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极生恶【新晃一中埋尸案背后的经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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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晃，是湖南怀化市下辖的一个小县，古代夜郎国所在地，夜郎自大这个成语，说的就是新晃。2003 年 1 月，新晃县一中主管后勤建设的职工邓世平，在与校长黄炳松就校园建设中的豆腐渣工程结算问题发生冲突后突然失踪。一直到今年 6 月 20 日，在该校的操场上，挖出了邓先生被埋 16 年的尸骸，一时间轰动中国。想想在这十六年里，学生们踩在邓先生的遗骨之上，接受黄校长冠冕堂皇的教育，这其中的荒谬，真是无法言喻。各位都知道，老蛮我的规则是凡有大事必撸之，在这里，我们很有必要了解一下，这个新晃县，到底是个什么路数的县，它的经济，又具备什么样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将决定这个县城的地域文化。（说明：以下数据，均来源于新晃县统计局历年统计公报）

在这里，我会从新晃 2001 年（也就是邓老师被害的前两年）的经济数据开始讲起。首先，各位必须建立起一个基本概念：新晃县是位于湖南的鼻子尖上，与贵州交接。这个地区用最通俗的话来讲，就是 “穷山恶水”，地形多山，交通不便，发展经济的难度极大。

（新晃县基本地貌）

接下来，我们要建立第二个概念：新晃县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一直到 2018 年，新晃县都有 84% 的农村人口，这当然是由于这种湘贵两省交界的山区县城，无从发展起像样的工业，当然也无法加速城镇化的步伐。然而，更加悲哀的地方在于，这种贫瘠的山区地带，连农业都缺乏增长性。新晃县的农业，除了粮食种植之外，第一是烟叶种植，第二是肉类养殖，包括猪、牛和羊。下表给出了新晃县从 2001 年至今的全部农业数据。

我们先看第一栏的数据，新晃县的户籍人口，当然毫无增长性的可言。2001 年 25 万，到 2011 年勉强跨过 27 万，到 2018 年又下降到不足 26 万。在这整个过程中，农村人口基本维持不变，在 22 万左右浮动。然而就这 22 万的农业人口，在这 18 年里，也没有劳作出多少值得一提的农业成果。粮食收成基本上逐年下降，从 9.6 万吨下降到 7.7 万吨。以中国年人均粮食消耗量 400 公斤（包含人体维持生存必须的肉类和油类，所必须消耗的饲料用粮与油料用粮）计，新晃县的 22 万人，需要 8.8 万吨粮食才能养活。这意味着这个所谓的农业县，其实在粮食上也无法实现自给自足。

这么一分析，新晃的肉类养殖业所需要的饲料，居然必须千里迢迢运翻山越岭的运进来，这意味着它的养殖业毫无成本优势可言。正因为这样的原因，新晃县的猪、牛和羊产量在近 18 年里毫无增长性可言，20 万出头的猪，5 万头牛和 5 万头羊，大致上就是这种产量，维持了 18 年之久。要知道在这 18 年里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肉类消费量整体增幅近 50%。然而这种市场的巨大变化与这个偏远的山区小县毫无关系。**它就犹如一潭死水，没有人口增长，没有粮食产量增长，没有肉类养殖增长。**并且，到了 2018 年，连它唯一的经济作物：烟叶，也陷入了死亡之中，产量从此前的数百吨剧烈下降到仅 20 吨。我查阅了一下统计公报，这个数据并不是误报，而是由于烟叶种植面积发生了剧烈缩减：从 2017 年的 3900 亩下降到仅仅 200 亩。呵呵，新晃的农民，连烟叶都不肯种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夜郎小县的居民收入情况，还是从 2001 年看起吧。我提示一下各位，接下来这组数据实在是触目惊心。事实上，这就是这个县城的校长、包工头以及整个施工团队，会为了 2003 年的 140 万工程费铤而走险杀人埋尸的直接起因。

