙蚤。”
第二只说:“不对不对,因为我采取了正规的爬行方式才从马蚤变成龙蚤的。以前爬的时候随便迈腿,后来我改成了统一先迈左腿,才有了后来的成功。”
第三只说:“你们说的都不对,事情的根源在于白龙马又变成了龙,如果不是我每天在马头上吸血,为他打通顶路,他也变不成龙。”
当三只跳蚤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南无八部天龙广力菩萨开言点化他们:“你们这些跳蚤从祖宗开始就只会吸血、爬,怎么都没从马蚤变成龙蚤。要不是我跟着师父取经,你们早就被我带到海里淹死了!”
转自一段:
毛泽东一生中最大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
1965,疾风骤雨前的宁静,然而毛泽东心中早已波澜起伏,这一年,他做出了一个极富政治意味的决定:重上井冈山。故地重游,毛的兴致非常不错,并且赋诗一首: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看似只是一首 “感怀 + 叙志” 的游记词,为什么普遍被人认为 “富含政治意味” 呢?
因为井冈山这个地标太过于特殊了,这是中国革命、中国红军 “梦开始的地方”。
毛泽东一生中最大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
可以看到,官僚集团足以让毛成了瞎子、聋子,完全把不利于他们的信息截流。
有人说毛泽东最大的对手是蒋介石,也实在是过于抬举蒋介石了。四渡赤水虚晃一枪,吓得蒋介石急忙调回部队; 胡宗南三十万大军入侵陕北,毛泽东带着两个警卫连兜圈子…… 显然,就不把蒋介石放在眼下嘛。
毛泽东真正的一生之敌,是历史性质的敌人、是集合性质的敌人,是一个靠个人几乎无法战胜的对手。
毛泽东对党内干部腐化速度有了一个清醒的认知之后,以至古稀之年的他出手了,完成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也是注定失败的悲壮战斗。
官僚主义是特权阶级的产物,与广大人民群众是天然的对立面,同时也天然地对于人民有着极端不平等的优势。
熟读历史的读者肯定知道,即便是在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受到冲击的官僚,依然可以住别墅、喝茅台,生活水平远超普通干部群众。
所以这对于暮年毛泽东来说几乎是一场必输的的战争。
千秋功罪,更与谁人评说?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毛泽东多次说:“这到底该怎么办?整党,不行; 教育,不行; 整风,不行; 三反五反,人也杀了,大老虎也枪毙了,也撤了职,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于是才搞 “四清”,大动干戈,还是不行。我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来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把党放在一边,让群众来揭露党的黑暗面。”
毛这样经天纬地的大英雄,也奈何不了一个个的官僚、吸血鬼。
他最后那次运动为什么失败,是因为 “他老人家革的不是命,而是人性”。
在毛泽东的晚年,一次眼科医生上门为他检查时,发现他正捧着一本书嚎啕大哭,老泪纵横。
医生赶紧上前劝慰:“主席千万不能哭,眼睛要哭坏的。”
医生仔细查看,发现书打开的那页是南宋词人陈亮的一首《念奴娇 · 登多景楼》,老人家指其中一句良久不语,词曰:“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命题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命题二:包产到户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包就灵”,彻底解决了中国人数千年没有解决的吃饭问题。
在教科书上有这样两段描述,大跃进时期在人定胜天得错误思想指导下,忽视唯物主义规律……;另一段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积极性大幅提高农业生产产量连创新高。何况今天大规模农民进城务工农村土地精耕细作程度和种粮积极性以远不及从前可是中国粮食总产量依旧是逐年提高,唯物规律
很多人觉得我在给人民公社招魂你想多了,我认为人民公社制度在绝大多数地区都是彻底错误的,在部分发展好的区域是有一定错误的,但同样一刀切得退回小农经济的承包责任制也不是白莲花一朵。我的观点是首先去除公社行政属性,行政职责是政府的,第二个解除人口流动毕竟光靠农业是富不起来的,第三个建立以土地为股份的集体农业股份合作社,并且将农产品初级加工留下农村,对于留下参与农业生产的按劳分配将记工分改为效益工资,脱离出去的行政职责政府则需要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农业工人技术培训,财务监督等。我的观点是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后不应该朝着公社这条邪路点,应该朝着股份化集体农业生产公司前进,所以我认为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应该做的是拨乱反正那走错了哪改而不是直接把路炸了。尽管分地单过不是全错从宏观上看起到了效果但充其量是个及格的结果而不是优秀更不是满分
什么是唯物主义规律,就是不以认的意志为转移的,决定粮食产量得三大因素是啥水热肥,不改变这三个因素你积极性再高产量也上不去。所以真正改变大规模提高粮食产量的是毛主席晚年 “四三方案” 为标志,随着中美关系改善引进日本新一代化肥生产线,中国化肥工业大规模发展,在八十年代取得了效益,因此中国大量非优质田地可以获得额外氮磷钾补给提高产量(要知道即便在今天还有大部分国家没有化肥生产的技术,其中印度到今天都需要大量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进口化肥)
二是数十年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数以万计的大中小水库,使得粮食有了增产的资本不管承不承认中国农业水利建设大部分是前三十年完成的,因为这种工程如果缺少集体经济的组织以中国小农模式下几乎不可能组织完成,我姥爷活着时候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修那几个水库公社以表扬那个和驴似的干。而随着集体经济解体我见到的最后一次对农业水利投资就是我小时候我爷爷在电力部门时候国家组织的机井配套农业水利设施,当时看小房子盖起来了电线拉上了井打了大功率水泵配上了灌溉管道铺上了,但再不到两年时间里这些设施因为缺乏保养大量水泵因为长时间运作喝操作不当被烧毁损坏,灌溉的排水口也在随后因为影响旋耕机遭到破坏,地下管网也逐渐因为年久失修逐步报废。
三是七十年代,以小麦育种、杂交水稻为代表的农业育种技术的飞跃四三方案引进化纤工业,在解决穿衣问题的同时,为粮食生产提供了大量的农田
而且随着集体经济破产,随后农村医疗体系基本崩溃曾经被联合国表彰喂第三世界国家医疗典范的赤脚医生制度消失,中国农民医疗水平开始出现小病进镇大病进城小病靠托大病…… 的状态。农村教育水平出现下滑,农村基础设施长期停滞,依托于集体经济的五小工业破产。曾经有人提出过反思如果当初不是一刀切包产到户而且剥离公社行政职责解除人口流动限制组建专业的农业生产公司产供销一条龙模式,维护农业水利设施推进农业机械化集约化专业化。更讽刺的是河北省石家庄市周家庄乡公社改革开放后拒绝解散公社坚持集体制度发展机械化农业和工业成了最早一批小康镇,而第一个实行包产到户的小岗村一直到 2019 年脱贫脱贫原因是成立合作社
另外其实农业产量低和农民吃不饱不是一个绝对等号的概念,因为不能忽视了粮食持续缓慢增产和人口快速增长造成的人均口粮下降以及前几个五年计划为了实现工业化积累资金而实行的剪刀差工农业产品定价(这个问题在 67 十年代左右开始有所松动主要是为了履行工业反哺农业的承诺国家增加了对农村的投资最高一年达到过 30% 大部分山区的公路(没有硬化只是单纯开通了)和桥梁是这一时期开通的另外就是文革对城市秩续的破坏远大于农村加上备战备荒政策(为应对苏军入侵的威胁大量工厂搬迁或者新建在了山区农村我家附近就曾有几个只有数字编号的军用被服厂等)的推行农村的工业产值增速是少数可以高于城市的不过随着文革结束五小工业昙花一现,随后接棒的乡镇企业也是高污染低产出的典型代表我记得我初中教科书里还是农村经济的未来哪高中一换教材就成反面典型了)和 8090 年代以前国际关系造成中国必须做的战争准备而必须储备的战略储备粮的问题,中国随着中美关系改善中日邦交正常化造成的安全成本下降,裁剪军队员额减少国防负担造成的消耗减少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农民公粮消耗
刚才有人发了个没有脑血栓说不出来的话,说水热肥会自己跑地里去?来自己网上看前三十年灌溉系统投资是我没写还是你眼 x,热是啥?光照温度水热配合情况你有那本事大规模改变气候?肥化肥总产量在四三方案投产前总共才多少?能大规模应用吗?如果积极性是能解决一切的根源那么大跃进减产和现在的大规模劳动力进城后农村劳动力不足的增产怎么解释
我刚才看见也有人评论教科书洗脑,因为写这个话题好像不许我回复评论,我无意于批评教科书历史教科书最大的问题是不专业,历史这个东西也很复杂因为涉及到不同维度比如涉及到科技发展就需要很专业的物理化学知识,涉及到军事就更复杂了科技政治经济战术等等,涉及到农业有需要大量生物学,古代史等资粮相对详细还好而一些专业历史明显存在问题比如高考选修有一本选修课叫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大部分老师不会去讲因为他们真的不懂,相对的编写历史书的人同样面对类似问题这才出现了薛定谔的积极性,不过这东西只适合做通识性教育想要仔细研究教科书远远不够但也不该客观规律速。刚才我看见有人说苏联搞集体农庄都失败了还要学,你就非得学苏联是吗?他那地方除了土豆种啥能长,借鉴一下美国和日本把他俩农业优点结合一下,农民以土地入股,解放农业劳动力人口解除人口流动限制组建专业的种植团队农机队种子生产区,雇佣部分村民为农业工人其余人员可以组成农产品加工厂也可以离开家乡去城市寻找工作,组建一个现代化股份制农业公司不行吗?
烦气总有人在我的回答下面借回答批评国家批评社会前面说的更多的是纸上谈兵,主要是基于农业角度而且反对积极性的说法,如果从宏观战略角度看分田到户更像是伴随着第一代工业体系破产和第二代工业体系建立过程中得一次劳动力解放,之所以我前面提的方案在哪个时代不可能施行主要是因为如果搞集约化农业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造成的结果农业效率提高农村对劳动力需求减少而新的工业体系刚刚开始建设无法满足就业需要,也就是说土地成了此时储备工业劳动力的一份失业保险。尽管我很讨厌这种安排虽然对整体产业的更新和升级有帮助但长期看对农业无疑是拖后腿的
原本不想写了但现在居然都有人对于中国古代农民无法实现温饱这个问题都有人提出异议了但凡多读点历史也问不出来吧,原始人吃饱了进化,达尔文要是知道自己的天演论(就不写进化论其实严复翻译的天演要比进化更合适因为进化论不但有进化还有退化)篡改成这样能气活过来,原始人但凡能实现温饱他还进化个屁,进化是有种族一部分个体彻底消亡为代价换来的,说白了一部分个体无法适应环境所以他消失了他们的基因也就无法遗传相反优势个体的优势基因则会不断增强最后存留下来,也就是说是人类为了适应某种环节不得不进化而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进化着玩演化是一个很冷酷的过程,完全适应自然环境的物种往往会长期保持现有基因和形态演化缓慢蛇和鳄鱼就是典型他们完全适应了他们的环境但同时他们也很久没有太多的进化了,都成讨论进化论得地方了气死我了
坐标河南。
70 年代就已经吃饱了,当时已经有化肥了,开始是氨水(我没用过,听说很难闻,而且不好运输),后来是碳酸氢铵(其实这个已经很难闻了)。
但生产队不会把多余的粮食分下去,而是选择卖掉,因为队员的工分,不但要发粮食,还要发钱。粮食全发下去,那么队员的钱从哪里发?余粮卖的多了,队员发的钱也多。
而且队里还买了两辆拖拉机,办起来副业股——队里也是穷怕了,拼命的攒家当。但管理水平不行,其中很大一部分钱都浪费了,队员获得的好处并不大。
83 年分地后,当年产量比往年高不了哪去,但由于队里不卖粮食了,都是自家的,所以每家都囤了几千斤粮食,舍不得卖。当然了,再过几年还是卖了——都要盖房子嘛。
至于积极性问题,生产队磨洋工情况的确很大,但抢种抢收时,没人敢磨洋工,队长不是吃素的。
磨洋工的根子在于,农田的活虽然累,但真的不用一年干 365 天,认真干 100 天也就结束了。但生产队不会让队员闲着,那咋办?平时磨洋工呗,一天的活分成两天干,再加上修渠、修路之类的活,一年也能凑个 300 多天的活。所以磨洋工对粮食产量影响真不大。
但是分地之后,大家都不磨洋工后,每年下田干 100 天,剩下的 200 天干嘛?去打工、养猪、种果树、开商店——生产力直接提高了两倍,农村经济就好起来了。
有些人所说的副食品产量提高,也是归根于此——有大把的时间种菜、养鱼、养猪、养鸡了。
所以我支持分地,因为它解放了生产力。但我不能睁着眼说瞎话,把粮食产量的提高,算到分地头上。
对了,队里的两台拖拉机,分地后卖了。我们村再见拖拉机都到 90 年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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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问了下父亲(他以前是队里的会计,数据可能有出入,毕竟过了 40 年记不太清楚了)。
分地前一年,82 年,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平均每人交给国家 160 斤小麦,其中公粮 110 斤,余粮 50 斤(余粮必须交)。
那年生产队另外卖了 40000 斤小麦(生产队 230 多人),平均每人 170 斤。
其中公粮一毛六一斤,余粮二毛多一斤,生产队另外卖的粮食更贵(四毛一斤)。
此外就是分给队员的,一人 250 斤小麦。
每人还有一分自留地(0.1 亩,由队里代管),所以每人额外分 50 斤小麦。
所以每个队员手里的小麦是 250+50=300 斤。如果队里不卖小麦,那么每人就是 300+170=470 斤。
我爸是 58 年出生,从记事起,每人每年 100 多斤小麦,所以大家都吃红薯面,连玉米面都吃不起。10 岁左右那年收成不好,每人 68 斤小麦。
70 年代末,有了化肥,每人就平均 200 多斤了。生产队外卖的粮食由一万斤涨到四万斤了。
此外每人每年分 7、800 斤红薯、50-100 斤玉米。早年红薯种的多,分的就多一些。后来有了化肥,小麦玉米种的多,红薯就分的少了。
每人每年还分一百多块钱,这个是按工分算的,干的多就分的多。粮食是按人头 + 工分算的,有时候是人四工六,有时候是人六工四,或者是人工各半。
另外,积极性的确有点影响,用大粪肥田的时候,都不想往里面去,于是地头的大粪多,里面的大粪少,结果就是地头的粮食长得好,里面的粮食长的差。不过有化肥的时候就没这事了,化肥比大粪轻,而且还贵,没人舍得浪费。
大概不是,实际上,从各种数据来看,最适合当代中国经济的转折点的年份是——1969 年。那年可以视作当代中国经济超长期上升趋势的起点,直到今天这个趋势似乎都还没结束。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在苏联的援助下开展的三年恢复计划和一五计划使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但好景不长,58 年大跃进,然后又是自然灾害,直接脸接地。中苏交恶,三年调整后又接着天下大乱了三年。不管你怎么看也好,58-68 这十年整体来说是摸鱼摸过去了,这一时期很多重要经济数据都是在一个区间内浮动,可以说经济没什么进展。
1969 年,开始抓革命,促生产。这一年按国家统计局数据,当年 gdp 增长 16.9%,次年 gdp 增长 19.3%,重要经济数据基本突破了 58-68 年的区间,自此开始了头也不回的上升趋势。
下面列数据:
数据基本用这个,从网上下载来的,虽然糊了点,但我也懒得换了。
大家都列过的粮食产量数据,可以看出 58-68 年基本都是区间浮动,69 年开始(70 年开始也行)有明显增长势头,从 69 年到 76 年,粮食产量从 21095 万吨增长到 28630 万吨,7 年增长 36%。
隔壁的农业生产指数也一样,之前可以视作区间浮动,1969 年(1970 年也行)开始有明显增长,之后一直飙升。
不变价格的工农业总产值。
工农业总产值指数,工业,嗯,大跃进还真是名副其实啊,可惜步子跑到太快直接扑街了,也是直到 1969 年才突破 1960 年的高点。1976 年翻倍了,之后仍然在持续上升。
农业,农药、化肥投资,大体也是上升趋势。
农业机械数量
机械面积,机械化水平,这些数据 70 年代开始数据都彪的很快。
财政支农,1975 年才超过 1960 年的金额,所以你会发现大跃进是真的夸张,高低点都很离谱……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也是 70 年代以后才开始快速增长。
农业生产资料供应量,69-76 也是翻倍了,隔壁还有四大件的年销量
发电量,煤炭产量,69-76 要么翻倍,要么接近翻倍。
工农产品交换,看着不像存在很多人心心念念的剪刀差啊。
城乡存款,也是 70 年代开始才快速增长。
《中国农村 40 年》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 , 1989.12
改开后的粮食产量,随便找的表。
好吧,想列的暂时列完了,从这里列出的数据,我认为得出这样的结论应该是不需要怀疑的:从 69 年开始我国工业农业迅速发展。
嗯,怎么说呢,虽然时间短了点,70 年代也称得上是算的上是人民公社的黄金年代了,工业也不错。用粮食产量算一下 1969-1978 年粮食增长可比 1978-1987 年快啊,这被硬生生说成国民经济崩溃边缘也是挺惨的……
当然当时副业确实一般般,生活水平进展也确实不快,不过从当时形势出发,大概也没啥其他办法吧同时兼顾吧。
至于 79-84 年的粮食快速增长嘛:
《中国农村经济分析》北京:农业出版社 , 1990.12
你看当时专家这些总结,第一条我没截,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二条,农产品提价的,确实是很重要的因素,没钱谁跟你积极。第三条解释了当时副业发展。**第四、第五条关于科学技术、水利工程,哈,跟很多左派网友言论差不多嘛。**当然,这里我倒是想说,79-84 年的农业增长,其实也是 70 年代以来农业增长的延续,太过割裂开并不合适。
至于被誉为 “最具深刻意义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81 年还微不足道,似乎是在 82 年以后才开始大范围铺开。然而在这之前,农业增长就已经很快了,所以我认为,关于产量提升是因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说法——很可疑。
《中国农村 40 年》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 , 1989.12
放在最后,补充下 84 年以后的农村状况。
《中国农村经济分析》北京:农业出版社 , 1990.12
这一时期设施开始荒废,投资减少,收入增长速率快速减慢。
《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和对策研究 1992-1997》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 1998.02
这三年收入每年增长 0.7%…… 还是增收不增利那种。然后这里还提了下剪刀差扩大,之前几次剪刀差是 1962、1963、1964、1977,不是过热就是扑街啊。
之后倒是好点,又高速增长了几年,之后 97 年开始跟工人一起扑街了…… 再再之后就是新千年了,梳理一下后就能发现除了 78-84 年,其他时间农民生活也好,农业发展也好,也就那样吧。
《中国农民收入研究》 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 2007.12
这一时期农业机械化发展,嗯,正如很多人所说的那样,确实不咋地,根本比不上 70 年代。
《中国农村 50 年》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 , 1999.09
因为不咋地,所以他在这里搞对比的时候都不敢比百分比了,直接比增加额度,我看了直接一句卧槽…… 当然他上一页也承认 70-78 年农业确实是迅猛发展,难得。
《中国农村 50 年》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 , 1999.09
有些资料我经常看,但有些就是临时找的,写的比较乱,见谅。
联产承包有没有作用我不知道,但以下几个事实,不可忽略:
1、以 “四三方案” 为标志,中国化肥工业大规模发展,在八十年代取得了效益
2、数十年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数以万计的大中小水库,使得粮食有了增产的资本
3、七十年代,以小麦育种、杂交水稻为代表的农业育种技术的飞跃
4、六七十年代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运动
5、四三方案引进化纤工业,在解决穿衣问题的同时,为粮食生产提供了大量的农田
教科书上对于土改的作用,鼓吹的远远没有联产承包那么夸张。至少没有整出来 “一年摆脱贫困” 这样的神话,只是说取得了显著改善
某些鼓吹联产承包的教科书,大概忘了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他们舍弃了几十年的经济基础发展,反而去片面强调上层建筑变革的反作用,却要说自己 ssqs,简直可笑。
联产承包真正的作用,是破坏了农村五小工业的发展基础,迫使农民离开农村,成为了城市工人。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而集体经济的实质,是通过集体整合零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发展合作社、公社的五小工业,逐步将农民转化为在家务工的产业工人。同时,以工促农,推动乡村建设和农业机械化、集约化发展。
如果只是家庭联产承包,而没有城市工业的发展,那么无异于断送农业集体化、集约化、机械化的道路,无异于倒退回小农经济铺天盖地、城乡二元体制明显的民国时代
君不见,现在推行的鼓励农田集约经营,其实就是在推动农田的集体化、规模化,在保护农民利益的前提下,挽救农民工进城后逐渐荒废的乡村经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其实是在补八十年代的欠账。
可以说,如果没有前三十年我们稳步建立起来的国营农场,如果没有商品粮基地,如果没有前三十年全国人民不惜代价,推动农田水利建设、农业机械化、引进化纤工业、引进化肥工业、推动农业育种技术进步,如果没有工业化的进步,我们不可能单靠 “积极性” 确保粮食生产的稳定。
至于所谓的 “小岗村” 的神话,还是当个笑话吧。如果 “一年粮食超过十年之和” 频频出现,那么只有三种可能:要么是前三十年,人们都得饿死;要么是承包后,粮食多到夸张;要么是这群人前十年懒得出奇。
总结一下:
如果你认为单凭分田到户、包产到户就足以让中国人民吃饱饭。
那么,建国之初土地改革为什么不能做到呢?
我是农民出身,我回答这个问题应该有点权威性。
在本文开头,首先介绍一下决定粮食产量,即农业生产力的关键因素。
水、肥、种、药、农具是决定粮食产量的五大硬件。
前四种决定了单产 (亩产量)。
水利不好,无法浇灌,也无法排放,要么旱死了,要么淹死了,庄稼不可能收成高。旱涝严重的会颗粒无收。
没有好肥料,庄稼也不能长好。农业谚语说,庄稼一支花,全靠肥当家。
没有良种,也不能丰收。
没有农药,庄稼动不动就遭受病虫害,也不能丰收。严重的会颗粒无收。
这四个因素,就好比木桶的四块板,少哪一块,木桶都不能盛水。例如水利不好,受了大旱,就是种子再优秀,肥料再充足,农药再灵验,庄稼也照样死干净。
所以要粮食增产,必须四个因素全部优秀,这四个因素全部优秀,亩产量才能提高。
农具先进了,有拖拉机,有收割机等等,能够深翻土地,还能够扩大种植面积,不仅能提高单产,总产量也能提高。总产量 = 单产 × 种植面积。农具不好,全靠人力,种植面积就非常有限,总产量也就有限。过去,没有机械,全靠人力和畜力,一个棒劳动力种十亩地就够呛了。况且,过去牛马的数量很少,只有大户人家才有牛马,普通农民没有,全靠人力,这样种植面积就更少。
但是在过去,这五个因素都不好。
先说水利。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里,虽然也搞了一些水利工程,例如都江堰、运河,但是这一点水利工程对于整个中国来说是杯水车薪,绝大多数地方还是靠天吃饭,一旱一涝就成灾,风调雨顺的年头很少,基本上是十年九灾。例如史称的康乾盛世,总共 134 年,就有 126 年的灾荒,大灾小灾基本不断,饿死人是家常便饭,每年哪个村庄都要饿死人,大家都见怪不怪,没有人感到惊奇。小范围灾荒的话,国史上基本不记,地方志上才可能有。
再说肥料。过去没有化肥,只有动物粪便,还有植物的枯枝烂叶。动物粪便很少,本来牛马就少,远不够用的。植物的枯枝烂叶,肥效很差。有钱人家,还有用豆饼、芝麻油渣当肥料的,这种肥料穷人连吃都吃不起,非常稀少昂贵,有钱人家也用得很少,所以总体效果也不大。
现在有化肥了,粪便就没有人用了,扔了都没有人要,城市的粪便都无法处理,但是过去,粪便是非常宝贵的东西,因此也就有了买卖粪便的市场。而有买卖就有造假的。我听我爷爷说过,过去有人把黄泥从竹筒里塞过去,然后和屎尿掺和在一起冒充粪便。造假并不是今天才有,有商品买卖的那一天就有了。造假不是人品问题,而是经济制度问题,它由市场经济产生,没有市场经济也就没有造假。
再说种子。过去用的种子,都是几百几千年老祖宗流传下来的种子,产量低。虽然几千年里也经过一些改良,但是因为过去科学水平低,技术设备也都落后,所以改良的效果不怎么大。拿小麦来说,以前种的小麦,杆很高,几乎有一人高,很容易倒伏,而且分蘖 (禾本科植物从根部发出来的分支,分支多,穗子就多) 少,粒数也少。
再说农药。过去没有农药,经常发生病虫害。蝗虫灾大家都听说过,蝗虫一过,遮天蔽日,树皮都能被啃光,就不要说庄稼了。
再补充一个土质。土质也是决定庄稼产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多数庄稼喜欢偏酸性土壤。但是中国是个盐碱地大国,18 亿亩耕地有 15 亿亩是盐碱地。东北平原是黑土地,偏酸性,利于庄稼生长,而其它地方主要都是黄土地,偏碱性,不适合庄稼生长。例如焦裕禄在兰考县治理的就是盐碱、风沙、内涝。盐碱严重的土地,上面是一层白茫茫的盐碱结晶,寸草不生。盐碱比较弱的土壤,庄稼虽然能勉强生长,但是不旺盛,稀稀落落,像斑秃一样,产量很低。
由于上面这些因素都不好,所以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粮食产量都不高。拿小麦来说,过去,小麦的亩产量正常就是五六十斤。从有记载的周朝到解放前,差不多一直都是这个产量,这是因为硬件基本没变。解放前有一年,我们这个地方有一家子的小麦亩产达到 100 斤左右,周围几个村的人都羡慕不已。拿五六十斤的正常产量来算的话,一亩地还要去掉 20 斤种子,所以净产量只有三四十斤,相当于种一粒收三粒,净收两粒。过去一个劳动力一天能割七八亩小麦,而现在割一亩都费劲,可见当时小麦有多稀。这是因为土质差,肥料少,种子差,分蘖少的缘故。这和人的积极性没有关系。
粮食的产量,由水、肥、药、种、农具、土质这些客观因素决定,这种观点才是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
现在经常看到,有人查史料说,某朝某代小麦亩产多少多少石,几百几百斤。这个我是不信的。这些朝代的硬件能比解放前的硬件好吗?不可能的。硬件只能越往前越差,越往后越好。而古代硬件不好,粮食产量能达到多少多少是不可能的。
一亩小麦正常净产量只能有三四十斤,一个劳动力至多只能种十亩地,一家自耕农拿二十亩地来说,总产量就只能有六七百斤。现在基本都种两季,而过去因为缺肥,且没有机械,只种一季,所以这六七百斤就是一年的产量。还要交税,所以根本就不够一家人吃的,很多农民一年的收获不够半年吃的,要搭配野菜吃。农民虽然种小麦,但是很多农民一年到头都吃不上小麦,要用小麦换野菜,换粗粮吃。野菜也不够吃,就讨饭,有的抢劫。正常年景饿死人都是常事。只有发生灾荒,大面积集中饿死人才会上史书,而正常年景饿死人,一个村庄一年饿死十个八个,是常事,没有人觉得奇怪,用草一包就埋了,没有人上报,更不会上史书。
庄稼收获的季节,是农民最穷苦的时候。因为上一年的粮食已经吃光了,没有余粮,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急等收获新粮食来充饥。
人身上有膘,才能抗饿。家有余粮,才能抗灾。如果家有几千斤余粮,就是连发两年灾荒,两年都颗粒无收,也确保无事。可是因为粮食产量低,一年的收获不够一年吃的,所以过去除了地主官僚之外,家家都没有余粮,年年有余成了最高理想,这就造成广大老百姓都没有丝毫的抗灾能力,只要一有灾荒,一季不收,马上就得饿死。所以一有灾荒,就有很多农民逃荒,或者卖儿卖女卖地,或者借高利贷,借高息粮,或者偷抢。
后来,红薯、玉米传到中国,它们的产量要高一些,情况才略有好转。
下面进入正题:
土改之前,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里,地主占有很多土地,一部分租给农民种,一部分自己种,还有一部分撂荒。撂荒的这些地,一般都是薄地,贫瘠,租是没有人租的,可能连租子都收不够,没有人愿意租,地主自己也不愿意种,地主也想种肥地,不想种薄地,这些薄地就撂荒了。这就造成耕地面积减少。
还有好多农民想种地但是没有地种,一是租地主的地种,租不到地的就给地主打工。租地种的农民,可以全家老少齐上阵种地,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但是给地主打工的,地主只挑选年轻力壮的给他打工,年老体弱的就无所事事了,不能就业,这样就造成劳动力闲置。
一是部分土地闲置,二是部分劳动力闲置,这就造成土改之前产量比较低。
土改之后,土地被平均分配了,薄地也被分了。通常是肥地和薄地搭配着分,例如你家分到一亩肥地,就得搭配上二亩薄地,这样公平合理,大家都没有意见。因为不要交租子,所以薄地也会种的。这样土地就没有闲置了。
因为每家都分到了地,每家的男女老少都要去种地,劳动力也就没有闲置的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建国后开始水利建设,例如治理淮河,使水利状况得到初步改善。
这三个因素就造成了粮食产量比原来多一些。
但是因为水利并没有得到彻底改变,还有肥、种子、农具等这些硬件没改变,所以增产是有限的。
不仅增产有限,还出现了返贫现象。一是有许多懒汉,虽然是给自己种地,但是他们仍然非常懒,热爱游手好闲,吃喝嫖赌。二是自然灾害时有发生,谁受灾谁就没有收成,就会穷下去,谁侥幸没受灾,谁就有粮食吃。三是不少家庭棒劳力少,老弱病残多,收获也少。这样受灾的家庭和游手好闲的人,劳力不足的家庭,没有粮食吃,就要高息借粮食吃,或者卖地买粮食吃,而高息借粮食吃,还不起债也得用地抵债。这样就造成土地又开始集中,出现贫富分化的现象。悲剧重演。
所以针对这个情况,政府开始搞互助组,几家成立一个互助组,互相帮助,劳动力多的家庭帮助劳动力少的家庭。这样能够减轻一点贫富差距,但是效果不太大,产量提高不多。
所以后来干脆又把土地收回去归公,成立初级社、高级社,最后到人民公社。
58 年成立人民公社,到八十年代人民公社被强拆,这 20 来年时间里,全国的水利建设基本完成,差不多每块田地都能排能灌,很多良种也培育出来,有的已经使用,有的正在准备推广使用 (例如袁隆平的杂交稻)
重工业的建设也成就显著,钢铁产量从 1950 年的 61 万吨,增加到了 1978 年的 3100 多万吨,石油产量从建国时的 10 万吨增加到了 1978 年的 1 亿多吨,造化肥农药农机要用到钢铁和石油,所有这就为制造化肥农药农机打下了雄厚的基础,化肥农药农机的产量年年增加,也时粮食产量不断增加。1978 年早就能吃饱了,不挨饿了,只不过小麦和大米还不足,吃得还不好,以红薯、玉米、高粱等粗粮为主。
过了二十年后,到了八十年代,又开始分地单干。这个时候的单干能使粮食产量提高吗?
我们上面说过,五十年代的土改,粮食产量之所以能提高一些,一是因为撂荒的土地被耕种了,二是一部分家庭闲置的老弱病残的劳动力被充分利用了,三是水利得到部分改善。而八十年代这次单干,已经没有闲置的撂荒土地了,能够充分利用的老弱病残的劳动力也不多,所以粮食产量是不可能提高多少的。
那么为什么现在我们能吃饱呢?
是因为水、肥、种子、农具、农药这些硬件的进步。
中国是个多水患的国家,十年九灾,不旱就涝,风调雨顺的丰收年非常罕见。
拿小岗村所在的安徽凤阳县为例,凤阳地处淮河流域,而淮河就经常泛滥,几乎一年一次。凤阳花鼓戏全国有名,凤阳花鼓戏有这么一段:
说凤阳,道凤阳,
凤阳是个好地方。
自从出了个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骡马,
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
身背花鼓走四方。
凤阳县自古就是多灾贫穷的地方,十年九灾。
建国后首先考虑的是改善硬件,补几千年的欠账。水利建设首先拿淮河开刀。淮河流域 27 万平方公里,地跨湖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五省,淮河的泛滥让这一流域的人民苦不堪言。1950 年开始治理淮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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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劳动力数千万。那边在和美国打仗,这边搞水利建设。经过一二十年的治理,淮河水患基本消除。
其它地方也没闲着,全国水利建设遍地开花。到七十年代末基本完成水利建设,有水库,有沟渠,旱能浇,涝能排,基本结束了靠天吃饭的局面。而且水利搞好之后,能灌溉了,就能种水稻了,土里的盐碱也就溶解在水里随水流跑了,盐碱地也得到了很大改善,原来的盐碱地现在差不多都成丰产田了,已经基本没有肥地、薄地之分。
重工业有了一定基础后,七十年代开始引进化肥工业,陆续建了许多化肥厂。没有重工业基础,连电都没有,连石油都没有,怎么造化肥?
经过农业科学家的艰苦奋斗,大豆、小麦、玉米、红薯、水稻等的良种也逐步被培育出来,逐步使用到生产上。
这些硬件的逐步改善,使粮食产量稳步上升。七十年代已经能吃饱,而且年年有余,不过余的是粗粮。在吃饱饭上单干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现在有人说,单干后一夜吃饱饭,这是瞎说,也有记忆错觉的成分。
八十年代,良种更加普及,化肥也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好,木桶的四块板越造越高,所以粮食产量继续提高。到了九十年代,农民才能常年吃大米白面,告别粗粮,细粮也能年年有余。
现在还有人经常说,建国后,前 8 年 (50 年——57 年),或者第一个五年计划(53 年——57 年) 和改革之后是经济发展最好的两个时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两个时期中间 20 年的人民公社、公有制计划经济时期是最坏的,他们的目的很明显。题目上说的土改后粮食产量显著提高,就是这些人说的,包括在他们对前 8 年的赞扬当中,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否定集体经济。
中国很大,情况很复杂。我就说说我的家乡的情况。
我家在苏州的乡下,83 年公社解体,分田到户后人均 1 亩地左右吧。农业生产比集体时是有大幅下降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 分田到户后原来集体时的农业机械全部变卖分掉了,生产退回手工化。“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就是说的这个。
2 头脑灵活的,有气力的,有手艺的都另谋出路,农业生产成了副业。原来的种地好手又受限于耕地面积,有力无处使。
3 农村的各种收费都和统购统销挂钩,在收购站就提留了。农民为了躲收费改种各种不统购统销的经济作物。甚至于抛荒。
不过具体到我家的生活,那是有很大提高的。因为我爸是瓦匠,以前集体时出去干活需要回生产队买工分,补贴集体,现在都是自己的了。同理我妈在村织布厂工作,收入也有提高。不过分的地就种的马马虎虎了。
在分田到户种利益受损的是完全靠种地的家庭和劳动力少的家庭。不过得益于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和经济整体的提高。只要肯干生活还是可以的。
六七十年代,中国在没有大型机械的情况下,修建了四万多座水库和大坝,70 年代省吃俭用引进了化肥生产线,中国粮食的肥料从有机肥改变为化工肥,同时袁隆平等一批专家在搞杂交水稻,然后 80 年代粮食产量提高,吃饱饭的原因是因为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
对于某位季姓大 V 关于小岗村的几个说法进行一下确认探讨(他原文设置是非关注者不能评论,所以我只好在这里写个回答),季先生的意思是小岗村是 “山坳里的石漠化退化土地,被公社强迫种 20 多年的水稻,所以不可能种的出产量,所以所以包干后随便种点别的啥的(实际上是种植花生 + 玉米),产量就大幅上升了”。
这我倒有疑问,第一,小岗村包干后产量上升是靠 “种花生 + 玉米” 取代了 “低产的水稻” 吗?根据当年报纸报道,小岗村的粮食生产构成是“社员严付昌,。。。两个劳力, 划地 36 亩, 开荒五六亩. 今年共收小麦 3 600 斤, 稻谷 4 200 斤, 玉米 400 斤, 黄豆 300 斤, 山芋 2 万斤 (折主粮 4 000 斤), 杂豆 500 斤, 收花生 4 300 斤, 芝麻 60 斤.。。。。。。. 收入最少的关有江, 全家 7 口人, 两个劳力. 收小麦 2 500 斤, 稻谷 2 700 斤, 山芋 10 000 多斤 (折主粮 2 000 多斤), 黄豆 2 500 斤, 高粱 200 斤, 花生 600 斤,。。。。。。”,看一看,严付昌,关有江两家分别应是收入最高,最低的两户,这两家共收小麦 6100 斤,稻谷 6900 斤,山芋折主粮 6000 多斤,花生 4900 斤,另有豆类三千斤,高粱,芝麻若干,明明是小麦,稻谷共计产量一万三千斤占大头,其中稻谷产量比小麦还高。怎么到季先生嘴里就成了 “种花生 + 玉米是增产的主要因素了”?小岗村 “粮食总产 132 370 斤, 相当于 1966—1970 年 5 年粮食产量总和”,也就是说 66 年至 70 年平均每年粮产量仅两万六千斤,而单干后仅两户人家的稻谷产量就是 6900 斤,小岗村在 1966—1970 年期间粮产量低,怕是怪不到水稻头上吧?
第二,季先生又说小岗村是 “山坳里的石漠化退化土地”,不知具体出处在哪里?小岗村地势特点是“小岗村地处江淮分水岭,都是丘陵地,土地高低不平,落差最大达 3 米;地块小”,这是“小岗” 一词的由来,但这和 “山坳” 还沾边不大吧?至于石漠化,查一下中国当前是 “贵州、云南、广东、广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八省都有石漠化现象”,请问小岗村所在的安徽有石漠现象吗?还是小岗村有什么特殊地质?
季先生说别人对小岗村是 “真话只说一半的 Anti-MarxLeninism 典型手法” 那么季先生自己的上述说法有多少是准确的呢?
顺便说说第三条, 季先生拿 1976,1980,1984 年的粮食产量和化肥施用量作对比,得出 “80 年到 84 年新增加的粮食产量比 80 年到 76 年的多,而同期新增加的化肥使用量少,是因为生产积极性提高化肥使用效果” 的结论,这说法似乎也有点真话只说了一半,我们看看随后的数据就可知道,从 85 年到 89 年,中国粮食产量始终徘徊在 3.8 亿吨到 4.08 亿吨的范围内,除 89 年和 84 年持平(超出范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外,其他年份的产量连 84 年都不如,同时期的化肥施用量可是从 84 年的 1739 万吨一路上升到 89 年的 2357 万吨,这是为什么?难道化肥失效了,还是农民积极性突然又没了?都不是,总所周知化肥施用量是粮产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1984 年中国耕地的受灾面积仅仅为 3188 万公顷,其中成灾面积 1560 万公顷,无论受灾面积还是成灾面积都是整个八十年代最低的,而 1980 年中国耕地的受灾面积高达 5000 万公顷,其中成灾面积 2977 万公顷,其成灾面积是整个七十,八十年代里最高的,甚至比三年困难时期都高。也就是说,季先生是拿一个最为风调雨顺的 1984 年和一个灾害奇重的 1980 年做比较,这未免也有些不太全面吧?
再增加一条,关于 80 年代农业机械化方面,我查了查大中型拖拉机的相关数据,季退思先生又在说 “一半真相”,他故意只拿 1976 年大中型拖拉机 39.7 万台的数据和 1990 年 81.42 万台的数据作比较以显示成绩,却隐瞒了 1985 年农村大中型拖拉机已达 85.26 万台,1990 年大中型拖拉机 81.42 万台较 85 年减少了近四万台,而 1992 年而是跌到了 75.81 万台的数量(出处: 《农村拖拉机保有量预测》 北京农业工程大学 籍国宝)。真是好笔法。
而作为增长主力的 “小型拖拉机” 的增长,1980 年中国小型拖拉机数量为近二百万台,1990 年近七百万台,数量增长了几倍。可有个背景,1980 年生产队体制下,每台小型拖拉机可以服务于至少几十亩,上百亩的集体耕地,分田单干后土地碎片化,农民私人购置的小型拖拉机也就对应其分到手的少量土地,不觉得浪费的比例很大吗?
我家不是农村的,我虽然插队做过知青,但是只有 1 年半的光景,没切身体会去回答题目,我想从城市生活的角度去看农村的情况,可能不贴切,提供一些参考吧。
我外婆总拿我们姐弟 4 个出生时的 “待遇” 讲故事,大姐出生时鸡鸭鱼肉随便买,什么都有,那时是 1954 年,后来母亲的同事佐证了,他们说那时他们还是单身,不具备自己做饭的条件,于是买了对虾,肘子,鸡等到我家请我外婆烧,说我外婆手艺很好,这些都是母亲的老同事亲口说的不会错。
二姐出生于 1956 年,那时供应也不错,基本鸡鸭鱼肉都有卖的,但是对虾之类的没有了。
到我 1958 年出生时,只买到一只母鸡,楼上一位邻居也要生孩子,攒了一篮子鸡蛋,结果她丈夫不知为啥打翻篮子踩碎了鸡蛋,我外婆从家里拿了几个鸡蛋给她,那时鸡蛋也不好买到了。
到我弟弟 1960 年出生,鸡都没有卖了,我母亲讲课时饿晕倒过,我见过代乳粉的盒子,是那时给我弟弟吃的,没有奶粉。
1962 年左右一度有高价食品卖,我们小时候常说顺口溜,“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儿上茅房……”,时间不长。
到 1964~65 年好多了,经常有农民进城卖些农产品,白薯,玉米,小雏鸡,一位曾经带过我的刘姨,她儿子叫小旺,住在河北固安,小旺哥经常骑自行车到我家,带来嫩玉米,花生,白薯干,外婆会给他一些钱和粮票,然后给邻居们送去一些。文革开始以后小旺哥就没再来过。
1967~1968 年间我们家家户户都养了鸡,每天早上在鸡窝里找鸡蛋,住宅楼里养鸡恐怕很罕见吧?养在厨房里,现在想想都觉得脏,可是那时家家都养,打鸡血就是那个时候,否则你上哪里抽鸡血去?
那时买白薯是一件大事,家家都买 100~200 斤,一拉就是大卡车加挂斗,几万斤一天就卖光,还有好多人买不到。上课时臭屁连连。不光白薯用卡车拉,西红柿也是马车拉来卖,一马车的西红柿,堆地上一大堆,用簸箕搓着卖,损耗多大呀!最后堆成小堆,2 毛钱一堆,经常垃圾箱倒一堆烂西红柿。冬储大白菜也是用卡车拉来卖,卸车的时候直接推下来,一地的碎白菜,那时家家都买几百斤大白菜,挖地窖存白菜,到第二年春天,能存下来的白菜基本上都干没有了,要么就烂掉了。不存不成的,冬天菜店里就几个蔫萝卜和大白菜,冬储白菜 2~3 分钱一斤,菜店里的白菜就是 2~3 毛钱一斤了,太贵了。
1972~1974 年好一些了,那时的口号是 “抓革命,促生产”,怎么说好一些呢?购货本能买的东西比较多,比如凭本可以买一斤菜籽油,等等,不好的年份额外的东西就少。
1975~1976 年又完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大概是 76 年,一次买的面粉是捂过的,蒸馒头都发不起来。冬季采暖烧锅炉用的是原油土,大烟筒的黑烟很吓人,早上起来地上一层黑灰,能显出脚印来。
1977 初我插队了,用粮票跟农民换鸡蛋带回家是经常的事,刚去时是 5 斤粮票换 10 个鸡蛋,后来涨到 10 斤粮票换 10 个鸡蛋,再后来要 10 斤面票换 10 个鸡蛋。
还一次我们听说供销社可以不要票买肉,就去试试,问,是不要票也可以买肉吗?答,要肥的要瘦的?心说还能买瘦肉?就说要瘦肉,结果售货员从整片肉上翩瘦肉,我吃惊不小,头一次见这么卖肉的,100% 瘦肉。后来才知道,农民只买肥肉,不要瘦肉,瘦肉卖不出去,而知青则爱吃瘦肉,农民买肉是为了炼大油,农民没有油票,农民自家养的猪是自己不能杀的,必须卖给供销社,供销社收购价远低于集市的价格,卖猪除了给钱还会给粮票和肉票,农民若去供销社买肉吃,价格是市场价,高于集市的价格。
到 80 年代末,粮票富裕很多了,经常去农贸市场用粮票换塑料盆,塑料三角架,等等塑料制品。
80 年代中期,大栅栏的一家包子铺,一斤包子 1.1 元,30 个,进城办事中午吃饭就买 3 两包子,3 毛 3,3 两粮票,纯肉包子,比现在的庆丰包子好吃 100 倍。
单位食堂买一个肉卷,4 毛钱一个,再买 4 两饼 2 毛钱,一顿饭就解决了。那时经常在单位外面的肉店买几个带骨小肘子,回来用高压锅煮熟,再剔了骨头红烧,然后存冰箱里,中午在食堂买 4 两饼,回来从冰箱拿出红烧肘子肉冻冻,用刀子切一块,卷在饼里又是一顿饭。
进入 90 年代粮票就作废了,可惜的是我家还攒着几百斤全国通用粮票,不知道现在值不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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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刚插队时,早上一顿饭可以吃 5 个馒头,这在家里是不敢想象的,那时早上吃 4 个馒头加一个窝头,中午有菜吃 4 个馒头,晚上也是 4 个馒头,合下来一天要吃 2 斤半左右的粮食,插队食堂的菜没有油水,所以吃得很多,而馒头不当饱,不经时候,早晨不吃个窝头,到中午收工时就饿得两眼发黑,浑身发软,走路都发飘。
每次回家,第一顿饭一定得把家人吓着,基本上能把能吃的都扫荡干净,像个饿死鬼,但是到了第二天第三天,基本上就恢复到插队前的饭量了,家里的饭菜有油水,不干重体力活了饭量马上就下来了。
80 年代,副食品的丰富程度远大于 70 年代,粮食消耗量小了,用粮票换小商品的就多起来了。
再加个奢侈的故事,王府井东安市场里曾经开过一家西式快餐店,我和夫人去逛王府井,别的饭馆人太多,就这家店比较空,于是一人点了一份套餐,一个托盘,一小碗米饭 (1 两多),两块豆腐泡大的牛肉,一小碗浓汤,一杯红茶,要 1.8 元,比 1 斤纯肉包子还贵,看着这么点东西,真心觉得吃不饱,米饭和牛肉吃下去以后真的不饱,汤喝下去以后奇迹发生了,好腻哦,那杯红茶太重要了,喝下去舒服多了。到晚上回家以后都没觉得饿,这就是油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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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认为我家是非常富有的,在 50 年代我父母的工资确实是属于比较高的,那时刚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的工资是 56 元,工人转正后大约是 38 元,我父母在 50 年代末时工资是 90~100 元,在当时算比较高了,那时讲师的工资是 120,教授 160~260,最高的能到 300 元。我父母属于工程师~讲师层面,是很普通的情况。
我父母从 1960 年就拿这么多工资,一直到 1977 年都没有涨过工资,和他们一样,很多 60 年代参加工作的人一直没有涨过工资,毕业时 56 元,十几年一直是 56 元。不是几个人这样,而是几乎都这样。
我 1982 年毕业,转正后工资 55,到手能拿到 60~70 元,1990 年成为工程师工资 127 元,到手能拿 150-,都和大家一样,非常非常普通。
我 1977 年插队,第一年国家补贴知青每人每月 10 元钱,这样的情况下,我头一年生产队年终分红拿到 150 元,我们的分值是 10 分 0.56 元,在北京属于中游水平,有同学在稍远的郊区插队,分值只有 0.13 元,没有国家补贴的话,干一年要赔进去几十块钱。
和农民比我家也许确实很富裕了,不否认。
种粮积极性那么高,为啥农民都出来打工了?
要信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何不信拎着自己头发能上天呢?
二极管思维流氓逻辑:要么人民公社集体种地,要么包产到户个体种地。敢情农业现代化、乡镇工业化都得眼巴巴等着你先富去投资是吧?
统计数据有人贴了,如果不信统计,大可去信老民科反智季某人发明历史。
人有多积极,地有多大产。
说句题外话,哪怕是春秋战国的耕地技术,如果没人收粮,吃饱饭也不是什么难事。
举个例子
嘎措乡位于西藏那曲市双湖县北部,面积 2.74 万平方公里,那里平均海拔高达 4900 米、曾经被称为 “生命禁区”。从双湖县再向北沿着一条 2003 年建成的沙石土路,翻越 70 多公里的高山草原,一路所见,地鼠野兽,河湖雪山,偶尔路过一两个放牧点,牛羊成群,忙碌的牧民在帐篷里烧火切肉,做酥油,做酸奶…… 给苍茫的草原增添了一点人烟。嘎措人民公社成立于 1976 年,目前共有 123 户,578 人,分布在两个行政村,玛威容那村(简称一村)和瓦日香琼村(简称二村)。1982 年,西藏和全国其它地区一样解散了人民公社制度,但是嘎措按照 70% 社员的投票意愿,保留了集体经济体制,至今是全自治区唯一实践人民公社制度的乡镇。
在生产上,嘎措两个村的劳动分工和管理都依据全乡统一的 254 条《工分细则条例》,但是两个村各自独立核算。草场、牲畜等生产资料由村集体所有,集体以按劳分配、劳动均衡为原则。每年年末,社员们根据自己全年的工分,从集体获得现金分配和包括奶制品及牛羊肉在内的实物分配。但是酸奶和燃料(牛羊粪)则分别按人均和户均分配。嘎措的集体制度从一开始就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其人均收入水平在双湖县的七个乡镇中历年名列第一。
集体制度不仅让社员们多劳多得,而且还能保护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维护社员们与生产资料的紧密联系。比如,如果集体的放牧点上有社员突然病倒,集体可以当天换人,既让病人养病,同时也使牲畜继续得到看护,两不相误。这是集体制度的优势。那曲的草场有九成已经承包到户,如果单干的牧民在放牧点上突然病倒,那么他就陷入了两难的选择,要么放弃看护牲畜,因而损失甚至失去生产资料,要么放弃自己看病就医的机会。在藏北草原上,如果牲畜无人看护,两个小时后,它们或可能走失,或可能遭遇野兽的袭击。
2016 年,嘎措乡人均现金收入 18494 元,远高于那曲本地区的人均 8638 元,也高于同年西藏各地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见表 1)。2016 年嘎措乡人均纯收入中,集体各项分红为人均 11145 元,占纯收入的 60%,政策性收入占 40%。因为嘎措草场面积大,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高于其它地方。不过,即便完全不算政策性收入,2016 年嘎措人均集体分红就与西藏人均收入最高的林芝地区(含政策性收入)几乎齐平。2017 年全乡人均现金收入达 19461 元,其中集体各项分红所得为 12125 元,占纯收入的 63%,政策性收入占 37%。
在分配上,集体组织兼顾养老、医疗、教育等人的再生产的需求。对于缺少劳动力的贫困家庭,集体会把他们的主要劳动力安排在工分比较高的岗位上;对于有长期病号的家庭,集体会尽量安排他们的子女学习兽医、驾驶等技能,来增加他们的未来收益。
与内地一些著名的集体经济村庄相比,纯牧业的嘎措乡集体经济有它自身的、值得称道的特点:
第一,它依靠自身的劳动力,以内需为导向。嘎措产出的牛羊肉、酥油、酸奶等产品大约 70% 用以满足社区需求。
第二,针对牧业自身的特点,它发展出一套精准的按劳分配制度,也兼顾 “劳动均衡” 原则,既保证了大多数人的劳动效益,也能惠及部分劳动力弱势家庭。嘎措还领先全国,首创为牧民提供 “退休” 基本保障,同时也使他们能积极养老,继续参与力所能及的劳动,发挥余热。
探索出了一个 “各生产组长监督组员,村干部监督生产组长,再所有的人监督干部” 的循环式民主治理模式。其中,尤为突出的措施是村干部的收入由全体村民来评估和决定,将群众监督干部落实到实处。
第四,嘎措既兼顾集体生产的生态化,同时也坚守周边的生态环境保护。牧民们保持了传统信仰和传统对待牲畜的方式,从不轻易给牲畜施用疫苗或兽药。集体也极为严格地维护草场和周边生态的可持续性。嘎措乡地处羌塘国家自然保护区腹地,北跨可可西里国家自然保护区。集体也极为严格地维护草场和周边生态的可持续性。根据国家权威部门测试,嘎措的草场资源可畜牧 21 万只绵羊单位,但是嘎措的畜牧总数低于 5 万只绵羊单位,而且为保护草场实行严格的轮牧时间表。
懒得搬了,
有些事,不能太较真,特别是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那些事。分田确实提高了积极性,也确实对粮食产量的提高产生了积极作用,这点不能否认。但是,也确确实实的走了倒退路了,打断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进程,给后来的三农问题带来了隐患。
粮食产量的提高,最大的原因是化肥和农药的大量使用。从七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粮食产量是稳步提高的。不是说今天分了地,明年粮食产量就一下子提高了。有些地区,分地之后,粮食和其他作物还有减产的现象。如余杭围垦区,分田到户后,社员对离家较远的围垦区兴趣不大,积极性不高,加上化肥等物资短缺,大型农机不再使用,围垦区的经济作物在那几年是减产的。后来集中收回,承包给大户后,才解决了减产抛荒问题。我家当年在围垦区承包了 50 多亩地,种黄豆。而以前围垦区是棉麻种植基地,包产到户后,棉麻等作物在无机械化的条件下,效益很低。
还有一个问题不能忽视,就是利润。虽然是集体化,不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是,生产队这个小集体,社员私人,对于利润,还是有需求的。然而,统购统销,基本上已经没有利润,有些甚至是亏本的。比如,我们村(当时叫生产大队)将百亩地无偿赠送给其他大队,将三百亩地赠送给农场。当时的说法是,地越多,亏的越多。当时我们大队是人少地多。
再来说说公社化之后粮食产量问题。公社化之后,集中力量搞了农田水利工程,解决或者缓解了农业用水问题,也部分解决了靠天吃饭的问题。农村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缓解的农村看病难的问题。村办学校,赤脚老师,解决了教育问题。大队保育所的建立,解放了妇女劳动力,没有了后顾之忧。
公社化之后,粮食产量的提高,第一,解放了生产力(主要是妇女),第二,农田水利,第三,机械化,良种培育,农技推广。
分田到户后,真正提高产量的,第一是农药化肥,第二是集体化时期修建的农田水利设施开始发挥作用,第三就是统购统销慢慢被市场化取代。九十年代出现的卖粮难问题,就是取消统购统销后的副作用,所以后来搞了一个保护价收购这个折中的办法。
分田到户这个时间点,掐的非常准。大化肥项目的上马,改革开放市场化,都是提高产量的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市场化,造就了分田到户的成功,而不是分田到户,造就了改革开放的成功。这个问题要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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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公社化对于小农经济来说,无疑是先进的。土地的集中,有利于推广机械化,推广良种培育,更能解放生产力。但是,公社化太操之过急。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这个过程,已经是跳跃式发展了,很多农民出现了退社现象。后来搞一刀切,全国公社化大跃进。还出现了城市公社化,甚至后来还出现了诸如钱塘联社这样的县级公社。
后来分田到户,也是搞一刀切,很多公社集体经济很好,也被要求分田到户。分田到户后,农机,耕牛等生产资料要不要分?当然要分。我们大队,以前属于 “红旗” 大队,有队办企业,有拖拉机,卡车,收割机等等,都分了,有社员分到一个轮胎,有社员分到一堆齿轮,耕牛被社员整头买走是好的,更多的是杀了分肉。更有甚者,为了村小的粪坑大打出手。几个公社合伙修建的窄轨铁路,也被拆了卖了废铁,火车头被拆了瓜分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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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寻访了一些老人,了解了一些情况。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很多公社已经有机管站(农机管理站),运输队等农业机械化的管理机构了。余杭县潘板桥公社,属于半山区,在分田到户前,基本上已经普及了农机,分田到户后,退回到了人工耕作,但是副业收入确是提高的。余杭县九堡公社,属于蔬菜种植基地,分田到户后,人民群众收入普遍提高。余杭下沙公社,以前是棉麻产区,机械化程度一般,计划严格,收入普遍不高,分田到户后,改种蔬菜瓜果,收入普遍提高。有部分群众,开办酱菜厂,把辣椒酱,酱瓜等卖到了安徽江苏。余杭县五杭公社,副业产业大量发展,群众养羊积极性提高。
中国农业产量提高的原因我不知道,但一些数据,大家可以自己动手算一算吗!已知某个村子有土地一千一百亩,1978 年末实行包产到户,第二年粮食产量 13 万斤,求该村庄的平均亩产。
这小学级别的问题,大家应该都会吧。
130000÷1100≈118(斤)
另外,一公斤 = 两斤,一九七八年全国平均亩产一百三十五公斤。
135×2=270(斤)
这也只是一个常识吗!
谁说的分田后产量提高的?纪录片都承认了,到 89 年产量一直在徘徊,而分田之前十年却是稳步增长的。
“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
“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
——1975 年政府工作报告,起草人小平同志。
公社解体的原因很多同学都还不清楚。
70 年代为了兑现工业反哺农业的承诺,国家财政对农村支出一度曾经高达 30%。
这些钱用来支持农村修路、通电、农田建设等等方面。还有教育、养老等福利事业。
就像现在的乡村振兴。
当时每个公社都有自己的中学,每个生产队都有自己的小学,公社还成立养老院、孤儿院。
当然,受当时条件限制养老院还只能给孤寡老人住。
后来那个谁们搞了洋跃进,大量盲目引进西方技术和生产线,把外汇掏的差不多还欠了不少贷款。
加上对外战争开支,80 年代开局政府就面临 300 亿赤字。300 亿现在看着也就那样,但当时财政总收入不过 1000 亿多点。
有赤字就要想办法节流。
于是人民公社和人民公社绑定的农民福利就没了,财政对农村支出降到了 3% 左右。
一个直观的数据就是当年的中小学生毕业人数。
请移步国家统计局:
很多事情不要总想着用唯心主义解释,搞农业是讲科学的。水、土、肥、种才是农业增产的根本动力。
这是中国历年人均粮食产量(1949—2008),把下面的年份抹去,你能找到哪一年是大包干吗?
用唯心主义搞农业,用人的意志决定产量,那玩意儿叫大跃进。
如果你说小岗村,那不好意思,小岗村大包干后穷了几十年,最近已经通过集体经济致富了。
大包干带头人:这是我大包干以来第一次分红. jpg
看来答案分成两派。
一派认为前三十年的水利,化肥,机械,种子改良是产量提高的主要原因。
另一派认为分田后积极性提高才是产量提高的主要原因。
感觉这其实是公社支持者和包产支持者互掐。。。
我认为他们两方说的都能影响产量。
这个世界上很多事都是多个因素共同推进下发展的。非要强调我认为的而忽略对方的都是片面不客观的。
还是国家比较客观。既肯定前三十年的贡献,也赞扬后来的成就。
就好比你吃了四个西瓜吃饱了,你不能说前三个西瓜没用。
但是如果你不吃第四个西瓜就是半饱。
看到这里你们肯定以为我要理客中的两边各打 20 大板了?
不对,我还是支持公社的。
虽然我是支持公社的,但是公社的问题我还是要先说一下,那就是劳动积极性低。
真是很低。
以前的水车知道吧,踩着取水的那种。
检查队下来了就带着链子踩,检查队走了就把链子去了踩。
没链子踩着不出力,但是光呼啦呼啦响也不出水。
没水庄稼怎么办?
凉拌!反正也是大锅饭,我干多了也不见得给我多盛一勺饭。
都这样干活水利设置再好有用?
收红薯光收秧不收红薯,看着地里光秃秃顶收干净了,实际红薯都烂地里了。
花生没熟就偷着吃,把个大的捡捡吃了,个小的还埋起来。
公社收成无所谓,自己吃肚里算自己落着了。
这种事情数不胜数。
在座各位可以去问问自己长辈,也就几十年前的事。
为什么劳动积极性低我还支持?因为在我看来现在分田积极性也不见得高。
我老婆就是农村的(我其实也是,但是我们家没有农村户口所以也没地),果然一到农忙时间就是女婿们去丈母娘家充当劳动力的时候啊。
当时收的是花生,我把楼顶晒得花生收到袋子里。过段时间等收花生的到村里再把花生扛到小山般的收花生车上。
很麻烦,也很费力。
干完后我问了下那么多花生能买多少钱。
具体多少我忘了,大概就是刨去雇佣拖拉机,买化肥等花费最后能落几百块钱吧。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辛辛苦苦干一季,然后落几百块钱!!??
我们这里家电上门维修,没个 50 块钱都懒的来。。。你说这谁有干劲啊?
更无语的是有一年我弟去给他丈母娘干农活。收麦时公公用力过猛闪到了腰,那一年收成还没包住医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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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那村里分的两亩地真的很没前途。
结果可想而知,村里但凡有点力气的都外出打工去了,剩下的全是老弱妇幼。
我老婆家就是爷爷奶奶留在家里种地,今年都快 70 了。
干不动,也没干多必要。
去山上捡点中药也比种地强啊。于是地也荒着了(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反正现在大概处于一种草比庄稼高的情况)。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分田种地的效率远远远远低于大规模机械化农场。
你产出粮食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远高于别人,凭什么赚到钱啊。都不符合经济规律。。。。
赚不到钱当然没有积极性。效率又低又没有积极性,也难怪马前卒整天吵着要消灭小农经济。。。
现在不少地方又在搞合村,其实就是集中村资源。集中后生产效率提高,维护消耗减少。
分分合合是不是有种脱裤子放屁的感觉。(开个玩笑,话也不能这么说。改革初的决定也是客观需要)
从这里看来,现在鼓吹分田提高产量还不如马前卒鼓吹集中土地实行工业化农业消灭农业人口靠谱。
这里再说回公社。
前面有个反对公社的也提到公社劳动积极性低。
当时为了用农业剩余建设工业,所以七成农产品都被收走了。因为要考虑让没劳动力的社员也基本果腹,所以剩下三成中的七成还要按人头来分配。
最后三成中的三成才是按出力大小来分配的。
这样分最后结果不论怎么分肯定又是干多干少都一样咯。
于是就出现我前边说的公社劳动积极性低的画面。
可那是当年特殊情况啊!是 蒋 公欠的太多,新中国需要补的功课太多了啊。
你不侵略,不掠夺,农业国靠什么建设工业。
只有用从自己农村获取农业剩余建设工业啊。
但是我们现在工业已经发达了,不但不需要农业补贴还反而能倒过来补贴农业了。
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公社化后公社产出的农业剩余全归公社所有。
既可以集中村子土地利用防止无人力荒废,也可以公社为单位参与市场提高议价能力也减少交易成本。
劳动果实全归自己还提高了劳动积极性。
这样人们既有了积极性,也有了公社提供的化肥,机械,技术,人力,水利,种子。
小孩才做选择,大人全都要不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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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
的评论真是妙啊!
世界不就是这样不断向着自身的反面发展,在螺旋中不断上升吗?
果然庸俗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只会让人在到底是第三个西瓜饱了还是第四个西瓜饱了的问题上纠缠不清。
只有唯物辩证法才能让人看清前方的道路啊。
我家都是农民,我在二十岁之前还在家种地。
之前在地里掰玉米,都是手动,回家再晾剥皮,再晒。就掰玉米这个活,我一辈子都不想再干。
割麦子也是手动的,割了之后还要打场,还要压出来然后晒。手动割麦子,想着我就刺挠。
平时不农忙了,也是去锄草,浇地,之前化肥很少,很贵,都是用农家肥,春天前去牲畜圈里把半湿不干的粪挑出来,拉倒地里去。冬天的时候还去捡羊粪蛋。这些活,我现在想起来就恶心。
以前生产队的时候,有队长,有带头干活的,看下面回答好像是 “脱产”。
实际情况大多数人不会抢着干的,都是属于 “道德高尚” 的人,领着头干。
说简单点,大多数人都是混,反正出工就有分,就有饭吃。
后来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时候,也是能干的带头承包,那个时候,全靠人力,没有农机,靠人能打多少粮食?
土改之后产量也会提高,是因为以前是给地主干活,得到的不是自己的,把人当驴使,人没有积极性。
家庭联产承包制产量提高,是因为生产力提升了,有了农机化肥,打了机井,人有干劲,干活不用那么累了。
现在要搞农业改革,是因为种地没有规模,就用不了大型机械,效率不行产量上不去。
不管哪个历史阶段,种地产量都是一路上升的。
否定集体经济是不对的。因为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前的集体经济时代,你靠着家庭的几个人,没有化肥农药农机和机井,连秋收都忙不过来,一场暴雨,一年的收成可能就没了。
人多力量大,在机械不发达的年代,是最好的办法。
现在大规模农业机械化,也是最好的办法。
积极性提高产量,就是天大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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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才是生产力,农机化肥农药才是生产力。
这是 1970 年到 1990 年 20 年间我国的粮食产量和增长率
大家可以看到,最大的增幅出现在 1973 年,最大的降幅出现在 1985 年。而这二十年的前十年就是被称为集体经济导致劳动积极性不足的十年,后十年是被称为分户单干之后劳动积极性大幅提高的十年。
如果从 1982 年开始联产承包制前后计算,1949 年粮食总产量 11318 万吨,1982 年 35450 万吨,2015 年 62144 万吨。联产承包前增产 213.22%,联产承包后增产 75.30%。
当然越到后面增产越困难,但中国的化肥产量正是在 70 年代末产生飞跃的,从 1975 年的 300 多万吨一下子提升到 700 多万吨。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粮食产量几乎都是和化肥产量直接挂钩,可以说是化工业解决了吃饭问题。
问:我国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的产量提高真的是因为分田而提高积极性带来的吗?
答:不是,是积极性因为超购加价,现在也是家庭联产承包制,但大家种地的积极性怎么没了?种地不挣钱,哪里会有积极性种地啊。历史找找就知道原因了:
1979 年在收购价格提高 20% 的基础上再将超购加价幅度扩大为 50%。[1]
提积极性不提超购加价的回答基本就不要看了,就跟强调工作积极性加产量但不涨工资一个道理。
再问:超购加价 85 年为什么取消了?
答:因为财政赤字负担不起了,看数字就知道了
1983 年农业获得大丰收,截至当年 12 月底,国家多收购粮食 445 亿斤,多收购棉花 2202 万担,相应地多支付超购加价款 34.7 亿元。[2]
再再问:那为什么之前超购加价能坚持到 85 年?
答:70 年代积攒了大量战略储备就为了防备苏联美国,农业在 70 年代一直增产下农民口粮依然紧张,很大的因素是因为被收走了做储备
从 69 年到 76 年,粮食产量从 21095 万吨增长到 28630 万吨,7 年增长 36%
至于公社化之后产量为什么也会提高?先进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嘛。
其实公社化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生产力发展后,剩余的劳动力归谁的问题,忙完自己的活后给谁干活?从 60 年代到 70 年代,公社内的分工其实是不一样的,一开始都是纯体力来种地到后面很多公社都有五小工业了,公社资本的积累换来的是同种工种的平均工时的降低,大家是换轻松的活干了,换现在的逻辑,老板上机器人,工人的工时没有少,而是失业了,这就是差别,剩余的劳动力到底归谁的问题。
还有公社是有好坏之分的,看有没有自报公议制度,没有的都不怎么样。
补充一下:是不是因为超购加价看 85 年取消的情况就知道吧,粮食产量一下子降了 9% 以上,很多改种其他收价高的吧,还有呢,超购加价不止粮食,还包括经济作物,取消以后就是什么赚钱种什么。至于林毅夫的文章我看过,超购加价的事都没提到,前提出错了,做了一通分析,得到结论根本不值一提。
还有有些说家庭联产才吃饱的,比以前好,那同时期其他公社的人就在饿肚子?不都是过得比以前好,现在剩下的人民公社,哪个没吃饱,哪个不是比以前好?
要区分因果性和相关性。我每年借你 10 万借个 10 年,最后还你 100 万,结果这钱就不是你赚的,是我施舍的?
至于所谓产量翻好几倍的,这不就是之前邀功请赏升官的套路吗,一样的配方一样的味道
这位评论完就拉黑的人就气人,觉得种地赚钱就自己种嘛,记得不要拿农业补贴,毕竟这么赚钱还要农业补贴干嘛?
在技术水平,机械化程度落后的情况下,大集体的管理成本很高,一个典型的例子,记工分,农业生产可量化水平太低,很容易挫伤积极性,那就是干和不干一个样,我的妈妈就回忆,说大集体的时候,早晨到了地里头,先聊天,工前会,分配完任务,中途还得嘻嘻哈哈歇一会儿。经常是大雪盖地了,玉米棒子还在地里,效率低。大家不能理解的话,就想想,十多年前查交通违章,全部靠街头的交警,交通秩序好了吗?现在呢?街头的雪亮工程,你随便鸣个笛公安大数据系统都能给你锁定,为什么现在投入的人力少,还效果少,那就是技术的力量,换到以前,人看人,累死人还没效果。
在同样水平下,分田到户就激发了积极性,因为是给自己干,人哄地皮、地哄肚皮。话又说回来了,分田到户就户户都增产了?不是,懒汉家肯定增不了。
很多人的意见是:分田到户影响了机械化大面积耕作,这在华南、华北、东北可能存在,但也不是绝对的,我的小姨嫁到了山东,地平水浅,也是分田到户,他们的机械化程度依然很高,无非就是农机专业户的农机,给谁收割,谁给钱。并不影响。而我所在的山西,别说分田到户,就是不分,机械化难度依然很高,举个例子,我这个一个乡镇,上万亩地,最大的一块平地,不超过五十亩,其他的就是一条一条的梯田,谁有本事来机械化?
大家不要忘了,种地不是光有土地、化肥就能决定产量的,农田管理也很关键,你春节用了几车农家肥,夏季追一次肥,培一次土,那是真的能增产的,因为能改变土地的耕作层深度、腐殖质含量,还有根部蓄水的程度。但你要不做,或者偷懒了,那真的是影响产量的。上午看到汪曾祺写的散文,回忆自己在下放劳动时的生活,里面有几句就是对当时劳动的描写,拍照如下:
中国工人阶级直到今天也只有在工人阶级先锋队 – 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工人阶级的支援下走上集体化,才能使他们从经济文化的落后地位彻底解放出来,生活富裕起来。(邓小平)
农民必须在工人阶级的支援下造出许多拖拉机电站及近代化的水利工程,农民才能彻底地解除贫困与落后。所以无论工人也好,其他人民也好,其前途与幸福都必须建筑在机器化大生产的基础上。(邓小平 1951 年 6 月 25)
他们这样迅速地和自愿地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难道不是我们党从群众本身的经验出发,大量地帮助农民从组织季节性的互助组起,进而组织常年互助组,进而组织初级合作社,又进而组织高级合作社,使农民从实践中确信了合作社的优越性的结果吗?(邓小平 1956 年 9 月 16 日)
积极性这一说法基本可以算是唯心主义。
1978——1984 年 粮食产量上涨迅速,到 1984 年开始 基本停滞,但土地承包是从 1982 年开始到 1984 年基本结束的,因而 认为这是粮食产量增长的原因,在逻辑上说不通。实际上农业产量的上涨,主要在于技术的发展。
第一是种子革命。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各种农作物如水稻、小麦、棉花、油料都陆续发生了种子革命,对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袁隆平杂交水稻技术引发了水稻产量的革命性增长。这项技术于 1973 年 10 月 “三系杂交稻” 研制成功,1975 年多点示范 5600 多亩,亩产比常规品种增产 20% 以上;1976 年示范推广迅速扩大到 208 万亩,1990 年全国推广 2.4 亿亩,占水稻面积的 50%,而总产量占 61.1%。
第二是化肥革命。1970 年开始,全国各地陆续新建了一大批化肥厂。72 年 1 月 13 日,从国外引进化肥等成套设备 8 套,之后又提出引进 43 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四三方 案。1973 年,我国化肥产量比 1965 年增加一倍以上。中美发表《上海公 报》以后,西方允许部分民用产 品对华出口。中国迅速引进了 13 套 大型化肥生产装置,这些装置到 1979 年时绝大部分刚好建成投产, 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这 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里起了明 显的增产效果。
第三是改革前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显示了成效。1976 年与 1965 年相比,拖拉机、手扶拖拉机产量增长 5.7 倍和 65 倍,农业用电增长 4.7 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拥有量增长 4.9 倍,农用化肥每亩施用量增长 2.1 倍。1977 年和 1965 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 41%, 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和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分别增长 355.58%和 643%;1975 年全国机井数比 1965 年增长 935.89%。抗自然灾害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 1976 年与 1965 年相比,成灾面积由 53.9%下降到 26.9%。这些农田灌溉和排涝条件的较大改善,为以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个体经营方式抗御旱涝灾害的侵袭。
我觉得要是积极性可以带来质变的话,他们应该让传销头子负责种田
(一)粮食增产实际原因:
粮食增产,不是因为分田到户,而是因为前三十年打下的基础。[以下内容引自逍遥散人《“人民公社”与 “单干” 之随笔漫谈》(有删改)]
1、种子革命。1973 至 1976 年,我国南方‘籼型杂交水稻’(育种代表为袁隆平)和北方‘杂交粳稻’(育种代表为杨振玉)良种相继育成。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大面积推广,到八十年代中期大体完成推广,使水稻单产较以前选育的普通良种约增加 20%。与此同时,小麦、玉米、棉花、油料等其它农作物也都陆续发生了种子革命。一个良种从配育到选育、繁育、推广,顺利的话也要十几年的时间。而要配育推广良种,还需建立农业科研推广体系,这些体系只有在人民公社时期才存在,现在基本都消失了。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增长因素占粮食增长因素的 57.1%, 若扣除这一因素,这一阶段的粮食年均增长率只有 2.1%,(其它的科技因素如化肥农药家农机等还未计入)这就是说还没有合作化、公社化时期的增长率高(3.5%)!再综合第三阶段的年增长率(1.2%),我们可以看出,在农村推行私有化以后,中国的粮食增长其实是呈现递减态式!
2、化肥革命、农药革命。60 年代末 70 年代处开始,我国各地陆续建成一大批中小型化肥厂、农药厂,使我国 1975 年的化肥施用量较 1965 年增长 3.1 倍。1972 年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以后,西方允许部分民用产品对华出口,我国又迅速引进了 13 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这些装置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刚好建成投产,
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地里起到了明显的增产作用,增产幅度一般达 20%-50%。另外新型高效农药 “六六六、敌敌畏” 等更是有效的消灭大量害虫,为提高农业产量提供了极大的保障。
3、水利革命。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自 1958 年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开始,
各级政府每年利用农闲组织社员(“义务工”)兴修水利,整田改土,修造梯田,
大面积垦荒,全国建成大小水库七八万座、塘坝无数,广袤的田野上,人工河道网、田间道路网、沟渠网、防护林网形成,极大地增强了农业灌排能力和防灾抗灾能力,保证了农业的稳产高产。这些现在很难组织完成的、投资无法用数字来衡量的农业基础建设工程。
4、农业机械的大量投入。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1985 年)记载,1975 年我国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进一步大大提高,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是 1965 年的 6.7 倍和 66 倍,排灌动力机械增长 4.9 倍,用电量增长 4.7 倍。
5、耕作技术革命。由于农田水利系统的形成、生长期短且高产稳产抗倒良种的相继育成推广、农业机械及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间作、套种、复种技术得到全面应用和推广,作物复种指数大大提高,从一年一熟实现了两年三熟、一年两熟,大大地提高了农业产出率。 综上所述,“单干”刚刚开始时产生的农业丰收,是我国 “前期” 对农业和支农工业大量投入的必然结果。而所有这些 “前期投入” 都是在“人民公社时代、在毛主席时代、东方红盛时期”,在响应党的“共建社会主义、共建共产主义” 的号召下做到的。”①
(二)小岗村: 有以小岗村为榜样的,说小岗村单干后粮食产量是比上一年提高了,据说是由 4 万斤提高到 12 万斤。但这种说法却不敢提到上一年是大旱,而集体时候的正常产量是 17 万斤。 而今的小岗村呢?猝死的小岗村书记沈浩说过:“2004 年 2 月,村里为欢迎我写标语的墨水、纸张都是借钱买的。村集体没有一分钱,还欠 4 万多元债。‘大包干’展览馆陈旧不堪,村小学门窗桌椅破破烂烂。国家投资办起来的自来水、
有线电视也停了。唯一的资本——‘名气’,如‘小岗’、‘小岗村’、‘大包干’ 等也都被别人注册了。” 小岗村农民徐家松说,现在差不多有 50%以上的农民借了债,少则六、七千,多则一、二万。小岗村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单是大严家自然村,就有 20 几家。
(三)包产到户后的粮食生产增长率远低于 wg 时期: 全国基本实行包产到户后的 1983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 3.8728 亿吨,1993 年全国粮总产量为 4.5649 亿吨,增长 17.87%。而 1966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 2.14 亿吨,1976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 2.8631 亿吨,增长 33.8%。包产到户后的十年,
粮食生产的增长竟然比人民公社在 wg 时期的粮食生产增长率还低!
——据央视一台报道,2007 年开始,重庆市拟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的水库进行维修,
以弥补 30 年来在农田水利上的欠账,需拿出 300 亿资金。这仅仅是一个重庆市针对水库这个单项的维修资金,若将全国范围内修建的水库、塘坝、人工河、沟渠、梯田、农路网、标准农田等用资金来衡量,那将是个天文数字。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其他方面有没有作用?有!但不是核心。
农业是一门科学,还包含了数量庞大的技术。而且直到今天,我国的农业科学与技术水平都急需提高,更不要说当年了。
我前几年参加过一个奶牛粗饲料大会,别的不说,我国奶牛目前产奶量就是没国外高,为什么?原因很多,我也说不清楚,但是从粗饲料上来讲,我们就差不少。人家粗饲料加工的比我们好,配方比我们多,营养物质保留的多,奶牛吃的就是好。
这时候,不管你是承包还是公社,都没用。技术不行啊,你能动性再强能怎么样呢?
老有人提抗美援朝,这个我承认啊,抗美援朝咱解放军无疑是伟大的,即便装备存在代差,还是赢了。
但是很多时候,光有能动性也不够啊。你说你育种水平非常强,一天 20 小时做研究。国外呢?搞转基因,搞基因编译,你怎么追啊?没有实验室,你天天种实验田,能追上吗?
所以说,这个问题是个科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让老一辈农民回答最有说服力
别的我不知道
就我爷他们村,问了我爷他们当时的情况。
分田单干后经常天不亮就都下地了,粮食产量就明显上去了。秋收后交完粮的余粮可以撑过冬天了,每顿饭基本都可以吃玉米饼子了。
公社的时代,出工的时候,生产队长是又催又赶还骂,但效率还是上不去,明明是一小时就可以干完的活,就非得磨洋工到近三小时,队里也有化肥呀,但也没见产量上去呀?秋收后照样饥一顿饱一顿,顿顿高粱黑饼子,吃那种黑饼子嗓子老疼了。
老话都说在同等条件下,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农具,化肥,种子,气候,技术都一样,天不明就下地的能和中午才下地的产量一样?这和混日子以后生活会狠狠打你脸不一个道理吗?路遥名著平凡的世界里,双水村放开生产责任制的时候,田家圪崂在孙少安的支持下铺开生产责任制,金家湾没有实行生产责任制。春播过后,两方庄稼的长势明显出现了高低之差。
在同等条件下种田,你肯费力,产量不会亏待你的。
不要小瞧生产积极性在种田的作用,在同等条件下甚至是决定因素。磨洋工那就别怪产量低,别眼红人家产量高的。
一大二公时期,磨洋工是普遍现象,见怪不怪。这是人性决定的,大集体经济下,你在那里辛辛苦苦种田,其他队员在田头坐着看你种田,要不就是装模作样糊弄几下。到头来粮食还要均分,这么明显的搭便车现象,辛辛苦苦出力种田的心里能平衡?这就不可避免导致了磨洋工越来越多,肯干活的越来越少,那产量当然对得起你的磨洋工。
分田单干后,同一个村都是同一片土地,一样的农具,用的都是原先大队的化肥,为什么有些人家粮食产量暴增,光景明显过的比以前好了?因为勤奋劳动的人,终究会得到回报。
至少在我爷他们村,老一辈人都说生产责任制还是好呀
我应该比较有发言权的,小时候经历过那一段,印象深刻,我们这边正常是二熟,公社的时候强迫种早稻,就为了提高每亩一二百斤的收入,累死累活的,分田后都种二熟了,产量更高了,人也更省力,我并不评论分田的好坏,我说分田是有基础的,那就是产量基本能满足需求后的分田,不再需要率先满足工业人口了,我们小时候还有什么,大干部,小干部,一人一条尿素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有听过,是的,那时候本国化学工业已经能够提供适量的化肥了,与美国关系正常后,又能从日本大量进口化肥,至于说化肥的作用,可看看朝鲜九十年代困难期,七八十年代朝鲜可是向南边捐助无数大米的,为什么突然不产出了,因为化肥断了,分田从我的角度来看,好处是人力从土地上释放出去奠定了基础,因为和美国的正常化,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初,无数村办厂,乡办厂涌现出来,到最后亏损再私有化,使一大批头脑活络,手段出众,背景深厚的人先富起来了
很多人说公社效率低是不是事实呢,也应该是,因为那么多人口就算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我们也没有相应的工作提供,至于说养活懒汉,不要忘了,那是个互相监督的年代,你以为你偷懒就能拿到足够的工分?但是社会复杂,有肯定有,但是大面积夸大肯定是不对的
公社的好处不用我复述,分田呢也不是说分就分的,又基础你才能分田,分田之后大农业大机械化算是泡汤了。
国际大背景出现了变化,72 年中美三个公报就已经预示我们准备拥抱美国经济圈了,也许公社坚持到现在更好,但是已经没有机会尝试了,现在都在总包,从公社变成私人罢了,但至少分田也还行,我们至少走到了今天,但非要说什么开,说什么分田有多好,那我觉得也是需要商榷的
其实背后的原因超简单的。
土改、相当于被拿走 70-80%,变成拿走 30%。积极性自然大幅提高。
公社化,相当于拿走 30% 提高到拿走 60%。积极性自然就不好。
包干,相当于又从拿走 60% 降低到拿走 30%。积极性自然就翻过来又变好了。
土改之前,地主要拿走产出的 40-60%,还有政府加派劳役,相当于被拿走 70-80%。49-52 年土改后,当时交给国家的是 15%,劳役负担也降低了。相当于只拿走 30%。积极性自然大幅提高。
包干之前(如 1978 年),农民交给公社产出的 45%,还要给公家出劳役,而公社交给国家的是 15%(这里面 7% 是公粮 / 农业税,和强制征购约 8%)30% 归公社中间商了。加上劳役,相当于拿走 30% 提高到拿走 60%。积极性自然就不好。
1981 年包干之后,农民交给国家的是 25%(这里面 7% 是公粮 / 农业税,和征购约 18%)然后另外交 5% 给三提五统。相当于又从拿走 60% 降低到拿走 30%。积极性自然就翻过来又变好了。
由于 90 年以后地方五小工业破产,基层财力急剧恶化,91 年以后三提五统出现了急剧增长,到 1999 年国家被迫干预之前,大概从 5% 涨到了 25%。这就是三农问题急剧恶化的背景。但这是 90 年代的问题,和 80 年代并不一样。
国家能从人民公社那里征收公粮和征购粮食,仅仅占到当年粮食产出的 13-15%。这个水平实际上还略低于解放初刚土改时土地私有自耕农时期的征收率。
也就是说国家可以供养的工业人口,平白少了一半人,或者说,少了一亿工人。反过来说就是,如果保持合作社制度,而非搞人民公社,国家可以有两倍的工业人口。工业产出和工业化速度固然不能简单的认为也会相应翻倍,部分行业达不到翻倍,部分行业可能超过翻倍,但总体可以大大增加是毫无疑义的结论。从史实而非概念想像的角度看,人民公社严重阻碍了中国工业化速度。
76-79 年,嗯,80 年据说受灾不算好了,那 76-79 年,纸面上产量从 2.8 亿吨到 3.3 亿吨,也就是 6600 亿斤,**纸面上产量增加了 1000 亿斤,但是公社卖给国家的粮食,只从 755 亿斤增加到 805 亿斤。只多了 50 亿斤 !**可牛逼坏了。
1981 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公社改为包干制,但是这部分的影响,导致卖给国家的粮食,一共是 960 亿斤,多了 100 多亿斤,到包干更多的 1982 年,多了 300 亿斤,更多的 1983 年多了 500 亿斤。1984 年国家粮库爆满不肯买粮了,农民卖粮难了。
按公社 76-79 年,这个增产 1000 亿斤粮食,实际才多卖给国家 50 亿斤粮食。你就是吹搞公社不包干,也能 1984 年产量 4 亿吨,纸面上人均增长有个屁用啊,真的粮食拿出来啊
统购统销,那压任务可儿是专政铁拳压下来的。结果只多卖给国家 50 亿斤粮食。国家敢继续信人民公社好?
