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进”的前辈们 ——大众政治时代的反动新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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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拥抱灾难，拥抱极端事件。平静的世界对他们是毒药。知道如何利用/解释灾难，一直都是这些人的必备技能。

米哈依尔·卡特科夫（Mikhail Katkov）、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与哈桑·恩格泽（Hassan Ngeze）。

胡锡进及其同辈的言论在中国的舆论场上一再回响。他们的言论不打官腔，很“接地气”。但同时又往往被人看成是政府动向的某种风向标。在许多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眼中，他们是被鄙薄的对象，是政府的“夜壶”和政坛边缘的“舔狗”小人物。

但这种鄙薄，恐怕是小看了他们的危险性。胡锡进式的人物其实常常出现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当一个缺乏统治合法性的政府面对大众政治的压力时，常常会启用一批“白手套”，让他们来引导舆论，分担压力。但政府在如此做的时候，也就将大众政治能量的一部分交给了他们。在下面的历史案例中，我们将看到一些危险的“胡锡进”的前辈。

2019年6月5日中国北京，《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摄：Chance Chan/Reuters/达志影像

一 沙俄时代的民族主义者

沙俄政府当然很欣赏这位非官方的代言人，于是他和帝国政府的关系迅速升温。他刊物上的涉外评论据说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官方外交政策的变化。

米哈依尔·卡特科夫（Mikhail Katkov）是十九世纪中晚期俄罗斯帝国著名的新闻人，主编《俄罗斯导报》和《莫斯科新闻》报，在那个时代风头无双。卡特科夫其人频繁出现在别林斯基、赫尔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这些俄罗斯文学巨匠笔下，“有人爱他，有人恨他，可没有人能忽略他”。在他1887年去世的时候，《圣彼得堡新闻报》痛称“俄罗斯所遭受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失去了一位在关键时刻将健康的公众舆论集合在自己周围并为之指明方向的思想人物”。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向其遗孀去信致意，声称“俄罗斯绝不会忘记他的功绩”。但很显然，亚历山大三世这个说法并没有成真，世界迅速遗忘了卡特科夫。

卡特科夫是贵族之子，就读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与别林斯基相交莫逆。他很显然极为聪明能干，别林斯基称他为“科学和俄罗斯文学的伟大希望”。在1862年之前，他是一个相当有名望的自由派人物。在彼时，卡特科夫经常赞美英国的制度，因此被冠以了“崇英派”（anglophile）的帽子。他的《俄罗斯导报》也是当时俄罗斯境内最具有现实关怀的杂志之一。《俄罗斯导报》是最先提出一系列改革纲领的杂志，要求废除农奴制，实现新闻自由，实行地方自治，进行司法改革。诸多种种，让《俄罗斯导报》成为“政治自由主义的著名阐释者及向社会灌输立宪思想之主要渠道”。当时的激进主义者，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赫尔岑都引其为同志与战友。 一般都认为，让卡特科夫发生大转变的是1863年的波兰起义。赫尔岑在《警钟》上发表文章，号召人民支持波兰起义。卡特科夫对此深恶痛绝。他发表多篇文章，号召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镇压起义。他认为，一个独立的、信奉天主教的波兰始终会给俄罗斯的民族建设带来挑战，两者的并存将会撕裂这块大地上的众多心灵。他说道，“在这两个相关的民族（俄罗斯人和波兰人）之间，历史总是给出的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这两个国家不仅仅是竞争对手，而是不能并存的敌人，是死敌。”

这位格鲁吉亚贵族之子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一个俄罗斯灵魂，而这个灵魂很显然受到了自由主义观点的威胁，于是他几乎是果断的抛弃了后者。取而代之的是一整套民族主义话语。卡特科夫把俄罗斯帝国的多元成分看成是封建遗迹，是需要在现代化过程中扫除的对象，他催促帝国政府尽快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体制，实行同化政策，建设一个大俄罗斯民族。

米哈依尔·卡特科夫（Mikhail Katkov）是十九世纪中晚期俄罗斯帝国著名的新闻人，曾主编《俄罗斯导报》和《莫斯科新闻》报。摄：Bildagentur-online/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