2001 年，新晃县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仅 1277 元，而当时全国的农民人均年收入为 2407 元。新晃县当时的农民收入水平，较全国的平均水平，还低了足足一半。这里顺带说一下， 一直到 2018 年，新晃县的农民收入也没能赶上全国的平均水平。2018 年新晃农民人均收入 8697 元，较全国 14617 元的农民平均收入，依然低了足足 40%。这组数据，恰好与它死水一潭的农业产量数据构成了相互印证。

而在它的县城里工作的非农业人口，则在 2001 年陷入了恐怖的下岗与收入下降的威胁之中。我直接复制新晃县 2001 年统计公报中的一段话出来吧：“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年末全县城镇从业人员为 11551 人，比年初减少 1510 人，其中国有单位从业人员 9743 人，减少 1168 人，集体单位从业人员 1309 人，减少 727 人。全县从业人员劳动报酬 9778.3 万元，下降 2.89%，其中国有单位下降 2.4%，集体单位下降 30.62%，在岗职工工资总额 9623.5 万元，下降 1.77%…… 年末各类企业下岗职工人数达 2834 人。” 这么简单的算一下，2001 年新晃县城里的下岗率，高达 20%【2834/（11551+2834）】。

就 2001 年来说，新晃县贫瘠的农村，收入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而在县城里面，则有足足两成的人下岗失业。在这样的背景下，2002 年新晃一中发出一个总价 140 万的操场施工的包，当然足以让各路牛鬼蛇神，贪红了眼睛。想想看，当时新晃一名县城职工的年工资收入，也就是 9778 元，这 140 万，相当于工作 140 多年的铁饭碗收入了。或许在广州，在深圳，在上海，还不至于发生为了区区 140 万就悍然杀人埋尸的案件，然而，在当时的新晃，这就是赤裸裸的不可抵抗的诱惑。

如果上面这组数据还不足以让各位清晰的感受到 140 万对新晃人民的诱惑有多大的话，下面这组数据可以加深各位的直观印象：2002 年，也就是黄炳松校长坚持提前支付 140 万工程费的那一年，新晃县全年的地方级财政收入只有 3386 万元。140 万，相当于当年度县财政收入的 4%。这组数据摆出来，各位也可以想见，一个小小的县一中，居然可以动用全县 4% 的财政收入去修一个豆腐渣操场，并且不受财政上的任何监督。熟悉潜规则的同学当然也能够当即意识到，这笔钱，当然不可能是黄校长一个人可以拿走的。很明显，这 140 万，是当时新晃官场的一场集体盛宴，而邓世平，就是这场盛宴唯一的搅局者。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场杀人大戏中出场的各位。校长黄炳松是新晃县的官僚世家，其家族亲属占据了从财政到政法系统的几乎全部关键岗位。包工头杜少平是黄校长的外甥，在 2001 年下岗（对，他就是全县五分之一的下岗职工之一）。下岗后他开了个工程公司，接下来的第一宗业务，就是这个学校的 140 万操场施工工程。毫无疑问，对于一个刚刚从下岗的绝望困境中走出来的人，这位杜少平也不可能有什么道德的底线，即便只是为了保住手头的这份工作，他也会悍然使用暴力。

我们今天回头来看，要将一个活人反绑双手，埋入施工中的操场跑道之下，并压上数百斤中的石块，再进行土地平整及跑道铺设，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注意，这条跑道到 3 年后还改建过一次，升级为塑胶跑道，并且按理每年都需要修理和维护。在这个过程中，罪行是随时都可能暴露的。所以，我们可以确信的是：这一定是一宗群体犯罪，群体性的实施杀人并对整个行为进行长期的刻意掩盖。包工头杜少平由于参与这次杀人案，算是向整个新晃官场交上了投名状，从此之后，他的身份在县里扶摇直上，开始拉帮结派，开舞厅歌厅，放高利贷收保护费，并最终栽在了去年的扫黑行动里，主动交代了这宗令人震惊的杀人罪行。我们当然也可以确信，他后来的那些恶行，在这个一直维持着赤贫状态的县城，也并不是他的个人行为，在他的背后，当然一直都存在着一个硕大的人群，在分享他所有恶行带来的收益。

而种种这些罪恶，只不过是长期处于赤贫状态的县城里的常态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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