所以我得出 人民公社严重阻碍了中国工业化速度。这个结论。
还有一个问题,在中国当时穷,无法大量生产尿素(尿素生产线国产化则要到 1990 年),化肥大量生产的是最廉价的碳酸氢铵、甚至是不结晶的氨水,然而这特别易分解,对劳动积极性又特别敏感。
1976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28631.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 582.8 万吨
+3425 万吨 ;+687 万吨
1980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32056.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1269.4 万吨
+8675 万吨 ;+470 万吨
1984 年的粮食总产量为:40731.0 万吨;化肥施用量为:1739.8 万吨
为什么会新增加的粮食产量多,而同期新增加的化肥使用量少?就是因为我国大量生产的化肥是最廉价的碳酸氢铵、甚至是不结晶的氨水,特别易分解,对劳动积极性又特别敏感。必须提高劳动积极性才能提高化肥使用效果,否则增加化肥产量的效果就越来越低了。
最后做一点补充说明:80 年代农业机械化速度、农业机械保有量增速都是大大超过之前的,农用大中型拖拉机保有量 1976 年为 39.7 万台,1990 年 81.42 万台;农用小型及手扶拖拉机保有量 1976 年 82.5 万台,1990 年 697.99 万台。国家允许农户个体拥有拖拉机后,农户在三年内购买的拖拉机就超过人民公社在整个 70 年代购买的拖拉机的总和。
而人力修筑的土水利、土水库的顶峰是 1972 年,此后以新中国建立以来首次黄河断流为标志,土水利被气候变化打击而逐步失效,1965 年才 20 万口机井,1980 年都 270 万口机井了,1990 年才超过 300 万口机井。放弃水利投劳而转为大量机井抽地下水,是 70 年代就已完成的转变,不应当移花接木归到包干去。75-80 年期间冬季水利投劳量已经暴跌了 8 成。在 85 和 90 年实际上相比 80 年有所反弹。
以前讨论过的车轱辘话题就不提了。
PS 那小岗村举例,却真话只说一半,就是 Anti-MarxLeninism 典型手法。小岗村按手印包干是什么背景下呢,实际上 78 年安徽已经包干过,当时叫 “借地渡荒”,然后后就开始搞反包干,收回包干地,全省反对一把手万里,全省大搞收回包干地,搞了三年(79、80、81),这都查得到的,当时各地署、各县的一号文件,都是反包干。结果就是安徽 1980 年的粮食产量还低于 1978 年。
小岗村,是在这种搞反包干风的情况下搞包干,所以才要按手印,承诺谁被抓走了,别的人要照顾他家小。
小岗村是什么地方呢,一个山坳里的石漠化退化土地,被公社强迫种水稻!被公社强迫了 20 年,山坳里的石漠化退化土地,种水稻怎么可能种的出产量呢?!所以包干后随便种点别的啥的(实际上是种植花生 + 玉米),产量就大幅上升了。
但肯定还是低于全省或全国平均产量的!这不是废话吗?谁家山坳里能和平原比产量啊!
本来小岗村这 20 户 118 口人,是完全可以富裕起来的。每一次搞一点什么,就被县里故意破坏或者抄没走。这还不算,每次小岗村富裕起来了,就故意把小岗村和其他村合并,让他们内斗不休。以至于终于产生了一个需要扶贫的、“重走集体化”的、贫穷的、足有 4188 人的 “小” 岗村。
这和本来那按下 18 个血手印立誓的 20 户 118 口人,究竟有何关系?
说人民公社好的那些同学 你们喷我之前动点脑子啊。
本来潜在产量 500 斤,而实际被坑到 50 的地方,包干后自然就变成 500 了,看起来是涨 10 倍啊
本来潜在产量 1000 斤,而实际公社时代只有到 800 斤的平原地方,包干后变成 1000 了,看起来是涨的不多,才涨了 25%,那不是废话吗?
包干又不是黑科技 只能解除束缚解放生产力 又不是凭空增加的
所以平原地方 800 斤涨到 1000 斤 = 山沟里 50 斤涨到 500 斤是假的 不可能涨十几倍?
山沟里 50 斤涨到 500 斤是真的 就必须给平原变一个 800 斤涨到八千斤一万斤出来 否则就不配是真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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吓死人,我还以为 70 年代后半怎么大灾了,我怎么不客观了 结果一翻资料 80 年代后半的受灾面积也有那么大嘛
客观地讲,按 70 年代后半一吨化肥新增粮食的比例,这意味着大概要 1990 年以后才能达到 4 亿吨,看起来好像差不多?反正那时候也徘徊在 4 亿吨?
这就回到 公社对积极性有多大的危害了 呢,76-79 年,嗯,80 年据说受灾不算好了,那 76-79 年,纸面上产量从 2.8 亿吨到 3.3 亿吨,也就是 6600 亿斤,**纸面上产量增加了 1000 亿斤,但是公社卖给国家的粮食,只从 755 亿斤增加到 805 亿斤。只多了 50 亿斤 !**可牛逼坏了。
1981 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公社改为包干制,但是这部分的影响,导致卖给国家的粮食,一共是 960 亿斤,多了 100 多亿斤,到包干更多的 1982 年,多了 300 亿斤,更多的 1983 年多了 500 亿斤。1984 年国家粮库爆满不肯买粮了,农民卖粮难了。
按公社 76-79 年,这个增产 1000 亿斤粮食,实际才多卖给国家 50 亿斤粮食。你就是吹公社不包干,也能 1984 年产量 4 亿吨,纸面上人均增长有个屁用啊,真的粮食拿出来啊
这意味着什么,少五千万份商品粮饭碗。意味着返城知青那一波人潮足以导致粮食供应崩溃。不搞包干,1983 年就不是严打成功 而是城市要吃不上饭揭竿而起了 总不能搞成波尔布特
统购统销,那压任务可儿是专政铁拳压下来的。结果只多卖给国家 50 亿斤粮食。国家敢继续信人民公社好?
不谈 1984 年秋收后,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粮食多到粮食系统爆满 国家不愿继续收购。所以接下来粮食产量徘徊在 4 亿吨。 光谈粮食产量怎么没有直线上升。
那我问你 现在每年总有几个地方 农产品滞销卖不出去吧 你出钱全买下来啊 你买吗?你负责全买下吗? 你抬杠我也抬杠 互相抬杠有意思吗?
本来潜在产量 500 斤,而实际被坑到 50 的地方,包干后自然就变成 500 了,看起来是涨 10 倍啊
本来潜在产量 1000 斤,而实际公社时代只有到 800 斤的平原地方,包干后变成 1000 了,看起来是涨的不多,才涨了 25%,那不是废话吗?
包干又不是黑科技 只能解除束缚解放生产力 又不是凭空增加的
所以平原地方 800 斤涨到 1000 斤 = 山沟里 50 斤涨到 500 斤是假的 不可能涨十几倍?
山沟里 50 斤涨到 500 斤是真的 就必须给平原变一个 800 斤涨到八千斤一万斤出来 否则就不配是真事迹?!
包产到户说白了不就是古代小农经济,唯一不同土地归国家所有,没看出进步多少。
从实行后历年数据来看,粮食产量不增反减,直到化肥农药革命,粮食产量才大幅度提升。
包产到户可能对于山地丘陵地区起到关键性作用,可像是平原粮食主产区,走集体化才是未来出路。
现在种地的收益明显与付出明显不成正比,三百六十行,有几个是靠种地发了财的,家里种地一年不如在外打工两月。
而田间种地的那个不是四五十岁,年轻人种地越来越少,等这代人都老了,动不了了,地谁去种?
是你?是我?还是城里人?
不,不…… 最后还不是要土地流转,回到大规模经营老路!
可目前对土地流转我持谨慎,观望的态度,真流转起来,不是什么好事,农民有可能丧失最后立身之本。
这些流转土地大面积承包土地的人,认真研究种地的少,投机取巧的多,踏实肯干的少,骗国家补贴的多。
那时,良田最终变成一块块荒地。
多方面原因,最主要还是化肥农药水利工程以及科学管理技术比如科学灌溉管理,科学肥药管理等的普及。全国化肥试验网资料显示,每斤标准肥平均增产小表 2.18 斤,增产皮棉 0.17 斤,增产油菜籽 0.9 斤。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的统计,化肥对粮食生产的贡献率在 40% 左右,而我国的平均贡献率约为 32%, 中国 1970 年代初向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荷兰、瑞士、意大利等西方国家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 “四三方案”,其中的引进的化肥设备到 1978 年先后投产,为农业增产做出了重大贡献。20 世纪全球农作物的产量的增加,其中有一半是由化肥的施用而取得的。[2]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统计,化肥在农作物增产中,对增产的贡献约占 40%~60%。[3]我国学者李家康(1999)对 1981 年开始布置的 52 个 10 年以上长期肥料定位试验点研究表明,施用化肥对粮食产量的贡献率全国平均为 40.8%,其中双季稻区早稻为 31.9%,晚稻为 34.6%,旱作两熟区的小麦为 60.2%,玉米为 46.2%。
当然,除了化肥增产,必须还要有农药防止减产,农药科技的进步和农药的大规模应用对于粮食增产功不可没。
使用化学农药能有效控制作物病、虫、草害,全世界每年可挽回农作物总产量损失 30%,40%, 挽回经济损失 3000 亿美元如果停止使用农药,将使水果减产 78%,蔬菜减产 54%,谷物减产 32%”。英国的试验证明,一年期间不使用农药会导致马铃薯产量下降 42%、甜菜产量下降 67%,而两年不用农药,则产量损失又增加 1 倍。据统计,全国年均使用农药 28 万余吨 (折百),施用药剂防治面积达 48 亿亩次。
通过使用农药,每年可挽回粮食损失 4800 万吨、棉花 180 万吨、蔬菜 5800 万吨、水果 620 万吨,总价值在 550 亿元左右。近年来,许多高效、低毒、低残留新农药的出现,使用的投入产出比已高达 1:10 以上,一般农药品种的投入产出比也达 1:4 以上。由此可见,农药在现代农业生产中的作用是巨大的。除此之外,还有水利建设,1949 年到 1978 年,三十年间,劳动群众用自己的双手改天换地,止于 1979 年,全国各地共建成了大中小型水库 (库容 10 万立方米以上的) 八万多座。同时,开掘、兴建人工河道近百条,新建万亩以上的灌溉区五千多处。灌溉面积达到八亿亩,是 1949 年的三倍。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业用水的问题。到七十年代末,新中国治水工程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水利建设的预定目标基本实现。 由此江河洪水基本形成由人控制、服从人的设计和摆布的格局。不仅洪水泛滥的历史基本结束,而且变水害为水利,基本上消灭了大面积的干旱现象。扭转了几千年来农业靠天吃饭的历史。
积极性这个问题一般情况下是个定性的描述,我看来到目前的回答也基本没有进行定量的分析。对一个问题没有定量分析就下结论盖棺定论实在是太可惜了。
选择农业的粮食亩产作为因变量,然后选取一个或者几个对粮食单产有影响的指标——化肥的施用量、农业受灾情况等,再对粮食单产进行回归。如果确实有积极性这个影响,那么积极性肯定是对粮食单产有正的影响。如果我们再假设人民公社的积极性不高,那么就会出现人民公社时期回归趋势线明显偏高(残差为负,残差是用真实的数据减去拟合的结果得到的值),而人民公社解除以后回归趋势线明显偏低(残差为正)的情况。
使用中国统计年鉴 1984、1989 的数据进行分析
然后我们引入一个成灾比的变量,他的意思是成灾面积比总的耕种面积
我们引入一个公式
β0 表示不使用化肥且没有受灾时的粮食单产,β1 与β2 分别表示化肥和受灾情况对粮食产量的影响
回归之后的结果为
粮食单产 = 122+12.65× 化肥每亩施用量 - 119.34× 成灾比
(0.71) (47.16) R2=0.9755
括号里的数字是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误差相对回归系数越小,说明回归系数的可信度越高。R2 是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拟合优度越高说明回归方程刻画的程度越好。
方程里的数字的含义:
122 说明在 1970-1980 年的技术条件下,不施肥,风调雨顺的情况下全国平均亩产是 122 公斤,基本在我们的认知范围内。
12.65 说明在 1970-1980 年代,每施用 1 公斤的折纯化肥,粮食单产能提高 12.65 公斤。从化肥施用量的回归系数标准误差仅 0.71 来看,这个数据是相当可信的。此外,这个数字相比农业部在 2000 年前后进行的化肥施用效率田间调查得出的 9.5 公斤要大一点,考虑到 2000 年前后已经有相当的过施肥情况,因此 7-80 年代的数据比 2000 年前后要大一些也符合实际情况。
-119.34 表明全国范围来看,受到自然灾害最终成灾后粮食单产将下降 119.34 公斤。这个数据的标准误差比较大(47.16),这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成灾情况下粮食减产的幅度跨度比较大,二是统计范围内粮食单产的变化幅度比较大,线性拟合的精度不高。
考虑到最终的拟合优度达到了 0.9755,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数据。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影响农业生产的种子、农药、化肥等均属于技术发展的产物,他们在 1970-1980 年的发展趋势是相似的,具有共线性的特征。因此化肥的 12.65 这个系数里同样包含良种、农药等对农业至关重要的因素——好肥还得良种配,才能发挥化肥的最大功效。
最后我们看看最终拟合的残差:
年份 残差
1970 -7.93
1971 -3.04
1972 -3.42
1973 -5.41
1974 1.53
1975 6.82
1976 5.84
1977 3.87
1978 5.99
1979 5.01
1980 -6.60
1981 -8.86
1982 -4.01
1983 3.86
1984 11.22
1985 7.09
1986 0.17
1987 -1.86
1988 -10.27
从残差来看,我们无法得到人民公社时期回归趋势线明显偏高(残差为负),积极性不高的结论。事实上我们统计人民公社时期的残差和为 9.27,而人民公社开始解体的 1980 年 - 1988 年则为 - 9.27。
考虑到问题的设定,一般认为引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HRS)将提高积极性,以 HRS 的施行比率作为一个自变量
再次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得到回归方程
粮食单产 = 123.9+11.74× 化肥施用量 - 103.06× 成灾比 + 5.81×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比率
(1.96) (58.34) (11.65) R2=0.9759
引入 HRS 后拟合系数 R2 几乎不变,从 HRS 的回归系数的标准误来看,11.65 比系数 5.81 还大,这意味着我们引入 HRS 这个变量,HRS 能提高积极性增加粮食单产的假设哪怕在要求很低的显著性水平下都不成立。
这与我们的常识认知不符,其实我也是认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后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提高了,但是于此同时:
一、HRS 的施行使农村田间土地碎片化,增加了农民往返田间的时间成本。分田后,为了保证各家都拥有近似水平的耕地质量,一般会把水田、旱地按照远近距离,田的土壤肥力等多方面因素进行通盘考虑后分田。以我家为例,家里是 9 亩田竟然分成了 14 块地,最大的一块地也只有 2 亩左右,各种两三分的田,全部跑一趟要一个多小时。
二、HRS 施行后,农村水利设施建设停滞甚至毁坏,单一农户家庭对自然灾害的抵抗能力下降,成灾率竟然比 70 年代高出近 2 成。而农田灌溉面积也也一改人民公社时期的快速上升势头,在公社解体后进入逐年缓慢下降的节奏。
以我老家肥东县为例,肥东县在 70 年代人民公社时期将店埠河重新开挖成河面宽 40 米,底面宽 30 米顶面宽 80 米,河道总深 20 米的人工河,总土方量 2000 多万方,全人力开挖。为了开挖这条河,全县 1976 年农闲动员全县壮劳动力,其中绝大多数是远离开挖干道地区,也就算说开挖这条河所带来的旱涝保收没有影响到他们。上面是县里修的,我老家村子在河边,当时生产队动员全村力量,还开挖了 3 公里长的灌溉干渠,修建了泵站。省里则是修了中国最大的水利工程淠史杭工程全工程土方量大概在 62000 万方,肥东县作为收益县每年也需要动员上万的劳动力开展人力开挖作业,这么大的作业量。在公社解体的 1980 年代全村再没开挖过一米的河道,到了 90 年代,80 年代前村集体修的小水利因为失去养护大部分失去作用,灌溉干渠因垃圾淤塞严重,最终导致灌溉效率大幅下降,农民的抗灾能力大幅度下降。不仅如此,村里还出现了大家族欺负弱小家庭的情况,遇到干旱年份势力强大的家族拥有优先浇水的权利,而家族与家族之间为浇水而斗殴的现象屡见不鲜。
三、HRS 施行后农机销售陷入停滞,以联合收割机的拥有量为例:1965 年为 6704 台,到了 1978 年达到 18987 台,增长近 3 倍,1983 年 HRS 基本在全国推行时达到 35728 台,结果到了 5 年后的 1988 年只有 35004 台了,同时农业机械的总动力虽然在 HRS 之后仍在增加,但是增加的速度却比之前有所下降。总之,人的劳动积极性被各种客观因素抵消了,对农业单产的增加没有起到显著的作用。
在客观条件不足的情况下,鼓励积极性因素提高产量是有意义的。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在工业化时代的农业生产力面前,人的积极性因素已经大大降低了——在工业化时代前农民拼死拼命收集几千斤农家肥,肥效甚至没有一小袋化肥高;在田间地头拼命拔草期望杂草少和稻子争水肥,抵不过一袋除草剂;一百个壮劳动力割麦子也比不过一台联合收割机**。提高粮食产量,还是要老老实实靠化肥农药,靠良种水利,靠农业机械。**
最后讲下很多人对公社时代吃大锅饭的理解有很大偏差,以为公社里干多干少都一样,其实不然。公社里有各种各样的活计,一般按劳动强度计入公分,以我老家为例从五分工到十三分工不等,生产队长一般会根据劳动能力分派工,每日工作结束后由大队会计根据工干的好坏程度计分并向全部队员公布计分结果。举例来说,某两人分派了犁田,这个工本身是十二分的工,甲干的好可以计十二分甚至十三分(少见),乙干的不好只能计十分,这就体现了劳动质量的好坏带来的公分差异。工分的记录需要客观公平,不能有明显的猫腻——这是向全体社员公开的,如果有明显猫腻社员当场翻脸会计就很不好干了。此外,如果乙总是不好好干,那么像犁田这样工分高的工,生产队长就不再派高分的工给乙干,这样会大大降低乙的实际收入。生产队里干的好的与干的不好的收入差距差不多有两到三倍,这已经是非常大的收入差距了。以我老家生产队为例,十分工是九毛钱,干得好的几乎能干到一个月二十三四元,干的不好的只有十元多一点。(老实讲,我老家属于公社时代效益非常好的,公社解体后实际收入反而下降了)
现在在单位里上班,各位想想有多少单位能公开全体员工的收入情况,列举收入的细项并在大体上保证干得多的拿得多,干得少的拿得少?
有很多人觉得积极性提高产量
有很多人觉得大锅饭养懒汉
有很多人觉得大跃进就是彻彻底底的冒进,是毛爷爷搞得,不尊重客观发展规律!
……
他们为什么这么觉得?
有几个是真的 50 万为了黑而黑的?
大多数是什么?
是历史书教育的结果啊!
有多少人,就是靠着历史书学到的一些被装扮过的知识,开始出来炫耀自己好像懂得很多。
他们把现实的不如意,斗归根到那个时代的一些问题。
他们没有深入考虑那个时代是从一穷二白、遍地毒品土匪妓女的战后土壤上成长起来的!
他们没有考虑国家想要更好地保护人民,就要有自己的武器,就要有自己的工业化!
(就是最近的乌克兰问题,先不说立场,一个国家,都没有保护自己国家的能力,只能依靠买其他国家的武器来打仗,这样的国家,人民有什么保障?你跟乌克兰总统比?人家早把自己家人转移了,让普通乌克兰老百姓当肉盾)
工业化,国防力量的发展,是一定会影响到人民的生活的,毕竟那个时代的家底,大家也都知道。不都是靠勒紧裤腰带吗?那个时代人民吃了太多的苦,我们要心疼人民,但是我们也要懂,没有工业化,国防的保障,人民能安稳发展吗?
但是工业化,国防力量发展起来之后呢?应该还富于民了。但是让另外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官老爷们的家人都下海捞金了,让人民分田单干了,没有了集体保障,看病自己花钱、孩子上学自己花钱,买房自己花钱。这是毛爷爷的锅吗?你去看看坚持毛爷爷道路的南街村是什么现状?你再去看看小岗村哪一年脱贫的?
自己不好好走集体道路,否定集体道路,最后锅甩给毛爷爷,良心何在?
没有毛爷爷带领的那批人打下这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国绝大多数人,啥也不是,说不定小日本鬼子在旅顺、南京、潘家峪做的恶就会出现在你的家乡!也就没有你现在在这里敲键盘去抹黑毛爷爷了。
经历了单干的那一代农民还没死光呢。
我儿时的那个村子青黄不接时米是不够吃的,这个是本人亲身经历的,最穷的那户连出门的裤子都成问题。
单干后好多报道都说第二年就不挨饿了。
生产资料所有权不是虚无缥缈的,是实打实的。只有农民真正感受到自己对土地的权力的真实性才会有积极性。
嗯,土改也一样。
——————
单干后就没听见集合声了,也没看见坐在田埂上聊天了。起码不挨饿了。
印象最深的是,原来是几个人在干活,其他人在一边没事干。出工不出力。
现在回想起来,不管在田里出不出力,回家都得 “瓜菜代”。
—————
现在年轻人没经历过,不知道什么是 “瓜菜代”。什么是 “干打垒”。什么是 “割尾巴”。
—————
“单干” 应该如何理解?
其实无论是上层,还是农民,问题都很简单,就是 30 年了,还有很多人挨饿。这是当务之急。单干,说一千道一万,没有什么太高的,太复杂的目的,就四个字:填饱肚子。至于后来的打工,乡镇企业,那都是后来的事情。而事实也证明了,第二年饥饿问题就大幅缓解,当然贫穷还是存在,那是靠打工,做生意,办企业来解决的。
这就是我这年纪的人所经历和看见的。
完完整整经历过那个年代,慢慢道来,先占个位置。
首先确定一下,农民种田积极性提高,对于粮食产量增长,上了一个大台阶。
就我们家来说,山西沁水,沁河边。全家 7 口: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兄弟姐妹 3 人。
80 年冬到 81 年夏之间实施大包干。改革前,全家每年每人可有 100 斤细粮,也就是小麦分到家。粗粮稍多点,但是也就 100 多点。
改革以后第一年,小麦(前面写的粮食,应该是小麦,玉米和小米大概又有近 2000 斤)收入一共近 3000 斤,去掉交公粮以外,剩余 2000 斤左右。公粮全村摊下来,一斤没少。算一下,就是每人多了 200 斤细粮吃。至少吃饱没问题了。那是头一年敢敞开了吃白面啊。
更大的收益在于棉花和养蚕。以前我们家人口多,每年和村里结帐是欠款。到 81 年已经欠了村里 200 多块钱。后来自己种了棉花,每年养两次蚕,经济收入加起来近 2000 块。直接脱贫致富。
第三年,我爸在长治给全村买了两拖拉机麦种,大概 4、5 吨吧。每家也没分到多少,很多家还不相信,不敢种,胆大的一些种起来。当年粮食直接接近再翻一翻,最后收粮达到 5000 多斤。带动整个附近一大片去买种子。很多村里人来我们村换种子。
就那两三年,一下子从吃不饱,到了比城里人富,最关键的是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小朋友们没吃过那种苦。我当年小学二三年级,看着父母和爷爷奶奶每天早上 5 点多起来,干活到晚上天黑收工,真是一直在劳累。但是过得非常开心,因为看到了未来和希望。
种子化肥肯定是有帮助的。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种子化肥供应也不够,改革使得化肥厂突然也能活下来了。但是改革后化肥一直供不应求,农家肥一直是重要补充。
90 年夏天,出现了一次抢化肥的风暴。由于化肥定向供应,长治直接过路沁水把化肥送到运城的车,被各村拦下来,抢了化肥,然后大家按市场价收钱交给司机。
哪怕城市不改革,农村改革盘活的相关市场,也是对城市经济的巨大促进。一个是需要的农资,一个是农民有钱了要买东西,很多工厂有了市场,又活起来了。
事情太多了,可以写一本回忆录了。
给一个小小结论: 化肥种子是助力,核心是农民积极性。至于农机,我们那里基本上是拖拉机负责犁田、大批量运输。大概 87 年左右才出现小四轮拖拉机,即使有拖拉机,大部分的农户还是有牲口,用来种、犁田。
好多数字党写 69 年到 78 年的粮食是增产的。
一定是增产的。
为什么?因为队长支书每年要给公社革委会报告粮食产量,公社革委会给县里报产量。谁敢报的比去年低?报低了就是破坏革命破坏生产。那个年头背上这个罪名可是要命的。
于是乎,上头看到的数字每年都增产,所以每年从农村提走的公粮就增长。实际上基本没什么增产。于是乎,每年都是大丰收,每年都是喜报增产。农民能留下的粮食却越来越少,日子越来越苦。
数字党们不妨想一想,你要是在那个年代当个队长,你敢不敢报每年持平或者减产??
农民们最实惠了,下户头一年,投入的有效劳动比原来高很多,也没有瞎指挥了。比如上头计划这个地方要多种玉米,公粮里玉米比例大,那么哪怕不适合种玉米的地也必须种玉米;再比如,全员去拿土堆水库,堆一、两年,最后一个洪水冲掉(我们县建起来被冲掉的小水库很多,我小时候玩的地方就是一个旧水库的残迹,有一个大石台阶用来管理水位的);再比如,花大劳力去开那些不能种(产量很低)的荒,然后上报土地面积增长,随之而来的是公粮增加,实际上种上能收回种子就不错了。
记住,“有效劳动” 就是积极性,就是生产力。58 年的时候,全村壮年男女都去炼铁,种田的只剩下老弱病残。为了喜报粮食产量,每年增产。公粮增加了,真实产量却是灾难性的减产(没有投入足够的有效劳动),于是灾年来了。前几天还在和老人讨论,那时候把喂牲口的玉米杆压碎了吃,号称 “淀粉疙瘩”。
各位要不要回去那个年代吃淀粉疙瘩?为什么要吃淀粉疙瘩?1)有效劳动投入不足,产量下降 2) 喜报不断(不敢不报,有性命危险),报上去的增产要实打实交公粮。
后面连淀粉疙瘩都吃不到了。。。。。。。。
公社化,相当于劳动军、徭役、出伕。在一些可衡量的工程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比如修水库、引水渠、开荒、修梯田。就像修长城一样,把人力和智慧发挥到极致。比如我在丘陵山区的老家,连绵的 200 多米高山坡。远看是荒山,没几棵树,近看震撼了,全是用石块堆砌出的平台梯田,一层一层,除了大石梁以外,都利用上了。就是靠这个养活了内卷人口。这种工程今天是没人干的。
但不可衡量的劳动内容,就可以尽情糊弄了。比如,吃不饱饭,还让你形式化地天天出工、开会、搞斗争,累个半死,苟延残喘。外行瞎指挥,搞一些不可能有效益的工程,社员干着也没劲。田垄可以修得横平竖直,像部队叠方块被子,但播种的行距株距没人管,成活率产量没人管。下了工,作鸟兽散,反正吃多少粮食都被安排得妥妥当当。浇水、除草、抢收、晾晒、存储,都坐等安排。自己的收成,和别人的收成,用心天壤之别。反正干多了一天一毛二,干少了一毛。而且干多干少村干部说了算。跟村干部关系近的,放牛一天工分是一毛二,跟村干部关系不好的,开山搬石头一天也是一毛二。没有自主劳动,对积极性创造性是毁灭性打击。这种生产方式,对基层管理者的要求极高,需要道德素质、专业技能、信仰支撑等,显然数量是不可能满足要求的。水平高的大队书记,真能带出理想化的公社,全国屈指可数。
在生活体验上,村干部相当于日本战国的地头武士,你不可违逆的顶头上司。他掌握着民兵连,享有一切裁决大权。比如你升学、当兵、当工人、分粮食。不低头不服气是不可能的。村里只要不出人命,是不会来偏三轮的。比如张三和李四上工时发生矛盾,用锄头把后者打死了,村长就会打电话召唤终极裁决。
小的违法犯罪,矛盾内部就化解了。法官兼检察官兼警长,就是村长。
如同秦朝的耕战网格化管理,你寸步也不能移动。除非当上工人,考上中专以上,安排工作。到时候一个月工资 30 块钱,提高十倍。一人招工,全家一个月多了 10 元流动资金,弟弟妹妹都跟着沾光。这都是顾家凤凰男,也有极少数人不管家里死活,只顾自己吃白面馍馍。当时我们这的煤矿工人和公社书记,工资都是 40 元,能天天吃小米煎饼夹香肠。香肠齁咸,切成薄片,一字排开。
还有一些因素,导致农民手里粮食多了。比如,上交的粮食比例少了。国际形势改变,不用勒紧裤腰带援助越南、阿尔巴尼亚等。苏联衰落、与美国建交,军备压力减小。袁隆平、李登海,高产种子的推广。新疆、东北的大开荒成果显现。外贸交换回大豆等,节省出土地生产粮食。引进合成氨设备。农机。农技人员的努力。农资网点的服务。开放后信息的传播。大量剩余劳动力能自由从事副业生产,轻工业交换回各种资源,等等。
不让做生意。地下交易依然存在。工商所与老百姓在荒野里猫捉老鼠,逮着了没收货物、罚款。比如老太太攒了几个鸡蛋,换粮食。赶集天不亮就要起,摸黑完成交易。有的把压箱底的银元、银簪子、嫁妆家具等,拿到镇上换粮食。一些城中村,本来是做商业的,耕地少。遵纪守法根本没法活,年轻人就出了很多盗贼。祸患和歪风邪气一直绵延到 2003 年。1980 年,本地一个造纸厂厂长和会计,去邻县收账,路过边界某村,被 7 个人包围。厂长把一人踹进沟里,两人飞跑。结果后面跟来了三十人。
另外,主粮产量不一定需要提高很多。现在人能一天吃一斤麦子吗?可以吃萝卜白菜、豆腐、山药、竹笋填充。以前人无法自由从事副业生产,无法提供海量的副食品。地瓜一直高产,如果允许多种地瓜,人是饿不死的。但规定你只能种小麦,别的一律不许私种,还要收走 40% 以上,能不挨饿吗?回归了常识。什么叫公社奴隶,知识分子幻想的挺好,到了基层操作层面,需要半文盲来执行。经历过的才知道恐惧,特别是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更喜欢瞎折腾。越没文化越要胡搞,恶性循环,穷山恶水出土匪。
邓公讲过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有过农村生活、参与过农业生产的同学都知道,粮食产量增长主要就是化肥、农药、种子、机械、其他农资以及科学种田的功劳;和人的关系不大,以我家所在的农村为例,因为种植的农田面积很大,自家人 3-5 人根本忙不过来,所以一直都是几家亲属互相帮助、共同劳动,劳动方面和公社时期没太大区别;至于水利、土地、气候什么的,没有探讨的必要,坐标黑龙江密山,水利自改开以后,是一年不如一年,文革时期集中人力开挖的水利设施,一直在损坏中,政府没钱修,也没能力再集中人力修缮;而土地和气候几千年都这样,起码我们村子自有人定居以来就那样子,而且也不是人力能解决的;
种子和化肥能提高产量,农药可以除草、除虫、抗病害,降低欠产率的发生,机械、农具农资和科学种田,可以大幅度提高劳动效率,同时提高产量和降低欠产发生;
家庭承包制,主要解决的是劳动所得的分配,这能得到农民的支持,但是对于生产效率没有什么提高;现在农业生产关系上,又走向了农场式集中生产,是能说明问题的;
粮食产量大幅提高,主要是科技带来的,其他因素影响都比较小。就这不到 15 年之内,我们那里玉米的亩产量提高了 50%。
这个可以做一个粗略的估计,据我爸爸回忆,60 年代时粮食亩产量是 200~300 斤。如果我们把当时的亩产量当成 250 斤,然后估计每 12 年亩产增长 50%,那么从 1960 年到 2020 年,相当于增长了 5 个 12 年,算出来的这个产量就将近于每亩 1900 斤,这个产量大约就是我们那里 2020 年比较好的玉米亩产量。
我发现最近有一个很不好的趋势,又有人在发动民粹,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家庭联产承包后产量提升是很正常的事。
改革开放农业机械化大发展_农博网(二)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升,进入了稳步发展阶段。我国农业机械化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更大规模、更广领域、更高水平方向发展。2017 年与 1978 年相比,我国农业机械总动力 97245.6 万千瓦,增长 8.3 倍;拖拉机保有量 2317 万台,增长 12 倍:联合收割机保有量 190.2 万台,增长 100 倍。**综合机械化水平 65.19%,增长 3.3 倍。**农机作业领域也由粮食作物向经济作物,由大田农业向设施农业,由种植业向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全面发展,由产中向产前拓展,向产后延伸。
也就是说改开前农业机械化水平只有不到 15%,倒是符合城镇化率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 - 新华网统计显示,2017 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已经达到 8.1 亿人,比 1978 年末增加 6.4 亿人,年均增加 1644 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58.52%,比 1978 年末提高 40.6 个百分点,年均提高 1.04 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改开前城镇化率只有近 18%,意味着 9.6 亿人口有 7.8 以人在农村,更别提还有上山下乡几千万知青。
我国耕地面积官方数据 1979 年为 14.9 亿亩,在本世纪初用卫星测绘等技术确定实际耕地面积接近 20 亿亩。考虑到人口暴涨的粮食压力,改开前开垦荒地获得的耕地面积应至少不少于 20 亿亩。
那么我们粗略简单计算下,算上知青按 8 亿农民计算,农村人均耕地 2.5 亩,这是什么概念?和贵州某地土改后的成果是一样的,本质还是小农。
我写这么多的意义在哪里?
首先要意识到,集体化不代表农业现代化,农村生产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极低的机械化水平和过多的人口决定了农村依然是小农生产方式。
很多人还停留在制度决定论上,这不就是民粹吗。在生产力固定的条件下,产能高低就是靠分配方式是否合理。
由于工业化原始积累需要,低价格收购农产品的工农剪刀差,上山下乡的额外人口接收,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打工思维,这一切都是加载在农民身上的客观成本。
正是因为过度提取导致三年困难时期,不得已才搞三自一包和重新确立基层生产队的核算模式,刺激了农村消费和生产。当然以此诞生两条路线的博弈,这是后话。
但这和生产力关系有多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事实上看人均产量,三年困难时期人均产能一直在增长,人口从建国初年 5 亿到改开前的 7.8 亿,这就是农业现代化成果。
这个成果是为什么得来的?就是工业化成果,是原始积累的成果。上山下乡的知青去修建水利,农村剪刀差强行推广机械化,四三方案引进的化肥产业。这些从分配角度看全国人民都在奉献都在痛苦,但获得的实际成果却是巨大的。引进所需外汇,大部分来源于外贸收入。
鲜为人知的 “四三方案”- 深度 - 阳江新闻网 1970 年,全国出口总额为 22.6 亿美元,1973 年达到 58.2 亿美元。为中国出口创汇的产品主要有两类,一是土特产,二是手工业品。
为了差额创汇需要加倍付出,个体利润感受与实际产能并不一致。
那么为什么看起来联产承包后焕然一新,第一就是前面说的,集体化的生产方式本质上还是小农经济,利润归谁确实影响生产积极性。二次分地比一次分地理论上土地更少,但二次分地获得的不只是土地,还直接把集体化时代的工业化成果也给分了。
第二个就是 1979 年农产品调价,这个是最被忽视的,实际上成果更为重要。
壮丽 70 年 · 辉煌七十事 ⑨| 七十载财政建设回望 – 始于赤贫 走向振兴
正是因为 70 年代末初步完成工业化,国家税收中农业税比重降低。国家开始放松剪刀差,由高积累搞投资转向高投资高消费积累。
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初这个时期,农业税在财政收入中的占比直线下降,三年恢复时期(1950-1953)为 68.37%,“一五” 计划时期(1953-1957)降至 49.54%,改革开放初只占 17.36%;农业税废除前的最后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农业税仅占 7.32%。
这种调价促使农业生产积极性提高,也有利于农产品商品化。
第三个是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四三方案和 1978 年开始的技术引进,尤其是 80 年代完整消化吸收了化肥技术。
1949 年我国化肥产量仅 0.605 万吨,1978 年化肥产量 861.22 万吨,1988 年达 1767 万吨。
第四个才是危机条件下的放松农民自主权。由于洋跃进失败,客观上促使中央逐级财政甩包袱和放权,玩成了包税制。
1980 年《关于实行 “划分收支, 分级包干” 财政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
地方的基本建设投资,地方企业的流动资金(包括中央代建项目的流动资金)、挖潜改造资金和新产品试制费,支援农村人民公社支出,农林、水利、气象等事业费,工业、交通、商业部门的事业费,城市维护费,人防经费,城镇人口下乡经费,文教卫生科学事业费,抚恤和社会救济费,行政管理费等,归地方财政支出。
1981 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
各业的包产,根据方便生产、有利经营的原则,分别到组、到劳力、到户;生产过程的各项作业,生产队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包产部分统一分配,超产或减产分别奖罚;以合同形式确定下来当年或几年不变。
1982 年《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
同时,作为基层政权,特别是公社、大队还要做好社会救济、教育卫生、计划生育、民兵训练、治安保卫、民事调解等各项工作,保护社会主义经济,保证国家法律、法令的执行。
1983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
村民委员会要积极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本来是中央承包的乡村政社合一组织的各项福利和建设,由于各级甩包袱,到最后让乡村自己负责本级福利,可想而知等于没有,农村医疗养老教育等等福利被全部放弃。同时对农村工业资产的瓜分意味着以规模化机械化为内涵的农业现代化宣告失败,只保留了农业化学化。
没有的好处在于,农村完全拥有了自主发展权,靠本村土地来承包本村的福利和发展。那些没有分地保留了集体经济的农村,在有效利用头三十年积累的农村工业化和受教育劳动力,反而在被迫的积极性带来了 80 年代农村工业化的高速发展期。
农村出生人口一向比城镇多,大量乡镇企业崛起促使过剩劳动力转入非农就业。城乡居民收入在 80 年代出现历史上未曾有过的高速接近 (某媒体 5 倍从何而来?) ,带来了难得内需拉动增长时代,也为 80 年代末经济恶化埋下伏笔。
1980 年代农民工总人数约 1.2 亿 75% 出自乡镇企业到 1988 年,农民工总量在 1.2 亿左右,其中乡镇企业职工约有 9000 万,外出农民工约 3 千万,而跨省流动的人数为 500 万左右,农民工流动较为活跃的地区主要分步在东部沿海。
上世纪 80 年代,国家放宽了对农村发展工商业的限制,乡村集体经济多点开花,农村能人纷纷加入创业队伍,乡镇企业 “异军突起”,这是亿万农民的伟大创造,形成了工业产值“三分天下有其一” 的局面。
当然要看到乡镇企业的局限性,以消费品工业为主的工业化未来必然遭遇瓶颈,只不过这个过程被人为提前了。而且也不是所有农村都保留了集体经济,二次分地中真完全分地的农村结果可想而知。
所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去看,80 年代农村高增长不只是家庭联产承包一家的功劳,是历史的积累和形势变化的结果。只不过由于某种原因,家庭联产承包被单方面突出成政治正确,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个人认为对农民来说取消农业税,和计划生育远比包产到户的影响大的多。对农民来说土地只有承包权又不能交易,除了基本的吃饭完全是负担,包产到户富起来的农民全部都是脱离土地富起来的,而这些人除了个别是村干部这些掌握咨询和权力的少数人,另外一些人家庭特点都非常鲜明,兄弟姐妹比较少,老人比较年轻,这样青年人走后农忙季节可以比别人多干几个月,这几个月由于劳动力短缺,对农民工来说还是高工资,本身这种子女少的家庭负债就少,收入增加,贫富差距一下就出来了。为什么要回来?当然是有公粮要交,不交公粮家里的门都能给你扒了。我爸就是那种兄弟姐妹比较多的,我爸出去打工每年都得回来几个月,加上从结婚一直负债,家里零几年之前过得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从取消农业税之后,我爸妈立马把地给邻居去种,把我扔给了我快 80 岁的爷爷奶奶,两个人一起打工没两年就把外债全都还完了,家里终于过年没人来要账了。再后来由于种地压根不挣钱,种地的人少了,甚至都有荒在那里的,国家开始搞粮食补贴,再加上机械化的普及,我家才开始又拾起来种。现在土地确权什么的一搞大家都觉得地是个资产不舍的扔,实际上现在种粮食是纯亏,种点土豆大葱经济作物还能收入一些,现在农村靠种地发财的基本就是大规模包地然后种土豆这种经济作物。
“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有所警惕。‘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儿子断送掉的,例子很多嘛!历史的教训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我们的党将来会不会变质?杜勒斯的预言会不会在不久的哪一天在中国实现?这是很难预料的。建国 10 年了,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讲这个问题,要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极大警惕……”
“仗我们是不怕打的,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
“你是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这几十年一直有一个声音说家庭联产承包制带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分地单干后粮食增产逐年提高,就是因为分地到户之前农民村实行工分制,干多干少一个样,都在地里混工分,出工不出力,那么真的是这样吗?本人 70 后,分田单干之前的时侯记忆不深,但是八九十年代的事情还是亲身经历过的,我们这里大约 79 年分田到户的,粮食明显比分队之前增产是在 84、85 年以后,大约一亩地能产小麦 500 斤左右。那么如果是分田单干就能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就能让粮增产,为什么不是分开当年就立杆见影呢?为什么要等到五六年以后呢?要说是因为农民在生产队干活时懒惰,那么 00 年以后的农民种地勤快吗?现在的农民基本上除了收种在地里等机器,施肥、灌溉、打农药之外,平时有人到自己家地里去过吗?现在的农民种民算懒了吧?现在的农民种地积极性高吗?不高,辛苦一年不如打工一个月收入高,他能积极吗?他再积极能有多少收入?那么现在粮食亩产减产了吗?没有,依然在逐年提高。所以说家庭联产承包增加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句话基本上是对的没错,但是要说粮食增产是分田到户的原因就是骗人的鬼话了。
八十年代初期,农村水利经过几十年的兴建起到了初步的作用,以前靠天吃饭的旱地变成了水浇地,国家工业体系基本形成,每个县都有了化肥厂,种子品种的提高,小形农业机械的普及,八十年代的青年农民基本普及了小学到初中的教育,农民生产技术生产经验的积累,实行科学种田等等这些因素才是粮食增产的根本原因。
河北周家庄乡到今天依然是公社生产制度,有人听说周家庄粮食亩产还保留在七十年代的水平吗?
所以,说人民公社时期农民懒,没有生产积极性,是产量不高的原因,这是忽悠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土地私有,农民应该更有积极性吧?几千年来哪个时期产量高过?
总之一句话,粮食产量提高是社会综合生产力提高、科技水平提高确定的。鬼才会去信那些骗人的话。
新中国建立以后,如何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成为过渡时期总路线中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从工业化的类型来说,世界上工业化成功的类型大概有三种,第一种是以由资本家发动,管理制度和生产技术发展为推动力,以英法美为主要代表;第二种是政府与资本家共同发动,以德日为代表;前两种都是通过海洋贸易和海外殖民地掠夺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从轻工业到重工业,进而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第三种是政府主导发动,政府制定并推进工业化过程,优先发展重工业,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工业化。
建国初期,我国先是选择了农业合作化这种农业发展道路,虽然这种生产方式与当时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相符,但是无法满足国家工业化战略 “以农补工” 的需要,国家工业化战略所需要的资金积累无法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 “剪刀差” 的方式来获取。
为了国家工业化战略,需要一种能够对农业实施粮棉油统购统销、由国家控制的生产方式,在这种背景下,人民公社制度就诞生了。
**粮食总产量:**1949 年以来我国粮食产量的四个快速增长阶段,1949-1958 年,主要是土地制度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阶段;第二阶段 1961-1967 年,三年自然灾害后,粮食安全成为重中之重,调整粮食收购价格,开放农村集市贸易的阶段;第三阶段 1978-1984,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实行推广;第四阶段 2004-2008 年,粮食直补、良种补贴以及国际粮价上涨的阶段。
排除三年自然灾害因素,自 1961 年至 1997 年,无论是公社化阶段还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阶段,粮食总产量的增长率都是相对稳定的,并没有因为制度改革而产生大的变化,说明影响粮食总产量的主要因素是生产技术的发展。
人民公社通过税收方式、“剪刀差” 方式、储蓄方式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积累。根据冯海发和李溦的研究, 1952-1990 年农业为工业提供了约 1 万亿元资金, 平均每年高达 250 亿元, 占国民收入全部积累额的 22.4%; 仅人民公社时期, 农业为国家工业化建设就提供了多达 5400 多亿元资金, 平均每年超过了 210 亿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毫无疑问, 没有 “以农补工” 的人民公社, 我国的工业化很难实现。
1949 到 1978 年,粮食总产量虽然增长了很多,但是因为全国人口增长了近一倍,粮食人均占有量 1956 年与 1978 年相差无几,这说明在耕地面积相对固定的情况下,无论如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无论如何增加单产水平,农民的生活水平都无法得到根本的改善。
从调查情况看, 全国有上万个以村为单位的集体经济, 他们的发展都远超过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村注。这至少说明, 在许多地方, 以人民公社为原型的组织形态, 还有存在的空间。从理论上讲, 当集体经济利用社会生产力带来的生产成本节约超过交易成本时, 这种生产方式就比单个家庭经济具有优势。交易成本取决于有无好的带头人、家庭之间是否具有合作精神等因素。
“文化大革命” 期间, 由于派系斗争城市工厂陷入瘫痪, 社队企业得到异常迅速发展, 产值从 1970 年的 95 亿元增加到 1976 年的 272 亿元, 增长幅度高达 26%,1978 年我国的社队企业数量已高达 152.42 万个, 从业人员数量已高达 2826.56 万人。
随着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基本实现,“以农补工” 的需求减弱, 人民公社这种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 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新的生产方式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出现, 而与家庭承包责任制孪生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的推行提高了劳动力利用效率, 节约了劳动时间, 于是农村出现了可以流动的剩余劳动力, 而长期短缺引发的需求 (卖方市场), 加上与国营工厂相比在生产成本和体制方面的优势, 乡镇企业 (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企业) 迅速崛起。
邓小平对乡镇企业的发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农村改革中, 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 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 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 搞商品经济, 搞各种小型企业, 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乡镇企业每年都有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 持续了几年, 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乡镇企业的发展, 主要是工业, 还包括其他行业, 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
乡镇企业活力经过一定时间释放以后, 随着市场经济制度在我国的确定, 城市非公有经济的发展, 产品销售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 以及农民工从农村走向城市, 乡镇企业转向个体企业,这个时候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出的劳动力才真正的得到用武之地。
随着城市化、工业现代化、户籍制度改革等的推进…….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将退出历史舞台。
不是因为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只是表面提高了一年两年的产量,唉,你去查一下 安徽凤阳小岗村是哪年脱贫的。另外 告诉你 粮食产量大幅度上升 是因为科技进步(化肥)。如果积极性真的有那么重要,那可真是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农业是个科学问题,不是经济学问题。
一亩地能产多少粮食,是农业科学说了算,不是经济学说了算。
农业不是工业,不能用小时计算工作量,在工厂里,多劳动 4 小时,老板就多了 4 小时的剩余价值。在农村,24 小时在农地里干活和 10 小时在农地里干活,收益是一样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人民公社已经争吵了 30 多年,我上幼儿园前就吵来吵去,我孩子幼儿园都快毕业了还在吵。
谁也说服不了谁。
科学问题,遇到矛盾了,说不清了,不是辩经。要做实验,人均 985 的知乎 er 应该都懂的。
这里的问题核心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化肥良种的大规模推广正好重合了,如果化肥良种早十年推广,或分田晚十年,那么我们会得到一个同等条件下的比值。可惜历史没法重来,他们俩是同时推进的,因此前后的客观条件不同,不具备直接对比的可能。
所以,大家吵来吵去。
我提议,不要吵了,大家集下资,找 100 亩地,让农民伯伯按照 78 年的种子、化肥连续种 3 年,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同等科学技术水平下分田单干的平均亩产量,这样一对比,结果不就出来了吗。
真正提高粮食产量的是种子改良、化肥、农药、尿素和田间灌溉设施。
农业集体化的目的是工业,——从农业集中资金投入重工业建设,再以工业增长吸纳因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多余出的农业劳动力,实现国家工业化。
土地改革之后,农民分到了土地,农村家庭成为基本生产单位,但以下问题仍然制约农业产量,更制约着国家的工业建设:
从长远来看,以上 1、2 两个问题_(这两个问题就是劳动力和土地不能匹配的问题)会导致贫富分化,地主阶级会重新出现;从短期来看,四个问题都会导致农村劳动力、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的浪费,不利于工业化建设(完整工业体系的建成需要长期、大量的投资)_。
农业集体化在改良种子、化肥、尿素和农药尚未实现大规模使用时将粮食产量提高到了天花板。
但是,新的问题出现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使农业上需要的劳动力减少,而农村人口又在大量增加,重工业却不能及时提供足够多的工作岗位。因生产效率提高多余出的劳动力只能继续留在农村和土地上。集体劳动时,十个人的劳动量可能是二十个人在干,农民无需全力耕耘,又不得不出工——出工不出力的原因是工不够出,有力无处使_(开垦荒地也是有限的)_。
此时解决问题的方法应该是投资养殖业和食品加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_(既能转移多余劳动力,又能改善人民生活)_,而不是放弃集体化,退回家庭经营。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业回到家庭经营的状态,浪费土地的田埂重新出现,劳动力与土地也重新回到不匹配的状态,农民看似忙起来了、更累了,但只是为分田经营付出成本_(无用功)_,粮食产量并不会因农民的忙和累而增加。
但国家还得从农村提取资金,只能回到农业税,重新面临征税问题,——几个村干部怎么能从几百户农民家里多拿粮食呢?征税成本提高、征税效率降低、征税难度增大,要国家要保证及时提取到足量的资金,只能靠四板斧——提高农民税负,降低农村财政投入,强行压低粮价,提高工业品和医疗教育价格——从其它方面搞农民的手里的钱_(过去是国家直接拿走工业所需要的,再分给农民;现在是农民先拿,国家再以各种手段来要)_,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大幅提高,社会矛盾开始积累并适时爆发。
另外,这也驱使干部们以武力或其他方面的威胁_(如不给开证明)_使农民不敢不交税,为了完成征税任务,各级政府也得默许。法外强力一旦被允许使用,尽管最初目的是征税,但很快就会延伸到其它领域,久而久之,村霸、黑社会也就出现了——在高度组织化的中国社会里,没有公权力的默许,黑社会性质组织怎么可能出现?没有其它利益的驱使,宫庵基观和个急郑抚怎么会无视妲嘿厨鄂的郑寄?
也许分田到户使农民最初拿到手的粮食增多了_(尽管总体产量没有大量增加,这也是变相驱使农民抗税、偷奸耍滑),但在其它方面的支出也必然大幅上涨——苛捐杂税、医疗成本、教育支出(大家对九十年代的学杂费应该深有体会)_,羊毛出在羊身上,农民的处境甚至更恶劣了。
农民不可能因为分田实现富裕,农村更不可能因分田走向进步。
凳筱瓶挡的四板斧——提高农民税负、降低农村财政投入、强行压低粮价、提高工业品和医疗教育价格,迅速扩大了城乡差距。进城务工远胜于在家务农,于是大量农民进城,成为农民工,城镇治安问题和农村伦理问题(留守儿童、孤寡老人)出现,农民的形象被丑化,社会地位随之降低_(精英掌握的舆论好以个案无限贬低农民)_。
进城农民工无法获得国企工人的身份和待遇,只能进入私营企业,于是私营企业利用 “人口红利” 盈利,迅速扩张;相比之下,国有企业(尤其是轻工业)的竞争力因高人力成本和国家投资降低而下降,陷入困难。私营企业的发展吸引了国企管理人员,国有资产遭侵吞贱卖随之开始,国企工人离大下岗也就不远了。
集体化模式下,农业为工业提供了动力,农民的牺牲几乎无损地转化为工业基础;分田后,农民工却被当做诱π驱赶工人下岗的刀片。工农数十年的积累被侵吞贱卖,成了啵靴者的咨夲,工农兄弟又成了难兄难弟,一想到这里,笔者心里久久难以平静。
谢谢邀请!
关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之后的农业问题,网上的一些网友们和专家教授们等等等等都没有把这件事情弄明白。我不知他们是真不明白,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不好说出来或者是不愿意说?反正我没见一篇把这个问题说明白的文章或讲座。
《毛选》中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了,后来的结果也证实了《毛选》中所预料的结果。大家把《毛选》好好看看,再对照现实,一目就可以了然了。
对这个问题,我有一个坚决要保留的观点——分田到户对中国后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因此,宁可回避不谈,也不要瞎鼓吹。不然的话,那又会误国误民的啊!
农业与工业的关系是绝对紧密相连的,那是绝对不可分割的。但今天的问题是,人们避而不谈农村分田到户对城市工业的巨大影响,而是断章取义的只谈分田到户对农民的好处或利空。我不知这是某些人别有用心,还是真的糊涂?
下面,我就把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的农业生产与城市的工业发展这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和巨大矛盾,来作一个简单而详细的正确分析。我相信大家看了我的分析之后,大家就一目了然了分田到户的优或劣到底在哪里。我在主题中先给出一部分结论,有问题我在回复中与大家讨论。因此,我先下几个不带任何意识形态的正确定义:
一、土地革命胜利之原理(1945 年——1950 年)
1945 年 - 1950 年左右的土地革命时期,因打土豪分田地减轻了农民生存的负担或压力。之后,在分到了土地的广大农民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的土地革命最后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但是,在当时土地革命时期中国的城市工业不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所以当时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在打土豪分到了田地之后,农民当时还不懂得农产品与工业品交换的好处,所以当时手中有粮食的农民倍感幸福。
因此,土地革命胜利之后,农民的生存空间虽然大幅度的提高,但也仅仅只局限于农产品使用的初级阶段或初级状态之下,也就是只能吃饱或维持基本生存,而无法与国民党控制的城市工业品进行交换。
因此,土地革命虽然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但随着城市工业化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如果农村的农民无法将自己手中的农产品与城市工业品进行合理的交换的话,那么农民在土地革命中所获取的胜利果实就可能保不住了。——这是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
二、大跃进的胜利和其存在的问题之原理(1956 年 - 1962 年)
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是——1958 年大跃进时,为什么要把土地革命时期分给农民的土地又收回到集体,而成立集体性质的人民公社呢?
感觉今天的很专家学者对这个问题并没有解读清楚,而是把这个很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往意识形态上去研究。
如果这个问题不搞清楚,那你就永远不会明白英国工业革命为什么能成功、美国为什么能称霸全球、苏联为什么能瞬间成为超级大国、小日本为什么能横扫亚洲和以色列为什么能摧毁整个中东了。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我还是想假设一下——假设在当年 1958 年的时候,这个地球上没有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同时中国也不可能获得苏联的 156 个工业大项目,那么此时中国的农业集体化或人民公社就没有必要了,至少是不那么急迫农业集体化的。
然而,由于当时苏联援助的 156 个工业大项目来的急迫、来的突然、机会千载难逢,这个时候中国要想借此机会快速实现工业化的话,那就必须要用现代化的、大规模的、集约化的农业生产来替代当时中国农村那落后的传统农耕生产模式,这是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必由之路,别无选择。——这个问题太复杂,我只是先下一个铁定的定律。
因此,当今全世界所有的发达国家都不是工业发达,而是农业发达;而当今全世界所有的落后国家都不是工业落后,而肯定是农业落后。——我的这个观点,必须要在每一篇关于农业问题的文章中重复强调。
因此,在今天的整个亚洲国家中,只有小日本一个国家的农业在战乱被围困时能够自给自足,而其它所有亚洲国家都不行(包括耕地面积最大的印度)。不然的话,小日本不可能成为发达国家。
当年,苏联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进行的农业合作化,那也是非常残酷的,导致乌克兰饿死 N 百万,但这个代价是必须的、是必要的、是值得的、是划算的。因为苏联在强行实行农业合作化之后,让苏联在后来很短的时间内瞬间就成为了超级大国。
因此,1958 年突然间在农村大规模实行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制度,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配合苏联的工业援助和让我国能快速实现工业化。——这是一个基本的经济规律,而不一定完全是理想或主义。
再因此,不管大跃进是好是坏,我们中国的工业化基础算是牢牢地打下了,这是连美国人都不敢否定的,我看你们谁敢否定?
那么,大跃进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根据我个人四十多年来的研究发现——大跃进存在主要问题,就是人民公社化或集体化在实行过程中还不够坚决、还不够彻底、还不够像当年苏联农业合作化那样 “艰苦” 或“卓越”,这是当时因长达两千多年来的国民性导致的局限性问题。因为农业大规模集约化大生产的这一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第一大难关必须要过,这在全世界所有想成为一个发达国家的国家都是如此。
因此,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就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太落后了,在短时间内又无法解决这个千年的顽疾,因为苏联只援建了现代化的工业生产技术,而没有援建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技术。最后,导致当时的中国那落后的农业生产远远无法适应当时中国工业化的那个 156 个大项目,最后出现了问题。
其原理是,因为要维持 156 个大项目的工业化进程的话,那就必须需要大量的壮劳动力来支撑。而 1956 年当时刚刚解放才几年的新中国的城市中几乎是没有多少工业的,而工人的数量那就更少得可怜了,这个时候就必须要从农村的人口中抽调大量的有生劳动力到城市的工业化进程之中去。
然而,由于 1958 年当时中国的农业生产水平还停留在几千年前那种封建传统落后的农耕生产模式状态下,再加上农村大量的有生劳动力被抽调到城市的工厂或去大办钢铁了,此时农村留守的 “老弱病残” 在那落后的农耕生产模式下完全无法适应当时城市工业化那 156 个大项目的飞速发展,最后导致农业生产不足而出现问题。——其实,这个原理与今天农民工进城之后农村的农田大面积荒废是一个原理。但今天的农民工有美国的转基因可以果腹,而大跃进时代由于没有外援而只能勒紧裤腰带了。
此时应该怎么办?很简单——粮草未动(农业),兵马必须停止前进(工业)。这就是知道青年下乡或大办干部五七干校的原因。
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支青或知青)或五七干校之原理(1965 年—1978 年)
1958 年的大跃进虽然让新中国瞬间实现了工业化,而且还轻松地打赢了一场中印大规模边境战争,但同时也导致了当时中国那本来就落后的传统农耕农业更加是不堪负重。
后方的粮草(农业)如果补给不上来,那么前方的兵马(工业)肯定是支撑不下去了。到了这个时候,前方的兵马就必须要停止前进等待后方的粮草补给上来。如果后方的粮草运输能力不足,这个时候还必须要抽调前方的将士回过头去帮助运粮,电影《上甘岭》中有案例可以了解。
落后国家的通货膨胀,一定是国内粮食供应紧张导致的,因为落后国家控制不了国际资源市场,所以落后国家的工业品价格就只能上往上暴涨,以此来平衡农业生产的不足;而发达的资本市场国家的通货膨胀,一定是生产能力过剩导致的,最后因自己消化不了而引发了借贷危机,所以发达国家只能用失业来减轻企业的借贷压力。这两种情况的解决方案是:1、落后国家停止工业发展,降低工业品消费水平,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农业生产之中,先把自己的小命保住再说;2、发达国家则用航空母舰拉着过剩的垃圾产品强行让第三世界吞咽下去,以此来换取第三世界的宝贵资源或控制国际市场上的原材料价格,之后再用免费掠夺来的资源去还清银行的贷款和降低其国内的生产成本或技术创新成本**。**
而当时中国还属于欠发达国家,因此我们只能让消费能力极强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支援农业生产,同时把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到五七干校去率领农民和知识青年进行农业大生产,这个原理与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或农村包围城市是一样的原理。
然而,我们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此却不屑一顾,他们下放到农村后向农民们传授的全是无用的 “马尾巴的功能”,其与当时以耕牛为主要生产工具的农业生产格格之不入,导致我们当时的农业向现代化和集约化大生产前进的步伐那是举步维艰。在知识分子们的巨大压力之下,1978 年我们不得不放缓农业现代化的前进步伐,使得我们的农业生产模式再一次回归到土地革命胜利之初的状态。——这个问题,在计划经济后期所拍摄的《那部电影》中有最具体的描述。
在欠发达国家中,只要粮食供应一紧张,工业品价格就必须大幅度涨价,最后导致最恶性的通货膨胀,因为欠发达国家没有能力到海外去掠夺他国资源来降低本国的工业生产成本。——这个原理,与当年林彪围困长春时,导致长春城内一两黄金都换不来半个发霉的烂馒头,那是如出一辙。
因此,在计划经济后期,我们的城市工业发展只是放缓了前进的步伐,因为大量的城市有生力量都上山下乡去支援农业生产了。如果当时这些城市知识青年不下放到农村去的话,那么他们在城市里的消费水平一旦提高,而农业生产又跟不上来,那么工业消费品价格就会暴涨,那后果就一定是重蹈了民国末日那剧烈通货膨胀的悲惨覆辙。因此,当时真正懂经济学原理的还只有教员一个人,我相信教员肯定是看过或者是向专家们请教过《资本论》的。
此时,周总理提出了 “四个现代化” 的政策方针——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而科学技术现代化则是放在最后面的。
为什么要把工业现化化放在最前面,而把科技现代化放在最后面?因为这是有最科学的道理的。因为工业现代化了之后,才能减少工业生产的人口数量,以此来让农业得到喘息之机会,同时工业品产量也能快速增加,这就有利于工业品与农产品进行正常的交换。而科学技术,大多都是劳民伤财的理想而已,除非你有奉献精神。
四、K 学的春天(1978 年—1988 年)
当 “四个现代化” 刚刚提出来之后不久,“K 学的春天”就到来了!此时,K 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就放在了首要的位置上了。
但是,K 学的春天到来之后,首先并没有在 K 学技术上下大功夫,而是首先在落后的农村地区进行了大变革——这就是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们俗称分田到户。
分田到户的确让农民得到了巨大的实惠。因为在计划时代的工业化进程中,农民的劳动成果都压在了城市的工业化进程之中了,导致当时的农民生活水平始终原地踏步。
分田到户本身并没有错,国外也是 “分田到户” 的嘛。但是,你不能只顾农村的改革啊,因为农村的农业与城市的工业那是必须要相适应的啊。所以,当你对农村进行改革的时候,你必须要看看这个农村的改革方案能否适应城市的工业发展,不然就不能随便乱动的。
但是,我们在进行分田到户过程中的最大问题是——我们当时完全没有考虑到城市工业与农业生产之间的相互利害关系,而是断章取义的只顾变革农业,完全没有考虑到农业对工业是致命攸关的关系。
因此,分田到户之后,农民的自主生产权利虽然大大地增强,但是过去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农产品供销结构则瞬间即逝,一时间导致农产品的供销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问题。
我敢保证,当时指导农村变革的一些负责人连《资本论》的封面都没看过,他们就断章取义的只顾在农村进行改革,而忽视了城市工业生产此时已经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
当时我们市场上的粮食价格的确是不高,但那是财政咬紧牙关在强行进行补贴。最后财政力不从心了,只得进行 “(工业品)价格闯关” 而城市居民的工资不变,以此来降低国人对工业品的消费需求,想让人们把有限的存款投入到农产品的交换之中。
1988 年当时我们的粮食不够,你就直说嘛,广大人民群众还是能够理解的,或者加强票证供应(当时票证还没有取消),大不了大家再一次勒紧裤腰嘛。结果此时,主流媒体还在大张旗鼓的鼓吹分田到户的优越性,误导了国人以为当时我们的粮食很充足而把所有的存款全部投入到工业消费品的大抢购之中。——这段过程的真正科学原理,其实今天很多还活着的专家们并不理解。
接下来,1978 年实行的单干勉强支撑到了 1988 年时就再也支撑不下去了。由于当时整个的粮食供销结构出现混乱,那么此时必须需要粮食支撑的城市(前线将士)就必然要出现重大危机了(败下阵来)!
此时该怎么办?办法是有的,但所付出的代价那是非常高昂的啊!我还是开头的那句话——有问题你可以闭口不谈,但你绝对不能别有用心地再大肆鼓吹了啊!
——先写到这里,其它敏感性的问题,全在下面我的回复中进行了最详细的科学分析或逻辑分析,请大家去关注我的回复。我粗略地看到一下首页中其他人对这个问题回答,那基本上都是类似于《神剧》般的无厘头的回答。只有我的这个回答,那才是前后因果、上下逻辑、一环扣一环的、最真实的、如同身临其境般的、历史最真实的在现,我的回复已经更新到第三十八章了——
'在最初开始的几年是提升了,可这产量上升的最重要原因是提升了农产品收购价,所带来的积极性,1985 年周期经济性经济危机所导致的粮价下降和农村改革后的种种乱象,粮价跳水,导致了粮食产量大规模下降,农民积极性大规模下降。
实行公社化使得粮食产量上升的原因我觉得主要有三点
1 公社化而产生的大片土地有利于进行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所以在分田的时候东北,华北不少地方抗拒改革)
2 公社化使得政府可以尽量大范围的组织农民从事水利设施的修建(有些地方的农民刚分完田就争先恐后的去挖水利设施,把水引自家田里)
3 公社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之后,农民让孩子从事生产的边际效益下降了,农民的孩子有机会脱离农田去学校里上学,农村入学率上升,农民看到自己的下一代有了翻身的机会,积极性就提升了(在分田之后有些地区的儿童入学率下降了,而生育率却大幅上升,因为生孩子又有边际效益又上升了,而且还加大了在前三十年受到削弱的重男轻女的现象,因为在地里干活女的不如男的能干)
有的时候,如果 A 的变化和 B 的变化是同步的,而 A 和 B 又有直接联系的时候,人们往往会把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认为 B 改变了 A 或者 A 促进了 B。
实际上他们发生的内在动力可能完全不同,促进产量提升的是迅速普及的化肥农药和小机械化设备。
在生产力底下的古代,有地农民的产量并没有明显高于运行良好的屯田制。生产农具的改进、气候的变化对产量影响远高于所谓的 “积极性”。(仅针对小麦和水稻)
在目前半机械化的苏北平原,农民只需要按部就班地按时播种、按需施肥、集体打药、及时收割,就可以取得不错的收益。农民在农业生产中就是担任一个精细化作业的机器,做一些钢铁机器做不了的事,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
惊了,一百五十多个答案,竟然没有几个人引用学术文献的。
这个问题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被广泛讨论,90 年代初,就由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给出了回答:1978-1984 年间,中国农业生产增长最大贡献力量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
林毅夫在发表在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稍微懂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论文发表在这个杂志上意味着什么) 上的论文 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 中,使用了 28 个省份 1970 到 1987 年的农业生产数据,以要素四项投入:土地、劳动力、资本和化肥为常规变量,并加入了时间趋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价格变化等变量,并把省份作为 dummy variable,构建以下模型:
使用 OLS,EGLS 等方法进行拟合后,林毅夫得到了主要结果:在 1978-1984 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业增长的最大贡献者(解释了 48.64%), 而所有的要素投入贡献不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个的贡献(45.79%),其中众多其他回答者津津乐道的化肥使用贡献了 32.2%。
https://www.jstor.org/stable/2117601?seq=13#metadata_info_tab_contents
[1] Lin J Y . 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2, 82(1):34-51.
联产承包制不单纯是变换耕种方式,最主要的,它改变了原先的分配制度。
建国初期,我们也并不是一开始就实施 “公社化” 的。
“打土豪分田地” 之后,农村各家各户都拿到了地契。而土豪、富农也被划分了阶级成份,财产被充公,农具、牲口也分发到农民手里,农民们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 “耕者有其田”。
虽说农民分到田地了,但 “生产资料” 有限呀,而且牲口更是极少。因此农村又成立了“农业生产互助组”,自愿加入,互相帮助,你今天帮我家割稻谷,明天我去帮你家晒谷子。当时的农业实际上仍然是“包产到户、分田单干” 模式,农民们种多少粮食,交够公粮之后,其余的都是自己的。
1950 年 2 月之后,中苏交好,苏联不仅给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提供军事装备和资金援助,还派出了大批科技、军事行业的人才,以及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帮助中国建立国防体系。
而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也向苏联老大哥 “看齐”,最典型的就是经济上采用苏联的“计划经济” 模式,农业上采用苏联的 “农业合作化” 模式。
从 1952 年底,国家开始从农民手里收回地契,农民的土地、包括牲口、农具全部充公,统一实行 “农业生产合作社” 的管理方式,过去的劳作方式也转变成 “工分制”。
不得不说,合作社的出现,充分体现了 “人多力量大” 的优势。合作社把农民们集中在一起,统一管理,统一分发农具,统一分配劳作任务。农民们单干时期,插一亩地的秧苗需要大半天的时间,而“合作化” 之后,插一亩地只需要一个多小时时间,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但是合作社的分配制度却让农民们感到不满意。
当时的中国可没有什么外资企业、民营企业每年来上缴几百上千亿的税收,那么要想有钱来发展工业,只能实行统购统销,低价买进粮食,再以高价卖出。所以在那个 “以粮为纲” 的年代,粮食就跟黄金一样珍贵。当年的粮食还有几个用途:
一,用来偿还债务。由于当时没有那么多钱来还债,那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大米、小麦、包括棉花、玉米等农作物来抵债了。
二,出口换外汇。由于要购买一些国外的机器设备,在外汇不足的情况下,只能出口粮食来换取外汇。
三,对外援助。当时不仅要援助周边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还要援助亚非拉等地区,以证明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叫 “输出革命”。
所以当时的粮食就显得格外珍贵了。
农民们辛苦种出来的粮食全部上交合作社,然后年底再按工分来发放工钱和口粮,每家每户都有严格的控量。
这种 “平均主义” 一来能节省粮食,最主要的,能杜绝贫富差距的出现,使农村不会出现 “两极分化” 的局面。
但是这种 “集体主义” 看似公平,其实是忽略了个体的家庭情况的不同,也造成了私底下的不公平。
比如有的农民家里养着几个孩子,男孩女孩都在长身体的时候,希望能多吃点饭;比如家里的男人胃口大,一次能吃三碗饭;比如家里有失去劳动力的老人,也需要养活;比如家里人生病,需要补充营养…… 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 “平均主义” 无法解决的。很多农民把家里的粮食吃完了,就只能找队里 “预支” 粮食,不然就要饿死。
这样的结果是,农民们每个月干活挣到的工分,实际上还不够偿还上个月欠下的粮食钱。农民们一天到晚干活,不仅吃不饱肚子,反倒还欠下了一屁股债。
当时农民的衣食住行都跟 “工分制” 牢牢地绑在一块,干活就有工分,不干活就没工分。没实施 “工分制” 之前,农民把地种好,还可以休息一段时间,等到收成时再去忙农活;但实施 “工分制” 之后,田地已经不属于农民所有了,你要想吃饭,就必须得干活,没有休息时间,哪怕生病了都要强撑着下地干活。
长期如此,农民们的积极性就受到打击了。反正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也全部交公,分到自己手中的粮食少得可怜,何必那么卖命?于是农民们就开始了 “出工像吊死鬼栓绳,收工像李闯王进城” 的耕作模式,不少人还偷奸耍滑 “磨洋工”,不肯卖力干活,反正干多干少都拿一样的工分。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们迎来了轰轰烈烈的 “大炼钢”运动。也就是在那时,由 “大炼钢” 衍生出来的第一所 “人民公社” 也在河南省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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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 的出现,把农村的 “集体化” 推向了一个高峰。小队并入大队,大队统一归公社管理。
同时,人民公社还下令拆除了一些人口不多的小村子,把他们并入到大村庄里,实行 “合住” 的方式。条件好的村子还能修个泥土房,条件不好的村子只能找几根木头和稻草来搭建房子了。
可以说,人民公社把 “集体化” 程度推向了极致,并产生出空前强大的凝聚力,不管是炼钢、插秧、收麦、砍柴、修路…… 效率都比农民单干时期要高得多。
但是,这种看似公平、高效率的制度,却隐藏着极大的隐患:
除非国家的国力已经达到了极其强大的程度,在面对天灾、疫情等灾害下,仍然有足够的粮食和财政解决农民们最基本的温饱问题,否则一旦出现什么问题,农民们连自救的能力也没有。
同时,人民公社对农民的 “压榨” 也达到了极致。
在那个高度集体化的时代,社员们除了身上的衣服之外,几乎不允许有任何的私人物品。有的社员在村头割了一把猪尾巴草,因为没有及时上交,结果就被拉到大会上批斗。
知乎有个问题是 “大饥荒时人们为什么不捕鱼吃”,且不说当时那环境还有没有鱼,就算你捕到鱼没有上交集体,怕不是也要被批斗一番。搞不好还要扣你饭。(由于农民们已经把家中粮食、财物上交,因此最害怕被食堂扣饭,少则一天,多则三天,农民们不允许在饭堂吃饭,也没办法自己做饭吃)。
再之后,由于吹牛也要 “缴税” 了,各省市都下达了征粮任务。
有的公社实际上只有 1 万斤粮食,但往上报了 3 万斤,征粮的部门就说,那我们就征 1 万斤。就这样,粮库里仅有的 1 万斤粮食就被 “刮” 光了;这还不算最惨的,最惨的是只有 1 万斤粮食,却上报了 6 万斤。征粮部门说,那我们就征 2 万斤。于是,公社不仅要把仅有的 1 万斤粮食上交,还要想办法 “变” 出 1 万斤粮食来。
就这样,农民们的口粮只得一减再减,到 58 年底,很多公社大食堂基本都是吃 “稀” 的了。不仅如此,公社还派出“征粮队”,每隔三天就到各家各户翻箱倒柜地“搜粮”,看看农民家里有没有私自藏匿粮食。
而且当时还刮起了一股 “反瞒产风”,上面始终认为,之所以征不到粮食,是因为农民们私藏粮食、瞒报产量了,所以下令让各个公社负责监督。于是就出现了 “奇观”,农民们刚把粮食收割完,在一旁等待的征粮队就直接把粮食装车里拉走了…… 这样农民就没办法私藏粮食了。
你说,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就这样被拉走了,而自己每天只能吃 “稀” 的,换作谁心里也不平衡呀,就这样还能有积极性,那真是大开玩笑了。
而且人民公社大食堂实际上没坚持多久就 “垮” 了。因为食堂已经揭不开锅了,连每人每天 3 两粮食都供应不了,农民们只得回家自己想办法。
更雪上加霜的是,“庐山会议” 之后,已经垮掉的大食堂又一次 “死灰复燃”,并且明确规定,不允许社员私自在家中做饭,必须要到食堂吃饭。
就这样,农民们在锅碗瓢盆全都拿去炼钢、粮食又被收走、还不许在家中生火做饭的情况下,迎来了 “三年困难时期”……
略过三年困难时期不谈。
这也是后来为什么上边出台政策,再三强调不允许农民搞自留地,不允许大队搞 “包产到户”,但仍然屡禁不止的原因。
因为农民们清楚,只有粮食在自己手里才是最可靠的。以前听公社的话,跟着公社蛮干,到出问题了,公社又一撒手不管了,农民们为了生存,只能逃荒、啃树皮、挖野菜、吃观音土……
如果要说 “剥削”,估计没有什么比人民公社更能“剥削” 农民的了。哪怕种出一万斤粮食,农民真正吃到肚子里的也就几两,就这样一家几口人都还吃不饱。如果赶上大运动时期,那些欠公社粮食钱的农民,还要被扣上 “蚕食集体经济”、“占社会主义便宜” 的帽子。
作为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创始人和奠基人,陈云同志早就察觉到了这种 “公社化” 的弊端。
陈云是个务实的人,在饥荒发生之后,他曾到农村去调查,发现农民们对工作的积极性都不高,有些地要么荒着,要么就是农作物没人打理,有的公社秋收本来可以达到 1 万斤稻谷,但实际上只有不到 4000 斤。而且当时为了对付饥荒,已经有农民开始搞自留地。
为什么自留地的行为屡禁不止?实际上就是农民对公社已经失去信任,没有什么比把粮食抓在自己手里更安全可靠。
陈云从实际出发,认为当务之急是先解决农民吃饭问题,而 “包产到户” 最大的优点就是,农民们种出多少粮食,大部分都能吃进自己肚子里。
但是包产到户在当时是 “大忌”,是跟 “集体化”、跟人民公社唱反调。
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成员(也即毛、刘、周、朱、陈、林、邓),陈云慎重地跟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还有林彪都说了自己的看法,他们都表示赞同。毕竟在经济方面,没有人比陈云更有权威!朱德的态度也很明确,早在庐山会议之时他就提出:允许社员在家里做饭,不能完全否定个人所有制。
但最终因为包产到户的问题,陈云受到严厉了批评:搞包产到户,总路线怎么办,人民公社怎么办。不能什么都听农民的。
陈云也再一次被 “边缘化”,一直到 1978 年。
其实包产到户之所以被反对,倒不是因为粮食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陈云作为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创始人,曾制定了第一个 “五年计划”,其中“统购统销” 也出自他的手笔。
为什么到后来陈云也支持 “包产到户” 呢?因为陈云清楚地认识到,“公社化”对农民的打击性有多严重。
在高强度的 “集体化” 制约下,农民们再卖力、再勤快,哪怕一亩地真能种出一万斤粮食,到头来也全都上交公社,自己只能分到一丁点口粮,就这样都还吃不饱。长期如此,哪还有人愿意卖力气干活?
而农民们搞起自留地之后,每天是精心呵护自己种的庄稼,因为种出来的粮食都是自己的,是吃进自己肚子里的。以前就算走在田边,看到秧苗插歪了都懒得去管,反正也不是自己家的。
以至于有干部下乡视察,一眼就能分辨出哪些是公家地,哪些是农民偷偷搞的自留地。毕竟 “种公家地,脸如苦瓜;种自留地,面如桃花”。
而且人民公社还存在着 “瞎指挥风”。
上面一道命令下来,需要大量征购棉花,然后公社就逼着农民们去种植棉花,甚至一些不适合种棉花的地,也被拿来种了棉花。这就造成最懂得种地的农民,却无法决定要种什么,也就是典型的 “外行指导内行”。结果就是,棉花产量不高,质量太差,粮食还因此减产了。
其实,人民公社并不单指耕地种田,它覆盖的范围很广,囊括了农民们的衣食住行,涉及到农民最根本的生存问题。而且很容易受到政策的影响,一影响就是影响一大片,波及几十万人。
人民公社从建设生产方面来说,确实存在优势。但是它过于强调 “集体”,而忽略了“个体”。而人民公社又是由一个个“个体” 组成的,当 “个体” 无法获得利益,反而深受其害的情况下,就不能要求 “个体” 还能对人民公社产生积极性了。
之后进入到改革开放时期。
当时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到农村视察,发现不仅多数农民吃不饱饭,有的家庭更是连裤子都没得穿,还有不少农民外出讨饭,不然全家都要饿死。
他不明白,为什么都解放那么多年了,农民的日子还是那么苦,连吃饱饭都是个奢侈的愿望。
后来安徽省的农民率先违反政策,搞了包产到户。先不说产量如何,至少确实是填饱了肚子。很简单的道理,给公社种地,种出一百斤粮食,也全都上交,然后靠一点口粮度日;自己的土地种出一百斤粮食,即使上交一半,也还有五十斤粮食能自己吃进肚子!
之后四川省、河南省、广东省也先后搞起了包产到户。农民们家里开始有了余粮,至少不用担心会饿死了。
但是在当时,包产到户仍然在 “黑名单” 上,不少省份也明确表态不搞包产到户那一套,比如河北省、陕西省、福建省;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更是喊出:“我们是农业大省,不搞包产到户那一套,谁要搞谁去搞,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包产到户之所以被反对,主要是因为政治原因。包产到户被认为是造成农村 “两极分化” 的重要原因。
把土地都分给了个人,但各家各户条件不同,有的家里劳动力多,于是种的粮食也多;有的家里劳动力少,收获的粮食也少。于是,有的家庭不仅吃饱了肚子,家里还有多余的存粮;而有的家庭却仍然挣扎在温饱线上。长期发展下去,有的家庭就变成了 “富农”,而有的家庭则依旧是 “贫下中农”。
所以当时反对包产到户的声音仍然很大。
为此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特地去北京拜访了陈云,陈云表示 “我举双手赞成”。跟着又问了邓小平,邓小平表示 “不要争论,你们就这么实事求是地干下去。”
安徽省委书记心里有了底,于是对安徽省的农民们说:“放开了干,谁要告你们,这个官司由我替你们打!”
由于邓小平和陈云都支持包产到户,所以在北京高层并没有受到多少阻碍。这也使得包产到户能像野火燎原一般迅速发展。
当时中国主要分为三类地区。
一是平原地区,适合大规模的农业化作业,搞不搞包产到户无所谓;
二是中间地区,既不富裕也不算贫穷,要不要搞包产到户视情况而定;
三是如安徽、河南、广东这些贫穷地区,只有包产到户才能解决温饱问题。
所以北京当时的态度是:对包产到户既不支持,也没有公开反对,就任它自由发展。
就像改革派们说的:“我们还是要多听听农民的意见,毕竟他们种田比我们有经验。农民们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我们不要去管得太紧。”
从 1978 年到 1984 年,全国有百分之九十的生产队都实施了 “包产到户”“家庭承包、自负盈亏” 的方式。
包产到户,是农民们自己做出的选择。
同时,中央也为包产到户做了大量的辅助工作。改革开放之后,粮食产量能够增长,主要有几个原因:
一,允许包产到户,使农民真正实现 “耕者有其田”,让农民由帮人民公社“打工” 转变成给自己“创业”;
二,除了一些主要计划中的农作物之外,土地由农民自己安排该种什么农作物,适合种花生的就种花生,适合种甘蔗的就种甘蔗。因此,不仅主粮获得丰收,其余的农副产品也取得了大丰收;
三,继续从国外进口粮食,减少对农村征购粮食的比例,减轻农民负担;
四,开放商品市场,允许农民们养猪养鸭,允许农民们在农贸市场兜售粮食和家禽,提高农民种地、养家禽的积极性。
以上政策的实施,使得常年累月跟饥饿做抗争的农村彻底翻了身,农民们终于不用担心被饿死!
1980 年 4 月,四川省广汉县向阳乡首先摘下了 “人民公社” 的招牌,换上了 “人民政府” 的牌子。这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这也标志着,“人民公社” 这个时代的产物,这个包含着一代中国人难以言喻的回忆的名称,开始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了。
这个问题,古今同理,二千多年前井田制的衰亡是同样的道理。
《诗经 · 齐风 · 甫田》:
种田不要种公田呀,只有莠草长的骄。
怀念不要怀念远方的人呀,白白地忧心劳劳。
种田不要种公田呀,只有莠草长得高。
怀念不要怀念远方的人呀,白白地伤心劳劳。
(原文:“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怀远人,劳心忉忉。无田甫田,维莠桀桀。无思远人,劳心怛怛。”)
所谓甫田,就是井田制中的公田。公田都长草了。
这并非孤证,《春秋公羊传》何休注中也说,“民不肯尽力于公田”。
可见,公田的问题自古就有。
为什么 “民不肯尽力于公田”?
譬如大寨有 80 户人家,你刨 80 镐,才有一镐是给自己干的。反过来,你偷懒少刨 80 镐,自己才承担了一镐的损失,其他 79 镐的损失可以转嫁给同队社员。
你当然可以教育他们,为了集体,为了国家云云,但人家一句反问就绝杀你:“有我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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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说一句,有人说有工分限制,也是按劳取酬,所以不存在积极性不高的问题。说这话的人,是否知道 “磨洋工”、“出工不出力” 的意思?是否从未在工作中偷懒过?我很羞愧的承认,我常常在工作中偷懒,而且偷的很隐蔽,领导根本看不出来,工资也照发。
偷懒是庶人对付公田的武器。《诗经》里有许多对农业集体劳动场面的描绘,我们在其中可以看到监督者身影,这是贵族阶级对付偷懒的工具。这场战争的胜负很分明,地里闹草荒,意味着贵族战败了。统治阶级拥有强大的武力,庶人很难用正规战法在战场上取胜,但是惹不起却躲得起。庶民人多分散,监督困难,干活使劲不使劲只有自己最清楚,干得仔细不仔细只有自己最明白。第一线实践者的信息优势是无法剥夺的,因此就可以大打信息战。
分田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个人积极性,但对农业整体生产力的提高并没有帮助,否则为啥人类社会的发展会越来越呈现出组织性和分工细化。我觉得包产到户是一种反工业化,倒退的,就像现代社会有竞争力的都是组织起来的企业、公司一样,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更有效的利用资源,提升生产力,分田到户可能会使少数人变富,但绝大多数人都因为生产力的低下摆脱不了贫穷。就像改开后的乡镇企业其实都是原来公社办的企业,通过公社化农民被组织起来了,有了一定的工业分工,公社作为农业生产的集体也是有能力购买工业资料的,而一旦分田就把农业的工业化进程打断了。公社的平均主义的确会导致吃大锅饭,但解决这个问题就一定要否定公社吗,完全可以通过管理的改进,激励机制的设计改善这一点。事实上可以观察一下我国几个知名的村庄都是集体经济,比如华西村,小岗村,还有一个一直沿用公社体制的周家庄乡,尤其是周家庄乡可是比我国大多数的农村发展的要好,生产力发展了,社会稳定,农民收入生活水平都超出全国平均水平。
一直以来我国都在宣传公社的坏处,一直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是为什么不经过讨论就取缔全国所有的公社呢? 仍然保留公社制度的一些村庄在社会安定,生产力发展方面、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有不错的表现为什么不宣传呢?
还是不能忽视当年四三方案提升了中国化肥产量。
1979 年,这 26 个项目的合同履行完毕。26 个项目总共花了 39.6 亿美元,比 “四三方案” 的计划用汇少了 3 亿多美元,实现的程度差不多是 92%。我觉得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能够实现到这样的程度,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这 26 个项目的建设情况,从总体上来说是好的。据截至 1979 年底的统计,这 26 个项目中,已有 20 个建成投产,平均每个项目的建设工期为 3 年 8 个月,其中最长的 5 年。
“四三方案” 的最早引进计划是 4 套化纤、2 套化肥,后来发现这批装置先进,生产的尿素增产效果显著,就很快扩大到 13 套。以后,又继续引进,结合国内的国产化设备配套,“大化肥” 总数达到 33 套,年产尿素 1593 万吨。按照 1 比 4—5 的增产效果计算,1593 万吨尿素可增产稻谷近 6500 万—8000 万吨,占 2000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 46218 万吨的 14%—17%,增产效果十分显著。中国吃饭问题的解决,特别是稻谷的增产,除了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因素外,主要得益于两条,一条是高产稻种改革,另一条就是尿素。
家庭联产承包制最大的作用,就是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让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镇工厂,以极低的劳动力价格为中国城镇化工业化做出贡献。
不知道有个东西叫化肥吗?