当然，卡特科夫之所以变化恐怕也不纯然是帝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结作祟，他原来就是渐进改革的支持者，卡特科夫坚信：“理智的改革就是完善现有的制度……现存体制应该是改革的基础”，“如果人类在每次获得新的经验时就忘记了以前知道的东西，如果生命中每次出现新的事物时人类就要彻底清除之前留下的印记，那么人类的发展又能走多远呢?”。但是许多保守主义者都容易踏入一个误区，那就是矫枉过正，将“保守”不再看成是一种手段，而变成目的本身。卡特科夫也不例外。

随着波兰人的起义，他开始感觉到沙皇专制虽然有其弊端，但是却能保护俄罗斯的民族利益，于是他的保守主义就愈加倾向于拥护当前这个专制制度，对自己以前的同志则日益挑剔、频频攻击。在1878年，卡特科夫说道：“我们之中真正的野蛮不在于灰大衣（老百姓），更多在于燕尾服甚至白手套。”卡特科夫指责他们迷信所谓“欧洲文化”，俄国的自由主义者是虚伪的，不讲俄国国情。这是沙俄版的“斗公知”。

自1863年之后，卡特科夫主持的《莫斯科新闻》成为沙俄最成功的商业报纸之一。沙俄政府当然很欣赏这位非官方的代言人，于是他和帝国政府的关系迅速升温。他刊物上的涉外评论据说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官方外交政策的变化。一位英国驻俄领事因此评论道：“俄国有两位帝王：亚历山大二世与卡特科夫”。

卡特科夫与帝国政府的关系到达最高点是亚历山大三世（1881年至1894年在位）当政时期。尽管从血统上来说，亚历山大三世是一位德意志人，但是却长的像一位十足的俄国农夫。他被认为是第一位信奉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沙皇。以后维特伯爵对他描写道：“一个不能再平常的头脑，说不定还低于平均的智力，低于常人的能力，而且所接受的教育也低于常人……他的举止或多或少像是一头熊。”他的导师是著名的保守主义者波别多诺斯采夫，对专制制度与东正教有非同寻常的热爱。他们一致认为，为了在新的时代维护专制制度，必须为帝国寻找一个民族基石。沙皇下令，在俄罗斯的教堂和公共建筑物上，都要加上俄罗斯风格的装饰。我们今天在俄罗斯看到的许多洋葱头大教堂应该就是出自于这位的手笔。其大臣彼得·瓦卢耶夫是一位文化人，在私下的笔记里讽刺道：“现在的格言是俄罗斯根源、俄罗斯军队、俄罗斯人民——一句话，各种俄罗斯主义”。既然如此，以俄罗斯民族利益代言人自居的卡特科夫就成为亚历山大三世当然的合作对象。

卡特科夫在此时可谓风头无双，他当上了枢密院的顾问，被授予各种勋章。但是帝国政府也逐渐发现，卡特科夫这种民族话语也不纯粹是利好。一方面这些话语确实也为帝国的镇压政策做了背书，另一方面这些话语也突破了传统的王朝忠诚范畴，让帝国为“民族”服务。沙皇的秘密警察呈上报告，一针见血的指出，媒体对政府的支持是可疑的，这是因为“在爱国主义的掩盖下”，媒体“一方面声称自己有权批评政府，另一方面在国家事务上代表公众意见，解读事件”。换言之，由于这些民族主义话语的反动色彩，彼得堡既贪图它为帝国带来的民意支持，又尴尬的发现自己有时被它推动前进。

比如卡特科夫敌视帝国波罗的海诸省的日耳曼人，认为他们的封建特权和文化都是对俄罗斯民族的威胁，因之也敌视德国人。《莫斯科新闻》一直在明里暗里的要求沙俄政府撤掉政府内部 “外国人”的职务（据历史学家约翰·阿姆斯特朗的估计，日耳曼贵族在帝国的高级官僚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18%到33%）。卡特科夫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最大的敌人是帝国外交部，卡特科夫不断指责外交部过于西化，现在不是俄罗斯外交部，而是“有俄罗斯的外交部”。

1887年5月，法国总统和议会主席分别收到了署名为卡特科夫的邮件，信中表示希望法俄友好，同抗德国。这些信是不是真出自卡特科夫的授意，有待争议，但很显然当时外界都认为卡特科夫有此可能。亚历山大三世最终无法忍受卡特科夫在外交政策上的指手画脚，认为其破坏了俄罗斯帝国与德国和解的方略，拒绝接见卡特科夫，也不愿意听他解释。7月，卡特科夫在仓惶中病死。

