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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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坚持自我”即便还谈不上是全社会的共识，至少也能得到年轻一代的广泛共识。但似乎很少人自问：做自己，是做哪一个自己？

这乍看的确是不成问题的，因为那当然应该是“最真实的那个自己”。这也是无数社会学理论证明过的一点：在后现代社会中，“本真性”（authenticity）势必会成为人们的自我认知的焦点。

然而，如果你只有一面，那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正因为现代生活需要人扮演“不真实的自己”，才有“最真实的自己”这一说。事实是：在这样一个纷繁多元的环境中，个人自我也分化出多重性。我们都在印证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那句话：“每个人都有三重生活：公共生活、私人生活和秘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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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迹象当然不是现在才出现，但直到近年才形成一种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并不奇怪的是，倒是流行文化和广告最先敏感地留意到这一点，并将之包装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

七匹狼男装早在十年前就推出了沿用至今的广告词：“男人不止一面。”另一句不无戏谑意味的流行词则面向女性：“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如果说这些还仅仅指人们在面对“多重任务式生活”的游刃有余，那么另一个借入的概念“斜杠青年”（slash），则明确指年轻人对多重身份的多元生活的偏好。类似的话题这些年已涌现许多，如豆瓣上热议的“你的B面”，即意味着公共形象之外的个人生活。

这是好事吗？确切地说，并不仅仅如此。就像我们这个国家的许多方面一样，在骤然遇到这样多元的环境时，很多人的反应其实是困扰、抗拒甚至激烈反对。

我自己在本职之外也读书写作，但有人直白地对我说：“我感觉你可能算不上一个称职员工，除非你的职业本来就是干文字工作的。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个能写这么有思考深度文章的人，他哪有精力去干那些工作？！”

当然，也有人说：“恰是那别处的生活才足以支撑我在大多数时间做一个工具人。”所谓“私人生活才是快乐生活”（A private life is a happy life），我多年来也鼓励下属在下班后有点自己的兴趣，无论是游泳、瑜伽还是摄影，因为我见了太多透支工作后的悲剧，到头来你会憎恨这份工作，反而干不好。这也是为什么“休闲产业”直到现代社会才充分发展起来，因为恰是高强度的工作，才催生出了相反的社会需求。

这样的争论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因为这取决于你认为这两面是互补还是互斥。当然，这仅仅是两种模型，现实中无法这样截然分开，就像你在加班时也可能想起一段个人记忆，又或者在休假中突然接到老板的电话。大体而言，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在面对这一情形时，更多人选择相信的其实是互斥——也就是不相信一个人可以“兼容”两个以上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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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原本是没有这种困扰的，大部分人一辈子生活在较为单一的社区中，没有接触眼花缭乱的不同文化、不同人物与信息，也就根本无从设想自己还能扮演其它角色。那会造就一种狭隘的心灵，对别处的生活也基本不感兴趣。

更重要的是，一如阎云翔等社会学家指出的，在大家庭的居所中，人际密切互动却没有独立的个人空间，一举一动都在他人的注视之下，在家长的全能视角下，个人很难撑开自己的隐私空间。“事无不可对人言”的光明磊落，意味着个人没有隐私和秘密；而所谓“表里不一”、“阳奉阴违”、“明人不做暗事”，都意味着个人私下的想法、利益与行为是缺乏正当性的——因为缺乏正当性，所以只能隐蔽进行；但又因为隐蔽，而被更进一步斥责为道德可疑。

儒家传统是“角色本位”的，自我的真实情感、欲望、趣味既不重要，也不能公之于众。因而古典文学中，中国人在自我陷入困境时往往都是“角色冲突”，所谓“忠孝不能两全”，即个人以哪一种自我角色优先；但在现代语境下，“两面人”的问题却通常是社会角色与自我之间的冲突——是以社会角色优先，还是“做自己”？

如果真实的自我和隐私没有正当性，这并不能消灭它，而只是让它被迫隐蔽起来，一旦曝光，对其社会角色也往往是破坏性的。2003年上映的电影《手机》在这方面是有预见性的：手机可说已成为绝大部分人隐私信息的储存器。这也是微信朋友圈分群的社会逻辑：当人们已经有了多重自我时，维持次元壁不致破裂是避免陷入麻烦的要着。