真以为四三方案—英明领袖时代之前各大队自制氨水和绿肥浇地是大家勤劳能吃苦?还不是条件不够逼的。
自产肥技术含量说高也不高,但是对人力依赖较大,绿肥其实就是各大队用人畜粪便集中进行高温堆肥,或者(在公社或供销社帮助下)开挖水泥池子存储氨水。真正可以享受到自办工厂或者城市过剩供给带来的工业生产化肥、农药的都是富裕地方的 “阔公社”—
那么对于广大不富裕地区的公社,比如河南、陕西、四川的穷哥们儿来说,他们只能在年人均口粮三四百斤和社员过年为分三两红薯干子烧酒而斗殴的生活中自谋生路:比如四川仁寿县禾嘉公社某生产队在 76 年打听到县里化肥厂每隔一段时间都把氨水直接倒掉处理,于是组织农民用扁担和人力车把氨水运回来,修了个氨水池子存放,得以从绿肥时代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如果回到问题本身的话,题主提出的 “公社化”,本身就是一个需要重新定义的概率。真正按照早期指示精神发展的人民公社只在大跃进时期短暂存在过,在 1961-62 年期间(这一时期北京召开了著名的七千人大会,胡服同志正式假黄钺)公社的角色被重新调整,全国所有的公社丧失了收税和保有大型生产设备的权力,公社的范围被缩小,原来全国两万多个人民公社一下子被砍成了 7.4 万多个,连社办学校的项目都被暂停(没钱)。也就是说早期设置的将人民公社 “建设为合工农兵学商一体的综合社会单位” 这一目标已经彻底失败,1962 年以后生产队取代了公社相当一部分的职能,连公社内的学校都需要大队一起分担,可以说公社在整个 60 年代是处于 “精简” 中的。
至于农村教育的再次发展和农业机械化的重新开始带来的公社再次壮大,已经是 70 年代初的事了,此时距人民公社建立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当公社享受在 70 年代 - 80 年代初由于技术普及和自主权扩大之后的繁荣中时,没有人会想到人民公社会在两年内迅速崩溃,而取消人民公社给农村留下的烂摊子又拖了二十多年才被解决……
评论区有老哥说到了亩产万斤,于是我想再扯几句:
和我们所长期坚持的刻版印象所相反的是,“平均主义”和 “大锅饭” 代表的人民公社其实只在大跃进中存在了三年,之后的工分制、生产队和自留地代表的人民公社才是它大多数时候的样貌。然而讽刺的是,亩产万斤时代的公社尚且拥有农机、工厂甚至社办高中 / 专科,等到亩产万斤的闹剧结束之后这一切反而又被收了回去,人民公社由一个设定为自下而上的综合体倒退回了普通的基层组织,形成了一个黑色幽默式的闭环。
解放初期,中国整体太过贪穷,农村一片凋弊,很多农民连个锄头都没有,更别说耕牛了。如果包产到户,许多农民是没有能力完成农业生产的。国家实行农业集体生产能最大限度利用有限农业生产工具。
中国粮食亩产量从建国初期的一百多公斤增加到 1976 年的三百多斤,短短二十多年就上涨了近三倍。其实到 1976 年,中国已基本解决吃饭问题,虽然一般农民并不能顿顿白面,肉更是一年也难得吃一回,但山芋蕃薯之类粗粮还是管够的。总之,中国几干年来第一次实现了全体人民一年 365 天不挨饿,这不可谓是一个壮举。在这其中,农业集体化生产制起到了重要作用。
有人说吃大锅饭会降低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确,在 1960 年前大公社化阶段会有一部分人偷懒,但在 1960 年后,中央将公社拆分成了许多个生产队。各个生产队相互独立,粮食产的多的吃得多,粮食产的少的队就吃的少,甚至饿肚子。这样一来,偷懒的人就少多了。而且每个生产大队都有大队长,会严格监督队员干活。农民想偷懒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集体生产从 1953 年开始,到 1980 左右基本结束,近三十年时间里,从最初的上万人大么社,到后来上百人的生产队,从最初的放任由到后来的严格管理,是发生了很大变化的。经过了几十年的集体化生产经验,国家积累了大量生产与管理经验。
所以,说集体化农业效率低肯定是不对的。集体化农业的最大弊端在于将农业限制在了土地上,禁止了他们向工业与商业发展。比如,当时国家禁止私人养猪,造成国人食肉量严重不足。不过,在当时条件下,中国遭到美国与苏联共同敌视,最急迫要求是发展重工业,只有发展了重工业才能发展军工业,制造飞机大炮。而且,重工业是一切工业基础,中国改开后能飞速发展轻工业,与前面扎实的重工业基础有很大关系。但重工业投入大,技术含量高,单靠民间个人力量很难发展,必须由国家集合全国力量来投资 研发与建议。公有制在集合全国力量方面有明显优势
MZX 曾表示, 包产到户会破坏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根本,让土地私有制抬头,进而让资本主义抬头。包产到户就是潘多拉魔合,一旦打开,就会一发不可收拾。
中国包产到户后的: 粮食产量飞速发展最重要原因还是化肥与农药的大量使用。毛主席时代由于国外技术封锁与经济封锁,中国急缺化肥与农药,造成中国粮食产量不高。
其实,不管单干还是集体生产,在化肥了与农药充足况下都足以养活国人。农业集体化最大缺点在于将人禁固在了土地上,无法发展工商业。人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吃饱饭只是最基本的需求。比如说衣服,计划经济下也能做到人人有衣服穿,但计划经济肯定无法满足每个人对衣服颜色款式的不同追求。计划经济下会有饭店,但不会有五星级大酒店,人人会有房子住,但不会让你拥有好多幢豪华大别墅。总 l 之,计划经济能让人过富足生活,但不会支持人们过侈糜 骄侈淫逸的生话。
所以,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人想要社会主义,要公平就得控制自己欲望,只能过仆实的生活;人若是一味追求欲望,追求享乐,那就只能实行私有制。但私有制后就会有不平等,有贪富,有剥削。
想要怎样的生活是由人类自己决定的!
现代农业粮食增产是要讲科学的。
耕地面积不变的情况下,达成粮食增产的主要因素是完善的基础水利设施,化肥与高产种子。
所谓生产积极性实际上就是工作效率,每天早起两小时对着同一块地多挖两锄头就能多增产两成?那机械化农业工作效率更高,同样的时间能多挖好几遍,增产能力岂不是更厉害?
更高效率的机械化农业提高的也只是个人单位产能而不是农业总产能,目的是解放劳动力,让更多的劳动力可以投入工业生产。个人的积极性再高也不可能跟机械比,那样是不科学的。
生产积极性 (效率) 唯一能提高粮食产量的方法是相对之前开垦更多的耕地。积极性比较高,耕作面积更大,粮食总产就更多。
水利、化肥、种子等主要条件都一样的情况下,同等耕地面积的产出是不会有明显差别的。如果耕地面积没有变化,积极性再高也没有用啊。
农村出身,虽然没经过大集体,但是也种过地。我不认为分田带来的积极性会提高产量,或者说就算有也极为有限。
该做的都做好,产量就基本只和种子质量、种植技术以及天时地利有关。你再勤劳,它也是有上限的。大集体大家一起干活,虽然可能有划水的,但地不会闲着,产量不会比最高差很多。单干虽然勤快的能增加点产量,但懒汉的产量会下降更多。
不知道分田后产量提高是因为什么,
但我知道我们这的水利系统是公社时期修建的,是分田之后一点点堵塞的
我支持人民公社和集体化
但是为什么人民公社和集体化这么好,农民们却没有坚决维护它而是大喊拥护联产承包呢?本文作者是农民子弟,我看有几位答主也是农民出身,为什么结论完全不同呢?这说明,公社化集体化是存在问题的,它伤害了农民的利益。而包产到户呢?它也的确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所以,即使是农民对这个问题也是存在争议的。
但是,公社化集体化存在问题是不假,但是是不是制度本身问题呢?
建国之初,新中国经过连年战乱,一穷二白,百废待兴。通过土地改革,贫苦农民得到了自己的一块土地,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改善生活。然而在当时那种条件下,一家一户连一整套农具都凑不齐。耕牛没有草料喂饿得站都站不稳。各种水旱灾害困扰着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富农们又开始得意起来,等着看笑话,贫富差距又开始拉大。广大贫下中农的改造现状的愿望极其强烈,开始谋求联合,建立互助组,取得了不错的成果。正是有了贫下中农的探索与实践,中央才决定支持和鼓励这种新生事物,逐步从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扩大集体规模,最终建立起政社合一的基层农村组织——人民公社。
这不是什么上面头脑发热,一厢情愿的拍脑袋决策,而是植根于基层群众的生产实践,是贫下中农们的智慧结晶。
有了这样的政社合一,组织严密的基层组织,配合党优秀的组织动员能力。迅速在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田基建,水利整修,工业化机械化现代化建设运动。由于这些工程运动直接作用于农业产量的提升,一方面发扬了人民群众自力更生战天斗地的奋斗精神,另一方面为国家节约了物料、管理、资金等成本。如果在包产到户的前提下,没有严密的组织,动员农民参与工程建设的难度和成本大得多。这些工程大多是靠人力堆出来的,包产到户根本无法快速有效的动员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而财力,国家由于建设项目繁多,一切以节约费用为目的,根本没办法为这些工程提供太多经费,当时的工业条件也无法造出大量的工程机械以投入工程建设当中去,没有工程机械也只能堆人力。选择公社化集体化是必由之路,舍此不能尽快改变农业工业的落后面貌。当年的大寨就是因为没花国家一分钱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才成为全国典型的。
反对公社化集体化的人,再怎么说没有积极性,那些农田水利工程的遗迹都在那里摆着,正是因为分田单干了那些东西才慢慢成为遗迹。而纯人工建造这些东西是现在这些说那时没有积极性的人干不了又不愿干的事情。现在既有了比较先进的工程机械,又有了更高的积极性,那为什么这么多年了连那些旧的农田水利工程都没有人维护整修呢?那不就是因为,个人势单力孤,不愿意自己劳动而让别人占了便宜吗?各扫门前雪,不就是分田单干的私有制的现实表现吗?所以你等着我干,我等着你干,农村的新的建设问题没人解决,旧的建设问题同样没人解决。都在等中央拨款立项解决,那就慢慢等着吧!
看样子集体化和分田单干都是下面老百姓发明出来的。任何事情其实都是三分钟热潮,新政策刚出来的时候积极性很高,慢慢的就平静下来了,问题就出来了。集体化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兴致勃勃,想大干一场,盼的就是过上好日子。问题不在于嫉妒懒汉,只要自己过得好,管他别人怎么样呢?问题在于集体生产粮食产量虽然低,但是所有粮食都储存在一个地方堆得满满的。农民那时候哪有现在这么高的要求啊,仅仅是吃饱肚子而已。然而农民虽然从事着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人均粮食定量却少得可怜,守着满满当当的粮仓却饿着肚子,看仓库的人还能夹带一些粮食改善生活。怎么能叫人积极性高呢?这是因为国家从农民手里拿走的太多,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然也不排除地方管理的问题。
然而,分田单干的时候,原来满满当当在粮仓里的粮食,却不翼而飞去向存疑。有没可能被人贪腐了一些?这是我询问老一辈人的思考结果。分田的时候,小件农具都好分,而大件农机却被大卸八块分给各家各户。地里的机井也成为废品,风吹日晒。这样破坏式的变更政策,难道不也是暴殄天物吗?
刚刚包产到户之后,确实有人照顾田地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仔细。可是有什么用呢?积极性再高也只能打理那一亩三分地了,多了也种不过来。这不就回到封建社会小农经济了吗?精耕细作,小农经营。到现在老了种不动了,积极性再高有什么用呢?指望下一代子承父业吗?90 后有多少人愿意再回家种地呢?现在回到农村一看,是 993861 部队。只有那么几家修上了别墅一样的豪宅,大部分人家都普普通通,还有个别的贫困户。真的是穷的更穷,富的更富。农村土地大面积撂荒,用不了多久 90 后农村娃就会被彻底赶出农村,腾出空来给新型地主大面积经营,以后准备给新型地主打工,再想拾起安逸祥和的小农梦已经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了。
支持公社化集体化就是在拯救农村娃的未来,它可以被改革却不能被否定。
而支持联产承包,最终无非是导致新型地主再次出现罢了。
农业生产社会化是必然的趋势,就看它的形式是有利于少数人还是有利于多数人了。
这问题早几年知乎上就辩论过了。
粮食产量增加的问题基本上是个科学问题,是化肥,水利等造成的,积极性有一定影响,但是实际上并不重要。
但是农民吃饱饭并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且政治问题,为什么包产到户后农民能吃饱饭?并不是粮食增产的问题。
实际上以前长期农业工业剪刀差,长期农业反哺工业,是为了工业的原始积累,通过剥削农民,来积累原始资本发展工业。而工业发展后,开始反哺农业,78 年后就主要是化肥,水利等带来了粮食增长。
但是包产到户,配合当时其他一些政策(价格闯关等),其实是打断了这个过程,这样一来农民实际留存的粮食是多了,所以能吃饱饭。
没有了工农业剪刀差,对工业实际上是一次重大打击,国家下马了一大批项目,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也是那时候诞生的。
让农民吃饱饭,是一个分配的问题。
实际上取消了公社,对国家实际上是一次甩包袱,因为为了实现工业反哺农业,那时候国家对农村的投入并不低。
反而是包产到户以后,甩掉了农村这个巨大的包袱,农村教育医疗等都开始衰退,还有水利,基本上到现在都还是吃以前的老本,包产到户以后,尤其是水利设施,新增大量减少,连维护以前的水利设施都做不到了,到现在水利设施损失严重都成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了。
1980 年,负责中央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提出:" 工业、农业都要甩掉一些包袱…… 甘肃、内蒙古、贵州、云南等省,中央调给他们粮食很多,是国家很大的负担。可不可以考虑,…… 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索性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让他们自己多想办法,减少国家的负担。出自杜润生先生的自述,1980 年 4 月中央召开编制长期规划会议前的征求意见会上,杜润生跟时任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建议 “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姚依林到邓小平那里汇报时提到 “工、农业甩包袱”. 参见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114~115 页,人民出版社,2005 年 8 月。
包产到户就是一次甩包袱,简单来说就是让农民自己解决粮食问题,让农民吃饱饭,而甩掉了原来对农民承诺的各种福利,摔掉了政府对农村的各项服务,自己主动瓦解了在农村的各种组织和影响力。
之后的另一次著名甩包袱就是大下岗了。
包产到户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急于摆脱财政危机的政府在农业相对于城市工业而言日益显得 “不经济” 的条件下,通过向村社集体和农民在土地和其他农业生产资料所有权上的让步,甩出农村集体管理和农民福利保障的一项制度交易。
想起来小时候听家里人说的村里的一件事。
生产队时代末期,上面运下来一批磷肥。村里人说石头面,有啥用,还得靠大粪。
农民们以为磷肥是把石头碾碎做的,没用。
村民就拿磷肥垫牛圈、马圈。
到了第二年,村民发现,凡是用垫了磷肥的牛马圈出的牛粪马粪施肥的庄稼,长得特别好,产量大大提高。大家才发现,磷肥真的有用。
这里还有个插曲,有个人说,是因为磷肥垫的牛马圈,牛马觉得舒服,心情好,所以拉的大粪好。(操蛋的人永远都是操蛋的)
后来尿素、氢氨等肥料也用上了。
在联产承包之前,使用了化肥小麦的产量已经达到亩产 1000 斤。(受化肥产量制约,供应有限)
联产承包后,使用了省里改良的麦种,产量提高到亩产 1200 斤。
这一切都说明,产量的提高,与人无关,与科技直接相关。
只不过因为化肥的使用、种子的改良,都是在联产承包时间节点前后做的。就让人形成一种误区:是因为联产承包,所以产量才提高了。
这就好比,韩国的经济在 20 世纪中后期开始高速发展,同时受其爸爸等西方世界的影响,基督教迅速传播,然后韩国人形成一个认知:因为我信了基督教,所以国家才发展了。(我国也有类似现象)
《邓小平时代》曾有一段描述,小平同志严抓管理,到头发现钢产量只提高了 3%,全年不到 3000 万吨。等他参观了日本的工厂,惊呆了。引进了新的炼钢生产技术后,产量迅速发送质的变化,很短的时间达到年产亿吨。
所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真理。
我们要做的,就是要适应时代发展,提供好的生产关系,持续激发科技创新。
分田到户 2000 年了,,,,,,,,从古至今,农名能吃顿饱饭才几天
-——————————- 我是搞笑的分割线 —————————-
21 世纪以来,壮年农民大都外出务工,种粮积极性显著得不断降低,抛荒面积越来越多,农转非用地越来越多,可还是年年丰收,,,,,,积极性的作用呢?按照唯积极性的理论,我们现在应该闹饥荒啊!
用科学的眼光来分析,科学和你是承包或者公社关系不大。提高产量主要靠的农药化肥种子水利机械效率等等有关系。这些最主要就是效率,如何提高效率就是科学。承包和公社都属于一种组织,那种组织效率高那种就有优势。古代私有制差不多类似个体承包难道会因为你有积极性就能提高产量吗,没有科学改进种植技术就是天方夜谭。今天朝鲜类似公社只要让他开放资源交换,满足化肥农药种子等等明天他就不会挨饿。公社就是一个具有组织生产能力机构,和现在农业公司一样。现在农民可以给农业公司打工。区别在于公社你可能是有股份的,论压榨有一部分是自己压榨自己。给公司打工,那么你的剩余价值将不属于你的。没有科学你一千年一万年共产主义全世界最好的主义,都不可能吃饱。有科学提高产量。不管你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都可以吃饱。吃饱饭第一要感谢科学家
建国后人口暴增导致了人民公社 “人五劳五” 的分配方式崩溃
其实大家对 “大锅饭” 没有一个准确的认知,“大锅饭”可不仅仅是成年劳动力磨洋工,而是每对夫妇平均带着 4~8 个未成年子女,“按需分配”占有了公社的集体劳动果实,这可比磨洋工杀伤力大多了
磨洋工,本质上是个管理水平的问题,即使今天,磨洋工的人也到处都是。提高干部的管理水平,可以从技术上部分改善这个问题
但按需分配,这可是制度性的大杀器,用好了名利双收,用不好事倍功半,这才是最难缠的问题
“人五劳五”,就是字面意思。公社按照个人记工分,等到粮食打下来,年终分配的时候,全队粮食分成两个 50%,其中的一个 50% 按照家庭的工分所占比例分配,另外一个 50% 按照家庭的加权人口数所占比例分配,加权主要是儿童胃口小所以算半个成年人,当然还有老人,也是类似
那么这种分配方式必然是鼓励生育的,多生多占,这就必然导致人口暴增
而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扩大灌溉、大规模使用化肥、改良种子,这些技术类带来的增产,几乎都被新生人口给抵消了
这就是分配方式和家庭人口结构之间的关系,人口结构逐渐改变之后,这种分配方式的缺点就逐渐凸显了
我们现在讲的 “人口红利”,很多都是 60 70 这一代人,他们普遍都是兄弟姐妹 5678 个,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因为建国后完全消灭了战乱,大力搞卫生运动
但是为什么 1949-1959 这个阶段的生育率并没有马上提高呢?
因为建国带来的社会红利,需要慢慢体现出来,婴儿死亡率也是慢慢降下来的
大家可以看一看,1949 年之后的婴儿死亡率是逐年下降的
再来一张,90 年代的第二次死亡率下降图,即使到了 90 年代,仍然有很大提升空间
集体化到包产到户的本质,就是将 “人五劳五” 改成了“人零劳十”,这种改革对怎样的家庭结构最有利,不言而喻
同时,包产到户,也意味着大队书 * 丧失了权力,因为农村财富不再经手集体,于是 “村办学校” 和“赤脚医生”以及 “电影下乡” 包括“村办企业”“赡养五保户”“水利维护” 这些农村基层建设,全盘 **,这些基层的财政支出,到底是冗余还是必要,这又是个争议的话题
另外一点,“人五劳五” 变成 “人零劳十”,对一个家庭来说,上学还是辍学,这个选择就不难了。如果是有男有女,女儿继续上学还是辍学打工,闭着眼睛也知道答案了。教育、治安、女权、宗族宗教回归,这些东西我就不展开讲了,才从小黑屋 7 天放出来,说多了又进去了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总体粮食产量的贡献基本为零,但是政治书和历史书上仍然要不断地赞扬小岗村。然而,分散的农村人力和资源正是我国三农问题无解的原因之一。中国农业自七十年代以来最重大的进步有三:
1.70 年代初,田中首相访华,与毛主席进行了深入的会谈,中日关系朝积极的方向发展。这个时期,中日技术交流最重要的,莫过于十一项大型化肥工业项目,从那以后,各种化肥厂建设到了县级,大量土地得到了改良。最后,农药 大棚等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改变了中国农业的传统面貌。
2.80 年代初,以杂交水稻为代表的植物新品种培育捷报频传,在粮食领域,不仅是水稻,小麦 高粱 玉米等作物的新品种普及开来。随后,中国迎来了品种改良为重点的农业新时代。
3.90 年代中,我国的农村水利工程建设发展到了历史的新高度。
以上,有兴趣可以查阅中国统计年鉴,顺便你再查一下包产到户之后大型农机的生产 销售量,以及农机企业的倒闭量就会有新认识。
中学时代,假期的一天,我跟着我妈在玉米地里干活,我妈跟我说描述过她十几岁的时候大队(公社)时代干农活的情景:
白天在农田里劳作不休;干的活儿好不好都有人检查,如果支差应付(家乡土话,大致就是只做表面功夫,敷衍塞责的意思),比如翻地深度不够啊之类的,要被批斗(在当时很丢人的),还要被责令返工,另加别的农活儿作为惩罚。
到了晚上,还有选择性的 “自愿加班”,就是体力好的年轻人,可以去参加推土(用独轮小推车,八九十年代的农村孩子估计见过),推到几公里之外的滩涂地,平整成农田。到了深夜(凌晨)停工,干活的人可以喝一碗稀粥,吃一个饼(很薄的那种。我妈说自己舍不得吃,拿回去给我年幼的舅舅姨姨吃)。
当时最深刻的记忆,就是:无休止的饥饿!
当时我就奇怪了:这劳动积极性,没问题呀!
怎么可能土地在家庭联产承包后,大家就因为所谓的 “劳动积极性提高了” 而突然吃饱肚子了?
于是我好奇的问过我妈。
我妈说:“那时候种的玉米,两株之间的距离有这么大。” 她用手比划了一下,大概有七八十公分,甚至快一米了(这个距离当时着实让我震惊)。“哪跟现在这样,种的这么密,人过去还得钻。”
“当时为什么不种的密一点呢?”
“那时候没有化肥,全靠粪肥,就那也远远不够,地里的肥力撑不住,只能那么种。况且当时的种子也不好,都是大队培育的:比如玉米,一株玉米上长了好几个玉米穗,但是很小,加起来也比不上现在的一个玉米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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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回忆起这件事,又查了一些资料,就不怎么相信课本上那套了。
因为对农业的大幅投资正是在公社化之后的六七十年代啊。
以 “臭名昭著” 的 CR 时代为例:
新品种作物、水利建设、机械化推广、化肥的使用等一系列成就也正是在国家财政扶持的背景下得来的,从而推动了产量的提升。
不然你真以为 “积极性” 能带来产量的提高?这跟信奉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又有啥区别呢?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只能说,如果积极性对提升产量起决定性作用,那么在 1958 的 “人 #多# 胆,地 #多# 产” 的运动中,我们就已经超英赶美了。。。
78 年以后的产量提升,主要还是因为 78 年之前发展的相关技术等得到了推广(如杂交水稻,农药化肥的大规模生产等等)。然而其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打断了先前持续进行并将要完成的农业机械化进程(许多地方公社已经有了拖拉机,分地之后被拆成零件也分给各家)、不利于工业的发展(小农经济下农民只有在破产之后才能成为工人,当然后来一定程度下解决了这个问题,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农民工)等等。
至于公有化时期的产量提升,初期有一定的积极性作用(打倒了地主),但根本原因还是技术的发展应用和先进生产关系的推动作用
其实,改革后增长最明显的并不是粮食:
我们以改开 26 年的 2004 年为界,对比 1952——1978 年这 26 年:
粮食产量 2004 年是 1978 年的 1.54 倍,1978 年是 1952 年的 1.85 倍;
棉花产量 2004 年是 1978 年的 2.92 倍,1978 年是 1952 年的 1.66 倍;
油料产量 2004 年是 1978 年的 5.87 倍,1978 年是 1952 年的 1.75 倍;
糖料产量 2004 年是 1978 年的 4.02 倍,1978 年是 1952 年的 3.14 倍;
水果产量 2004 年是 1978 年的 23.3 倍,1978 年是 1952 年的 2.69 倍;
肉类产量 2004 年是 1978 年的 6.05 倍,1978 年是 1952 年的 2.55 倍;
牛奶产量 2004 年是 1978 年的 26.6 倍;
水产品产量 2004 年是 1978 年的 9.12 倍,1978 年是 1952 年的 2.79 倍。
可以看出,改革之后粮食产量的增长还不是最突出的,与粮食相比,1978——2004 年农产品里面油料、水果、肉类、牛奶、水产品增长速度要更为明显。这对于人们饮食习惯和饮食结构的改变也是巨大的。
ps:我看到很多人计算前三十年的农产品产量是从 1949 年算起,这是很有问题的:其一:1949——1952 是经济恢复时期,恢复性增长速度必然很快;其二:1949——1952 也是土改后单干的时期(互助组只有 11%),怎么用来证明集体化的优越性了?
资料来源:《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为避免有人对我的立场产生误解,贴一点东西:
出自 D 年谱
问:你是否认为 “积极性” 可以提高粮食亩产?
如果你回答是
那么问:你是否同意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如果你的答案是否
那么再问:你是否同意包产到户可以提高粮食产量?
事情了然了
原文——
这个问题就有问题
好像是在说原来粮食产量没有提高一样
49 年粮食产量 11318(万吨)
66 年首次突破两万,21400
用了 17 年
78 年首次突破三万,30477
用了 11 年
84 年首次突破四万,40731
用了 6 年
96 年首次突破五万,50454
用了 12 年
13 年首次突破六万,60194
用了 17 年
去年 (2020) 粮食产量是 66949
很多人潜意识认为粮食产量比四十年前翻了几十倍
实际 2020 年粮食产量只有 1978 年的 2.2 倍
2020 年人均粮食产量只有 1949 年的 2.8 倍
建国以来粮食产量增速最快的是 50 年 14.34%
其次 52 年 12.34%
再次 70 年 12.08%
第四 62 年 11.60%
第五 64 年 9.33%
第六 73 年 9.23%
第七 63 年 9.17%
第八 66 年 9.10%
82 年以后,我国粮食产量增长率只有两年上过 8 个百分点 (明确包产到户的文件是 82 年出台的)
2012 年世界人均粮食拥有量是 321 公斤
79 年我国人均粮食产量是 340.5 公斤
03 年我国人均粮食产量是 333.3 公斤
1979 年我国人均粮食产量是 1949 年的 1.6 倍
2020 年我国人均粮食产量是 1979 年的 1.4 倍
很多事情,只要把数据摆出来,就一目了然了
" 有人说过去搞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太快了。我看这个意见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比如农业合作化,一两年一个高潮,一种组织形式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很快又变了。从初级合作化到普遍办高级社就是如此。如果稳步前进,巩固一段时间再发展,就可能搞得更好些。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高级社还不巩固,又普遍搞人民公社,结果六十年代初期不得不退回去,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些地方把原来规模比较合适的生产队,硬分成几个规模很小的生产队。而另一些地方搞并队,又把生产队的规模搞得过大。实践证明这样并不好。"
——《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关于农村政策问题” 一九八〇年五月三十一日
我们谈论两包到户必须要结合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因为事实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受农产品价格影响的。
1953 年 - 1957 年,农业生产从私有到初级社到高级社,统购统销开始实行,这段时虽然私营贸易被禁止,但直到 1957 年 8 月,农民自留粮食仍可以交换,此后这条道路也被关闭了,粮食的流通进入全面计划时代 [1][2]。1958 年 9 月,这时才开始人民公社运动,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是大,二是公,大是指公社规模大,便于进行大规模综合生产建设,公是指人民公社比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社会主义化,更加集体化 [3]。1958 年 - 1962 年,人民公社运动造成了国内粮食供应形势的极度恶化,不得不取消公共食堂、不得不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还给生产大队,同时 1962 年 9 月,政府又放开了农民的余粮交换,直至文革期间再次关闭。文革结束后,农民的余粮交换又得到恢复,1979 年后,私营粮食交易也被允许,双轨制开始实行 [4]。
统购统销的实行意味着自由市场的失灵,即农产品与工业品交换比例完全由国家决定。而为了发展重工业,在 1958-1978 年这一交换天平是严重偏向工业的,城乡收入差距由此拉开。可以分三个阶段来看:(1)1953-1957 年由于统购价格接近等价交换,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继续缩小。因为,1953 年的统购价格比 1952 年的市场价格提高 10.7%,往后几年又比 1953 年有所增加。1957 年同 1952 年比较,粮食统购价格上升 16.2%,而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只上升 2.2%。所以,1957 年按成本价格计算的粮食成本利润率都比较高。这五年,粮食生产增长较快,为 19%。(2)1958-1965 年,粮食统购价格有过两次较大提高,但生产成本增加更快。1966-1978 年粮食统购价格略有提高,而生产成本继续大幅度上涨。至 1978 年,统购价格占成本价格的比例:稻谷为 97.5%,小麦为 84.6%,谷子为 92.9%,玉米为 88.7%,高粱为 75.5%,大豆为 99.7%。因为利润下降,粮食生产停滞,二十年间粮食总产量只增加 52%,同时人均粮食产量减少 8 斤。(3)1979-1984 年,粮食统购价格在 1979 年年提高 20%,超购加价的幅度从 30% 提高到 50%,同时又减少征购任务 50 亿斤。粮食生产利润上升,带来生产积极性的提高,6 年间粮食产量增长 32.49%,而人口只增长了 7.05%,1984 年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卖粮难 [5][6][7]。
如图 [8] 可见建国以来的粮食产量,其中在 58-62 年发生连续的下降,而 79-84 年明显的斜率增大。同时可见,58 年 - 78 年二十年间,粮食产量和单产大约增加了 50%,粮食增产的技术因素很多,若从河南一省的情况看,这其中 59-66 年主要归因为农机推动,67-78 年主要为水利推动 [9]。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关于热议的化肥增产,实际上受限于生产线和计划经济,高浓度化肥的生产和推广在 1998 年后才开始迅速发展,1978 年时化肥养分比仅为 35%[10]。
但逻辑上,首先,技术因素与生产积极性不是并列关系,我们不能因为生产因素的作用去否定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其次,我们可以说 58 年 - 62 年的减产归因为生产积极性的下降,一方面是当时干部与群众的主观认识,一方面是由于此期间技术因素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但生产积极性与粮食产量并没有因果关系。生产积极性很难衡量,不过幸运的是我们仍可能窥见一斑。前文提及,1958 年至 1978 年,人均粮食减少了 8 斤,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 亩均劳动力 “,将会有更有趣的发现。
1957 年,我国农村人口人均耕地面积为 3.1 亩,农村劳动力人均耕地 7.87 亩,而到了 1979 年,分别为 1.83 亩和 4.85 亩 [11]。在此 20 年间由于计划生产,没有人口流动,所以农村是不存在剩余劳动力问题的 [12],故亩均劳动力增长了约 62%,而同一时期,粮食产量只增长了约 50%。这种生产效率的降低,结合当时农用机械和水利设施的增加,只能说是归因于生产积极性的降低和对劳动力的滥用。
综上所述,土地制度和粮食流通制度确实极大地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粮食增产归因于生产积极性又或是任一的生产要素。
首先,我想请大家思考两个问题:
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全面开展,即所谓积极性得到极大提升,究竟从哪一年开始?
二是人民公社彻底解体又是在哪一年?
接下来,直接引用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的研究结论,对问题进行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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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下一个问题则是,黄宗智的研究结论,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全国农业发展情况呢?
这恐怕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学术界的观点也并不一致。
因此,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似乎不应该下一个如此 “粗暴” 的结论。
以上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接下来谈一谈积极性的问题。
再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在所谓的传统农业(亦或是现代农业)社会,如何实现农业产出的持续增长?请注意 “持续” 这两个字。
接下来谈一谈人民公社时期的积极性问题。据我的观察(学术资料、生活实际、知乎)而言,积极性这个问题,正反两方面的东西都有,几乎不存在一致性的结论。或者说,将其扩展到全国的范围来说,我收集到的资料无法让我得出一致性的结论:即个人观察以及某地的资料只能代表某些人或者当地的情况,很难将其扩展到全国范围。
虽然积极性没有一致结论,但是对于效率却有一个一致结论,就是人民公社制度的产出效率确实很低。而效率低的原因也很简单,也可以说就是近两年社会热议的 “内卷”。
接下来引用的资料为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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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效率和工分,上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一分析过程与结论,也符合我家那边(东北某农村)的情况。
但是,还是上面谈到的问题:这样的分析结论,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当时全国农业的发展情况呢?
作为一个 “纯” 理科生(本科光电、硕士农管),读研这段时间,我最大的感受有三点:
一是社科专业,结论的不确定性真的是太大了;
二是,所谓参考文献,究竟是先有文献后有观点,还是文献单纯是为观点背书呢?
三是,在全国范围内衡量某一 “有争议” 的农业制度的利弊,非蠢既坏。中国的农业发展情况,真的是太复杂了。
最后,推荐大家真正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去知网查一查,基本上这方面的问题该讨论的都讨论了,并且正反两方面的观点都有。相比而言,在知乎上互相嘴炮、站队真的没啥意思。
于农科院
看了本问题下许多答案,基本都是在静态、片面地在分析问题。
集中土地和资本,走产业化的路线,这肯定是农业发展的大势所趋。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农民积极性提升,也是确实存在的客观现象。
为什么二者一定是对立冲突的呢?
从动态的角度分析,集中化规模化固然是发展的长期趋势,但中国五千年以来的小农经济传统是一朝一夕就能废除的吗?
你可以在形式上推动农民公社、集体化,但你不能一夜之间改变他们的小农经济思想。
我一直在想,我们的社会到底能够承受多快的变革速度?
我记得一个著名的科学家说过一段名言,真理战胜谬误从来不是前者说服后者,而是坚持真理的人越来越多,坚持谬误的人逐渐被时代所淘汰。
这个淘汰是有一个过程的。在那之前,即使站在真理这一边,你也不能以 “为了你好” 的名义去剥夺对方选择的自由。特别是变革的代价还是由对方所承受的。
皮日休有一首评论大运河功过的诗,“尽道隋亡为此河, 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 共禹给功不较多”。秦、隋故事,值得我们好好反思。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187()_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大家知道,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工农联盟,这是建立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从地主手里取得土地分给农民、使农民从封建所有制解放出来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之上的。但是这个革命已经过去了,封建所有制已经消灭了。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畜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 显然是不能够的。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获得巩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这个联盟就有被破坏的危险。劝我们 “下马” 的那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想错了。
以甘肃省为例,1979 年后随着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生产队合作化解体,农户分散经营,生产规模变小,因农机作业成本较高,加之国家取消了扶持农业机械化发展的一系列优惠政策。这使得原有的农机具失去了使用价值,农田作业又变为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
根据宣传称小岗村包产到户第一年便实现了人均产粮 575 公斤,等于 66—70 年五年的总和。按照当时小岗村 115 人,517 亩土地。换算一下亩产约 128 公斤。75 年全国粮食平均亩产是 156.5 公斤。在把五年总和一除,66-70 年小岗村平均每年粮食亩产 25 公斤多。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
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
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
我的看法,公社化的问题不仅是降低劳动积极性,更重要在于对人身和自由的束缚,这种束缚让你只能通过种地,而没有任何获取其他收入的渠道。
建国初,为了实现工业化,对农村进行剪刀差,低价收粮食,高价卖工业品。
人民公社里面,农民就是集体农场的打工人,除了粮食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收入,所以农民贫穷。
公社还打压农民获取其他收入的各种渠道,在家养几只鸡都是走资派,都要被批斗,更别提搞什么副业了。
而改革开放后,粮食产量也是逐步提高的,可是粮价还低,农民在粮食上仍然只是温饱,也依然没有通过粮食获取多少收入。
但是农民可以通过进城打工,或者乡镇企业上班,获取其他收入;即使没去上班,也可以通过养猪养鸡等获取一定的副业收入;即使是种地,农民也有了自主权,除了种粮食以外,还可以种一些经济作物,这些经济作物价格比粮价高,可以提高家庭收入。
正是解除了对农民的一系列的束缚,农民才逐渐的富裕起来。
所以对于人民公社的评价不只是降低了劳动积极性,更是限制和束缚了人身和自由。
人民公社,在生活上,用户籍束缚人身自由;在生产上,剥夺经营自由,打压获取其他收入的渠道;在劳动成果方面,没有处置自由,多余的粮食被低价卖给城市,自己连保持温饱都难。人民公社其实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农奴制!
为什么当时农村采用人民公社?
主要还是为了城市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
重工业需要资本,但是又不可能像早期资本主义那样对外去侵略掠夺积累资本,所以积累资本的途径只能对内掠夺。
中国发展重工业积累资本的途径,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剪刀差,高价卖工业品,低价买粮食等农产品。
如果农民拥有自主决策权的话,肯定不愿意把剩余粮食全卖给国家,粮食完全可以自己留存,或者用剩余粮食来养猪养鸡等。
同样拥有自主决策权的农民也不太会愿意购买高价的工业品,农民完全可以在空余时间手工制造一些农具或家庭日用品。毕竟几千年的小农经济就是这样过来的!
于是人民公社开始采用,农民采用集体劳作的形式,不允许农民自由处理自己的劳动成果,也不允许饲养家禽家畜,更不允许从事一些家庭手工作坊。
农民的粮食和农产品统一收购,而工业品统一销售。
人民公社制度就是为了掠夺农民而生,剥夺农民人身自由和财产自由的制度!
难得匿名发个回答。
我老家就是凤阳的,不是小岗村啊,但是离得不远,也就十里地。
你这个问题本身提的水平不太够,回答起来也比较费劲,我得慢慢说。
从来没有哪一波粮食产量的提升原因是完全单一的。
以我们凤阳老家的情况来说,搞大包干以后,一段时间里,积极性是有提高的,这也是有助于粮食增产的。
这一变化的原因就来自于 “变化” 本身。
“变化”能够得以存在,对于日复一日的重复劳作的农民来说,其本身就是 “希望” 了。
当时整个凤阳,缺少的恰恰就是 “希望”,眼前的生活让人看不到一点儿希望,哪里还能有改造生活的意愿呢?
而大包干的尝试,给了老百姓们这样一种 “希望”,虽然说一开始还是吃不饱,但是觉得生活有盼头了,精气神就好起来了,干活儿也愿意出力气了,哪怕力气也不多,但愿意花心思了,只要不遇上天灾,农业总归是要增产的。
至于公社化,客观上有没有提升积极性?
也有,但是公社化面临的问题,本质上和大包干是一样的。
变化是有了,希望也有了,但你架不住希望会变成失望。
从大土豪分田地,再到搞公社,本质上是所有制的变化,从而导致了分配方式的变化。
佃农从 “没有土地” 到“有了土地”再到“其实没有土地”,对于绝大多数的被压迫的贫农佃农来说,所有制看似变了,实质上压根也没变。
没变就没变吧,你能让我吃饱也成,地是谁的不重要,只要能吃饱,我也不关心有没有地了。
关键问题出在这儿了。
所有制改了一圈,公社也搞起来了,农民积极性上来了,但是依旧吃不饱,甚至还不如以前了。
希望变成了失望,转眼间,大家就没动力了。
甚至这个时候你有动力都不管用了。
1959 年,某位家里的长辈作为当地地委认命的 “监收监打” 专员,去到某公社负责监督秋收。那时候已经开始吃大锅饭了,结果没有一个人能吃得饱,除了干部们和他这位上面派下来的 “专员” 以外,剩下的老百姓都是吃食堂。
单说吃食堂也不要紧,照理说地理打出来的粮食也不是不够吃。
问题是又遇上了大跃进、浮夸风和大炼钢铁。
浮夸风,按理说 58 年的时候就被定义为左倾错误了,但到了 59 年,基层还是照样放卫星,只不过没那么高了,明明是不到一百斤的亩产,报到县里都是亩产千斤,多出来九百斤能凭空变出来嘛?
变不出来,家里这位长辈就是去负责 “兼收监打” 的,一般这种虚报的数字,他们收粮的也睁一眼闭一眼,知道农民种地不容易,大队干部也要应对上面的压力,没人真要你按照虚报的数目交,但总也不能一点儿不提升,而提升的结果就是,交完了粮食,大家伙儿没得吃了。
食堂天天只有稀饭,上头都是汤,下面有点稠的,一到了饭店第一批跑到食堂的都是饿的不行了,结果他们能吃到的反而是锅里上层 “最稀” 的,吃完还得回去干活,到这地步别说积极性,打鸡血都没用了,干不动了。
有些人家里偷偷存了点粮食的(睁一眼闭一眼,谷场该跑十圈的让你跑八圈,农民多少还能留点粮食下来),却也要一样挨饿,因为大练钢铁之后,别说铁锅了,家里连个铁勺子都看不到,压根也没有生火做饭的条件。
就这样,除了部分干部以外,毫无意外的,整个生产队就没一个能吃饱的。
这还能有积极性啊?
没了积极性,就下来的就是连锁反应想恶性循环。
好比说,一亩地给你五十斤种子,要你撒下去。那种子作为生产资料是种粮食的,可如果作为生活质量那也能吃呀。于是乎,五十斤种子发下去,撒到地里的只有三十斤,剩下二十斤被负责播种的农民留下来当口粮了。
本来就亩产百斤的水平,种子少了快一半,那还有多少?七八十斤顶天了。
再加上大家伙儿都吃不饱,更没人愿意种地,本就稀稀拉拉的庄稼,长出来更只有一根筷子高,结穗数量和手指头差不多,这地种了也约等于没种。
就这么着,一天天的,开始就饿死人了,再赶上 “三年自然灾害”,一个村子饿死五分之一算保底,往上再去,一个村子就看不见活人了。
按着家里一位长辈的回忆,当时她上中学,三年期间没见过一粒米,早晨上学,就是一片生菜叶拿盐抓一抓,这就算早饭了。
我之前减肥一个月减二十斤都没敢这么吃。
而她一位同学在一起上学的路上,走着走着就倒下了,从此再也没起来。
就这么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农业生产每况愈下,凤阳的乞讨队伍倒是日渐壮大。
粮食吃完了就出去讨饭,这是黄淮海地区自古以来的保留节目了,尤其是遇上天灾,战乱,“跑反子” 那是必不可少的求生技能。
秋收刚过,留下来的粮食甚至不够吃到过年,家家户户临近年关不得不出门乞讨,不去要饭你就饿死,去要饭多少保有活命的机会。
就这,熬了一年又一年,大包干让农民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
当然,好景也是不长。
我国什么时候基本解决温饱问题?1987 年。很多 80 后出生的时候,我国还未解决温饱问题。我国什么时候分田到户,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也就是说,并不是一分田就大幅提高了粮食产量,解决了温饱。
分田之后会不会提高粮食?很明确,会。会不会提高种粮积极性?也很明确,会。但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实际上都是土地私有的,也就是以家庭、家族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的,怎么哪个时候产量不高?
结论也很简单,提高粮食产量,分田有一定的作用,但不是主要作用。主要因素是化肥厂农药厂的引进、良种的培育和引进,化肥农药和良种,这是立竿见影的提高亩产的。实际上按照我国人均一两亩的土地,没有化肥农药良种,就是学习当代创举,农民积极性爆棚,996 007 的泡在田里,全年无休,亩产也提高不了多少。好在当年农民有宅基地,没有房贷,犯不着这么卷。
正文:
现在越发觉得互联网,包括知乎在内的一大毒瘤就是动嘴不动脑。我觉得各位完全没必要看我再下面讲的这堆东西,反正五百多条答案,我说的这些东西你在别人那里八成能找到一样的东西。倒不如来看一下这篇关于逻辑谬误的一小段话。看完之后如果还想骂我写的东西,麻烦先花上十秒钟想一下我会怎么反驳你说的话。如果十秒钟之内想不出来的话再发出来,谢谢。
互联网上的大多数人,包括该答案下的许多答主和回复者,包括我,都会经常掉进某种逻辑谬误里。而结果显而易见:说话的人慷慨激昂说了一堆话但却没有说出什么有用的东西,既浪费了说话人的时间,又让读者看着膈应。所以我希望各位能多了解一下这些种逻辑谬误,自己说话时和看到别人写出的东西时想一想有没有出现逻辑谬误。这样不论是你在提出论点还是在反驳别人的论点,说出来的话都能铿锵有力,而不是像大部分互联网言论一样让人看了以后引发不了思考只能引起暴躁。
如果你觉得十几二十几条逻辑谬误太多了,麻烦你至少注意一下下面最常见的几条:
各位要是理解了这些逻辑谬误,以后就能看穿别人的大部分胡言乱语,自己的发言也不会轻易变成别人的笑柄。
这篇回答的回复里也就不会有更多慷慨激昂的胡言乱语了。
上面那一段才是正文!
上面那一段才是正文!
上面那一段才是正文!
附录:
以前听我爸讲他小时候怎么吃不饱饭,一直想不明白怎么会有人去怀念计划经济时代。直到前两天我突然发现了一件很恐怖的事:我爸是 1967 年出生的;但是假如一个人 1978 年出生,那到了 2021 年他也得有 43 岁了,他的孩子可能都已经上大学了,也就是说现在可能真的有好多人的爹娘当年没饿过肚子……
所以我找来了我爸来讨论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毕竟我才二十来岁肯定不可能知道包产到户前是什么个样子。当然了,这篇答案也不会有什么数字,也解释不了其他答主提出来的各种数据,因为我爸一个普通人肯定不会知道那么宏观的东西,只有他的直观感受。
首先是我爸的背景:1967 年出生,上大学前一直生活在吉林省德惠市菜园子乡白鱼村。爷爷辈是农民所以住在农村而且有一堆农民亲戚,但是父母(也就是我爷爷奶奶)一个是邮电局局长,一个是医生,所以勉强可以算个后浪?小时候干过农活。20 岁的时候上了大学,当上了城里人,不过这是后话了。
然后是他的总结:“谁反对改革开放,我第一个反对他。”(原话如此)当然改革开放虽然不是包产到户,但是二者关系也挺紧密的,所以他对包产到户的态度也是一样的。
为啥?首先是包产到户之前他真的饿过肚子,字面意思。当年他们那的粮食配额是一个月一个男孩三十六斤,一个女孩三十二斤。没错就是斤,换算成公斤就是十八公斤。按照今天的标准来说一个人一个月三十六斤主粮没准是够的,但是当年的饭菜没有油水,三四两饭的大饭碗一个人一顿起码得吃两碗。所以粮食不够吃,要么大人挨饿要么小孩挨饿要么大人小孩一起挨饿。当年生产队验粮食的时候(那个大铁签子往粮袋里插一下,弄出一把粮食,然后负责验粮食的那位尝一口,判断这粮食的品质怎么样,然后顺手把剩下的给扔了)他们那的孩子基本上都去捡过地上扔的那点粮食。以前他还说过有的时候村里的小孩会上生产队的粮库里偷点粮食(因为看粮库的民兵都是带着步枪的,小孩去偷再怎么说不可能吃枪子,大人去偷说不准真的就给毙了)。
如果他这么一个 “后浪” 都觉得当年惨,那要么是他在骗人,要么当年真的惨。
包产到户之后,按照他的说法真的就是一夜吃饱饭那种感觉。慢慢的粮食就多起来了,每个月也不是一定要往粮店里跑了(之前每个月不去粮店的话就没粮食吃了)。等他上了大学之后没多久就没人再往粮店里跑了。
所以他认为,粮食增产一方面是农民生产积极性增加了,一方面是科技和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水利、新品种粮食、肥料、机械化发展的影响(是的,他不否认这些因素)。但是农民生产积极性增加是主要原因。
当然了,像其他答主提出的一些观点我也问他了,下面就是他的回答:
首先是水利的影响,有的答主说包产到户之后原来修建的水利工程荒废了许多。但是修水利的资金是国家直接从最上头往下拨款的,跟公社自己的财政没啥关系。而且我记得有答主找了资料,水利在包产到户之后没有大规模荒废。
其次是化肥。没错,我爸认可化肥的作用对农业增产有了很大的帮助。但是这多出来的化肥是从哪来的呢?
改 革 开 放
没错,他就是这么认为的。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钱去修新的化肥厂,当然也就不会有多出来的化肥。
当然了,还有的答主说了,包产到户之后集体的拖拉机等农机都被变卖或者分给个人,所以产量会暂时提高。但是非常尴尬的是他们那个生产队没有拖拉机之类的农机…… 包产到户之后他们那有的农民才有钱买了手扶拖拉机,然后再过了几年买了正经的那种大拖拉机。
有的人也在这里说了,公社时期谁敢偷懒,就算不被排挤也会被人看不起,所以积极性没那么差。对此,我爸的回答是:这种懒人当然有,而且人家不在乎……
-—————— 下面是就没有我爸的看法了 ———————
有的高赞答主会向大家抛出灵魂质问:你们认为农业增产是科技发展的结果还是 “人有多积极地有多高产” 的结果。为了方便大家理解这个问题的漏洞在哪,请大家先看下面的一个问题:
一瓶 550 毫升的矿泉水,被人一口气喝掉了 300 毫升。请问这瓶水现在是空的还是满的?
那理所当然,说空的还是满的都不合适,只能是说空了一半或者还剩半瓶水。
那么诸位,你们现在认为农业增产是科技发展的结果还是 “人有多积极地有多高产” 的结果?
诸位理解了吗,哪怕提问的人不是有意犯下假两难谬误(通俗的叫法是 “非黑即白谬误”),被问的人多半也会被带到沟里。
你说积极性有没有用,有没有大用,这不是废话。别的不说,诸位就看今天的大型国企,跟那些大型的私企比起来,有几个能比得过私企?就说中铝瑞闽吧。去年开始因为疫情影响,中航工业为了搞 c919 需要大量依赖国内的铝材,结果国内的那几个铝厂信息化程度都不及格,人家嫌质量没有保障看不上,说谁先把信息化程度搞上去就把合同给谁。然后就是这样他们自己的信息化部门都解决不了问题,把这个事外包给我导师,然后导师派我在内的一堆研究生过去负责给他们搞开发。然后他们那效率怎么样呢?从一开始他们跟我们导师签的就是劳务合同而不是项目合同,也就是说我们只要干满六个月就行了,他们没法要求我们一定要把项目做到什么程度。然后他们那边管信息化的负责人一天到晚忙得要死,我们这一个小项目开始了几周之后才有时间给我们开会把具体需求说得稍微明白一点,之前几周的时间里我就坐在办公室里看视频学东西,或者干脆搞自己的科研。然后又花了几周时间给搞出来一个示范,然后开会给他看,他说好,就这么做。然后他才把具体的详细需求给我们讲明白了,结果我们这个样例里面好多东西又得推翻了重新弄。然后每次开会负责人都会跟我们抱怨说他怎么怎么忙得要死,开发好的系统都没工夫维护,然后还因为是国企不能出去招人来干活,只能外包给我们什么的。诸位,平心而论,你们能想象这种事发生在一个大一点的私企里面吗?
你问我支持私有制还是公有制,那我肯定得问你是什么时候的私有制和公有制。你说未来,那我肯定认同未来是公有制的未来;但是你说六七十年代的公有制,我肯定没法认同。搞公有制得有前提啊,人家古希腊还搞过直接民主呢,最后还不是老老实实搞了几千年的君主制。像七十年代那样一般人普遍知识水平不高,管理水平不够,那搞公有制能成功就怪了。别说当年了,就今天的国企那种管理能力,像他们那样全面搞公有制,能有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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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抱歉,显然我爸跟我在一些方面上价值观差异很大,他始终认为这个问题不值得和评论区的各位争论,因为他(像大部分互联网人一样)非常固执地认为大部分反对的人都是屁股不正,不管摆出什么样的论据对方都会像西方媒体一样搜罗出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来反驳回来。对此我替他向各位道歉。同时我虽然不认可他的这一看法,但是显然我没有当年的经历,所以也不可能说得出多少有意义的话来。
我上面说了,这篇答案里没什么数字,我也没打算专门找多少数据然后再去分析。所以下面只顺手贴一点网上找到的数据 [1],有多少价值请大家自己判断。
我承认,之前像农村老人高自杀率之类的情况我并没有考虑过,我也认可现在存在着严重的财富分配不均情况。但我仍然认为联产承包制对农业积极性有着重大积极作用,人的积极性对农业产量提高也是有重要影响的(从国企效率看出)。国家理应,并且应当是有能力应对取消集体制带来的各种后果,如农村老人养老无保障等问题,例如用城镇居民税收来补贴农村财政,但是国家并没有这么做。
最后感谢 @莹如玉 ,ta 虽然说话的语气更冲,但是说出来的话由证据和逻辑支撑,而且不管 ta 内心里是否鄙视我,ta 的发言中始终没有对我这个人的身份进行攻击,说出来的内容全部指向我的观点和发言内容。我甘拜下风。
同时点名批评 @托鲁基斯之冠 ,从一开始就跟在前面那位的后面冷嘲热讽,但是实际对我说的内容完全看不到有什么建设性的批判,最有用的一句话还是通过我父亲的身份来质疑我的观点(没错,我承认你说的这一点,我们城里人很可能会因为自身条件戴上有色眼镜,但这就是你的唯一论据吗?)。在我看来,这就像贴吧里的阴阳人一样,说了一堆没用的话,只是为了最后能说一句 “他急了他急了”。
几千年来都是土地私人所有,为什么产量还是那么少?
但是,搞了合作社以后,粮食产量可是实实在在地提高了。产量的提高,还要感谢集体农业的农田水利工程(包括小水库)、机械化以及化肥、农药的使用。
如果没有农田水利工程(包括小水库)、机械化、化肥、农药,联产承包就能提高产量,那是扯淡。
我们看看原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同志在 80 年代末做的调研:
“在东北考察期间,我听到一种反映:糊药梆要把国管农场办成家庭农场,照仔羊对此没有制止,反而加以助长,结果损失很大。东北的土地都是成片的平原,是用拖拉机耕种的,分给农户之后,每家只能分几条垄 (一条垄有一公里长),每户分 8 至 10 亩土地,也就是七、八条垄。家庭没有拖拉机,就只好用牛耕,这样就不如拖拉机耕得深,耕种也不及时,结果就减产了。搞农场的同志和地方上的人,都认为这个办法不行,于是开始停止这种做法,并逐渐恢复国营农场。后来,除了搞了雇工经营的国营农场不愿被收回去,其他的都陆陆续续地收回了。这是后来的转变。”
……
“过去(78 年以前),各级都重视农田基本建设,国家给三材,农民出工搞劳动积累,建设了不少工程。尽管在做法上有强迫命令的毛病,也有一些浪费,但毕竟在晨农业增产上发挥了很大的效益。现在,农田水利工程有的遭到了破坏,有的严重失修,不能发挥效益。河源县反映,过去十天半月不下雨不会旱,现在七天不下雨就成灾;以前十二小时下一百毫米的雨不会涝,现在下八十毫米就受不了。农民已经感受到了农田水利失修的恶果,迫切要求出工修复和新建,但无钱无材料,希望国家给予重祝和支持。”
看看化肥使用量与粮食产量关系图就一目了然:
![](data:image/svg+xml;utf8,)
(如果谁想要了解那段历史,请私信留邮箱,我发资料。不要在评论区留邮箱,乎管不高兴)
插个嘴,左壬最搞笑的逻辑就是
一提功劳,四三方案,解决了吃饭问题
一提罪过,放弃了半导体武功,让世界第三的半导体大国处处挨打
(补充:我这个人很讨厌当年光刻机领先全球的言论,除非你能拿到科学详细的数据,比如 “某个型号光刻机类似国外某个型号,这个型号的零配件都是完全国产的,当年配套的全套设备能够日产芯片多少片,这个芯片达到美日 xx 型号的水平”
否则,我见到这种壬一律拉黑,因为这种议题已经在知乎光刻机帖辩论到烂了,一则实验室的光刻机新闻被无数壬好像传家宝传了一次又一次,好像苍蝇一样恶心)
![](data:image/svg+xml;utf8,)
还有一个奇葩论就是包子论,前面是第四个包子,后面是临门一脚的第五个包子。
连一台大型轧机都要靠进口,这是第四个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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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题回答这个问题。
分田之后不单纯是积极性的问题
而是生产力解放和再次匹配的问题
和日本西方关系改善后,小型机械也开始进入农户家中 ,大大解放了生产力
同时各地开始活跃起各种工业副业,这才是收入两年翻倍的原因
现在很多左壬的理论水平,真的远不如 83 年这些天天写日日写的记者。看看当年别人记者同志分析的,放到现在都可以是满分的论文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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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些人拿粮食产量变化论述吃饱和化肥有关,和制度无关,实在是无语。
随便又抄了一个新闻,这些副农业算进去了吗?这 100 万户农民兄弟是资本家吗?
一个安徽改革初期光养鱼就激发了 100 万户的积极性,全国有多少万这样的农户投入到鸡鸭鱼蔬菜水果种植?涉及多少千万的人口?
主席讲,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关键。
公社下不是劳动人民没有积极性,而是官员干部没有积极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党中央几次进行运动式教育 + 清洗,就是要把纯洁性保住,但是收效甚微。
干部们付出的多,收获的并不很多(主要是达不到大清民国和资本主义国家官员水准),加上传统打天下坐天下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残留影响(由于解放战争太快,大量原有行政人员和知识分子被 “包下来”,这些人受影响更加严重),所以干部们积极性不高。
而领头的干部们积极性不高,经常阳奉阴违,下面人民群众由于缺乏正确和及时的组织,自然也受影响。接着很多事就变得非常难办。最后搞到主席自己讲,他们都不听我的话,我只能影响北京附近一些地方。
政令不出北京的状况下,国家经济能建设多好,也可想而知。
最后没办法,逼出了文革,用近乎无政府主义的人民自治,来实现官僚集团更新换代和自我约束。
结果算是一地鸡毛。
然后就改开了,让官员干部及其亲属先富起来,然后老百姓给这些人打工,先富群体越富,老百姓的工钱也就相对越多。
毕竟宰相门前七品官,如果中国先富群体进入世界财富前列,那么给他们打工的老百姓,自然也跟着小富一把。
这样官僚集团就成为经济建设当之无愧的领头羊,在改革开放中焕发出空前激情,想方设法要搞好经济,要挣大钱。
从此中国生产力迅速发展,尤其等进入 WTO 之后,先富群体更是大胆和西方资本抢夺市场,一时赢得发达国家粉碎机的威名,GDP 总量成为世界第二。
然而,先富带后富的涓滴效应只能解决脱贫,并不能解决致富,更无法解决公平。
先富带后富是一剂猛药,最开始用效果显著,而时间一长,其耐药性就逐步显现。
脱贫问题一旦解决,老百姓有了饭吃,不至于造反,先富群体就不会再给多余的工资,因为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工资只包括:维持工人本人生存所需的费用,工人抚养子女所必需的费用,工人必要的教育和训练的费用。
至于其他生活改善,先富群体概不负责。
这样下来,经济越发展阶级越分化,贫富也越分化,人民群众对发展获得感越来越少,而这些获得感中绝大部分,又主要来自于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力进步(比如大哥大变智能机)。
于是国内矛盾逐渐走强,对不平等的愤慨随之上升。
一旦碰到经济困难,矛盾便会瞬间激化。
你这个问题提的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土改是把土地从地主手中分到农民手中,农民自然有积极性,我觉得你想问的应该是为何农业合作社之后产量也提高。关于家庭联产承包之后的产量提高问题我是有发言权的,我出生在七十年代中期的东北农村,我们那里一九八二年分田到户,在这之前先是生产队,中间过渡到互助小组,生产队时我爸负责生产队马场,因为他是山东人,老实负责,年年先进,还得过农业学大寨先进工作者称号。后来我妈生病住院,我爸请了几天假,别人代班,不负责任,冻死了生产队好几匹小马驹,生产队长不批评代班的而批评我爸,我爸心灰意冷不再养马,去种地。那时农业设施还不错,每个生产队一台拖拉机,大块地还有井,但很多人出工不出力,干活偷懒,再加上没有杂交种子和化肥,所以产量很低,大家忙一年结账时还欠国家钱,我们那叫趴账桌子。过年了两家分一条鱼做年货,每年春天都吃发了霉的国家救济的玉米。日子那叫一个穷。后来生产队解散了,当时情景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拖拉机和机械都被拆成了废铁,我还捡了一块电瓶里的铅片,融化了玩了好久,当时估计铅中毒了。牲口分成几等大家抓阄,我家分了一头牛两只羊。我因为喜欢放牛不肯去上学,比同龄人晚两年读书。我家的两只羊最后发展成一大群羊。刚开始单干时大家很苦,但因为给自己家干,都很卖力。所以产量有提高但不多,大概从 86 年开始,杂交玉米和进口化肥开始应用,产量大幅提高,我一个邻村同学家是种粮大户,一年上交 10 万斤玉米还上了当年的吉林日报。分田到户后我们小孩寒暑假都是农民,干和大人一样的活,我记得春天用镐刨茬子,每年春天都磨一手大水泡。夏天铲地站在比自己高的玉米田里,四周看不见人,又累又渴又饿那个绝望,直到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才彻底摆脱。我们那里农民的生活从包产到户直到 1994 年是上升的,从我进大学 1995 年一直到 2003 年取消农业税又是下降的(这里边有经济周期的因素,也有政策因素,就不细讲了)。大部分地方的农村都是如此,分田到户,叠加种子技术发展,引进国外化肥技术。好过了几年相对能吃饱饭的日子,因为收入少,且农产品越来越便宜,还要交巨额的农业税,最后依旧穷,直到 2003 年,国家取消农业税,并且对粮食种植进行补贴。农民的日子才相对好一点。我老家是东北农村,国家级贫困县,都八六年才通电,没有工业。绝对有代表性的农村,主产玉米和杂粮杂豆。
最后补充一点:
农民生活开始好起来,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
1. 包产到户。
2. 乡办工厂———就是你们说的血汗工厂。
包产到户以后除了积极性和责任心提升以外,最大的区别还在于农民有空闲时间了。大锅饭时代,集体会统一安排作息。包产到户后,农民走了农忙和农闲的区别,农民有了自己能够自由安排的时间。
乡办工厂的存在使得农民的农闲时间有了创造价值的途径。当时无论是学校还是工厂都有专门的农假,以供农民在农忙时节完成农业生产。
这样一来,许多被浪费的时间都有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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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个问题,我是有很大触动的。翻了几个高赞回答,我心里是错愕的。为什么一群城里人拿着一些空洞的数据就可以对那个时代夸夸其谈?那么高高在上,自信慢慢。
我对数据没兴趣。
我只知道我从小就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说: 包产到户的第一年,家里就没有饿过肚子了。
所谓产量提高不提高,其实对农民来说根本不关心。农民关心的,只是自己家里能不能吃饱而已。
爷爷跟我说过,他们这一辈人,饿得最恼火的时候就是三年困难时期。他本人,包括村里的其他人,都吃过树皮、观音土。不少人死了,而他们够幸运,活了下来。
公社大锅饭时期,被他们称为伙食团时期。那个时候大家的务农更多的像是一场政治表演。每天每个人都准时地走上自己的岗位,看上去每个人都忙忙碌碌,但一个月下来谁也说不清楚自己到底做了什么成果。
伙食团刚开始的 1 年,还可可以的。但一年不如一年。意识形态的东西也越来越多。我的爷爷是当时的村支书,用他的话来说,那几年比当年他在部队里还要惨得多。
在伙食团的末期,村里人一年只能分到 30 斤大米和一些红薯了(一户人,不是人均),几乎每个人都徘徊在饿死的边缘。我的家乡在四川一个小村里,因为丘陵地带,很多地是没有水源浇灌的。于是几乎每一块土地旁边都有一个人工挖出来的小坑,当地人叫做沙凼,用来储存一些水。而我爷爷当时觉得这块地方在不存水的时候可惜了,就叫村里人把每个沙凼里种上一两株南瓜,也算可以给大家充充饥。
不久,我爷爷就因为这个原因被打倒游街,罪名是 “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走资派还可以有级别这么低的。
总之那个年代就是这样,意识形态压倒一切。
后来,国家开始推行包产到户。动员会里领导们说:要五年之内全面温饱,而温饱的标准是什么?会上领导们用了一句很接地气的顺口溜叫做:凉粉下稀饭,小菜用油煎。当时参会的社员们都用怀疑的眼神看领导。心想,吹 NM 的牛。
包产到户后,现在人根本就不能想象他们是如何爱护自己的土地和土地里的作物的。当时因为化肥和农药紧缺,一个人在街上突然拉肚子。硬憋也要憋回几公里的家里将屎拉回自己家的茅厕 — 肥水不流外人田。农药紧缺怎么办?用手捉!我家里现在都还有当年用来捉虫的夹子。
我的父亲甚至固执的把这个习惯保持到了现在。因为老家现在还有一块家门口的自留地。我父亲每周末会回去种菜,然后周一带回城里。因为是自己吃,所以他坚决不用一滴农药。每次回老家他最大的工作就是给菜捉虫,一条一条的捉。。
包产到户后,不仅有新的优良种子的发放,而且据说在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国家意外攻克了化肥量产的某个关键难题,化肥逐渐开始大面积的使用在农业生产上。再加上那一年本地的气候说得上是风调雨顺。所以包产到户第一年,就迎来一个丰收年。
我几个姑姑的原话是,就是那一年才深刻体会到,能吃饱饭,真的好幸福。(父亲那几年参军去了。辽宁海城,据他说当时他们看到的林场附近的东北人家还是能吃饱的。当然,部队也是能吃饱的)
我知道这个回答,和题主的问题有所偏差。但是我实在忍受不了,在我以及我家里眼里如此充满转折、如此重要的事件,居然如此轻易的被一群压根就没经历过农村生活,夸夸其谈的资料收集家门贬低。
事实就是,包产到户后,农民们,真的吃饱了。
甚至还有人对大锅饭时代大唱赞歌?大吹集体主义的优越性?
不要轻易拿别人的伤痛来装逼好么?
————————————————————————————————————————————————补充说明:
某高赞答案信誓旦旦的说到,包产到户后产量没有明显提高是事实。并以比为论点得出包产到户不成功的结论。
我要说的是,不管包产到户有没有提高产量。自从实行以后农民不再挨饿,那他就是功在千秋的大好事。
还一个劲的扯什么破坏了农业规模化什么的,更有甚至还扯上了什么为了逼迫农民去血汗工厂做廉价劳动力??
你们是真的吗?农民就天生只能种地?哪怕被饿死也应该死在田地里??
包产到户是 83 年左右就开始了的,那个时候国内有几个血汗工厂?大面积的进城打工是九十年代中后期才开始的吧?这十几年时间啊,这十几年时间就等着血汗工厂成形?
再说,为什么农民们宁愿去血汗工厂也不留在家里务农?
我们农民们不关心你们口里那些傻兮兮的大道理,我们只想尽可能的吃饱一点,吃好一点。
为了这么一点理想,别说血汗工厂了,刀山火海咱也闯了。
你见过一个公司直聘员工几百万,业务涉及行业几百几千个,还能活的好的吗?
更何 14 亿员工的?常识很重要的。
孙正义为什么要投资马云?而不是自己砸几个亿美元和马云 pk?
用所谓 “化肥”“技术改良” 云云来诋毁联产承包的人,不知道我国在 60 年代初就进行过一轮包产到户的尝试,当时在条件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施行包产到户的地区在生产表现上也完全超越了继续实施集体化的地区。
以安徽省为例,繁昌县峨山公社铁厂生产队从 1961 年 3 月施行 “责任田”,全年粮食平均亩产 638 斤,比条件相同但没有施行责任田的宋堂生产队的亩产 402 斤高出 58.7%。地处淮北,条件恶劣的阜阳、宿县出现了 40 多年来罕见的丰收,粮食除自用外还有余力支援河南、江苏、山东等部分灾区。其中宿县王楼公社王楼大队实行责任田后,在完成了 80 万斤的上缴任务后,全队人均口粮仍达 440 斤,高的多达 600 斤,该大队曹西生产队 55 户人家,超产 21000 多斤粮食。
太湖县桥西大队在 1961 年实施责任田后,粮食产量从 1960 年的 11.4 万斤增加到 20.78 万斤,增长率高达 81%,油从 278 斤上升到 1860 斤,棉花从 62 斤上升到 676 斤,生猪家禽也是呈几倍的增长。
在 1961 年安徽省因为包产到户全省增产粮食近 30 亿斤,之后在 1962 年粮食产量继续增加 17.6%,油料增加 95.9%,生猪增加 52.7%,除超额完成国家增购任务外,还增加了粮食库存 1.14 亿吨,由于连续丰收,在粮食收购时不得不增加 2 万名临时工完成购粮工作。
根据 1961 年 10 月安徽省委对 36 个县的调查,在条件基本相似的情况下,实施包产的生产队平均每亩增产比集体田高出 27.9%。
除安徽省外全国各地也有部分施行类似制度的地区,如河南浏阳县在推广包产到户后,1962 年全县粮食产量 44482 万吨,比前一年增产 57%。
江苏金坛县,包产到户的田里三麦平均单产 184.5 斤,而集体田评价单产只有 93 斤,金华大队谢家生产队包产后 101 亩三麦产量达 15432 斤,增产 40.4%,与条件相当但没有包产的谢干店队相比,平均产量高出 23.9%。
广东清远县洲心公社,对社员施行超产奖励,结果在 1961、1962 年实现近 30% 的产量提升。
是的,承包头几年产量真的是提高积极性带来的。
我家长辈回忆,刚搞公社的时候,大家积极性都很高,还学习人家红旗渠的先进事迹,几乎没人故意犯懒以及拖后腿,因为当时的公社让大家从吃不饱穿不暖到有大锅饭吃了。
但是呢,可能是人的欲望永远都是超前于发展,慢慢的,吃大锅饭大家就觉得理所应当了,不过很多人还是老老实实干活,但是队里面就有几个 “二流子” 就在那里磨洋工,慢慢的大家积极性都是很受打击。
而且长辈回忆,大队领导积极性也不是很高,很多不太好垦的地大家都不愿意去干,领导也不愿意得罪人,这地方也就将就了。
后来就是搞联产承包。初期大家是真疯狂呢,我们那里大部分是平地,还给我们分的有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等设备(你能想?我们那里七十年代就有小型农机作业了,不过因为油料什么分配有限,也不是全部都用)。承包到户之后别说鸡肋地了,离水渠远点的都把水渠断了改耕地了,真是早出晚归精耕细作大干快上,头几年产量真是大增。
不过呢,也仅限于头几年,因为这时候也开始搞村办企业了。我们村最开始是烧砖窑,把个十几米高的土山弄掉了一小半之后我们村就没土了,就开始挖土烧,后来成了鱼塘。这个阶段年轻人也不愿意起早贪黑摆弄土地了,除了进村办当工人的,还有眼红个体户全国流窜的,例如我爸和我叔,在上海还被警察叔叔教育,看在他们年龄小没被投机倒把进行人生教育。
这阶段也是全国工商业红火的开端,动不动这里出个万元户,那里翻盖红砖房,村里人种地积极性大受打击。毕竟人均耕地太少了,起早贪黑产量也就那样了,的确比承包前多,但是增长赶不上干其它事情。而且承包初期真是干了很多倒退的事情,例如为了多点地,把直到地头的水渠都断了(承包前水还能流到远地,承包后路过人家的地就分走了,还不如拉水带抽水)、以前大块地还能上农机,现在分成一块块,也不愿意花油钱,于是大队最后都把农机拖拉机卖了。我们那里的的农业实质上产生了倒退,别看产量高了。
随着城镇工商业的发展,除了老人外,越来越多看不上地里那点收入,这时候我们家长辈在地里投入的精力还没承包前高,产量的增长基本靠种子和化肥了。
再后来就是外出打工潮,我爸出去的早,那时候已经开始承包工程,这时候大家种地积极性就更差了。家里种地主力军是我爷爷奶奶和上小学的我,你敢信?十几岁我的放牛播种割麦子掰玉米苞子样样都会,后来上初中就彻底懒得管地了。
然后就是我高中大学时期,这个时候很多人转让土地经营权了,很多种田能手开始几十亩几十亩承包,人家种田技术高,又开始买各种农机,效率和产量又大大提高。
所以啊,承包头几年的增产真的是积极性提高,当时一穷二白哪里舍得用化肥啊,而且当时卖化肥的也很少,除了搞公平分的一点购买化肥份额外,有门路的人才能搞到更多化肥,大部分靠自己沤肥,种子也是以自留种为主。
后来 90 年代就基本化肥和买种子了,这时候种地积极性也就差了,甚至不如承包前,增产基本靠种子化肥加成,机械化大大退步。
然后就是年轻农民忽略种地的阶段了,没有积极性,没有农机,水利设施也都破败了,没明显退步全靠种子化肥进步。
再后来国家特别重视三农问题,我们这里水泥路修到地头,各种农机可以进入。水渠水站机井水泵隔一段就有一个,总之只要刷卡一会儿地头就有水了。而且种植企业,种田能手大规模种植了,人家有积极性,有农机,还有种子化肥,不增产才怪。
题主问这个问题是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那就是农民的种地积极性是不断变化的,先提升再降低,再提升再降低,最后再提升。
因为在分田初期,公社初期,承包初期,农机水平种子技术化肥使用等其它因素变化不大,而积极性却发生明显变化,所以这几个时期农民的积极性是增产的关键因素。而其它时期,积极性并不是关键因素,甚至还拖后腿了…
看了很多答案,主要是在辩论到底是集体干效率高,还是个人干效率高,我觉得这是讨论进了歧途。
首先,必须要肯定,将人组织起来一起干,往往会个人单打独斗的效率产出高。也就是说,就朴素的经验上来看,集体要比个人生产效率高,这是没有太大争论和分歧的。问题在于把劳动者组织起来到一起的方式。
现代社会无论中西方(朝鲜除外),劳动者都是可以选择单干的,即使加入一个组织(典型如公司)也都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加入哪个组织的和自由选择退出该组织的时间的。当然,公司和政府也在选择允许哪些人加入团队(发 Offer),这是一个双向的选择,但是劳动者不会被强迫加入任何一家组织进行强制性的劳动,更不会在自己想离开的时候受到限制。
劳动者拥有这样的劳动选择的自由,当然不仅仅是为了空洞的、理想主义的 “自由主义价值观”,更有其现实的考量:只有单个劳动者拥有选择不与组织合作的权利,才能够拥有与单个资本家进行劳资博弈的基本筹码;只有全体劳动者都有选择自由职业者的权利,才能够与全社会的资本家阶层进行劳资博弈。所以,每一个劳动者都要感谢那些敢于选择做自由职业者的劳动者,他们帮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与资本家阶层谈判的筹码。
更进一步,这样的劳资博弈不仅提高了劳工阶层的待遇,还迫使那些无法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企业持续改善经营效率,从而在劳工雇佣市场获得竞争优势,让自己可以挑选雇员的权利变大。
集体合作社的问题是,组织劳动力的方式是由出生地决定的。一个人一旦出生在了小岗村,那么就必须加入小岗村的合作社,成为生产集体的一份子,被动接受这个集体的生产方式和分配制度,无论你的天赋和偏好是怎样的。甚至,因为强制性的集体食堂,你都无法决定一天的辛勤劳作之后,自己可以吃什么。这是作为小岗村合作社的一份子,你不得不承受的第一层损失。第二,因为你没有离开这个组织进行独立生产的权利,你就没有办法和村集体这个抽象的生产组织以及生产队长这个具体的个人进行有效的博弈,因而对方也就没有持续改善的动力。如果遇上道德标准不是特别高的生产队长,所谓乡村生产的集体主义,往往就变成了生产队长的个人主义,最终产生了集体生产的低效率。因为你可以强迫我出工,但是你没有办法强迫我出力。
我国改革开放的思路就是把参加劳动的选择权还给人民,让劳动者用脚投票,选择合适自己的、分配相对合理的劳动组织加入,而不是基于出生地的一种先天性禁锢。经过充分博弈之后,喜欢繁华的人进入了城市,喜欢乡村生活的人留在了故土;而留在了故土的人又因为可以和集体进行充分的博弈,选择加入一个分配合理、工作内容适合自己的合作社,这也都是很正常的。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 17、18 世纪的西欧,自由城市相对自由的行会形成了对封建体农奴制度下的农民的巨大吸引力,完成了劳动力的主动转移,最终平衡了城乡在人均 GDP 层面的发展。
如果你觉得集体生产方式好,我真的很鼓励,建议您自己去农村,把劳动力组织起来进行生产,提高农民的福利待遇。如果说了这么多,你还是觉得强制式的集体生产模式好,那你可以报名,来我这里保证你基本的生活给养,完成 “集体的” 生产目标。如果你觉得这可不行,那我只能说,你喜欢的并不是集体农庄的生产方式,你只是喜欢成为那个社员约束不了你、市场也约束不了你的生产队长。
先占个坑吧。
这个问题我记得我刚玩知乎的时候就遇到过,当时一个哥们一直在怼我,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工业党。
简单的说,粮食产量的提高首先可以分为两种:1、投入要素的提高;2、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例如,1 单位化肥产生 1 单位粮食,那么 2 单位化肥就能产生 2 单位粮食,这样的提高就是投入要素的提高。
但是 2 单位化肥却产生了 3 单位粮食,那么其中 1 单位粮食的提高,就是由全要素生产率引起的。后者是扣除了所有要素投入之后的 “剩余”。
接下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可以分为好几类,最简答的,可以分为技术进步和制度改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实就是一种制度改善。
通过制度改善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了粮食产量。
不能因为投入要素的扩张(如化肥、水利工程)就否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贡献;反之,强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贡献,也不是否认其他因素的贡献。
以后看心情更新吧。
只提示时间上的相关性,不提示逻辑上的因果性。
之前只存了人均消费的数据。人均生产的数据哪位有的可以提供下。
以及,只谈改革,不谈开放是没有意义的。而只开放,不改革,开放也是开放不了的。
TG:分地!
农民:好!
TG:农业集体化和公社化!提高粮食征收量
农民:。。。(躺平)
TG:承包制!
农民:好耶!
数十年后
农业资本:土地流转权归我了
农民:我进城了关我屁事,速度拿钱给我。
以我对农业粗浅的理解(比如刨了绿化带种粮食、花盆里种菜),农业这个买卖,压根就不是有积极性就行的……
积极性大概能解决百分之一的问题吧,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九,仍然是个系统性的全国性的巨大工程,
这种级别的工程,往往是万事俱备后,成不成还得看运气,但只要缺了一条就立马扑街……
剩下这些百分之九十九,包产到户解决不了,土改枪毙地主也解决不了,公社化集体化也解决不了,
他们解决的 都是怎么用三个盖子堵五个坑的问题,
但没法凭空变出五个盖子来……
折腾来折腾去,都是无奈之举。
因为当时确实没有这些盖子……
没有一个社会体系 是绝对完美的,
只要让人今年能活的下去,就是好政策。
而至于集体化好,还是包干到户好,
再以我爸从小没事就带我去各地农村晃悠的浅薄理解,
可以这么说,
中央政策是一回事,地方执行到基层的落地是另一回事,
这中间的落差,
又是一个复杂到让人麻木的问题,
基层的实际情况,压根不是你在网上看人吹几句牛逼 查几本统计资料就能知道的,
中国太大了,每个地方的情况都不一样,千奇百怪……
集体公社的干部是人,农民是人,各地一层一层的官员是人,人不是机械,每个人接收到的信息都很有限,但自己的想法还偏偏特别多……
一个政策是好是坏,要好几年甚至十好几年才有反应,绝不可能在当年就体现在数据里,
如果有数据说,一个政策年初发下去,秋天立马就反应在全国的数据上,那这个数据多半是人为做出来的……
如果想了解这个社会,那就到广阔天地间去走一走吧。
文化水平有限,将就看吧
看过一个视频,原北京市城郊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文茂的讲座,说的大概意思是,毛主席时代用农业补贴工业,把农民组织起来变成合作社,然后发展工业生产出来的产品销售给合作社,让农村机械化现代化,形成一个循环。
因为当时刚建国,大家都穷,工业底子薄,先给工业做基础,农村先修道路水利等,等工业有所起色的时候再来反补农业,不过这个进程被打断了。
我感觉他说的挺对,也理解当时的人,穷怕了想改变
我认为改开没有错,但是改开方式有待商榷!
这事不过四十年,就没人记得了?
我告诉你所谓的大锅饭是什么样的,我们屯大概有 100 户人家,分为两个生产队(合作社)。
也就是每队 50 户人家,每队设队长、副队长,会计、出纳、库管员、记工分的、做饭的、喂马喂猪的、这都是脱岗的。
刚刚我说的,都是各小队的闲人。
每大队(一个村,也可能是几个村)还有大队长,副队长,书记,会计,出纳,库管员,拖拉机手等等。
算下来这多少闲人?而且那时候还有运动,出去学习、开会,不用干活也能拿工分,谁不想去?
再说操作模式,种地会有一个领班,领班都是身强力壮会干活的,干的最快,在前面。
干农活不行的人,就会被落到后面,别人去吃饭了,你的活还没干完,怎么办?谁也不傻,偷懒呗,本来一尺一个土豆籽,你两尺扔一个,效率不是一下子就上来了?
当然别人也不傻,大家都这么干,不是没收成,会有人检查的。
问题农村人都是沾亲带故的,谁去得罪人?还有那种干活不行,吵架一把好手的,没办法只能息事宁人。
这种情况下,效率能高?
一样干活的,别人在偷懒,你还兢兢业业干?
再说种的东西,现在农村要么种玉米,要么种花生、土豆、大豆、水稻、麦子,一家种两种以上的东西都少。
为啥呢?因为土质不一样,农民的经验也不一样,种惯玉米的人就伺候不了土豆。
生产队那时候,一个村里要种萝卜、白菜、主粮(一般是玉米、麦子和水稻),水果(西瓜,香瓜等,看瓜地也要人的)上面忘记说,每村还要有个果园子,有个看果园子的,也是闲人。
就这一系列操作下来,能有多少产量?
很多 00 后的小朋友表示不理解,这很正常,因为你们没有接触过那个年代。
间接的接触都没有!
就像西晋的晋惠帝,告诉他老百姓饿死了,他也好奇:为何不食肉糜?
就像那些无知的女粉,吃粗粮挺好啊,减肥,还健康。
我发现我也犯了和知乎 er 一样的蠢,说了一大堆,没有解释为什么产量会提高。
因为田间管理,00 后的小盆友们和没种过地的人,肯定不知道田间管理对产量有多大影响。
玉米产量每十亩地大概 23000 斤~ 25000 斤(具体看地区和土质,个体差异很大,只是拿来距离),我之前的回答里说过,有那种大规模的合作社,采用雇工模式,田间管理不到位,只有 18000~20000 斤。
然而,这是基于现代农业的基础上的,比如说除草剂打两遍基本差不多,个人影响不大。再比如播种机,设好种子间距基本不会变动。
然而生产队时期,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很多东西就要靠人保证。没有除草剂就只能自己去除草,俗称铲地,勤快人一个夏天都泡在地里,有草就锄。生产队时期是完成任务量的,跟着大队,漏掉几颗小草,谁关注?
再有株距,一尺一苗,和一尺二一苗,你觉得差多少产量?
不到位的田间管理会严重影响产量,而在过去手工农业的条件下,这个影响会被放大。
不过其实说了也没用,因为你们也听不懂。
别问了别问了. jpg
真的,看产量有什么意义,产量是那些想升官的老爷报上去的,他们可以拿走 50% 的粮食,甚至 75%。
说破大天,分田的第一年就吃饱了,这都是不争的事实。
实际上分田吃饱后,老百姓不在主要种粮食了,像我老家,玉米小麦花生大豆,红薯,油菜,芝麻,几亩地里种了七八样,在养点鸡鸭猪什么的。
基本上油米面肉,家里都能自给自足了。
没钱是真的没钱,但是吃饱,还吃的不错是实话。
公社化之后产量也会提高???题主说是中国吗?