卡特科夫虽然身死，但由他而掀起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与同化浪潮却滚滚向前。而这不可能没有后果，研究者日后叹道，无论俄罗斯化的某些理由一开始看起来多么合理，事态发展已经证明这种计算是根本错误的。帝国的同化政策制造了一批又一批敌人，并最终为帝国的瓦解打下了坚实根基。

二 法西斯的发明者

战争本身是灾难，但对墨索里尼则是绝好的机会。入伍的士兵绝大多数是农民，他们怨恨那些把他们送上前线，又只给他们劣质装备与补给的统治阶级，也怨恨那些免服兵役的城市工人以及代表这些工人持和平立场的社会党。

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是意大利北部农村地区一位铁匠&社会主义者的儿子，不出意外的，他也长成为一位社会主义者。在青年时代，墨索里尼是一个精力旺盛，充满野心和表演欲，到处追逐女性的年轻人（也就是说，跟其他男人一模一样）。“聪敏，冲动，有时粗鲁无礼，是一个反教权主义者”，这是当时人们对他的一般印象。他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自诩为知识分子（同时代的人描述说他“视其他所有的知识分子为敌人或者竞争者”），也喜欢别人称呼他为“墨索里尼教授”（尽管在当时的意大利这意味着他有资格在中小学任教）。以后，墨索里尼的弟弟评论道，他哥哥的性格中深藏着一种可悲的犯罪欲。

他所出生的意大利尽管已经统一，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如梅特涅所说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其政治与社会体制千疮百孔。意大利的政府仍然被许多人看成只是来自皮埃蒙特的外地统治者。南方和北方差距巨大，矛盾重重。政党体制软弱，个人恩怨和地区认同主导议会政治走向，行贿受贿、人身附庸与暗箱操作仍然是政坛的常态。由于教皇领地被侵占的缘故，历代教皇都敌视意大利王国，这导致大多数虔诚的天主教徒在十九世纪末之前都甘当政治的局外人。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鄙视议会体制。在1914年之前，向海外迁徙的意大利人足足占到国家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足可以看出这个国家的问题严重。

在年轻的时候，墨索里尼就是诸多激进分子之一。在19岁，他追随当时很多意大利人的道路，移民到了瑞士。在到达瑞士后不久，他就开始为本地社会党的一家报纸撰写文章。在那个时候，他是一个极端的激进主义者，随身佩戴卡尔·马克思的徽章，对一切渐进改良主义都无法容忍，鼓吹革命，推翻议会政府，废除教会与私人财产。墨索里尼后来对人讲，他在瑞士见过列宁，甚至还受到过列宁的赞赏（考虑到他爱吹嘘的习性，此事的真实性值得商榷）。

在一系列不成功的短暂工作之后（包括一次从军），墨索里尼在1909年移居到奥地利的特伦蒂诺省，在那里负责编辑社会党在当地的报纸。据说正是在这段时期，他学会了办报的诀窍以及政治的全部技艺。1910年，他回到了意大利，当上了当地社会党报的编辑。在参加了一系列社会党的地方工作并参与过一场暴动之后，作为一个毫不妥协的激进革命主义者，他在社会党内部开始有了一定名声。1912年，社会党指派墨索里尼担任社会党报纸《前进报》的主编。在这个位置上，他干的相当不错，《前进报》的发行量一翻再翻，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该报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10万份。

如果按照上面这个轨迹下去，墨索里尼会成为一名社会党的重要人物，出人头地，但也就仅仅如此了。使事情发生根本变化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于 1934 年在意大利向群众讲话时摆出典型的姿势。摄：© Hulton-Deutsch Collection/CORBIS/Corbis via Getty Images

在大战伊始，意大利保持了一段时间的中立，墨索里尼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也持和平主义主张，他坚持 “（社会主义者）不为战争提供一个人、一分钱”。但是他开始感觉到，这场战争可能会带来“一个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机会”。于是他果断地从自己的旧主张上撤退，转而拥护战争，要求意大利立即参战。当面对社会党内部的反对时，他退出了社会党，成立了自己的报纸《意大利人民报》，在舆论中全力主张战争。这份报纸的赞助人有意大利的工业富豪（比如说菲亚特）和法国政府，这些人正是过去他誓言要打倒的一切。他在1915年被征召入伍，在1917年因为训练事故退伍，又重新担任《意大利人民报》的主编。