这有时导致一些奇怪的困境。新冠疫情爆发不久，“见闻君”公众号上但凡看衰经济形势的几乎都被删，一日发文赞许中国经济将反弹，但下面有一条留言：“我是作者。本文是工作需要，不代表本人立场。”这里的好笑之处在于，它与中立平台的媒体惯常声明“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媒体立场”恰好相反，“精神分裂”一词也因此被许多人用来自嘲与嘲骂。

更严厉则在体制内。“两面人”被视为以“两张皮”的伪装“不忠诚不老实”的两面派，被视为潜藏在干部队伍中的巨大危害，自2018年来在违纪违法的通报中频频出现，甚至一度入选2018年度十大反腐热词。

的确，在西方也有“强制性坦诚”的概念，指领导人作为国家事务的操纵，其任何隐私（例如生病）都可能造成国家事务的变化，这意味着其私人领域其实也是公共领域，那么公民就有知情权了解与自己有关的事务，这些政治人物就不应享有与普通公民那样的隐私权。但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这种“强制性坦诚”是对下而非对上的，也未必是因为其私下的理念、行为影响了公共利益，而是因为他们损害了组织的纯洁性，对权力不服从。

但中国历史表明，完全去除内在的“私”是反人性的，几乎永远无法做到。“情”能对抗“理”，“私”也能对抗“公”——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开端的改革之所以释放出了中国社会的活动，可以说正是因为将个人私利正当化了。在这一意义上，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其实是倒退，因为这意味着在缺乏透明规范的环境中博弈的隐蔽化，非精致无法利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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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说家Tanveer Naseer曾说：“本真性并不是成为‘真实的自我’，而是对驱动我们的愿景和价值观保持真诚。”这话指明了一点：所谓“真实的自我”，其实也是由价值观建构起来的。从这一点来说，近两年对“两面人”的声讨在逻辑上可以理解为：组织所代表的愿景与价值观应当成为你的“真实自我”。

这话再一次表明，在不同语境之下，一句话竟然可以产生迥然相反的意味。这里的问题在于，个人是否有权自由选择某些价值观来自我驱动？没有主体性的本真性，并不是真正的本真性，而是一个被植入的“自我”。

早在古希腊时代，柏拉图就深切感到，自由必将造成人格的多重性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而这又是造成反社会、反传统价值的主要原因（见龚鹏程《传统文化十五讲》）。但强加一件紧身衣不是出路，现代社会演进的结果，是将生活划分为不同领域，尊重人们的主体性，发展出隐私权观念，让它作为“一切自由的开端”维系整个自由多元价值体系，这样才能既保障个体权利，又不至于因冲突而陷入崩溃。

在此可资参照的是近代德国：一个有良好教养的市民社会，保全、唤起内心的自由来抵制外部权力的入侵。但正如《纳粹医生》一书证明的，双重自我也有其黑暗的一面：集中营医生可以将自我分为两个运行的整体，通过角色转换摆脱负罪感，仿佛干“脏活”的只是第二个自我，同时继续将自己视为仁慈的医生、丈夫、父亲。这样“分裂的自我”不能想像解决和更新的任何可能性，因为他对另一个自我做下的事在心理上就隔绝了“要为此负责”的道德选择。

当中国变得日渐复杂时，这样的困境也出现了。事实上，只有一面的人可能更少困扰，甚至安心得多，但这在当下社会，如果不是格外强大地坚持自我，就是意味着生活被工作完全占据。对大部分人来说，现实的道德选择是遵守不同社会角色的规范要求（特别职业伦理），同时在隐私权的保护下，获得“做自己”的正当权利。

正因为“另一面才是自己”，现在年轻一代开始“反介入”，撑起自己内在的隐私空间。他们的箴言是：“别说你了解我。你了解的只是我允许你了解的那部分自己。”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现代人的自我在很大程度上隐藏了起来。secret（“秘密”）一词的词源本义就是指“隐藏、分离、后撤”，正如教育学家范梅南在《教育的情调》中所说的，有秘密才意味着成长过程中内心世界的诞生，“能够拥有并保守秘密是儿童走向成熟和独立的一个标志”。正是在这个相对独立的内心世界里，我们才能学会如何“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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