人民公社的特点: 一曰大,二曰公。我看,叫大公社。大,人多(几千户、一万户、几万户),地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三大,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大,好管,好纳入计划。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如自留地、自留牲口) 都可以逐步搞掉。房屋鸡鸭,房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将来也要公有,人民公社要兴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全体劳动妇女都可以得到解放。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那里将逐步没有政权。
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与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吃饭不要钱…… 至此,人民公社不再是模糊的构想,而是形象地立在我们面前,并旋即林立于中国的大地上。
1958 年中国公社化之后就是 “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1959 年人口总量比 1958 年增加 1213 万人,1960 年比 1959 年少 1000 万人,1961 年比 1960 年少 348 万人。
除了河南安徽四川等省份饥荒比较严重之外,广东有 “大逃港”,北方边疆有逃苏;长江三角洲有 “上海孤儿”,都是被抛掷在常州、无锡、苏州和上海一带各大城市的农村孩子;首都也受一到一些波及,朱老总亲自种菜 (因为他为了养了十几个本家孩子,负担大)
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就以大概 10 几户农民家庭组成生产队进行农业生产(相当于包产到队,以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直到 1978 年后的 “包产到户”
家庭联产承包制本身就不是为了提高产量,或者造福农民,而是为了让农民破产,恶化农村社会环境,逼迫农民离开农村,涌入城市成为廉价工人,从而用这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向发达国家引投资,换技术,求发展。
力量一定是汇聚起来比较强,哪里有个体户干得赢集团,散户干得赢庄家的道理?
就拿农业来说,中国古代靠地主整合农村资源,解放后靠人民公社,因此农业人口能有相对秩序和体面的生活。在农业高度集约化的美国和欧洲,土地大都以集体农庄或者私人农庄的方式经营着。更不用说现在,我国的粮食主要来源,也压根不是靠分田后的自耕农,而是主要依靠东北,华北,成都平原等区域的国有集体粮食产地。
这和意识形态无关,经济本来就讲集聚效应,资源资本集聚得越多发展越快,类比于滚雪球。而分田单干这种模式,却将本来集合好的土地,人力,以及建构好的组织(人民公社)强行打散,分割成一个个身单力薄的农业个体(家庭),这样的农业个体必然承担不了风险,容易陷入破产或者极端贫穷的境地。为了规避单一小农风险,农业个体只能外出打工,进而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阶层 - 农民工。
实际上哪怕是当时,也不是没有除了分田以外的改革办法的,继承原有的优势,将人民公社进行企业化改革,引入工业体系,类比于小岗村现在的发展模式(小岗当初大包干之后,一直穷到后来重新搞集体化,才终于脱贫),或者说南街村当年搞的模式,尽管小岗村现在的发展模式和当年南街村模式也不是尽善尽美,但也总比在让广大农民陷入到贫困,资源匮乏,基础秩序崩坏的境地要好得多。
(有空的知友可以点进这个 b 站链接看看,太讽刺了,当初分田单干的穷到前不久脱贫,而当初坚持不分田搞集体的家家开起了宝马奔驰。)
南街村 “向着‘共产主义集体村’目标前进!”_哔哩哔哩 (゜ - ゜) つロ 干杯~-bilibili
但放在当时,以及后来看,也不可能全走现在小岗村,或者当初南街村的模式。分田单干本质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工农业剪刀差,只不过苏联打压的是农业品的价值以促进工业品的发展,而我们用的是让农民破产流向城市从而增加廉价劳动力的方法。如果不这样做,而是照上面我所说的搞人民公社企业化改革,那么我国资本积累的速度就要慢很多,就很难在短短四十年内取得如此惊人的经济成就,更不用说抵抗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入侵和颠覆了。
这和环境治理上所说的 “先发展,后治理” 其实是一个思路,先牺牲农民利益让国家迈入工业化门槛,再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如今我们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以及主要针对农村的扶贫脱贫策略,本身也在这个反哺的进程当中。
至于所谓 “产量提高”,也只是我国工业进步的一个副产品,这一点我们应该感谢袁老,但也更应该感谢逐渐在全国各地生根发展的化肥厂和农机厂,当然,也别忘了那些在沿海打工了一代又一代的农民工们,是他们赚回来了我们的农机厂和化肥厂。现如今国家强大,经济从高速转向中高速,更多的精力用来回馈这些曾经为国家牺牲的人们,也不算是徒然一场。
更新,评论里现在是各路大神云集,离谱得是一些民族至上的小 v 大 v 都要来参一脚,这事和你们有关系吗?本周以来我的时间都用在读《毛选》上,所以本来是无意回复的,但评论讨论得厉害,也给了我很多启发,因此我决定来回复一些评论里主流的问题。提前声明,我只回复好好说话的提问,所以这里就不挂人,只讲问题。
第一:公有制不行是因为官僚化?
难道私有就没有官僚化问题?是啊,欧美没有私人的腐败,但是有公开的腐败。没有暗地里安排自己的儿子当官,却可以明目张胆地安排女婿去当议员顾问。说什么 “不能搞集体,集体就会官僚化。” 难道私有化能减轻一丝一毫地腐败?苏联解体是不是官僚窃取了国家财富成了寡头,就不算腐败了?这种理由讽刺得又是谁?
第二:集体经营的成功是因为少数天才领导者?
我问,为什么全国百强村全部都是集体经营的模式?结果下面就有人说,这些村子的成功不是因为集体,不是因为人多力量大,不是因为企业化改革,不是因为引入工业,不是因为对村民的培养和社区建设(这些百强村的思想建设普遍是毛思想,典型的就是南街村。)而是因为有个把天才一般的领导者,而是因为有外来的投资。我不知道自从康米主义现世之后,出现了多少次对英雄主义的批判,没想到二十一世纪居然还会有人坚持这种少数人改变世界的看法,实在是荒诞至极。记住,外因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本因素,他们没有放弃他们的道路,对毛思想活学活用,最终取得了成就,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如果过去的百强村说服不了你,那么我问,自从脱贫攻坚以来,为什么所有有起色的村落全部都是以集体经营的方式起家?如果中国的例子说服不了你,我继续问,为什么意大利的遍地开花似的乡镇企业模式能够成功?我知道,你又要说外在条件好了。什么都要依靠外人,依靠天才,那是不是他们不怜悯,你就一辈子不发展?就一辈子等靠要?
什么是右倾机会主义,这就是活生生的右倾机会主义。
三:农民素质不行,所以人民公社企业化改革实现不了?
满清遗老们的核心精神,就是所谓 “民智未开”,之前他们说 “民智未开”,所以不应该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政府;后来又说 “民智未开”,所以农会就是泥腿子瞎胡闹,不应该闹革命。现在他们说 “民智未开”,所以把一个村的人团结起来发展经济不可能。
这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现状,能有这种说法,如果是不熟读历史,没有考察现状,尚可理解。但如果是像曾经的清王朝或者蒋家王朝一样,抱着不信任人民群众,不敢发动人民群众,甚至于巴不得农民就一直当社会底层的想法,那可真是其心可诛了。
《毛选》第一卷里面的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难道没有强调发动群众的作用吗?难道没有讲培养干部的妙处吗?当初红军能把几乎不识字的农民工人,培养成拥有康米主义理想,革命斗争能力,极高道德水准的干部和战士,难道我们今天不能?中国抱着“民智未开” 想法的改良主义者,或者说因为 “民智未开” 而灰心丧气的改良主义者,除了被发动起来的人民群众浪潮所覆灭,或者抱憾至死之外,难道何曾有过别的出路?
四:集体化必然是现在乃至未来很长一段的时间的大势所趋
谈过去,说本来有更好的办法,但历史毕竟已经发展到了现在。俗话说,一切对历史的讨论都是为了更好地改造现在。因此我们看如今的趋势,难道不是集体化已然来临的时代吗?
在脱贫结束之后,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巩固农村目前的成果,避免其返贫。要做到这一点,必然是要乡村振兴。而乡村振兴打头阵的,必然是产业振兴。难道这个产业会是让农户们一家注册一个产业单干吗?难道是让农民付钱去给私人加工厂加工粮食贩卖吗?难道会是让没有议价权的单个农民,去一次又一次地贱卖农产品吗?难道继续让农民外出打工,挤在破旧不足十平米的出租屋里十二小时工作为生?更何况大城市工业转移的现在,哪里还需要那么多劳动力?这些返乡的人们的就业问题怎么解决?大学生就业如此困难,可是广大农村仍旧缺乏专业的管理人才,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我想,果农寒冬的悲剧不应该再发生,而农民离开家乡去为建设他乡建设了半个世纪,是时候回来建设自己的乡村了。对广大的学子们而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当初看都是错的,现在看不都是真理吗?
时间检验了这一切,时间检验了这一切。
从贵州到云南,从云南到四川,为什么同样都是后发地区,西南乡村发展能领先西北这么多?因为西南首先意识到了一些过往被遗忘的真理,并将他们活学活用起来,因为他们发动起了群众,同农民们聚在一起想办法,创产业,谋致富,因为他们没有陷入到狭隘的 “各干各的” 思维,而是懂得集约土地,资源,人力物力。于是有了蓬莱村,有了大红村,有了平摊村,有了许许多多的新致富,靠自己发展自己的方式开起了轿车,修起了洋房的农户。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在这个集体致富的年代,仍旧有人坚持所谓 “分田单干”,到底是我在开倒车,还是这些少数不调查不下农村的盲动主义分子在开倒车?又或者他们害怕集体的力量,那么是什么让他们如此害怕呢?
我想,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我就是想弄清楚一件事:
假设现在两个村子相邻,一样的土地条件,一样的机械化,一样的水利,一样的种子和化肥施用。
唯一区别就是一个采取土地承包制,包产到户;另一个采用公社制度,耕地大家一起种。
两个村子的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大差别?
《土地改革法》公布以后,在 3.1 亿人口的新解放区分期分批地,有计划、有领导、有秩序的开展了土改运动。近三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到了七亿亩土地和大量的农具、牲畜和房屋等;还免除了每年向地主缴纳约三百五十亿千克粮食的地租。[1]
公社化的提高是通过规模效应、农渠水利、化肥农药的集中统一应用来提高的。
分田的提高是通过提高农民积极性提高的。
这是两种不一样的方式,但都能提高。
应该要承认,70 年代我国对农村的投入是非常大的,大量农渠水利的基础设施都是在那个时候建设的,80 年代后,我国对农村的投入减少,依靠分田在减少农村投入的同时提高了农民实际生活水平。改革开放在城市试错频繁发生大量问题的情况下保证国家基本稳定,农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占据了很重要的一方面。
就和企业竞争一样,扩大规模、优化平台和管理能提升,把一部分股份分给每一个员工也能提升。具体取决于实际操作者和思路和现状。
1 粮食农业生产是一个综合因素共同影响过程,各种因素缺一不可。
很多回答陷入一种狭隘的单一因素决定论,这是不可取的。粮食从种子到食物,需要播种,生长,收获,储存,运输,加工等各环节,需要种子,光照热量土壤,水利设施,化肥,农药,拖拉机收割机等农机,土地制度,经营组织,金融等各个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土地制度是影响农业生产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2 土地制度不止是农业
土地制度从来就不止农业生产。土地是重要生产资料,农民是重要社会成员,土地制度影响农业生产,社会结构社会治理,劳动力城市化,全球化国际贸易,脱贫攻坚等方方面面。除了粮食农业,土地制度还影响工业,商业,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
3 土地制度是动态变化调整的。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经济基础变化还直接影响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变化。
新中国 70 年是一个剧变的时代,是几十年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时代。新中国生产力从牛耕人耕,到拖拉机化肥农药,再到最新无人机等。不同时代发展情况不同。而相应土地制度也不同。从最早土改分田小农,到人民公社,到大包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现在农业公司,合作社集体,大户等。不同时代的模式不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
**您这个提问相当宏大,不同地区可能不太一样。**以我个人老家的情况来讲,1980 年代之前我不太清楚,1990 年代之后到现在 2021,这个时间段的积极性大致是个明显下降的趋势,仅仅最近这几年下降的趋势有所减缓。
(当初分地的时候,很多人朴素的误以为地是分给各家各户作私产,其实分的只是土地的不完全的使用权,所有权仍然是集体的国家的,到现在还有人不知道或者情感上不接受这一点。)
(本文所用图片均来自网络,侵删。)
为什么我说积极性下降呢?一方面原先的老辈人在九几年那时候刚分地不几年,种地还是很认真用心的,后来逐渐出去打工的多了,大概 00 年之后逐渐绝大部分人都不想种地了,越来越多人把自家的地包给别人种,只象征性的一年收三两百块钱;另一方面,现在的农村人 80 后还有一些会种地的,90 后 00 后几乎都不愿意也不会种地了。
那么,粮食产量有没有提高呢?大概 00 年之前产量有明显的提高,之后提高的不明显或者基本没有变化。
粮食产量这个东西要分单产和总产。单产,以小麦为例,90 年左右亩产大概四五百斤,后来 00 年之后基本保持在一千斤左右,高产的能达到一千二三,所以单产是有明显提升的。总产要计算单产乘面积,90 年前后我们这里种的作物很多,小麦、大麦、花生、玉米、高粱、大豆、红薯、西瓜、芝麻、油菜、棉花、麻、绿豆、豌豆、蚕豆等等,00 年之后基本上只剩小麦花生玉米了,非粮食作物和低产作物的淘汰换来高产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所以总产也应该是有明显提升的。
那为什么以前要种那些低产的和不能吃的作物呢?
比如棉花,现在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在市场上买各式各样的棉被棉袄,而且填充物也不只有棉花了,太空棉、蚕丝、羽绒等等,各种价位都有,而且轻柔美观保暖性好,以前棉被棉袄棉裤棉鞋都要自家做,买不起也不容易买到。
比如麻,现在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麻了,
就是这个东西,它是干嘛用的呢,做绳子的,等它长高了之后砍下来,在水塘里泡几天,捞出来剥掉皮,把皮晒干就可以搓绳子了,后来尼龙绳等各种化纤绳越来越便宜越来越方便买之后,麻就没人种了。剥了皮的麻杆晒干之后是做饭烧火的好东西。
再比如高粱,这位老哥更是用处极大,当然不是酿酒的用途,甚至吃的用途都只是一小部分,他可以做锅盖、箅子、席子、粮囤、扫把、房顶,
用细麻绳还可以把高粱杆编起来做成秫 bó,秫 bó 立在屋子里就可以分割出房间,有 “品味” 的人家还会在它两面抹上麦秸泥。以前杀鸡都是在家自己动手,肠子需要剪开清洗,因为鸡肠子很细,用剪刀不方便,这时候高粱又派上用场了,取一截高粱杆的外皮插进肠子里就可以很顺畅的把它利开。
后来锅盖箅子换成玻璃的不锈钢的,席子换成竹子的,粮囤换成油毡的不锈钢的直到完全不用了,扫把换成塑料不锈钢的,房顶墙壁换成砖瓦水泥的,鸡也不用自己家动手杀了…… 高粱老哥最终成了一段历史回忆。
所以,以前种低产和不能吃的作物是农村生产生活的刚需,后来新材料新产品普及之后才把它们淘汰掉,释放出来的土地才可以种植高产作物。高产作物面积大了,粮食总产应该有明显的提高。
说过了总产,再细讲一下单产。
用小麦来举例子。
90 年左右的时候村里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粪堆 / 粪池,生活垃圾、厨余垃圾、人畜粪尿都是沤粪的材料。每一季的耕作都要从撒粪开始,撒粪之后犁地,耙地,播种,收割,碾场,扬场,晾晒。
图没有配错,90 年左右的时候就是用这种两千年前的耕作技术,就这,除了镰刀能够家家有,其它的还不是每家都有,经常各家互相借着用。
牛拉犁,耕的浅,水肥保持力就差。
犁过之后要耙,就是牛拉着耙在犁过的地上拖几圈,作用是把犁翻出来的土铧打碎,沙土地还好一些,黄胶泥的地土坷垃又大又重,牛拉的耙效果相当呵呵。土不宣不面,保墒就差,而且大块的坷垃影响种子发芽。
耙过之后就可以播种了,耧车是金贵物件,全村也没几个,大部分还是靠撒种,就是一只胳膊挎个筐,筐里装一二十斤种子,另一只手抓筐里的种子往地里撒,就这样边走边撒,量多量少匀不匀全靠手感经验。注意啊,这时候种子是漂在地面上的,用耧车种子是在土里的。后来有了化肥,犁地之后要撒化肥,跟撒种子的方法是一样的。
撒过种之后还要用抿耙再耙几圈,抿耙就是没有齿的耙,或者直接把耙翻过来让没齿的那面朝地,这个操作是为了把漂着的种子混在土里,至于效果嘛,,多少有点。到这里算是整个的播种完成。
小麦对锄草的需求低一些,土办法多撒种就可以挤去杂草的生存空间,唯一难缠的是燕麦,这东西长得快长得高,直到后来普遍使用商品种子之后才逐渐消灭它。密植挤草的方法也有弊端,那就是小麦长得瘦,结穗小,后来有各种除草药之后才逐渐有更合理的密植。
小麦的主要生长期在春天和夏初,这个时期降水少,很容易干旱。最开始没办法,听天由命。后来有几家凑钱买抽水机的,很小的那种,形状像个大的佩奇旁边带个小压井,用拖拉机做动力,拖拉机是先于抽水机普及的,刚有抽水机的时候还没有井,都是抽塘里河里的水,后来才逐渐的凑钱打机井,没几年机井也没人用了,逐渐废了,现在,人都不想着浇地了,费时费力还赚不回几个钱。大概是 03 年左右的时候吧,村后面那条小河开始从上游流下来臭水,又黑又臭,鱼虾死绝,一连好几年,再也不能钓鱼抓螃蟹了,再也不能游泳了,也没人抽这里的水去浇地了。
到四五月份,是小麦的授粉期灌浆期,恰恰这个时候有一种干热风,经常出现强阵风,引起小麦大面积倒伏,严重影响灌浆,造成减产,也影响以后的收割。这个问题到后来逐渐引用矮杆的良种才有所改善。
收割,最开始基本上都是用镰割,极少数有用掠的,效率高一些,再后来有类似下图里的收割机这种稀罕物件,这种收割机割了之后小麦还是整棵的躺着地上,后续还是要碾场脱粒。
碾场,自然是需要场面的,最早有那种几家公用的场面,后来不知怎么就没有了,然后就是基本上各家各户都用自己家压的场面。牛拉石磙碾场,可想而知,效率极低。碾过之后把麦秸挑走,剩下的是麦粒和麦糠,还要等有风的时候扬场把麦粒分离出来。后来拖拉机和镇压器替代了牛和石磙,效率有所提升。再后来有了联合收割机,碾场扬场都不用了,场面也回归到正常耕地了。
再用花生做个例子。
最先的时候种花生也是纯手工的,耙完地之后一只手端着一个大茶缸子 / 水瓢,里面放着花生种,另一只手一个一个的拿种子往土里塞,就这样一垄一垄的塞满整块地。现在普遍使用起垄、播种、施肥一体的机器,更先进的还可以一起打药、铺膜。
收花生,最先用原始的钉耙一棵一棵的刨,后来有花生犁,省去了刨的力气,再后来有收获机,连抖土打铺也做了。用钉耙刨,不单累,而且慢,十天半个月才仅能把自家的花生全都整到地面之上,每天刨完之后要把前一两天刨出来铺在地里的带秧花生拉走、垛起来,这期间要是下了雨,那就完犊子了,只要地里的土湿几天,花生就长出一窝一窝的芽,已经刨出来垛起来的也不安全,雨天湿度大再加上花生秧不干,垛起来就起烧,花生就会一堆一堆的发芽。现在天气预报很准确了,可以根据天气情况安排收获时间,而且用机器也快,抢收的话三五天基本上可以收完,所以很少有大面积发芽的了。
以上写的这些,主要是想说明我看到的这个时间段这个地方的粮食增产跟积极性关系不大,农机、化肥、种子、农药、天气预报、石油化工…… 等等,工业的提升、科技的进步才是粮食增产高产稳产的坚实保障。
陕西省有个袁家村,是著名的一个旅游地,主要是小吃著名,在陕西省用导航搜袁家村,能搜到。五年前我第一次去袁家村,看到他们的村史展览馆,说他们什么时候富起来的,说是 1967 年,而且有历年照片为证。这让我很奇怪。因为他们承认 1967 年以前是穷的,1967 年以后走上了富裕路。
我之所以奇怪,是因为,如果他们是政治化的,如果说是 1949 年富起来,算是歌颂共产党夺取政权,如果说是 1956 年富起来的,那是歌颂合作化,如果说 1978 年富起来,那是歌颂改革开放。你要是撒谎,也得撒在点子上。你 1967 年前不接村后不接店是什么意思?
因此我认为,他们说的是实话,他们确实是 1967 年富起来的,他们是在 1967 年找到了致富的门路。或者路线。所以致富的路线很重要。
有人说袁家村是少数,是个例,我承认!我同意!但是这个个例很重要!说明在什么年代,具体的村子,都存在致富的路线,大部分村子没找到这样的路线,不等于路线不存在。袁家村的村史也没有说当年他们致富,冒了杀头的危险,说明他们当时的路线,是当时政府和政策允许的。
致富的路线,各个村子,各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在宣传上,不要再宣传什么从此找到了致富的路线,他的路线你不一定适用,各有各的情况。如果真在历史某一时刻找到了普适的致富路线,那前几年干嘛还要扶贫。致富的路线永远在探索之中。
21.3.19
教你怎么问问题你都学不会,改问题都改不到点上,人民公社是 58 年开始的,明明一开始搞产量就连续下降好不?
以下为原答案
这不废话嘛,土改本来也是分田啊。和联产承包制有什么区别?该问为什么成立互助组,产量也提高才有意义吧。
我不懂农业,就拿工业这举个例子吧。国企呢原来都是这样一种模式,不要说厂所级了,就是 ×× 车间,×× 室都是相对独立的,小而全,采购生产研发市场全都干啦,就像农业口的大包干一样,因此效率比较低,加班不少,成果不多,于是啊,有些领导锐意进取,搞改革,外学美日,内学华为,把原有部门打散,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按理呢,专业集中了,应该效率高了吧,然而恰恰相反,改好的多改差的少,有的单位领导呢有几分自知之明,又改回去了,靠着国企的先天优势,比不过华为活下去甚至活的不错还是没问题的,可改坏的如果不改回去的呢,多半往破产走了。
大胡子老马早说过了,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水平。
如果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话,管理大概能算第二生产力了。管理水平不行,还是老老实实的退回到更原始一些的生产关系,这叫实事求是或者实检验真理。
从 1990 年出版的《通渭县志》第 146—147 页上记载的 “通渭县历年人口状况” 中得知,1961 年全县人口比 1958 年减少了 78462 人,减少人数占 1958 年总人口的 28.1%。1956—1958 年三年的人口平均自然增长率是 2.67%,1958 年的平均人口为 276742 人(即 1958 年的年末人口和 1957 年年末人口的平均数),按这个增长率计算,如果没有大饥荒,1961 年应有人口 299506 人,而 1961 年实有人口只有 201255 人,比应有人口少了 98251 人,相当于应有人口的 32.8%。这 98251 人包括饿死人口、少生人口和外逃人口。据资料记载,1960 年 2 月外逃未归人口只有 3892 人。地处大西北的一个小县,在两年时间内,人口减少如此之多,其惨烈程度可以想象。
事过五年以后的 1965 年 7 月 5 日,中共通渭县委才就此事件写出报告:《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这个报告称:“全县人口死亡 60210 人,死绝了 2168 户,1221 个孩子失去了亲人成了孤儿,外流 11940 人,土地荒芜 36 万多亩,牲畜死亡 33000 多头,羊被宰了 40000 多只,猪、鸡、猫、狗等几乎绝了种,拆毁房屋 5 万多间,砍伐树木 27 万多株,农业生产停顿,学校工厂关门,社会动荡不安。”(《中共甘肃省委文件》甘发 [65]347 号:《甘肃省委关于报送“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 的报告》)
当时饿死多少人叫 “病” 了多少人,不能说饿死人。县里指示:“要把他们全部埋掉,‘病’一个埋一个。”县委还指示,只能说这是打扫卫生,不能说是掩埋死人。
2000 年 8 月 9 日,在本书作者召开的通渭县的老干部座谈会上,几位亲历者讲述了当年的惨状。他们说,通渭县向中共西北局汇报的数是缩小了的,实际是饿死了三分之一。当时,70% 以上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都死绝了,大量尸体没有人掩埋。
参加座谈会的敬根年老人退休前是县人大主任,当年是省冶金厅干部,是派来解决通渭问题的工作组成员,他说,1959 年秋天,他们来这里看到炕上,路上,田间,地头,都躺着人,死人活人不分。工作组给还活着的人灌汤抢救。当时不怕死人怕活人。死人太多了,不怕。活人要吃人,害怕。人吃人的事发生不少。1960 年 2 月,他到中林大队 (属城关公社) 抢救人命,大队长刘廷杰把他们领到王家庄,看到一家烟囱里冒烟——那时候几乎家家是见不到炊烟的。他们进去的时候看锅里正煮着啥,大队长刘廷杰揭开锅盖的时候,他们看到锅里煮的是人肉,记得吃人肉的那女人是个麻眼儿(方言,指眼睛不好)。敬根年强调说:“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当时人吃人的现象不是个别的。1980 年,新华社记者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三人到通渭采访,陇阳公社王书记对他们说:“三年困难时期,我家那个村里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妇女,把自己女儿的肉煮了吃了。她男人从新疆回来找女儿,村里人都替她打掩护,瞒过去了,因为村里吃人肉的不少。那时人饿急了,饿疯了,提着篮子出去,看看倒在路边的死尸上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你们去看看公社门外晒太阳的人,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是吃过人肉的。” 王书记当年在引洮工程上劳动,回家一看,老婆、妹妹、孩子都饿死了,全家一共饿死五口人。(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告别饥饿》,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 26 页)
题主写错了吗?土改以后产量确实提高了呀!统计数据告诉我们,公社化以后产量下降,人均粮食直到七十年代才追上五十年代中期合作化前单干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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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联产承包以后粮食产量提高,原因不在农业政策,而是科技进步。
有些人故意这么说的本意,是要否定改革开放下的联产承包。但这种 “与政策无关” 的论调,无非是把农业合作化以来的一系列农业政策统统一勺子烩了。
土改之前,劳动者是给地主种地,劳动成果大多给了地主,那肯定不如土改之后劳动成果大多归劳动者所有的积极性呀!
联产承包以前,劳动成果除必要口粮外其余是归国有的,劳动者实际上没有占有劳动成果。联产承包以后,劳动成果除去缴纳的公粮部分其余是归劳动者个人所有的。积极性肯定不一样啊。
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不仅仅有工人和科学家们的辛勤付出,也有广大集体制度下乡村的血汗。甚至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从农民嘴里抠食换来的。
对这个国家付出最多的是广大的乡村农民朋友。大锅饭期间,生产出来的粮食国家拿去还债和买设备了。
联产承包以后,缴纳的公粮部分让辛勤的劳动者所获甚少,而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城里人确没有需要缴纳的公粮什么的,反而有异常便宜的粮食供给。
改开以后,由于种粮有繁重的公粮任务,劳动所得不足以撑起养家糊口穿暖吃好,于是农民工大军背井离乡去建设城市亦或者去城市各种工厂作坊当苦力。
所以说中国农民是韭菜呀!确实惨!为国家贡献颇多,然国家资源(如教育医疗交通等等各种资源)却集中给了城市,乡村日益落后贫苦,以至于有中国的城市像欧美,中国的农村像非洲的调侃。
在国家振兴乡村的大背景下,还是希望对中国农民好一点,资源也适当的向乡村地区倾斜一点点。
ps: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对乡村确实存在剪羊毛的情况,因此被剪羊毛的农民们用脚投票入了城提高了城镇率。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事实上,水利建设,化肥投入,农机增加。即使联产承包了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如果说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不利于农业现代化的话。那么七十年代末期以后的农机增长和化肥使用增长就没办法解释了。
另外,我听过一个奇怪的说法,那就是 “联产承包导致了大规模水利设施的荒废”。
很明显,“由于集体生产消失,所以农村出现了大量水利设施被荒废”。至少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除了极少数年份出现了水利设施规模的下降外,实行联产承包制以后,水利设施的规模依然是逐年增长,并没有大规模的回落。
我国粮食产量在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前也是不断提高的,之后也延续了这种趋势。
有数据为证,下图是中国和几个国家的历年粮食产量(谷物)。
下图是中国和几个国家的粮食种植面积。可以看出,虽然粮食种植面积没有大的变化,但是粮食产量是不断提高的。这得益于农业技术的不断进步,优良品种、化肥、农药等的推广使用。
**家庭联产承包的本质是解决分配问题,把分配的主动权交给个人。**举个例子,假设有一亩地,产了 1000 斤粮食,承包之前怎么分配给个人?是按照基本口粮和工分来分配,总之计算方法复杂,人为因素太多,预期不固定,分下来可能个人就只能拿了 400 斤。然而家庭承包之后,需要上交的粮食是固定的,剩下的都是个人的,这样个人可能会拿 500 斤。这个数据虽然是假设的,但是想说明的是,承包后绝大多数人到手的粮食肯定是大于承包前的,这才是承包前和承包后最大的区别。也是能调动积极性的原因所在。
也就是承包前,个人能拿多少,不确定因素太多,预期不确定。而承包后,个人能拿多少的预期是确定的,好好干就能拿的多。还有一点就是承包前农民没法自由安排时间,需要统一出工干活,承包后能够自由安排时间,这点对积极性的提高也很重要。早干完活就能早点休息。
刚刚简单问了一下我奶奶(1946 年出生)
公社时候是给社员记工分的,从早忙到晚,劳累得很。肥料用粪或者臭水沟里的水,除虫用小扫把扫(农药也有不过用的不多),水利也不好,有时候因为没水要大规模种玉米
如果单论单亩产量,分地前后是基本没有差别的,分地前也都能吃饱,不过吃的不好。差别在于,公社时候打的粮食大部分还是公家的,社员只能分到口粮,奶奶说她们很长一段时间都要吃 “山干子”(地瓜,我们那叫山芋,切片晒干叫山干子)。分到的细粮是舍不得吃的,都要卖掉。分地之后,虽然单亩产量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大多数都是自己的,农民只需要交一小部分公粮。所以农民收入确实提高了
至于单亩产量提高,那是分地过几年才有的事。一个是农田有了管用的水渠,还有农药化肥良种的普及
总结:单亩产量提高跟所谓 “积极性” 没有多大关系,跟后来普及的水利化肥农药良种有关系。不过分地确实让农民的收入提高了
以上
粮食产量的提高主要靠科技提升、工业化反哺,这是正确的,但是不代表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当时没起到作用。
1 做科学实验都知道要控制变量,什么意思呢,比如 A B 两个因素都能提升一个事情的效率,那么谁提高的多呢?控制变量!B 不变,先变 A,看看效果。然后 A 不变,变 B,再看看效果。回到题主说的粮食产量上来,这个事情 AB 同时起了作用,并且没有分离变量,所以两个方面都有提高产量的作用。至于谁的作用大,放到 2 里面说。
2 在一定时间内,联产承包制提高产量的作用大。当科技发展的力度超过了人力的因素以后,那就是科技发展的作用大,至于哪里是分界点,我也不知道。
3 举个例子:粮食产量因素太多,举个简单的。
比如生产队共有十个家庭,队长组织大家拉土,共一个大车一次拉一吨土,大家一起推车往前走,一天只能拉十个来回,共十吨。后来,一看推车的时候大家都不卖力啊,速度上不去啊,然后改了:每家拉自己的土,每家每天交 1.2 吨,剩下的可以拿来换钱。大家都分开了,自己拉车,很卖力,反正 1.2 吨以外的都是钱。这个时候在同等科技条件下,那肯定大家出的力多,拉的土多。再后来,每家都能买到庄稼车了,开始用庄稼车拉土,每天交 2 吨,还能剩三吨。这个时候哦,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高唱农业。然后知乎有人问:到底是庄稼车让我们拉土多了,还是大家积极性高了导致的?
这个时候想想,矛盾吗?不矛盾,两个都好,都有作用。
但是,从这个例子看看,当科技不发达需要靠人力拉土的时候,承包制带来的作用很大。当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不太依靠人力了,这个时候承包制反而不适合时代发展了。为什么?因为科技务农以后,集中管理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啊。
所以,一个政策只能适应一个时代,时代过去了政策变化也很正常,这有什么可针锋相对的。
♦■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怎么样才能又快又远?就眼花缭乱的分分合合呗■♦
感觉好像两次都是就提高了一下。
是那种制度不一样,带来的短暂的提高。
不过农业或农村、农村人要有竞争力,真的就得集体来活动。
虽然个人行动会提高积极性。
有人是读书读傻了吧,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当然没错,但是经济学、管理学也是科学,有问题吗
真的是愈发厌恶左壬,根本不敢提副食的增长,仿佛除了种粮食,农民干其他的任何事都是一种罪过
他们只敢提粮食的涨幅不大来证明改革的无用,这不废话吗?父母那代人只能说是没吃饱更没吃好,但是他们总算还活着呢,人口增长不到一倍,粮食增加 10 倍才奇怪好吗?难道现在生活好了你饭量就比你父母多 5 倍吗?多余的粮食卖给谁?你是看不起农民当他们傻吗?
只看主粮,搞不好我们吃的比父母那代人都少,因为我们吃了足够多的肉食
而且父母那代人吃的是地瓜土豆这种以产量大吃饱为目的的食物,跟我们现在追求的是精粮化吃的好能比吗?
包产到户后农民的精力不只花费在种粮上了,吃饱饭已经不能再满足他们了,他们在尝试种菜养鱼养猪等任何能赚钱的事上了,或者干脆外出打工去了,种粮食的人大量减少了,而这些左壬却还在拿粮食指标来比较,你们可要点脸吧?
能不能增产咱们暂且不论,不用去养支队长、记分员等无用人员确是实实在在的解放了生产力、减轻了农民负担
说什么化肥、拖拉机什么的
我就问一句,在土地没有确权的情况下,谁有动力去购置化肥、农药增产增收,期待领导的觉悟和热血吗?
搞公社必须要计划经济,可惜我国的水准连工厂都统筹不好,就别说广大农村了
到时靠领导的关系远近亲疏来分配农药化肥吗?
家庭联产承包的更大意义在于让公社自然消亡,假如依旧搞公社那一套,公社就会千方百计的阻止社员脱离公社,因为你脱离了就意味着别人的劳动量增加了,要是想不明白这点我劝你别碰键政
而假如不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让农民能够进城打工,中国靠什么吸引外资?靠城市工贵吗?
没有外资的引入,又如何实现改革和技术的进步,就靠自我循环吗?自我循环做的到的话为什么苏联会解体,隔壁某国也依旧穷困?
为什么教科书上改革开放那一章会从家庭联产承包开始,因为不走这一步其它根本无从开始
你看,否定了家庭联产承包就基本等于否定了改革开放,左壬的心明白着呢,让他们直接否定是借一百个胆子也不敢的
公社跟现在的集体制完全是两码事,你是集体制的股东是主人,而公社呢,是公社拥有你
我在网络上经常看到两种 “辩论” 方法:
一:我们国家当前国富民强,国家实力蒸蒸日上,这一切都证明了,我国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
二:以当前的形势来看,过去的 XX 做法是错的。
这两种方法交替使用,将无往而不利。
请勿对号入座。
一语道破天机!
包产到户是一剂良药,治穷,治懒的 " 定海神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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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锅饭期间,为啥粮食产量低?最根本的问题是,①干部说了算,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靠浮夸,瞒报。最后还是 “丑媳妇” 总要见婆婆。当时的产量,每年每亩双季总产四. 五百斤。亩产六百斤你就是全县的农业先进典型。
②大锅饭养懒汉太多,都不想干活,到底谁养活谁?成了焦点。成为粮食产量的拦路虎,绊脚石。由于制度的原因造成的,很难改变现时,当时的我们生产队共有三百六十多人,七百多亩地。经常下地劳动的只有七. 八十人,而不受风吹日晒,长期挣大工分的有六十多人。六. 七十年代,基本上都是人力化的年代,一切耕种全部是靠人工完成的。干农活儿的地多人少,尽管起早贪黑,披星戴月,也无法改变现状。
(二) 八十年代的 “包产到户” 的优点就是:
①农民当家做主人,自己的事,自已做。农民有了自主权。懒汉流氓没有了用武之地。全民动手,大办农业。干劲十足,人人出大力流大汗,农民一年一个台阶,从大锅饭时的四. 五百斤,尽用两年时间,一跃登上了全年每亩产量一千六百斤大关 (小麦亩产六百斤,玉米亩产一千斤)。
②改革开放,农业大丰收,带动了其它行业的飞速发展。
卖茶业蛋的,比造原子弹的挣得钱多。这就是八十年代以农村包围城市,打响了土地承包的第一枪。敲响了农民靠种地也能养家的 " 神话”!
八十年代是农民最幸福的年代,扬眉吐气的年代,最有职有权的年代。①从中国的春节就能说明这一点。八十年代的春节,是烟花鞭炮的海洋,任何年代也无法比拟的。②八十年代是农民手里有钱后,拆掉土坯房,扩大庭院,盖起宽敞明亮的大房间,更有暴发户盖起了小二楼,成为农村的一景。
总的来说,社会只有在竞争中求发展,没有竞争就没有活力!土地承包的现时,足已说明问题!
没错,积极性不提高就像打仗指战员没有士气
公社化产量的提高只存在一开始的时候,久了就懈怠,
上面一些回答喜欢给公社的失败洗地,然而没有,只要仔细想一下,公社化真那么好产量能够提高,小岗村的农民是脑子进水了才去冒险搞家庭联产承包吗?当时搞这个有多危险,难道你们就不知道???
不说我国,最早搞农业公社的苏联,苏联的农业很好吗?苏联的农业一直是苏联经济的短腿,苏联搞了那么久的公社农业依然垃圾,再加上我国的例子,难道你们就还不明白公社化根本就是失败的,不可能成功的。
可以这样说无论从历史实践还是从理论角度来说公社化都是彻底失败的。
公社的失败其实早在几千年前的春秋时期的井田制的瓦解,“公田则迟,分地则速” 就已经揭示的淋漓尽致,公社的失败不过是几千年前事件的复刻罢了
粮食产量的提高有些是和承包制没关系的,比如:
可耕地面积的扩大。从十四亿亩到二十二亿亩,靠的是集体的垦荒。
旱田变水田。靠的是集体造水库开水渠,靠抽水机。
施肥。大规模施用有机肥,需要拖拉机从城里搬运过来,需要抽干河水挖泥,需要规模饲养猪和禽类。大规模施用化肥,当然靠国家建立工厂。
改良品种。靠袁隆平这样的专家,还有基层的试验田。
生产工具的改良。拖拉机,脱粒机,鼓风机,都靠国家工业。
提高粮食收购价。在责任制之前就实施,效果极好。
有些和承包制有关,比如:
劳动积极性的提高。以前出工靠队长吹哨,抢种抢收的时候队长累成狗,平时田间管理,更常见出工不出力,队长不监管农民就田头睡觉。加上生产队要负担的不仅是国家统购的粮食,还要负担五保户,民办学校的开支,大队长大队支书等干部几乎半脱产,品质差的干部靠饲养场靠队企业吃喝拿,老百姓也毫无办法。如今自家田地自家负责,当然积极性提高很多。
合理安排劳动时间,提高劳动效率。这是队长吹哨不能比拟的。老百姓忙时耕种抢收,闲时的田间管理靠老人和妇女就行,壮劳力可以进城打工可以养鱼养龟可以买个车辆跑运输,凡是靠简单劳动就有钱赚的地方都被他们自动挤满。
但这些能发挥作用的前提是:以前的集体经济大规模解决了土,肥,水,种等千年农业传统没能力依靠小农经济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要是以为单靠分田到户就能解决问题,那千年小农经济就等于解决了问题。
而且它也带来一些新问题:农村失学儿童猛增。农业机械化道路终止。大田被分割成小田,零碎化了。可以去黑龙江农垦局和周边农村看一下,简直两个世界。
为什么国企里的混子去了私企干活都卖力呢?
还不是因为没兜底的了。
原来不干活也能分一口饭吃,现在不干活饿死了也没人管,你干不干。
不管是什么农作物吧,它的增产增收肯定是和水利,农药,肥料,良种,农具有关的。就以上种植业业的客观因素而言,自建国以来,这几项的发展趋势都是向上的,所以仅以总的趋势来说,不论什么时期,粮食的增产都应该是一个正面的趋势。
而若以公社化这个时期来说的话,首先公社化的开始就伴随着农业水利建设的浪潮,而在这农业水利的建设过程中还伴随着各种积肥运动(典型如《五朵金花》中的积肥模范金花,雷锋的积肥支援农业的事迹)。这些公社化过程中的建设有效提升了农业在水利和肥料上的基础条件,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以公社为核心大规模的以高效的组织形式组织了人民群众进行了高效率的农业建设生产活动(其实这也是一个调动农业生产积极性的过程),因而增产自然不是问题。
而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首先,在前三十年的基础之上,基本水利建设已经是搭建成型了,其次各种良种,化肥也在逐步向更广泛的区域传播,而这就是这一时期农业增产的基础条件。
但是,为什么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宣传会着重于对生产积极性的提升?这个问题要从多方面来看,首先,多年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尤其是十年期间的政治运动对于生产积极性的影响必然是负面的(非要有人说是没影响那就是没影响),而到了改开时期,这一影响是必然要被扭转的,因而会着重对生产积极性提升的宣传;
其次,诚然自七十年代以来,国家加大了化工行业的建设,化肥 / 农药的产量在不断提升,但我们需要注意到,在票证时期,化肥 / 农药等农资都属于一级管制物资,而一级管制物资即便是在八十年代又能覆盖到多少农田呢?更别说那个时代还充满着各种 “官倒”,在七十年代就已经开始吃不饱的地方哪还买得起化肥农药呢?
再次,要论生产效率,再高的人力生产积极性那也是不可能比得过康拜因这种高效率农业机械的,但,还是那个问题,在一个买自行车都得要工业券的时期,什么样的生产单位才买得起康拜因这种大型农业生产机械呢?君不见直到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单缸柴油机为动力的小型农业机械依然在普及过程中?
最后,不论农业机械化到了何种水平,农业始终是个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里宣传生产积极性对生产效率的积极影响有什么问题么?毕竟农田不会自己灌水排水,化肥农药不会自己在合适的时间点从生产线洒播到农田中,再高效率的农业机械也不会自己去田间地头自行生产。
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在试图否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当初的正面意义,却忘了没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解放,改开几十年来的工业建设,城市建设所需的劳动力,又要从何而来呢?更遑论在那个化肥农药、农业机械还明显无法有效供应全国耕地的时期谈什么化肥农药、农业机械对农业生产对农业的促进?在那个不说买不买得起,而是更本就不够卖的时期,能大力宣传的不就只是一个人人都有还不用花钱的生产积极性么?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里否认劳动者生产积极性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呵,是谁的脑子有问题?
很多答主在说,是有六七十年代水库化肥种子农药等基础粮食产量才上去的,但为什么六七十年代这些都有了产量上不去,非得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产量才上去?
很简单,因为水库化肥种子农业等是发展了生产力,而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解放了生产力。shzy 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如果只发展生产力而不解放生产力,可以参考苏联,苏联耕地面积世界第一,人少地多,有水库有化肥有农药有机械有种子,但常年要进口粮食,因为苏联没有完全解放生产力。。。
你说有没有用了?
分田单干是农业产业大倒退,需要花几倍的代价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
人民公社是公有制生产单位,公社会根据每年的预期情况下达新的生产任务,公社的工人们负责将生产指标落实到位。
在公社工作,越优秀,工分越多,可以参与评优评先;干得差劲的,统一接受批评教育,由专人帮、扶、带。
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按劳分配。在这种集体劳动的监督制度下,任何人想要偷懒懈怠都是完全行不通的。
因此,人民公社的高效生产为新中国储存了一大批粮食,以至于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没有实现大丰收的情况下,中国人民靠吃存粮撑过了八十年代。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没有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相反在失去公权力的监督以后,公社工人外出的外出、打牌的打牌。最后完全变成了一盘撒沙,彻底丢掉了过去大家团结一致的优势。
看到几个回答,想纠正一下
知乎用户:我国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的产量提高真的是因为分田而提高积极性带来的吗,那为什么公社化之后产量也会提高?
首先是这位的回答 “没有明显上升” 是显然不对的,在 79-81 粮食产量甚至开始下滑的情况下,82 以后迅速开始上涨,增长率大约是 79 之前的两倍(大概是 3% 和 7%)这要是没有明显增长,什么是明显增长。
这个真正显得奇怪的是什么呢?是增长到 84 年之后粮食增产放慢了,这更说明了包干制带来的增长——因为到 1984 年,包干制推广完成,没有新的地方可以继续包干制。(另一点是 85 年开始实行粮食订购制度,农民增加种植蔬菜等作物挤占原先的粮食)
有些人很奇怪的会觉得包干制是一下子全中国推广一样,就要一下暴涨,其实不是的。因为他是逐步推开的(所以事实上如果全部推开增长会更明显),而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达到一半以上的增长率,这当然不能忽视他的作用。
郑庄公:我国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的产量提高真的是因为分田而提高积极性带来的吗,那为什么公社化之后产量也会提高?
然后是
等答主提到的化肥水利。这些东西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显然不能将增长完全归于这之上,因为这没法解释包干后高于原先一倍多的增长率。在这里化肥水利和新的制度都起到重要的增长作用。
你不会不知道集约化农业生产的概念吧?不会不知道增加施肥同时需要增加更多的劳动力吧?
我们不能忽略化肥水利的作用,也不能忽略制度的作用,更不能忽略农民积极性的作用。否则都称不上辩证唯物主义,主观能动性啊。我们不能神化 “包干”,但更不能忽视其作用。
至于为什么包干为什么比公社化有更多的增长,这个一些答主已经答的很好了。原因简而言之就是大规模生产带来管理难度以及分配不公导致的积极性下降。
其实这里的分析还是仅仅在农业上,如果结合轻工业,手工业的发展,会看到更多有价值的东西。比如说积极性增长,在生产条件不变化的情况下他对一亩地的增长或许是有限的,但是他对一个人所能产出的粮食的增长有更大的促进。这就使得后续可以为轻工业等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劳动力,这就是积极性的作用。当然这与本题无关了,不展开。
服了,有些人扯 2000 年粮食生产没有提高云云的,真的是眼光只会放在农业上的。我问你们我积极性提高 1 个人去种原先 3 个人的地,我的收入是不是提高了?那你说剩下的两人怎么办,去轻工业,工业的发展,这就是工业化啊。提 2000 年后的粮食生产,那手工业,轻工业,工业占了那么多劳力你不提?看上去总量没加多少,但是农民个人能赚的多了啊。
温铁军老先生的《八次危机》应该能比较好的解释当时的这些问题。当年经历那么多事情,如果不从宏观的视角去看,那都是盲人摸象,各说各的理。
还有一点,用现在人们的心理去代入当时的社会是有点不合理的,就说我们那个地方吧,以前有一大块荒地,是没什么人愿意去种的,如果换做现在,更没人去种,因为在古代那里没有什么河流,大雨大涝,小雨小涝,没雨又干旱了,即使开垦了,也得好几年之后才能把产量提上来。也因此,那个地方人口是比较希少的。
后来集体出动,在那块地修了很多河,水利搞好了,然后分到的土地就多了,以前穷得叮当响的地方后来以了附近比较富有的地方,很多村上的人也会把家里的粮食拿一部分出来接济周边的亲戚。但那块地在解放之前几百年,也没人去开垦。当时开垦的时候也有人抱怨,但工分记得好,也没多少偷懒的空间。
以前村里耕田是有大拖拉机的,效率很高,后来分田了,都小块地,那大拖拉机就用的很少了,都是手扶拖拉机耕田,还有牛。
化肥也是七十年代末吧,慢慢开始普及,一开始下发到村里,没见过这玩意,味道贼大,挺吓人的,有点不敢用,后来做通了思想工作才敢用,对产量提升作用巨大啊。还有后来用了良种,产量也有进一步提升。而肥普及也得有先前辛苦积累的工业基础啊,没有之前的那通牛 X 操作,怎么搞得来 156 项工程,以及后来的中美关系改善,又怎么会有四三方案,以及后来一系列国外技术的引进,即使引进了,你在工业一片空白的基础上怎么建立?
以前粮食大部分是被国家提走发展工业去了,所以农民能吃到的更少。相当程度打击农民积极性,这个因素是有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积极性低到人人偷懒耍滑不干活,拿一些管理差劲的地方来说事也不大对吧。更不能拿现在的思想去套当时的情况,去想当然,差别还是挺大的。那么后来国家征收的粮食减少了,但为了发展工业,借了很多外债啊。结果又导致了后边的一些问题。又通过别的方式来化解的。
总之,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还是要通过发展来解决。现在说这些,也只是希望不要否定当时的一切,但是想回到过去,也是不大可能的,私有化这么长时间了,人心不可能变回去了啊。
至于说每个人都是经济理性人,然后通过一套有效的制度,让人回到公有制社会,还能良好运行,更不大现实吧。
看了那么多回答,基本都没有说到关键。
对那段历史最大的误解就是以为公社化只是单纯的集体合作。
包产到户的关键不是粮食产量提高了多少,而是分配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这才是包产到户后农民一两年就解决吃饱饭问题的根本原因。
在技术一定的前提下,积极性对产量的提高确实有限。但短短一两年农民都不饿肚子了,靠的就是这有限的提高。
包产到户以前,公社化的模式是不论收成多少,按定数留下个人口粮剩下的都交公,这个口粮基数定的很低,也不随产量调整,所以那时候挨饿是常事。包产到户以后,模式变成了国家按一亩多少定数收粮,剩下的都归个人。这时候积极性提高带来的那一亩几十斤顶多百十来斤产量,都留在了农户成了农民的口粮。这种情况下,就算交粮总数一致,落到农民手上的口粮大幅提高了,肚子自然能吃饱了。
马克思主义教育我们,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可惜当下依然有许多人秉承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在意识领域得意地做自己的上帝,仿佛粮食增产不是从耕耘、播种、施肥、防治、收割等整个实践过程而来的,反而是他们意识中的一次跳跃决定的。于是他们一拍脑袋,农民就乖乖地按他的意愿去耕作,规律就按他的思想去运行,真是无所不能。然而现实果是如此么?
唯物主义告诫我们,不要片面地看待问题,粮食生产本身是生产问题,本质上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那么粮食生产的要素是什么呢?有答主已经总结得很好了,无非水、肥、土、种子、劳动力和机械,这些决定了粮食的生产力。而公有制互助组、合作社、集体所有制以及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都是生产关系的内容。只有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才能推动和促进生产力,才能最大限度地释放生产力。在单产低下、灾害盛行、年谷不登的时代,最大限度地组织集体生产,才能有效地应对自然灾害,才能最大限度利用劳动力,才能保证维持一定的产量和税收。组织的智慧应该在于把握和利用规律。而随着工业化的迈进、水利的建设和良种的培育普及,生产力已经极大地提高,具体地表现为单产的增加,那么,生产关系下的土地所有制度自然会随之改变,正如孕妇分娩一般,过程无不是痛苦的。新的生产关系下必然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必然出现社会阶层的流动和社会群体的固化。我们是否对这些变化处理得当,哪些人获利,哪些人被牺牲了呢?
凑在一起或者分开搞不一定好也不一定就坏,农业合作社搞得好的比农民单打独斗收成好的多,就如同一个大厂能比一堆家庭作坊能打,专业技术大型设备合理分工都有优势。现在也有很多专业合作社就是早年的合作社的 s+plus+pro 版。而胡乱搞把一堆人硬塞到一起吃大锅饭,不仅不会提升产能反而会弄得经营不下去了,那还不如重新再分开自己搞去多劳多得。当年一开始自然是看中了集体劳动的好处,也在许多适合搞合作社和公社化的地方看到成效,但随后脱离实际情况强制的全国都搞合作社、建公社以及后来甚至打食堂真 · 大锅饭了,实施一段时间后就出现了积极性不高及产量提升难问题。包产到户即是在此基础上的补丁,解决的是那些出现问题的合作社 / 公社的积极性过低问题。
顺便讲讲温州包产到户的故事。
实际温州永嘉县早了二十年就探索过了。
我和我的祖国 – 档案见证 70 年(四): 永嘉 “包产到户” 的探索和实践
1956 年 5 月,中共永嘉县委在雄溪乡燎原社进行农业生产产量责任制的试验,由此在中国首创 “包产到户”。
浙江快速实现农业初级合作化以后,急剧扩大的生产规模使相当多的合作社在经营管理上出现不同程度的混乱。针对这一情况,浙江省委于 1956 年 3 月发出指示,决定在春耕期间,对已有农业社进行一次以搞好春耕生产、改进经营管理为中心内容的整顿提高工作。省委的指示,在各地得到了响应。
中共永嘉县委率先对农业生产责任制进行了大胆的探索。1955 年下半年,县委农村工作部干事戴洁天就在仰义乡澄沙桥村的 “文武”、“文庄” 两个初级社带领社员进行小段包工、按件计酬的试验。1956 年 1 月,戴洁天又被派到三溪区潘桥基点乡协助建社。他和社干部一起摸索改进生产管理的方式,使全社的生产管理开始走上有序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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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责任制如果不同产量相联系,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加强社员的责任心,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县委书记李桂茂大胆拍板,决定派戴洁天率工作队到雄溪乡燎原社进行队产量责任制试验。经过工作队、社干部和群众夜以继日的讨论和研究,最后确定了 “三包到队、责任到户、定额到丘、统一经营” 的责任制。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将这种管理方法命名为“包产到户”。这一办法实行后,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全社耕种面积扩大 8%,春粮增产 40%,积肥比周围 4 个合作社的总和还高出 3 倍。
对于包产到户,广大人民群众认为 “好得很”,但也有一些人认为“糟得很”,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辩论。11 月 25 日,李云河将《“专管制” 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的专题报告,以个人名义呈送县委、地委、省委、华东局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系统地论述了包产到户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1957 年 1 月 4 日,省委召开调查研究座谈会,省委书记处书记林乎加听取汇报后,对永嘉 “包产到户” 给予肯定。1 月 27 日,《浙江日报》全文发表了李云河的报告,并加了《编者按》。但是此后,形势急转直下,对永嘉包产到户的试验形成很大压力,浙江省委、温州地委、永嘉县委被迫下令停止试验包产到户。
李云河(中国第 - 个进行 “包产到户” 试点人)_百度百科中国农村改革早醒者李云河,怎么 “栽” 在温州的?
9 月,永嘉县委被彻底改组,李桂茂被批判、处分;李云河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下放劳动;戴洁天被戴上 “右派分子” 和“历史反革命分子”两顶帽子,开除公职,送回原籍农村管制劳动。
实际上并没有,我国粮食产量基本跟着化肥使用量慢慢提高,并没有受到分配制度的影响。
我一个年纪比较大,从农村出来的女同事跟我说过这事,分配制度的变化无非是从粮食直接上缴改成粮食卖钱,但是她们还是很少能吃到大米,平时只能用红薯充饥,到了 90 年代末期才能吃上大米饭。
生产力不够高的时候什么分配制度都是笑话。
农业产量增加扩大耕种面积和提高亩产。扩面积就是开荒,主要是 50 一 70 年代完成,在 1970 年代后只能提高亩产。同一土地亩产提高就是肥,药,种,水,农具。化肥大量使用于 1970 年代中期,当时人对化肥有抵触,把化肥倒沟里,什么?细石子是肥!扯蛋!秋天发现沟边庄稼长的好,第二年才用化肥!大量农药使用是 1970 年代中期,敌敌畏广泛使用,诱捕灯不再用了,种子一直在变化,由 1980 年代后,大量引进国外高产种子并本地化。1980 年代后,水利建设出现下滑,但 1990 年代机井大量使用。1980 年代前只有农垦兵团有大马力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到 1980 年代中期手扶进入农户家里到今天,在平原区耕种收基本机械化,并且今天黑龙江一户农民采购机械己过百万了。
如果用数学的方法,我们可能就理解了粮食产量的变化。
Q=f(j,z,h,y,s,l)
式中,j 一积极性
z 一种子
h 一化肥
y 一农药
s 一水利
l 一机械化程度
假如我们控制六个变量中的五个,留下一个积极性,粮食产量会随着积极性高而提高,但是有一个极限。这个极限中国人用两千年的小农经济证明了的。
由于我们常看到史书记载赤地千里、洪水泛滥,小民四散。说的是积极性是有极限的。
其他的变量也是如此。
只是在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我们的父辈用人力同时改善了这六个变量,我国的粮食产量才满足了当今十四亿人的需求。
正如老爹当初辛辛苦苦栽了一亩桃树,开花结果的时候,老爹没了。继承家业的兄长,吃着桃子说老爹没有积极性,不懂经济。
我对中国的文人,尤其是敬琏吴,反感,就是因为这个。
没有水利,有积极性屁用没有。同样的,没有农药,虫害一起,积极性也归零,看看非洲蝗灾的纪录片,就知道了。解放前,我们老家单季稻亩产稻谷 300 多斤,至多 400 斤,种子是核心问题,化肥是次要因素。到了 70 年代,双季稻,加化肥,亩产千斤。但是双抢季节,把人累死了,积极性下降。如今,机械化上来,轻轻松松搞定,不用什么积极性了。
人间事,都怕用数学方法分析。
能不积极性?
比如我还在读高中以前,暑假在家,我妈每天早上 5 点就喊我和我妹起床去施肥!
连续至少搞三天,做到 9~10 点,不然天太热,受不了。
积极性高不高?高!
高个屁!
女人、小孩去田里干活,还得干那么久!
为什么要干那么久?
因为一个女人加两个小孩,每天只能干那么多!
如果是两个大人,甚至更多人一起干,能干多久?
我妈直到我跟我妹妹在外读书才出去打工?为什么?因为不想我当留守儿童!
农村的留守儿童,没人照看的,发生了多少悲剧?
留守在家的家长,挣不了几个钱,还不得不干着最重的农活!
好了,现在出去打工的,赚钱多一些,但仍然得卖苦力,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在家无人照顾;
留在家里的,赚钱少点儿,还是卖苦力,还得照顾老人孩子。
而即使如此,其劳动保障一直到如今仍然存在巨大缺失!
太奇葩了,一群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的孩子,跑来否定联产承包,信誓旦旦的认为公社更好,甚至进一步否认改开的成就,并且自认为是 “革命派”,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也算当今一大怪现象。
首先、联产承包制的根本不在于提高农作物产量,而是解放了农民的自主积极性,从而让勤俭且有想法的农民挣的更多。
在公社时代,农民是被限制死了的,每天要出工,干多干少差别不大。同时由于基层干部素质低,工作方式简单粗暴,造成农村生产效率低下,浪费严重。
联产承包制之后,农民只需要交够公粮,就可以自行决定生产,这样农民收入提高,才有积极性去购买化肥和更新农具。
同时,过去磨洋工的劳动方式浪费了大量劳动力,在联产承包制以后,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大量减少,大批农民出外打工,也为私营企业的成长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
总结一下,联产承包制,不仅仅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更多的是让勤劳的人有机会挣到更多的钱。
其次、联产承包制后,不再需要依靠大批农村基层干部,一段时间后,基层组织被极大的破坏,直到近些年才开始修复。
但基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农村基层干部普遍素质低下,根本无法胜任带领和指导农民高效率生产的任务,所以放弃也是无奈之举。
于此同时,也有一批基层干部带领农民搞小加工业,建立起初级的村镇工业,他们中的很多人之后都转变成了企业家。
最后、联产承包制的意义不仅仅在农村,它打破了中国死板的经济困境,解放了思想,从而推动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的大潮。
现在的一些人,毫无社会经验,拍拍脑袋就觉得自己高明无比,想当然的认为公社集体的劳动效率比家庭单干高。
你们考虑过 “人” 的因素吗?
谁见过比私企劳动效率更高的国企!
集体劳动效率更高,取决于基层干部的素质,但你去哪里找那么多素质高的农民来当干部?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农村提供高素质的初级干部。但城市读书娃要安下心来扎根农村几乎不太可能,一旦放开回城,跑的几乎一干二净。宁可回城市待业,也不愿意留在农村。
只有少数知青留在了农村,他们后来几乎都成了农村基层干部的中坚力量。
奉劝前面几个答案的答主:
别轻易就褒贬一件事,尤其是你根本不了解的事。
这个世界上聪明人多极了,你都能看出问题的事,却大行其道,那一定有原因,肯定不是因为你比别人聪明。
农民只能是农民,工人只能是工人,那个时候是吃太饱了嘛?你们怀念那个时候?
联产承包制在于解放了土地上的人,人可以去做其他事情,而不是被束缚在这个土地上做这个卑鄙的奴隶。
用牛马去养罗马,最终牛马死了,罗马怕了,放松点牛马,罗马牛马都不饿了,现在又觉得牛马应该做牛马得管起来,好让我罗马地位永固?
我说下我了解的我们当地的联产承包和公社吧!注意我家是河北中部的,全是大平原。我爷爷 49 年生人,我特意问过的。公社初期确实没什么人偷懒,公社后期磨洋工的一大堆。公社时期也算不上机械化,整个公社九个村(十一个大队)总共只有三辆拖拉机再没有其他农用机械了。拖拉机只负责拉煤和犁地,基本没有其他的用途了,这算什么机械化农业啊。
而联产承包以后给自己干活不磨洋工就不说了。我家在八十年代花一千块左右买了一台二手小四轮拖拉机,我记事时那个拖拉机已经报废了(现在家里还用着那个拖拉机活塞【铝的】融化浇铸的 ao 子【煎饼铛】),已经买了全新的邢台 120 立式拖拉机了,那可是不只犁地了,还能带动水泵抽水。村里有人家有小四轮上安装的收割机(只是把麦子谷子割倒排成一溜还需要拉到场上用拖拉机带石碾子碾一碾脱粒),个别家(外出打工的)开始雇佣联合收割机(一般人嫌贵并且又浪费,除了外出打工没时间的以外基本没人用)。当然了那已经是九十年代中期了。而原先的扬水站(把水弄到水沟里,谁家浇地就自己想办法把水弄到地里)一直工作到零几年(具体啥时候停的我忘了反正肯定是 03 年以后了),直到地下水灌溉水井修完以后才慢慢的不再往水沟里抽水了。
八十年代初可能机械化水平下降了(也下降不到哪儿去,毕竟只有三台还只犁地),但是到八十年代中后期不管是买二手还是全新,村里的拖拉机已经基本够用(没有拖拉机的找亲戚借用一下就行),村里的牛和骡子驴基本上户户有一样。这时候其实机械化水平已经赶超公社时期了。那些扯联产承包影响机械化的建议去找农村老人了解一下实际情况。
而改开后农民才能搞副业或者外出打工来赚钱以增加收入,城市化也可以进一步提高。公社把农民困死在农村,一是农民搞不了副业、打不了工来增加收入,而是城市化的人口需求也不被满足。
实际上公社之前的合作社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毕竟进出随意并不强制。如果没有公社而是停留在合作社时期可能会发展的比现在更好吧。停留在公社时期是不行的了。
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能单独的看,这只是当时改革开放众多措施的一条。其他的措施还包括其实是农民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不再每日到大队报到听大队长分配农活,农民可以在自家宅地菜园种植养殖自己认为合适的农副产品,可以到农贸市场上自由出售剩余农产品等。这是一整套农业农村改革计划,通过这些改革,激活了市场,降低了交易成本,丰富了市场供应,让城乡联动更强,农村居民有了提高收入的来源和方法,城市居民有了更丰富稳定的副食品来源,物流运输有了市场背书可以提高效率,不再像苏联那样农产品种了收不上来,收了运不到仓库,运到仓库分不到商店,分到了商店到不了居民手里。
有人说化肥,说农药,说机械。**前苏联的化肥产量够大吧?农药产量够大吧?苏联的农场够大吧?机械化够先进吧?然而苏联的农业问题解决了吗?与苏联所拥有的自然资源相比,苏联的农业到底如何?**是苏联人笨吗?还是苏联人傻?还是苏联人没有农业天赋?奇怪的是解体以后没多少年,2008 年俄罗斯就又开始出口粮食了~ 现在开始恢复养殖业,肉类禽类奶类产品也开始发力。怎么回事?**我认为,所有非人力因素,都只是给你提供了一个上限,比如没有农药和化肥,一块地的上限是 800 斤,而有了农药,提高到 1000 斤,有了化肥提高到 1200 斤,但你能不能达到这个上限,那就是事在人为了。**苏联 80 年代农业机械损耗率一度达到 100%,当年生产的农业机械甚至连更换损坏的都不够,甚至有人看到过苏联农场工人故意损坏机械,就像 1920 年代苏联农民大规模屠杀大型牲畜一样,这是人在本能地发泄心中的不满!本能地拒绝劳动!至于化肥和农药,就堆在仓库里,谁也不去管,谁也不去施肥撒农药,有检查了象征性地干两天。要不是苏联农业土地面积够大,苏联可就是年年饥荒了!
同时,农业从来都不只是 “种” 这一个动作,况且即便是种地,也是分田到户更有效率。农业首先是农民们赖以为生、提高生活水平的来源,其次才是国之重器、民之根本。要解决农业问题先解决农民问题,1978 年中国农村地区的情况是什么样大家也基本都清除,不再赘述,总体来说用 “赤贫” 二字形容一点都不为过。那么如何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怎么才能让农民发家致富?毕竟当时中国接近 90% 的人口依然住在农村,靠农业为生。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解决温饱问题的最关键步骤。按照教员的话说,粮食是需要有人收割的,是需要有人加工晾晒运输的,农业剩余资源是需要人去利用的,猪牛羊鸡鸭鹅是需要有人养的,农副产品是需要人去做的,做完了是需要有人拿去卖的。那么问题来了,上述这些动作都是很辛苦的,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农民们为什么愿意去做这些事?因为有钱赚!你让他赚不到钱会怎么样?简单啊,没人去做或者乱做瞎做这些事情!那结果能好吗?
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代表的农业改革要解决的就这些问题,就是要给农民以积极性,就是要允许农民保留和出售剩余农产品!**以市场的力量和机制收集农业剩余而不是靠行政命令!**以前不允许农民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劳动力甚至劳动报酬,现在农民都可以自由支配了,以前不允许农民搞副食品加工和农副产品种养殖,现在允许了,农贸市场重新开放,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如何被激发,因为农民能挣到钱了,挣到钱能买自己想要的东西了,农民们进城卖掉自己生产的鸡蛋、肉类和豆腐,换取工厂生产的衣服、布料、鞋子和儿童用品,这难道不是值得称赞的盛世图景吗?农村不光是有基本粮田,还有农民的前屋后院、山林草地、水泊池塘,这些都是可以利用的资源。我请问大家 1978 年以前这些资源的利用效率如何?现如今大家都习惯去超市和菜市场买菜买肉,但 1978 年以前只能去国营商店买东西的时候能买到什么?那时候为什么物资供应如此匮乏?真的只是没有化肥农药的问题?
所以,农贸市场的重新开放和巨大成功,让中国的高层认识到,计划经济从来都不是只有苏联那一条道路,苏联道路并不一定适合我们自己,况且苏联道路表现很一般,坐拥 400 万平方公里沃土、拥有世界顶尖农业机械和化学工业的苏联,其居民的粮食和农副产品供应长期受限,这不是生产力的问题,而是体现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束缚。我们没有苏联那么发达的工业底子,当然就需要更精细地经营我们手里这点资源。所以解放生产力,解放思想也就从此而来,农业问题解决好了,就有了解决工业问题、城市问题的底气和经验,才有了改革开放和 40 年经济快速发展。
分田单干以后积极性提高,农民积极的在田里大量使用化肥,所以产量提高了。
和积极性确实是有关系。
这问题本身就有问题
请去文献查看下什么叫土改以及土改的历程
第一,包产到户之前农民挨饿之后农民不挨饿了,这种情况不但存在于书上, 5 几,6 几年代那辈人都是亲历的,他们也经常会说起的。
发生转变的原因一个是生产积极性,一个是管理成本降低。
第二,人民公社刚组建的时候,由于生产资料共享,并产生规模效益,是公社化提高产量的原理。
第三,任何制度模式都会自发崩坏,需要反复修正,曲折前进。一劳永逸,一个制度干到底的愿望必然落空。
公社化带来规模效益,同时也会提高管理成本,指挥的越来越多,干活的越来越少。
家庭承包刚开始积极性提高产量提高,但公用设施老化,买不起新型大型农机具的问题也会随之出现。
第四,早期公社化是讲初级社,中级社,高级社的,逐步推进。却因为大跃进思想,全都强行推广高级社,吃大锅饭。而实际上初级社的形式才更适应当年的情况。
第五,粮食产量的统计是有很大漏洞和偏差了,尤其是大跃进浮夸风时期,数据未必比亲历者的讲述有说服力。
统计粮食产量一是基层上报,二是抽样估计,三是下游产量推算。但村领导希望夸大产量,体现业绩。老百姓又希望隐瞒产量,少交粮食。他们都有造假上报的动力。
最后,农业的终极发展方向是小城镇和大农场。
即使包产到户了,我们小队也会按时集体疏通水渠,轮流清理水泵。在一些人眼里,包产到户了农村就直接礼崩乐坏了,没有集体意识了。公社时期也没有什么机械化的东西,唯一的就是村里的水泵了。包产到户后村民到小煤窑挖煤,养牛养猪赚到钱自行购买柴油机抽水,汽油机打谷,各类粮食加工设备。上海来的知青也没有带动什么,听小队长的话,挑粪砍材而已。
(一)粮食增产的原因:粮食增产,不是因为分田到户,而是因为前三十年打下的基础。[以下内容引自逍遥散人《“人民公社”与 “单干” 之随笔漫谈》(有删改)]
“1、种子革命。1973 至 1976 年,我国南方‘籼型杂交水稻’(育种代表为袁隆平)和北方‘杂交粳稻’(育种代表为杨振玉)良种相继育成。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大面积推广,到八十年代中期大体完成推广,使水稻单产较以前选育的普通良种约增加 20%。与此同时,小麦、玉米、棉花、油料等其它农作物也都陆续发生了种子革命。一个良种从配育到选育、繁育、推广,顺利的话也要十几年的时间。而要配育推广良种,还需建立农业科研推广体系,这些体系只有在人民公社时期才存在,现在基本都消失了。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增长因素占粮食增长因素的 57.1%, 若扣除这一因素,这一阶段的粮食年均增长率只有 2.1%,(其它的科技因素如化肥农药家农机等还未计入)这就是说还没有合作化、公社化时期的增长率高(3.5%)!再综合第三阶段的年增长率(1.2%),我们可以看出,在农村推行私有化以后,中国的粮食增长其实是呈现递减态式!
2、化肥革命、农药革命。60 年代末 70 年代处开始,我国各地陆续建成一大批中小型化肥厂、农药厂,使我国 1975 年的化肥施用量较 1965 年增长 3.1 倍。1972 年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以后,西方允许部分民用产品对华出口,我国又迅速引进了 13 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这些装置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刚好建成投产,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地里起到了明显的增产作用,增产幅度一般达 20%-50%。另外新型高效农药 “六六六、敌敌畏” 等更是有效的消灭大量害虫,为提高农业产量提供了极大的保障。
3、水利革命。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自 1958 年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开始,各级政府每年利用农闲组织社员(“义务工”)兴修水利,整田改土,修造梯田,大面积垦荒,全国建成大小水库七八万座、塘坝无数,广袤的田野上,人工河道网、田间道路网、沟渠网、防护林网形成,极大地增强了农业灌排能力和防灾抗灾能力,保证了农业的稳产高产。这些现在很难组织完成的、投资无法用数字来衡量的农业基础建设工程。
4、农业机械的大量投入。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1985 年)记载,1975 年我国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进一步大大提高,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是 1965 年的 6.7 倍和 66 倍,排灌动力机械增长 4.9 倍,用电量增长 4.7 倍。
5、耕作技术革命。由于农田水利系统的形成、生长期短且高产稳产抗倒良种的相继育成推广、农业机械及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间作、套种、复种技术得到全面应用和推广,作物复种指数大大提高,从一年一熟实现了两年三熟、一年两熟,大大地提高了农业产出率。综上所述,“单干”刚刚开始时产生的农业丰收,是我国 “前期” 对农业和支农工业大量投入的必然结果。而所有这些 “前期投入” 都是在“人民公社时代、在毛主席时代、东方红盛时期”,在响应党的“共建社会主义、共建共产主义” 的号召下做到的。”
(二)小岗村:有以小岗村为榜样的,说小岗村单干后粮食产量是比上一年提高了,据说是由 4 万斤提高到 12 万斤。但这种说法却不敢提到上一年是大旱,而集体时候的正常产量是 17 万斤。而今的小岗村呢?猝死的小岗村书记沈浩说过:“2004 年 2 月,村里为欢迎我写标语的墨水、纸张都是借钱买的。村集体没有一分钱,还欠 4 万多元债。‘大包干’展览馆陈旧不堪,村小学门窗桌椅破破烂烂。国家投资办起来的自来水、有线电视也停了。唯一的资本——‘名气’,如‘小岗’、‘小岗村’、‘大包干’等也都被别人注册了。” 小岗村农民徐家松说,现在差不多有 50%以上的农民借了债,少则六、七千,多则一、二万。小岗村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单是大严家自然村,就有 20 几家。
(三)包产到户后的粮食生产增长率甚至远低于文革时期:全国基本实行包产到户后的 1983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 3.8728 亿吨,1993 年全国粮总产量为 4.5649 亿吨,增长 17.87%。而 1966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 2.14 亿吨,1976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 2.8631 亿吨,增长 33.8%。包产到户后的十年,粮食生产的增长竟然比人民公社在文革时期的粮食生产增长率还低!
理论上,1981 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 1950 年的制度应该差别不大,与古代的小农经济相比,也只是土地是公有还是私有的区别。那么为什么 1953 年刚开始推行规模经济的时候,农业增长确实提升了,而 1981 年回到包产到户,农业增长再次提升呢?个人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1. 刚开始推行规模经济时,规模效应确实可以导致经济增长,但是时间一久,由于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不完善,大家吃大锅饭,不愿意干活,偷懒的人多了,带来的经济增长的损失就超过了规模效应的好处,增长自然下滑,包产到户后,大家有了干劲,经济重新正常。
2. 刚开始推行规模经济时,大家可以资源互用,例如耕牛,提高效益,而到了 1981 年,由于工业设施、化肥、水稻品种等外部条件的提升,降低了规模效益带来的好处,原本要 3 个家庭才能做的事,现在 1 个家庭就可以了,包产到户后,反而降低了管理成本和监督成本。
历史的演进总是螺旋式上升的啊。
很多事情,不是看怎么说,而是怎么做
集体农庄的名字,很具有迷惑性,看似是集体的,顾名思义应该是大家所有,现代人第一感觉是类似股份制的所有制关系
但历史的真相往往藏在细节里,那个年代所谓的集体所有就是国家所有,农民并不具备决定自己的土地里种什么,以及产出之后如何分配的权力,而仅仅是出卖劳动力,换取工分,换取集体大锅饭吃饭的权利罢了,也就是说,土地并不属于农民,而是虚幻的 “集体”
这种制度源自于苏联,当然所有人都知道为了农业补贴工业,做资本原始积累。但苏联为什么会 “发明” 这种制度?因为苏联有这个传统——沙俄农奴制!所谓的集体农庄的农民不具备什么权利,不过是按照上级的要求种什么作物,然后定期按照规定的量回收,整个过程中农民只是付出劳动力而已,这就是典型的沙俄农奴制,不过,奴隶主由沙俄的贵族变成了苏联的国家意志而已,农奴,还是那些人
同理,我们也是继承了苏联的模式,所以,78 年的改革,也算是一个生产力的大解放,当然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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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田到户后,粮食产量的确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原因有好几个:
一是农民积极性提高了,没有人磨洋工了。比如以前总听家里长辈开玩笑说:在集体种地期间,生产队里那谁谁谁常年自称有各种各样慢性病的,都是不干活的,后来分田到户后,这些人奇迹般地一夜之间病好了,都能下地干活了,而且干得比一般人还厉害,看来这分田到户堪称是老君仙丹啊!总之,分田到户后,大家都想方设法没日没夜照顾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二是改革开放后,涉农工业发展了,化肥农药和农业机械逐步得到普及;另外,没有了集体政治狂热下的乱指挥,农民在各地农科所指导下,种地更科学了,农业效率和产量得到提高。一些人说分田到户后变成小农经济不利于规模化和机械化,机械化种地变成了农民纯体力种地。这与史实是不符的,改革开放前,农业机械工业是比较落后的,农村也是特别穷的,大部分农民饭都吃不饱,连买化肥农药都没有钱,都是靠农民找各种有机肥,河湖多的地区的农民每年冬天都要捞河底淤泥做肥料,农业机械更是没有了,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农业机械化程度很低很低的,绝大部分劳动都是靠农民体力干的。哪怕到了八九十年代,很多地区机械化也还是不足的,年纪大点的肯定记得经常能看到一些地方用牛耕地,靠人用镰刀收割,这不是因为分田到户不利于机械化,而是因为落后,机械化普及是需要钱的,只有当农村和农民富裕都一定程度才能普及。分田到户是不影响机械化的推行,每个农户可以按田地大小付费机械耕作收割的,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还是分田到户,但是最近这十多年农村经济发展后,最落后的地方也都实现机械化了。农村经济进步和机械化的标志性事件应该是近二十年前开始,每年收获季节都有雾霾,一年比一年严重,直到国家禁止了,因为越来越多的农民烧秸秆。一是因为机械化收割后的碎秸秆不便于像以前手工收割的秸秆那样收集起来晒干做燃料,二是因为农民富了不需要秸秆做燃料了。
三是农业效率高了,农民自由了,农余时间变多了,很多农民可以从事农副业,一些农民么干起了乡镇企业,工业产出效率比农业效率高多了,这些乡镇企业发现好的地方的农民生活水平提高更多。
关于说公社化后产量提高,估计应该只是统计数据上的提高,实际情况只怕不乐观,要不然农民不会几十年一直吃不饱。
不是的,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简单的说分田或人民公社化带来的。让我对这个问题展开系统性来分析一下。解放初期土改,地是分到各家各户的,对提高产量来说主要矛盾是水,小农经济治不了水的问题。于是搞联合搞互助组,直到后来并入大社及至人民公社。这样人多力量大,在生产队上就打了大机井,按上柴油机水泵抽水灌溉农田。体现在人民公社上,搞万人会战修各种大小水库等,著名的河南林县红旗渠,就是在这个时期修的。每年的冬季人们扛着红旗,拿着锨镐到处有组织的修水库,修堤坝修水道,大搞兴修水利工程。人们在一走干活一起吃大锅饭,红旗招展喇叭声咽,热火朝天,创造了一个个的神话。毛主席发号召,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就是一个好例。全国人民热血沸腾,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达到了高峰。主席逝世后,华主席也搞了一段农业学大寨运动,那时的口号是,决战七七年,建成大寨县,学理论抓路线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瓶颈和条件局限。这个时候肥的矛盾,已成为提高产量的主要矛盾,靠毛主席的运畴帏幄,每个县都建起了化肥厂,,靠牺牲农业,牺牲农民,我国的工业布局,羽化发展,已经是待时而飞了!小平同志搞家庭责任制,恰在这时,改革开放,我国的化肥工业已经是大大的发展了!满足了农业对化肥需求这个主要矛盾。于是乎粮食产量大幅度的提高,出现了那几年都无法想的《吨粮田》满足了十几亿人的吃饱饭的要求。农业科技的发展也取得了大丰收,联合收割机,播种机的普遍使用,袁隆平先生搞得杂交水稻工程,用了半个世纪丰硕累累等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迈向现代化的农业步伐大大加快了。
原因很简单,前者是以联产承包等因素来稳定提高,后者是靠群众运动打鸡血难以持久,后者最后的劳动效率也没超过公社化之前,这个可以通过农业劳动率来解析,可以排除掉劳动力增加的影响
先解释下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动生产率一般定义是单位农业劳动投入所带来的农业产出,是衡量农业生产效率 水平的基本指标之一。
图 2 报告建国 60 多年来农业劳动生产率变动情况。以 1978 年不变价衡量,农业劳动生 产率从 1953 年的 350 元 / 人到 1976 年文革结束时 343 元 / 人,20 多年不升反降,而与改革开 放元年 1978 年的 363 元 / 人比较,计划经济体制下,25 年也仅增长 3.7%。改革开放以后, 劳动生产率实现较快增长,2011 年为 1688 元 / 人,是 1978 年 362 元 / 人的 4.66 倍,年均增长 4.77%。从增长稳定的角度看,计划体制时期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波动剧烈,如 1958 和 1959 年先后经历 25% 的增长和 20% 的下降;相比之下,改革开放以来不仅增长率水平提高了, 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有所变小,劳动生产率实现了快速稳定的增长,特别是 2003 年以来, 增长率稳定在 8~10%。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公社化的 1958(图 2),农业生产率增长率打鸡血一样的升到 25%,但是第二年立马下降 20%,最后劳动生产率还不如原先,这就是疯狂催谷的副作用,而改开前公社化劳动生产率始终超不过公社化之前,也就是说**人民公社完全就是副作用**。
ps:我知道有些人手上有新中国农业 60 年统计资料,但是只露一部分却迟迟不放农业生产率,大家都有资料,断章取义编造谎言迟早会被揭穿
参考资料《新中国农业 60 年统计资料》
必须指出家庭联产承包制在我国相当一部分地区是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的
很多南部,西部山区和其他人地矛盾尖锐,不适合机械化大生产的地区,公社并没有什么优势,包产到户提高了积极性,促进了生产。
然而,在不少平原地区,耕种条件良好,适宜于机械化耕作的农村,集体的农具被分了,村里的厂子被低价包给个人,甚至有拖拉机拆成零件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在这些地区,包产到户基本起不到优势,甚至可以说是灾难。农民也是人,就算是铁人,十个人你也赢不过拖拉机和化肥……
这也反应了大政府的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
管理的区域过于广大,人口众多,不同地区的条件各不相同,而制定政策时却往往统一调度,以至于并不是对所有情况适用,往往造成很多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出现在五六十年代,在改革开放以来依然广泛存在甚至愈演愈烈。
不要过去妖魔化集体经济,也不要往改革开放以来一票政策上泼不存在的脏水。
1980 年 9 月 14 日至 22 日,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包产到户问题,9 月 27 日印发的 75 号文件规定:在贫困地区可以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长期 “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 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规定贫困地区可以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一般地区,集体经济比较稳定,生产有所发展,就不要包产到户;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群众不要求改变,应当继续实行,但是应当因势利导,进一步组织起来。根据当时会议记录,决策者是设想将包产到户的数量和比例限定在 27% 的社员年收入 50 元以下的生产队。
而当时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对包产到户并不完全支持,只是一种甩包袱的态度:
姚依林从甩掉国家财政包袱出发,提出索性让贫困地区农民包产到户自谋生计的,邓赞成姚依林的意见。他说: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政策要放宽,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
地方上最著名的是贵州和黑龙江的 “口头协定”:
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与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的一个 “口头协定”。杨易辰坚决不同意包产到户。他会上插话说,反正这个东西在黑龙江行不通,至于贵州等地怎么样,那我们管不了。休会时,池必卿找到杨易辰个别谈话,说我们可否达成协议: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互不干预?杨易辰答到:好的,可以。
也就是说至今为止没有人禁止搞人民公社,而且规定了只有穷的地方才能搞单干,结果是人民公社一个能打的都没有,那怪谁呢?
某些人说农作物产量靠的是化肥和科技,话是不错,可当时的领导人可不这么看,比如为了搞公社,宣传口号是这样的:" 高级社是天堂,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喝牛奶、吃面包、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如果说上面那些说的还只是宣传口号,那农业 40 条可就是实打实的纲领了:
1956 年 1 月 8 日扩充到 40 条,形成了《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1 月 26 日全文发表并有廖鲁言说明。主要内容有:兴修水利,实现机械化,推广良种,改良土壤,消灭虫病害,开荒绿化等。具体指标有:七到十二年内基本消灭 “四害”,消灭严重疾病,消灭普通水旱灾等。具体数字指标有:十二年内粮食和棉花产量以每年 8% 和 10% 速度增长,总产量分别增加 1.5 倍和 2 倍。
也就是说大家加入公社努力干活,领导保证你每年粮食都能多 10%,这个鸡血打下去的确能蹦个两三下,蹦完就是 60 年。
我就佩服你们这些只谈化肥不谈激励问题的右派唯技术论病
有些人啊,总是喜欢借古讽今夸夸其谈,却根本不从那个年代为依据进行研究,举个例子,封建制度是腐朽的,但是错误的吗?不是,因为封建主义推广了皇权,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官吏体系,让人知道自己效忠的谁,建立了完善的财政体系,让国家得以运转,由此便是军事体系的建设,进而巩固了统一。
在那个绝对平均主义指导下的社会,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子,这才是没有积极性的原因,所谓的制度主义都是表面罢了,人要的是得到眼前的实惠,联产承包责任制正是这样产生的,这是一种激发人生产力的手段,而为什么后来又集体制了呢?因为经济发展了,城市化扩张了,农民发现自己那点地不够用了,他得出去打工挣钱,出去打工挣钱总不能把地给荒着吧,把自己的地以股份形式并进农业公司也好,村营企业也罢,都是为了让自己获得一部分收入罢了,一年啥也不用干的前提下就能白白获得几千块钱的土地租赁费,这样的实惠谁不心动?至于会不会强迫性的赎买土地,我相信随着法律体系的完善与基层的稳固这样的事情都会消失,老百姓不是傻子,没必要杀了下金蛋的母鸡。
嗯,还是那句话,完善分配体系才是一切根本,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实用,别老成天抱着一些教条思想在念经,孔子念了那么多年经也没见哪个国家推崇周礼复国改制的。
现在的这个风气真的有点可怕,这才过去多少年就开始颠倒黑白了? 当事人可都还活着啊。我父母 60 后,当年都生在农村。
父母回忆说:自从 82 年包产到户,就再也没饿过肚子。白面的馒头顿顿管够,糖三角、肉、槽子糕、炸油饼这种以前只有过年才吃得上东西,隔三差五就能吃上了。
我们那农村到处都是一种叫 “马齿苋” 的野菜,这东西以前都是给人吃的,包产到户以后再也没人吃这个了,都拿这个喂猪。你们知道一连好几天拿红薯充饥肚子里犯的酸水有多难受么?你们知道当年白面馒头不够吃,吃高粱米当主食有多难下咽么? 粗粮难吃也就算了,吃多了拉不出屎来有多难受你知道吗?自打包产到户,这些情况都没了,因为白面馒头可以吃到饱。
不光粮食够吃了,还能留下不少换钱,我爸妈当年上大学的学费都是这么攒下来的。再往后甚至都不用只种粮食了,开始改种果树了。这才有了我父母上大学进城工作、过上中产生活的机会。
84 年国庆的时候,群众们自发的打出 “小平您好”,那是发自内心的拥护。我们全家人更是衷心的感激小平同志、万里同志。感谢当年改革开放、包产到户的好政策。
现在有些小将们,没挨过饿,没吃过苦,没喝过野菜汤,没吃过高粱米。说话张口就来,真的是吃饱了撑的。
其实嘛,生产模式劳动者根本不关心。劳动者关心的,也就是说劳动者的积极性取决于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干了多少,自己应该得到多少,而自己实际又得到多少。
很多人有个思维误区,就是以为公社化了就不会被剥削。他们忽略了的一点是一个公社可以存在对另一个公社的剥削,社会也可以存在对一个公社进行剥削。
农民为什么积极性不高?因为他们都去养工人了。自己辛勤劳作了一年,产出质与量都高的农产品,换回质与量都低(在他们看来)的工业品,非常不值当。站在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如果社会不对外掠夺,他们的利益是不得不被牺牲的,否则就无法加速工业化。但站在农民的角度来说,这样又很不公平。
对不起,社会成员的平等和社会发展速度是不可得兼的。物质世界哪有那么好的事?