战争本身是灾难，但对墨索里尼则是绝好的机会。大约590万意大利男子应召入伍，其中50万人阵亡，60万人被俘，100万人负伤。入伍的士兵绝大多数是农民，他们怨恨那些把他们送上前线，又只给他们劣质装备与补给的统治阶级，也怨恨那些免服兵役的城市工人以及代表这些工人持和平立场的社会党。战争也造就了一个扭曲的经济体系、食品短缺、贫富差距增大与通货膨胀。随着战争的结束，几百万军人复员回家，则导致了大规模的失业。意大利的政治体系在遭遇以上问题的同时，还得同时面临大众政治的到来，这是因为在战争时期为了动员群众，政府做了很多民主承诺。在当时，意大利社会在迅速的极化，土地所有者和工厂主们联合相当一批中下层阶级与社会党人对立，他们互相掐住对方的脖子，认为灾难性的社会现实是对方造成的，又共同鄙视那个贪污腐败的议会制政府。

墨索里尼的远见在于看到了这种混乱所蕴含的机会，他所主持的报纸又为他实现这种机会提供了平台。他以后说道，“我正为群众号脉，突然发现大家都有迷失方向之感，需要我指点迷津。于是我便通过报纸反映公众舆论。”

在1919年，墨索里尼以《意大利人民报》为政治基地，将之前分散的各法西斯团体结合起来，发起一场法西斯运动。一开始法西斯运动还有一点进步主义成分，其政策包括反教会，号召耕者有其田，对资本征收累进税，允许妇女参政等等，墨索里尼甚至以自由意志论者自居，声称法西斯主义者热爱每个人的自由。但这只是墨索里尼的话术而已，他将法西斯主义定位为“既具有颠覆性又具有保守性”，以四面逢源。当其左翼的言辞未能吸引到足够多的拥护者时，他就立即转向右翼，鼓吹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组织法西斯民间武装冲击社会党的集会与机关。

墨索里尼以战壕中归来的士兵自居，极力挑起各种怨恨。什么能吸引群众，他就说什么。他向各处暗示，只要支持他当政，他就为该社会力量效劳。他含糊又极端，而他在相当程度上迎合了时人的喜好——在一场毁灭性的战争之后，人们对传统政治和政治家的不满产生了对新型领导人的渴望，他们对新领导人的要求并不是理性与逻辑，而是自信与绝对。怨恨中的人们渴求一位非主流的人物来颠覆现实。

后世的研究者注意到，墨索里尼的报纸社论总是非常极端，激动人心，引人注目。 “他练就一种实用的写作风格，文笔尖锐犀利，根本不讲道理，但狂热的激情掩盖了说理的漏洞。据他介绍，写作的窍门就在具有‘震动性’和‘爆炸性’。任何题目他都能从正反两面去写，而且简明扼要，对此他引以为豪。他认为争论问题没有必要面面俱到，因为写文章的目的在鼓动读者，并不在向他们提供进一步讨论的资料。”

墨索里尼的这些手法是奏效的。当他将自己嵌入到政治社会结构中的薄弱点的时候，一切政治约束似乎都对他失效了。而他的政治对手们，由于墨索里尼这些滑稽夸张的言辞，把墨索里尼看成是一个暂时站在风口上的煽动家，一个不值一提的江湖骗子，倾向于忽视他，或者作为一个用后即抛的工具。政府利用他的法西斯民间武装团体来消灭罢工，而很多社会党人有的则欢迎法西斯党出来唱一出“反动的滑稽戏”，认为这是消灭残存的议会民主的好办法，来为共产主义革命作准备。

1919年到1922年，意大利连续换了6届政府，届届短命。主政的自由党人内部分裂，争斗不休。墨索里尼看准机会，喊出了“向罗马进军”的口号，他自称有40万法西斯战斗队在其麾下（实则大概有三万人）。而当时的政府基本上陷于瘫痪状态，于是拱手将罗马交给他，意大利国王任命他为意大利第二十七任首相，此时他才39岁。

