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辰之日说邓公
有不少杰出的政治家,都出生在八月。 比如邓公。今天是他诞辰118周年的日子。 我室不打算搞一篇宏大文章,来歌颂他一生的辉煌业绩。就跟大家分享邓公的三个片段吧。 邓小平晚年在家读报。 **01 **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这次访问 …
邓公的风采,很大部分体现在他拍板的时候。
我有这个感觉,是来自最近二刷《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部剧,看到他拍板恢复高考的一段。
这个扭转无数人命运的考试,尽管早已成为每年例行发生的事情,但在当初决策时却是不容易的。这个过程中,尤其表现出邓公卓越的拍板艺术。
那么,他是怎么拍的呢?
01
众所周知,高考是在1977年的冬天恢复的。不过,邓公早在1975年就想拍这个板了。
那一年的9月26日,他听取耀邦同志等汇报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根据《邓小平年谱》记载,在汇报进行中,他“多次插话发表意见”。
虽然听的是科学院汇报,但他发表的意见,许多是关于教育的。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
这说的是谁呢?
他指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当时大学的生源质量。
这就要回顾一下历史了。
从1972年起,我国的大学招生开始采用一套“新办法”。招生的主要对象是“具有二至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的工农兵”,招生的方式不是考试,而是被概括为十六个字:
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
通过这套招生办法进入大学的学生,被人们称作“工农兵大学生”或“工农兵学员”。
这是当年欢迎工农兵学员入校的场景。
尽管工农兵学员中也涌现出不少佼佼者,但在当时,生源整体的文化基础实在令人担忧,甚至好多初中数学都没学明白。
更为糟糕的是,这种招生办法还滋生了“走后门”的情形。
武汉大学的老校长、曾经担任过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刘道玉先生,曾举过一个例子:著名作家熊召政,1976年时他是湖北某县的一个知青,因为表现好,群众推荐他上大学。但是到了县里,书记不同意,还赤裸裸地说:
你明年去,今年我儿子要上。
在众多没有背景和关系的知识青年当中,就流传出一句话,叫“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其根源就是在一些地方,“十六字方针”被浓缩成了“四字方针:领导批准。
他们这样啊是不行的!
在1975年那次谈话中,小平就不无忧心地说:
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
可惜的是,这次谈话后不到一年时间,小平就再次被打倒。
恢复高考的板就没有拍成。
02
一次拍不成,那就再来一次。拍板也要有契而不舍的精神。
时间来到了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复出之后,首先要抓什么呢?
不久前“四人帮”刚被粉碎时,耀邦同志曾献出治理国家的三条建议:
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狱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在《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里再现了这个情节。邓公在听说耀邦同志“隆中三对”时,没有说话,而是端起酒杯微笑着抿了一口。
这三个都是好建议,但邓公还是决定先从教育入手,他主动请缨分管教育和科技,这样就名正言顺了。他说:
十年没有好好上课。不考试怎么行。
但是,就在他正式复出之前,教育部已经开完了当年的招生工作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们也很难:是继续执行“文革”中的做法呢,还是恢复高考?这里面的阻力毋庸讳言,就是“两个凡是”。
会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当他们把争论报上去时,主要领导问了一句:
_毛主席是怎么批示的?
_
招生会议开了足足半个月,最终还是按老办法执行。不过,教育部还是迈了一小步,决定当年通过考试招应届高中毕业生4000到10000人。但这个比例很小,只约占全国招生总数的2%-5%。
真的就只有一小步。
邓公没有一上来直接推翻既有的安排。他要另外开一个会。
这个会,就叫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03
现有的资料显示,其实在这次座谈会召开之前,邓公已默认1977年恢复高考已经来不及。他是打算第二年再干。
转机就在这次座谈会上。
参加座谈的是一个三十三个人的名单,里面几乎都是学术界的大咖:数学家苏步青、吴文俊,物理学家周培源、王大珩、生物学家童第周、邹承鲁等等。
邓公与参加座谈的代表合影。
会议连开五天,邓小平基本全程参与。为了让专家们敢说话,他一上来就给大家发“定心丸”:
这里没有棍子,钢铁公司、帽子公司、鞋子公司,三个 “公司”都要丢掉。
回看他们的开会记录,是很微妙的。
在会议的头两天,邓公似乎数次有意把话题引向“选拔人才”,但谁也没有点出“高考”这个字眼。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导艺术。
尽管领导心里可能已有想法,但他依然希望有人能率先说出这个想法。从别人嘴里先说出来,效果和含义是大不一样的。
打破僵局的同志叫查全性。
在参加会议的代表里,他的资历不算老,当时还只是武汉大学的一位副教授。在发言时,他强烈批评了现行招生制度的严重弊病,一针见血地指出:
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
有人掀开门帘子,大家就敢往里进了。
查全性的发言引起老教授的集体共鸣,大家纷纷表示支持,他们表示:
建议下大决心。
专家们强烈的意见,让邓小平“不得不”马上表态。他转向身旁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同志,试探性地问:
今年改,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吧?