上面说的事可能有些人难以理解,那么我们代入工业化初期的农民视角来思考问题。
我一个勤快的农民,今年收获的粮食能吃餐餐管饱还吃两年。那些工业产品真的不错,确实能提升我的生活质量。不过,为什么因此我要天天喝粥?
我可以不可以要回我的产品?以前自己还能吃饱,余粮还能换点钱,现在怎么不行了?
消灭了资本家,好像他们挺高兴的。不过,关我什么事?
看出问题没有?为了社会的工业化,农民必须养工人。然而,工人的产品对于农民生活和生产提升有限。公有制这种分配在农民眼里就是强制交易。
农民不知道社会需要养活多少资源采集者、工人、物流、仓储,只会评估自己的劳动付出和自己所得。
相对而言,农民把自己多余农产品在市场上卖出获利,在农民看来更加公平。
就像很多回答里面写到,经历过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批农民还没死光呢。
不要扯什么集体生产制多么优秀,我是 70 后农村长大的湖南人,我的父母和我自己都非常清楚那几年的差距,现在把所有差距归结于化肥、水利,这是一小部分,水利我们那几年根本没差距,化肥种子稍微好了一点,但产量是天壤之别。
没分田的时候,田里面稗子要比禾苗多,都是大家的,谁会去管?地里的红薯挑几个大的挖了就行,小的都没人收。但分田单干之后的第一批农民,对自己的田那个爱惜,现在年轻人完全体会不到,有时间可以问问你们父母或者爷爷奶奶。
以前的集体所有制是粗暴的平均制,分田单干能比简单粗暴平均制更调动劳动人民积极性,这个还有争论?至于后面的南街村等集体所有制我不太了解,但我觉得应该不是当年的粗暴简单平均管理,别扯集体所有制有多优秀,对于管理,我只相信人性。
跟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半毛钱关系,我就问你,你积极性再高,你不可能一年种四季五季吧,地还是那些地,种的庄稼还是那些庄稼,产量怎么就能提高呢?除非你换了杂交水稻(那时没有)或者有了足够的化肥,所以真正产量提高是因为有了足够的化肥,是毛爷爷的四三方案
话说这个问题下面也能争起来我是没想到的,大部分人应该是出身农村吧,回家问问村里的老人不就知道了。
这个问题本是个事实问题,不过眼看着成了各种人用来攻击改革开放,说白了就是乌有之乡的那一套,春秋笔法甚至编造数据,攻击改革开放,借此否认改革开放,推销他们的观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是依靠毛泽东时代的物质和技术积累,而不算是制度创新的结果,若当时继续走毛主席的路线,中国会发展得更好。
事实上我在回答里看到了好多说法数据都来自乌有之乡。其实很多都经不起推敲。比如说小岗村的问题,一个劲的攻击小岗村包产到户后产量提升的问题。小岗村为什么第一个搞包产到户?你得结合当时的统购统销的问题,当时的粮食是全部上交国家后再返销给农民的。小岗村每年交不上粮,反而要吃救济粮,那就导致了不管干不干活这些人都只能在吃饱的边缘挣扎,挫伤了生产积极性。这才是小岗村产量极低的原因之一,这也是为什么小岗村能第一个搞包产到户,这才是为什么口号是交给国家和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这也是为什么落后地区更喜欢包产到户,生产条件有了一定机械化的江浙反而不太感冒。
还有就是农村公社的问题,一个劲攻击包产到户耽误了修水利教育什么的。请问难道包产到户了农民就不能组织起来搞水利了吗?农民就不能搞教育了吗?事实上只是放弃了使用无偿使用农民的劳动力改用经济手段修筑水利工程了而已。还有教育医疗那些,一样可以收钱啊,三提一统不就是是吗为什么不收了?因为农民反抗了啊,为什么原来不反抗,因为人民公社就是为了对抗农民不交粮食产生的啊。
攻击包产到户不能发展生产力,难道公社就可以吗?事实上真正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是合作社模式,无论是苏联还是我们都是证明过了。所谓集体农庄并不是为了促进生产力,而是剪刀差盘剥农民,这反倒阻碍了农业的发展,这不是苏联已经证明过的吗,换个词就不认识了?
附:话说这些攻击改革开放的言论大多出自乌有之乡,在这帮人眼里,金家王朝的朝鲜都是典范,不仅整天洗白金三胖还每年搞了个朝圣之旅去朝鲜旅游。他们的创始人韩德强还真搞了个农场搞集体劳动,只不过最后差点搞成了邪教。有兴趣的可以百度一下。
怎么看待韩德强以及他在创建的新社会模式?如何看待 35 名青年将南街村告上法庭?
《鞍钢宪法》:在没有加班费,没有绩效工资的情况下调动工人的生产热情。
左壬:好!主人翁精神!
包产到户:调动了生产积极性。
左壬:积极性?(流汗黄豆)。
还是那段话:
—“保卫四平的命令是我下达的。”
—“是你下达的也是错的。”
对 “春过雪消” 部分观点的抬杠
一、“人有多积极地有多大产”在一定范围内是成立,当积极性很低的时候,“人有多积极”与 “地有多大产” 是呈正相关的,随着人的积极性的提高,亩产确实会增加。只有把地开发到一定上限后,亩产才不会随着积极性的提高而提高。“人有多积极”与 “地有多大产” 的关系可能类似于对数函数。春过雪消”同志一来就问认不认同“人有多积极地有多大产”,显然是想否认“积极性的大幅提高不能实现亩产大幅提高”,他下文的逻辑起点都是建立在土地亩产已经充分开发、人的积极性不起作用的基础上。
二、另外, 哲学上说了,不能过大的夸大主动能性,也不能片面地强调客观规律性。“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与 “人有多积极地有多大产” 在一定范围上不构成对立面。因此,一上来就问我们,是认为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还是认可“人有多积极地有多大产”,让我们二选一,这合适吗?
三、人的积极性的提高不等于粮食亩产的增加,反过来讲,就是不能简单用 “粮食增长率的幅度不高” 来证明“人的积极性没有大大提高”。以为我们村的一户人家为例子,包产到户前,他们 4 个人种一亩地,并只种地,亩产 1000 斤;包产到户后,他们家还是 4 个人种一亩地,亩产 1200 斤,但是由于积极性提高了,原本磨洋工 8 个小时才能干完的活,他们 3 个人小时就干完了,剩下的 5 个小时他们去砍柴、打零工、种菜、养猪去了,生活明显了。这种积极性带来的好处在亩产上是不能完全体现出来的。
好多没生活过那个年代,甚至没生活过农村的人来强答,真是笑死了。
公社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包括规定你得种什么。小时候去城里,我家依旧得交粮食的,但实际是地很难产粮的,多山地适合种些水果之类,还有一些地必须要种甘蔗已供应当地糖厂,这样地如何交粮食,无非榨出口粮罢了。以前下面大队干部强制执行上面交下的指标,把你作物拔了都算小事。明白了吧?到我小时候那会农民可以种些水果卖了去换粮食交公粮,后来可以开发滩涂搞养殖,也可以去卖了钱交公粮。我们这是浙东,全是山地,平摊到人头上的地极少。
指令经济下各种难以适应的,适应标准化生产的工厂都如是何况农业呢?农业也要按指令经济来玩显然要出事的,吃不饱都算小事。南北农业,甚至一个县内各村农业都可能有极大差异的。
70 年代晚期改革根本性对农业生产的放开,对农民人身的放开,农民再也不是禁锢在土地的 nongnu。
建国以来,历次粮食明显增产,唯一要素是生产力提升。
从私有到公社,实际上是典型的生产力进化:生产工具的逐步丰富,水利设施天翻地覆,生产组织更加合理,与工业经济关联直接密切,完全消灭长期盘剥基层的地主阶级与富农阶层。
改开后,事实上不包产到户,沿着公社化道路继续前行,底线将是大寨,会涌现出大批南街村华西村,因为影响粮食增收的化肥农药农机产业大爆发。
先说结论,对粮食产量而言,不管政策多好,调动积极性的潜力有限,主要作用就是增加生产力,消灭荒地,然后按种地产粮的规律去积极劳作。但是一旦荒地都利用了,也按种地规律付出了,产量基本不会上升了,哪怕你 24 小时不间断待在地里。家庭承包其实主要作用是解放生产力,去为其他行业服务的。
粮食从育种到产出,实际暗含一系列科技知识,规模化推广更是涉及管理知识,这都是科学真理的较量了,说白了,粮食要提高产量依靠的是科技和管理。
只有强调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努力去提高育种,播种,灌溉,化肥,防虫防害,收割,农用工具、设备机械,土壤肥力保持等等技术,保证相应物资产量及供应,做好管理,粮食产量才会出现大幅度的提升。
改开开始那年刚刚小学毕业,加上始终生活在城市,对农产品产量的变化就只有通过自己的生活状况来感受。至于六十年代之前究竟是什么样子,不了解。
大城市已经算很好了,但七十年代还是很清贫的,基本上所有的物资都是凭票凭证供应,而且数量很少。当年书上讲红军长征时候生活如何艰苦,每天只有多少油、多少粮等等,具体数据记不清了,反正我们一算,当时成年男子的定量比红军可是少多了,食用油,大概三分之一都不到,粮食三分之二的样子,肉、菜都不足红军一半。当然,红军要打仗,那样直接对比不科学。七十年代我印象中基本可以不饿肚子,不过那些粮食如果现在的人看到或许直接就扔掉了。做米饭要先挑沙子,基本上四个人的饭,能挑出一百粒以上的沙子或者小石子,米都是长期存放的泛黄陈米,实在看不过眼的发霉米粒也会挑出来,但不能太认真挑,太认真就不够吃了。
七十年代基本一直就那么个样子,但农村承包制以后,明显感觉到一年情况比一年好,到八十年代后期,粮票基本就用不上了 ,多数人直到这个时候可能才真正不挨饿。而这期间也是城乡生活水平差距逐步缩小的一个时期 ,我相信多数农民因为承包而显著获益了,城市生活也因此改善,所以我个人非常感谢承包制的推行和改开的实践。
首先驳斥各种农药化肥说
1982 年到 1984 年间连续的大幅增长你告诉我完全是农药化肥的功劳?一味的强调生产力却忘记了劳动生产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人。
然后回到主题,物质的发展是螺旋上升的 1949 年的中国和 1982 年的中国不管是物质条件还是社会基础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土改和集体化让旧社会过来的农民在生产资料上快速实现从无到有这对生产力的发展有巨大的作用。而且 1949 年过来的农民大部分是没有或者几乎没有生产资料的贫农、佃户,你给他们土地、生产工具带来的生产积极性自然是巨大的,而 1982 年的农民已经不是这批人,这时候的人们已经不是一无所有的农民了。再来说 1982 年,很多人以为我在集体的土地上劳动,我是集体的主人,集体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集体的。真是图样图森破,你家是你家,集体是集体。上面领导虚报产量要多向国库交粮的时候可不管你是不是在饿肚子,而且即便是如今你在体制内还是能看到一些人:平日在家里对一滴水一度电斤斤计较,到了单位就是花公家的钱对浪费毫无感觉。一方面是集体劳动中有人偷懒,另一方面集体劳动中的浪费很难被制止。私有化确实可以缓解运行体制内的臃肿和低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面对一些体制问题一解决不了时就老想着私有化,因为这招在以前确实好用。
我认为改革开放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生产力不足以支撑高级的社会主义制度,偏低的生产力使集体内部出现很多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借助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长期的发展生产力和增加广大劳动者的道德和知识水平。事物是螺旋上升的,我从来不认为几十年来的制度变化是任何形式的倒退。而未来随着机械自动化的发展农业集体化很有可能再次出现,而高级的社会主义阶段也并非遥不可及。
包产有没有积极意义?
确实有,历史上被多次证明,建国后也被证明过。问题的关键在于,包产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包产说白了就是培养自耕农,就是分田分地,这就是它的本质,它的积极性仅仅是这个本质所必然带来的自救意义,除去自救性,毫无积极意义,都是反面意义,不能夸大,更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
包产可以用于自救,这一点是确实的。
在历朝历代,一旦大范围的土地兼并导致阶级矛盾爆发,最终引起或自上而下的改革或自下而上的变革之后,土地均分、自耕农化,都是包产。包产之后,因为土地兼并而大量闲置的土地被利用起来,短时期内发挥出自救的作用,生产力得到短暂发展。这也不是什么个人多劳多得的积极性使然,而是生产力中的劳动者和生产工具、劳动对象三者结合所必然的结果。土地兼并时期,劳动力不能与土地、农具结合,变革后,结合了,必然会释放出生产力,促进生产,度过灾荒。
但必须要看到,自耕农化、包产化的结果,这个结果仅仅只能起到很短暂和有限的自救作用。很快自耕农的社会就会野草自生式的野蛮发展,为新的土地兼并做准备。小农蜕变为地主是很快的事情。这是历朝历代的情况,建国前的土改跟这个也一样。
但是建国后为什么有段时期包产的自救的积极意义又表现出来了呢?根本原因与历朝历代和土改不同,根源在于国家工业化的过程。国家要实现一个产业革命,这个必须用飞跃、跨越的方式,西方国家的工业革命也是跨越,没有慢慢来的,因为工业是个系统是个体系,只能短时间内一下子全部齐备,所谓慢慢来,只能是局部行业局部个体的小作坊,为了发家致富或者行业垄断而产生的小作坊。产业革命从来是飞跃跨越实现的,西方国家是先政治变革,然后集中于产业上更换。我国也是如此。飞跃跨越这一基本特点就决定了,国家的整体工业化,必须要有充足的资本做后盾做支撑,才能一下子闯过去,或者叫一下子吃下去,一口吃成工业国,没有一笔大资本,就没有体力一下子吃下一整套的工业设备和工业体系,就不能实现工业的飞跃。政治变革为这个大额资本准备了政治条件,可以全国出一笔大钱了,但如果底子太薄太穷,钱的总量太少,这个钱虽说已经是全国的钱了,但对于工业的飞跃还不够。怎么办?这就必须要有一个加码式的抽取,抽取的对象就是农业,也只有农业。把农业的产值大块的抽取出来,加上已经有的国家储备金,充作国家工业化实现飞跃跨越的后盾资本,一下子把工业关闯过去,这就是所谓的 “勒紧裤腰带搞国家大工业”。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这样。农业的集体化也为这个抽取创造了条件,如果农业没有集体化,还是个体化,这样的抽取,可以说比历朝历代的土地兼并造成的苛捐杂税还要重,早就造成社会变革了,只所以没有,就是农业集体化充当了减压阀,农业集体化把抽取造成的差距最大程度的平摊到了每一个人,个体压力就不那么重了,而不是像历朝历代一样,在阶级分化的前提下,越底层的越繁重,中层(中农、富农)和高层(地主、恶霸地主)几乎没有压力,甚至要么转嫁压力要么还渔利,最终导致大规模的黄巢李自成。这就是历朝历代的过程。农业集体化为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储备做了很大的减压贡献,但因为国家工业化,尤其是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一起在短时间内跨越,带来的资本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在 50-60 年代我国的农业生产还处于非工业时代的落后状况下,仍然在广大地区带来了短时期内的生产骤降。表现就是大量本来就生产效率不高所产出的宝贵农产品被抽取走转换成国家资本,农业生产出现巨大缺额,农民生活陷入极度贫困。在这种大背景下,自救的需求就又一次出现了,这不同于历朝历代的大兼并、大灾荒下的自救,这是新时代搞工业化跨越造成的自救,性质不一样不说,这也是最后一次了,等工业发展起来,以后都不会再有了。那么自救要靠啥呢?那当然包产就又被时代呼唤了出来。
所谓 “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包产就是专门实现自救的,包产自救就是专门治疗贫困时期的对症药。
这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历史上的包产,像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摊丁入亩、李自成均贫富等等,也包括建国前的土改,都是在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进行的土地均分,分到个人后,让个人实现自耕。但是现在土地已经公有化了,已经集体农业了,就跟历史上完全不一样了。一方面,要解决农业生产的困难,解决迫在眉睫的温饱问题,解决燃眉之急,必须进行包产,实现自救,度过特殊时期,另一方面,又要坚持农业集体化,不能回到土地私有制,已经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器,就绝不能走蜕变回头路,所谓面对困难要解决困难,而不是回到过去!所以,坚决坚持农业集体化的路线。
所以,既要合作化集体化、生产资料公有制,又要包产自救?怎么办?当时的办法叫做包产到组,包产到队。切记,这是六十年代初期,面对大跃进和自然灾害,中央做了大量的各地调研后,专门由毛主席提出来的国策式的农业方案,包产到组(互助组),包产到队(生产队)。可以包产、允许包产,自救嘛,可以有自留地,可以自己发展点副业生产,可以养鸡养鸭子,甚至可以搞点自由市场,但前提是不破坏农业集体化。把包产能自救的好处拿来用,把包产的历史性倒退扔掉,既实现了生产的恢复,又坚持了农业的社会主义,这不是拍脑袋的折中主义,这是大量研究和实践的结论。包产到组是很有效果的,救灾救急救穷,完全自救。但是,你不能给我包产到户!!!重要问题说三遍,不能包产到户!不能包产到户!不能包产到户!别看一个字的差别,一旦包产到户,那就是本质的问题,那就蜕回到小农经济小生产了,蜕回到自耕农了,蜕回到民主主义革命了,蜕回到黄巢李自成甚至是王安石张居正雍正了,完全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
当然包产到户,可以降低集体的核算成本和统筹成本,到户了,什么都自家负责,集体的机关就轻松多了,这一点肯定是被各层的社会主义新官僚所拥护的。为了能获取同样的(哪怕个体化带来的产值减少)农业产值转化为资本金下更少的付出管理成本,为了减轻官僚机构的负担,当然是包产到户是最理想的,所谓一包到底,不要到组到队,那我们当官的还是累死累活,不得享受。所以包产到户和包产到组的矛盾,根源在于官僚主义。因为这个根源,才催生了舆论的转向,催生了逻辑圆逻辑,不断反集体主义的现象。一时间在 80 年代成为风气,集体化局面彻底从顶层被扭转。
包产可以包产,包干可以包干,自救,度灾年,度荒年,喘口气,为缓解工业化带来的必然的阵痛,没问题。但要到组,不能到户,性质不一样啊。而且是特殊时期,暂时的啊,不能长期。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所可以得出的简单结论,唯一让人觉得又奇怪又惋惜的是,不知为什么,总是不被很多高才理论家所理解。只能一声叹息了。
是积极性带来的。你看现在农村种地的人少了,产量也是一样高,就是以前那帮人无非是老了。你想想,人少年老还能维持产量,不就证明了他们积极性很高吗?
吃饱饭跟跟国际环境改善带来征粮减少没有关系。
也跟水利建设没有关系。
也跟化肥没有关系。
也跟种子没有关系。
也跟农垦师团开垦土地没有关系。
反正就是政策好,非常好,而且这个政策是一万年才能碰到的好。
以前饿都是积极性不高偷奸耍滑。农垦军团睡懒觉,农民磨洋工,种子科研还遭受各种破坏,水利水库是为了摸鱼,化肥是别人赠送的。就像现在,资本家送来了很多福报,所以大家 996 且一致表示政策好。
吃饱饭,邀功的人很多,比如说裁缝养活了十几亿人。又有人说,袁老养活了十几亿人。又有人说,不征粮了,科学发展观普惠了农民。又说扶贫进小康。
你看看,农民多少人关心啊,农民表示十分感谢。谢谢你们让我吃饱饭。
看到有人发计量性的回答,但计量手法比较粗糙,就自己去知网搜了一篇引用量比较高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计量文章,17 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的,给大家看一下结果。
直接上文章结论
自中国开启去集体化进程(1979—1984),并 经 历 了20世 纪80年 代 初 农业高速增长,至今已经三十多年。学者们仍在辩论这两件事情之间的因果 关系。虽然主流学者将去集体化视为中国最为成功的农村制度变迁之一,但 批评者仍对逝去的集体时代充满怀旧,强调集体时代可动员大量资源,以提 供诸如灌溉工程的公共品。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明确认识到制度变迁的内 生性,并利用初始固定资产与天气滞后的外生变化来识别因果关系。通过使 用改进的1970—1987 年省际面板,面板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显示,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对于中国农业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此效应在经济上显著,且 大于 OLS的估计结果。而且,这些结果也控制了为怀疑论者所强调的灌 溉、 机械化等因素。 无论如何,转向基于家庭为单位的 HRS至少没有妨碍中国的农业增长。 去集体化最初作为甘冒政治风险的自发草根运动,说明 HRS是中国农民为追 求生存与富足的自愿选择。家庭承包经营不仅为中国农民提供了安排农业生 产的自由,而且还提供了退出农业的权利(Putterman,1989),这为中国城镇 化的加速与乡镇企业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另一方面,怀疑论者的主张也并非全无是处,特别是对于诸如灌溉等公 共品的强调。虽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供了正确的激励机制,但集体时代 的农业部门则有助于提供灌溉与其他农村基础设施。**值得欣慰的是,自20世 纪80年代末以来,家庭承包制在提供农村公共品方面的不足,已经通过引村庄层面的选举而得到部分缓解(Martinez-Bravoetal.,2012)。
你对待买的房和租的房,一样吗?
你对待自己孩子和别人孩子,一样吗?
花别人的钱为别人办事,花自己的钱为自己办事,一样吗?
一、评价:
1、基层评价:
联产承包制,相较于公社化,的确是一种进步。——我爷爷是西南某省山区 担任了 40 年的 生产大队(对应现在的村)的 队长(也可以说是村长),他是这么评价的。
2、老人的家常:
“毛老汉说的,我们就要跟着走,他不得害我们…”
“饿啊… 那几年,吃食堂,都莫得吃的…”
“你老汉有个四弟饿死了;有个四妹病死了,莫得钱治啊… 都交公粮了啊,莫得钱啊…”
“刀背梁(地方,一个小山包)那边 4 队(对应现在的村下边的组),半晚上有个人偷红苕,抓起来批斗啊… 最后判刑了… 我们都饿啊,理解同情他,但是要听毛老汉的啊”
“为啥你们不自己多留个自己吃呢?”“要交给国家统购啊… 国家都这么困难!”“那会只能用粮票、布票… 没钱,老百姓哪里有钱?没票,不得行。”
“我是 4 大队(生产大队,对应现在的村)队长,我能咋个办嘛?”
“社员意见越来越大了… 后头,公社(对应现在的乡 / 镇)刘书记,也不管了…”
絮絮叨叨说完这些话,他猛吸一口旱烟,磕一下铜头细毛竹管自己做的旱烟枪。
烟雾中,眼神迷茫,脸色比较复杂…
二、解析:
至于 “公社化” 的优劣,没有找到数据~ 没有办法回答。
比如:
1、不同阶段产量数据;(1949-1958 分田单干时期、1958-1978 公社时期、1978 - 至今联产承包制)
2、不同阶段的征缴、统购统销、库存、输运、返购、地方提留、票证发行和核销等数据;
3、农村基础建设在不同阶段的总量和增速;
4、农民日均投入劳动时间;
5、农民实际可支配物资数量;
6、自然灾害强度、救灾力度;
7、1960 左右,受自然灾害影响后,饿死人数量;
8、1958-1978,人的死亡数量、饥饿程度、疾病数量、致贫数量、“破坏生产罪” 判刑数量;
三、阅读:
1、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农业发展带来消极后果: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 “大跃进” 中发展起来的。它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即规模大(一般为两千户左右)、公有化程度高。权力过分集中,基层生产单位没有自主权,生产中没有责任制,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这极大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 “左倾” 错误严重泛滥开来,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是导致 1959 年~1961 年严重困难的主要原因。
2、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产对农业生产的积极影响:
研究表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一次性的突发效应,到 1984 年全国范围内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这种制度变迁的冲击已经释放完毕。另外,农业的发展和农村市场化政策的逐步实行,使得农村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劳动力加速从种植业向非农产业转移。1978—1984 年中国农产品产值以不变价格计算增长 42.23%,其中 46.89% 归功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集体耕作制度的体制改革。
四、其它阅读:
当时的统购统销政策可以说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并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之后农民较低的社会地位吗?
人类的天性真是挺低劣的。
我们的积极性是基于对未来的预期的。就是说我们会判断努力带来的回报,分析努力和不努力的差异,多付出的努力是不是能在未来得到更多的让人满意的回报。
而我们对回报的判断则是基于过去的经验的总结。所以不同的时间地点,大家的劳动积极性是有很大差异的。
解决前,社会分配方式严重的不公平,你努力也罢,不努力也罢,都是被剥削的命,人们只是为了不被饿死在做事情。解决了,人民翻身做了主人,这是跟过往完全不同的世界,相比较过去,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得到提高是很正常的。
几十年过去,49 年到 79 年整整 30 年,我们对回报的判断标准足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翻身做主人被当成了常态,基本上已经起不到什么激励作用了。过于平均的分配制度压抑了劳动积极性,多做点跟少做点差距不大,怎么都饿不死,却也怎么都过不好。这个时候承包就可以有效的隔离努力的和不努力的,释放了我们的劳动积极性,所以产量确实可以因此而提高。
又是几十年过去了,今天的人们,又一次落入了再努力回报也达不到预期的境地,还不知道新的变革来自何处。
国史有的地方相当吊诡。例如,我国什么时候开始实施计划经济的? 是 1949 年吗?还是 1950 年?5 几年比较符合逻辑?
建国之初普遍完成土地改革后,全国农村都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了,农业生产遭灾后怎么办? 当时政府的财力、国家的工业化水平、社会物资储备能有效帮助 农村灾民在几年内恢复到灾前水平吗?
当下的我国,由于几十年建设了近十万座水库、江河普遍设防修堤坝、充足的电力与制造业提供的柴油机电动机抽水机,所以现在洪灾、涝灾、旱灾、蝗灾基本上能被及时、有效控制。这放在 1949 年、1950 年,是个什么状态? 当时人均寿命区区 35 岁。
改革开放前农村普遍饿肚子的首要原因并不在于土地产量,而在于生产力受到严重束缚,农民没有积极性。
村里的老人回忆当年,总结来说,就是付出太多,收获太少。在当年,农民辛辛苦苦累死累活,除了种地里的庄稼,还有繁重的徭役,各种修铁路修公路修水利,完全靠肩挑手扛,没有机器帮助,硬生生累死累残了一群人。到头来,种出来的大米白面被一担担挑到粮所,又一车车运到城里,给那些游手好闲的工人们吃,自己吃糠咽菜都吃不饱。这情况下,农民自然选择躺平了。
有些农民会养些鸡鸭之类的,可惜,生产队会时不时割尾巴。私藏点粮食?村里会时不时来抄家,翻箱倒柜保证把你家里稍微好点的东西全拿走。敢说半个不字?抓去批斗,不死也掉一层皮。
累死累活都吃不饱穿不暖,不干了还有救济粮吃,只要不傻都懂得怎么选择。
而分地,只是手段,最重要的是,交足国家的,保证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是分配方式的根本转变,农民有了生产的主动权,可以享受到劳动的成果,生产积极性才爆发出来。很多老人回忆,77 年吃饱,78 年饭随便吃。
感谢改革开放,感谢党的好政策!
事实上来说,公社化并没有实现全国性、整体性的农业产量提高,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是正确的。
我们以四川省广汉市向阳镇为例:
1970 年的向阳镇还是公社 ,管理高度集中和僵化,分配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农民群众积极性和灵活性低迷 ,生活改善缓慢,物质匮乏 ,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水平较低。
在1959年到1979年间,向阳公社的农民群众年分配金,仅 18.85 元 ,粮食产量甚至低于 1958 年,农民群众的需求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1980 年,为了实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重要任务,中央决定进行农村改革。
中央明确提出在农业领域普遍建立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1983 年全国农村基本实行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1984年,中央提出土地承包期一般在15年以上。
中央文件权威确立了农户为农业经营的主体,根本性的保障农民群众土地使用权和经营自主权,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灵活性,极大改善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极大推进了农业、农村的建设与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向阳镇的公社历史早已经结束,如今已经成为了沐浴在改革开放阳光下的美好新城镇,彻底告别了落后。
有句话说得好:“30多年前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就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我们通过改革实现了农业大发展,粮食产量由3亿多吨增加到6亿多吨,成功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在此基础上,几亿人摆脱了贫困,并提前达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国家统计局权威数据:1984 年,全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 4000 亿公斤,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 1978 年增长 1.3 倍,中国人均粮食拥有量接近 400 公斤。
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是正确的 极大的解放和发展了中国的农业生产力,为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奠定基础,实现了农村和农业进步。
咏唱春天的故事,继续在复兴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这个问题下面有一些答案很长,但我看有些是不懂农业经济的胡扯,特别是说出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这种话,简直是对世界各国农业经济史一窍不通。目前即使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家庭农业仍然有很强的生命力,在有些发达国家,家庭农场仍然占据主导地位,那些乱扣小农经济帽子的,基本都是农业经济的外行。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提高全国粮食产量,当时的主要困难并不是因为没粮食,粮食不够吃,而是穷。
吃不饱饭其实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没粮食吃,没粮食吃是要饿死人的,即使不饿死人也是营养不良。第二层意思是,有粮食吃但只保证粮食,例如在粮食放开之前,我国长期按成年男子一个月 31 斤粮食供应城里人,能保证人人有饭吃,而肉禽蛋等副食很少,没油水,很容易饿。中国人真正不再为吃发愁是在九十年代,大部分家庭将吃肉作为餐桌的常态了。我国建国不久就宣布解决了温饱问题,即人人有饭吃,到 78 年的时候还在提通过粮食增产解决吃饭问题,这是不对的,莫非之前就没解决温饱问题?改革开放其实要解决的是第二层问题,不仅要吃得饱,还要吃得好。
我国农民人均可使用耕地很少,不管再怎么折腾花样,如果把农民固定在几亩地上,就始终是饿不死,但吃不好,一直贫困。集体化和单干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主要作用是将农民从土地的束缚解脱出来,可以去干点别的,搞搞副业。在集体时期,农民是挣工分的,就像工厂上班一样,你得每天来报道,来一天有一天的工分。但农业和工厂不同,种地是有农忙和农闲的,农闲的时候其实干不了什么事,但农民被束缚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二个作用是改变了分配机制,集体时期,收获粮食首先要上缴,然后再下拨,交多少留多少自己说了不算。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粮食增长了,但无论是农民还是城里人都不会直接感受到 (否则粮本里的定额也不会一直不变了),因为多余的粮食拿去出口了。承包之后,上缴的税费固定可见了,农民就能算出自己可以留多少粮食。
第一是种子革命。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各种农作物如水稻、小麦、棉花、油料都
陆续发生了种子革命,对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袁隆平杂
交水稻技术引发了水稻产量的革命性增长。这项技术于 1973 年 10 月 “三系杂交稻” 研制
成功 4,1975 年多点示范 5600 多亩,亩产比常规品种增产 20% 以上;1976 年示范推广迅速
扩大到 208 万亩,1990 年全国推广 2.4 亿亩,占水稻面积的 50%,而总产量占 61.1%。
第二是化肥革命。1970 年开始,全国各地陆续新建了一大批化肥厂。72 年 1 月 13 日,
从国外引进化肥等成套设备 8 套,之后又提出引进 43 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四三方案。
1973 年,我国化肥产量比 1965 年增加一倍以上。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以后,西方允许部
分民用产品对华出口。中国迅速引进了 13 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这些装置到 1979 年时绝
大部分刚好建成投产,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里起了
明显的增产效果。
第三是改革前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显示了成效。1976 年与 1965 年相比,拖拉机、手扶
拖拉机产量增长 5.7 倍和 65 倍,农业用电增长 4.7 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拥有量增长 4.9
倍,农用化肥每亩施用量增长 2.1 倍。1977 年和 1965 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 41%,
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和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分别增长 355.58%和 643%;1975 年全国机井
数比 1965 年增长 935.89%。抗自然灾害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
1976 年与 1965 年相比,成灾面积由 53.9%下降到 26.9%。这些农田灌溉和排涝条件的较
大改善,为以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个体经营方式抗御旱涝灾害的侵袭,提供了重要
的保证。尤其是 80 年代,国家对农田水利的投资相对较少并逐年降低,在一定程度上是 70
年代的投资在发挥效益
我发现中国历史粮食产量是整体增加的,当然我们可以看见像 3 年困难这种局部下降的情况,所以说公社时期粮食并不是减产甚至是增长的?至于为什么人均粮食在八十年初极速增加?请查查联合国粮食计划署什么时候援助中国,以及战备粮的事。
还有,能不能解释一下隔壁三哥是啥情况,他们可没有人民公社
在我爸妈印象里,生活好起来了是在 90 年代进城务工之后,他们去农民工煤矿工作,天天吃肉的日子应该是在 10 年以后,0 几年我家里只能一个星期买一次,那时候我家搬镇上去了,至于现在,农村没什么年轻人,都是五六十岁的人,很多都是不能干活的农民工回来种地了
我就搞不懂了 谈到国外就是技术革命 国内就是积极性 双标?
每年,我国进口 8000 万吨大豆,我总是要提醒某些人记住,改革和开放是两个事,但两件事加起来,才能让全中国人吃饱饭。很多人要么只看了前面,只记得改革,不记得开放。大豆就是豆粕,豆粕就是猪肉,猪肉就是我国吃饱吃好的基础,又叫猪周期。
经济学有吉芬效应,当粮食便宜的时候,粮食的需求反而减少,因为有多余钱的人去买了猪肉。所以低价值产品降价反而会促使需求减少。猪肉促使我们粮食消耗减少,从而粮价一直低位。同时我国的主粮里面也不包括大豆,而以储备淀粉食物的方式,来保护我国粮食的基本安全。
所以说,开放是我们吃饱的基础,然后我们再来说改革。
全民种地吃不饱,少数人种地反而吃饱了,粮食年年都是丰收。改革的确调动了积极性。我国耕地数量,2020 年全国耕地保有量不少于 18.65 亿亩,2006 年中国耕地面积为 18.27 亿亩,和很多人所知道的不同,正是由于产权的释放,很多土地被开拓出来了,耕地面积不是减少,而是增加,甚至于还出现了占用湿地的问题,未来要退耕。产权政策产生两个效果:
其一、大规模使用农药化肥农机,来提高产量,同时只要产量高,农民就愿意用,也许有人还在唠叨什么有机,在吃饱的前提下,再来谈有机,用了这些,和不用这些,产量差距至少一倍。当然,育种很重要,但产量提高不是育种一点就能够做到的,二胺当年也是大量进口的,农民非常清楚二胺对于产量的重要性,由于好几年没去了解二胺,如今还需不需要进口不知道,想来应该是可以自给自足,但早年间,开放给农民带来的,还有二胺。
其二、耕地越来越多。古代,封建皇朝要开拓耕地,打破地主垄断,只要发布开荒令,你开荒,地就是你的。这是土皇帝当年都能想到的道理,很多人在现代社会反而看不明白。如今的确耕地面积有压力,压力来自于一方面要生态保护,退耕,一方面房地产价格高。但农民和房地产商一样喜欢囤地,2000 年以后的好政策就是同意农民承包 30 年,甚至更久。当然,很多地方没有执行好,比如我家当年看到政策和村里去谈,结果村里说只能 5 年,那还是 15 年前。即使当下,30 年的产权是否挡得住拆迁?未知数!但包产到户到 30 年承包权,的确给了农民产权的稳定性,如果产权稳定,就乐意给土地增加肥力。农民才不会去倒卖黑土呢,丧尽天良,挖子孙墙角?当然前提,地是你的。
我出生于农村,在共产党尚未取得政权时,就已经在农村渡过了童年。伴随着共和国的成长壮大,经历了土地改革,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农村是变得越来越好。
在改革开放前,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水土保持,旱涝保收,全国近行了农田水利建设,兴修了数万座水库水利社施和数不清的星罗棋布灌溉渠道。这些设施,如果按现在的所谓 GDP 来计算,可达数十万亿。而我们的粮食产量,也提高了数倍。
可是自从小岗村的一小撮人提出了分田到户,并在全国全面铺开贯彻后,你现在到农村去看看,原本连成一片可进行机械耕作的土地,被裁割成一小块一小块(当然,现在又走了回头路,搞互助组,搞土地转让,联营等),有的被荒废了,变成杂草丛生,蛇鼠横行。更为痛心的是,原本费尽男女老少修建的水库,灌溉去道,有的废弃,有的破烂不堪,有的面目全非,弄得只能靠天吃饭。
分田到户后,很多人把土地当成私人财产,进行了出售,盖房,挪着它用。而因无人耕种的土地,就荒废成荒地。甚至一部分良田,都因私人买走,变成楼堂馆所,游乐中心等。这些都是因为分田到户引起的连锁反应。
如果联产承包分田到户真的可以提高粮食产量,为什么现在又要走回头路,组织互助合作,土地转让,以便于机械耕作和管理?这不是自打嘴巴吗?而且,改革开放这四十几年,从未听说因为分田到户粮食产量增长提高?以前为了需要胡吹的,现在也销声匿迹了。
家庭联产承包制实际上的目的不是提高产量,而是解放农村劳动力,促使大量农民进入工厂和工地。
实际上我国的主要粮食来源是各大商品粮基地,依靠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的大农场,而不是普通农民自己几亩地的产出,这一点其实在建国后一直没变过。
农业机械的进步,化肥进步,育种技术进步,这些才是决定产量的关键。
在大规模机械化生产面前,个人积极性无关紧要。
工人在流水线上工作有什么积极性吗?工人只要不断重复完成机械式的操作就能完成工作,积不积极根本不影响产量。
哪怕是普通人上班,有几个积极性高的?偷不偷懒根本不是关键,反正摊派下来的工作完成就行了。
佛家言: 破妄,妄就是本来不合理却被认为合理的一切事物。
联产承包开始全国推广是在 1982 年 1 月 1 日,为什么不是 1979 年,不是 1981 年,非要是 1982 年?
因为 1980 年,全球小麦主产区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减产严重,虽然国内没有出现严重的缺粮危机,但全面放开包产到户的国策还是在确定 81 年粮食继续增产后才全面实行开来,这就是老成谋国、治大国如烹小鲜,粮食安全是底线,底线是不能儿戏的。
我们要破妄,就是要破除把人定胜天的源动力仅仅局限在下死力气、人多就一定力量大的刻板思维去除掉。
1965 年,中国大陆粮食总产量近 2 亿吨,氮肥用量近 195 万吨;
1970 年粮产 2.4 亿吨,用氮肥 350 万吨;
1975 年粮产 2.85 亿吨,用氮磷肥 537 万吨;
1977 年粮产 2.83 亿吨,用氮磷肥 648 万吨;
1978 年粮产 3.05 亿吨,用氮磷肥 884 万吨;
1979 年粮产 3.3 亿吨,用氮磷肥 1086.3 万吨;
1980 年粮产 3.2 亿吨,用氮磷肥 1269.4 万吨;
其他的数据自己去网上找,不是难事。
人民能吃饱饭,粮食产量年年增长,不是因为一包产到户,庄稼就愿意长个了,是因为化学肥料的大规模应用,再配合精耕细作,粮食产量一定提高!而化学肥料的产量增长恰恰是多年农业供养工业的反哺!这也是新中国建国时决定大力发展工业的主因!
开国领袖们讲独立自主,说的就是自家人管自家事,不论是国家安全还是粮食安全,都要自主。没有工业,一切都是虚妄。
1965 年,中国大陆人口 7.25 亿,1978 年人口 9.63 亿,如果按照 65 年亩产去养活 78 年人口的话,实行包产到户就叫自生自灭。当然在某些文章里出现的例子永远是有能力过得好的,过得不好的是不会出现的。
小岗村实行包产到户没有激化矛盾,出现在了全国的报纸里,学他们却失败到需要国家救济的绝对不会出现在某些文章里。
没有从民国甚至晚清开始的一大批农学家持之以恒培育良种,即使战乱灾荒也不放弃;没有国家持续在化学化工上投入巨量人力物力去研究更科学更有效的化学和生物肥料,真以为中国人能达到 14 亿人的体量吗?
没有国家级的规划和投入,你想在 14 亿人的国家里吃饱饭?想想印度,并且祈祷自己是婆罗门吧。
彭加木就是牺牲在罗布泊科考路上,而 1996 年经过几代地质人努力,中国人终于在罗布泊有了自己的钾盐矿井。
联产承包释放了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蕴含的无穷伟力,但前提是一代又一代科学家奉献甚至牺牲为大家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才支撑起如此巨量的人口去努力去奋斗。这需要时间去积累去等候,更需要长远眼光去坚持去承受。
考虑问题要学会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别掉进西方人教的只看局部不看全局的狭隘思考方式,甚至产生某些因为吃第三个馒头就饱了,所以只吃第三个馒头就好的奇葩言论。
总结: 联产承包不是中国粮食连年增产的主因,发达的化学工业才是,不过从广义上来讲,正是联产承包释放的巨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催生了发达的第三产业才能消化巨量的工业品才能促进化工业的发达,不过这就是倒因为果了,可以参考印度。
在数学上,有一种证明方法叫归纳法
我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过去曾经有一个流传甚广的 “笑话”,说日本人做事特别认真,刷盘子会刷 7 遍
假如这个段子是真的,那么第 2 遍到第 6 遍如果还能刷出污水,恰恰说明日本人第 1 遍没有认真刷,甚至第 2 遍到第 6 遍都没有认真刷,刷到第 7 次,才终于刷干净,那就反过来说明日本人做事并不认真
如果日本人真的做事特别认真,第 1 遍刷完就可以了,刷第 2 遍到第 7 遍的意义何在?
同样的道理,如果要证明分田确实能提高生产积极性
那么问题来了,分田是切香肠一样的分,还是添油一样的分,难道不是一次性就分完了?
如果是一次性就分完了,那么问题又来了
分田第二年的产量比分田当年的产量,又提高了,岂不是说明第二年的积极性大于第一年?但是第二年又分田了添加 “积精” 了吗?并没有
所以
要么证明第一年的积极性没有完全发挥出来,群众还在 “捂力气”(这有点儿反常识)
要么证明第二年的产量提高,和积极性没关系
就算第一年的产量提高算 “分田” 的功劳
可是第二年的产量如果还在提高,第一年的 “积极性有用论” 也要打折
以上
(PS: 我这个答案完全没有否定 “积极性有用论” 的意思,甚至我本人也是赞成这个观点的,我只是对这个有用的程度,有不同意见)
先说结论:关键是**组织僵化,人没有起码的自由!**其实方向是对的,农业未来的方式也应该是大农场。只是当时没有土壤。
现在一个人万一去了一个 996,工资又低,干活又多,还经常拖欠工资的公司怎么办?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辞职,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哪里不能混口饭吃。更狠的可以对簿公堂,告上法庭。但是在改革开放前不行。生是生产队的人,死是生产队的鬼。出门要介绍信,没有粮票和粮食关系,出门饭都吃不上。当时连劳动法也没有,公检法系统也没有建立起来。现在的中国人是幸福的,哪怕是体制内的人也有辞职的自由!
粮食关系估计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了,粮食在当时是属于战略物质,没有粮食关系是领不到粮食的,更别提打工了。粮食关系类似于现在的没有户口买不了房子的关系,但是现在可以租房子,粮食是每天都要吃的。当时的社会钱是无用的,买任何东西都需要票,最主要的是粮食、布票、油票、棉花票…,而这么多票都是按人头发的,根据就是你的粮食关系,所以根本别想着出去闯一闯,真的会被饿死或者遣送回来。粮食是统购统销,倒卖粮食是重罪。千千万万有理想的年轻人都被户口和粮食关系卡住了只能一辈子窝在村里,严重内卷。深圳为啥能经济起飞,因为去深圳不需要粮食关系。去别的地方没有介绍信和粮食关系就是盲流,直到 2008 年中国才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代价是一条人命。但是在改革开放前收容遣送属于政治正确,被抓到的人先去筛沙子,把自己和押送人员的路费赚出来才会被遣送。实际上就是在没有任何司法审判的情况下服苦役。
2006 年我在深圳就听身边的同事说,早几年深圳还在狠抓边防证,没有边防证又没有钱交罚款的人,会被送到观澜筛沙子,赚够了钱后被遣返。当时的边防证很贵的!
粮食关系一直到 90 年代初才被废弃,当然 80 后就已经松动很多了。
一个人生在哪个生产队(公司),就只能一直在哪个生产队干下去,一直干到死。想跳槽?投胎成女人运气好有一次机会(出嫁),投胎成男人对不起没有跳槽到其他公司的机会,生是公司的人死是公司的鬼。
队长(CEO)好坏评价的标准不是公司是否盈利,不是员工分红多,而是以政治正确是否做到位。队长好一点的大队,大家还能赚一点工分(工资)。碰到一个不靠谱的队长怎么办?
真的只能是凉拌,公司不盈利,税(公粮)还是要交的。工资(粮食)发不下来挨饿咋么办?只能饿着,没有公司破产和跳槽的说法。
挨饿想出去讨饭可以么?不好意思也是不行的。
唯一打破这种封闭系统的出路就是当兵,要么期望投生到华西村碰到一个好书记。
**人在当时是没有出路的,对前途是绝望的。**那么多有背景的知识青年为啥都听话乖乖的去农村参加劳动改造?因为他们的粮食关系已经到农村了,知青不去生产队报到,真的没有饭吃。当时任何人都没有自己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
这种奇葩的僵化体制想提高生活水平非常考验队长的能力。像华西村改革开放前过得挺不错的。队长对上能应付各种政治正确和运动,对下要能赏罚分明有强大的威望和管理能力。可惜这样的人太少了。即使是马云穿越回去当生产队长也白搭,因为伯乐只能是上级的几个领导,大概率碰不上孙正义的。
任何团体运行都需要成本的,而且随着人的数量的增加,管理成本急剧上升。公司人多了必然要有很多服务岗位,现在的公司需要有 HR,财务,前台,保洁,食堂,安保,卫生院,商店,运输等不参与生产的岗位。生产队里真正干活的人并不多,公社里还有更多的脱产者。而且干好好坏一个样,没有啥奖惩措施,难不成还能开除出生产队?所以变成全民偷懒,这样又反过来对领导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联产承包以后,一个村没有脱产的了,全部自负盈亏,没有那么多吃闲饭的脱产岗位了,大家积极性也高了。毕竟以前只是给生产队打工挣工分,现在是自己开公司当 CEO,积极性能一样么?相当于穷了村里富了农民,国家收上去的公粮差不多。公社解散了,巨大的管理成本就没有了,村民自负盈亏了,村与乡的角色从管理变成服务性质的了,承担的更多的裁判角色了。
而粮食多了,国家也就没有必要限制粮食买卖了。中国的粮食危机最危险的时候,北京几百万吃商品粮的人,仓库里只有两个星期的粮食,周总理没办法打电话给四川省委书记紧急调运粮食。粮食多了粮食关系也就慢慢的不重要了,因为有了多余的粮食。从而整个社会变得管理宽松了,人民拥有的自由越来越多了,社会活力更多了,社会财富也变多了,整个社会经济成了正循环。
所以大包干是解构当时封闭固化的社会的一把钥匙!粮食有富余了,粮食关系就不重要了,粮食关系不重要了,才能激活谁会的活力。
毕竟通过粮食关系管住老百姓也是历史上政府迫不得已的措施,而粮食关系又反过来限制了社会活力,经济变成负循环了。而打破这个闭环的僵局就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实人民并不是真的单干,我小时候家里种地也是两家或者三家关系好的合伙,一般是互补性质的,商量着来,干的好明年再合作,不好明年就换一家合作。因为这时的农民已经有了选择跟谁合伙的自由。也有了何时种田,种什么粮食的自由。
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不神奇。
1. 只是让一亩地产出了理应能产出的粮食;
2. 让荒地有人去种了;
3. 让很多脱产者被迫去参加劳动,减少了管理成本。
像万达这样的大卖场里面的商铺都是招租的,而不是万达直属的,因为这样成本最低,利益最大,符合经济规律。碰到用户投诉,万达是仲裁者不是被告。差的商铺可以退掉,万达只负责基础服务,比如卫生,安保等。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政府和万达类似,不再大包大揽!
首先搞清楚包产到户主要解决的是分配问题而不是总体产量问题。
有些人总是二元论,非此即彼。
产得再多到不了自己家里依然挨饿有什么意义?负反馈下来就是不会为了产量而努力,所以当时的集体单产是没有达到真实土地产出水平的。
包产到户是阶段环境下的自我求救,虽然跟农业的总体发展趋势(机械化、集约化、规模化)是反向的,但是也不能抹杀其对于当时农户个体的现实意义(有的吃)。
小孩子吃奶粉,大人才吃香喝辣。
吃香喝辣不好么?那你给小孩子吃香喝辣?小孩子受得了?
农业依然如此,规模化、集约化也要建立在工业基础适当、土地充分解放、农业人口大规模减少的情况下,况且大锅饭分的均么?所以为什么现在要建立符合现代企业管理的新型农村经济体,在解决生产力的同时也要解决生产和分配的有机统一。
问过家里老人,说分队以后为什么马上粮食大幅增产,老人说是化肥啊,你不知道没有化肥时候产量有多低
劳动力效率与全要素效率之别,有正相关协同关系。
先说答案:产量提高不是因为分到田地,而是因为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中的“联产”,即分配制度的变化。
先来大概说一说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演变。大概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土地改革阶段(1950—1952 年),主要特征: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这一段历史很少有人指导或提起,中国实际上是实行过土地私有的。1947 年 7 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9 月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彻底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 “耕者有其田”。这一阶段,我党兑现了与老百姓“打土豪、分田地” 的承诺,到 53 年,全国大多数地区均万郴了土地改革。
第二阶段:农业合作化阶段(1953—1957 年) ,主要特征: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土地私有到集体土地所有制。1953 年 12 月,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将 1951 年《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的试点成果进行全面推开。这个决议的主要出发点也很清楚,就是为了帮助农民克服一家一户个体经营中的困难,避免产生两极分化,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抵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土地改革让老百姓获得了土地,但生产资料(牛马牲畜、铁器工具、种子等)、生产技能(相当一部分人解放前没有种过地,也不会种地)都跟不上,甚至出现了部分人因生活困难变卖土地又变为 “无地无产” 的情况。所以要搞生产互助。
第三阶段:人民公社化阶段(1958—1978 年) ,主要特征:小型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大型农业生产合作社(即人民公社)。1958 年,中央进一步提出有计划地把小型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大型农业生产合作社,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主要出发点还是为了实现农田水利化,耕作机械化,进一步提高生产力。直观一点说,第二阶段主要是在村组范围内的合作化,第三阶段已经扩大为乡镇范围的合作化。需要注意的是,这一阶段初期,尤其是 1958、1959 年,粮食产量实际上是在下降的,而且很多年都没有恢复到 1958 年之前的水平,开始了将近 20 年的农业生产停滞不前的状态(1983 年 1 号文件)。
第四阶段:家庭承包制阶段(1979—今) ,主要特征:实行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1978 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以严宏昌为代表的 18 户农民,自发地庄严签订协议实行包干到户。1983 年 1 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中,正式把这种包干到户 “生产责任制” 称为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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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完毕,按照知乎的尿性先问是不是再说对不对。“公社化之后产量提高 “的说法显然不够准确,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的确确带来了粮食产量的提升,起码现在大家越来越不愁吃饭问题了。
我自己的理解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产量提升更多的是因为分配制度改变,也就是 “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分田带来积极性提高是老百姓看到的表面现象。
试想一下,如果只是把田分到户,到了收获的时候一样要由集体进行平均分配,农户个人是不会因为分到田地就有那么高的积极性的,毕竟,老百姓曾经正真拥有过土地好吗?
也就是说,分配制度才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关键,分田地不是。
书本上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产量。
那么是如何解放生产力呢?
我们都知道,温饱是人的第一动力。土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这样就产生了内在动力,促使农民通过更多的劳动提高产量。
解放生产力的方式,就是通过改变劳动关系促使人们付出更多的劳动力,从而提高劳动效率。
打个比方,一个人给别人打工,干多干少都是一样的钱,自然就会出现偷懒懈怠的现象,工作效率肯定不高。
如果每个打工人都变成了股东,工作成果进行平均分配,打工人在过渡阶段肯定会付出更多的劳动,一方面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收入,另外一方面,呵呵,落后的会挨打。
但随之慢慢的工作效率就会越来越低。因为人的本性是向下的。
这时候呢,按家庭进行单干,多劳多得,计件提成,大家的工作效率一定是最高的。
为什么呢,不敢啥也没有,干了就是自己的。
这些方式放到其他领域一样成立。
家庭联产承包制根本没有带来粮食产量的提高,原因是提高产量不是人力管理单一因素决定的。联产承包唯一优势是解放了人的自由选择,大家可以自主决策,而不受强弱捆绑。使强者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弱者多了压力而已。管理者更是摔了包袱,去实施自己的先富起来的目标。
农业劳动和脑力劳动不一样,农业劳动太辛苦,更像一种刑法,小时候和父母去干农活,都是亲人,还忍不住偷懒,生产队那种可想而知,多少人偷奸耍滑,苏联机械化水平比中国高,化肥比中国高,人均耕地更比中国高,八十年代却是世界第一粮食进口国。
和积极性没关系。这是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的成功。
大家都没法理解,为什么从先进的集体农业倒退成落后的小农经济,反而农业生产力飞速发展了呢?
这里只看到了表象,没看到本质其实是 “人的解放”,飞速发展的生产力不仅仅体现在农业上,更关键的是工业,现代工业。
包产到户,彻底解放了被圈定在农村 2000 多年的中国农民,在最恰当的时机解放出了大量劳动力得以进入城市,得以参加工业、现代服务业,极大地促进了工业化和城市现代化。
然后作为现代工业化的结果,以机械化、农药、杂交技术等的形式反哺了农业。
改开并不是什么先进的制度,只是别人玩剩下的东西抓过来再快速玩了一遍。之所以这套东西能够效果拔群,是因为在这之前的制度奠定了良好基础的同时走上了某种邪路———10 年动荡恰是证明。
所以说时机很重要,前 30 年奠定了初步工业化和初步城市化的基础,早于这个时间农村劳动力没有出口;晚于这个时间,十年动荡就还要继续,后果嘛…… 不敢想。
不是,为什么实行生产队制度,是为了更好,更快捷方便的征收农业税。
一开始解放区实行的就是包产到户的方针,哪里
1. 公社化早期的确起到了集约化农业生产的作用,但在全面铺开后反而出现了管理体制涣散、分配机制死板、农业机械不足等严重阻碍了大部分农村地区实现发展与繁荣的问题;
2. 人民公社制度在其晚期由于积累率仍然居高不下、管理与分配机制仍然不尽合理等因素而未能完全实现反哺农村的目的,农村的发展仍然缓慢;
3.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引入的确对农业生产中劳动力的投入产生了明显的刺激,与化肥产量的大幅增长相配合,农村的余粮状况在七十年代末与八十年代初确实产生了好转;
4.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刺激效应最迟在九十年代中期基本消退完毕,农业生产的再集约化被提上日程;
5. 尽管人民公社制度作为对农业生产剩余进行直接剥夺的管理制度被取消,但其在税收政策层面的配套措施——三提五统和农业税仍然被保留了下来,八十年代后期这两项税款的征收总额逐年加大,在某特定年份前后达到顶峰,最终某地农民因税负过重而制造了某导致农业税取消的群体性事件,才使三提五统和农业税逐步试点取消,最终分别于 2003 年和 2006 年全面取消。
经历过的人还没死完呢
怎么,要翻案了???
排名第一那个匿名的,拉黑了我
估计就是一个左壬冒充的
生产队积极性很高呢
半夜去隔壁偷树
隔壁半夜来本村山头偷柴
你们应该跟你爸一起半夜起来砍柴去
两个人抬一棵树
去 20 公里外卖
积极性高嘛
高啊
改开前日子比 60 年强点
就等于巨大进步了
看看你东亚隔壁几家在干嘛
你在干嘛
心里没点数吗??
人会用脚投票的
大逃港是假的吗?
改开后一段期间
我们那里有人就去欧洲,然后一个带一个过去了
赚钱了寄回来
让家里盖房子
还有人进城打工了 去郊区种菜 做小工了
就是你们左壬痛恨的血汗工厂呢
用脚投票了
现在还领上养老金了
左壬们气不气?
为啥福建人敢闯啊
因为人家吃不饱啊,穷啊
左壬提问,无非就是想说,公社好啊
公社搞农业好啊
农民一辈子农民,凭什么?剪刀差这么多年
还上瘾了
给欧美日韩做袜子玩具挣得不是钱嘛?
朝鲜不是公社那样嘛
要是朝鲜改开了,你觉得你会买他什么工业品?
是阿里郎牌手机
还是朝鲜便宜袜子呢?
评论区怼不了左壬,只能这里发了
承包制以后,产量确实提高了,但是跟积极性没有半毛钱关系。
这个事情需要追溯到苏联从中国撤走援助,留下了一堆半拉子工业和债务以及已经选拔出来的工人。
摊开两只手就一个问题,没钱!
怎么办呢?
人民公社出来了,大家聚在一起搞生产,计工分。
这时候的经济是粮本位制度。
如果土地是家庭的,那么你种完了地,收了粮食就可以睡觉了。
但是加入了公社以后,这些粮食统一规划,你想拿到跟原来一样的粮食,就得下工地,去修水库,修路,开山架桥。
还有富余的粮食呢,国家统一收走,而且是按低价收走。收走的粮食可以给城市里的工人,可以作价偿还国际债务。
你听过那个故事吗?苏联人拿着筛子去筛选苹果的大小,个头小的一律不要。
1972 年尼克松访华之前,为了送中国一个大礼包,就是解除了封锁,同时给中国贷款了 43 亿美元的贷款。
有了这些贷款中国引起来一批轻工业机器,这样就可以生产尼龙丝袜,的确良之类的衣服。
同时也可以合成氨,制造化肥等等。这时候的亩产是一直在上升的。
美国都对中国缓和了,那么极度缺资源的日本上杆子跑过来要对曾经的侵华罪行赎罪,于是给中国很多人道主义援助,也就是无息或者低息贷款,感不感动?小日本还是不错的嘛!
小日本可从来没好过!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从国外又大量的借贷,也就是引进资本搞发展。
这时候轻工业机器也有了。各种矿产资源也可以挖掘了,需要更多的工人流动起来。也不再需要对农产品低价收购了。
当时是没有个体经济的,也是不允许的。刚开始放开是以集体经济的形式,你看大江大河里面小雷家就是村集体企业。
村民没有钱,但是以劳动力入股搞企业。走向另一条富裕之路。不再需要绑定在土地上了。
粮食产量跟种子,化肥有关系,跟积极性真没多大关系。
人均粮食没增加也容易理解,建国时只有 4 亿人,改开时中国都 10 个亿人了。人均怎么可能涨???
再来说小日本的赎罪贷款,利息是不高,但是日元对人民币升值了啊!
好多人都知道广场协定,日元升值,日本进入不发展的 20 年。好像日本吃大亏了。但是中国的债务也是几倍偿还啊!
相当于一分钱没花,从中国挖走了煤矿稀土,还得倒给他钱!
这么多回答,
质疑联产承包问题的,
其实就一个问题,
谈了这么多,
集约化、机械化、农场化,
请问西南丘陵、盆地,大型收割机拿几个轮子开进去,
平原用大型农业机械可以搞农场,
四川盆地这种,现在大部分的村路都是双向共一车道,几人高的收割机,连村路的弯都要费劲转过去,
拿头整 “大农场”。
真在城里待久了,就觉得农村都是平地,一览无余,就房背后几座山,房前再来上一条河,
依山傍水,这田园风光直接拉满,
啥采菊东篱下,啥往来无白丁,啥种豆南山下,这小资生活,这生活情趣,在他们眼里就该呆在农村。
当年那情况,还要交公粮 / 农业税、三提五统、义务工,
把人拴在那几亩地里,农村永远也发展不起来,更别提当年农村的教育环境,现在能出来这么多大学生,还是农村基数大,才勉强一个村出了那么几个,大部分,都只能成代价,
也就 90 后可能稍好一些,90 后往上几代,那差距是肉眼可见的,
我家里往上数两代人,一个兄弟进了空军部队,现在在四川四线分了房,衣食无忧,一个留在农村,只能自己思辨,进了城卖力气,操劳一生。
当年的问题,数不胜数,但从这么多年的进程来看,让农村人从土地上走出来,是他们发展的需求,这中间的过程有多少血泪,
农民工只能出卖体力,难不成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么,他们就不想干些轻松的,坐坐办公室,喝个下午茶,有的选的话,他们为啥不在农村守着那三亩农田,还不是不挣钱,现实就是种田一年到头挣不到几分钱,他们才不得不选择远走他乡,成了建筑工人、工厂农民工。
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意义是在:允许自由发挥。
并不是重点在家庭联产承包制这本身。
~
在之前,我们是采取开展实验,再由国家号召大家模仿。
家庭联产承包制是自由决定,也得到中央鼓励,
这鼓励的不是模仿,是鼓励大家放开手脚自由发挥。
我看这个回答下面有很多人在否定联产承包责任制。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些弊端,但好处远远大于弊端。我是见过生产队的状况的,这点是我和知乎中大多数人的区别所在。生产队是计划经济,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市场经济,这就是差别所在。中国人口众多,十几亿啊,工业不发达,因此必须发展小农经济,不能向西方那样搞大农业,否则,老百姓吃什么?怎么生活,像孟买那样,老百姓都去贫民窟洗衣服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建议否定联产承包责任制责任制的人好好看看,如果仍然否定,不是蠢就是坏!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种植的积极性,是产量提高的原因之一。
农作物的产量取决于作物的自身基因和种植管理。
基因决定了大部分的产量;
种植管理就是协调光、温、水、肥、气、热的过程。种植者不再吃大锅饭后种植管理积极性提高,作物的产量会提高。
土改后土地分到各家,不再是地主家的帮工,每一个人都有过好日子的内驱力,种植会更加卖力,产量会提高。
有个现实的对比例子可参考,隔壁国家还没分田,一直和 5,60 年代使用基本相同的社会组织结构。所以嘛,积极性应该变化不大,是不是?
看其粮食产量,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估算,50-60 年代,在 300-400 万吨,70-80 年代,500-600 万吨,90 年代达到 900 万吨,93 年达到最高只 913 万吨。其后粮食产量急转直下,现在一般认为其粮食产量在 400-450 万吨左右。
一般分析原因为:苏联解体后,与其化肥、农药、农机设备的交易、援助基本都停止有关。人的积极性嘛,对粮食产量肯定有影响,但肯定不如大家想象的那样大。
三四年吧,厂子里有几亩空地,有一两年我闲的蛋疼,想吃些 “自己种的绿色食品”,自己吃嘛,化肥是不可能上的,农药那是不可能打的,到时候拿着这些个 " 自己种的绿色食品” 送人,温馨亲热上档次,想想就带劲。
在外边找了农机进行了用草木灰当肥料,深耕,种玉米,大豆,小米,西葫芦、南瓜茄子、豆角、番茄、黄瓜,香菜等都种了一些。
我爸听说我种了这些东西后,非要搭把手,经常自己就从家过来锄地、浇水、拔草等,地里收拾的很干净。
产量嘛,反正最后是除了毛豆外,都没敢送人,因为绝大部分个头都非常小,大多有虫咬的 疤痕,而且产量很低。
同样的,隔壁单位保安种的玉米,肥料农药正常上,玉米一个得顶我这边的两个。
中国九十年代,拥有了农业卫星。
农业卫星,导致中国凭空多出来 6—9 亿亩耕地。
这个问题下,不要相信 “左派”,也不要相信 “老右”。
要相信技术,相信物理规律。
每次出这个问题下面,大家都在讨论的是公社化和承包制两者的问题。但是很少有人从农民的角度去认真看问题。
为什么认为承包制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不光是因为土地私有之后,农民为自己打工更有积极性,更重要的是按土地上缴公粮。虽然都是上缴,但是如果是公社上缴的话,由于有任务指标和对比的因素在,当地主管官员会把上缴幅度提高一点,因为这不影响官员的收入,但是影响他的仕途。换做私人上缴的话,这个上缴比例没人会往上拉,所以这个自留粮食肯定就比以前多。
承包制以后,农民的自主性也提高了。粮食有多的,那么家里就可以喂点鸡,猪什么的,以前的猪的主食其实是草,所以上代人都有采猪草的习惯,而现在猪的主食已经是粮食了。所以承包制以后,家里生活改善就很正常了。有粮食吃,偶尔还可以吃点肉。这种养猪养鸡在承包制以前是不允许的,被允许的地方也是要上缴大部分的。
而且承包制实施以后,农民不再被束缚在土地上了,当然当时的工业是不足的,还不足以容纳那么多就业人口,所以上个年代农村还有木匠、篾匠、石匠、铁匠等传统手工艺人。虽然这些并不足以发家致富,但是农村的经济比之前也稍微流通了一点。还有地方也开始有一些煤矿或者其它的矿,之所以强调是矿,是因为当时只有这个产业农民可以自由进入。
当然随着人口的增加,承包制并不能解决问题。很多人在谈化肥、技术在那个时代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作为农民来说,限制产量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土地面积和作物的生长周期。
土地面积很好理解,土地面积大,总的收成就高。那另外一个也很关键的因素就是生长周期了,估计很多人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中国的农民是非常勤奋的。为什么还会出现少粮的现象呢?刚才也说了化肥、技术,但是无论如何精准施肥,然后又风调雨顺,认真锄草,这些都改变不了作物的生长周期。以我老家的主要作物玉米来说,它的周期就是半年左右,所以一个家庭不管如何勤奋,这个玉米都只能半年收获一次。这个就和工艺品的差别就出来了,工艺品只要加快进度,多上点人,这个成果就会加快速度出来。
承包制以后,作为一个农村的 80 后,为什么我们小时候还那么穷,就是因为上述的两点原因。而改变这一点的就是改革开放,随着私营企业的崛起,大量的农民有了新的就业点,虽然收入上有差异,但是总体上来说,这才是我们农民摆脱贫穷的真正起点。
以我们公司员工来说,每年会有部分工人请假半个月左右回去收割作物,因为本地虽然不是大平原,但是土地基本都是平整而且相连的。所以这样本地人就可以一边上班,顺带着把地也种了。只有这样才是最适合农民的。而如果当地没有企业的话,那就只能外出打工。这样才能提高家庭收入。
所以一个制度只有真正的适合于农民才是好制度,真正为农民谋生路的才是好政策。
多的话不想多讲,怕惹麻烦,只指出一点:
土改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是对立的,土改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质上都是某种土地私有制。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矛盾的是人民公社。
就事论事,我不想把什么公社化之类的运动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扯在一起,因为这是两码事。
我们家是华北平原的,没建国的时候就平分土地和房子了,后来土地又都收回去组建生产队,这时候吃大锅饭,也都吃得饱。集中生产力挖河(疏通河道)之类的,农民也为国家干了不少事。后来六零年前后发生了什么大家都知道,那几年假设土地在个人手里,也得饿死很多人,可能比历史上少,但也肯定会有,是大时代的问题。整个时期的生活状态,以前我奶奶还在的时候都当故事听,没有很大的腐败,也不存在明显的不公平,干活混工分的现象不普遍,因为都是仨瓜俩枣的东西,乡里乡亲的,谁不认识谁啊。运转正常。
后来六零年人们吃不饱了,有一部分坏人就开始冒头了,我们村是四个,手里有点权利,小队长或者大队长那种,给自己家倒腾东西,多记工分什么的,是为了自己家的人不挨饿。没权利的人分的少了,自然就更雪上加霜,导致有人痛批时代,这是片面的。题外话,挨饿那几年我奶奶智斗那几个混蛋,帮助弱势群体,其中三个人都吓得给我奶奶下跪了,也算是锄强扶弱,村里现在活着的老人很多都念我奶奶的好。具体事迹记不太清了,都只记了个大概。
后来那几年过去了,我姑我爸他们先后出生,即使是六几年,也没严重挨饿,虽然都是高粱面红薯面什么的,但起码能吃饱。后来国家管控也松了,七几年再次分地前的几年,自己出去开荒种点地,国家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爷爷没事下地的时候口袋里就放一把高粱,看着哪地平,拿锄拾掇拾掇,撒上几颗高粱种子,盖上土,就不用管了。等秋天顺手割回来。家里甚至因此有了余粮。
后来 78 年发生了什么大事就不用多说了吧,从此我家就再也不用偷偷开荒种地了,可以摆在明面上。我家经常说的就是人勤地不懒,地在自己手里,我爷爷可以四五点钟起来披星戴月去耪,我自己也曾经干到差点中暑。老一辈人的勤劳是非常值得我们尊敬的。要是给集体干活,同样的看瓜,给集体可能是不敢吃,自己的话是不舍得吃,能一样?多产出一斤粮食那也是归自己,给集体多生产一斤谁都发现不了。这就是生产积极性的根源。
我想,只要是农村长起来的就不会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几个字的重要性产生丝毫怀疑吧?
每次看到遗老遗少们在这里为人民公社唱挽歌都挺不爽,这里我麻烦极左们看下图数据就知道了,极左们拿出来的无非是全国的,关键是得看看人均啊,平时骂后四十年的时候别人一拿出 gdp 世界第二就提人均 gdp,现在怎么就不见提?看看人民公社带来的效果
当然我本人也不是否定前三十年,毕竟前三十年重在水利工业化,所以按我本人的话来讲,前三十年后四十年别互相否定,否定前三十年的是自由派,否定后四十年的是极左,都不是啥好东西
另外下图这位
说农业机械被拆,我就想问你是哪听来的谣言?
下图是农业机械的数据,可以看出农业机械增加并不算少,这就是你说的单干后农业机械被拆卖废铁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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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先生,您一提化肥,我就有问题了,为什么 1970 年以后有了化肥人均粮食依然低呢?1965 年化肥是 1957 年三倍,1978 年化肥是改开前的,姑且算成 1976 年的,是 1957 年的二十倍,但是为什么人均粮食还是低?
你要是指的削肛村,那么产量提高是应该的。
去查查丫分田前的产量……
58 年人民公社开始?
58 年到 65 年产量有提高?
我来答,是因为化肥
至少占八成原因
承包制之后产量的提高有一部分是来自农民积极性的提高,这个是事实。 我是农民出身,清晰的记得小时候村里集体种地时候的磨洋工,以及承包之后,父母在自家承包地里面的辛苦劳作。
另外一块因素,是 70 年代开始,中国化肥工业的蓬勃发展, 随便百度一下,就可以知道: “70 年代中期开始,又新建了一批与日产 1kt 氨配套的大型尿素厂。1983 年, 中国氮肥产量(以 N 计)达到 11.094Mt”, 以及~“1982 年在云南的一个重过磷酸钙厂投产。中国土壤学家李庆逵等从 50 年代初开始研究磷矿粉直接施用问题,并在南方酸性土壤上推广施用。1983 年中国磷肥产量为 2.666Mt(以 P2O5 计)”。。。
所以,原因是多方面的,要科学辩证地全面的分析。制度的作用很重要,生产力和科技的进步也很重要。
不存在的,产量提高,是使用化肥农药的结果,没化肥,**同样一亩地,你的积极性能让亩产提高?生活变好,是分配方式改变的结果,简单的说就是上面少拿了。管理上分配上出了问题,不等于就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然现在的大企业是不是都该拆分成个体户才能促进积极性?**这本身是一种社会的倒退,管不好,干脆不管了,收益少,干脆就不服务了,确实是个解题思路。但这又回到老路子上了。所有面临的问题,难道真的无法在集体的框架下解决吗,显然不是。
不请自来,中国农业产量的稳定增长关键还是 70 年代化工产业陆续投产(即 1972 年尼克松访华与美国在外交方面取得联系后去西方拉来的四三方案投资)。改开前我国农业问题本质上还是资本原始积累路线带来的问题,我们错过了西方大航海时期以及 1930 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国际资本寻求热钱投资的机遇期。
再加上与苏联因为国家主权问题闹僵,这使得我们自己完成初步工业化的资金来源只能通过剥削农业,工农业剪刀差剥削农业发展工业,国内成立合作社其中一个原因也是为了方便统一管理,统一通过各种手段(代表如浮夸风)提取农业产品剩余价值再通过黑市走私的方法(经某 h 港)在国外获取工业基础设备推动国内工业化初步建设。
改开本质上还是我国初步工业体系建设完成可以通过参与世界贸易的形式继续完善发展工业体系。(此时农业已经无法继续忍受国内的暴力剥削了,再加上改开初期的经济危机政府赤字无法承担农业人口的各种财政负担,所以干脆以家庭联产这种形式甩开包袱,好处是化工产业稳定建成带来了不错的粮食增长。)
积极性是个好词,一方面符合人的直观感受,给转向找到理由,另一方面又隐藏了一些东西
什么叫积极性,更多的付出体力劳动时间,这只是一种最低级的积极性
人最大的价值是有一个大脑,有趋利避害的自由选择,最大的积极性是积极地使用这颗大脑
而单干最大的功绩,是几亿颗脑袋被允许使用了
那肯定了,合作社时,反正是吃大锅饭,干多干少都一样,我就能少干就少干,绝不多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这地就包产到户了,打的粮食多自己就得到的粮食多,当然得积极了,原来不除草,现在也除草了,原来不施肥,现在也施肥了,原来不浇水,现在也浇水了,原来不看着,现在还得在地旁边弄个小茅草屋看着,还得巡逻,防止有人偷粮食,破坏庄家。
其实搞合作社也可以不吃大锅饭,也可不干多干少都一样,也是可以进行绩效考核,也是可以按照工作量多少来给发工资,发粮食的,工作量大的发的工资、粮食多,少的就少。
1956 年,工业部向周恩来总理提议:要提高农民的集体化,建立以乡为单位的高级社,以此承载工业品的下乡。
只是,人民公社的钱从哪里来呢?
银行贷款。
贷款之后,公社拿钱去买工业设备,钱就流向了工厂。工业产品被购买,就降低了积压,也获得了资金,可以再生产。
公社如何还银行的钱呢?
就需要农民将农产品交给公社建立的供销社,实现统购统销,赚的钱还给银行。
这样,农民就可以使用工厂生产的设备和产品,如农机和化肥,那么工厂就活了下来,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就可以继续进行。这样就实现了一个大循环。
如此,才能实现工业产值年均 13.5% 的疯狂增长(改革开放之后好像只有 6.8%),在 1966 年,工业产值首次超越农业产值,并且逐步拉开距离。
公社化之后,那些因为在城市爆发危机之后,无法就业的知青,也可以到农村中来,为农村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农业产出自然会增加,工业原始资本积累的速度更快了,规模也加大了。
但是要维持众多合作社的运转,政府的财政支出实在是太大。并且,为了调节中国工业偏向重工业、军事工业的结构,忽视农业、轻工业的产业格局。1973 年,在中美建交的基础之上,毛主席决定引进美国工业设备、技术、工程师与管理技术,计划投资 43 亿(四三方案)。其中大多为轻工业,由此开始调整工业结构,完善工业体系。
1977,更是提出了 82 亿美元的外资引进计划,进一步完善中国工业体系,发展工业生产能力。
花钱买回来之后,当然还要还债。但是花钱 + 还债,都是用财政支付的。于是便造成了大量赤字,财政不堪重负。依靠财政运营的合作社也无法继续下去,只好解散。上山下乡运动无法继续,知青只能回到城市。
合作社停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模式很快得到认同,并广泛推广。农民在交够国家和集体之后,剩下的收入都是自己的,所以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产量大幅度上升。
但是产量上升,并不意味着农民就能赚钱,没有销售渠道,农民还是穷。那么,大量的农产品该如何销售呢?
答案是,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收购了大量农产品,进行农产品的出售与加工,然后销售,迅速做大做强。并在 80 年代迎来第一个黄金期,产值一度占据农村总产值半壁江山,每年提供数百万个就业机会,拉动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率超越城市。
并且,乡镇企业的大量产生,需要海量技术设备、钢铁、建筑材料等,于是城市中的工厂就有了市场,工业也就活了下来,并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可以吸纳更多的返城知青就业,很快将城市带出了萧条。城市甩开了包袱,迅速发展。
因为农业的大包干,地方政府也采取了财政包干的模式,地方政府有了办企业的积极性,于是大量乡镇企业建立。但同质竞争、重复建设、不计成本、不及效益的‘野蛮生长’,注定只是‘短期的繁荣’,不会长久,同时也成为银行坏账,使得市场流动资金减少,市场活力不足。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 1989 年之后,西方资本大量撤离,中国出现了严重资本短缺,乡镇企业因为资本链萎缩,大量破产,大量农民失业,农村开始变得不稳定。
雪上加霜的是,在 1994 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获得更多的税收,宏观调控能力加强,但却使得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外加 1980 年开始的‘撤社建乡’,大量乡镇政府的建立,需要大量的财政开支,农民的税负加重了许多。贫困在广大农村地区蔓延,因此导致九十年代大量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
但是在 2006 年开始,由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完成,依靠剪刀差获取农业剩余的模式已经无需运转下去,因此便取消了农业税与集资,农民负担减少,国家开始注重农村建设。
近些年,乡村振兴战略的快速推进,农村的贫穷现象得到缓解。并在 2020 年,脱贫攻坚战取得伟大胜利,中国的贫困人口降至零。
曾经的农民受过很多的苦,但是我们无需追究那些都是谁的错,因为每个时代的人都有时代赋予的责任,第一代革命家,就是流血和牺牲换来的新中国的成立。他们是用生死进行博弈,他们要艰苦的多。我们的生活已经逃离了生与死的问题,‘我们已经最勇敢的人保护的很好’,仅仅是贫穷和富裕的问题,我们要幸福的多。
毕竟,人生除了生死,其余的都是擦伤。
看了温铁军的书,我理解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国家拿不出钱投入到三农,为了甩财政包袱,所以分地。分了地,就不用承担本该由国家(或者说原来由集体)承担的公共支出了,例如兴修水利、道路等。分地之后粮食产量提高的原因是,农业技术改良(良种……)+ 农药化肥普及(国家重化工业进步……)+ 水利设施(水库、灌溉渠……)完善等因素决定的,这些又都是计划经济时期,一代人吃三代人的苦打下的基础。我觉得不能简单的把集体经济(或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划等号。也不等简单的把市场经济跟高效划等号。集体化的公社是多种行业共同经营,一个公社下面的各个生产队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加工厂。我父辈小时候的公社里就有貂厂、渔厂、兔厂、果园、农具厂等,到了年底是会分红的。之所以那时候穷,是因为农村的钱被国家 “抢走” 发展工业用了。分了地之后,农民手里的一亩三分地基本只能搞小规模种植业,因为没有资本投入、没有议价能力,虽然市场经济了,但是也穷。如果公社一直存在到现在,一部分人种地、一部分人进集体企业工作,不仅不会穷,还不用外出打工。而且我感觉这两年国家的农业振兴就是往这个道路上走。
提高积极性粮食产量就能高?听着怎么这么像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因为人民公社的大食堂制度僵化了,失去活力了
一个好制度刚推出,一切都会慢慢变好,但随着时间推移,人们找到了其中的漏洞,钻空子的人多了,好制度也就变成坏制度了
如果哪天市场经济出了问题,我毫不怀疑就要革人民富豪的命了,毕竟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发展方向嘛
世上哪有什么 “祖宗不易之家法”,唯一不变的是变化
我认为产量提高和家庭承包关系不大,农村居民的收入提高更多是摧毁原有的农村治理体系后,多余的劳动力进城务工,客观上缓解了农村人多地少的现实困难。
某种程度上讲,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促进了城市化和工业化。
弄清楚背后的原因再说吧。
从农业提取剩余,同时大的合作社才有能力购买工业品,才能让工业基础落地生根。并且让工业跟农业建立交换机制。
农村才能提高效率,工业发展技术升级,新产品肥料,农药等才能诞生。
这几次波折都是因为没有原始积累。被迫而为之。
农民是真苦,代价全付,还得不到应该有的荣誉,连说话的人都没有,我看未来农村发展要征地,可没城市这么顺畅。
我认为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必须要在发展中解决,而不是倒退,不同社会阶段,有不同任务,也有不同的问题和成绩,不宜以近 30 年,否定前 30 年,反之亦然。
建国之初开展集体经济,合作化,主要是为了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出口初级产品,换回机器,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也是中国这种,错过对外扩张殖民浪潮的后发大国,要想实现工业化的唯一途径。
但是在合作化的过程中,由于政策执行中的变形、走样,官僚主义造成的浮夸、瞒产和千百年来延续的一家一户小农生产惯性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矛盾,使得虽然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也付出了比较惨重的代价,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长期没能解决。80 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在工业化体系建立之后,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必然选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的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生产劳动积极性,实现了粮食的增产,解决了温饱问题,这个成绩是不容抹杀的
当然,化肥的采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而化肥生产也是有赖于工业化的实现,广大农民,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勒紧裤腰带,挨饿受累,进行了几十年集体生产之后,松一松绑,喘一口气,实行家庭生产,既是国家顺应民心惠民之举,也是工业反哺农村的应有之义。而且在实行了包产到户之后,大量的劳动力被解放出来,可以自由支配时间,也给改革开放后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乡镇企业,沿海地区承接来料加工的民营外资企业提供的充足的劳动力,农民工群体的诞生,也是基于包产到户,没有包产到户,也就没有农民工这一群体。
而近几年,农村的凋敝,土地的撂荒,其实是发展中的问题,温饱解决之后,广大农民有了更高的物质精神追求,而种地收入微薄,又不足以满足这种追求。同时,随着产业升级和科技发展,互联网经济的出现,城市中的就业岗位和赚钱机会越来越多,大量的农村青壮年,涌入城市,也是必然的。在这种大背景下,农村就出现了空心化,留守老人,空巢儿童等问题。国家也一直在着手解决,前几年国家推出的农村土地流转,三权分置,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比较好的方法
三权分置,既保留了土地的集体属性,避免因为土地私有化,而重现土地兼并,再次出现大地主的可能,又为城市打工的农民保留了一条退路,不至于产生大量城市贫民窟。三权分置之后,集体保留所有权,农民拥有使用权,把经营权让渡出去,把土地租给农业公司,实现连片大规模有利于机械化生产的大农场模式,这是互利双赢的。
这四张图就够了
当时被世界两大国封锁,去山里站着挣钱那就受穷受饿,跪着挣钱引进外国投资,失去了工人领导地位,但你们吃饱饭了呀。
问题来了,你们要站着还是跪着?
去年去大寨时,有幸与宋立英这位老党员一谈。大家可以去百度一下她是谁。
聊到这个问题时她说,原来的大合作是很好的,分田单干后大家就没有那个凝聚力了,丧失了那个年代火红的激情。
下次去大寨一定要和她详谈。
这是她与主席的合影
90 年代的农业高产,其中农业承包之前起码有 15% 的作用,而分产到户估测只有 5% 提高的作用。剩下 80% 的推动来自于化肥 (30%)、良种 (10%)、农药 (20)、新的田间技术 (10)、机械化 (10%)。
1: 合作社的 15% 的作用是之前生产大队修建了水利、梯田、道路等基础设施。
包产到户之后,水利设施逐渐失修,到了大约 90 年代中期,有些几乎不能发挥作用了。
2:5% 的因素是提高了生产积极性。
在生产大队,劣币驱逐良币的效用也是非常明显的。几个懒汉就能带坏一队的风气:不干活一样能平分,谁还卖力气?
至于生于 80% 的作用呢,来自于:化肥 (30%)、良种 (10%)、农药 (20)、新的田间技术 (10)、机械化 (10%)。
3:先说作用最大的,化肥。
以小麦为例。 在 90 年之前,家里的小麦产量一般只有亩产三五百斤。每年只有 1-2 个月能吃上面食。
90 年使用化肥之后,亩产几乎过千。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一年老爷子非常兴奋的说,“今年能吃上一年的面了!”