就这样，就靠唬人，报纸编辑墨索里尼夺取了一个分裂中的国家，从此开启了他二十多年的法西斯专制独裁统治时期。

三 种族灭绝的鼓动者

日后，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大屠杀事后对卢旺达的大众传媒作用进行了分析，将千丘电台的村级广播覆盖率与大屠杀后当地法院的起诉数据相对照。他们发现，广播覆盖率越高的地方，大屠杀的参与者确实越多。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卢旺达是一个快要爆炸的社会。这个国家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土地最稀少）的地区之一，而绝大多数卢旺达人都被禁锢在农村之中。此时的人口正处于高速增长状态，1991年的人口比起1978年，增长了57.1%。在全国715万人口中，年轻人的比例又高到吓人，48%的人岁数低于15岁。青年男子既无法接受教育，也无法继承土地，他们一直在寻找低收入的临时工作，但大多数都是徒劳的。他们无法养家糊口，无法结婚。 研究者的观察是，“贫穷、幼稚、社会地位低下和无能为力等因素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个人的失败感，这是一个无法逃脱的监狱。”

这个国家的两个主流人群——胡图人和图西人——高度对立。1959年的两届胡图政府都执行对图西人的歧视政策，操弄族群对立，来为自己腐败的宫廷政治寻求合法性。研究者指出，“配额制度和种族身份证，加上社会革命的偏见意识形态，更多地是为了维持种族分裂，允许国家进行社会控制，而不是实施实际的歧视。它们是胡图族权力体制结构的一部分，是行政‘证据’，提醒人们图西族与其他人之间的界限，提醒人们国家正在关注占人口多数的胡图族的利益。”

在哈比亚利马纳（Juvénal Habyarimana）任总统的第二届胡图族政府时期，卢旺达国家机器高度强化，实行一党专政。“卢旺达政府已经能够将其存在扩展到领土和社会生活的最偏远的角落。国家和党代表甚至出现在社会组织的最底层：每个“山丘”，每个世系都长期被中央任命的行政人员、教师、农业监察员、内部安全人员或警察，以及各种各样的地方党干部所包围。国家插手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从教育、卫生和农村发展，到促进文化和‘正确的’社会价值观”。研究者指出，“在非共产主义国家中，卢旺达是世界上政府管控最为严厉的国家。”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这个高度管制的独裁政权开始出现了裂缝。当时卢旺达为数不多的对外出口产品——咖啡和锡——的国际市场价格崩溃。这场经济灾难的直接影响就是胡图精英的内部分裂。而此时卢旺达又恰逢粮食减产，1984年至1991年期间，卢旺达农民生产的粮食热量从每人每天2055卡路里下降到1509卡路里（一个成年男子一天所需摄入在2000卡路里左右，一个成年女子的所需摄入在1800卡路里）。 数以百万计的卢旺达人看到自己的苦难在戏剧性地增加。到了1990年10月，流亡在乌干达的图西族难民又组成了卢旺达爱国阵线，打回来了。内忧外困治下，哈比亚利马纳极需要有人来帮助他转移视线。

哈桑·恩格泽（Hassan Ngeze）应运而生。他出生在卢旺达北方的吉塞尼省，只有小学文化水平，是个三流骗子，当过一阵子记者，也干过公共汽车的售票员。1987年的时候，一份名叫《坎古卡》（kanguka）的报纸开始在卢旺达发行，这份报纸批评哈比亚利马纳政府，得到了一小批人的欢迎。哈桑·恩格泽制作了一份报纸，名叫《坎古拉》（kangura），自称要“致力于唤醒和引导多数民众的声音”，实则是蹭《坎古卡》的人气，使用和前者一模一样的版式，以便欺骗读者购买。1990年7月，哈比亚利马纳的安全人员以叛国罪逮捕了《坎古卡》的编辑，同时也做了一场戏，也逮捕了恩格泽。这给恩格泽增添了一道反体制殉道者的光环。

1990年10月，出于哈比亚利马纳亲近圈子的授意，恩格泽被释放出来，继续办报。这份报纸最初的金主就是哈利亚利马纳的夫人，后来则由政府资助、发行。这份报纸的主旨就是宣扬“胡图主义”，推销对图西族的恐惧，它“极力鼓吹胡图族要团结在总统周围，为对抗图西族的威胁而斗争，同时又指责总统在领导这场斗争时缺乏足够的警惕性”。他捏造文件，说这份文件证明了图西至上主义者企图复辟封建特权征服胡图族，又捏造了一份据说渗透进了公共机构的图西人和胡图族同谋的名单，要求发起国家自卫运动。

哈桑·恩格泽（Hassan Ngeze）最出名的作品就是1990年12月的《胡图十诫》——一份种族清洗宣言，要求在社会中、政治上彻底清除图西人，任何反对这种意识形态的胡图人都将被视为叛徒。网上图片