刘部长思考了一下,表示推迟半年招生的话,还来得及。那既然教育部长都表态了,邓公就果断拍板:
如果来得及就从今年开始改,不要耽误。
会场顿时响起一片掌声。
坊间后来的说法,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只用了二十分钟。
要简单算起来,查全性的讲话十五分钟,邓公插话、询问、表态,直到最后的拍板,耗时五分钟。那加起来,确实也就二十分钟。
可是就这二十分钟,它改变了千千万万青年的命运。
历史的进程是怎么发生的?就是这样发生的!
图为1977年,邓小平对当年恢复高考的批示。
04
邓公的拍板艺术,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会拍板、敢拍板,不乱拍板。
许多的决策过程哪怕快,却依然有思考问题、征询意见和凝聚共识的步骤。这就不是乱拍板。
尽管自己心中已有定案,但仍需要验证这个定案对不对、是不是能得到支持。
可能有读者会问,为什么你就认为邓公心中早有定案呢?
有一个细节可以表明。
在那天的座谈会上,在大家意见统一后,他便建议修改原来的 “十六字方针”。最年轻的会议代表、中科大的助教温元凯建议改为 “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
邓小平听后,觉得第二句还有点问题,他说:
考生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领导脾气坏一些,不同意报考怎么办?我取四分之三,不要这一句。
如果不是事先有长久的思考、确定的想法,是不会当即就脱口而出的。
于是,在当年冬天,全国570万考生进入到了重开的高考考场。他们中有工人、农民、战士,还有很多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的来考试之前,刚刚放下干活的锄头,或是刚奶完襁褓中的婴儿。
大概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想象,那种将过去的压抑和未来的希望,都倾泻在一张考卷上的滋味了。
恢复高考,让社会的知识风气焕然一新,也是邓公在年轻人中赢得声望的关键原因之一。
任何改革创新的事业,都必须赢得年轻人。现在回头看来,不得不佩服他一复出就抓教育的独到眼光。
1979年7月,他来到安徽黄山。
在登山途中,巧遇复旦大学的大学生。其中两位激动地告诉邓公,她们当过工人,但是从来没放弃过学习,是高考的恢复才获得重新学习的机会。听完他们的讲述,小平同志说:
你真不容易!
虽然他说得很淡,但从那天与大学生们的合影中,看得出邓公是非常高兴的。
我写这篇文章时引用的许多讲话,都出自一本书叫《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里面收录他的不少原文原话,都是关于知识、教育、人才的,现在读起来还是觉得异常生动。
在看这些资料时就联想到,当下的一种“知识无法再改变命运” 的情绪。
这个是很难认同的。
时代在变,社会也在变。以过去的标准看现在,是永远无法看到理想状态的。
譬如,1977年的高考,地理题就简单到伊朗的首都是哪里。而现在对知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
一般的知识水平,只能改变一点点命运;较高的知识水平,才能改变较大的命运。
不否认关系、资源和背景的存在,这些东西在任何时代都存在,但我始终相信对普通人来说,读书+奋斗这条路,是宽的,尽管会更辛苦。
所以,当有人抱怨说“上不去了” “知识无用了”,或许可以化用邓公的一句话来回答。他原话是指一个国家: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
稍微改一下,放在今天,用在个人:没有知识,就更上不去了。
参考资料:
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回顾,教育史研究
口述改革历史,广东经济出版社
恢复高考追忆中的分歧与辨正,教育与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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