4:良种
以地瓜为例。我记得 80 年代的地瓜秧特别长,长的反而不多。直到 92 年左右,传入了一种新的,一棵地瓜能长出 10 个来,各个粗大。一时传为美谈。产量几乎倍增。
5:农药
以花生为例。以前花生有一种虫子,叫做大牙。能祸祸掉 1/4 的花生。而拌入农药之后,大牙几乎绝迹。
6:田间技术:种植密度、覆膜技术
以大蒜为例。种植密度我记得曾经 15cm 左右一棵,到后来密植。而覆膜则更是更加高效。传入以后,再无人家裸种了。
7:机械化
再说回地瓜。之前用搓板来切割地瓜,效率低,还极度危险,常常把手掌割掉一大块肉。在 93 年年左右,传入转盘式切割,效率倍增,还安全。
因地制宜。
像四川、浙江、福建、湖南这样的多山省份,天然不适合机械化生产,天然不适合生产队式生产。生产队除了增加管理成本,几乎毫无意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好解放了生产力。
而像黑龙江、吉林、辽宁这样的大平原省份,天然适合大机械、大工业化生产。个人家庭化农业是对劳动力的一种浪费。这种地方就不应该强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就好像当初不应该南方强制实行生产队一样。
你现在看,家庭联产承包的成果宣传也绝大多数都是南方,而知乎上抱怨的也绝大多数都是北方尤其是东三省。为什么,就是因为,实际情况不同,本应该因地制宜的,却都是一刀切。
那么印度粮食产量的提高是因为废除种姓制度吗?
分田到户以后提高的积极性当然对提高产量有很大帮助,分田到户把以前在集体混公工分的人踢出去了,有能耐的就比那些一直混工分的亩产高出最少 30%,在集体的时候产量并不有这些勤快能干的人决定而是被那些混工分的拖着后腿,更别说分田到户以后勤快的人更热衷于开荒增加耕地和果蔬种植面积,养殖对于农民增收和改善生活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76 年我出生在生产队我家五口人一年分了五斤肉,84 年开始我家每年最少杀一头猪)
时移世易,变法宜矣。没有一种恒定会对的方法然后用一辈子的,要审时度势的采用不同的方法。两种制度的推行都是跟两个时期不同的现实状况紧密结合的,所谓实事求是。
与其说提高积极性不如说把原本遏制积极性的东西扫除了。
我稍微偏个题,
家庭联产承包改变的最主要的东西并不是一点点粮食的单产,
最最更迭的,
其实是人才选拔机制和劳动力流动渠道。
举个例子,
假设你生在农村,成分好,没有 49 年加入国军的舅舅,长得就跟这两张图里的人一样,
浓眉大眼鼻直口方,笑起来牙齿雪白非常的有亲和力,家中老母亲和蔼可亲,正直善良,
那大队里的要职,
或者说大队书记其实早就内定了也说不定了,
大队里的男女老幼,都乐于选这么一个小伙子来当领导。
当然了,
妇女能顶半边天,
谁说女子不如男。
很多人觉得,大队就是集体力量,包产到户就是个人单打独斗,这其实是片面的。
广袤大地上星罗棋布的农村大队、军垦农场,
其实是把劳动力给分散化了,聚落化了,彼此孤立非常严重,因为人的社会关系被牢牢绑缚在自己的大队中,
而这时候,无论是遴选人才还是拔擢领导,
逻辑都类似,
就是在一个网格,一定的样本中,选择成分,品行,家庭背景,劳动智慧,体能,谈吐,亲和力,领导能力,甚至是容貌符合劳动大众审美的,
这样一选拔,就把一定人数中那些素质相对较高的人牢牢绑缚在自己对应的土地上了,
对于他们而言,集体生产中遇到的困难,队里经济,人事,芝麻谷子事无巨细,包括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一切的一切都是工作的内容,
而城镇居民也相对封闭,在自己的人口基数中,用巨大的教育差距和产业差距来维持自己的人才流动管道,
换句话说,一个资质平庸甚至远低于一般水平的适龄城镇人口,可以在师傅在工厂里传帮带,悉心教导下,做一个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和创造力的工人,
而这样的劳动力,假如挪到农村,有可能并不具备种地养活自己的能力,甚至会因为没有师傅带,禀赋不适合农业劳作,堕落成所谓懒汉也说不定。
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
能力值远远溢出承包土地的适龄劳动力,失去了大队集体这样承接他们的平台,于是其中的一部分开始琢磨干点别的,不适宜种地的但是心思活络的,也不能躺着饿死在家里,还是得出门谋生,
包产到户后,农业对人才的需求没那么高了,大量有专业文化知识,懂管理,机械,财务等方面的人才被释放到社会上,他们身上网格化的晋升渠道被逐渐打破,
取而代之的是广阔的发展空间,和群英荟萃,在城市中麇集,互相竞争和激励,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和眼界的过程,
然后这个过程中,资本开始富集,追逐人才,形成公司企业产业,然后就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了。
对于某些地区有用,对于国营农场林场没用…… 规模经营才是出路。工作人员的主观能动性不是规模经营的核心竞争力,当然有肯定比没有好……
这个政策是对当时生产管理水平的适应,没问题的。
很奇怪的问题,你自己做自己的事情是不是很用心,给别人做事是不是会敷衍?很多事情不用问别人,扪心自问就有答案。
因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根本就不是一个农业问题。
实际上,无论是当时人民公社还是后来改乡镇,其核心问题都是社办企业,也就是后来的乡镇企业,是个标准的工业化问题。
你可以这么理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本质是一次管理方式改革,大背景是 79 年到 82 年底政府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真正落地完成,都已经是 92 年以后的事了。
而粮食产量,在 70 年代中期以后就基本不是问题了。
实际上,当时的改革核心是农村资产的一次变现,有利有弊,但当时的人也很难超越时代的局限性。
想到这里,我对教员的崇敬又加深了一点。
一个人一亩地是承包,一个人 1000 亩也是承包,那种有积极性?
认为人民公社自己不持有土地自己不占有生产资料,给公社打工劳动就没有积极性经常摸鱼的。
有无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
同样的村子一样的农民工进了城给 XX 康打工,为什么就会累到跳楼? XX 康是他开的么?他有股份么?
为什么同样一个人,有如此前后矛盾的变化呢?
教员不在了,开始大吃大喝了,进口小汽车也能享受到了
1982 年中央正式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时,1982 年也是 “四三方案” 中引进的大量化肥厂投产的年份。所以,产量提高的主要原因一定是因为包产到户解放了积极性,而不是因为大量新种类化肥投入使用吧。
原因不一样,分田提高产量是因为精耕细作,公社能提高产量是因为农药化肥的应用。
化肥问题谁领导解决的?
工业化基础谁领导解决的?
开放最早是谁提出的?
桃子摘了就算了,东西拿了还要反过来污蔑种树的人,这有点太不地道了吧。
我们几千年都是分田,哪来的产量飞涨?
我们这里 82 年放开猪肉二把刀,同年量地分田,83 年春天正式分田到户开始单干。
应该说,分产到户的确是有一定的好处,农民积极性提高跟产量提高肯定是正相关的。但是,这个主观能动性并不是主导因素,没有七十年代引进十三套氮肥生产线,没有各地农田水利大建设,没有专业的农业科学技术指导,农业靠刀耕火种的话,农民斗志比天高也没有用。
所以不应该迷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不应该妖魔化人民公社,这都是物质基础之上的东西,相当于车间的操作手册。按照现在农村发展的趋势,机械化农庄几乎是必然的,上层建筑总是要不断调整去匹配现实。
另外要说的是,集体并不代表恶的,承包也不一定都是好的,。举个简单栗子,食堂承包了就会好吗?
利益相关,贫困村第一书记、维稳办工作经历、上访村工作片长…(||๐_๐) 我想干党建经管农林水…
借用一下林毅夫教授 AER 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与农业增长
Justin, Yifu, Lin. 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2,82(1):34-51.
1978-1984 年和 1984-1987 年农业增长的源泉
结论:在各项改革中,从生产队体制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HRS)的转变显然是最重要的,仅制度改革一项就使产出增长了约 46.89%,大约相当于要素投入增加的总效应。
虚假粮食产量提升,引进研发化肥设备,生产几千万吨化肥。
真正粮食产量提升,自给自足的亩产经营或者苏联式农庄集体
情况是这样的,大集体时其实农民家家还有点自留地,自留地产量比集体土地产量高。
产量提高的根本是有了国外的化肥和农药
跟人没有多大关系,跟开放国门有关
解放后到人民公社化的这段时间,土地和生产工具是私人所有的。所以积极性高啊。。。之后互助社也好,初级高级合作社也好,都类似于现在的农业合作社,属于根据个人意愿出资(从制度上来说)。。
作为分管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的现任告诉你:所谓的庭联产承包制 “提高” 产量只有 10 年有效期,新世纪(严格讲就是入世后)以来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但到现在还没人有能改正,确权、流转都是浮云,农业产业化经营举步维艰,农业生产成本全球第一,毫无竞争力!
81 年分组,82 年承包,我记忆中当初两三年和生产队区别不大,3-5 月都还得吃番薯干来米饭、木薯饽,6 月吃玉米糊(现在大家都认为这是个好东西,其实我烦死这个了),到了 85、86 年才不用吃这些,什么原因正常人应该想得到。
你们当个小组长,管几个人让他们共同完成一项工作,就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分田单干了。
是不是真的增产?是不是一直增产?都不重要。你看现在城镇化扩展,要收地了,以很少的成本就要收回土地,还有宅基地。
说积极性能增产粮食的,你告诉我他在地里干什么能增产?拔苗助长?
政策是关键,种子`化肥丶农药也直接增加了粮食产量,现在已是产量峰值。
是现代农业提高了产量,两种制度于今而言都不合事宜。
小岗村的改革意义在于改革本身,改革有好有坏,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应该给予鼓励,实际上该村小康时间点很晚,这说明了该村没有持续的改革。
而土改是改变了农村政治结构,让中央政权能够直接管理农村,减少了中间商,使中央在生产力不变的情况下,能够从农村汲取更多资源。实际上农民的生产力,还是要靠建国后的大型水力工程和化肥农药工业进行 buff 后才能进一步提升。
粮食产量提高(增产)取决于政策、制度、技术(良种良法)、气候等多种因素,您说的这两个时间段,都有上述因素的变化
你想自己当老板还是给别人打工
上两辈人还在呢,反攻是不是太早了?
你可以问问东北的老农民
公社吃大锅饭 谁还劳动呀
司马南大爷讲出了我想说的话。司马南说的数据基本属实,我目前在读政治经济学研究生,研究方向是农业经济,以前我没有仔细了解过,经过大量阅读文献、史料,结合生活常识,我的观点是,毛主席总结的农业八字宪法是非常完善了,劳动者的积极性的确重要,但也只是其中之一,水利、化肥、种子等都很重要。而且几千年都是单干啊,不都是干着干着土地兼并,还有人吃不上饭。单干确实不方便机械化,不方便统一化,交易成本上升,供需不对称,产量上不去,这也是现在国家提出适度规模经营的原因,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一点拙见。
来源: 梅州日报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改革,最早始于农村改革,农村改革的标志是 “包产到户(分田到户)” 即后来被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俗称“大包干”)的政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开创了我国农业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黄金时代。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在梅县松口粮所踊跃交公粮。 (图片选自《梅县市粮食志》,杨敏翻拍)
当时,梅州市的前身梅县地区一些生产队有农民 “偷偷” 分田到户,五华县平安公社是其中最早的一批。
分田后稻苗长势大不同
“饿怕了!”说起改革开放前 “吃大锅饭” 的日子,今年 78 岁的五华县棉洋镇平安村(原平安公社)曾任红星生产队队长的谢崇夫老人连连摇头,感慨万千。老人回忆,当年家里养了猪,可是因为没有粮食吃,才几十斤就卖了。家里 4 口人,收一造水稻每人才分到一百多斤谷子,经常不够吃,需要到地里挖点红薯或者上山摘野果蒸熟了制成粄垫着肚子。
1978 年冬天,村民们又饥又冷。想起第二年的春耕,一些村民萌发了分田的心思。“当时驻村干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暗示我们可以分田,我们就把田划分给几户家庭,然后他们再私下里确定怎么细分。一个人大概就分了八分地。” 谢崇夫都清楚记得。1979 年春耕,村民们白天还是和往常一样一起出工干活,可都是在自己分到的田里劳动,一改以往 “磨洋工” 的做法,积极得很。不久后,各家田里的稻苗看得到跟以前不同,壮实了许多。
“知道哪些田是自己的,白天干活的时候,都一个劲儿地挑肥。” 他说,结果那一季的水稻丰产了,有些家庭的产量足足翻了一倍,一亩地平均都有四五百斤谷子。那一年,谢崇夫家里的猪长到了一百多斤。
正式分田时已分了 8 成
1980 年初中央下发的文件说可以分田到户了。当时的平安公社八成的田地都已经分了。今年已经 88 岁高龄、时任平安公社会计的谢本化告诉记者,当时农村分田还是有很多纠纷的,分得不公平总免不了抱怨。由于平安公社早两年就已经 “偷偷” 改革了,分田分地分物资都已经有经验了,公社干部就常常被叫到别的地方帮人家分。
谢本化回忆,分田后也会发生虫害和天灾,但村民的口粮问题却不再突出。而且田间的劳动不再机械性地捆绑着每一个人,以往需要一个月干的活,后来只需要几天就搞掂,大大解放了劳动力,村民们还可以从事副业。之后的几年,平安村一些有文化的人都去参加高考,另外一些人则走出了村子到深圳等地闯荡。
平安公社是当时梅县地区农村改革的一个缩影。据《梅县县志》记载,1982 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梅县地区各级干部群众中取得共识,当年全地区 39726 个生产队中除 366 个生产队坚持统一生产和分配外,其他的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还看今朝
(全市农业总产值 40 年增加 60 倍)
家庭联产承包制、取消农业税、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从计划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从传统农业开始迈向现代农业,改革开放 40 年来,梅州山区和中国广大农村地区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将生产队的土地按人口、劳力分配到户,再以一定的年限承包给各农户经营;各户生产的产品在上交农业税后,其余归己所有。这样,农户对生产、管理和产品处理有了自主权,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1982 年全地区粮食播种面积比 1979 年减少 35.52 万亩,粮食总产量仍増加 17.9 万吨,增产 I7.64%。
在粮食逐年增产的同时,各地还出现了一批种养专业户。五华县双华乡的胡天禄,1981 年承包 20 亩山地培育茶、果苗,1985 年被评为 “广东省优秀育苗专业户”。大埔县茶阳大宁刘淑秀,1984 年办养猪场,几年后被评为 “广东省养猪女能手”。1984 年全地区有各类专业户 7237 户,各类经济联合体 759 个,农业得到全面发展。
经过 40 年的发展,我市农林牧渔业形成产业化,涉农经营主体超 6000 家,农业占产业比近 20%。农业经济增速多年全省领先,逐渐实现从量到质的突变。
点评
梅州市农业局局长刘玉涛:过去穷则思变,今天变中求变。这都是农村和农业改革与发展的源起动力。40 年改革开放带来了农业 “数量” 大变化,今天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吹响了 “质量” 大提升的号角。梅州市作为广东省农业大市,在新时代的农业组织、要素激活、三产融合方面大胆改革试水,为 “未来谁来种地?”、“土地流转与质押创新”、“新农人与老农民社会化分工” 等农业改革与发展的机制体制探索贡献原中央苏区的智慧和力量。
农业税全面取消
2003 年,在梅州农村的各个圩镇和村野田畴,到处可见 “税费改革农民负担少” 等标语,一场轰轰烈烈的税费改革开始在全国推开。当年,农业多种税合并为一种税,农民税负减负达到 85%。
2005 年 1 月 1 日,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全面免征农业税。我市曾深度参与税改工作中的一名市财政局工作人员回忆道:“延续了 2000 多年的农业税收制度在梅州的大地上正式全部取消了,这不论是在农业史还是财税史上,都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据统计,免征农业税,为全市 370 万农村人口每年减免了 3.1 亿元的税费负担,人均交税从 84 元减至 0 元。
燃情故事
“信鸽” 像春雷在村民心里炸响
记者采访时,五华棉洋镇平安村的谢伯回忆,1978 年下半年,时任五华县农业局副局长的谢月正在五华棉洋平安公社驻村。一天,谢月召集村民们开大会的时候,拿着报纸一字一句给全生产队的人念了一篇《由信鸽死在路上想到的》社评,说明把信鸽绑在一起飞结果都死在路上,而让一只只信鸽单独飞虽然有先后却都飞得很快的道理。
在当时的环境下,为了保证安全,明里没有说破。然而这篇社评传递的信号就像春雷一样炸响在村民们久旱的心里,他们暗地里开始协商着将队里的田私自分到各家。
谢伯说:“我那时候 25 岁,担任一个生产队的队长,听到谢月在给我们念这个文章,感觉中央在传递一个新的信号,在暗示我们可以包工包产,大家心里都格外兴奋。”
1978 年冬,几乎所有地方都还在公社化管理,平安公社的一些农民悄悄地商量着怎样分田地。1979 年夏季,一个消息在全县都传开了,棉洋区域的稻谷增产了百万公斤,其他公社的人纷纷前来打听,甚至一些地方也开始效仿他们的做法,偷偷进行了分田到户。1980 年,中央关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文件下发,平安公社作为一个改革的典范受到上级组织的隆重表扬。
那一年,组织上让谢月写经验报告,他却自嘲说:“正如你们当时说我的,我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 村民们听到这里都笑了。
建议从各种角度找一个老电影《tie zheng ru shan》,然后您分析一下
我对分田单干真能提高产粮是很怀疑的
以为中国大部分地方人地矛盾十分突出,以至于劳动力要素投入的边际收益即使不是负数也微乎其微,所谓提高积极性,无非就是提高了劳动力要素投入,但就那么几分地,你就是做出花来又能怎样?
中国第一乡,向阳乡人民公社时代有句谚语叫有女不嫁向阳郎,穷是真穷,当时有个妇女还把孩子丢公社书记办公室,要书记看着办。但原因是啥?人民公社下积极性不高吗?并不是,而是向阳公社人均耕地相比周边属于十分稀少,也就几分地,土里刨食,就是做出花来,又能有打几斤粮食?
解放前一直是相当于联产承包的状态,怎么没提高产量啊?中国都工业化多少年了,科教多少年了,怎么还想着精神胜利呢?人的主观能动性强确实能增强点产量,但也没多少。想要增加粮食产量,只能老老实实的从水力建设,育种,化肥,农药,配套农机综合下手,别想着精神胜利法。
几千年来,哪个朝代不是家庭联产,就是分田单干,,也没听说这个跟增产有什么关系
第一次分田产量的提高是因为分地的积极性提高还有水利的合理运用。小农社会没点本事是抢不到灌溉水的。第二次分地的头几年的实际产量是降低的,因为是把已经整合的土地又分散了,集体的机械化优势发挥不出来了,但是能让更多人能多做点事了。
在学校让学生自由后,那就是是人是鬼都在秀,只有差生在摸鱼。
原先公社管理,拿的太多,公社再优化管理分配也白搭。当这个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后,大部分管理不善的公社就会解体,而原子化的农民天生就是穷命,只要一两次灾年就会白干。
不听话的人往往会有出息,管理自由后,有人自觉选择了高考工厂模式。所以有余钱和多余的劳动力创办集体化的工厂,碾压周边地方,开始滚雪球。
真真是活见鬼了,这么多人在否定联产承包,那么多理论,那么多论证。我是快五十岁的人了,我是七十年代初出生的人,我的两个哥哥是六十年代的人,他们俩小时候都挨过饿,我小的时候也挨过饿,但是八零年之后,在我的记忆里只有吃的差,但是没有挨过饿了。集体劳动的时候,我的父母就像莫言的妈妈一样,要到收割完的麦田里去捡麦穗。我觉得为那个动乱年代歌功颂德想翻案的人不是蠢就是坏。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放下固定思维,从历史条件,从社会进步看,动一下脑筋就会有答案。
如果仅仅家庭联产承包制,就可以带来高产,那么在土地私有化时期,产量应该更高,可是实际上和 70 年代及现在比,土地私有化时期,粮食亩产低的可怜。带着承认这个事实的基础上,翻翻资料,动动脑筋,答案很快就有了。
还有更深的一点,既然家庭联产承包不是提高粮食产量的决定因素,那为什么要实行呢。认为中央政府脱离实际,眼光没自己高明者,那傻子真的是他。在当时通过集体化完成农田水利,种子改造,通过国家进步,完成化肥、农药规模化生产,亩产大幅上升后,粮食基本不缺。并且在我们的前辈吃几辈子的苦,完成工业基本体系化后,进一步发展需要什么?推荐圈英国羊吃人,美国南北战争历史书看看,解放劳动力。中国应用的家庭联产承包方式,是用最保护农民利益的方式来完成。
否认集体化是带给中国粮食亩产提高的关键贡献和打下的基础,或者否认家庭联产承包制在某个时期对国家,个人的思维,劳力解放,思维方式都是偏颇的。
长江后浪推前浪,改革是顺应历史条件和变化不停止的。前人已经超预期做好了他们该做的事,我们改革做好自己一代的事,后人自然会有自己的改革选择。
北方某二线沿海城市周边
讲几个故事
苞米只有劳力才能吃,
所有人的主食是地瓜干,不是那些甜红薯,是白的,发苦
地瓜是好东西,在坡里能长,产量大;但是总要翻蔓,不然光长叶子去了。
地瓜叶能吃。
麻雀会躲在垛里,很容易抓到
猪会上自己的直系亲属,会吃自己的孩子,吃泔水。生了小猪得马上抱出来,不然就给吃了。
但是它什么都吃,吃什么都能长,这一点胜过了牛羊。可惜因为缺少资料和认识,我也不知道那么多牲口收走后都怎么处理了,
我的家乡是丘陵是盐碱,还不是大山
主食是地瓜干,打粮就那么多。唯一的优势是接近沿海工业城市。其他山区可想而知。
所以为什么这样的地方不能迁出去一部分,去别处种地也好,有工业能当上工人更好。
如果各地甚至各个公社能互通有无,(也许这是投机倒把了),我们的公社当初即使没有企业也能像现在一样敢因地制宜地制茶种菜种果,换别的产品,而不是从坡里扒拉自己种的玉米(壮劳力的食物) 和白地瓜。
我尊敬教员,但我不相信对改开的这种指责。
就好像扫盲运动——您知道这里,东部沿海二三线城市下属乡镇的五零后人群还有不少文盲吗?一位党员村妇女主任——她父亲是生产队长——上到小学四年级,直接参与劳动五十多年,几乎不会用小九九不知道三位数以上的计算吗?她的弟妹一个字也不认识,现在上公共厕所全凭图画? 她的父亲和丈夫(复员工人) 一天学没上过,凭着自学比扫盲班同志的文化高的多吗?
说这些的意思是,那个时代并不是想什么运动就能成的。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
林毅夫 1992 年做过一个专门的研究 结论是排除了 水利 化肥种子等影响 包产到户的制度因素大概占增产的 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组织需要你生产积极性提高了,那你生产积极性就是提高了。组织需要你生产积极性不提高,那你再怎么积极也没用。
因为土改分田之后也是家庭联产承包的。很多地方土改是没有农村合作社的,
50 年代初推广农村生产合作社,生产队可以代理分销化肥,租借耕牛和机械,大大提高了生产力。
到 50 年代末,又搞大跃进,大锅饭,才真正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饿死了很多人。
家庭联产承包,就是回到 50 年代初。不搞大锅饭了。
准确来说,条件不同,目的不同,手段不同,结论自然会不同。
说实话我的论证没有任何说服力,但作为一个农村出来的,论证公社化对农民有好处依旧心寒。
传统农业不是工业,根本不是所谓的出一分力,就能得一分收成。经验主义占了很大一部分,哪怕现在的大学生,不借用机械化的工具,单凭书中的那点知识,论种地根本比不过 50 岁的老农。而这些似是而非的经验主义让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种地心得,加上农作物成长时的各种其它因素,甚至会出现一块地的作物的好坏也层次分明。年末的推诿扯皮更是一堆糊涂账,这就是为什么公社时修路,打石头之类的重体力活往往干的又快又好,论粮食时却总会扯不清。而且很多答主也论证过当年的组织与官僚也撑不起所谓的人民公社。
另外当时的任务不是为了富,而是为了吃饱。在这个大前提下个人的积极性比很多答主想象的要重要的多。我不否认有品格高尚的人在公社时期会带头大干,但人好逸恶劳的天性注定绝大部分人处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境界。这个没什么好论证的,大多小时候做过农活的人都明白,表面上哪怕手脚不停,一个人的干活效率甚至能差一倍。
个人经济是干不赢集体经济的,这点稍微有些常识是谁都明白的。但把现在的集体经济与过去公社化的集体经济论为同样的绝对属于又蠢又坏。别的不说,但论生产力就不知差了几倍。农村空心化的原因从来不是吃不饱,而是劳动效率太差富不起来。但当时还处于吃不饱的阶段,就开始论证承包制无法使人致富,纯粹是领先时代两步的疯子。
最后一点是解放劳动力。中国农民普遍稍微有钱的时候不是包产到户。而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活跃时期。因为国家人均耕地较少的缘故,天然富裕的劳动力流向了工厂,形成了国内独有的春运农民工。背后的逻辑是爷爷奶奶那辈人足够收拾家里庄稼满足吃喝后,父母那辈人才有足够的勇气去走南闯北。
对于题主的问题,我的回答是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肥料种子等,它提高了粮食的绝对产量。而包产到户的积极性提高了粮食的相对产量。加上时代的红利,所以给我们后来者形成了巨大的感观落差。至于致富嘛,也很难是一个集体经济就能解决的,否则现在就没有三农问题了。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为当初的人民公社招魂。
首先,可以很明确的说,联产和公社并不是左右我国农业产量的主要因素。我国的粮食产量以及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长期以为都是主要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过程。
基于前三十年的积累与初步发展,以及早就提出的农业现代化建设要求与目的,良种、农药、化肥、机耕、水利、道路等诸多进步,更为科学高效的农业生产方式无论在哪种土地分配模式下都可推进,也都将推进粮食产量的提高。
粮食产量与农民生活水平提升的诉求,都无法构成联产承包的必要因素,因为,只要不走太歪太邪的路,这二者的提升几乎是历史必然。那么,什么是联产承包的必要因素呢?
对接改开政策。
承包与公社,各有其利弊,择其适时而用之。1978 正值改开前夜。不仅在当时,哪怕是现在看来,改革开放几乎是中国唯一的活路。有些人或许不清楚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才是好的社会主义,但帝国主义很清楚什么是 “好的社会主义”。对于当时的 Z 国而言,生或死显然比左或右重要得多!
改开是必要的,但这也意味着有些方面要作出大的调整,这一切都是有代价的,效率先优,其它次之,毕竟失去发展机会的代价很可能是毁灭性的。作者个人的理解是,改革改放和 WG 都是中国革命历程的一个部分,一个阶段。要知道,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 1953 年就开始了。也就是说,没必要为了后 30 年而强行否定前 30 年。
而想要改开政策得以执行,与生产资料的持有相关的一些东西就要有所改变。这时候,城镇里可以单干,可以先富起来,但总不能让八亿农民继续吃大锅饭吧!八亿是什么概念?1980 年中国人口约 10 亿,其中 8 亿都是农民……
人口结构、城乡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有续发展。
上面说到,如果继续搞大锅饭,用计划经济的农业对接逐步走向市场经济的工商业本就非常的不搭调。同样无法解决的还有这三个结构问题。
如果固化住这八亿人,都放在乡村继续吃大锅饭,就难以培养与输送大量的、优质四化建设人才。谁有资格出去,谁没资格出去?这个资格怎么定义?如果步子迈得太大,比如在公社的基础上直接强推现代化农业,先说生产力水平就是个大问题,何况短时间内闲置的人口又太多,这些人在农村没事做,城镇也不需要,除了会导致劳动力严重的不合理分配,治安和其它社会问题也将相当严重。
城市化(严格的讲应该称之为城镇化)当然是长期目标,但也说明了其不可能短期完成,这必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包干到户初期,根据工商业发展的实际需求,适度的对户籍制度进行松动,让更有能力,更有勇气的人一波一波走向城市,走向其它产业,才是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事实也如此。
(此处删除数百字)
分田到户”是集体经济的尾声,没有集体经济时代,就不会有所谓的 “分田到户” 带来的积极性。
这个积极性是由集体经济和计划经济共同提供的,包括完善的水利设施,低廉的医疗和教育成本,以及价格低廉的生产资料比如化肥和工业品;然后在一个时期内,单方面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降低农业提留,同时不再参加各种基础建设劳动,比如兴修水利等等。大约相当于某天一个企业突然改为每周工作两天半,收入直接翻倍,然后生活成本完全不变,请问谁会不喜欢?
所以刚开始,基尼系数在 2 字开头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可惜美好的生活抵不过现实,90 年代后基尼系数一路飙升,直接 4 字开头了,这个时候积极性呢?当然没了!地还分着没?分着呢!
人是风险厌恶的,都会自觉不自觉的转嫁自己的风险,强者如马爸爸,直接转嫁给十年后的社会,一般如一个水果贩子,会把风险转嫁给农民。这种转嫁只能降低,不能消除,因为一个可以利用金融机构等现代手段的贩子,博弈能力远超农民!
计划经济时代,也就是所谓的 “剪刀差” 时代,城乡差距是小的,现在差距远远大于那个时期,因为 “市场” 这把剪刀可比计划这个剪刀厉害多了!
所以今天要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提高农民的收入,还需要探索。第一劳动密集型农业本身就没有多少收益;第二资本密集型农业,农民又搞不起!搞合作社呢?如果国家不支持,收益能否覆盖管理成本?如果国家支持过度,农民也会毫不犹豫的把风险转嫁到国家。至于以前的集体经济时代,是不断用运动和政治动员来抑制农民的这种转嫁冲动,这套现在也不可能了。
总之这是个新的课题,但有一点是比较肯定的,基尼系数是不太可能再有 2 的时代了!
家庭联产承包以后事实上开启了土地流转和人口迁徙。
所谓粮食产量是多少,根本没人关心,因为小农经济都是在做无用功。无论是解放前,还是大集体时代,大量的劳动力被浪费在田间地头。
土地承包的目的是为市场经济下工业企业提供劳动力,大量的家庭抛弃耕地,进城打工。低产量的农业土地和劳动力被组织起来,办乡镇企业。
80 年代以后农村耕地面积一直是减少的,粮食产量大趋势都是增加的,极少年份粮食减产。
什么围垦造田、开山造田,除了把自然环境造坏,没多大用处,只是为小农经济续一口气。现在都退耕还回去了,也没影响粮食产量。
那些什么小水库水利设施大都废弃了,粮食依然增产。可见这些东西都是无用功,粮食增产的主要推动力还是种子化肥机械化,说直白点,靠的是工业化和科技进步。
这里着重强调一点,所谓公社集体化仍然是小农经济,不是集约化农业。公社生产单位是生产队,也就是小组、大家庭,比小家庭规模大一些而已,甚至远不如南方的宗族家庭规模大。
人家都在搞工业化,搞科技进步,你还在这惦记农村粮食产量,靠人力推产量,返祖现象?
有位网友说:
历史因素,40 年前好坏难以判断。 现在,租给别人搞集约化大生产,就算没在农村呆过,有点社会经验也不会相信啊? 一个村,中间有 30% 的地谈不拢没租出去,很多机械效率就会降低一半,无人机等措施你就用不了。我在南方农村丘陵地带,前些年看到的就是一片片抛荒的稻田,残破的水渠。一家几亩地,农民在家种地不挣钱,只能出去打工。小农经济,社会生产力发展到现在,就是死路一条。
我说:
错啦!
40 年前分田到户就是好。 现在,租给别人搞集约化大生产,就算没在农村呆过,有点社会经验也知道东北大平原许多地方一家种几十亩上百亩,比你们村便宜多了啊。 你们村即使把全部田地都租给一家无人机械化集约经营,总利润仍然不够中间 30% 的地的利润!所以谈不拢没租出去,70% 抛荒了是合理的。否则,全部土地早就像东北平原一些地方一样,被一家用高利润都租下了,即使遇到钉子户自己搞小农经济,等两三年最终钉子户也被集约化的高利润吸引了出租了。
所以,你们村即使搞公社强迫农民在家种地也跟东北平原竞争也不挣钱,应该允许出去打工。30% 的地是小农经济,自己要不要冒险种蔬菜水果经济作物种不种粮食,改革开放 40 年生产力飞速发展了到现在,利润多少自负盈亏死活都是天经地义的合理。
至于有些人说什么分田到户承包以后水利没人修了,公路没人建了,这都是胡扯。分田以后的公粮农业税没少交啊,交的反而更多了,义务工也延续了十多年没取消,所以水利公路建的比过去更快了。
虽然科技种子和化肥的作用在 70 年来是逐渐变大,但是我国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马上第一年产量立刻大福提高了,甚至有些地方翻了几倍,真的主要是因为分田而提高积极性带来的。
公社化之后刚刚当上了主人翁,有新鲜感,所以产量提高了,还有大跃进浮夸风气亩产虚报上万斤。但是不到两三年新鲜感过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互相学习偷懒了,吃大锅饭干多干少都差不多一样,不偷懒的才是傻瓜!!!紧跟着三年饿死人了。幸好停止了大跃进,否则还会饿死更多人。
有些回答以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来反对积极性,请问这是真的积极性吗,还是贪功冒进弄虚作假的伪积极性?不会连这些都分不清楚吧,还是故意抹黑积极性?
-———————2021.04.07 更新 ——————-
更新一下个人对于积极性的理解。看到部分回答下说包干制以前也有积极性,比如人没有粮食吃要饿死,那肯定会有积极性去劳动,或者生产队有任务安排下来,也不敢不去劳动,等等。个人以为这类积极性最多只能算是被动积极性,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积极性,而包干制所激发的是主动积极性,有本质区别。被动积极性的问题在于眼前的压力一旦解除,积极性就会消失,无法持续。比如人饿肚子的压力一旦解除,就没有动力再继续生产,因为你多生产的都要上交,不属于你自己,多劳动对生活没有帮助。这种情况下,被动积极性只能让生产力维持在温饱线,甚至只是贫困线,不会进一步发展。
而包干制所带来的主动积极性则完全不同。通过劳动收益归劳动者所有,使得劳动者对未来的劳动收益有了长远和稳定的预期,知道多劳动可以为让自己过上更好的日子,劳动者自然会愿意去为生产和生活做更长远的计划,付出超出基本生存所需要的额外劳动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就像一个人给老板打工和自己创业给自己打工,动力肯定不一样,相同的道理。
-———————2021.03.20 更新 ——————-
科学技术和积极性是生产力发展的两翼,并不存在矛盾。不是有了技术就不需要积极性,技术也要靠人去创造和使用;也不是有了积极性就不需要技术,没有技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科学技术和积极性本就互为补充,共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改革开放后也是既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推动生产技术进步,又进行各种制度改革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而家庭联产承包提升农民积极性的意义放在当时,不仅在于提升粮食产量本身,更在于和其他改革措施一道,激发整个社会的活力,改变全社会的精神面貌,使得整个民族重新焕发出生机和希望,这比单纯的粮食增产意义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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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题主提出这个问题是出于什么目的,我来贴一个数据吧,从中可以看出,人民公社后粮食产量的提高只是相比于更早的土改和合作社时期而言有所提高(而且人均实际上还有点下降),但与家庭联产承包后相比差太远了,所以这个问题根本不成立。数据来源的原文链接在最后。
(一)人民公社时期(1958—1977 年)
从 1958 年到 1977 年的 20 年间,农业生产以生产队为基本单位,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土地由集体统一组织经营和管理。这一时期,陕西粮食年均产量 577.6 万吨,虽然比土改和合作社时期有较大提高,但年均增速仅为 2.2%,低于土改和合作社时期 3.7% 的年均增速,大锅饭严重束缚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陕西省粮食亩产 84.5 公斤,比土改和合作社时期提高 34%,但人均粮食拥有量仅为 251.8 公斤,比土改和合作社时期减少 29 公斤之多。这一时期,陕西省农业人口达到 2357 万人,比解放初期的 1949 年增长 1 倍,比人民公社前的 1957 年增长 52.6%,农业人口占陕西省人口的 85.7%,但粮食产量仅增长了 31.7%。由于生产者与生产经营权利及生产收益没有关系,农民依靠出工计工分取得劳动分配所得,极大影响了生产效率的提升。人民公社时期,陕西粮食生产农业劳动力投入产出比不足 800 公斤 / 人,与土改和合作社时期基本相当,这一时期的粮食增产主要依靠农村劳动力数量的快速增加,而农民公社的土地制度则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1978—2003 年)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农村经济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在陕西全面推行,土地经营权和产品收益权回归农民手中,农民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粮食产量迅速增加。1978—2003 年,陕西省粮食年均产量达到 999.1 万吨,比人民公社时期提高 73%;年均亩产 168.5 公斤,比人民公社时期增长近 1 倍;陕西省人均粮食拥有量超过 300 公斤,比人民公社时期提高 22.2%;农业从业人数由 780 万人增加到 990 万人,粮食生产农业劳动力投入产出比达到 1043.1 公斤 / 人,比人民公社时期提高 31.2%。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升,粮食产量不断实现突破,26 年间有 12 个年份粮食总产量超过千万吨。1984 年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 1000 万吨大关,达到 1024 万吨,结束了陕西吃粮依靠调进的历史,被国家确定为粮食供需平衡省份;1993 年粮食总产突破 1200 万吨,达到 1215 万吨;1998 年粮食总产创历史最高水平,突破 1300 万吨大关,达到 1303 万吨,是 1949 年的 3.94 倍,是 1977 年的 1.68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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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在座的,尤其是某些一直拿 “之前挨饿之后吃饱” 说事的人,首先搞清楚一个问题:你们要说的到底是粮食产量提高,还是农民能拿到手的粮食增加,这两者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并不能划等号。我家也是农村的,问过父母,分田之后很长时间还吃不饱呢。
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再去分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问题。
然后说下我自己的小白言论(我是真小白,欢迎大家嘲讽批评):
建国初一穷二白,只能实行 “工农业剪刀差”,说难听点就是 “剥削”,农业全力支持工业发展,所以农民确实苦,这是事实。
然后,“农业全力支持工业”的任务将要完成了,要到 “工业反哺农业” 的时候了,在集体化的结构下,农村能快速吸收工业反哺的成果,促进农业的科技化(我就不说机械化了,毕竟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大机械,而化肥、良种等也属于科技),用比之前更少的农民取得更多的产量,把农民从土地上彻底解放,之后,发展乡镇企业、特色农业等即可吸收多余的劳动力。
此外,反哺并不仅限于农业,农村的教育、医疗体系等同样也是反哺内容(比如建国初的抗疫行动、发放工业制造的廉价药品抗击农村血吸虫病等疫情)。
就这样,直接原地实现农民向工人的转化、农村向城镇的转化。
然后,时代变了。
反正农业一出大问题,无论是 1960 年还是 1980 年,从上到下的解决方案都是分田而不是提高集体化程度,
由此可见,其实大家都很清醒。只不过,为了实施自己的意识形态,很多人顾左右而言他咬死不认,尤其是今天不需要面对粮食压力的广大年轻左人
是因为 70 年代 “四三计划” 引进化肥生产线的原因。
首先,家庭联产承包制不是带来产量提高的原因,种过庄稼的都知道,庄稼收成好,跟良种,肥,水,三个方面息息相关,只有农民才知道,教员才是为农民着想的那个,他为农民带来小水利工程,农业技术站,公社的机械,化肥才是导致产量提高的根本原因,至于联产承包制能得到部分农民的支持,这点跟南方当地的大队书记有关,有些地方的大队书记,仗着自己家人多势众,当上书记后什么好事都是他们家的,处事极其不公,导致社员生产积极性下降,分家后,积极性提高的较明显,但抗风险能力下降,为争水打架斗殴简直家常便饭一样,由于不知道该种什么,种什么,亏什么的现象也很多!结果许多农村就把到手的土地又出租给别人,自己出去打工。
说的很好,资料也很详尽,在细节方面我说不出更多的东西,但可以念几句经,从理论层面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原则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所谓适应,就是既不能落后,也不能超前。比如在列宁看来,俄国当时存在五种经济成分 “1 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2 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3 私人资本主义;4 国家资本主义;5 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看来,也存在自然经济的小生产,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这几种不同性质的生产力水平。在马恩看来,公有制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实现的,在过去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小生产占主导地位时,公有制就根本无从实现,**只有在机器大工业时代,当个人的劳动已经消融在社会的生产力中时,公有制才成为可能。**那么现在,在生产力还停留在自然经济的小农生产的中国农村,实施只有机器大工业时代才能实现的公有制,会发生什么后果不是可想而知吗?
到这里可能就会有人说,经书里的话是针对工业的,在讨论农业时设想的一般都是合作化和集体化。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写经书的先知在那个年代还想象不到今天的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水平。中国农民问题的解决只能依赖于消灭农民,归根到底就是因为农民的劳动只能创造极小的价值,他所代表的是落后的生产力。但是问题来了,粮食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必需品,何况在如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强力的剪刀差存在,那是什么让我们赖以生存的粮食生产变成了无价值的劳动呢?是东北西北,美洲的大农场,是农业的工业化,使小农的劳动在相形之下变成了低效的生产,变成了对劳动力的纯粹浪费。农业的未来在于机械化大生产,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
那么,靠政社合一的公社,能过渡到这种现代化大农场吗?苏联这种人少地多的地方或许还有回旋的余地,在中国则是万万不可能。公社的特点在于政社合一,而现代农场的特点在于超过地域的限制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实现社会分工。公社乃至一切公有经济的特点在于不失业,而农场的特点则在于人员的精简,试问人均土地只有一两亩的公社如何能实现大生产呢?公社的特点在于计划,所以生产就往往只能以主粮为限,而大农场的特点在于市场,所以能兼顾发展了的需要。
这就是说,如果是派遣考察团去西方国家观摩学习然后回国组织资源原样复刻,那自然也能复刻出先进的农业生产关系,但如果想从公社开始盲目的自然演进,那是一万年也没有出路的。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生产关系从来就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竞争出来的,不同资本家的生产组织方式就好似不同的基因突变,物竞市场择,最后适者生存。
所以左壬指责恢复小生产是落后,何其荒谬,最初或许是各家养几只鸡几头猪,但自然的在市场的作用下就会被较大的养鸡场养猪场取代,最初或许是各家各种一两亩地,但自然的就会被土地流转+专业经营者承包+农业工人+机械化生产这样的模式取代,这就是总设计师在 90 年代就提出来的两个飞跃的思想: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现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55)
那社会主义怎么办呢?社会主义从来就没有受到损坏,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如列宁所说,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一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 换言之,只有先将农业生产发展到社会化生产的程度,再加以国有化,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是集体劳动,公社会妨害积极性而在工业企业中积极性却不成为大的问题。
分田单干后有三年时间不征粮,农民手里粮食当然变多了。然而当战备粮吃光又开始征粮后,农村就各种鸡飞狗跳了。
负担越来越重,农民甚至不愿种地,让给别人种,只要帮自己交了税费就行。三农问题从 1984 年开始出现,愈演愈烈,到 2000 年为止,有十亿剩余劳动力无处就业,压力大到爆炸,治安很差,车匪路霸很多。
幸好这时克林顿怕中国又返回计划经济,那时粮食产量问题已解决,完全可以利用计划经济优势,实施 4 小时工作制解决就业,这样一来,8 小时工作制的美国,就变成野蛮国家,要发生革命了,于是克林顿在要足价格后,果断让中国加入世贸。
入世贸后,大量外资涌入,一下子工厂变成招人难了,2000 年时我在东莞看到有厂招工,厂前必排队两三百米,入世贸后,这种现象消失。媒体反而出现招工难报道。
垃圾恢复小农经济对中国粮食产量增长的破坏堪称立竿见影。
只是化肥农药之类东西的大规模增长,在某群群体嘴巴里拿出来掩盖了联产承包拖中国农业后腿的现实。但是只要有眼,就完全可以一眼看出恢复小农经济造成的粮产量大规模减少。
这个证据很简单, 现在同年同时代,客观物质条件一样。
2017 中国国有农场粮食播种面积 4894 千公顷,粮食产量 3515 万吨,每千公顷 0.718 万吨
中国粮食总播种面积 117989 千公顷,粮食产量 66160.72 万吨,每千公顷 0.560 万吨。
可见国有农场的生产效率比狗屎小农高出最起码百分之二十多。
这还是有大批的私人经营的规模农场增加所谓联产承包其实就是狗屎小农的粮食产量的情况下。
这还是表现比较不明显的种植业,如果是畜牧业那联产承包的倒退作用更没眼看了。
2016 年耕地规模化耕种面积占全部实际耕地耕种面积的比重为 28.6%。其中,规模农业经营户所占比重为 17.0%;农业经营单位所占比重为 11.6%。规模化养殖生猪存栏占全国生猪存栏总数的比重为 62.9%,家禽存栏占比达到 73.9%。
在客观条件相当的情况下小农经济比规模化粮产量经济起码要下降百分之 20 的效率。
我看了这一篇文章,感觉文章写的还是非常真实的。因为这篇文章不仅写出了农业生产,粮食作物增产的必要条件,还写出了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更是写出了现实社会里真实的政治状况。
从这一点来说,应该是值得称赞的。
人类界里,如果要吗满足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需求,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粮食是社会上必不可少的东西。而要增加粮食产量,离不开人类的辛勤劳动。而社会制度是解决人类劳动成果的关键。
在人类世界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个人的劳动能力是可以发挥最好的效果。但是,当自然科学技术成果发展到一定高的程度时,个人劳动能力的效果,必然会被高科技成果下的农业机械化所替代。集体劳动的效果会显得更好,如果要满足全世界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需求,就应该实行集体形式的劳动管理了。
产量提高 != 农民能吃饱。
60 年代初期的实践早已验证了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那时候可没有很多人说的水利化肥,只是由于意识形态原因被搁置而已。
以我山西老家为例,70 年代中期,能吃的粮食基本都是糠 (就是小麦的壳),红薯土豆都是罕见东西,一年只有一次吃白面和肉的机会。能经常吃上白面那是 80 年代的事情了。
无论是分田到户单干,还是走集体化道路,应该视具体情况,一刀切是错误的。教员教导我们实事求是。比如:东北、华北大平原,适合大规模农耕,就应该集体化。云贵川等山区,地块分散不成片,就应该一家一户的单干。四川山区,一户农民有 24 块地,最小的一块地只能种 3 棵玉米。这种情况集体化没有意义。还有,无论是集体化还是分田到户单干,应该尊重当地农民的意见(全民公决)。华西村农民喜欢集体化,就集体化。小岗村喜欢分田到户单干,就单干。这就是群众路线。
那些最喜欢拿四三方案来吹嘘的,岂不知改开后差不多两到三年就会完成一个四三方案同级别的增长,这还是不提诸多其他产品从无到有爆炸式的发展,比如电视机。我就觉得有些人拿着市场经济下的集体资本入股的典型股份制企业来和大锅饭混淆就很有趣。
两句关于农业的话在中国先后流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 焕发农民种田积极性从此解决了吃饱问题。当然现在普遍看法前一句荒唐后一句是切实。这两句实际同样意思:人的精神作用决定粮产。差别无非要强调为己精神的力量大而已。不过垦荒、改良土壤、水利、化肥、种子改良岂不是成了粮食增产的次要作用 。比如,几亩田过去大家几个人耕作,后来一个人所有让其耕作,积极性一高突然就暴增?地还是原来地,稻谷还是原来的稻谷,只是耕种的人不同,难道土地和稻谷还要看人才多长些?这都是违背自然科学规律的主观论调
被一些人视为当代人民公社典范的周家庄发展之路,其实挺有意思的。
周家庄的集体经济能够发展到今天,以
“定、包、奖” 为主要内容的生产责任制发
挥了关键性作用。
周家庄的生产责任制,开始于初级社,成熟于高级社,公社化时期经历了考验,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日臻完善。“定、包、奖”,就是对生产实行定额管理,合作社对生产队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减产惩罚。这种办法又被称为 “定额管理”,“三包一奖”。它以劳动定额为基础,以 “三包一奖” 为核心,贯穿于劳动管理、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和物资管理等方方面面。这套办法包含着标准作业时间、标准作业方法和标准劳动定额等问题,包含了精确的计酬方法,也包含了较为完善的考核和监督制度。在具体实施中,对不同的工种都有明确详细的标准与要求。比如收割机收小麦,一平方尺掉小麦不许超过 13 粒,否则便被罚工分。抽查者要趴在地上,清除杂物,进行查验。
改革开放以后,周家庄向采取分田到户形式的兄弟乡镇学习和借鉴了不少东西。他们将承包制普遍应用于各类生产。在农业生产方面,大田粮棉种植,由 10 个生产队承包。合作社对生产队实行包工、包产、包投资和超产奖励。生产队作为生产承包单位,又被划分成若干个粮棉作业组,作业组人员大体固定。对果园、菜园和畜牧等专业承包队组,采取确定收入基数、超收分成的办法。至于承包者怎样具体管理,则完全自主决策,并对经营效果负责。他们对工业企业实行集体全员承包,厂长负责制。厂长和其他领导成员都有具体分工,按负责部门完成任务情况领取报酬,工人则按件计工。建筑队采取谁干的活,写上谁的姓名,不仅交活时便于验收,而且交工后发生问题仍要承担责任。在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周家庄也重视家庭经营,发挥个人经营的积极性,支持有能力的人自找门路,增加收入。从事个体经营的人可以同集体签订协议,履行一定义务后,同其他社员一样享受合作社的福利待遇,经营困难难以为继者允许重新回来参加集体劳动。有人称这个办法是:有前进之乐,无后顾之忧。
对于这个人民公社还能存活多久, 雷宗奎也说不清。他只是觉得, 集体经济确实还有许多要改进的地方。从合作社层面, 雷宗奎开始探索提高社员积极性的办法, 葡萄园、果园已经实行集体承包制度, 超产有奖。四队的 160 亩葡萄园从 2004 年开始承包给 30 人管理, 队里跟他们约定, 葡萄园要确保每年的收入达到 20 万元, 每少 35 元, 30 人集体扣工一个, 每超 40 元, 30 人集体奖励一个工。周家庄的体制能否延续? 河北省社科院研究员刘增玉觉得从目前的现状看是可以的, 关键是人的因素。“周家庄的制度得以延续, 是很多历史因素促成的。” 刘增玉说, 那是特殊条件下的一个产物, 并不具有普遍性。目前, 周家庄以阀门厂为龙头的 9 个集体企业, 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 缺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企业, 乡党委书记雷宗奎这几年也在思考上些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企业。“ 但要取得突破是很难的。” 雷宗奎说, 现在主要的精力是提升阀门厂生产的阀门档次, 提高技术含量。另一个让他思考的问题是, 随着工业人口的增加, 慢慢地已经开始影响到农业生产, 他的一个设想是提高农业机械化, 再到外面聘一部分劳力。
一件事情的发生,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这是世界的复杂性决定的。
许多人也会提到,诸如化肥产量、兴修水利等因素,对 80 年代以后农业产量飞升的贡献。
然而在政治行为中的考量,如何讨论和评价联产承包责任制才是其中最重要的问题。
因为联产承包带来了这样一种改变,他是通过生产资料的私有性质分配,改变了原本生产资料公有、几乎平均分配的模式。这一改革是否意味着党背弃了共产主义的初心,决定了这一代党是否能够和应该继承上一代党的政治遗产的根本问题。
不联产承包行不行?大概率不行。大锅饭不好吃,这是从小农到顶层政治家都能轻易看到的浅表且显然的问题。那么是不是等于共产主义错了?我认为不是。当时的问题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生产组织管理能力无法实现有效的精细化管理,使得劳动效率未充分发挥到位导致的问题。但这一问题就不是那么浅表且显然,更不是能够通过简单的制度改进来解决的。
所以讨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功过,意义就非常大。如果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用,功劳是化肥和水利的,那么党就与全世界执政党无异,因为任何党和政府都会支持使用化肥和兴修水利。如果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主要因素,且是因为其中的私有化性质制度所以成功,那么党的共产主义理论基础就会受到动摇,甚至自然推论得出应该直接进行所有权分配进一步激发效率的结论,彻底动摇党的执政根基。
经过这样的思辨之后,自然得出后来的选择。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在分配环节保留一些公有性质的特征和主要因素,这叫社会主义。我们在生产环节使用一些资本主义的方法和技巧,这叫中国特色。没有中国特色,生产的结果是失败的,账算到共产主义头上。没有社会主义,生产的结果哪怕成功,账也算不到共产主义头上。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这一代党继承上一代党的政治遗产继续执政的必然选择。
我无从去考证当年做出这样的理论安排,政治家的考虑中有多少比例成分是对现实的妥协,有多少是对信仰的坚持。但从后世四十年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选择也确实是实现了理论上的预期,不仅取得了生产上的大胜利,也带来了社会管理的大成功。党在坚定信仰和正确理论的指引下,找到了既坚持共产主义本质,又发挥资本主义长处的模式,探索出了生产侧注重效率,分配侧兼顾公平的方案,实现了很好的社会均衡发展,并在 21 世纪初叶在全球得到了展现,为全球共产主义者提供了范本,坚定了信心,展现了曙光。
今年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当代伟大领袖就谈到过,欲亡其国必先亡其史,极为深刻。历史的问题,不仅仅是列举出史实数据,也包含对复杂历史事实间的逻辑关系的阐述认定。历史这个问题,并不因为我们进入了信息社会而变得简单,甚至反而更加复杂了。对历史逻辑的认定,决定着对未来的选择,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知乎上甚至其他一些信息渠道中,总有人在联产承包责的讨论上,强调化肥和水利,弱化联产承包。无论言者有意无意,也无论对与不对,这都不应当是政治思考者应当满足停留的层面。
影响积极性的因素非常多 认为包产一定就能提高积极性的 纯属是经典的 “理性经济人” 谬误,如果你回想一下儿时的义务劳动,你就能大概知道非正式制度是怎么影响劳动积极性的。
文章较长 这块是摘取的 正文在这后面
农民在集体生产活动中的表现,固然受到劳动报酬制度的直接影响,在计时和计件制下有显著的差别,但计时和计件对农活完成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十分复杂,计件并不适合所有的农活,并且也不必然比计时更能提高生产效率。除了工分制之外,农民的生产行为,还跟当地自然禀赋、基层集体组织 (即生产队) 的构成、生产队的整体经营状态、生产队干部的管理水平和威信、农民在集体组织之外寻求收入的机会成本、对所在生产队的认同程度等因素紧密相关。在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生产队经营正常、干部有足够威信、农户主要依赖集体收入、对集体有信心、生活条件有所改善、集体之外的谋生机会阙如的条件下,农民在集体生产劳动中的责任心和积极性,会高于各项条件较差的地方(Li, 2005,2009)。像安徽小岗村那样穷山恶水,在改革前夕恰逢大旱之年,导致缺衣少食、人心涣散、劳动效率低下的境地,远远不能代表毛泽东时代全国各地农村在正常年景的一般状况,也并不能简单地用来解释 20 世纪 80 年代农业非集体化的逻辑起点。
就方法论而言,研究任何前资本主义或非市场经济社会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避免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所批评的“经济主义”(economism) 预设,即把一套源自近代西方、本质上是 “资本主义的历史产物” 的那些范畴、方法或概念,用来理解非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行为。在布迪厄看来,经济主义漠视 “任何为资本主义未曾生产的其他形式的利益”,只看到马克思所谓的“赤裸裸的自我利益” 及其 “毫无人性的逻辑”; 一切“非经济” 的利益,包括那些用来限制和掩饰狭隘的经济利益和算计游戏的一整套机制,均不在其关注之列 (Bourdieu, 1990:112-115)。
分 —— 割 —– 线
正文
关于毛泽东时代微观经济领域的生产管理和劳动效率问题,近三十多年来,无论是改革导向的官方话语,还是主流的经济学研究,均从**新古典经济学的形式主义视角加以解读,把生产单位内部的劳动者,设想为纯粹的 “理性经济人”,视其在生产劳动中的表现,为物质激励的直接结果,激励越多,则积极性越高,反之亦然。**以集体制下的农业生产为例,一种流行的认识是,在生产队组织下,普遍存在生产瞎指挥、劳动 “大呼隆”、 收入分配搞平均主义的弊病; 在物质激励缺位时,只能靠管理者对劳动者的严格监督,以及制度上对管理者自身的约束。但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民失去了退社的权利,导致制度约束对管理者不再发生作用; 而农业生产本身的分散特征,也意味着对劳动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督,因此农民积极性低,生产效率低下(Lin, 1990; 林毅夫,2008:32,55)。工业生产方面,后毛泽东时代的官方舆论,更是把国营企业中的职工岗位终身制形容为“铁饭碗”,把职工工资级别的平均化和工资长期不变所带来的劳动投入与报酬之间的脱节形容为“大锅饭”,由此产生所谓“工人上班不上班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轻干重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 的现象(胡乔木,1978)。情况严重的企业,甚至出现 “出不出勤没人管,干活多少没人管,质量好坏没人管,工具损坏没人管,公物丢失没人管”(张广元、张志坚,1979)。学者的解读跟官方的口径几乎一致。改革时期的主流经济学家,均倾向于把国营企业相对低下的生产效率,归因于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的铁饭碗和劳动报酬中的平均主义。在他们看来,经济改革的一个主要任务,便是将工人的劳动报酬直接与劳动产出挂钩 (刘国光、赵人伟,1979; 薛暮桥, 1992; 吴敬琏,2007)。林毅夫及其合作者也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企业没有自主权,无权选择雇佣对象,也无权解雇工人,更为棘手的是,在这种体制下,城市职工的报酬是固定的,与个人劳动努力及企业绩效都没有关系,即无论职工个人干多干少还是职工群体干多干少,都不会影响职工个人收入。由于职工个人多劳不能多得,劳动激励必然不足”(林毅夫等,1999:83)。国外对毛泽东时代中国工厂管理的诸多研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华尔德 (Andrew Walder) 所著《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一书,其中也认为,“文革” 时期,由于取消了奖金以及定期的工资调级,工人的实际工资和住房面积下降,加上领导干部本身动力不足,无心监管,导致工人士气低落,劳动纪律松弛,劳动积极性和出勤率全面下降 (Walder, 1986: 193-219; 类似的看法参见张文魁、袁东明,2008:3; Pang & De Boer, 1983: 659; Helburn & Shearer, 1984:8-9; Dollar, 1990:91-92; Putterman, 1992:472; Zhu, et al., 1998:68; Whyte, 1999:176; Kuruvilla, et al., 2011:3-4)。
总体而言,相对于改革以来,尤其是全面转制后股份制企业或民营企业职工的生产效率,毛泽东时代的国营企业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大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上述改革初期所流行的官方话语以及经济学界的相应解读,是否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尚值得进一步研究。毕竟,至少改革以来官方所发布的关于此一时期的统计数据,并不能充分支撑上述看法。例如,从国民经济全面恢复的 1952 年,到改革启动前的 1978 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生产总值,从 261.5 亿元增长到 3416.4 亿元 (按 1957 年不变价)(国家统计局,1983:214-215),平均每年增长 10.39%。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也从 1952 年的每人每年 4184 元,增加到 1978 年的 11130 元 (国家统计局,1983:297)。如此显著的增长,大致可以归结为两个基本因素,一个是物的因素即资本投入,主要是设备的扩充和更新,从而提高了产能; 以企业的固定资产增加值为例,从 1952 年到 1978 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总值,从 107.2 亿元增长到 3002.2 亿元 (国家统计局,1983:12),每位职工的人均固定资产也从 669 元增加到 4029 元,年均增长 7.15%。再一个即是人的因素,即企业管理方法的改进、职工劳动投入的增加和劳动积极性的提高。如果企业职工果真如改革初期主流媒体宣传及学界解读的那样,缺乏起码的生产责任心和劳动积极性,毛泽东时代工业总产值的快速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上升,是不可想象的。
那么,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 统计数字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因为这些在改革开始后重新核实发布的数据基本可靠,且已经为中外研究者广泛接受。至于改革初期的官方舆论,为了给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造势,为国家的总体改革方案制造合法性,因而突出此前经济体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作为一种话语策略,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学术研究不能简单地为官方的政治议程背书,也不应该受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的支配。如果说,在改革之初,人们为了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宁愿抛弃、否定一切有悖于改革理念的旧制度、旧思维,那么,在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时期之后,我们有必要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的左右,把改革前的三十年,当作一项严肃的学术课题,从微观历史的角度,重新加以研究。
就方法论而言,研究任何前资本主义或非市场经济社会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避免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所批评的 “经济主义”(economism) 预设,即把一套源自近代西方、本质上是 “资本主义的历史产物” 的那些范畴、方法或概念,用来理解非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行为。在布迪厄看来,经济主义漠视 “任何为资本主义未曾生产的其他形式的利益”,只看到马克思所谓的“赤裸裸的自我利益” 及其 “毫无人性的逻辑”; 一切“非经济” 的利益,包括那些用来限制和掩饰狭隘的经济利益和算计游戏的一整套机制,均不在其关注之列 (Bourdieu, 1990:112-115)。最近一二十年在西方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 兴起的 “新制度主义” 思潮,也开始反思新古典经济学长期以来的认知倾向,即轻视社会关系和制度因素,预设存在一个信息完善、不存在交易成本的市场条件,从而过分突出个人理性抉择和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对社会经济行为的支配作用。如果说,经济学领域的新制度主义,还只是强调正式规范、制度的重要性,诸如科斯 (Ronald Coase) 笔下因信息不对称和不可预期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和相关制度 (Coase, 1960),以及诺斯(Douglass North) 笔下国家在界定和执行产权过程中的关键作用(North, 1981),那么社会学领域的新制度主义,则更加关注非正式的、隐形的规则、规范的作用,或至少将它们与正式的、显性的制度等同对待。
其实,这些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对社会学研究者来说并不陌生。韦伯 (Max Weber) 在《经济和社会》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一系列传世巨著中,始终强调把不同类型的政治组织和经济行为,包括抽象的理性和抉择概念,放在特定的宗教信仰、习俗惯例、家族组织、法律法规、阶级阶层等所构成的具体制度环境中加以理解。而新制度主义范式,则突出了存在于特定社会群体内部、由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规范 (包括规章制度、意识形态、风俗习惯、观念、信仰、公众舆论等) 所构成的制度网络对个人的社会经济行为的制约作用; 这些规则、规范靠群体成员共同遵守,所产生的益处也由众人分享,因此也是一种 “公共产品”(collective good) (Coleman, 1990)。作为社会群体的集体利益和偏好的体现,这些准则可能会跟私人的短期利益相冲突,对后者起制约作用。个人在此制度背景下所做出的行为选择,并不能简单地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抉择” 来描述,即无视群体利益和规则,只顾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相反,对他们来说,这些群体准则、规范所体现的,乃是存在于狭义的经济资本之外的一种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 尊重和遵守这些规范,或者让个人的行为至少在表面上符合这些规范,本身即是再生个人社会资本的一种手段。它给个人所带来的长远利益,远远超过不计后果地破坏群体规则所产生的短期利益。因此,最好的策略,是在遵守群体规则、规范的前提下实现自身利益。这样的行为抉择,是一种“受约束的抉择”(choice within constraints),其所体现的理性,属于“情境制约的理性”(context-bound rationality)。如果说传统的理性抉择概念体现的是一种“薄层”(thin) 理性的话,后一种则是 “厚层”(thick) 理性,是植根于当地的社会文化土壤、受限于特定制度情境的理性(Nee, 1998:1-12)。
公平地说,国内主流媒体以及经济学界对 1949 年以后微观经济领域劳动效率的表述,并未忽视制度因素。恰恰相反,它们正是从制度着手,强调了工农业生产中的低效率。然而,传统研究视野中的制度,只有正式制度,没有非正式制度; 而且所突出的仅仅是正式制度中在其看来最不利于发挥劳动积极性的方面,即收入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仅仅把这种制度下劳动所带来的物质报酬,跟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简单地加以挂钩,无视正式制度的其他内容,更没有考虑到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事实上,毛泽东时代微观经济组织中的正式制度,内容十分丰富,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制度本身也一直在变。影响生产者的劳动投入的,除了跟物质报酬相关的制度外,还包括其他的正式制度,诸如生产单位的组织规模,单位内部的劳动管理,管理层本身的定位和运作,普通员工的来源和构成,劳动纪律和生产规章,单位内部的权力关系、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等等。同样重要的还有隐形的、非正式的制度,包括普通职工的自我定位和对所属单位的认同程度,生产者团体内部的凝聚力和归属感,特定时期和特定工作场所中未言明的、非正式的日常劳动 “准则”(亦即生产者对在其看来属于“正常的” 劳动表现的认知),对偏离这些无形规则、表现 “出格” 的行为 (做得比常人更好或更坏) 的非正式集体制裁 (诸如公开责怪、谩骂,或暗中嫉恨、传谣),等等。总之,对于非资本主义的或者非市场经济中微观组织内部的日常生产劳动行为,不能仅仅从某项正式制度的某一侧面(即个别年份的平均主义劳动报酬制度) 加以推论,而必须放到当时的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劳动者所在单位的特定社会、文化环境和政治氛围中,综合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诸多因素,进行跨学科、全方位的“厚层描述”,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毛泽东时代普通工人和农民的日常生产劳动行为,有一个比较准确和全面的了解。
如何从厚层理性和厚层描述的视角,重新思考改革前三十年工农业生产中的劳动积极性问题,是一个有待拓展的课题。关于集体制度下农民的日常劳动策略,李怀印曾经以江苏东台的秦村作为个案(《乡村中国纪事》),做过深入考察,强调在近三十年的农业集体制时期,除了 “文革” 高潮期为时甚短的平均主义 “大寨式” 记工外,其余年份所使用的劳动计酬制度,是把劳动时长或任务完成数量与劳动报酬挂钩的计时或计件工分制。农民在集体生产活动中的表现,固然受到劳动报酬制度的直接影响,在计时和计件制下有显著的差别,但计时和计件对农活完成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十分复杂,计件并不适合所有的农活,并且也不必然比计时更能提高生产效率。除了工分制之外,农民的生产行为,还跟当地自然禀赋、基层集体组织 (即生产队) 的构成、生产队的整体经营状态、生产队干部的管理水平和威信、农民在集体组织之外寻求收入的机会成本、对所在生产队的认同程度等因素紧密相关。在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生产队经营正常、干部有足够威信、农户主要依赖集体收入、对集体有信心、生活条件有所改善、集体之外的谋生机会阙如的条件下,农民在集体生产劳动中的责任心和积极性,会高于各项条件较差的地方(Li, 2005,2009)。像安徽小岗村那样穷山恶水,在改革前夕恰逢大旱之年,导致缺衣少食、人心涣散、劳动效率低下的境地,远远不能代表毛泽东时代全国各地农村在正常年景的一般状况,也并不能简单地用来解释 20 世纪 80 年代农业非集体化的逻辑起点。
http://www.opentimes.cn/abstract/1849.html
某些左壬连经都念不好了
夸公社的时候就各种人定胜天,大赞主观能动性,把客观规律扔到哪里去了?
谈承包就说全是生产力的发展,人马恩都不否认意识的作用,在你这就避而不谈了?仿佛承包前一年的化肥都是垃圾,那一年立马化肥就大显神功了?
这就是 “左壬”?
这就是唯物主义辩证法?
先说结论:分田单干(官方语言叫承包)救了农民,使农民当年就能吃饱饭、还能一个月吃上 2、3 次肉。我及近百口近亲、数百名中小学同学的亲身经历,可作为一个小小的旁证。我家还号称鱼米之乡,在 1970 年代公社化的时候大约每年有 3 个月左右得吃蚕豆、湖藕、红薯闷米饭(如果不这样,就青黄不接了),人均 3 两油 - 5 两油 / 月。
真是一帮知乎 er, 胡不食肉糜!回家问问你们的父母或爷爷奶奶,或者下点功夫读一些当时管农业的实权派或万里、习仲勋、谢非等人的回忆录,或者再下点功夫去读一些书、查一下 1950-1976 的中国农业统计资料,你们都说不出这么 SB 的话来!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解放黑人奴隶宣言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都是将农民(奴隶)从土地(种植园)中解放出来,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劳动力和市场)
左壬推崇的集体主义:让别人搞集体主义,自己搞个人主义。
左壬推崇的公有制:财产公有,权力私有。
苏联笑话:
问:无价的东西可以买吗?
答:不可以,但是可以偷。
问:在苏联有专门的小偷吗?
答:没有,人们都是自己偷。
问:什么国家最富?
答:苏联。它已经被偷了五十多年了,但还没有被偷光。
不是自己的东西,不拿白不拿,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与其让贼惦记,还不如明确产权。
可以说是。但无论哪种组织方式,本质上都是更依赖农机农具的推广,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以及农业技术提高而提高产量。不过很快,也都会受到阶段性个人粮食需求上限和人口增长速度的制约。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 78-84 年的确有过一段产量快速增长时期,其间仅有 80 年有小幅度回调。但 1984 年人均产量到达 390 公斤后,就已接近阶段性需求上限。由于当年的产量增长过快,而加工物流仓储等匹配能力不足,导致自 1957 年以来首次出现生产相对过剩。过低的粮价压制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到 1985 年又出现了自 1962 年以来罕见的粮食生产大幅衰退。随后中央紧急调控,产能才又逐年恢复,并在 90 年重新突破高位。到 90 年代中后期,随着人口增长放缓,居民粮食需求基本满足,人均产量在 1996 年达到 412 公斤,达到了又一个阶段性需求上限。可以看出,自 1978 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我国的粮食产量总体上一直呈周期性波动上升的趋势。
再看从 70-78 年公社末期,粮食产量的增长较为缓慢,但也较 60 年代有大幅提升,尤其是人均产量长期稳定地保持在 300 公斤上下,这很可能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决策部门根据国家经济状况对人均粮食消费定下的政策性指标,使得农业投资存在一定程度的被抑制。如果经过几年经济增长之后,在财政更加宽裕的情况下,增大投资力度,也极有可能会取得幅度相近的增长。
所以实际上,家庭联产承包对粮食产量上升的总趋势影响并不大。不管是哪种组织生产形式,在 80 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之后,全国粮食总需求前后差不了几年,都会很快达到阶段性顶峰,之后也都会面临结构重新调整优化的问题。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首要目的,还是配合改革开放,让社会各个领域全面走向市场化,以市场化的方式,重新配置优化生产要素。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要将生产中的非必要生产要素及时出清到市场中,进行二次配置。最直接的结果就是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放开管制,允许农民工进城务工,加速城镇化。
虽然可悲的是,农民工逃不过资本的残酷压榨,但好的方面是,让海量的剩余劳动力打破原有社会组织结构的束缚,摆脱过饱和的第一产业,全面转向快速发展的二三产业。
如果说前 30 年的发展成果是从农业国跨越到工业国,那么改革开放就是再次由工业化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而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其产业结构的转变。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第一产业名义年平均增长率为 11.78%,但实际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4.45%,远低于全国实际 9.5%的水平。结果就是,第一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持续下降,至 2019 年仅剩 7.1%,就业人口仅占 25.1%,而同年单第三产业就已就业人口近半(47.4%),产值过半(51.6%)。如果没有巨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提升城镇化率,就没有第二第三产业的大发展,迈向现代化的目标也就无从谈起。
90 后,江汉平原,种水稻的地方。
九十年代基本亩(600+㎡)产是五六百斤 谷价差不多是百斤五六十
到两千年后,差不多是亩产八九百斤,谷价是百斤一百上下
现在差不多是亩产一千二百左右,谷价是百斤一百二十上下。
增产了,但是售价是跟不上物价的。
这就导致了很多人不愿意种地,因为辛辛苦苦,二三十亩地,毛收入不到五万块钱,纯收入只有两三万。
就按两口人算,一万多的人均收入。
在外面打工做什么赚不到这点钱?
增产对于农民,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你的劳动力只值这个价钱,作为一个农民的劳动力就是这个价钱。
想要多赚钱怎么办?
进城打工,从农民变为工人。至于工人的劳动力值多少钱,自己想象!
这就造成,农村土地没人种,不愿意种,即使你种一大家子的地,也不如一个人在外打工。
最后,只说一个点,农村土地依旧属于集体(村集体),不属于个人。
村民承包土地,需要集体商议,然后按人头均分。
但是由于地没人种,现在农村正在土地征收然后承包给个人,就是村集体找来愿意大面积承包土地的人。(这些土地承包人一般用来做养殖,或者其他产业。)
承包给别人也需要村民同意,如果村民不同意(根据土地所属位置的重要性,只要关键地方的村民不同意,基本无法做大面积承包,这样别人也不会租村集体的土地,项目就会谈不下来。)
很多地方是国家扶持项目,做产业,但是村民不乐意,村集体也没办法。
所以依旧只是种粮食,然后守着几亩地,收入一两万。
…
村民种地的积极性现在已经不是吃不吃得饱,增不增产了。即使袁农平院士把亩产增加到两千斤、三千斤也没有意义,因为市场经济已经决定了农民的生产价值就只值这个钱。
所以,问题在哪里?
所以,请高速发展的火车头,带一带,跟不上市场经济节奏的农民。
不论是集体承包,做整体种植、做其他产业;还是包产单干,究极问题是让大家过上好日子不是吗?
那凭什么农民这个劳动阶层,就要被压在社会价值的最底层,从未变过?
为什么现在的人说起以前来觉得自己比当年的人还有说服力?
当时公社劳作劳动成果不是你自由支配的要拿公分换,这个过程中,自然会降低积极性
不管那些高赞答案怎么说。
拉了那么多宏观数据。
他们都忘了一条。
小岗村 78 年底包产到户,第二年就比本村上年、隔壁村、全省其他村产量提高了。
这才有了推广。你们都比 79 年 80 年的中央领导的数据全、水平高?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还有这么多疯子要开倒车。
知乎没人了么???
今天小岗村也搞集约化生产。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法治健全,集约化之后的分配机制,可以套用作为公共产品已经由国家给社会供给了的:民法典和其他民商事法律。
这个产品,几代法律人搞了四十年才做出来。
当年等得起么?
关键的问题在于物质是否丰富。
当物质匮乏的时候,大部分情况是,集体一起干也就只能是管理权归集体,最终还是靠集体中的每一个人努力工作。集体一般没有更多的加持。甚至很可能因为管理能力不强,反而拖后腿。
所以大家希望单干,反正自己出力,自己管理好坏也没有怨言。
当物质丰富的时候,就不一样了。集体一起干,可以更有规模,更有魄力……,甚至集体中的个人只分红就可以过得很舒适,参与工作的话额外还有工资,集体可以拿更多的资源,可以有更轻的竞争力等等,当然对于管理的要求也是很高,不过物质丰富,有钱自然可以请专业的团队加持。
所以大家更愿意集体干,钱多事少离家近,自己干就没有这样的好处。
这就和共产主义的实现有异曲同工之妙。共产主义的实现必须要物质极大丰富。
不是
也包括之前资本积累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导致的
回答区很多人拿 72 年左右到 78 年的数据,说经济并没有崩溃,试图洗白文革,却故意忽略了周总理等人暗中对经济和农业的拼命维稳,总得有些人真的为老百姓着想。四人一直在蒙骗毛主席,又大权在握,开国元勋们都遭到打压,无人敢说话,直到 71 年左右生产情况已经危急,周总理面见毛主席时提出文革对生产的严重破坏,毛主席为此亲笔指示既要搞革命又要搞生产。
与此同时,四人一直把周总理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搞各种政治阴谋,想把周总理拉下台,甚至都惊动了毛主席亲自出面,告诫他们周总理是可靠的,不容许他们乱搞,这才保住了全国经济和农业生产,才有 72 年以后的经济和农业生产稳定。
自耕农取代 农 奴 制是历史的巨大进步。
很多人没有经历过,至少九零后大多数人都没有下田去帮扶大人们,减轻大人们负担,哪怕是割禾桩子的经历。这里用帮扶其实是帮衬,也是小孩为了减轻家庭负担的表现。因为公粮可以不交,但 money 一定要到位。
很多小孩就这样需要把时间用到田里去。
那么大多数人不具备鉴定家庭联产这种制度,也就是非城镇是有田地的,所以很多人当时说咱也是有一亩三分地的情景。
每年农忙季节,各地的坝子,也就是操场在当天有人家要打谷子前都提前相让,每家每户都有防止中暑的十滴水与药草熬的汤。
收割是妇女与儿童先行,也就是割禾桩子,后面大军来了,也就是家中青壮年抬打谷子的机器,这里多半有的是借的。还留一批人在家里做饭,一般是老人己个把年轻人。
其余都是下田。
打完的谷物还要晒,所以猪八戒的耙子管用了,中间把谷物弄一条沟,打坩子,顺便把带在谷物的,机器没有打干净的剔除来,以便继续打。
这晒谷物也是麻烦事,遇到下雨就是抢了,抢着收。但是一般老天爷也会开玩笑。
那田里,最后还是要扫视一遍,以免还有没有弄干净的谷物。
而禾桩子就在田坎上,那么打完过后三天要扎谷堆,有的在打谷子的同时也会扎,那是人多的时候,这个晒干,就是农村烧柴的引子。
打完谷物,小孩喜欢到堰塘去游泳嬉戏!
很多小孩打架就喜欢去踢这个。踢倒后就觉得自己很牛!
哈哈。
如果到了打完谷物几天后,还可以把谷堆拿开,捉田鸡。
到了去粮站的时候,一个人拿着个单子,里面记录人头数应该交的公粮!
当时,心里最想的是为何没有一种机械能够代替吗?
其实不是,而是催生这种机械诞生不是举国之力不能主导的。
所以前几天袁隆平先生离世,也是对这次的回忆。
有的人拿着书本再那里说大环境,其实经历没经历过,自己心里明白!
也就是只有经历才会让人明白,
这些都属于旧事!
公社时期,小辈们没有经过,但是听老辈人说过,公分制,大锅饭,不是食堂排队那种,之前是斗地主!
借鉴于巴黎公社,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萌芽时期。为啥没有进行下去!因为当时条件不具备!
其实这都是历史产物!
放在今天,可能大多数人认为游戏点个外卖就是生活吧!
往事不可追,但是经历过的人毕竟明白禾桩子扎着人疼!
公社是人类社会马克思萌芽最早践行,毛主席这方面的先见之明不用多说。
而留给后世的思考不仅仅是如此!
儒学正统,保留其解释权。
其实这个问题,细节深究当然复杂,但总体趋势分析却很简单
纯以积极性来讲
分田包干积极性会不会提高,当然会
公社化积极性会不会降低,当然会
但以粮食产量长远来说
分田包干对比公社化,绝对可以说是开车换挡选了 R
很简单,比照工业生产
那些自己弄小作坊的,起早贪黑殚精竭虑可不是比流水线的工人们积极多了
但社会要积极健康发展,遍地小作坊能干出什么名堂
还不得是规模化的大型工厂才能拉动经济整体向好?
到了农业品生产,难道就不一样了??
请问分田单干之后为什么没提升,包产到户之后才提升?
瞎扯淡,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
好比给你一包种子把你送到荒岛上看你亩产能上多少斤好吧?
感觉知乎上的人都没有经历吃不饱饭的三年” 自然灾害” 时期也没有经过大跃进,只是纸上谈兵!一点都不懂农民也不了解农民
一定是。
家庭联产承包制,解放的主要是思想。
没有经过那个时代并且亲身劳作的人,只能想当然,正所谓,闭门造车。
你不能想象,前面是打铃上工,上工就是磨洋工,一声吼下工。后面,天没亮已经下地,天黑了因为棉花还没有摘完,朦朦胧胧看着白干到大半夜。
麦收季节最累人,强体力劳动,每天三四个小时睡眠,馒头咸菜凉白开或者凉水,这就是饭,龙口夺食是真实的。
相邻生产队最早开始搞蔬菜,后来大棚,那时为了成本和大棚幅宽不够都比较低,大家知道大棚里面湿度大,大家没有经验,大量关节炎出现,撑着病腿劳作卖菜,因为,眼里看到,孩子有吃的了过年有件新衣服了,因为,心里有希望。
经历并且能记忆能体验了改革全过程的人,大部分已经进入中老年,这部分人也是改革的得益者,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得到了,只能说,个体差异很大。下岗很多人经历了,有的变好了有的变得牢骚满腹。
显然,教科书在这一部分做了故意的错误引导。我国粮食产量提升确实和家庭联产承包同步发生,但不代表这两者有关联,恰恰相反,我个人建国后的历史比较感兴趣,我国在 72 年后中美建交,恰逢美国经济发生资本主义危机,我国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引进了肥料生产设备,自此,产量开始提升。
只不过恰巧和家庭联产同步发生了,这个功劳被张冠李戴了,不过,主席他老人家会在乎功劳吗?他的心里只有人民,只要我们能吃饱饭就行。
分田带来的积极性提高是确定无疑的,我老爸小时候亲眼看到生产队组织一批小姑娘去撒麦种,每人一盆子麦种,大人在前面挖坑,小姑娘就在每个坑里放几粒麦种,为了能早点下工,她们就一个坑里撒一大把,大人看到了也不说,造成严重的浪费。这种事情如果是自己家的地,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出现。
但是劳动积极性的提高也并不仅仅是分地的结果,分地的同时粮食也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我想这比单纯分地对积极性的提高更大。以前你打多少粮食除了吃饱肚子也没有别的用,现在可以卖掉,换成钱,买各种生活用品。你的任何一分付出都不会被浪费,自然干劲满满。
现在公社化后带来的粮食产量提高。有以下几个原因,一个是原来分隔每家土地的田坎可以被取消,多出来不少耕地面积;第二个是可以采用更加先进的大规模喷灌、滴灌等方式,原来各家浇水的水沟也被取消,又多不少耕地;第三是可以聘请专业人员,采用更加先进和专业的管理方式,对土地改良、光照、施肥、除草、选种、休耕等环节科学管理,减少无谓损失;第四就纯粹是随着时间而带来的技术进步,这个跟是不是进行公社化改造无关。
从实践上讲,在全世界农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中,曾经出现过多种超家庭产业组织,其中有的曾经盛极一时,但最终都归于消亡。
现举例证明如下:
1. 拉美诸国的大庄园和大种植园
2. 英国大雇工农场
3.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集体农庄
4. 中国改革前的生产队”
5. 以色列的 “吉布提兹姆” 和“莫萨维姆 """"""""
6. 作为商业企业的国有农场(作为科研和实验基地的国有农场除外),等等。
以上超家庭农业产业组织的效率都是惊人的低下,均无一例外地走向解体。
反过来说,当今世界各国的农业产业组织基本上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具体有:
1. 地/人比很高的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家庭大农场。这些国家即便是大型股份公司制农场也是以家庭为依托的。
2. 欧洲各国的中等规模的家庭企业化农场。
3. 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家庭小农场。
4. 仍处在传统农业阶段,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家庭小自耕农和租佃经营的农户经济,如拉美的部分国家或地区,亚洲的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国。
5. 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土地集体所有,农户承包经营,如中国和越南。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以家庭为单位,自负盈亏的生产模式,与自给自足的不互通有无的小农经济有本质区别。
人民公社是个好东西,符合大规模集中化生产的社会进步趋势。只是不符合中国国情,因为中国农民,实在太多了
其实你可以把人民公社理解成中国农业总公司,然后里面的农民都是国企职工。大家从事种庄稼活动,然后国企给你发工资,保障你的生活,和铁老大,电老虎有什么区别?
真玩成这样这对于农民兄弟绝对是一件好事对吧。
但问题在哪呢??问题在于,中国农民太多了。众所周知国企职工,和农民兄弟的待遇是天上地下的。
你大包大揽的养如此多数量的农民兄弟,国家财政分分钟就直接炸了。
种地这件事,本身他不挣钱。如果粮食涨价了,社会又要动荡崩盘。为了稳定,最终也只能再苦一苦农民兄弟了。为什么国企工人后面可以站在食物链顶端,因为国家不用管那么多农民了,只管这点工人还管不了嘛。
不要说 50 年前的中国没能力消化这么多农民,即便到现在消化这么多农民仍然非常困难。农业 gdp 只占国家 5%,用这点 gdp 养这么多农民,怎么可能。
农业这件事,实在不挣钱,天王老子来种他也养活不了这么多农民,国家只能放农民走向市场自谋生计。所以国家总是在提保障农民工利益,因为国家发展,最对不起的就是农民工兄弟
社会的发展一定要有一些人做出牺牲,因为农民兄弟基数太大了,所以牺牲的就是农民兄弟了。所以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农民兄弟一直位于社会底层,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人民公社应该说是个好东西,只是中国的农民太多了,按照养工人的模式国家负担不起。什么时候国家农民人口降到一亿以下,到时候机械化一上,人民公社好的很。
所以大家对农民多一点敬意吧,为了发展只能弃卒保车,农民就是那个卒。不管是不是出自农民资源,确实是这个阶级在为国家发展负重前行
从图示上可以看到,一个人能力有大小,并且各有所长,但是做事的程度 (也就是速度) 的不同,待遇一个样,劳动的积极得不到发挥,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船上有三个人,一把桨划水,如果两把桨同划水摇桨,还加一个用手划水的,速度就快得多了。但是同不了心,一个坐着看风景的,一个站着哼哼曲调的,船行速度就慢了,让不划水的两个人下了船,减轻船的载重量,一个人摇桨划水,船行速度会更快,这就叫实事求是。
这是拆迁房子的图示,政府的职能部门要拆迁私有企业的厂房,不必要按法律办事,你去哭天,天不应,哭地,地无声。这是政府行为,也就是农民是受政府的政策控制,无奈其何。也就是说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受到政府政策性管控,只有按照政府的政策去办,生产力受到强制性的阻碍,生产的积极性能调动起来吗?产品的质量和数量能提上去吗?