这种宣传技巧是相当恶毒的。在日后发现的一份油印文件中，一位类似的图西族宣传人员声称自己是从法国学者罗杰·穆基耶利的宣传心理学的著作中获得的启示，还从列宁和戈培尔那里吸取了经验教训。他提倡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使用谎言、夸张、嘲笑和影射来攻击对手。道德考量是无关紧要的，除非它们碰巧提供了另一种武器来对付对方。他说，重要的是不要低估对手的实力，也不要高估宣传活动所针对的公众的智力。宣传人员必须致力于赢得中立者的支持，同时在其他观点的支持者之间制造分歧。他们必须说服公众，其敌人是一切恶毒的化身。这位宣传人员还提出了两种方法，一是无中生有捏造事件。他指出，这种策略并不诚实，但如果欺骗不被发现，这种策略会很有效。另外一种就是“镜像指责”，这指的是应该把他们一方正在计划做的事情完全归咎于敌人。通过这种策略，宣传者可以说服听众和“诚实的人”，他们正在受到攻击，并有理由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先发制人。

使恩格泽获得成功的，并不只是以上这些欺骗手段，还在于报纸的形式。这张报纸看起来故意同官办报纸拉开距离，语言风趣、放肆，身处地球上最压抑的社会之一，光是这种活泼的语言风格就已经让它同其他的官样文章拉开了距离，吸引了一大批读者。以后（1993年），他又成为了千丘电台的股东和通讯记者，这个电台可以说是一个无线电版的《坎古拉》。在一个由文盲组成的国家里，这个电台的影响力无人能及。它借助街头俚语、下流玩笑以及好的音乐去传送种族分子的立场。人们如痴如醉，收听该电台的广播，甚至属于被攻击对象的图西族听众也很喜欢这个电台的广播，因为它有趣、直率，这些受害者下意识的忽略了其中的危险宣传。

日后，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大屠杀事后对卢旺达的大众传媒作用进行了分析，将千丘电台的村级广播覆盖率与大屠杀后当地法院的起诉数据相对照。他们发现，广播覆盖率越高的地方，大屠杀的参与者确实越多。根据计算， 10%的凶手是由于电台鼓动而多出来的。如果某个村庄能够收听到广播，那么该广播不仅会直接影响该村庄的暴力行为，而且也会通过地方社会网络导致附近村庄的暴力行为加剧。

哈桑·恩格泽最出名的作品就是1990年12月的《胡图十诫》——一份种族清洗宣言，要求在社会中、政治上彻底清除图西人，任何反对这种意识形态的胡图人都将被视为叛徒。《十诫》中的第八条这样说：“胡图族绝不能再对图西族存有一丝怜悯”。这份宣言被哈比亚利马纳政府到处散发，从而获得了相当的影响力。

哈桑·恩格泽这样的人，获得了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而哈比亚利马纳这么做，很大可能是玩弄边缘政策，通过这些极端人物和言论凸显自己作为秩序维护者的角色。此外，由于这些角色同政府有一定距离又亲政府，哈比亚利马纳也贪图它们为自己带来的民意支持。不过就像一切玩火的人一样，他高估了自己对这些人物的掌控能力。

到了1991年6月，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卢旺达颁布了一部新宪法，接受了多党制。1992年3月，在政治压力下，哈利亚利马纳被迫与反对派签订了一份妥协协议，建立一个联合内阁，由反对党人士来担任总理。7月，卢旺达新内阁与卢旺达爱国阵线开始在阿鲁沙进行和平谈判。恩格泽痛斥此谈判卖国，并指控总统本人已成为“同谋”。哈比亚利马纳非常尴尬地发现，他以为是顺服舆论工具的东西在能裹挟民意之后竟然反过来要挟他自己。

卢旺达大屠杀的研究者都认为，卢旺达大屠杀是由哈比亚利马纳周围的人在1990年至1994年间某个时间段拟定的，作为一个来源狭窄、从政府垄断中获利最大的小集团，他们的地位被民主化进程威胁得最厉害。到一定时候，他们得出结论，要解决事态、保住权位，哈比亚利马纳是靠不住的，唯有进行全面大屠杀，从社会中彻底清除图西人以及胡图异己者。