老子,庄子,孔子,孟子的儒家思想教育,提倡学习了几千年,这也是世界上最早、最进步、也是最文明的传承文化,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呢?过去伟人毛主席提倡:″向雷锋同志学习 “!” 為人民服务 “。但是农民们连饭都吃不饱,哪里还有精力去帮助别人?
记得小时候一个贫顾农的老大叔,给我们儿童团少先队员们讲了一个县太爷审问不孝儿子的故事。
那是明朝年间,国内动乱,那时期中国的儒家孝文化非常丰富,儿女们非常孝敬父母,不管是贵族还是普通的农奴,凡是犯了不孝之罪,政府都要判决坐牢或打板子的,农村的人,家族族干上是要将不孝之人沉塘的,只有娘家舅舅才能保命的地方自治的制度。
据说某县有一个县太爷在公堂上问一个叫张三的不孝之子说: 张三,你为什么不孝顺父母,让父母忍饥挨冻,快快陈述理由,要无理由释疑,本官依法惩处。而那个叫张三的不孝之子,双手抱紧肚子,那时正值张三肚子里也饿得咕咕直叫,眼泪双流,头首不停的叩地说:″老爷不是我不孝,我的肚子饿,讨米也填不饱肚子,……”。这位县太爷也就没有话可问了。这就是说,一个人连自已都饿肚子,拿什么去孝顺父母,更没有能力去帮助别人,为人民服务了!
中国有史以来,能够成为完人的贤臣,中国的历史上目前还只闻曾文正公也。普通的农民就更难具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付出的思想了。
土地承包到户,收多收少,粮食属于家庭的,就是再苦再累,做牛做马也心干情愿。——因为收益属于自家的,力也有了,积极性也高了。自古农颜道: 人穷力气出,那时刚联产责任承包制,农民伯伯很穷很穷啊!
随着国家工业的迅速发展,农民承包分田单干的积极性增高,八仙过海,各显行动,国家联产责任制,分田到户,种耕自主性,劳力安排自由,政府的政策引导农民挽起袖子加油干,各自的科学管理方式也丰富多了,办法也多了,粮食产量自然的提高了,这当然是分田到户成果,有谁不认可这个结论呢?有值得怀疑问吗?
看看农妇们分田到户后,自由劳动,自由活动的喜悦。从这些事实上,显示出中国的农村耕种,集体化,大锅饭,人民公社不适用我国国情,只有分田单干才是适用中国的国情。正如伟人邓小平同志说得好: 发展才是硬道理。没有发展,一潭死水,人人为我,讲得再好,再寇冕堂皇,肚子都饿得咕噜咕噜的叫,农民是不会认可的。
附: 本文视频图,部分来自网络,如有侵权之处,敬请与平台联系,将其删去。
毕竟有些人是真的以为以前公社有多好。
毕竟有三年大吃饱,都有大吃饱了还搞什么承包,不是多此一举?
第一个问题,是的
第二个问题,一方面是产量提高的同时农村人口也在提高,提高的产量只是作为农民的口粮,并没有余量支持工业化发展。另一方面是大吃饱以后地方 zf 意识到集体化存在的问题,在交粮的时候,农民和 zf 合谋少交粮食,78 年以后跨省调粮发现调不动,各省都没有余粮,后面才有估计包产到户
转述太累了,以下是原视频
【人大高王凌教授: 中国土地与农民问题 (1949–2009)- 哔哩哔哩】https://b23.tv/HCRP0L
ps:插个题外话,看好多人说包产到户以后机械化程度反而降低了,这个是事实,但他们忽略了即使机械化程度低了但粮食的供给还是增加了,而正是有了余粮,中国吃饱的问题解决了,农民不满足于种地的收入,然后才有了乡镇企业的发展
这事放在 20 年前都不算问题,时间真的可以抹平一切记忆。
凡是做过农民,或者农民家庭长大的孩子,都应该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极大提高农民积极性的政策这样的基本认知!居然还有人为吃大锅饭叫好,问问家里的长辈吧!
我不想说积极性能不能让粮食增产,我就是想告诉有的人,在谈某个村子脱贫的时候,先看看这个地方在哪。
地产的分割否定地产的大垄断,扬弃它,但只通过下述办法——使这种垄断普遍化。地产的分割并不消灭垄断的基础——私有制。
它只触及垄断的形式,而不触及垄断的本质。结果,地产的分割成了私有制规律的牺牲品。
因为地产的分割是适应工业领域的竞争运动的。
除了工具分散和劳动相互分离(应当同分工区分开来:这里不是一件工作由许多人来分担,而是大家各自从事同样的劳动,这就是无数次地重复同样的劳动)这种经济上的不利之外,这种分割也和上述的竞争一样,必然重新转化为积累和积聚。
因此,凡是进行地产分割的地方,就只能或者回到更加丑恶的形态的垄断,或者否定扬弃地产分割本身。
但这不是回到封建的土地占有制,而是消灭整个土地私有制。对垄断的最初扬弃总是使垄断普遍化,也就是使它的存在范围扩大。扬弃了具有最广泛的、无所不包的存在形式的垄断,才算完全消灭了垄断。
工业必然以垄断的形式和竞争的形式走向破产,以便学会相信人,同样,地产必然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发展起来,以便以这些方式走向不可避免的灭亡。
那些多少觉察到完成的自由工业、完成的纯粹道德和完成的博爱商业的危险的国家,企图阻止地产变成资本,但是完全白费力气。
与资本不同,地产是还带有地方的政治的偏见的私有财产,资本,是还没有完全摆脱周围世界的纠缠而达到自身的资本,即还没有完成的资本。资本必然要在它的世界发展过程中达到它的抽象的即纯粹的表现。
知乎上有关的回答已经足够多了,我这里讲的是可能性。
按照现在中文互联网上的大致共享的前提,上面的论述基本会推理出两种过程的可能性。
第一种:这是自然的,是不可避免的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早已决定的规律。
第二种:经过几十年,已经接近或即将达到。
第一种是重复现实,重复现实并不会给某些人或方法赋予任何现实的特性,重复现实则不作他想,是没有其他一切可能性的可能性。
没有深思熟虑,长远计划,急于眼前,随意任事,听从客便。
第二种无视了复杂多样的现状,认为多少已经到了 “一朝克敌”,能够直接夺取整个颠倒过来的大地产的时候了,这种想法排斥思维某种本质,本质就是 “日子是一天一天过去的”。
变化了的基础和 “更新” 了的大厦。
人的想象固然不能脱离物质基础,可人所想象的也并非科幻世界。
情况发展到今天,结果人们最大的放心除了单一产量的连连增长,就是把 “粮食出口大国” 和“有利于国家的地缘格局”当成了不向他们负责的遥远国度的伟大代表。
至于平均利润的实现,即平均利润同社会利益的对立关系完全置之脑后。
然而,即使所谓社会一切阶级的平均收入都增长这种不真实的情况属实,一种收入同另一种收入的区别和相对的差距仍然可能扩大,从而贫富间的对立也可能更加尖锐。
因为正是由于生产总量的增长,并且随着生产总量的增长,需要,欲望和要求也提高了,于是绝对的贫困减少,而相对的贫困可能增加,吃海豹油和发臭的鱼为生的萨莫耶德人并不穷,因为在他们那种与世隔绝的社会里一切人都有同样的需要。
但是在一个前进着的国家,生产总量在大约十年内与人口相比增加了三分之一,而工人挣得的工资仍和十年前一样多,他们不但不能保持过去的福利水平,而且比过去穷三分之一。
人不能想着我今天切手指入暴力团,改明儿总有一天回来把对门的姑娘娶了,过幸福美满的好日子。
不管你是死是活,成了放贷组的头目还是认了日本党派个人金库的组织管理者当干爹,都不是那么回事了。
你不是你了,姑娘也不是那个姑娘了,可能她就现在就匍匐在你脚下,可能正在 “无料案内所” 里百无聊赖的陪客人喝酒。
你或是马路上穿行引人好为她的淫荡生活提供条件,又或是在银座某高级餐厅的长期包间中搂着某个宝冢女演员半醉半醒,咕哝着自己也不懂的话。
社会主义国家搞农业集体化的时候粮食产量都不高,这是普遍现象,某些人老是想为此洗地。饭吃得太饱了。
我建议知乎 er 们派出 100 人下地干活,把质量相同面积相同的耕地分成两份,在经过农业培训以后依据观点分组:
50 人单干,50 人成立公社。
5 年以后看结果?
反正我肯定进公社,地是大家的到时候互相商量着怎么干好,谁不好好干偷懒我就踹他勾子。
或许还可以弄个轮换监督大队什么的。
1965 年 5 月,毛主席针对包产到户问题同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说过一段话,他说: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 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 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人民公社到了后期大多数人都是出工不出力了。公社解体是必然的。看到那些在鼓吹回到公社时期的 “理论家”,建议先来农村种一年庄稼再说。亩产也不用太高。小麦 600 斤就行。
一个积极乃至狂热的人可以提升 50% 的工作量
但是化肥水利种子能提升 500% 的产量
两个 buff 都要有,都有是最好的
但是不是非此即彼,互相抢功的
“在这种背景下,纪登奎的讲话让与会者感到农业政策的制定又恢复了诚实坦率的作风。他摆脱了毛泽东时代那种浮夸吹牛、盲目乐观、空话连篇的语言,坦率而全面地强调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承认,国家的农业政策变化太快,难以预期,常常不符合各地的情况。与会者知道党必须解决仍然存在的粮食短缺问题,纪登奎提议,为了解决农业问题,要增加农业投资,改善种子和化肥供应,将农民可用的贷款数量翻一翻,把粮食收购价提高 30%。”
不要用公共事业发展否定个人生活水平提高,gk 没有错。
已经给过 30 年机会了……
寸地尺天皆入贡,奇祥异瑞争来送。
不知何国致白环,复道诸山得银瓮。
隐士休歌紫芝曲,词人解撰河清颂。
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
淇上健儿归莫懒,城南思妇愁多梦。
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
——《洗兵马》
原来我听了初中历史课以后,觉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分田到户真厉害,快速解决了粮食问题,简直是一大创举,毛主席怎么没想到?
后来看了更多史料后,发现曾经小范围的搞过实验。加上自己做实验,慢慢明白,粮食这个东西光靠积极性是没用的,要解决客观制约因素,更重要的是水肥,当然热也是。八十年代的粮食产量增加更多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结果,化肥的引进和水利的建设,更高产粮食品种的研制,至于积极性,五十年代的积极性不比八十年代的弱吧。邓在这方面的功绩是有的,但是被夸大了。
看好多回答和下面的评论,忍不住就我个人经历和了解说说。
说起人民公社大食堂就会分成两波。一个说大食堂不好人们吃不饱饭,甚至饿死人。一个说大食堂好,集中力量办大事,才有现在的发展,至于饿死人他会说人都饿死了你从哪来的?
人民公社好不好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确实饿死过人,也了解过我们村饿死了不止一个。
我 1972 年出生,小时候记忆里不是吃不饱,而是单一。比如玉米饼一年到头,菜是腌的萝卜,吃白面饼那就是过节,秋天过后能吃馏红薯,红薯干。
富士康是 80 万普工一个公司好,还是 80 万个公司好。团结就是力量,组织起来了就惹不得,分散了就是一群奴隶。
若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以事实为依据,抛掉整个的立场实际的去看问题,很遗憾大部分人没有。
包产到户成功与否并不是改革开放成功与否的必要条件,各方人马不必要把这当作堡垒一样你攻我守。
中国是很大的,两个邻村之间的情况都不一定相同,拿着个人经历说事的还是去故事会吧,这样一个样本复杂的问题必须采用宏观的数据和宏观的角度,像老太太一样的咿咿呀呀只能被人耻笑。
各种报数据的大牛,仰望星空的同时,拜托看看地面吧。那一辈人很多还健在,去问问不就好了。第二年产量大增,摆脱饥饿的比比皆是。具父母口述,在公社时,大家去麦地里拔草,都是草和麦苗一起拔掉,糊弄一下就好了。分田后,恨不得拿放大镜一根一根看。
是的,也不是。
公社化有利于提高土地集中化耕种,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这是客观农业规律。
但是公社化有两个要求:1)是对人力的管理水平得高,才能保证劳动积极性。2)人力得不能过于过剩,不能把一堆人放在不需要那么多人力的土地上磨洋工;如果人力有得多,就得安排他们去从事工业、服务业。
现实情况是,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这两点都做不到。所以公社化搞到后来就压制了劳动积极性。
所以搞联产承包,把地分到户,是用放弃土地集中化的农业生产效率为代价,换取劳动积极性提高。在那个年代,后者的正效应比前者的负效应强得多。
现实世界都是复杂的,不是单因素决定一切,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决定了一个结果。
包产到户,是对生产力的解放,是对人的思想的解放,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如果什么都是少数人说了算,生产资源能达到最优化吗?积极性不仅仅是体力上的,还有智力上的。如果没有包产到户,说不定我们的农业生产还在执行着某一类人的个人意志,仍然处于一种低效状态,连化肥都不让用呢。
是的,我们农民不管多么极端的天气,只要有可能影响收成都要赶紧采取措施去补救,但当年的公社期间,如果晒粮场晚上下雨基本上就只有我爷爷这种 “右派” 才会被派去收粮食
能不能提高产量有数据说话,可以讨论。,但分田到户而提高积极性是确定的!人民因此而吃饱饭也是确定的!有这两点就足够农民支持家庭承包分田到户了。这里竟然还有这么多支持集体劳动的,大概率是不知道吃不饱饭是什么滋味,如果让这些人管理国家,是要乱套的
卑微的小人物 芸芸众生,普通农民有自主自愿参与社会进程的自由和权力。投入产出有了比较明确的归属。现在的小农经济农民还是在投入。
自己看吧
孟捷. 农民工、竞争性地方政府和社会主义政党–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学话语 [J]. 东方学刊,2019,(01):45-62+123.
我感觉很多人说拿分田的村子都是穷村子说事。很多人忽略了一条,改革开放到现在,富起来靠的是工业,想靠农业富起来本来就不可能。家庭联产承包制如果不能提高产量,那当时农民吃饱了撑的去搞?很多人说百强村都是集体搞的,那请问,百强村是靠集体农业么?一个不搞集体的村子,哪怕出去闯荡的人里出了个马云,这个村子能成为百强村么?不行,因为马云的钱跟村子没关系。
不用说几十年前的情况,就说最近十年试点的土地流转。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作为一项自上而下的改革措施,基层政府其实很想在当地树立几个 “种粮大户” 的典型,表明自己能够贯彻落实中央政策。但是无奈,大部分农户承包的土地面积达到一定规模(一般 100 亩以内)的时候,就再也不愿意扩大了。
核心原因在于,一家农户也就 2-3 个人种地,在现有条件下,即使使用一些农业机械,种上百亩地已是极限。如果雇佣别人来种地,偷懒和出工不出力的现象会非常严重,简而言之 “划不来”。
也许上面的文字答非所问了,但是想一下就知道,原理其实是一样的。
这种事也值得拿出来讨论?好了伤疤忘了痛。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过去 40 年,企业大锅饭才过去 20 年,又想走计划经济的老路。
996,007 是不好, 但也不能回头走计划经济的老路. 现在的规模化农业生产和以前的公社化表面上是一样, 但骨子里是不一样的. 这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区别.
别扯什么化肥之类的, 有作用, 但最重要的是激励机制的改变. 同样一群人, 相互角力内耗和拧成一股绳一起走能一样吗?
不说农业, 你看国企和民企效率能一样吗?
ps:996 的问题会解决, 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要坚持的, 少安勿燥.
我发现好多答主,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或者询问家中老人的。都会说改革后,大家生活变好了。而没有体会过的某些人,反而会说和改革没啥关系,还得看我们化肥机械以及水利工程的使用和普及。不懂就问,知乎是不是哪里出了什么问题?
上层建筑要和经济基础相适应。
小农经济和联产承包配合就不错。
现代化大农业、机械化农业可以考虑配合作社。
不要认为社会主义集体制度在任何时空一定是先进的。具体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看当时的生产力条件的。
马克思主义原理学到哪里去了。
我问过我爷爷,他说农药和化肥八十年代之前也有,但大家没有积极性大量投入农药化肥提升产量。承包到户之后大家都使劲投入,土壤板结现象也是在那时之后才出现的。总的来说我认为粮食产量提升是一个综合的过程,不能单独归功于一个方面。提升积极性对提高产量是正面的,没有必要为了拔高集体制度而贬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化肥农药能提高粮食产量,但是不能让人多干活,包括农田以外的活。
所以私企里面,能用计件工资的绝不按工时算。
我知道我外婆在生产队是负责养猪,就那十几头猪,一只在弄。
包产到户后,我父母种地,养蚕,种蘑菇,养猪,养鸡鸭鹅,还开小卖店。
什么叫积极性,可能有些人真不懂。
看看这部戏就懂了。
联产承包,积极性,只是一个简单的说法,更多的原因,上面这个问题里都有。
不是说那时人都傻,明摆着吃不饱也不干活。
你想干活,想多挣点,是要被整得。
如果,你公司老板要鼓励大家积极工作,那难免会有奋斗 Bi.
r 如果,老板带头整奋斗 bi,你看谁还加班?
说句 zz 不正确的话,中国几千年都是包干到户,个体经营,家庭联产承包只不过又恢复了几千年的常态,换了个新名词而已,说是家庭联产承包提高了积极性所以产量提高,是根本不成立的,要是这样中国几千年前就解决了温饱,早就迈向小康了。粮食产量的提高需要良种,水利,化肥三大要素,这三大要素的基础都是改开前打下的。作为发源地的小岗村,一直还在靠省市里的照顾,维持着样板的样子。当时为什么大肆宣传,是因为需要这个样板为切入点,来推动后面的各种改革而已。
我 90 年的,小时候住农村,除了我爷爷是国家干部爸爸是农村负责牲畜防疫的干部外,全家农民,要种地的,分田单干有什么积极性?要不是供销社有化肥尿素,靠天吃饭?吃 s 吧!地里庄稼要施几次肥呢,不然同样品种的玉米人家一块土抵你家几块土的收成,水稻要撒肥料,不然收成不够给国家的,不是农民积极性高,这庄稼没到收成就得小心伺候,要经常除草施肥松土,不然全家挨饿啊?
公社时期我爷爷带领乡亲们战天斗地建的拦河堰工程,搁现在没有几个亿动不了工,更别说配套的水网,现在全荒废了,拦河堰没人维护,基本上完了,只剩下主体结构的残骸了,水渠网也快完了,几十年没维护过沟底都是窟窿,走不了水,谁的田你自己想办法找水灌溉吧,所以 2000 年以后靠拦河堰灌溉的水田全部改成旱田了。
我们这里是西南地区,山多地少,如果你说多给点山啊地啊的,那还好,搞单干,原先公社好不容易规划好的农田,被切割得零零碎碎的,每户按人头来一人一亩几分地,家里人口多分得多,乱七八糟的田地加起来有个几亩左右,然后分得地的那些人后代长大结婚,要分家,如果有几兄弟分家到每个人头上来连山带地,不到一亩,决策者哪里还管你有没有地,地少的地方是不会再分地了的,绳头小利就把包袱是甩出去了,你傻我有什么办法?等分家的兄弟们儿子也长大了又要分家,怎么活?进城农民工。
如果我们这里是平原地多的地方,我家分的有个几十亩地,我情愿做农民,你分给人家几亩地,然后说什么积极性、解决温饱好日子什么的,hei tui!
积极性再高能高过大跃进? 咋没见大跃进时期粮食产量大幅提高
百度到一个关于农奴制的回答
农奴制有以下四个基本特点:
(一)占有土地而没有土地所有权。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指出:“农奴是土地的附属品,替土地所有者生产果实。”
(二)负担徭役劳动并缴纳贡赋。由于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属于领主,所以要向其承担相应义务。马克思说过,农奴要 “出卖自己的一部分劳动”,“土地所有者从他那里收取一定的贡赋”。恩格斯也指出:农奴 “要交出自己的一部分收入或者服一定的劳役”。
(三)依附于主人,人身不自由。农奴在被束缚于土地的同时依附于土地的主人,表现为没有迁徙的自由,没有嫁娶和财产继承的自由,必须完全听从主人的支配等。
(四)拥有生活资料,有自己的经济。农奴拥有自己的住所、衣服、口粮、劳动工具,拥有一块土地的使用权。
因此,综观可知,农奴是西欧中世纪的直接生产者,具有特定的经济地位和法律身份。经济上,农奴和其他农民相似,都是独立的生产者。法律上,农奴地位低下,是非自由人,与自由的独立小农不同。农奴依附于封建主,束缚于土地之上,从事各样劳役,缴纳各种捐税,负担繁重的义务,权利受到严格的限制。
解散公社,农民变成自由职业,可以做点儿挣钱的事情,不用被困在土地上,时代变了,产量再高,种地是不挣钱的。
纠正几个很多答主搞混的问题
1.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集体经济不是私有经济,它是建立在集体土地所有制前提下的,所以所谓包产到户是私有经济云云都是瞎搞
2. 解答这个问题要从历史发展角度分析,哪些所谓制度优势、技术优势之流都是一叶障目。
想要了解包产到户如何激发积极性,就要从建国后的农村经济发展说起。
建国后,因为土改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后,生产的东西都归自己所有,所以生产积极性得到很大提高,这是我国农业经济的第一阶段,分田到户。
随着分田到户的发展,一个问题又出现了,就是土地虽然分到手里了,但是户与户之间劳动生产效率不同,就出现了分化,加上缺乏农业生产设备,所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了——农业互助组,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临时互助组,一般由几户农民在农忙季节临时组织起来,进行换工互助,农忙过后,即行解散,是互助组的初级形式。二是常年互助组,规模一般较临时互助组大,组员比较稳定,除全年在主要农事活动上进行劳动互助外,还进行其他农副业的互助结合,并且在组员之间有初步的劳动分工,有的还积累了小量的公共财产,是互助组的高级形式。这是第二阶段互助组阶段。
随着互助组的不断推行,农业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因此农民们迫切希望这种方式能够得到大范围推行和提升,农业经济进入第三阶段,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人民公社时代。这个时代私有制逐渐被公有制所取代,由于生产资料逐渐转为共有,大部分农民利益其实得到很大保障,农业设备、技术可以共享,生产效率也得到很大提高。但是问题出现在 60 年代后,由于高昂的革命建设热情和对国内外形势的乐观、不乐观判断,强推农业生产高级社,也就是一大二公阶段,干多干少都一样,大家都是吃得大锅饭,所以生产积极性不高,加上劳动力的严格管控、个人生产被禁止和管理者水平高低的影响,农业经济发展陷入低潮,很多地区都出现反对公社化的声音。七千人大会后,刘邓就是支持地方意见,允许一些个人经济的出现,这也是为什么后面被打倒的原因。这就是第三阶段公社化时期。
动乱以后,公社彻底走入死胡同。第一,生产力水平提高程度不高,满足不了高级社的理想目标,所以虽然农业生产年年增长,但是还是很多人吃不饱,对公社化反对意见很大。第二,动乱以后,公社管理水平不高,生产力不能很好的分配,导致劳动力浪费严重,生产效率十分低下,很多农民都有自己单干的想法。所以安徽凤阳小岗村率先干起了包产到户。
关于包产到户,上面已经有了定论,我就简单解释下,包产到户不是分产到户,不是所谓公有制倒退到私有制,包产到户实质上是解放生产力,让生产者选择最合适自己的生产经营方式,这也是为什么定论说生产积极性提高,农村得到发展的原因。你自己挑自己最会干的东西,这还没积极性,提高不了生产力,那不成了笑话。不过那会工业生产水平还低,农业生产资料贵贵,个人肯定是买不起的,所以发展了一段以后,有些地方又搞起了集体经济,这也是因地制宜,顺应生产力发展规律的选择。包产到户的最大意义就是让劳动力从公社中解脱出来,流向最需要它,也最能发挥劳动力价值的地方去。
所以包产到户也好,合作社也好,这都是顺应生产力发展需要而做出的选择,没有好坏优劣之分。至于农村经济发展差,工农剪刀差等问题,这是发展必然付出的代价,想要弥补,只能坚持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力水平了,毕竟我们不是某些国家,靠着殖民,掠夺全世界人民的财富供自己使用。
现在总是有很多人只承认技术的作用,而否认制度的作用,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思路。
认为制度没有发挥作用的人犯了一个很简单的逻辑错误,就是将劳动要素的投入以为是劳动力的数量,而不是劳动的数量和质量。甚至没有控制变量的思维,这在理工科占多数的知乎是很令人震惊的。
事实上在这问题,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所谓积极性的提高意味着什么。在原先公社的那一套体系下,最难以消除的是道德风险问题,由于劳动是需要协作的,监督者并不知道个体付出了多少劳动,更具体的说,很难测度劳动者的具体质量,也没有合理的激励方案促使劳动者付出最优的努力,俗称干多干少一个样,农民收益并不与其努力相关,因此存在严重的搭便车问题,所以即使在其他要素充足的情况下,劳动要素的投入并没有打到最优的水平。
而包干之后,农民的收益直接与努力水平相关,这就给农民提供了正确的激励,可以促使他们增加努力水平,进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产量。
大部分认为制度没有用的人完全忽视了劳动供给的变化,忽视了全要素增长率的变化,这是令人震惊的,实际上当我们讨论承包责任制带来的好处的时候恰恰就是控制了其他投入的增长再来讨论的,举个例子。
ΔY=(A+ΔA)F(K+ΔK,L+ΔL)-AF(K,L)怎么能绝口不提 L 的增加和 A 的增加呢
先说结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业产量提高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先说第一点,为什么不是充分条件。我们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认知,大多是源于教科书上说的,改革前的集体模式,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农业产量连续增加,然后温饱问题解决了。这种描述本身没有错误,但是容易给人一种误导: 即包产到户是解决温饱问题的根本原因,实际上这样的推论是不严谨的。我们都知道,农业合作社也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好,其实都属于生产关系的调整,而决定农业产量的根本因素,还在于生产力的提高。所以我国能够解决困扰千年的温饱问题,其根源在于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种子的改良、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等因素。次要原因是经营模式的改革以及农业税的调整。
就这个问题我曾经多次咨询过家里的长辈,例如我爷爷奶奶就曾说,他小时候小麦亩产量基本在 100 多斤,去除种子,其实剩不了多少,这还是没有重大灾害的情况下。解放过后他们那一代人每年要在生产队的组织下挖河底的淤泥用于施肥,从而提高了亩产量,但是效果有限,远不如后来的复合肥。另外爷爷辈的人还经常说,以前小麦收割回家后,就要进入漫长的打场期,即用人或者牲口拉着石磨,在小麦上来回滚,进行脱壳处理。此后又要扬场、翻晒等,耗时费力,跟现在联合收割机作业完全没有可比性。所以粮食产量的提高,生产力的进步才是根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好,取消农业税也好,都是次要条件,但是不充分。
再说第二点,为什么强调改革开放初期这个概念。我是从事教育工作的,我们经常说要对学生进行竞争教育,这样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好胜心,从而在竞争中提高学习效率。这也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国企私有化改革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得原因之一。但是竞争也有消极因素,例如: 频繁的使用竞争,会增加人们的心理紧张程度(社会普遍焦虑),竞争还会让那些缺乏竞争力的人丧失信心(躺平),让那些不需要努力就能成功的人形成骄傲心理(某些二代们的惊世言论),此外竞争还会让人产生自私情感,集体观念淡薄等。所以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模式才是理想的模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大家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不假,但是时间久了,也确实会产生我上面提到的竞争带来的弊端,所以当这个制度推行了一段时间后,它所带来的边际效应开始递减,弊端开始显露。所谓的弊端,例如每家每户的地块都小,不利于机械化的普及,又例如户与户之间的地垄,实际上浪费了不少耕地资源等。所以改开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实调动了积极性,这个不能否认,但是解放初推行农业合作社的时候。也曾经调动过积极性呀,这些生产关系的调整,都是在特定时期起到明显作用,不可能一成不变。竞争久了发现合作好,合作久了发现竞争好。
综上: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改革开放初期,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得我国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粮食产量增加。但是归根结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力的持续提高,农业生产工具的持续更新,化肥农药的普及,国内政治的稳定等因素,共同助力解决了中国人几千年未能解决的饥饿问题。
积极性有用的话,https://v.douyin.com/FLDyevA/ 看看这,是谁搞的!公社都批倒批臭了,搞这个的敢不敢批。
首先明说联产承包提高积极性是不对的。
农村是人情社会,谁偷懒谁就会被说闲话,就讨不到婆娘。
就像我爷爷当年年轻的时候是 “插秧能手”。共产党员,镇里举行插秧比赛,我爷爷一个人一天插了半亩地。过程中遇到我奶奶,全大队的小伙子都羡慕嫉妒恨。(这个是我当时爷爷和几个生产队的朋友喝酒之后说得话,真假不保证)
这个就足以刺激人好好干了。
加之农村人好面子,你说他不行就相当于说他吃闲饭,现代人道德感低,不代表他们那个年代的人道德感不强。
但是要是说没人吃闲饭也不对。毕竟人总是想吃闲饭。
但是家庭联产承包也没说得那么好,我外公家是一个典型。当时搞这个的时候家里没有男劳力,男方死了,家里面 6 个小娃娃,女方为了分到地,专门找了个外面的何姓男人,不把他们当人,这件事情外公到死都很恨那个人。
说句老实话,看事情看本质。地还是那块地,你要是硬说你把地照看得自己的娃一样就能增产,我尊重你的说法。但是我们家爷爷种地从来都是犁地,碎土,挖窝,施肥,放种子,埋窝,中间几个沟沟一钩,其他的手法几乎没变,说句老实话,我真不知道还能怎么增加产量。晚上怕他冷,陪庄稼一起过夜?
请大家实事求是,求证一下,个人和集体种地倒底能够偷奸耍滑到哪种程度。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说的,那就是公社当时并非没有问题。公社干部拿鸡毛当令箭的人不在少数。
历史总是螺旋式前进,公社和联产承包没有好坏之分,只有执行水平之分。公社要是有个缺德的干部,不如分了自己干。联产要是活不了,总共会联合。
但是我必须指出,很多事情事实不一定好听,给你说些好听的让你容易接受一些这样不好吗?一定要说出来,那就是农村的治理成本和收益严重不平衡。国家必须在公社和工业化之间进行选择,最后国家放弃了公社选择了工业化,你们会很开心吗?
都说小孩子才做选择,来,你告诉我如何能够在保证农民的利益的情况下实现工业化,大发展。
说实话,提出问题很容易,解决问题那就不是一张嘴就可以了,我为我们农民不值,但是又为当今中国的强大高兴,这矛盾吗?
讨论这个问题就必须要指出:中国前三十年的粮食产量数据是有问题的。学者 Chris Bramall 就指出由于 1949-1952 年粮食产量统计的口径和之后年份的不同,这一段时间的粮食产量被严重低估了。另外人民公社时代粮食产量统计数据也有一个问题就是瞒产私分,当时农民为了给自己多留粮食而低报产量是很常见的事情,根据高王凌的估计差不多有 20% 的粮食被瞒产私分掉了。
简单的说,但凡认为包产到户能增长积极性的 都是在认为自己老爹老妈,爷爷奶奶在公社时期是懒鬼,所以我不承认所谓的大包干增长了所谓的积极性
劳动创造价值,劳动的质和量决定创造多少价值。
一百年前的农民和秦朝的农民相比,同样目不识丁,同样食不果腹,同样衣不蔽体,同样炙肤皲足。为什么一百年前的农民种地收获更多?
生产力水平上去了,生产方式更先进了,所以同样的劳动获得的成果更多。这和制度什么没半点关系,就算阿妹国恢复光荣传统让黑人摘棉花,棉花的产量也不会有本质上的变动。
同等生产力水平下公有制和私有制相比更先进,不是因为公有制能凭空创造生产力,而是公有制损耗更小。资本家不可能把所有制造的商品都卖出去,卖不出去的多了他就破产,大家都卖不出去就金融危机,这边倒牛奶那边看着穷人饿死。
公有制按需定量,要一千个面包就不会生产一千零一个,所以资源的利用更合理,不存在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但制度的实行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干扰(祥见苏联笑话),这台精密的机器容不得半点差错,一个人多吃一碗饭就会让另一个人挨饿,而现实中……
至于…… 是不是……,…… 能不能抓到……,坡上的车是…… 还是……,我也不知道。
积极性和科学技术缺一不可
光有积极性没技术,没化肥没农药难道靠天收?肯定不行
光有技术没积极性,化肥之类的再好又有什么用呢,根本没人种地
看东西要辩证地去看待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本来的目的是提高农民的积极性,然而实际上它却并没有达成这个目的,相关的数据已经有人举过了,在这段时间里的粮食产量增长速率并没有明显的提升,但是它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因为至少农民有属于自己的那块地了,人民公社?一个生产小队长就能让你活活饿死,一粒米都不分给你,相反你还要交出你获得的所有的粮食,否则直接私有制资本家帽子伺候
完全的公有制只有在特定的情况(战时或战后不久,生产力水平极低)和生产力极其发达(怎么说也得有个核聚变可控)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否则就是不切实际,毒瘤中的毒瘤
某些答主们不要凡事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往里面套,丝毫不顾生产力、国际环境、民族纠纷、地理因素等客观因素,你们自以为自己多了解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你们恰好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初衷。达成共产主义社会与辩证唯物主义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而很多人却只记得前者
有人反驳说,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
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是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所有这些顾虑,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同义反复:一旦没有资本,也就不再有雇佣劳动了。
-—《共产党宣言》
不是,是因为拆了公社后,从公社分到粮食的 “个体” 农民自己吃不完,所以把大量粮食卖到市场上。加上政府出于对粮食产量可能减少的防御性措施,大量从国外进口粮食,提高粮食收购价。
事实上第二年产量就降下来了,回归正常水平。并且此时因为供粮充足,粮价也降下来,非常低。
家庭联产承包制对粮食产量的提高基本没有,倒是使农民一朝回到解放前,又开始干起自负盈亏的小农经济。
又因为粮价降低,很多农民赚不到钱,所以只能去城里打工,收入确实增加了没错。只是身份从当家做主的劳动人民,变成了依附资本家的打工人。
农民欢迎包产到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不用吃返销粮了;二不用集体干活了。
返销粮太难吃了。干活挖沟太累了 。
对农民太不公平了。
我岳父家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他对产量为什么提升的其实不太关心,也没太想过这事儿,实际上农村一直穷,生产队的时候穷,包产到户了还是穷,一直到九十年代还很穷。
但自己种的好粮食吃不到,整天吃那些积压的陈年返销粮,心里特别不平衡。
还有整体挖沟,闲下来就挖沟,给公家挖沟,累死个人。
包产到户了,产量且不提,至少吃的好了,也没那么累了,累也是累自己家的地上了。
联产承包制只能暂时性的解决眼前问题,就如同历史上每次换代都要均田一样,但这个制度显然是不具有延续性的,地都一次性承包完了,后面出生的人口找谁分地去?要知道 78 年全国 10 亿人,现在 14 亿,多出来的 4 亿国家准备怎么给他们分地呢?
与其问知乎,不如去问问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问问他们是什么看法。
首先,不能否定改开,抛弃历史前提的谈论问题都是耍流氓。如果没有美国和苏联两级,搞人民公社化没问题,但是苏联和美国搞封锁,外循环崩盘,只能内循环,但内循环没有商品经济,无法交换,人民生产的东西那么多,换工业产品也就那么多。假设内外循环畅通,国家拿着苏联美国产产品和投资,进行产业循环,人民公社化得到机器和生产资料,不要觉得社会主义不接受产业转移,我们刚开始重工产业都是靠苏联的。
但国情不允许,我们只能搞内循环,内循环你得靠人民积极性和人民自产自销,但是大跃进等一系列问题,总得就是人民没有盼头了。
我不吹私有化,怎么推私有化?
新冠疫情之前,几个部委联合发文鼓吹医疗市(私)场(有)化,忘了么?
讲个故事吧。
有个孩子一直想要一把玩具枪,但却苦而不得。
此时,从远方来了一人,他递给孩子一把水枪,孩子乐坏了,他接过水枪,开心地玩耍了起来。
没过多久,从第一个人来的方向又来了一个人,他把孩子手里的枪换成了真枪,并指着前方说 “打这儿,打这儿!”,孩子信了,却失火误杀了人。
换枪者上蹿下跳,嚷嚷着是枪的问题,便将孩子的水枪和真枪都收走了。
孩子终究又失去了枪,他坐在地上,又想起了一开始递给他水枪的人。
故事到此结束了,但还没完全结束,聪明的读者朋友,请问,是枪的问题吗?
其实大家回答时不用那么冲动,那么尖锐,这不友善。
现在哪个小姑娘上街不穿件好看的衣服,不抹抹口红,不擦点美白护肤的东西?也没谁说这是恶意欺骗啊。对老年男人,也不能要求太刻薄嘛。何况老人家经历坎坷,满脸苍桑,略遮一二,也是可以理解的。
作为改革开放的一部分,农业税自 2006 年取消了。
从春秋战国时期延续了两千六百年的农业税,取消了。
感觉是两个方面吧。
公社化给人带来了动力,产量提高了,但时间一长,免不得有些自己的私心了,今天少种一点,明天多吃一口,一个人觉得自己的一口没什么,但几亿人,就算只有很少的人少干一点,也会产生很大的空缺,外加一些其他外界因素,自然会这样。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换了一种局面,人有了一种新鲜感——正如公社化一样,因此也卖力干起来了,外加多种补贴和取消农业税、机械化的普及等等等等,自然也会上升。
说起来,把现在和上个世纪 60 年代的农村对比,还是很离谱的。那个时候人还是手动插秧,现在都是机械插秧了,还有海水稻、高产稻等,无法做到单一变量的对比。
粮食产量提高的 主要因素 到底是因为使用化肥和科学技术,还是因为包产到户?大家动动脚指头想想。
包产是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土地能包产到户,那国企的厂房机器能不能包给厂长和他的亲戚?推而广之,医院能不能包给院长和他的姘头?学校能不能包给校长?事实上,现在很多已经包出去了。
土地作为生产资料能包产到户,那其他的生产资料为什么不能?最终的后果是,所有生产资料就都可以包给个人。三大改造好不容易形成的大量国有资产,后来又 “神奇地 “ 变成了私有制,一夜之间也就多了许多能抓耗子的好猫。
化肥的大量使用
对农民的剥削行为实际只停止了几年。家联包实行之后没多久个别地区就开始征一堆税了,农民又难受了,但凡稍微少剥削点,农民就有积极性。这种对农民的压迫只有在某种农业改革初期才能缓解。
产量和种子,化肥,水利这三样关系最大,和积极性没关系
这需要梳理新中国农业发展史,才能回答这两个问题。
1、为什么公社化之后,粮食产量也会显著上升?
解放前,农村劳动力在组织上是分散状态,地主乡绅一方面剥削着农民,但是又没有能力组织农民在农闲时间建设农业水利设施、改造生产工具、引进农业技术。所以,旧中国农业生产力弱,本来粮食产量就不够,地主还要拿走大部分剩余产品以维持自己的 “奢侈” 生活,每年都会饿死大量的人。一遇天灾,每个村子都会出现举家外出讨口的现象。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农村建立起了组织,取代了地主乡绅阶级。在农闲时,把原来属于地主的农业剩余用来修建了大量的农业水利设施,提高了全国农业灌溉率。这是最开始产量增加的原因。
另一个就是生产工具的使用,解放前全国的钢铁产量低,连农业损耗都不够。锄头、犁头不说是稀罕物,也不是每个农民都能用上的。因为工具稀缺,在农时之前耕出的地就少,种植面积也就少。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地主手里的农具可以共享,另一方面冶金业开始发展,我们制造了更多的农具,可以耕出更多的地,扩大了种植面积,于是产量就提高了。
还有新中国建立了在基层农业技术服务部门,每个省建立了农业大中院校,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农业技术。生产队选出年轻人去县里集中学习农业技术,回村担任技术指导,全国农业在短时间内,用科学的方法代替了传统方法。因此,产量有了一定的提高。我们现在看到老农民的经验,大多数不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而且新中国建立后才推广应用的。还有就是育种技术的提高,种子质量比解放前有了提升,产量也就高了。
以上的种种因素综合作用,加之后面的化肥的应用,使得解放后我们的粮食产量年年增长。
2、包产到户后为什么产量还能提高?
首先,前面已经为农业生产打下了底子,建好了农业水利设施,普及了农业技术,家家户户都有农业工具,能够获得优良的种子。如果没有公社这个组织,光靠分散自由的农民,全国不可能修建如此多的水利设施,向高度组织化的农民推广技术比分散的农民容易得多。虽然包产到户,但是公社时代农业水利设施和经验还在,不会消失,即使技术和工具更新速度就慢了下来,毕竟底子在这儿,农业生产力也很难倒退。
再这个基础上,我们的农业院校和农科单位,在育种技术有了巨大的进步,推广应用了一批优良种子,又从发达国家购进大量的种子,对产量增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加之先进的化肥生产线引进,化肥产量提高,可以随便撒。两个对产量影响最大的因素同时飞速发展。虽然农民的技术和工具更新慢了,但是这种小问题在化肥和种子的巨大进步面前根本不值一提。于是产量继续增高。
种子来自发西方达国家,化肥生产线也来自西方发达国家。我们买人家东西,就需要外汇,所以就要有生产力去沿海工厂制造商品出口换外汇,可是生产力都在公社的土地上束缚着。于是,就取消公社,解放农村生产力。
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只是略有提高,还是没有达到合作化之前的时候,到了 7678 年之后,才慢慢的提升,到了八十年代才出现了大幅度的提升。原来有一些研究认为,后来造成增产的主要原因是客观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出集体去单干导致的积极性提高这种主观的东西不是主要原因,不是什么灵丹妙药一吃就灵,但是分析资料可以发现 60 年代以及 70 年代初的时候,已经有了最大的对于粮种的改良,对于基础设施的提升,还有就是农业大型机械的应用,施加了这么多的有利条件,还是没有提升太多的生产效率,而一分田效率就显著的提升了,所以解释只能是劳动积极性得到了提高,单干明确了责任是更好的激励举措,各家都只能为自己负责了,通俗说就是干活都想尽办法,使出了全部的力气。而刚刚我们说到的,在集体化公田的时候,生产效率几乎都没有什么提升,除此之外有一个现象不能忽略就是隐藏的生产力显现了出来。因为计划在三年自然灾害之后,仅仅是按照劳动力人数调整征缴,单位征缴数量上升不大,所以集体化管理之下都只能完成一个下限的数量,农民在理性利己主义之下,不愿意多出力去完成剩余的生产任务,留着力气都等着下工之后去干自己的小片地,自留地,那些口粮田,这些在很多地方都是三年灾害教训之后调整出来的双层经营模式,也是改开之后的农村双层模式的原始版本,有一些走的更快的地方,还可以搞一些副食品生产和养殖,还可以去零星做点交易这些情况,在改开之后都逐步得到了加强。而一旦分户单干了,这种隐藏的生产力都体现了出来,这种情况和提升的生产力一起实现了一个劳动生产率的跃升。有关于粮食总产的问题,这是更加显然了,因为劳动力人口从三年自然灾害之后都是在逐渐增加了,后来还有几次的上山下乡,既然生产率都在略微上升的情况下,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肯定能造成粮食的增产,这是很显然的结果。
积极性是万金油,哪哪都好用,可问题在于,积极性是最没意义的东西。
青割聚量万吨毁。再不放手必成灰。
一亩地能产一万斤,这粮食产量当然高了,这是宇宙奇迹
不是粮食收购价格大提升?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红利代替了剪刀差,不逼着贱卖粮食当然激发劳动积极性。
唯物主义史观下心胜于物的把戏了属于。
是的,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生产力发展了
我家是农村的经历过那个阶段。
这里的产量是指?
真实所有产量还是上缴国家的?
开始是党中央落实家庭联产承包制,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后期党中央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使得国家工业实力大幅度提升,工业反哺农业,真正实现了工业与农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过去搞的人民公社不能算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只是一个落后的封建体制,留下一堆教训。
因为从农业国过渡粗放型工业国,也就是说我们原先生产的粮食自给自足是够的,但是一旦分出部分人搞工业,在农村的农民就不够了,所以需要物质代偿。
物质代偿的方式是贸易交易,也就是后来的改革开放,WTO,引进先进的技术,把大量农民转化为生产轻工业,低压电器类等发达国家转移的产业,也就是人口红利,不过光这样我们也能用赚的钱可以进口粮食,进口技术使得我们的农业生产效率得到大幅提升(化肥,机械等),也就是说我们富足起来的根本原因是承接发达国家不要的被淘汰的技术,机械,产业链,然后再加上国内巨大的内需创造出市场繁荣。
现在我们的目的是不要被国外摆布(科学技术牵制)所以必须要在农业,工业方面布局,因为我们自身的市场饱和,产能方面过剩,部分资本离开国内去东南亚市场,让他们承担低端产业链,我们就没办法,必须要转型,也就是通过技术方面得到提升,或者占领新的领域(比如 5G 等)。
房价问题也就是在转型过程中的那副药,可以吃,但不能长期吃,否则就会绝育(生育率问题)
现在就是希望上面的人不要忘记初心,牢记使命。就是把这几年发展的逻辑理清楚,不要富足了就以为我们真的强大了,一定要把那些学来的技术吃透。布局好农业,工业,金融业。
其实吧,都是为了国家发展,但是中国国情特殊,建国初期百分之 90 是农民,就算到 80 年代也是农民居多,那么只能从农村获得资源来发展国家啊,虽然很不公平,说好的工农联盟实际没人瞧得起农村人,但是没办法,想快速发展西方百年的进程,不想点没办法的办法,不可能的。
人们又不是只吃粮食。
生产队组织种粮还行,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分配各种农产品的生产就不灵了。
网上找了个表,80 年代初,各种农产品都快速增长。比如甜菜,78 年在 300 万吨水平,85 年稳定在 900 万吨了。
1970 年 12 月,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从这以后,中国有了自主生产化肥的能力,尽管当时是十年动乱时期,中国的粮食产量居然开始飙升。
首先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
其次,分田后积极性高是真的。吃饱了也是真的。问了问家里人,说同等条件下积极性是最主要的,分好地的第二年已经能吃白面馒头和月饼了,家里面也有了余粮。
以前没人种的地,分地后都抢着种,公社时期磨洋工的人的确很多,他们的笑料现在还在传,包括现在,很多人种地悄摸摸的占路,一年占三寸,十年把个路占的没了。现在的耕地是公社时期的三倍,自从分给后,开垦速度就大大提升。
除了土地分包,还有自由工业资本允许。
没有分包土地,也没有工业自由,有了化肥厂,也没有化肥。
唉。一个希望回到人民公社的中国产生了。
对这个否定改革开放的时代充满了失望
积极性还是有影响的。我查了一下世界粮农组织的数据,肥料使用量和产量一直在增长,但效果来说,78-84 这一段是最好的。1978 年肥料的使用量是 1969 年的 3.5 倍,但产量只有 1969 年的 1.44 倍。1984 年的肥料使用量是 1969 年的 5.76 倍,产量有 1969 年的 1.93 倍,这使用效果应该是超过前一段的。更何况 78 年以后肥料还要更大比例用在蔬菜等副食品上面。
另外积极性主要体现在副食品、小买卖上。查一下副食品产量,随便一种,都是改开后增长率立刻高一截,90 年代再高一截。
另外我不知道为啥大家要翻来覆去懊悔这段历史。改开的时机可以说是恰恰好,如果错过这班快车,中国差的话跟着苏联一波流,好的话也不过是好点的朝鲜。按照部分人设想的路线,算了吧。
粮食产量的提升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但我认为一个重要因素被人为忽视了
中国粮食产量的增加离不开新疆和东北两大荒地的开发,这些都是六七十年代年代开始构建的,以前并不是中国的农业中心
2020 年东北三省粮食产量占全国比例高达 14.2%,猪牛羊禽肉产量占全国 11.3%
新疆 2020 年农业生产稳步增长,粮食喜获丰收
全年新疆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4315.61 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 4.7%。其中,农业产值 2936.33 亿元,增长 5.8%;林业产值 66.00 亿元,增长 8.2%;畜牧业产值 1038.08 亿元,增长 1.0%;渔业产值 27.24 亿元,下降 1.6%;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 247.96 亿元,增长 7.6%。
粮食生产再获丰收。全年粮食产量 1583.40 万吨,比上年增长 3.7%。其中,夏粮增长 0.7%,秋粮增长 5.5%;粮食单产达到 473.33 公斤 / 亩,增长 2.5%。其中,夏粮单产增长 0.4%,秋粮单产增长 3.4%。
棉花产量占全国比重进一步提高。全年棉花产量 516.10 万吨,比上年增长 3.2%,占全国的比重达 87.3%,比上年提高 2.4 个百分点
有些人是不是觉得越南人好贱啊,给自己干活没有积极性,私有制了给资本家干活反而就有积极性了
苏联在 50 年代后不缺化肥农药,但是需要大量进口粮食,尤其是勋宗时期。
是啊,都有提高,甚至百分比上看公社化比联产承包责任制更有效得多得多
可是若是从产量来比呢?
1979 年 10 月, 经计量,当年粮食总产量 66 吨,相当于全队 1966 年到 1970 年 5 年粮食产量的总和
所以这种对比很扯淡
联产承包和技术进步,一个主观,一个客观,一个生产关系,一个生产力,都很重要,不可偏废;实际上中国的农民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的,“吃饭靠两平,一个邓小平,一个袁隆平”
人民公社是新中国成立后,广大的农民群众自发的组织起来的。也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以及广大党员干部的恳定和支持。没有人民公社的组织支持,许多水利工程,土地改良工程就不会有后来的高产田,稳产地。毛泽东主席是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最高点上看问题,看未来。这是一般人所达不到的!分田单干,不是又回到了旧的封建社会了吗!当时的人民公社恳定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和矛盾,是完全可以逐步解决完善的!把 “人民公社好” 完全否决了,早晚会让人民给否决。
积极性(0-1)× 粮食产量 = 最终产量
所以你觉得积极性有没有用呢?积极性哪怕是从 0.9 到 1,中间造成的差距有多大,不用我说了吧!
积极性确实不能增产,他只是能让产量回到正常值而已。
家庭之间都都分家,各过各的。你去问问为什么分家?一起合作不好吗?还都是血亲,都相互推诿斤斤计较,老父亲都压不住。怎么?你想比老父亲更大的权力?还是用刑罚来约束人民合在一起做牛做马?
分田只能保证能力弱的家庭不饿死,能力强的能吃饱吃好,但差距拉大了。技术因素为何在大锅饭年代进步慢?我觉得是大锅饭年代,求稳不犯错的心态严重
那个时期的顶层机构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一直都是个吃干饭的,所以在前期需要大型公社代行职责。到了基础设施建设等事业已经无法由公社推进的时候,其弊端就体现在产量上了。
麻烦好好学下历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等于分田,现在的土地叫三权分置,即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也就是你承包但土地不是你的,所有权是国家的,只是让你承包而已。现在是承包的也没空,所以才又冒出个经营权
人本质是"自私"的。完全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只占全体人类的极少一部分。进行"gong chan 主义动员"只能带动一小部分人的积极性。这是某位经历过诸多运动的老人一生的总结。各位左壬不妨想一想,假如学校或教师或班干部不安排学生打扫某块公共区域的卫生,你看看有多少人会自发主动的打扫这块公共区域的卫生。可能有极少的学生会主动打扫,甚至大多数情况是没有学生主动打扫的。
积极性肯定有用,不然鞍钢宪法不就是扯谈,总不能说积极性只适用于工业不适用于农业吧。不过积极性的效果也是有限的,提高生产力关键还是资源投入和技术进步,就像农业增产背后是中国化肥工业发展一样。
否定之否定规律嘛
农业集体化之前我们是单干的,否定一次是合作社,再否定一次就是承包责任制嘛
否定是发展的环节,所以两次否定都使得农业向前发展
家庭联产承包制是时代变了,历史到了新阶段的一种在农业上的反应。毛时代是强调个人牺牲奉献,为国家为集体努力工作,劳动。义务劳动,节约一切剩余给国家。但是人们不可能无止境的牺牲奉献下去,等到伟人去世,个人自由主义就不可避免的勃发出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除了军队,个人单干解脱集体束缚的风气都生发出来了。
因为有个词叫**田间管理!**
00 后的城里人,就不要讨论人家农民怎么干活了。
你们知道什么叫铲地嘛?
没有农药的年代,野草只能靠人工用锄头铲掉。
这个铲地,铲的多,铲的少,铲的好不好,你觉得对产量没影响嘛?
不用说刚包产到户那会,就现在 2021 年,合作社的单产也没有散户的单产高。
难道用的不是一样的肥料?不是一样的种子?
别说合作社的设备还更先进一些。
我发现一个 bug。
已知:公社化会增加粮食产量。
又知:包产到户也会增加粮食产量。
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仿照功德无量放生机的逻辑,研制一台粮食无限增产机,通过不断切换包产到户和公社制度,不就可以可以无限增加粮食产量了么!
否定积极性的作用,就相当于觉得,人只要生活在城市里面就一定能考上清华北大?一个农村的孩子努力了大概率能考上大学,但是那个年代不管你考多少分都只能读个初中甚至专科的年代,有几个孩子愿意认真学功课,任何一个公司如果大家干不干活都拿一样多,除非这个企业是垄断企业,不然任何的竞争都会让其垮台
1 是为了空出劳动力,为工业,城镇化,形成大量廉价劳动力。
2 几大农垦集团,东北粮仓等,现在都是大规模机械化,比如北大荒的农民可以实现每人种 2000 亩地。
2020 年英国有一期综艺节目《我的农场》,里面能窥探一些西方专业化农场的运营机制,和北大荒的集体农业没啥差距。
3 只是时代路线选择问题,没必要上纲上线。
土地的粮食亩产量跟种子、化肥、农药、水利设施等因素关系巨大。当然跟人的精心耕种也有一定关系。农民兄弟的种田积极性高肯定对粮食产量也有积极作用,但不是最主要的因素。
家庭联产承包的最大的作用是解放了农民生产力,可以自由的搞副业,劳动力得到了充分利用。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这才是国家和人民富裕的根本动力和原因。
任何关于历史的争论,都是对现实的不满。
作者问题没问清楚,郑庄公的回答也偷换了一个概念。题主可能想问的是同等客观条件下的两者差别,这是共时问题,郑庄公从历史发展来看,这是历时问题,两者不是一个轨道。如果要回答题主的问题,我想首先要对土地前后几年的粮食产量进行对比,数据不会骗人。有了数据就不用争论了。
公社保证积极性的手段是选拔优秀的农民去读大学、当工人。
套用现代企业管理,就是员工努力工作并不多拿年终奖,但可以升职,升职自然可以加薪。
其实现在很多外企的生产部门也是如此,我在西门子的时候,年终奖绩效系数的 90% 权重来自公司与部门,只有 10% 权重是个人绩效。
反倒是销售部分往往是 “包产到个人” 的。
然而,要保证农民读大学、当工人名额足够多,知识分子的子女就不能靠考试占据读大学名额,工人子女就不能靠接班制度当工人。
所以这种积极性是有代价的。不想付出这种代价,当然也就没法保证积极性了。
论文《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与农业增长——对 1978-2004 年中国农业增长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6 年 07 期)指出:1978——1984 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增长的贡献达 39.98%,其对这一时期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所有解释变量。
现在你去农村,花钱请人帮你干活,按天算工资,不提具体工作量要求,你猜猜农民会不会磨洋工?
农民工为什么是最勤奋的劳动力?
毫不夸张的说,在中国,农民干活最老实。磨洋工的有,但绝对非常少,因为中国人就爱图个心里踏实。
这个你要问当时的农民,他们是亲历者,最有发言权
其实积极性的说法有一个严重的错误,拥护它的人却视而不见。
积极性可以无限提升吗?毫无疑问,不可以。只要有基本的生理概念,就应该明白人不可能无限打鸡血。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积极性的提升顶多会影响两三年的产量提升,以后哪怕是牛头人永远锁定高昂士气,产量也只能是维持在一定水平上。如果粮食产量还在上涨,那百分百不是积极性的原因。是什么呢?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嘛
不可否认联产承包之后,对于很多地方
农民的积极性确实提高了很多
对自己的田地更加细心照料
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粮食产量
具体多大程度,不知道
但很显然,不可能是这个政策起决定作用
粮食产量要靠科学,而不是靠积极性。
很多人批评大清所谓的 “康乾盛世” 并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是战乱过后人口经济恢复的自然回归现象。而纵观中国整个历史,基本上所有寿命长一点的王朝前期都能有经济高速发展时期。
我不是专业农业人员,所以就根据自己的知识和思考回答,仅供参考。
公社化开始时期是新中国刚刚成立时期,当时经过多年战乱,遍地废墟,农民贫困。经过土地改革后,每个农民都分到了一片土地,但是大量的农民穷到没有基础的耕种工具,即牛、锄头等。同时也缺乏耕种所需的各种基础设施
这时,面临的问题是无法耕种,而公社化就是为了让每个农民都获得生产工具,并且检验耕种需要的基础设施,开始生产,提高生产效率。此时,公社化提供的生产效率增加是由没有耕具和有耕具的差别导致的。
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是因为在公社化体制下,农民辛苦一年,自己的收入却相对少,因此缺乏干劲。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自己耕种,只要够国家收购的,剩下的由农民自己处理,让农民收入大幅提高,提高了农民的干劲,进而提高生产效率。
所以,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由有耕具没干劲到有耕具有干劲。
总之,公社化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从无到有的过程,后这是从有到优的过程,两者性质不同,也不互相矛盾。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实行后的一段时间内,的确大幅提高了全国农业产量。好比一个学生过去写字歪歪扭扭,突然有一天写字端正了,因此作文多得了许多分。
但是,如果认为承包制是提高产量的唯一办法,并且能够一直提高下去,那就是犯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好比学生只有字迹工整,才能多得分,并且分数会一直提高下去。怎么可能呢?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在需要它的那个时代,做出了它能做出的贡献,但也仅限于此。
有关农业产量各种影响因素的论述,很多朋友写过了,咱不再赘述。
咱想说的是:一切制度在历史某段时期内的好坏,和制定并实行该制度的领导者用意如何,**不是最值得我们费心争辩的问题。**这些制度能带给我们什么反思,能够进行怎样的选择和扬弃,为我们的未来所用,才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塑造共识固然重要。但没有对未来方向及其可行性的研究,共识是不会上升为共同目标的。
不是,原因有很多,不过可以总结为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基础
1 是因为前三十年发展工业后,工业技术带动农业技术的发展,具体表现为农机,化肥,等等。改革开放后的化肥使用量已经达到了一斤粮食一斤肥的离谱程度,钱是农民出的。
2 公社集体合作的开荒,水利,等等集体工程
杂交水稻也有影响,还有政府调高了一点收购价。
其实公社时代产量很高的,二十二年里人口增加了三亿人,但粮食产量一直没降低,都还能吃饱
96 年之后不清楚原因,可能是粮食贬值,也可能是个体小农没有承受住风险,一直降低到了 2004 年才有所回升。
改开到现在几乎没有个体农民了,现在都是些种田大户。种粮食本钱都挣不回来还不如进城打工。可以说改开断了农民的生路
改开不光是解散集体农业,还有对企业的放任私有化,这点现在这个新闻频出的社会也能反应了
农民之所以支持改开,是因为公社的统收统购为了发展工业降低了粮食的收购价,劳动和工资不成正比有不好的情绪。但必须这么干,没有工业不行
就这样,之前为了顶某些积极性的嘴调查过的东西,现在派上用场了
首先,工作积极性在工农业生产中地位非常重要,我不知道都在辩解啥。。。
另外理想中的公社生产效率肯定比分产到户高得多,但是 “理想” 实现需要客观条件。就那个时代而言,绝对是远远达不到的。不过今天条件改善了许多,在部分地方也许是可以做得到。
是的,现在土地三十年不变,土地确权,也是为了提高积极性。公社化产量提高?可能更多的 是在入社前把自己的牛,猪吃掉,光杆入社,不知道你这个公社化以后产量提高了有什么依据,当然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公社前很多人没地,突然大家都没了地,归集体所有,反而积极性提高了,
联产承包制真的能提高积极性,当时十岁左右的我就农忙下田了,然后当时杂交水稻横行,产量上升是真的快,慢慢的吃饱了就没刚分田时勤快了
农民欢迎的,实践验证的,为何有这个问题,在农村看出过,从网上下载的数据,等等等等,不清楚为什么键盘理论想高于实践?
这不是在扯淡么
以前没有肥料,家家户户都是强迫小孩出去捡屎施肥,没有肥料,基本穗都长不满,交完公粮,基本就没啥吃的了,哪来的积极性,,
老人所说,不过老人都感谢共产党,大概是我们那里后来拆迁了
它解决如何分配的问题,这是最关键的。
分田短暂提高了积极性,但是长期而言无法提高产量。分产到户就意味着一时无法进行机械化。最终强大的压力,以及与城市务工收益的巨大差异,将农民引入城市,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为将来机械化提供机会。
其实有点像引入市场调节的感觉…
其实真正解决土地问题的还是工业化,将农民转化为工人。当然,解决一个问题,自然会有新的问题。
。。华西村都破产了,还有吹农村公社的吗?
跳出中国这个圈子,隔壁印度粮食产量自建国以来有没有提高? 难道是废除种姓制度带来的吗?
没被邀请,但是这个问题我是真想回答。
制度是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换句话说没有错的制度,只有在一定时期不适合的制度。
首先,这两种方式都能提高产量,但是注意,两者需要的生产力水平不同。1980 年的时候,我国农业的生产力水平很低,农用机械几乎没有,很多地区耕地还用牛,那个时候搞公社化肯定是不合适,设备太落后,根本形成不了规模。改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方面是提高积极性的问题,一方面是分散经营的方式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是可以提高效率的。所以我们看到改革开放 40 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中国农业取得了重大成果。
但是,现阶段,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推进,这种分散,粗放的农业经营体系已经阻碍了农业生产力,迫切需要建立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而在这个时候,公社化开始变得合适,开始变得能提高产量,这是一种相对的关系,因为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工业化的不断发展,使公社化变得越来越适合。所以现在农业经营体系改革是非常根本性的问题,基本方针还是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在可以实现规模化的地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前段时间在北京参加了 2021 年的中国农业展望大会,听完以后我心里一直有一个想法 “适合才是硬道理”。荷兰的现代玻璃温室,中国搞不出来吗?当然能搞出来,但是中国农业真的需要它吗?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需不需要考虑成本?以蔬菜为例,最首要目的是什么,保障 16 亿人蔬菜的周年供应,同时我们想让菜农挣到钱,那么现阶段而言日光温室就比现代温室合适,成本低,不仅节省建设成本,还能节省能源成本。我们好像老觉得先进的就是最好的,可是我们要综合考虑的东西了太多了,老感觉视频里美国欧洲的机械化为什么我们国家不能实行,可是美国欧洲的机械化和品种都是配套的,哪个品种的萝卜梗比较硬,适合什么样的机械化,现阶段我们要想形成这样的体系还需要时间。
支持 996 的人肯定说是分田作用大
分产到户之前农民只能种田,分产到户之后如果还用种田成绩多大来衡量积极性的话,就失之偏颇了。积极性带来的效益不只在于种田种的多好,而是农民可以不种田了,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能干的事了。是去打工还是继续种田还是做小商小贩都没人咧着大嘴巴说你了。如果看积极性只看种田,那与掩耳盗铃何异?
我觉得未来,公社会以 zf 主导的股份制公司形式,或者 zb 主导的卡特尔集团形式复活。
我不是种地的,是做开发行业的。
公社这种东西,是具有前瞻性的。就我自己的观察,目前小块分割的田埂,每户单干的模式,已经不利于发展现代化工业了,重新集中土地会是趋势。
制度永远要随着实际情况变化的,从来没有永远的对和错,比如秦朝的制度好不好?不好他怎么一统六国,好他怎么就只存在这么几年?说回我们的承包责任制,建国初期,肯定是不好,因为当时是要集中力量办大事,比如国防建设,工业化,所以当时只有集体经济才能那么快的改变我们的落后面貌,但是到了 80 年代的时候(应该更早些时候),承包制就更有好处,因为她可以调动积极性,解放剩余劳动力,以投入其他工商业中去,然后到了今天,随着大型机械的出现,个人觉得,大面积承包耕种可能更合适了
一帮人打着各种旗号来歪曲历史,一点事实都不讲了吗?那一辈人可还大部分都活着呢
说说我的理解:从事劳动人数增加,也是主要原因。
从小在农村长大,父亲是劳动好手。住在黑龙江很偏僻的村子,将近 100 户人家。
生产队时,平日出工 50 人都不到,据父亲说,大部分日子是 30 多人。记得有次快过年了,家里来了亲戚,父亲还在场院干活,我去告知的。集体中出的庄稼,常常因为雪大,下霜早,直接扔在地里了。
包产到户以后,以前那些不出工的家庭,能伸手的全上阵了。
因为上面让你提高,你就必须提高,提高不了那就是上面错了,说直白点河南南部光山县的农村从 1975 年到 1995 年都是一个样子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因为他是政治而不是科学,谁的拳头大谁说了就算
哪怕是有了农机和化肥,没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机再多,化肥再多,没人认真干那也还是白搭。人才是最大的变量!
集体性的生产是依托机械来提高生产率的,比如工厂及工业化,这是工业化的 “底层逻辑”。手工的集体生产无助于生产力的提高,所以机械化才是根本问题。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倒退回小农经济,实属无奈无奈无奈,不是什么进步的好政策。只是在当时的手工条件下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原因是得到了经营自主权。随后得到了农业科技和耕作制度的支持,农民才得以一定程度上脱离土地,适应城市化进程。
后来,在机械化程度提高后,分田的弊端就显露出来了,就需要集约经营了,需要土地流转了,其艰难进程就是当初一刀切政策的代价。
还有一个因素,当年每个生产大队都有一个拖拉机站,本来是为推广机械化,可实际上仅仅能用来翻地即所谓机耕,也是一刀切走极端。在黑土地上用机耕极其有理有利,但用在熟土层薄的地区就事与愿违了,每到秋天就会听到彻夜的拖拉机耕地声,把生土都翻到上面,还幻想增产?分田,也不适于北大荒那种机械化程度高的地区,一刀切走极端,简单粗暴、意气用事,劽习!
所以,关键点是:机械化、农业科技、自主经营权。农业的机械化、科学化集约经营才是必由之路。
这题我熟。我爸和我爷说话时说过这个事情。
家在河南某黄河沿县。我爸说在我们那包产到户后,确实粮食多了,但是还是只能吃饱而已。
后来发了一次大水,土壤肥沃了。产量上去了。这时候开始又多余的。后来又有了化肥,粮食产量才基本现在这个标准。
中国学者,不懂 “经营” 二字。
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如何划分?
我有一双皮靴,我有偿借给十里八乡的新郎官穿,是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
我有一间房,我自己不住,我出租给过路人,赚取利润,是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
我有一栋四层小楼,我自己住天台,把四层全部租出去换取利润,是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
物,的自由利用,这是一个 “圆点”。
下一步,是物的差异化,有了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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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土地,被一个穷疯了的人拥有,可以焕发出的勃勃生机,何止于土地上的小麦、蔬菜、榴莲?
我白天接受邻居雇佣,晚上再去自耕,可以吗?我种菜,媳妇去卖菜,可以吗?我雇佣邻居耕种,我去城里打工,可以吗?
我们任何人,也不能小瞧了 “确权” 带来的创造力。甚至不要去想象,因为我们能想象到的商业模式,都是狭隘的、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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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希望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可能只盯着土地吗?
重点在于,国企放权让利、八家企业承包经营试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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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锢一块土地、乃至禁锢建筑物外墙用途,任何对所有权的限制,事实上都会限制市场化、商业化。
(当然,要限制所有权的利用。我绝不支持绝对的权利。)诚然,自由、私权的扩大,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必须有序开放、有序发展。但,是一张白纸上,被禁止了一条线;还是一张白纸上,被允许了一条线。结局,可是天差地别的。
尤其在 “共享经济” 下,只要有产,一切皆有可能。何况很多“厂”,地大物博,养猪都能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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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正面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很多人根本就搞不懂分田到户,这种私营市场经济的关键点在哪,还在那里争论什么积极性,争论什么集中还是分散,这是根本没搞懂啊。
先进在哪,先进在生态环境,你不想种田可以,田归别人想种的啊,他的竞争不是哪一个个体,而是一个个单位,这个单位可以有几十万人,也可以有几个人。。你不想干,给想干的人分配资源,想干的人来组织。。集中资源好,还是不集中好,由生态说了算。。
集中确实能在短期内发展,集中了马上就可以贷一大笔钱,数据蹭蹭的往上涨,在谈价格的时候也更有优势,但问题是你集中在市场里面,还是集中在数据里面,权力里面。。如果是权力里面,我下面已经说的很清楚,为什么无法持续。。不要老是拿着刚刚建新朝的情况来代替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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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谈古代,古代控制农民,是必须要把农民分散开来的,是没有住在一起的,五户十户的住,这叫编户齐民。
和大家想象的一个村子在一块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让他们住在一起是很危险的,因为这帮人是标准的共同利益,很容易组织化,你想收个粮每次都要从外郡调兵?会大幅提高收粮成本。
另外土地是不能继承的,所以一个农民必须先当兵分地,再有地种田建房才能结婚。。
还有就是要有乡村干部的培养体系,不过这个肯定是要建立在你能够收到足够的廉价粮食,否则你是养不住这帮人的,他们就要自己搞外快,和乡土产生联系。产生联系会出什么事,王莽时代完整的表演了一次。
主要就是这三点,在结束乱世的时候,由于大量人口灭绝,乡村被摧毁,农民完全被打散组织打乱联系,所以你天然掌握分地权力,你天然不用担心他们住在一起会怎么样,人少地多,粮好收,人要求还低,养几个听话的收粮队伍很轻松。
这种状况能延续多久呢?一代人而已,三代基本上就什么都没有了,像很多朝代是做不好这三点的,所以他们只能永不加赋。。
只要一动起来,需要大量收粮、你就能看到他们漏洞百出,而每一次动都会导致大大缩短寿命,这就是因为他们收粮的手段了。
铁器牛耕也好,曲辕犁也好,都在史书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花费巨额外汇咬牙坚持买下来化肥产业线,以及全村之力兴修小水利,这些事都被一句农民积极性提高了就给概括了,然后回过头来嘲笑当初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产量问题吗?!!!!
这是分配问题!!!!!!!
1,地里能产多少东西和老天爷有关,和科技有关,唯独和积极性没关。
2,农活不需要一年 365 天干,可是一年 365 天都需要挣工分,这就矛盾了,农业社会没这么多岗位,总不能像现在这样把人辞掉一批吧。磨洋工更多的体现在这,
这个题目好
没想到啊没想到
即使付出过巨大代价
人类总是重复
仅仅四十年而已,人都还活着
这样也挺好的,总要有耗材
并没有
如果你在农村生活过,你就会发现所有的农业水利设施(大坝、沟渠、灌溉站等)、交通道路,都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人民公社时代造的。
而近十年,全部都是地方政府在上面的工程上翻修、重建。农村几乎再无庞大的农业工程建设。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本质上废除了中国几千年徭役制度。将农村劳动力归还给农民自己,无论是去多干农活,还是去城里打工,都能多一口饭吃。
就拿我们村子来说,即使是公田时期,也会额外按人头分自留地,一个人头两分田。当时的自留地产量就是公田的三倍了。这你总不能说是化肥水利改善了吧。
原来都是一年打下来的粮食将将够吃。后来包产到户的时候,也是那一年风调雨顺,亩产从 300 斤直接变成 800 斤,打下来的粮够吃三年。
想想也正常,公田记工分的时候,好多人去劳作就找个树一坐,聊天聊一天。这样的产量能高才叫奇怪了。
父母观点,公社瞎搞,浪费人力。那点田公社时候干的累死,老早起来,老晚回去的挣公分。
分到田了,几个人也这么干,妻子之类可以养猪增收。
应该是解放了生产力。亩产要提高很难吧
这事儿单纯从农业说不容易理解,换成公司就理解了。你进公司听过这样的口号没,单打独斗的时代过去了,现在是靠团队作战!只有全团队一起努力才不会被淘汰!怎么到了农业就是,单干好,团队被淘汰。好扭曲
积极起来了,
说点个人看法,可能有点偏题,人民公社有规模但大锅饭没有积极性,单干有积极性但土地太少没有规模,目前来看还是美国式的大农场模式比较好。想来我国也是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一直在推动农民进城,农民一走,农地规模有了,城市也不缺人了,真是一举两得。几百年前的羊吃人运动有点残酷,但现代社会条件还是好很多,总之,不管你愿不愿意,总得要督促你进城的。
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的产量是不是提高,我没法确认,因为我老家苏南一带在 70 年代时,水稻产量就已经很高了。那是推广种植了杂交稻和大量使用化肥的结果。我老家是苏南鱼米之乡常熟。
但因为承包分田以后,农民自由了,可以去创业,也可以去打工,这个大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是没法否认的。大量的农民洗脚上岸以后,进入电子厂等打工是事实。
千万农民工下深圳的情景也是这之后。
其实我们现在没有必要再争论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否提高了产量,但确实那事以后产生了大量农民工打工,这个才是推动中国近四十年来发展的真正原因。大量农民脱贫致富也是这个原因。
基本常识都搞错了吧?土改是把集中到地主手里的土地分给农民,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把土地从农民手里集中到集体,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把自主权从集体又还给了农民。
中国两千年来一直是分田单干,按说分田单干的土地还是自己的,家庭联产土地是公家的,积极性不高多了?
研究研究所谓 “春运潮”“进城务工人员” 你就知道到底是不是好事了,不过对城市人口来说这确实是好事
https://www.zhihu.com/answer/1774485179
都已经出现这样的答案了… 国内农民的生产资料是国家的,哪里来的破产可言…… 才 40 年就忘了以前的计划经济了么…… 离谱…… 这事儿回去问爷爷奶奶
包产到户优化了分配机制对生产效率的引导。以前我们那边村是挣公分的,家里男丁(男孩子)越多,能挣到的工分越多,那么挣得越多。
那问题来了,是男丁越多,就能生产更多的粮食创造更大的价值么?那肯定不是的。
要激发大家利用剩余时间再去创造的更多的价值。那才激发了发展农副产业,进城打工的动力了。
我觉得大家还要考虑到一个带头人的因素。
在农村,一个支书,一个领导集体是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的,当时没有分田到户的村都有一个能力强,责任感强,一心为公,群众威信高的带头人,有一个拥护他的班子。他把方方面面的事情都考虑到,通过班子坚决执行下去,不分田是能干好的。回头看现在没分田干得好的村大多是这个情况。
但问题是这样的人太凤毛麟角了。如果没有这个条件还是分田到户的好。
并不是,我有问过 50 多岁那批人这个问题,得到的回答是承包所带来的效果有限,主要还是品种改良和化肥的使用量提高带来的产量爬坡
因为政治变化确实会提高粮产量呀,都是亩产万斤的套路
不仅如此
在全民监控的高级社会 ai 统治时代到来之前
政治可以催生一切 “数据性” 变化
因为数字张嘴就来
而有资格张嘴的人可不多
这就是话语权红利
回到粮产量
真真能根本性提高粮产量的只有技术和规模
而技术和规模又偏偏依赖工业化
土改是工业化制度
杂交水稻和化肥是工业化科研
工业快速发展靠的又是和农业剪刀差的极致运用
而家庭承包明显带着小农封建农业模式的色彩
只不过 80 年代的时候,快三十年的工业化成果落地罢了,从此以后中国农业只能靠品种改良提高产量,农机、农场、农业工业化全面停滞,农村陷入长达四十年的黑暗内卷,全面和沿海发达地区脱节。
工业也被断了奶,造不如买~ 买不如租,工农剪刀差通过统销统购成了买办农民剪刀差,只是买办无法反哺农业,也不想反哺农业,他们还迫不及待的逼出 “人口红利”,再狠狠吃农民一口呢
所以说,家庭联产的粮食产量 “政治提升” 本质是 60 年代剪刀差饿死人的人血馒头,一边砸吧嘴还一边骂血太腥了
土改也是分田,土改斗倒了土豪劣绅,将土地分给农民;家庭联产承包斗倒了大队支书和公社革委会主任,把解放战争时期就承诺分给农民的土地交还给他们,使农民拥有了剩余索取权,激发了他们劳动积极性。事实证明,剩余索取权无论是归地主、还是归 “公”,都会把最勤劳的人变成懒汉。
最终消灭了小农,让小岗村也变成股份制农业合作企业的,是人民群众首创,得到以小平同志为代表的执政党尊重和认可的改革开放。中国从调整农村生产关系起步,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绝大部分劳动力从手工式低产出的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进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分工体系,形成了以满足真实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工业体系。由于小平同志提倡不争论,在改革开放旗帜下,实现了包括台湾同胞、港澳侨胞在内的全球华人最广泛的民族和解,打破意识形态壁垒,实现技术向大陆溢出,商务模式及管理技术迅速迭代;那一代领导集体虚怀若谷、求知若渴,决策权高度分散,激发人民群众生机勃勃的创造力,在发展这个硬道理上,是苏联东欧经济体完全不可比拟的。
分田后农民比以前生产效率提高了,享受到了一点自由的感觉,就像一个哮喘病患者病情改善一样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是生产队逼着你去干活,干好干坏差不多,生产出来的粮食呢,存在着严重的剥削,所以就有睡在坝上喊号子的现象,反正产多产少跟我也没多大关系,干嘛卖命。
但是粮食生产又是国家支柱,什么都要粮食上出,工人阶级从出生到死亡全包福利,要靠农业维持,怎么办呢?只好出文件,下指标,逼着生产队干部每天一大早天不亮就要喊号子叫人上工。到天黑了才收工,既然劳动生产率不高,就拼命增加劳动时间,567 的搞。但是搞来搞去,农民一直想不明白一个问题,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分田到户以后,没有人让你 567 了,也开放打工了,你愿意种田就种田,不愿意种田就去打工,种得怎么样,也是你自己的事,每年花多少时间种田,也是你自己的事。
农民劳动投入时间比以前减少,但是产量增加,一下子日子就比以前好过了,这种好过,不仅体现在吃饱饭这个问题,更有没有那么煎熬的劳动时间投入了。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科学社会主义中两对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
首先,谁也没有料到,包产到户会有这么好的效果,会引起那么大的变化。 原来谁也没有打算在全国农村,或者在大部分农村都搞包产到户。这是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认识也是一步步加深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修改和通过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在经营管理这一条中,仍然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1979 年 9 月中央四中全会通过的 “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中,写上了“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或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居独户以外,也不要包产到户”。由原本“不许”,改为“不要”。总的说对包产到户仍是不赞同的态度,只是口气稍微松动了一些。
**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是先在贫穷地区由群众自发搞起来的。**记得首先搞起来的是安徽、四川两省。允许在贫穷地方搞包产到户,当时争论并不大。因为一是在六十年代经济困难时期,曾希圣曾经在安徽搞了责任田,广东搞了联产责任制,河南搞了借地,河北张家口搞了包产到组,还有其他地方有各种形式搞了包产到组、到户。所有这样搞的地方,结果都增了产,缓解了当时的严重灾荒。因此不少人知道,包产到组、到户可以增产,可以缓解暂时的困难。 另外由于 “文化大革命” 结束,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解放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所以人们顾虑少了,敢于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
**当时曾设想全国农村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地区,但这个想法没有正式地在会上讲过。**一是集体经济比较巩固,生产、生活水平比较高,集体家当比较大,或社队企业比较发达的地方; 二是中间状态; 三是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群众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状态的地方。当时认为,第三种地方群众迫切要求包产到户,这是迅速改变这些地方饥饿和半饥饿状态的最有效办法。1980 年中央一次会议上提出首先在大约一亿人口的农村贫困社队实行包产到户,这是安定农村、关系农民休养生息的一项大政策。当时这个政策还得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支持。对第二种地区,是否搞包产到户,当时认为还可以看一看。至于第一种地区,当时也不认为他们有包产到户的要求。
**党内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是由第三种地区向第二种地区扩展时趋于明显化的。**反对的人认为这是方向问题。胡乔木就要大家注意这个问题,他说安徽的包产到户已由淮北扩展到淮南,连鱼米之乡的芜湖也搞了包产到户。他明确表示反对态度。当时华同志也不赞成搞包产到组、包产到户。他认为农村,尤其是南方,秋收时一方面割稻,一方面打谷、晒场、运送,没有集体劳动流水作业不行。陈云同志没有直接表示过赞成或反对的意见,有一次他派人问,说南方收获季节往往遇上阴雨,如果不及时翻晒,谷子容易发霉,包产到户以后,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当时有位同志了解一下以后告诉他,包产到户以后这样的事比以前更好办了。
在各省市主要领导人中,东北地区的杨易辰是一直坚持反对包产到户的,在中央召开的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上,当不少省的领导人表示赞成包产到户的时候,他讲了后来广为流传的一句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意思是你们即使都搞了包产到户,我黑龙江也不搞。福建的廖志高也是不赞成包产到户的,他与项南分歧很大。还有陕西的马文瑞,他不准关中地区搞包产到户。河北的金明、李尔重,也不赞成包产到户。李尔重调河北省以前在陕西省工作时,当全国不少地方在放宽农村政策的时候,他却搞什么由生产队核算向大队核算 “升级”。
**包产到户之所以能在全国推开,与邓小平同志的支持分不开。**在中央领导层中推广包产到户之所以没有形成很大的阻力,与他的态度有很大关系。他虽然就这个问题直接讲话不多,但一直是支持的。对包产到户以后发生的变化,他听后表示非常高兴。**1981 年山东东明的一些灾区农民联名给邓小平同志写信表示感谢,说包产到户的政策使他们有了饭吃。**他把这封信批转给中央各位领导人。邓小平同志还说过,他对有些老同志反对包产到户不以为然。
1981 年 1 月初,一些领导同志去河南兰考和山东东明等贫困地区,我也亲自看到了和听到了这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以后发生的变化。当地干部、群众对此的热烈反映,给我留一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当干部反映说,群众要求让他们再搞三年包产到户,当时的领导同志当即表示可以答应。**虽然我当时没有改变过去把包产到户作为权宜之计的看法,但我内心感到对这个问题要重新加以认识。回京以后,我把这次所见所闻告诉了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包产到户有利于恢复生产,有利于农民休养生息,尤其是在那些贫困地区或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地区,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一家一户分散的小农经济能否使农村生产力得到持续发展,却是一个不能不令人怀疑的问题。**所以,当时中央一直认为,在那些生产比较稳定,农民生活也过得去,且年年有所提高,特别是已经有了相当数量集体财产和公共设施的地方,如果也搞包产到户,会不会连原来的水平也维持不了? 能不能进一步发展,就更难说了。这样的疑问是有的。**但各地包产到户以后所显现出来的巨大的优越性和生命力,却不能不令人深思。**所以中央逐渐考虑应该把包产到户的优点引用到贫困地区以外的中间地区和富裕地区。
全面推广包产到户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把分户承包的积极性和发展商品生产的需要和规模经营的优越性结合起来,使它不致成为分散的小农经济。对这个问题之前也曾有过一些设想。中央有些领导之前曾非常重视个体专业承包的形式,这个问题最终是广大干部、群众在实践摸索中解决的。这就是后来总结出来的, 个体承包与双重经营相结合的体制。
另外,农村个人专业户的兴起,也是个重要方面。早在 1978 年有些领导同志去西欧考察的时候就看到,西欧许多农业的生产经营单位并不大,不少是很小的农场主。 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通过参加某种合作组织去解决,效果同样很好。特别是在瑞士这样一些地方,当时给一些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开始改变了过去那种大农业就要规模大的认识。**因此我相信农村实行农户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不是走回头路——回到小农自然经济。**中央非常重视从农业和农业种植业分离出来的农村专业户的形式,因为它既体现了分工分业,又具有个体经营的积极性与一定的规模经营,不同于过去农村的家庭副业。早在地方工作时,就提倡过、推广过经济作物、鱼塘、花卉、药材等作物,承包给有技术有经营能力的人。后来我又到全国很多地方访问过这种养鸡、养褚、养奶牛和农产品加工以及缝纫等专业户。1981 年 一次去山西考察时有位同志就说过,农村的个体专业户是农村商品经济的萌芽。
把全国农村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改变为农户的联产责任制,即包产到户,是一场大的变动大的革命,前后不到三年就顺利完成了。**我感到这是我国过去所有进行过的大运动、大变动中,最为顺利、最为健康的一次。而且是在大多数领导人、大多数干部持怀疑甚至不赞成的情况下开始的。**但整个过程并没有因此处理过一个人,也没有公开批评过一个领导干部。当然到了后期,即两年以后,某些省仍然派人下去强行纠正群众搞包产到户,这受到了制止。
随着自下而上的包产到户范围越来越大,其显示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除极少数人以外,绝大多数领导人和干部都逐渐放弃了原来的立场,由反对转为赞成。这也是这场大变动中非常大的特点,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经验。**在这场大变动中,中央采取一条不搞一刀切,不由中央统一下命令的方针,搞还是不搞,怎么搞,允许各地自己去选择,既允许走阳关道,也允许走独木桥。但各地领导对群 众自发搞包产到户的,不要去压制,不要去纠正。**同时,中央以很大的关注,对包产到户进行总结指导。采取这样的方针,事后证明好处很大,它并没有阻止这场变动的速度。由于给了各地领导和干部一个选择的时间,一个从不自愿到自愿的时间,使这场大变动建立在充分自愿的基础上,大大减少了摩擦和不必要的负作用。这证明有了一个选择的时间,有了一个认识包产到户这种形式优越性的时间,也就为各地提供了寻找把包产到户这种制度和各地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结合的时间。所以整个变动由贫困地区到一般地区,再到富裕地区的发展过程,就是包产到户这种新生事物由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所以中央一直认为,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中央对农村那场生产关系大变动的指导,是有许多经验值得重视的。
前面讲到中央有些同志非常重视专业承包到户、到组这种形式。这一想法充分反映 在 1980 年 9 月省市委第一书记座谈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会议纪要上。这个纪要中央已在 1980 年 9 月 29 日转发全国。这个纪要指出,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就是在生产队统一经营的条件下分工协作,擅长农业的劳动力,按能力大小分包耕地,擅长林牧副渔工商各业的劳动力,按能力大小分包各业,各业包产分别到组到人到户。当时的指导思想就是既要充分发挥个人承包的积极性,又不致回到小而全的一家一户的小农自然经济。但这个想法并没有实现,脱离了实际。因为当时农村商品经济尚未得到发展,多种经营、工商各业刚刚开展,分工分业还不明显。加上人们多年的习惯、观念,因此除了出现一些从事多种经营的专业户或少量种粮大户以外,农村耕地大部分还是按户按人平均承包的。当时这样做还是适合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这样做的结果,并没有对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造成障碍,相反还是大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当然,这种家庭平均分配土地的做法也不能长期下去,那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劳动效率低下的状况。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多种经营和农村工业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的分工分业和劳动力的转移,土地的规模经营,必然要历史地提到议事日程上,其形式当然不是回到过去五十年代那种合作化的模式,很可能更适合的形式是家庭农场主那样一种形式。适应这种需要,应当允许土地的自由 买卖、租赁,并允许继承,使农村最重要的生产数据——土地——进入市场,并给予法律的保障。这恐怕是农业进一步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
——《关于农村包产到户》
肖参光 [1] 1997 年 1 月
996/007 提高产量没有!效率高了?想不明白?分田到户其实是一样的啊!总有能完税的积极户啊!人家抽到好田好地,正好劳动力也足够!你交不了粮是你懒,是你不努力!怎么样,是不是跟现在的媒体语言一模一样,字都不带改的!卷就完事儿啊!隐蔽点在于三提五统是直接税,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欠下 n 多税了。后来进城打工三提五统还在以现金方式收啊!至今还有村子保留着粮食欠条!当然大多数在江西老表之后都付之一炬了!老表那会儿只是代表,其实是大面积的!现在好了,都是间接税了,还给点希望你!可是你留得下么!婚姻教育医疗,此间的衣食住行,哦,还有消费观念的普及轰炸,媒体的兴起,舆论分化对立,人心散了吧!连老表的百分之一都不如啊!当年的分田到户,三提五统后,婚姻教育医疗,衣食住行一样是提税完后自己解决!可是当年纽带还在,还能共识,老表那事儿是压不住了!何况分田到户是一刀切的,这得感谢小岗村的带路人啊!就跟禁摩得感谢飞车抢夺一样!禁电动车上楼得感谢锂电!都粗糙的一批,半到逻辑思考都不用,只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 tm 好用啊!宽于律己严于待人谁 tm 不喜欢啊!到底 tm 谁懒啊!9 千多万了,能有一半去献个血,也不至于为了血荒在 b 乎吵吵成那个鬼样!