而《坎古拉》和千丘电台则是这一图谋的煽动者与传播者，他们不停的敦促， “这一次让我们把事情干完”。

1994年4月6日晚，哈比亚里马纳的专机在访问归来正要着陆的时候被两枚导弹击中，哈比亚里马纳当场死亡。是谁杀了他，到现在也不得而知（也许是他自己的亲信，也许是卢旺达爱国阵线）。

随后，大屠杀就开始了。在相当于四个上海市大的国土面积里，100天里有50到100万人死亡（绝大部分是图西人），其中80%死于六周之内，每日死亡数大概是纳粹集中营单日死亡数的5倍。1997年，一位卢旺达爱国阵线的政府部长比较了纳粹与卢旺达的屠杀：“在德国，犹太人被带出住所，搬到遥远的地方，然后在那里被杀害，几乎是匿名的。在卢旺达，政府没有杀人。它让人民做好了准备，激怒了他们，引诱了他们。你的邻居杀了你。”

四

他们拥抱灾难，拥抱极端事件。平静的世界对他们是毒药。知道如何利用/解释灾难，一直都是这些人的必备技能。

十九世纪中晚期俄国的卡特科夫，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卢旺达的哈桑·恩格兹，共同构成了近现代历史上一再回响的某个母题。我们会发现，在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时代，也同样出现了类似的人物。当一个危机中的国家进入大众政治时代之后，这类人存在的社会空间就出现了。

在这样的时代，政府往往因为太过软弱或者太过威权，其言语/宣传无法吸引人们的真实关切。简单的说，官方意识形态已经破产，官样文章读之生厌。于是他们希望找到某种“白手套”，以非官方的角色来说出官方想说的话。而后者往往通过表达负面情绪脱颖而出。他们披着受害者的外衣，带着读者/听众重温外国/异己势力对“真正人民”的羞辱。他们利用怨恨与恐惧，呼吁重建道德秩序、收复领土、安全、报复、种族优先地位或者获得男性权威。在此同时，将自己打扮成“人民”的代言人。

他们越庸俗、恶毒、搞笑，就越有影响力。他们通常都很活泼，人们因为官方宣传的死板会下意识的接受他们的“接地气”。他们花言巧语，几乎从来不顾忌其叙述中的自我矛盾。他们语言武断，从不瞻前顾后，留下余地。因为他们清楚的知道，在很多时候，左右人们倾向的，是情感而不是理智。正如人类学家欧内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所观察到的：“正是（恐惧）使人们如此愿意追随那些粗鲁的、看起来很强壮的煽动者……能够清除这个世界上模糊的、软弱的、不确定的、邪恶的东西。啊，把自己交给他们指挥——多么平静，多么宽慰。”

正因如此，他们拥抱灾难，拥抱极端事件。平静的世界对他们是毒药。知道如何利用/解释灾难，一直都是这些人的必备技能。

他们还有一个成功的秘诀，那就是故意与官方拉开一定距离，将自己打扮成某种民间声音，尽管明眼人一眼可知，他们所赖以存在的政治空间完全来自上面的授意。他们的叙述与官方若即若离，他们往往说一些那些政府/精英想说又不方便说的东西。几乎所有的民众在潜意识里都会厌恶那发臭的专制政府（当官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拥护专制主义赖以生存的那些原则/仇恨，当有人站出来以官方不一样的活泼口吻出来重申一些“原教旨主义”的东西，实际上会被民众看成是安全的“反抗”，这些人就籍此将自己与民众捆绑在一起，深嵌在大众心理之中。

他们几乎一开始都是边缘人物，或许还有犯罪记录，面目类似小丑。有些旁观者就认为他们仅仅只是风口上的人物，很容易就能戳穿。由于害怕失去阶级、性别或种族特权，有影响力的官方人物或其他精英将他们带入政治之中，觉得他们好控制，当作白手套使用。但这种想法其实大错特错，小看了他们的政治能量。

他们很危险，非常危险。这些人既然在官方或精英的默许中有了自己的舆论基地，能够获得一大批人的认同，那么他们就具备了大众政治所赋予他们的政治动能，而这些政治动能是政府和精英所无法掌握的野火。政府不垮台，他们也许就只是吹鼓手，当国家处在危机状态中，他们就会出来领导民粹主义运动，反戈一击，指责政府因为没有坏事做尽而“背叛人民”。而在那个时候，正常的社会舆论空间早已被破坏殆尽，有组织，有固定狂热人群支持的，除了他们还有谁。而在这种拥戴中，他们能够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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