举报吧!看到看懂是缘分!
相信党能解决一切,给老百姓美好未来,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吧!2020 全脱,2035 社会主义啦!
单纯产量提高,一半是因为承包责任制带来的,一半因为化肥种子农药的发展。
可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了农村经济的全面振兴,这个重大意义,不是单纯某一类作物产量所能概括的。
此前广大农村已经因为生产关系的矛盾,普遍出现了怠工现象,熬工分,农民不愿多干活了,多干不能带来多收入。
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一方面大量的农民捆在土地上,大家都在上工,而根本用不着那么多劳动力。而另一方面商业、手工业、工业得不到充足的劳动力无法快速发展,急需解放出生产力。
农民生产出的粮食,自己无权分配,小队大队养活了很多的脱产干部人员,公粮税负很重,年底一算账,扣这扣那之后,农民分到的粮食非常有限,有的小队工分才二分钱,一名壮劳力一个月才合到五六元钱,农民穷的很。
记得有个电影《六斤县长》,劳作了一年,年底农民分到了六斤小麦。
《平凡的世界》里面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农村社会现象,生产效率太低,农民无自主权,甚至个别地区出现饥荒,吃观音土。
分田到户之后,一是农民有了一部分自主权,地里打出的庄稼粮食,交很多公粮和提留之后,起码能有一部分供自己支配,这样农民积极性大大提高,拼命往地里上粪浇水,粮食产量节节高,两年之后,各地的农民生活就有了很大改观 ,基本都能吃上白馒头了。在此前大半是玉米面地瓜面。
二是农民有了种庄稼自主权,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和自己土地的特点,选择种水稻、瓜果蔬菜、棉花、花生等经济作物,这样收入又有了进一步提高。而在此前几十年里,基本是按照上级要求种单一作物,经常是种的庄稼自己的土地并不适合,效率低。
三是有条件的家庭,开始利用农闲或者抽出富余劳动力,搞副业搞简易工业或者商业,这样以来农村的经济彻底盘活了。
谈一点自己的感想,可能很幼稚。
今日之中国,以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小农所有为大私有,事实上已经废除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未来中国的土地制度,随着土地的日益集中,和早期承包制的区别会越来越大,和人民公社的距离会越来越近,甚至可以看作由资本管理,采用现代化经营的人民公社。
就许多答主列出的数据来看,家庭联产承包制只是扩大了六十年代以来农业生产的整体增长趋势,并且这个扩大是工业化的减速为代价的,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八十年代一度振兴的农村经济很快就得补缴这十年欠下的工业化贡赋,被九十年代 “三提五统”“剪刀差”“民工潮” 榨取了大量财富和劳动力,进而凋敝。
家庭联产承包制该不该搞?理论上没有必要,甚至搞了反而不好。从制度构建上讲,公社的集中体制有利于国家对农村财富的统一调配,有助于为工业化提供资金支持,减少制度性行政成本。
如果保留公社,对当时来讲,虽然农民可能要吃一时的苦,但中国八九十年代的工业化却可得以大大加速,总的来说有利于国家的整体利益。对今天来说,公社的大土地所有制,转型搞市场化私营化经营,也绝对比今天分散的家庭小土地要容易的多。
不过,对于当年做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领导人,工业化减速是很远的问题,而七十年代末公社的整体腐化变质,以及政权更迭时笼络人心的需要,却是很切近的问题。因此,站在当时的角度,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决策的做出,是可以理解、无可厚非的。
国企改革亦然。
谁认为如没有外力的作用下,如靠脑子就会改变物理性质,谁就是 2 货或傻逼。
如解放前原始作业的情况下,亩产 100 斤,每提高 100 斤,化肥的作用占 50%,水利占 30,土壤改良占 15%,优良育种占 4.9,劳动力积极性和其它方面的作用如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占 0.01%。
物质世界,一切事物,如没有外力的作用,不会有变化的。粮食增产主要靠化肥、水利、土壤改良。其余的可以忽略。
这应该是比较科学的分析吧。
合成氨在粮食增长的过程中,作用无与伦比。
公社化主要系统地解决了水利、科学以及农民的愚昧问题。
联产承包责任制导致了系统的瓦解
看看人民公社的时候广大人民群众多开心
对于这种答案显而易见的问题,我实在是懒得看下面的回答,凡是从农村出来的人,都会明确告诉你是的,大包干确实提高了产量和积极性。
现在的知乎真是杠精云集的地方,你就是说 1 加 1 等于 2,知乎上也会有一群人告诉你不一定。
1 更,拿化肥说事的。也解释一下公社化运动以后。粮食的增长是化肥的功劳还是公社化的功劳?是生产力促进了粮食产量还是公社化促进了粮食产量?
我看很多都是不了解解放前农村现状的人写的。
那里有那么多的地主?是按耕地还是按收入。按耕地面积相对于山东,东北的 70% 农民 7 都是地主。按收入收入相对于西北,无锡苏州 70% 的农民都是地主。
我老家河北,我们十里八村就没有地主。顶多田地多的农民在农忙的时候有请帮工。地主和帮工同吃同劳作。
方圆几十里上百个自然村,也就在俵口(现在天津宁河区俵口镇)有一个不用自己亲自下地劳作的大地主。
二更,经历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农民还在,当时半大孩子现在也还不到 50。不理解家庭联产承包制解放生产力的人你们一定是在装糊涂。因为你们回避一个问题就是为啥市场竞争下的国有企业干不过私企甚至小作坊。当你能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就理解了家庭联产承包制是不是解放生产力了。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宏观角度看,在当时缓解了人民公社制度积弊已久的积极性问题,但当时人民公社积极性差的原因在于大量苟捐杂税和不合理的分配安排,从科学性上来说人民公社是效率更高的方式,尤其是在未来推行农业机械化的过程中,公社是相对稍微贴合一点未来的生产关系的。
而如今的家联制,严重拖累了中国农业的机械化进度,提高了粮食的单位生产成本,大量成本被耗散因原子化导致的生产效率损失和人力成本上,最后农民赚不到钱被剥削怨声载道,消费端得不到实惠的价格,还造就了扭曲的建筑布局导致如今江浙地区搞机械化难上加难。
未来的农业,是需要集中资本办大事的,即使不是人数少的高度机械化生产,也需要大量通力合作,家联制导致每个农民变得原子化,集体协作无从谈起,相邻的地一起约定搞机械化收割都难上加难,资源的配置因个人的原因而被大量浪费或者单位效益太低。
在农业的未来: 机械化,和科学技术面前,积极性有个屁用,家联制成了如今中国农业发展最大的糟粕。
因为干掉了公社这个中间商
你能吃饱是靠单干吗?不是,是某些人甩掉了农村医疗和教育这两个包袱。既然如此,让你吃饱又如何呢?可以说农村牺牲了至少一代人的教育。
分田到户情况下,你要觉得不好,你还可以有机会私下自发的组织公社形式的合作,但人民公社你是没法分田到户的单干!人民公社真比分田到户好现在完全可以有合作社形式的合作,你有这个自由
生活水平提高,不能仅仅和以前比较,六七十年代中国人跟美国人日本人的生活水平差距比现在的差距大多了吧
原始社会转为奴隶制,奴隶制转为封建制,都会促进生产,公社制和承包制本身没有好坏,只看适不适应生产力发展
哪里的公社化之后提高了产量,之前基本上是在胡搞,把俄国的村社模式最糟糕的一种引到中国,在苏联都是一个垃圾的东西竟然指望在中国发挥作用,做梦的时候也不想想行不行。
中华上下五千年,前面四千多年哪个不是分田单干?
再说两句吧,不要怀疑我们国家的过去的政策,它一定是当时的最优解。
为什么我们五十六十年代仍然吃不饱穿不暖呢,因为我们要大步迈向工业化。
为什么迈向工业化就吃不饱穿不暖呢?因为我们没有原始资本积累,只能通过工农剪刀差,以农业支持农业。
其他国家迈向工业化,要不然就是通过外部侵略、殖民地来获得原始资本积累,要不就是外部资本积累。
但是两者都不适用我们国家,所以我们国家就只能通过工农剪刀差来迈向工业化。
这里面有一点很有意思。我们先不去讨论积极性的影响。
有人支持公社破坏积极性说法,有人反对公社破坏积极性的说法。
其中支持 “公社破坏生产积极性” 说法的人认为:
公社工分制度下,干多干少都一样。所以破坏了积极性。
那问题来了,既然干多干少都一样,我还计工分干什么?反正最后都是一样分劳动果实,为什么要计分?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虽然大概率是左壬引战 但我还是先回答一下。
1 公社化时期的产量是下降的,这个要指正。56 年底完成农业集体化后,构建的生产组织叫做初级合作社(土地入股),在农业集体化初期即初级合作社时期产量是提高的。之后农业合作社普遍从高级社升级到高级社(记工分),大跃进时期,又跃进到人民公社(平均主义和按需分配)。从初级社,高级社,公社,公有化程度不断提高,生产组织规模也越来越大。人民公社一诞生就悲催的赶上大跃进,产量下降的严重程度自然不用多说。三年困难时期,为了生产自救,各地出现了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三年困难时期结束后,包产到户被禁止,但是人民公社大多进行了调整,退回了初级社的规模,高级社的分配方式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人的道德降到了低谷。人没有了脊梁,没有了良知,没有了爹娘,只有金钱。
这个问题我看你一眼就算我输……
一,饥荒是当时环境恶化了,不是公社化的问题。
二,联产到户并没有提高多少产量,只是饥荒时段过了。
三,在中国的现今,就现在,要是出现大量的粮食短缺,如果进口赶不上还是会大饥荒。因为种地的劳动者太少了。城市里的务工人员越来越多。
四,饥荒未来还是有可能发生,不要,妄想粮食永不短缺的美梦。
呵呵现在的学生只知道一包就灵,不知道农业科技才是最大功臣,高三等级考模拟一个选择题,79 年安徽凤阳粮食产量比上一年大幅度增长,取得这样成就的主要原因,选项里有实行包产到户还有发展农业科技,答案是实行包产到户,直接把我恶心坏了
这个问题你去找老人了解下最好,我问了我妈,我奶奶,问他们那个时候人真的是懒,磨洋工吗?他们的回答是不是的,那个时候人一天基本都在地里,干活也很出力,但就是不见庄稼。样本太小,你可以自己多了解了解
在不同的环境之下,制度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有时候同一种制度在不同的环境下起到的效果是完全相反的。
人民公社,或者说集约化的农业如果在机械化得到了实现的情况下,确实是能够提高产量的。这也是大的方向。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实也可以说是走了倒退。但是在那个时代是十分有必要的,产量肯定是有所提升的。当然这个意义不一定只存在于农业产量的提升。
而是把人力资源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本来种一块地可能就不需要这么多人,把人堆上去产量也未必能提升多少(即便积极性足够,何况积极性还不够)。可多一张嘴吃饭是实打实的,这就代表着效率很低。这些人本来也可以去城市里打工,成为工人,发展工业。
但是是当时国家计划之下城市没有那么多工作,岗位有限,所以只能限制在土地上。这些岗位并不是不能有,而是没有在计划当中,所以没法开。所以经济发展就不像现在那么快。
所以我认为承包制的意义应该是在放开,人力资源从土地上离开,前往城市。并且随着进一步放开,在城市中的各种个人企业从事各种行业。让国内的经济的潜力爆发了出来。
从历史上看,粮食单产上升是必然。不同的制度安排或其他因素扰动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影响,但不影响大趋势。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早在 1960 年安徽已经有了群众诉求与实践,当时是责任田到形式。简单来说,确实有农民积极性的影响,但也不应该忽视技术进步带来的正向促进作用。二者具体的作用量化结果,林毅夫在《制度,技术与农业发展》一书中已经给出来解释,想看可以读一读。
合作社成立初期确实促进来农业生产。初期是在土改之后,以农业到互助组织或初级社到形式存在到,但是耕地所有权在农民,不属于集体。并且农业作业工具较为缺乏,借鉴战争时期我党解放区的互助组经验,开始了土改后的合作化趋势。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缺乏生产工具的短板,另外也有私有制耕地所有权的激励效应。
不是,准确来说公社的方式把产量降低了,联产承包让他恢复到以前的产量。其中因素无非就是,人心人性。
实际上除了大跃进那三年,产量一直在提高。
但是农民手上能拿到多少粮食和粮食的总产根本就不是一件事情。家庭联产承包制解决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只有自己知道自己能吃几碗饭,你非得说吃一碗饭就不会饿只留下一碗饭这是不行的
一句话,某某制实行后生活突然变好是典型的错误集体记忆,搞得好像八九十年代就突然蒸蒸日上了一样
看了圈回答。有个答主竟然长篇大论说这是国家故意让农民破产后为城市提供廉价劳动力的阳谋,真是胡说八道。果然是越有文化的人越反动。
我常常跟我女儿说,中国 5000 年历史,所有国人能顿顿吃饱饭是从我这一代人 80 后开始。也就是联产承包制之后才开始。我爸妈那一辈人都是集体主义。饥饿是常态。
为什么适应承包制,很简单,在农村劳动力没有出路的情况下,只传统农业才能维持社会稳定。在能吃饱饭的情况下,或许有鸡鸣狗盗。有车匪路霸。但是没有大规模流民。能稳定社会。
只有一个社会持续稳定。才有资格谈发展。这也是这么多年以来,维稳一直是重中之重得根本原因。
中国的 “家庭联产承包制” 貌似实行了 2000 多年吧!
我大秦、大汉到大清、民国时期貌似没有合作社!
土改不是分田吗?那首歌唱得好,“分田分地真忙”。
不知道题主目前是否处于学龄前。
建国之初全国 4 亿人,尚有额 3 年灾害之类的问题,80 年代有 10 亿人口,其中农民就有 8 亿人,而耕地有增加么?怎么解决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
与其说是积极性提高,不如说是农民的自主性变高了,这里大概举出两个原因。
一方面是制度的改变,其中并不只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本质上是允许农民从事更多的经济性活动,比如允许私人办厂雇人工作,或者让农民进城工作,又或者种植经济作物等等。
另一方面,生产力的提高也加大了农民的自主性。威廉韩丁在 大跃退 里写他询问某地农民产量提高的原因,农民很多回答自己种田比以前更卖力了。又问到化肥之类的农业技术,农民表示其中也有很大关系。于是又问为什么以前不用化肥,回答是没钱,或者买不到之类的。
可以看到这两个原因之间的联系也是比较紧密的。
一个方面是当年搞工业化的时候疯狂从农村吸血(交公粮),一个方面就是当时公社采取的分配制度是平均分配(导致所谓积极性不高的主要原因),另一个方面是当年工业化程度低,化肥与农机的使用率低。
以下是在网上搜集到的一个中国历年粮食总产量的统计。可以看到中国的粮食总产自 1962 年开始一直都是稳定增长的,在普及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并没有出现爆发式的增长。
年度 粮食产量(万吨) 人口(万人) 人均粮食(公斤 / 人)
1949 11318 54167 208.9464065
1950 13213 55196 239.3832886
1951 14369 56300 255.2220249
1952 16392 57482 285.1675307
1953 16683 58796 283.7437921
1954 16952 60266 281.2862974
1955 18394 61465 299.2597413
1956 19275 62828 306.7899663
1957 19505 64653 301.68747
1958 19765 65994 299.496924
1959 16968 67207 252.4737007
1960 14385 66207 217.273098
1961 13650 65859 207.2609666
1962 15441 67295 229.452411
1963 17000 69172 245.764182
1964 18750 70499 265.9612193
1965 19453 72538 268.1766798
1966 21400 74542 287.0864747
1967 21782 76368 285.2241777
1968 20906 78534 266.2031731
1969 21097 80671 261.5190093
1970 23996 82992 289.1363023
1971 25014 85229 293.4916519
1972 24048 87177 275.8525758
1973 26494 89211 296.981314
1974 27527 90859 302.9639331
1975 28452 92420 307.8554425
1976 28631 93717 305.504871
1977 28273 94974 297.6919999
1978 30477 96259 316.6145503
1979 33212 97542 340.4892252
1980 32056 98705 324.765716
1981 32502 100072 324.786154
1982 35450 101654 348.7319732
1983 38728 103008 375.9707984
1984 40731 104357 390.3044357
1985 37911 105851 358.1543868
1986 39151 107507 364.1716353
1987 40473 109300 370.2927722
1988 39404 111026 354.9078594
1989 40755 112704 361.6109455
1990 44624 114333 390.298514
1991 43529 115823 375.8234548
1992 44266 117171 377.7897261
1993 45649 118517 385.1683725
1994 44510 119850 371.3808928
1995 46662 121121 385.2511125
1996 50454 122389 412.2429303
1997 49417 123626 399.7298303
1998 51230 124761 410.6251152
1999 50839 125786 404.1705754
2000 46218 126743 364.6591922
2001 45262 127627 354.6428264
2002 45711 128453 355.8577846
2003 43067 129227 333.2662679
2004 46947 129988 361.1641075
2005 48401 130756 370.1627459
2006 49746 131448 378.4462297
2007 50150 132129 379.5533153
2008 52850 132802 397.9608741
这个问题我读书的时候没有产生过怀疑,一直觉得是积极性推动粮食增产。爸妈 66 年出生,经过了这个年代,我们这里是 82 年分田到户,那时候爸妈 18 岁,妈妈说分单干后,一下子就吃饱饭了。我就觉得挺奇怪到底是为啥,我问了父母亲单位亩产有没有变化。父母亲也说不上来归根到底有两个变化是我爸妈感触最大的:
一是原来大家一起干,收了粮食三提五统后村集体分粮食,这里头村干部权力很大。那时候村子里有一个小混混半夜去粮库偷粮食,没人敢管。村干部自己给自己亲朋多分点,称上面做手脚很容易。一般村民辛苦一年没多少粮食分到手。我爸妈说基本都是吃番薯野菜为主。番薯上面放一小把米。单干以后这个被村干部贪污或者被偷窃的应该损耗少了很多。
二是肥料的作用很大,搞过农业的都知道,有肥料和没肥料的区别。以前是一把拉水车去拉氨水,到后面用尿素,这个差别太大了。
三是积极性问题,荒地边角地都种上番薯菜,一下子生活就大大改善了。
承认人与人之间有差距咋就那么难呢?!!承认制度政策有问题同理。76-80 年这类分析争论还少吗?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实际经历了甚至主导了计划经济的人,他们傻吗?再者,苏联的例子不也在那边摆着吗?90 年代到现在对其研究的也不少啊,看看普京是怎么总结的。
是资本主义性质 争权夺利,个人主义性质的积极性
不是社会主义性质 比学赶帮,集体主义的积极性
公社化和联产承包 本质上都是制度的改革
但是出发点不一样
而且实行的物质条件也不一样
我这里就不放教员时代和改革开放的工农业总产值数据对比了 可以自己找来看
对比一下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增率 不要单纯对比数据!
GDP 那些纯粹庸俗经济学的东西 还不如工农业总产值实在 对不对?
不也应该看看制度和生产力的适配是如何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么?
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始作俑者,啥时候才温饱,啥时候才脱贫?
大自然的威力、肥料产业的发展,以及公社化阶段无回报率投资的贡献共同促进了这一结果。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设土地产量是 3-5 所有因素造成的生活成本包括税收等,归类为 1-3。
按照懒汉论真的成立,公社产能为 3,单干产能为 5 只需要调整占输出比例较大的税收就能造成剩余多还是少
回去问问老人们就知道了。自从用了化肥,粮食产量提升 1 倍多。再加上杂交玉米、小麦、水稻。并不是因为分田。几千年土地就这样了,小农经济要是能提升产量。千年以前就该达到现在这产量了。关键信这套说辞的一大批。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以前封建时期各家种各家地区别很大吗
有农药化肥除草剂谁用粪肥啊?
积极性那么万能,那么大秦农民和大明农民一定很富裕吧!?
你告诉我,共产党击败国民党的原因是土地革命吗?
包产到户都包了几千年了
我不是很了解那段时间的历史 但我认为增产道主要原因是化肥的大规模使用。
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造成的 还有改良稻
我知道一个因素: Tg 造出来了核潜艇。
化肥产量
水利设施
税收政策
那我建议提高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刺激劳工积极性,这不比家庭联产承包更能刺激积极性吗。
农业的底层在于土水肥种,以及之后人的介入,过程中的技术性操作,组织的效果,种种无需我之赘述。
所谓的积极性,不过是一句空谈,实际影响并不大,然而此处指狭义之积极性。
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我们建国以来的农业情况就是一个发展的趋势,除了五七和六六的运动以外,一个逻辑,在不出现绝对限制 (当前科技极限或者供应绝对饱和或者强制因素),有何种理由其不会进步?
如果我们说到广义的积极性,即人对外界的自由反馈,那才是此制度的目的。
建国之初的情况是二十万的大学生,其中大部分是文科,薄弱的产业基础。
然而,在广泛自耕农的情况下,无法推进工业的发展,比如,如何让农民老老实实地低价上供其产出,如何在低端产品可以靠民间手工人供应的情况下让农民自愿购买相关农具,如何让分散的个人自行筹建水利工程,如何加强对盲流的控制使其不涌入城市并承接在乡土权力真空后的治安问题。
以上的种种,都是早期的现实问题。
但在七十年代,毛和大多数人都形成了开放的共识,准确来说一开始的 “一边倒” 就是不得不(因为被全面封锁),这个时候让富余的劳动力解放思想就是一个必要的了,譬如乡镇企业乃至之后的县域经济,甚至我们的城市化进程都是依靠这群人完成了大半。
苏联的一则笑话,将军的儿子问将军自己能当元帅吗,答案不言自明,元帅也有儿子。既得利益集团凭借其对资源的绝对垄断实现了代际传承,事实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利益分配 (房地产,股市,互联网) 对应的最晚是 80 后,而现如今我们已经不能单纯的用城乡来评判其利益之相对冲突,但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 东汉开始,豪族开始挤占士族的利益空间,但都与泥腿子无何关系。
现代社会的所有制已经混淆,比如国有企业的存在,其利润不能直接归于国民,那么于私有企业之缴税,有何关系? 现代私有企业往往摆脱了家族制,而是职业经理人的模式,于国有企业都在同一法律框架下运行,再想想乌克兰之前对中国即将吞下的企业的国有化,或者美国对私有企业的政策支持。我们可以说,在职员这一套公司运行的体系之外,任何公司的另一种运行体系,资本的运行,它不在乎公司归谁所有,甚至更倾向于介入足够多的企业,层层交错的控制已求资本的保值和利益之最大化,如黑岩和众多资本运作之公司。
问题在于: 纵然现代社会贫者不会更穷,但富者只会更富。资本 (准确来说是对人类社会的一切产品之抽象,科幻一点说是积分也不为过,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统计和流转的工具)无需节制,其流转在于资源的配置与利用。而后我们谈下一个观点,资本无罪,资本家有罪,资本的运行不需要资本家,经济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都可以管理和运行,然而资本的主要受益人,其天然对社会有侵吞,抹杀人类社会的普遍正义。
上梁不正下梁歪,二梁不正倒下来;都交给时间嘛,总归要有人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以前写的一篇回答,部分切题。
毛主席说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中国人民为了吃得饱、吃得好付出了那些努力?
在教科书上有两个结论,一是家庭联产承包制提高了积极性,提高了粮食产量。二是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这两个结论的可信度一样,都是改革开放后同时得出的一批结论。
小佑读书的时候苦啊。
早上 7 点到学校,早自习,上午课,中午只能休息一小时,下午继续上课,吃了晚饭还要上晚自习。
每天要刷几十套的黄冈密卷,晚上十多点才能放学,学习学的昏天暗地,零花钱基本没的,只能吃食堂饭。
终于某天小佑毕业了,工作了。公司每月工资 1800,只上 12 个小时班,老板还说了,好好干,年底给发奖金,三年总工,五年项目经理走上人生巅峰。
太好了!日子好起来了!
每次想到读书吃的那些苦,小佑就恨得牙痒痒,早知上班如此好,哪些沙皮要读书!读书好?把你们送回去读书好不好?
少量原因
主要考虑化肥、水利、种子这些客观条件改善
尤其是化肥
小农经济了几千年也没见生产积极性提高过
积极性……
精神由物质决定
就是化肥的功劳。
50 年代苏联以化肥技术制约我们,交恶后我们就剩下天然肥和一些和现在比落后的化肥工业。
这个时候摆在面前两条路,吃饱饭还是原子弹。(铀需要化肥提炼出来)我们成功点出原子弹后苏联就不敢入侵了。
70 年代初化肥产量 100 万吨,然后是中美建交,引入西方化肥工业,这个搭建要好几年时间,70 年代末化肥产量 1000 万吨终于吃饱了饭。这个时候还没包产到户。
如果包产到户有用,朝鲜为什么那么苦,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点出化肥工业,同时他们走了我们的路,用联合国援助的本该用来种田的化肥点了原子弹科技。
目前掌握原子弹的就是五常和印度、巴基斯坦、朝鲜、以色列。五常外的拥核国家不具备化肥工业,所以他们的原子弹也是有限的。
而没有原子弹却有化肥工业的应该是日本、德国。他们想造原子弹随时造。
化肥增加,农药增加,人工增加!
为什么一个大包干就能代替中国人民前二十年工农业的努力啊,就是中间有大跃进,起码化肥工业也上来了啊
不是因为你勤劳粮食产量就会提高,之后化肥的普及。包括今天我们家种地,如果不撒化肥的话,也就只能种玉米,还有种红薯这些高产量的粮食,才能保证我们一家 4 口吃饱,小麦就不要想了,不撒化肥粮食产量非常低。
人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但是,发挥主观能动性也要遵循客观规律。
一个噱头,贡献祥瑞,瞌睡来了遇枕头而已
团结才是力量,不然龙多不下雨。
神在第六日造了积极性。
神就赐福给积极性,又对积极性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事就这样成了。
神看所造的积极性是好的,就赐福给积极性……
手段而已,顺应人民要求的手段。
过去公社化可以提高积极性,那就公社化。
后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可以提高积极性,那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不同的是公社化靠的是 spirit 激励,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靠的是 substance 激励。哪个更实在不用说了吧 ?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产量提高?如果您查阅了统计数据,是不是忽略了化肥、种子的贡献?
借用网友的台词:
1.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2. 包产到户,一包就灵
3.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小岗村十八户,死都不怕,就怕多出力多多出功,宁肯饿死,坚持三个和尚没有水喝。第二年,分田到户,大家都有饭吃了。可见这十八户就是如此心性,然后有人说包产到户就有饭吃,没有饭吃的话,那就是饿死活该。我们家父辈兄弟七八个,那时候特别希望包产到户,那些人丁单薄的家庭千万不要占我们家的光。过去一亩田要很多人,现在一个人可以耕很多亩田。为什么,是因为人变成神啦!
以善为本聊世间百态(原创)
不是。
这只是为了打破人民公社形成的农业发展模式搞的政治宣传。
粮食产量的提高是因为杂交种植、农药化肥、科学灌溉起的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离开了杂交种植、农药化肥、科学灌溉,分田到户后还是不能提高粮食产量。反而是,阻碍了农业现代化发展。
农业统一经营是大势所趋。分田到户后出现的不少农田抛荒现象就可以改变了。
分田到户不利于农业现代化发展需要,是农业发展的倒退。不难看出,农业统一经营比分田到户好。
因为,几十年来农业在分田到户中难以向机械化、规模化、精细化、高效化发展。农业现代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落后很多。
农业统一经营有两条途径:一、集体农场经营,属于公有制形式;二、地主农场经营,属于私有制形式。
在社会主义国家,集体农场经营是最好的农业统一经营途径,能够让农民共同富裕。
至今为止,在分田到户中大多数农民难以走上富裕的道路,仍有一部分农民处在温饱中。
虽然,这些年农业出现了:公司+农户、土地流转、土地入股等农业经营模式。但是,做到农业统一经营还存在一些管理不足的问题。
地主农场经营也是实现农业统一经营的途径。不过,农民就成了为地主的打工者;同样是很难走上富裕之路的。从农民利益不受损害考虑,是不值得推行地主农场经营作为实现农业统一经营的途径。
分田到户后,对国家的计划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工业也开始实行承包经营。因此,农业的分田到户和工业的承包经营导致计划经济全面崩溃,最终走上了市场经济发展之路。
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向世界经济发展接轨了,成为世界市场经济中的中低端产业发展大国。
回头看,农业的分田到户是为工业的承包经营铺路。并不存在分田到户提高了粮食产量一说。在利用杂交种植、农药化肥、科学灌溉下,集体农场比分田到户更好。
2021.11.22.
你发现奇点了,只要不断的在这两种模式切换,能解决全宇宙粮食问题
这个问题很好回答:
科学是不是第一生产力?
如果是,那就有答案了,如果不是,那要科学做什么?
感谢老人家打的化肥基础,重工业基础,国防基础。
感谢化肥普及,地膜普及还有降水线北移等等
不经过公社水利工程能建起来吗,农村修一条路和左邻右舍扯皮,没有公社连水利工程都会修不起来,只会是个封建社会翻版,古代也是分田到户的,生产力也就那个样子经常饿死人,
产量提高是因为建国后那几十年坚持不懈的修水库,修河道,打机井,还有引进的化肥农药技术,没有化肥农药,你就是种得好了有奖金他亩产也高不了。
重点其实是开放,虽然宣传方向主要是各种改革,但实际上是一团糟。当你想了解当时的细节时会是一片空白。
公社化大幅集中了生产力,同时提高了生产积极性,还有效的实现了扩大再生产(集中建水利、化肥厂)。
分田成功的把集中起来的生产力打没了,破坏了扩大再生产的基础,以便把农业工人按照叛徒的需求改造成农民工
工厂产出提高靠的是升级设备,不是让工人连续工作 16 小时
工业化是主要原因。化肥,更好的农具(钢铁),机械化,是产量提高的主要原因。其他可以忽略不计。
化肥。
分产到户后,我爸妈干的可卖力了,亩产四五百斤。我还是要吃棒子面饼子,我可喜欢吃了,尤其是配上青萝卜,香。
我爸胆子比较大,去买了一个小麦种子,那一年,我家的小麦产量全村最高,不到 800 斤。很多邻居到家让我爸给留种子。
前两年我回家,问我妈现在小麦产量,老太太说,现在都有一千多斤了。现在人干活可没有刚大包干那时候卖力,咋整的?难道是听了流行音乐?
种肥水,缺一不可。
生娃养娃都是这个道理。
但是事情要两面看,没有新种子时,村里种地就是产量低,我也问过老人,老人说:让去施肥,抬到地头挖坑埋了。感觉不是自家的,不肯出力,地里无肥咋能长苗。那时候亩产就是两三百斤嘛。
养娃也是这个道理。
会不会承包制不是为了提高积极性,而是把农民打散,让他们去进城务工,建设我们工业。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让他们打工过好日子。
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当农民种粮没有积极性的时候,优质的种子怎么推广?增产的化肥怎么搞到地里去?水利工程谁去使用?提个积极性才是根本,别的科学进步是实现粮食增产的必要条件。
考研政治里对苏联模式基本特征已经全是批判了 这基本就体现了现在对曾经的模式的评价
农业增产非常好分析
一是技术进步,化肥 农药 水利 农机与良种多了
二是农民有积极性,吃大锅饭时存在相当一部分磨洋工的存在,这实际上打击了辛勤劳动的人积极性,反正多干少干差不多都是那个样子;公社之前是土地革命,改变土地所有制,耕者有其田,这极大解放了生产力。
三是老天爷赏饭吃,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主要是解决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匹配的问题,生产关系理顺释放了生产力
包产到户是亚细亚所有制生产方式,起源于战国秦国商鞅变法,完成于秦朝,顶峰于清朝,在民国时代残留,在新中国时期废除。
这种生产方式为旧中国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远胜于封建社会的地主和佣农生产关系,保证中国在世界封建时代雄据世界两千年,直到鸦片战争被打破淘汰。
当你在街道看见出售剩余农业产品的农民时,他就是养育中国几千年的自耕农阶级,在他身后站立着从秦朝到清朝的自耕农,他们和清朝已经过时了,淘汰了,已经无法供给整个中国,但他们能保证中国土地国有化。
我说的每一个字,你们能听懂么?知道我在说谁么,我在说两千年来中国和这片土地上的人。
每个时期的变化不一样,承包责任产量提高,是包产到户,除了上交国家以外,全都是自己的,当然积极性高,再加国家有袁仁平先生这样的农粮科学家对中国种子农业不断推进新技术,对国家粮食安全作出贡献功不可没。过去的公社化集体也是对国家解放初期后,有过贡献的一种模式。国家从一穷二白,抗战多年,基础差,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粮食自给,自力更生,修水利,公路,修渠建坝,知青下乡,部队建设兵工团打山修路,开扩农场都是公社化时期的光辉业绩。而如今很多小县区级农村都外出打工,荒山荒地,把好好的一眼望去平坦粮田基地变成高楼大厦,惋惜
人的意识不是客观存在的直接反映,不是你想产出多少就产出多少。
我的建议是了解建国以后修了八万多座水库,还有化肥产量的提升,难道是一分田产量就窜天了?粮食产量提升全依赖积极性恐怕说不通吧。
以暴,力 “革~ 命为代价,他当然可以改变这些制度的名称,但本质不会有丝毫的变化。名称只不过是一种无用的标签,一个历史学家只要能稍微深入的研究事物,就不会在意这种名称。现在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是英国,但它现在仍处于君主制度的统治下,而受专制统治最严重的是原属西班牙的那些共和国,尽管他们实行的是共和制。
——《乌合之众》
小农经济罢了。
前后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所以……
说白了还是工业化水平的问题,没有化肥农药和农业科技,产量就是上不来的
另外需要再说一句,联产承包责任制影响最大的不是产量和积极性,而已分配模式变了。国家留的少了,个人留的多了,所以才能吃饱饭。
别撕逼了。没有意义。自己看一下粮食产量历年增长。你会发现,没有计划生育,现在照样挨饿
你相信国企和私企的力量对比,不就知道了吗?
一个长辈跟我讲过,三自一包那段日子要比前后好过一点
转载
https://www.zhihu.com/answer/2410243954
https://www.zhihu.com/answer/2413257718
恰好,60 年代刚开始的三年安徽试验过包产到户,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数据。
安徽实验包产到户的那三年:
1960:
产量(单位:万吨)
全国:14384.5
安徽:674.6
1961:
产量(单位:万吨)
全国:13650.0
安徽:629.0
增长率
全国:-5.1%
安徽:-6.8%
1962:
产量(单位:万吨)
全国:15441.0
安徽:670.7
增长率
全国:13.1%
安徽:6.6%
1963:
产量(单位:万吨)
全国:17000.0
安徽:697.7
增长率
全国:10.1%
安徽:4%
数据来源:
安徽 https://wk.baidu.com/view/35ddfacf091c59eef8c75fbfc77da26924c596cd?pcf=2&bfetype=new
全国
产量高低起决于管理和技术水平,二者缺一不可,家庭联产承包制主要是提高管理来提高产量,这种方式只适合自私自利之心较重的群体,这种群体搞大集体生产在管理上一般不成功。要搞大集体生产必须先改造群体成员的自私自利之心。
产量高了也不好,因为领导让大家每天吃五顿饭。
合作化乃至集体化农业本来就是比单干,换言之,就是变相的小农经济,要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产量能不提高吗?积极性再高也不能当化肥撒,不能当农机开,最多短期增产。而要长期增产,就只有靠机械化和化肥推广。而这种现代化农业模式由于生产规模的原因,显然更适合合作化乃至集体化农业。所以哪怕是现在,合作化和集体化农业也还是能增产。你若要不信,请问小岗村为什么是后来重新推行合作化集体化了才小康?
就农村种地那点活,磨洋工怎么了?那么多人,就是在磨洋工也耽误不了事。一个人一天收两亩玉米,连掰玉米,砍玉米杆,把玉米杆运走,锄掉玉米碴子,犁地,一气呵成。
不是,你看看带头分田的小岗村什么时候脱贫
1. 机器没有荒废。
我自己之前在河南做调研闲聊的时候问过一些农民,结论就是:都成私人的了。
农村人的爱惜物品是你们想象不到,我老家一句话:坷垃蛋(土块)都有用处。树叶子捡回家烧锅、地上的一点粪蛋都拿回家,怎么可能会让机器白白的生锈成铁,卖废铁也不可能让他闲着生锈。
2. 分地以后有合作
我老家分地以后,过去的小队叫片,小队长叫片长。不少片就把荒地给分了,又开出新的耕地。但一些耕地用水不便,谁用水就出钱,凑了钱请人来挖井。
过去的机器老化以后,也卖了换成新的,新的机器也是每家每户凑点钱。我妈刚才还说,比如拖麦子,过去是拉着一个碾子碾压,因为太落后,也坏的不成样,就换成那种脱粒机。
加钱。
因为满头乱发没法抓,编成辫子就好抓
第一个是交易成本,公社化把生产,流通,分配的交易成本内化,农业能够直接服务和对接工业
第二个是分配,计划经济条件下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得到较合适的配置
第三个是制度,公社化为代表的集体制度初期边际收益仍较高,制度倦怠期未到
第四个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农民积极性,三大改造后是对过去封建土地制度和私有制度的彻底否定,集体主义思想在中国得到加强,农民有劳动的动力,但是由于缺乏绩效考核和劳动成果分配,农民后期积极性降低。
主要是靠化肥 机械化和杂交水稻吧
其实我觉得,绝对的平分配上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倒像是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
无论是集体农业还是大包干,主要目的都不是农业增产。
集体农业是为了获取农业剩余,发展工业。
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向轻工业和生活消费品投资,原本用于农业扩大再生产的资源变得紧张,便希望农村回归小农经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来减少农业对国家投资的需求。
应该是化肥农药的使用,没有化肥农药一般亩产也就几百斤,这还是丰收年,遇到旱灾涝灾,风刮倒倒伏颗粒无收也是常见的
我妈经常因为回忆起当年挨饿流泪。我问她,什么时候开始吃饱饭的?她的回答极其简单:“分田到户第二年就有饭吃了!” 你们觉得这一年时间是因为工业化?所以在同等生产力的情况下,不同组织形式肯定有作用。
我母亲出生于 1948 年,因为出生不好,改革开放前夹着尾巴做人,半辈子抬不起头任人欺负。乃至改开后我 1983 年出生,因为超生我妈不敢去医院,还好医院不远,医生到家里接生,骂我妈真傻!你们说那么多大道理我不懂,但是改开后吃饱了,人也有尊严了。
当然,我是一历史老师,我当然知道建国前三十年工业化的重要性,但是有些事情对于农村和农民,有多么惨烈,不是农村长大的无法理解和想象。
中国古代土地制度:
井田制 –>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中国现代土地制度:
人民公社 –> 家庭联产承包
怎么样 是不是很像
题主你仔细想想
行政指令和规划指标能把母猪撵上树吗?
那难道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就能把母猪撵上树了?
四三方案是 73 年初提出来的,全面完工可能是八十年代,这主要是化肥。水利那方面,现在国内大多数中小型水利是太祖爷时期搞的
拉倒吧!
田地产量和你所谓的公社制度没啥关系!
田地产量的提高主要原因是科技进步!土壤改良,种子改良,灌溉技术改良,农药改良,农机改良等等!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不矛盾,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各有优缺点,现在在承包制上加了合作社,取了长也补了短。
就事论事,不黑不吹
农村种地是大事,种地需要水利设施,小时候的水渠大部分都是公社时期修的,分产到户 (90 年代) 大多是维护性的工作,但还可以用,亩产量稳步上升, 20 年开始水渠老化破损,也没人维护了,又变成了靠天吃饭的情况,你说可笑不
公社真的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把人锁在这块土地上 (这个有好有坏),有了公社就有了组织,可以一起对抗风险,单干后吃的是公社时的红利,红利吃完后就没人投入了,是不是和私营企业很像啊 (享受社会资源但很少反抚社会),现在农村各过各的,宗族也被打散,缺少凝聚力
主要是因为化肥的大量进口使用,才提高了粮食产量。
包产到户,每家一二亩多地,倒退到几千年前的农业模式。对比一下美国二百万农民耕种比中国更多的耕地。中国七亿农民的生产效率可见一斑。
农业生产效率的持续低下,造成整个社会生产率难以提升。
还任重道远呢我的国。
当积极性普遍很低的时候,提高积极性可以显著提高产量。但不能脱离其他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无限度的提高。
争论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底争论的做蛋糕的问题还是分蛋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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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看粮食产量变化,请问谁能看出来哪一年是分田到户,哪一年没有分田到户?
再看看人口总数情况
1. 积极性不是万能的,但是积极性有用。
2.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3. 在农民看来,能留在自己手里的有多少也很重要,这就涉及到分配制度了。
自行搜索 1975 年政府工作报告
我看了下里面的回答,说到点上的很少,建议看一下温铁军的《经济危机及其应对的中国经验》相关视频,第三章节和第四章节里的内容有你想要的详细答案
公社化之后产量提高是因为可以共用,互助,合作有这个好处。
家庭联产成本后产量可以提高是因为种的是自己的,有激励的好处。
想起了《多收了三五斗》。 产量是否提高跟分配到农民手里的是两码事。
产量提高主要的原因是科技的进步
种子改良和各地化肥厂的建立,从根本提高了生产力
生产关系只是生产力提高的影响因素,而不是决定因素
无论是家庭联产承包制,还是公社化
都是生产关系的调整,适应了当时的社会方方面面,总而提高了产量
但是要在根本上产生质变,必须是科技的力量。种子、化肥的进步才是我国粮食产量 80 年代以后大跨越的根本。。
好比几千来来,没有化肥 / 种子的改良。。中国的亩产基本都是 300-400 斤的水平
随着 70 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化肥技术引进和杂交水稻为代表的种子改良
才使得我国的粮食产量有了巨大飞跃
记得我曾问过种了一辈子地的爷爷
记忆中粮食产量是什么时候开始提高的?
转社以后开始的。
为什么会提高?
国家搞了化肥,农药,拖拉机,还有种子好
是缓慢提高的还是突然提高的?
是慢慢提高的。
积极性肯定有一定提高,但是意义不大
又不是人人都是保尔柯察金,当然会因为有利益提高积极性,要是人人都能有很高的很高的热情一心奔着共产主义那还行,没办法啊
不可否认的是分田以后农民的工作积极性确实提高了很多
从局部来说,不少地方农民积极开荒
自己的地多了起来
不知道这些占比多大
但起码在公社无力的情况下
通过自己的劳动,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一些
但要说到产量提高
和积极性其实关系不太大
主要还是得益于种子,化肥等技术的进步
积极性只能说把工作干的漂亮些,有益但不是主要因素
这事我在饭桌上问过家里人,当时家人想了一下,告诉我增产的原因是因为化肥,并且抱怨当时化肥不好买。
从小我爸就和我门说,小时候吃不饱,我爷爷做事又慢,又老实,在公社里赚不到什么积分。眼看奶奶和家里六个孩子饿得快不行了,只能到地里偷地瓜,只拿了一个,就被游行批斗。我奶奶饿到全身水肿,也从公社地里抓了把菜,被绑在木桩上三天。这些都是真实的故事!我渐渐明白,小时候回老家,为什么米饭掉桌上一粒,我奶奶第一时间抓起来吃了。
后来,改革开放,开始分田,我爷爷一辈子把甜当宝。
你觉得呢?
当然不是,小农经济几千年来已经证明是落后体制,现在中国粮仓东北也是大农场制度,粮食增产是因为机械化普及和化肥产量的提高。
你们都说错了。大跃进才是产量巅峰。公社化算得了什么,知乎真是什么妖魔鬼怪都来提问题
家里人说,积极性和技术占一半一半吧
一句话,饮鸩止渴。目的就是为了减小农民形成 “组织”,就不能为城市提供 “农民工”。不能被剥削
因为核潜艇技术获得了突破。制造化肥的工艺和核潜艇一项工艺相同。
大跃进时期人民的积极性也高的很,那为什么教科书就不这么说,所以得出结论,积极性只对农业有效?。
土改貌似和公社化是两回事,先有的土改,把地主的地都分给农民,后来搞公社化,把分给农民的地全都上交国家,归集体所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改革开放后,把土地的使用权分别承包到各个家庭中,理论上这时候农民分到的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地还是国家的,只不过农民有使用权。
真是人嘴两张皮,说啥都有理。有些事可以正着说,还可以反着说,知乎还真就是这样。还可以引经据典,各种统计数据给你往上面列,你乍一看还真有道理。建议大家看回答有点自己的见解,别看他们数据列的多,有时候就是胡说八道。
舆论导向嘛。在知乎上刷到这种问题,很容易能想到提问者想要什么样的回答。
请问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和
大幅提高农民积极性
有本质区别吗?
没有
因为始作俑者就是那拨人
看看刷先分地的小岗村和坚持集体的华西村就知道了
一种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一种是生产关系水平的提高。不可说不可细说
我家辽宁一个小县,听岁数大些的人说,在合作社的比现在干活干的多的多。过去,就算是大冬天也还要出工干活,累的很。现在,就基本全是猫冬了。
前三十年打基础!基础!
众所周知,某些人眼中赛里斯七十多年来一直在吃前三十年的老本吃了四十年,堪比虚空灶屋的神迹
1.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实起到了作用,这是《简史》里明确指出的(《简史》里还指出了另外一点:“三权分置” 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改革的又一重大制度创新);
2. 产量提高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科学技术的进步;
3. 不要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割裂开来看,那是形而上学的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
别的地方不说,反正包产到户之后,黑龙江这边的乡贤和农场连队长什么的可是高兴的要命啊。
当初零几年的时候就有好多收入过百万的了。
嗯,其他人说的都各有道理,我也说不出更多了,那我来补充一下吧,那就是不要忘记中国是一个大国,领土广大,一个方面利好的政策到了另一边就不一定了。我记得知乎上有人说有一个人民公社拒绝分产到户的(只有一个,全国只有一个)
我爷爷今年 75 了。他说刚开始小时候公社吃的很好,油条,炸豆腐炖粉条鸡蛋,肉(比较少),白面条…… 但是到了三年自然灾害就不行了,差不多同时期苏联也不跟咱玩了,生活上就吃不饱饭了,他说十几岁时候经常饿的跑到地里吃红薯叶。其实想想吃不饱饭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中苏交恶,还贷款,只能用矿产品和农产品还。种子化肥不行,产量低。人口爆炸。到我爸小时候,他说不至于饿肚子,但是经常吃红薯,以至于现在他一口红薯都不吃,我爸小时候也仅限于能吃饱不挨饿,但是还做不到顿顿白面大米。我小时候记事起就吃的白面,但是那时候吃肉少,很馋肉,现在已经天天有肉吃了,反而喜欢吃蔬菜。
分田是为了让农村人口释放到城市中促进工业发展,提高农业产量的是化肥的工业化生产和机械化耕作的普及。
如果把农村公社当成一个公司
联产承包相当于给员工一个期权或者明确的绩效分配制度,干的多搞的好,自己拿的就多。
原先就是吃大锅饭的企业,说着大家一起把蛋糕做大了分的多。但是一年到头反正怎么干分的差不多。
各位知友,是想去第一种企业还是吃大锅饭的企业。
人性从来不会变化。
土地集中化管理不是不好,但当时的问题,一方面的机械普及难以到位,很多的地形,以当时的机械没办法普及,另外就是不干活的人太多,管理的可能比下地的都多。
联产承包制解决的就是那些不干活的人,让他们另谋出路。
这种吃公家饭,但却不干活的,在现在也有,一个小小的部门,十几个人,领导占一半……
所以国企在不断改制。
你说的这个提高是农民拿到手的产量提高了还是全国总产量提高了?
合作社就是为了合作共赢。但是多数人都是小农思想,给他们讲合作共赢虽然口头上说明白了,倒是心里肯本不信,一看到别人偷奸耍滑没得到惩罚,自然也跟着偷奸耍滑,一些人出工不出力,合作社越吃越穷。
争论不休的根本原因,不想承认科学技术是发展农业的根本出路。
我觉得大家漏算了一个点,人口。我并没有做过深入的调研,但我发现,大家在控制变量的时候都没有说人口的问题。
大家或多或少应该都对温老的八次危机有印象,在讲农村蓄水池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温老大致表达过这么一个意思,农业只要投入的人口多,农业产出就会增加,所以农村才会变成蓄水池。
当时没有实行生育政策,很多地方人口增长了很多,所以理论上粮食增产是合理的。至于我这个观点有没有道理,欢迎来和我讨论。
其实我个人觉得相比于纠结过去的问题,不如想一想如何解决当下的问题,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而现在的问题不会因为我们争论过去的问题得到解决。而且无论大家想用什么方式解决问题,都应该能够给出一套完整详实的解决方案,我觉得这才是当下最该做的事情。
你可以在《制度、技术和中国的农业发展》这本书里找到详细的答案。
另外我记得公社化大概是 58 年底搞出来的吧,公社化之后不就是 59-61 年三年自然灾害吗,产量应该没提高啊
有种地的积极性,怎么还去打工?
古代也有很多自耕农,产量很高吗?科技的发展自然带来产量的提高
水利增长空间大,积极性高,人均土地少,积极性低。后发优势。
“土、肥、水、种” 对比 “积极性”
自己判断吧!
有人做过量化研究,研究粮食产量的变化
化肥增加对于产量的提升占据 6 成以上的作用
气候因素不明,劳动力的影响似乎不大,机械化对于产量提升似乎没有用,剩余的应该是制度的影响,不过即使考虑这个影响,也只是在改革前两年发挥作用
在改革初期,其实是以省为单位的,不同省之间固有禀赋和政策差异比较大,所以有偏差很正常。
有空把资料找出来贴上。
先问是不是,再问有没有。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产量了吗?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于小岗村,所谓 18 个手印的故事。但是,小岗村并未因此脱贫啊。
小岗村脱贫是 2000 年后的事情了,改为集体所有制之后才脱的贫。
所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积极性带来产量的提高,是宣传的要求,那个时候要求宣传联产承包一抓就灵,谁敢反着来谁就下去,甚至判刑。
按说呢,集约生产应该更高效,而分田到户可能相对更公平。但是实际情况是集约的高效是以有效管理为前提的,这个前提至少在改开前是严重不具备的。
前些年,一个长我几岁的出租车司机跟我抱怨,说怀念几十年以前在单位上班时候的工作状态,他说那时候,只要不愿意上班,找人开个假条,厂长什么话也不敢说,也不敢扣钱,就算正常上班也可以出工不出力,这才是真正主人翁。现在不上班就没钱,这日子比以前差远了。
类似的问题 ,改革前就主要靠个人自觉,但是没有真正有效的激励方法,能长期保持自觉的人会有多少,大概真不太多。
前一阵看了一个说法,是 “分田” 没有提高积极性:
说实话,我确实在这张图里看不出来,之后,我大概花了二十分钟不到的时间找了找资料,然后:
嗯,好像第一张图标注的事件不是 78 年和 82 年吧!
简单回答一下,分田之后积极性的提高有相当大的原因是对 “相对私有” 的肯定,这事实上导致了大规模的开垦荒地,而粮食产量也事实上真的提升了。公社,尤其是建设初期,有清理土地边界、推广劳动知识、配发先进工具等等诸多因素,而且正好赶上中国五十年以来真正的和平时期,生产效率是肯定能上升的。而且,“人民公社” 事实上算是老树新花,只要政策合理,其实是相当积极的政策。
更详细的可以看一下我之前写的文章:
Pinko Rocket:我们应该 “分田单干” 么?(上)——从历史的经验简单谈谈
这段历史没经历过,不敢乱说。
不过最近有部基本写实,取材真实 “人物” 的电视剧《闵宁村》是个很好的参照。由于有原型,因此,该剧实际情况应该基本属实。
这已经是 2000 年前的中国农村,离家庭联产承包制已经 20 年。
你说分田对西海固对闵宁村有什么意义吗?
没有。在与化肥、种子、水利以及农业经济作物比较下,分田基本毫无意义。
没有青铜峡,应该不会有闵宁村;
没有蘑菇,应该不会有闵宁镇;
没有葡萄,应该不会有退耕还林。
包产到户前期主要解决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
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我国化肥终于跟得上趟了,技术上和精神上相辅相成。
我这不是说套话,是真的。
1、家庭联产承包提高积极性
2、全国范围建设的灌溉工程
3、化肥的大面积使用
4、科学种植方法的推广,包括品种改良
这些都很重要,要说质的影响,化肥应该记首功。
想想你现在的工作,如果摸鱼的时间都用来干活,一天有个 4-5 个小时高效率工作,那生产力的提升有多大。
科技发展以及吃白饭的少了
因为土改是从原来的封建土地制度,也就是地主所有制改过来的,不是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过来的,实际上这里面涉及到的是三种土地制度,而这三种的实用性排序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公有制 > 地主所有制
土改后农民的积极性同样也得到了提高。
但是该生产制度已经不适宜了
这两个制度,本质上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将土地还给农民耕种,为什么要用 “也会”?你是将土改和公社搞混了吧
初中政治都白学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什么关系都忘了吗?难道不知道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吗?
再搞回所谓的集体制就是制造一批资本家和大量无产者!!!!
新中国的农村,战争打了 10 几年。农民自己单干,根本无法生存。他们必须有组织的团结起来,建设改造环境。
有了基础之后,才能以小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小家庭的积极性更高。
小农经济当然是无法于工业社会竞争,所以我们要进入工业社会。
各位答主什么时候才能明白,粮食产量不是由单一因素决定的……
土地产量的提高完全得益于化肥产量的提高,其他的没有太大关系,没有化肥哪怕你再积极,天天住在地里也不会让地里多长粮食,土改后的产量提高是因为之前中国之前没有化肥厂,种地用来还是老一套的农家肥,量小还低效,建国后有了一些改善但产量依然不足,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的产量提高最主要的的原因是在之前的三线建设中在全国各地建造了大量的氨肥工厂,和是集体制还是个人制没有太大的关系
自己父辈祖辈不在吗?问问当事人呗
所有人都该学点统计学。
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因素贡献率不同。
退一步说,水肥种药机能占 90%,劳动积极性占 10%。但也不能说分田毫无关系。
好比,一个壮汉之所以满身腱子肉,肯定是和各种食物,锻炼有关。
如果有人要说,他壮和吃土豆有关。听起来当然荒谬。
但他十二三岁穷的快饿死时,煮土豆能让他先活下来。
家庭联产责任制肯定有助于提高积极性和自主性,但产量的提高,肯定不是这一个因素的结果。而提高了自主性也有利于后来的农民的流动,这使农民工成为城市大发展的重要支持力量。带来了城市的大变化。比如大量的高楼大厦的建设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所以,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影响是综合的。而自主性的出现,也为现在的农民的自主联合之类提供了条件。
集体经济问题太多了,我县有核桃我们反而吃不起,全用来换外汇,现在核桃 6 元一斤,比菜都便宜,集体经济下资源浪费严重,到处都是同类小工厂,积压严重
不是,老人说是用上了化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如果你找不出一个不靠大企业资助,不靠政府扶贫搞乡村旅游,单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富起来的村庄的话,你拿再多的所谓 “数据” 所谓 “证据” 都等于一个又响又臭还恶心人的屁!
以员工的角度和以老板的角度看问题会有天壤之别。没有什么是天经地义,而员工的角度老是认为我应该得到这些,根本不考虑公司的运营状态。
连承包责任制是当时的伟大之举,所有事情没有人都是零,有人没有积极性、没有主人翁的态度只会内耗。我们都应该感谢小平的承包制,而不是质疑。
路过,感觉几个高票的答案,否定了当时最好的制度。不知道什么意思。
分田到户,把人的积极性解放出来了。自己的地种出多少,除了交一部分公粮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激活所有的农民。
所以连续几年农业大幅增长。农民终于可以吃饱饭了。
感觉风气非常不正,这个问题的高票答案。
被 1000 米恐惧症,拉黑了,这几回复几句
第一段你引用小平总理报告,上面内容,人口增长 1.6 倍,粮食增长 1.4 倍。这样来看,人均粮食产量下降了。
第二段 先说国家对农村投入很大,30% 的预算投向农村,后来因为 羊跃进,花了几百亿,农村没补助了。生活质量下降。
最后随手找个图,说明人均粮食,没有增长。
按你的说法,这个图也是错的,至少到 75 年,人均粮食是降得。
通篇文章说的乱七八糟都是啥?
原来题主最近把题目改了 ……..
把 “土改” 两个字改成了“公社化”。这样的话问题确实提得更精准了。
看了这么多人讨论(争论)这个问题。我好奇的是,难道学术界(尤其经济学或经济史学)真的没有人用相对科学的方法和完整的数据把这个问题澄清过么…….. 这不算是一个很难的社会科学问题吧……….
请求牛人推荐权威研究成果。
以下是针对题主旧问题的回答:
我理解的土改是让佃农家庭获得土地所有权,或让贫农家庭获得更多的土地所有权,理论上对生产的刺激作用可能比 80 年代以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要大。所以 40 年代末、50 年代初的土改导致产量增加,应该是很自然的。
但我不清楚题主所说的 “土改” 是不是我说的这个意思?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长期缺粮三年灾害更严重,从 58 年秋季起就开始粮食定量,65 年开始好转文革又十年仍然靠定量肉粮油煤棉布全部发票,真正不要票证是改革开放几年后才是不缺粮食等物品,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才是真的。
你要不是小透明,就是高级黑。提问题本身就有问题,跳过关键历史进程。
农业基础差:种子、农田、水利、
政策差:多年效果差的公社。文革后从上到下需彻底变革。
农民差:公社时的积极性差、农业技能低、科技知识水平差、文化差、
工业差:化肥、农药、
国际环境差:农产品出口少、
随着本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开发,参与国际生产,促进生产力提高,内需与消费升级:提高国内的同时也其提高农业生产能力与环境。
本制度确实不适应时代发展,暴露了许多问题,所以在呼唤 “人才” 改进它甚至颠覆它。而不是贬低它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同时从分产到户走向集约生产与社会制度没关系,是为提高生产力的自然走向。
靠的是两弹一星造核弹时所需要提炼铀的设备而技术攻关的高强度耐压钢(核潜艇外壳也需要这种材料)的研制成功军转民用到制造化肥所需要机器的外壳上 [1],加上 1971 年中美建交后主席和总理牵头规划的四三计划在 80 年代全部顺利投产,使得 80 年代后大规模化肥生产成为可能 + 我国育种科技的突破(比如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才使得我国粮食产量上升,中国人从此才有机会可以吃饱饭。
哪怕是改开那喊得口号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实事求是。很多时候还是要客观的看待的。
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分土地使用权,土改可是分土地所有权和其他一切权,是把原属封建剥削者的土地所有权分给被剥削的农民。二者都是给农民以实在的权利提高生产积极性。
一个是使用权,一个是所有权的变革
我国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的产量提高真的是因为分田而提高积极性带来的吗,那为什么公社化之后产量也会提高?
借这个回答,本质上是权属的关系!
首先是,公社性质的生产,出工不出力!
公社性质的大食堂,人人抢着吃!
包括放卫星的浮夸风盛行!导致了这种局面!
就犹如国有企业改革一样,最初的公社化和最初的国有企业运营一样,大家朝着共产主义理想的构象方向去,响应号召,积极有为!此时,并未面临什么饥荒!产量也高!
为什么后来变了样子?多重因素叠加!
1、建国之后,以众人拾柴火焰高,出生数量连年攀升!多出来一张张嘴!
2、面临自然灾害的窘境!
3、人浮于事,出工不出力!草盛而粮衰!
4、农业化工不发达,肥料不及时!
5、放卫星导致的上缴的粮食较大,浮夸的基数大了,相对应的缴纳公粮的数量也多了!
6、种子技术落后!
7、大锅饭,有人能够偷摸的吃饱,有些人则饿着肚子!饱了的消化吸收率不一定高!饿着多吸收率低!
8、还有好多原因!
那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呢?
1、自己的地,自己种!相对产权明晰了!
2、按照人口比例上缴,剩余的是自己的,多收多的!(地也是按照人口来分配的!)
3、放卫星,浮夸风少了,实事求是了!
4、人口在前期,自然灾害各种因素死了许多!少了好多张嘴!
5、农户积极性高了!用心经营了!
6、农业工业,即化肥农药厂也相继提高产量,投入到农业!
7、种子技术的提升!(百度百科袁隆平,1976 年杂交水稻成功推广)
8、吃饭不再是放肆的吃了!即便是吃不饱,也得按照出不出力,干不干活,决定吃多少饭!
9、等等吧!
推荐:大家可以去看《老农民》,那个李幼斌演的!可以看出当年的苦难,及老百姓的纠结!
总结:还有好多因素未能列举,社会现象的变化,并非是一个因素就能左右的,也非一个因素能够解释的!归根结底,是技术的进步,一方面是管理技术的进步,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的进步!
你和没种过地的人讲不通的,他们的脑子里就是认为积极性真能盖过天,什么农药化肥好种子,不存在的,分个田立马就能吃饱饭。我偶尔在知乎看到一些讨论经济的话题都经常讨论边际效用这个概念,但是他们的脑子换到种地上就把这些玩意儿抛到脑后了,一茬麦子,锄一遍草和不锄草的产量差别巨大,锄两遍三遍草还有些许作用,锄十遍草只能得到邻居一句 “这是个勤快人” 的打趣。
有点种田经验的人都知道,以小麦种植为例,单亩田要满足基本的拔草施肥打农药等劳作所需要的劳动力投入并不算特别大,在投入基本工时之后所付出的劳作收益甚微,甚至有些可以说是完全没用。小时候农忙时节家里亲戚都会互相帮衬,我就看到我姨妈拿着簸箕一遍又一遍地去筛那些晒完麦子的底摊,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土和石子,搞大半天就只能搞出来可能一斤都不到的麦子,里面还混杂着没有拣干净的碎石头,如今的小麦亩产多少斤?答,不好的年份亩产也有六七百斤。
积极性上来了,然后呢?亩产能显著提高吗?你有种田的经验就知道没有。说公社都是懒汉,请问能有多懒?是田里草比人高,还是有肥料也不去施肥了?你知道农村里叫懒汉的标准的是什么吗?按现在 80 后农民种田的方式,放老一辈眼里个顶个都是懒汉,那请问今日亩产怎么比几十年前还高了嫩多呢。
分田是个筐,啥都往里装,90 年代三提五统搞得农民叫苦连天,大批老农民因为这把家里挂的二代画像又换成一代的时候咋不说分田的好了?
你去农村看看有几家是靠种一亩二分地改善生活的,很难吗?为啥就是不愿意承认今日之农村是因为新世纪的工业化反哺日子才一天比一天好呢?00-10 年的农村大事记,农业税及三提五统全面废除并同步开启对农民的种地农业补贴,农村合疗惠及数亿农民,08 年开始的村村通工程及家电下乡工程遍历大江南北以及大批农民工农二代进城进厂打工,这上面随便拿出来一件不比你们讨论的玄之又玄的 “积极性” 大出一片天?
我不明白,党和国家明文肯定的事为什么要讨论?公然质疑党和国家?
经济基础变了,人民公社 1958,初级社 53 年三大改造开始时就有了。
公社化在那个年代,就是会提高生产力,事实上,任何时代共同经营的理论生产力都大于传统的小农经济式的农业生产。但是,受到文革的影响,公社化运动有着明显的浮夸风,即只注重公有程度而忽视生产力。
也就是,不工作也会有饭吃,干多了也得不到什么。再加上很多措施有问题,例如公共食堂的伙食超过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所以很多地方都会入不敷出。
承包制,相当于回到了类似于小农的做法,个人干个人的,不干就会饿死,干了就有收入,多劳多得。说白了,这种生产力的提升是相对于入不敷出的年代而言,毕竟文革 10 年,我国的经济止步不前,部分时间还在倒退,所以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相对的。
评论回答各种争,问题出在哪里? 无非是你想要得到的到底是一个纯粹的农业生产问题的答案,还是只需要一个关于政治的结论。 v 如果是纯粹的农业生产那就是良种农药化肥水利机械管理这些答案。
你如果想要一个政治结论那就是责任制分田单干提高积极性,提高了产量。
这是出发点完全不同的两条逻辑线 。你们知道自己到底需要的是什么答案么么?
知乎真的学生太多,不知道社会上不在乎脸面的人有多少。当年干多干少都一样,工分根本无法处理出工不出力的人。就像国企里一个混日子不干活的人能把整个单位风气都败坏一样。没有金钱激励的劳动积极性并不能长期维持,特别是当农民看到那些出工不出力的人磨洋工后自己也会开始变成这种人。
修正主义者一贯地粉饰现代小生产。不仅在工业中,而且在农业中,大生产在技术方面和经营方面都比小生产占优势的事实,由无可辩驳的材料证实。
科学技术每向前发展一步,都不可避免地、毫不留情地破坏资本主义社会内的小生产基础。而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任务是研究这一过程所表现的往往是错综复杂的一切形式,是向小生产者证明,他们在资本主义统治下不可能支持下去,农民经济在资本主义统治下没出路,农民必须接受无产者的观点。从科学方面来说,修正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毛病,是他们把一些随便抽出来的片面的事实弄得从表面看起来很象普遍的现象,而不把这些事实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看; 从政治方面来说,他们的毛病就是他们不可避免地、有意无意地号召农民或推动农民去接受私有主的观点 (即资产阶级的观点),而不是推动他们去接受革命无产阶级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
真是无语,现在上知乎的有几个是农村的?回过老家看?我上次回家,我老家又在重新搞集体化经济了,办集体企业,事实证明,集体力量大好吗。看看南街村和小岗村的对比。
问这句话的人,往往都带着想为某位这个政策的设计师辩护的目的
这里我们不去探讨深刻的科学原理
我们直接反问:
你们天天喊的什么是第一生产力?
怎么到这里就成 “积极性” 是第一生产力了?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尔
家庭联产承包制就是好!国家对此早已有了明确的定论,而且现在还延长了承包期限。
虽然科技种子和化肥的作用在 70 年来是逐渐变大,但是我国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马上第一年产量立刻大福提高了,甚至有些地方翻了几倍,真的主要是因为分田而提高积极性带来的。
公社化之后刚刚当上了主人翁,有新鲜感,所以产量提高了,还有大跃进浮夸风气亩产虚报上万斤。但是不到两三年新鲜感过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互相学习偷懒了,吃大锅饭干多干少都差不多一样,不偷懒的才是傻瓜!!!紧跟着三年饿死人了。幸好停止了大跃进,否则还会饿死更多人。
至于有些人说什么分田到户承包以后水利没人修了,公路没人建了,这都是胡扯。分田以后的公粮农业税没少交啊,交的反而更多了,义务工也延续了十多年没取消,所以水利公路建的比过去更快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强制农民公社化逼迫农民只能按照低价销售农产品,哺育了新中国的工业飞速发展,几年后就超过了印度,打赢了中印战争,证明当时的公社化也是正确的。
当年分田到户的政策,无论被贴上了什么主义的标签,是姓社还是姓资,黑猫还是白猫,抓老鼠的猫就是好猫!我们坚持邓小平理论坚持改革开放几十年了,阻止了偷懒吃大锅饭,先富带动了后富实现了共同脱贫致富,赶超了国际竞争对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就是好!
家庭联产承包制就是好!国家对此早已有了明确的定论,而且现在还延长了承包期限。自己种如果赚钱少,也可以租给别人种搞集约化大生产多赚钱,避免了小农经济。
但是公知们为了赚流量眼球钱,污蔑分田到户政策,挑起争议问题制造矛盾,甴曱暴民们仇富,还有美分们吃狗粮,反对改革开放反对邓小平理论,非要把田地从几亿农民手里强制征收出去搞公社化大锅饭,天天叫嚷着什么民主颜色革命阶级斗争体制崩溃,它们喊破了喉咙也没啥用呀,都在地上被我们摩擦碾压了几十年啦,哈哈哈
某些人明显是在侮辱人的智商,1978-1984 年间粮食产量从 30731 万吨增长到了 40731 万吨,仅用了六年粮食产量就增长了 33.6%,年均增长 4.95%,你说这不是包产到户的功劳?
农村的恩格尔系数也大幅度下降,从 1978 年的 67.7,快速下降到了 1985 年的 57.8。
行啊,才过了四十年就有人开始忘恩负义了,没有包产到户你们现在还能吃饱饭到这里上网???
这还要讨论?
知乎上的无产阶级上班族天天抱怨 996,, 天天想带薪拉屎,上班摸鱼
同事加个班就说他们是奋斗逼
你们见过开店的个体户抱怨过全年 364 天上班吗,每天 16 小时?
见过创业的抱怨过行军床睡公司吗?
你们自己想想上班的积极性和自己创业的干劲不就得了
把承包制往产量上面引完全是误导
当年农村公社的最大问题在于,无论产量如何被化肥和农业机械催化,有限的土地无论怎么增产养不活不断增长的社员了
当年十亿人民有九亿农民,美国农业人口仅仅 2%,也就是说如果赶上美国的生产效率,当年中国只需要两千万农业人口
承包制最大的优点在于把生产的责任下放到农村家庭,让家庭为单位把家庭成员劳动力合理分配,为当年的乡镇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
当农业人口进入到工业后,以前的工人地位不可避免的下降
大家可能对积极性有误解。
通常以为的提高积极性: 以前磨洋工,分田之后使劲干;
事实上的积极性: 农民愿意将自己的积蓄投入到农业生产上: 购买高产品种,购买化肥,最终粮食增产,收入提高。由于单产提高,吃饱饭所需要的劳动减少,使得一部分农民可以脱离土地,进城打工,是谓解放生产力。
公社化之后的产量提高主要源于兴修水利,开荒造田 (其实就是大寨模式),这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协作。公社化加强了农民的协作,使得粮食增产。
但是,公社化不能解决资本投入的问题。购买高产品种,购买化肥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动员农民出钱显然比出力难多了。
应此,公社化有其积极性,它解决了一起出力的问题。而家庭联产承包则解决了出钱的问题。而农民在后一阶段的投入正源于前一阶段的积累。
因为 技术提高了,产量多了,干活的人又少了,平均到每个人头上的自然就多了。
建国前的全球农民单干了几千年,我怎么没见过哪家农民能把积极性当饭吃的?
有人反驳说,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
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劳者不获,获者不劳。所有这些顾虑,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同义反复:一旦没有资本,也就不再有雇佣劳动了。——《共产党宣言》
当然是公社好,反正我又不饿,最好你们公社我们分田大家都有美好未来
笑死,真农民根本没时间来这儿讨论问题。各位佐壬右棍应该过得都不赖。
改革之后是总体上改善了,可是这好像本来就是教员所想吧,因此好像还被骂右倾来着。有的同志大可不必证明当年过得多好,当年过得很差,被迫闭关锁国能有多好?佐壬们黑 gk 得抓准现在过得也不怎么样这个点,不公平啊是不公平。不然右棍可以大肆钻空子反驳。
我就是农民出身,吸引农民进城打工不发展农机不工业化农业,洗不白的,解散了 hzs,进化成小农经济了,笑死人。
别的不知道,我只知道积极性还是不能让农民挣钱,所以有那么多农民工
主要是化肥和水利吧。
其实最主要的因素恰恰是某些人不大喜欢总是想办法黑的化肥农药吧
分田说白了就是搞小农,粮食产量能提高是因为我们能够大量生产化肥了,公社化时期没有化肥,产量的提高靠的就是集体化耕作与机械化耕作加以集体兴修水利来提高生产效率与质量
麻子的老本罢了
可是哪天麻子的老本吃完了怎么办
等麻子回来吗?
最近去相了个亲
到了约定地点,见到人我才发现
她之前跟我联系用的是别人的照片
我这个人脸盲,就是说我根本分不清楚谁漂亮谁不漂亮
所以我也看不出她到底漂不漂亮
但她之前跟我联系用的是别人的照片
我这个人脸盲
但我不傻
如果她真的漂亮,为什么要用别人的照片?
当然是真的。
为什么总有人问这些党中央已经有了定论的问题?
真正种过地的都知道,粮食产量主要就是几个方面,水,温度,光照,化肥,农药,好种子种子,这几样保证了,你积极性再低,产量也不会低到哪去,反之,这几样保证不了,你再积极,产量也高不到哪去,古代那些饿死的农民不积极吗?不积极就要被饿死啊,产量不照样高不到哪去,虽然有种种原因制约了他们,我不否认积极性的作用,不过也别太高估积极性
积极性提高产量?!
这就是个笑话!
早在包产到户前,家乡开始用氨水,那时还没化肥,限量供应,优先配给平原水浇地。
我老家是山地,氨水用的少,但就这样,产量就提高了很多!
后来,氨水化肥大批量供应(毛主席他老人家引进的生产线),产量才有了大幅提升!
不可二元论,技术和人相互作用。在技术没有突破情况下,人的积极性是关键。能实现持续增产,技术必须实现持续提升。毕竟人的劳动积极性受限于时间,再积极,一天也只有 24 小时。建议去凤阳看看大包干纪念馆,会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
我一直很奇怪一个问题,就是工业化为什么能提高土地的承载力?因为工业化的产品并不能吃啊。直到我看到一个作者写的文章我才明白工业化的意义。
首先,一个国家走向富强的必经之路就是工业化,这自然是毋庸置疑的。
而提高土地的承载能力,也靠工业化!因为能提高土地承载力的东西跟工业化进程在同一科技树上面。
我记得是因为原子弹研制成功还是什么原因,总之 1969 年时我国完成了合成氨试验,和合金试验,并实现了量产,自此我国粮食产量才开始提高的。没有这些东西,别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制度了,你就是神仙也别想获得更多粮食。
分田也没挡着你自行组织联合生产,内地聪明一点的村子都明白,把田垄推了,一套机器从播种到收获,大家就可以蹲在家里等收粮收钱了。
家庭联产承包制给的是农民更多的自主选择权,旧有公社的制度破产是因为农业规模的膨胀,政府的统一调配中枢开始数据溢出,这个时候分出独立的分枢纽是最好的选择。
动摇产粮大树的不是浮于表象的松散规定,而是国家能为了粮食保护价格下多大的决心。
确保更加进步的生产关系,是需要足够的坚实基础的。
公社就不是让人发挥劳动积极性的地方, 都去玩命干活, 还要机器干啥, 不需要机器, 工厂生产的机器卖给谁? 公社就是要打击人的劳动积极性, 没人干活只能让机器干活, 没有机器就研发, 设计, 生成机器… 什么是生产力, 用机器搞生产, 人吃喝玩乐就是生产力.
资本家工厂才是最让人发挥劳动积极性的地方, 996 都是轻的, 007,715 很不得把人 24 小时按在生产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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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上来看,1978 年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粮食产量对年份的斜率并没有明显的变化。所以,在粮食产量这个问题上,政策真的有那么大的作用吗?我个人存疑。
实际上,目前我们能做到吃饱吃好,肉蛋奶管够,倒是和改开之后,从血汗工厂开始做外贸有很大的关系。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以后,挣了很多外汇,这些外汇使得我国可以大量从国外进口粮食,饲料。
如果仅看目前我国的粮食自给率 (80%),我国只能在口粮做到自给自足,和肉蛋奶相关性很大的大豆需要大量进口。如果回到过去那种“闭关锁国” 的状态,大家还是得过能勉强吃饱,但蛋白匮乏的日子。
先看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的吃饭情况,资料来源于定县社会调查,权威性可以去百度
肉类,面类,蔬菜消费量基本上和八十年代初期我老家一样,我每次抱怨冬天天天吃玉米面窝头,我父母就说已经比他们小时候好多了,他们当时玉米面窝头都吃不上,整天吃红薯面窝头,不管什么理由和情况,农民在吃饭这个方面三十多年没有进步,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这是说不过去的,前几天介绍脱贫说的是四十多年来七亿人脱贫,这意味着七十年代末期中国大部分农民都处于贫困状态,父母都是城市的,没在农村长期生活过的没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正面回答就没意思了。
生物 化学这一块关于积极性嘛。。。。
问下天坑专业的学生们,要是我把实验用药从进口的换成国产的看看他们会不会打死我~
农业生产跟工业生产其实是一样的,你认为工厂的工人们积极性如何?你可见过工厂搞分机到户?
以管理问题为借口,刨了根。
项庄舞剑。
应该实事求是的评价家庭联产承包制,有好的讲好的,有坏的讲坏的,到底是好处多,还是坏处多,以事实和道理来说服。不要人为的将对其的态度好坏而划分左右。哲学的精髓之一,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去认识和分析。
应该说部分产量提高是积极性带来的。单靠精耕细作和农家肥,亩产是有极限的。可以看看实验数据
可以看到纯粹精耕细作,亩产最高 270 公斤,而加上施肥最高 452 公斤。根据化肥网的相关数据,目前粮食产量化肥作用在 40% 左右。还有一个例子可以对比,就是印度,印度是土地私有制,还有大量地主和佃农,单轮自然条件,印度比我们好得多,但是印度目前平均亩产不到 200 公斤,我们是 350 公斤。为什么????因为印度化肥需要进口,平均每亩化肥使用量为 4 公斤,我们是 40 公斤,40 公斤什么概念??拿农家粪肥来对比,想要达到这个元素含量,需要 1 吨农家肥!!!你就是大象 也拉不了这么多吧!!!
高赞回答的都是说那些百强村怎么怎么样,这个不可否认,不过这些村子基本都是在搞集体工业化富起来的。这个小范围是可以的,但是大范围搞就涉及另一个问题了: 粮食红线问题。
至于分田后积极性提高,为什么土改后也会提高,这么问题很简单,问下老农就知道了,分田那会种田收粮完全靠人力,经常偷懒哪能有好收成。而现在我们种地已经完全实现了机械化,种地又不需要有多少人力。土改后更方便采用机械化耕作,产量当然提高了
小岗村包产到户第一年粮食产量就翻倍了。
这说明了什么?
他们宁愿去要饭也不愿意在集体里好好干活。这到底是集体的问题还是他们这个村子的问题?
大家要搞清楚关键一点:分田到户只适用于农业种植业,不适用于种植业以外的工业。
周家庄是以非农业种植业为主的经济结构,种植业实际上等于业余活动。周家庄的农业种植业也是非常不经济的,高投入低产出,靠非农业补贴。
另外一个关键点:中国的农业种植业因为地少人多,是不能致富的。而且产量越高越赔钱。以小麦为例,主要是化肥农药机械耕作机械播种机电灌溉成本太高,因为成本增加太快。五十年代产量很低,丰收了不过 200~300 斤,那时反倒相对觉得富裕。因为那时没有化肥农药机电灌溉机耕机种。
还有现在的农业经营制度,由于每户经营面积太小,大家对降低成本不敏感,化肥农药往往超量使用,这就更加提高了成本,种植小麦几乎无利可图。
什么叫 “降低成本不敏感”?就是因为种植面积非常小,化肥使用量有限,一年多用两袋化肥和打工收入相比,真是微不足道。学习科学合理施肥太费事,精心算计化肥用量太麻烦。
林毅夫关于农村改革的视频可以看下,个把钟头说的挺清楚
家庭联产承包制就是好!国家对此早已有了明确的定论,而且现在还延长了承包期限。
虽然科技种子和化肥的作用在 70 年来是逐渐变大,但是我国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马上第一年产量立刻大福提高了,甚至有些地方翻了几倍,真的主要是因为分田而提高积极性带来的。
公社化之后刚刚当上了主人翁,有新鲜感,所以产量提高了,还有大跃进浮夸风气亩产虚报上万斤。但是不到两三年新鲜感过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互相学习偷懒了,吃大锅饭干多干少都差不多一样,不偷懒的才是傻瓜!!!紧跟着三年饿死人了。幸好停止了大跃进,否则还会饿死更多人。
至于有些人说什么分田到户承包以后水利没人修了,公路没人建了,这都是胡扯。分田以后的公粮农业税没少交啊,交的反而更多了,义务工也延续了十多年没取消,所以水利公路建的比过去更快了。
当年分田到户的政策,无论被贴上了什么主义的标签,是姓社还是姓资,黑猫还是白猫,抓老鼠的猫就是好猫!我们坚持邓小平理论坚持改革开放几十年了,阻止了偷懒吃大锅饭,先富带动了后富实现了共同脱贫致富,赶超了国际竞争对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就是好!家庭联产承包制就是好!国家对此早已有了明确的定论,而且现在还延长了承包期限。自己种如果赚钱少,也可以租给别人种搞集约化大生产多赚钱,避免了小农经济。
但是公知们为了赚流量眼球钱,污蔑分田到户政策,挑起争议问题制造矛盾,甴曱暴民们仇富,还有美分们吃狗粮,反对改革开放反对邓小平理论,非要把田地从几亿农民手里强制征收出去搞公社化大锅饭,天天叫嚷着什么民主颜色革命阶级斗争体制崩溃,它们喊破了喉咙也没啥用呀,都在地上被我们摩擦碾压了几十年啦,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其实和积极性没啥关系。
计划时代积累下的工业基础,化肥农机种子开始发挥作用是主要原因。
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是改革开放,工人下岗不用管了,资源也卖了或者允许上市了,钱多了可以去外国买了。
存钱很难,存款拿出来可以不是一下就吃饱了么。
后续为啥能发展?血最有营养了。尼基系数超出天际,生育率低到地下,前 30 年吃完吃后 30 年,不发展才有鬼了。
一、农业生产与积极性的相关性并不强。
二、没有证据证明公社时代积极性不强。
三、积极性相对应另一个指标我们可以叫做效率。
四、效率等于产出除以劳动时间。
五、受耕地限制,农业产出是有极限的。
六、为了挣工分,农民的劳动时间是越多越好的,积极性越高更导致劳动时间长。
七、根据以上得出结论,劳动积极性越高,单个农民的单位劳动时间收益越低,也就是效率越低,体现在纸面上就是积极性不高。
八、解决办法一是增加总产出,也就是必须发展工业,二是减少在农业上的劳动时间,去发展副业。
第一条道路受资金、技术、管理水平等很多因素影响,大规模发展必然导致大规模破产(谁能想像所有农民办的差不多规模的企业都能活得很好?)
第二条道路就是联产承包,不强制把劳动时间都花在农业生产上。这才是农民拥护联产承包的原因,也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原因。
据我所知是水利设施进步和化肥农药大规模使用的结果,听家里人说之前一亩小麦只能产一百多斤,现在八九百很轻松,一千斤也偶尔有。
私有制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有的人是不是想否定历史?
至于公社化的初期,生产确实有发展。道理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回答,这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
但是,读书要读全,生产关系必须要适应生产力水平,否则会有破坏作用。
思想工作,精神作用,都会促进生产发展,但是,那是有限的、辅助性的,如果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那么这个促进作用只能是短暂的,不可持续。
看看合作化,在初期确实有作用,但是后来就不行了。否则,联产承包责任制就不会体现出正面作用。
当前人类社会经济基础还远没有超出私有制的适应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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