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世纪发生在法国的德雷福斯案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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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用户 高林 发表

阿尔萨斯洛林人说德语跟他们认为自己是法国人不矛盾，普罗旺斯人在世界大战里还说普罗旺斯语，但他们也认为自己是法国人。
德雷福斯案原本是一个简单的间谍案，法国军队的情报机关认为德雷福斯是间谍，并且对他用很草率的方式定了罪。本来他可能就这么完蛋了，但是他有个特殊身份他是个犹太人，他姐姐坚信他无罪，所以到处寻找人帮助，本来只是一些普通人支持他。但是法国的保王党认为这是左派的阴谋，攻击法国的军队，于是就投入战斗，右派组织和报纸，比如爱国者同盟、法兰西祖国同盟的加入让原本对犹太人问题并不感兴趣的左派也加入了战斗。
德雷福斯案的政治化，应该是从右派试图借此案搞反犹运动而开始的，像饶勒斯、布鲁姆、这些左派高师小集团和社会党政治家原本对德雷福斯案是无所谓的，但是莱昂都德、莫里斯巴雷斯、这样的右派大人物投身于德雷福斯案，就惊动了左派。于是到这个时候德雷福斯案到底真相如何已经没人在乎了。
左拉投入战斗也是这个时候，其实所谓要求重审，就是要求恢复德雷福斯的名誉，右派的错误在于他们投入战斗太早，而且把力量花在那些仅仅出于同情和义愤而支持德雷福斯的小人物身上，并且把火往左派那边烧。结果真的把自己的敌人推到了一起。
其中还有一个悲剧是菲利克斯福尔总统死于马上风，姑且不说他是像左派小报说的那样被活活咬死的。

知乎用户 一代王鱼 发表

“为了秩序” 而把锅甩给了一个无辜的犹太裔军官，试图通过挑起普通法国人对犹太人的仇恨来掩盖法国军部的低效与无能。

知乎用户 羊舌枚 发表

“德雷福斯事件” 这个问题唤起了我学生时代的记忆。

十几年前，在高一的语文课上，我以漫不经心的态度学习了罗曼罗兰的《名人传序》（节选）。不得不说，尽管课文中的选段不长，仍然可以从中体会到罗曼罗兰雄健的笔力和燃烧般的激情。该文并非考试的重点，老师也并未详细讲解该文的背景，但是课本页脚下的一行注释还是留给我深刻的印象：“即是今日，在我们近旁，我们也看到闪耀着两朵最纯洁的火焰，正义与自由：毕加大佐和蒲尔民族。”这就是我第一次知道 “德雷福斯事件”，在我的心中被贴上“冤狱的洗脱” 以及 “戏剧性” 的标签而沉寂脑海。

重新唤起这段记忆的契机在于最近在图书馆中翻阅 “法国历史” 书架的发现。关于 “德雷福斯事件” 的背景，以上答主已经回答得相当完备了。在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共和国的崩溃》叙事中，“德雷福斯事件”被安排了专门的小节十多页纸来描绘，这一场精彩大戏从 1894 年开始，夹杂了反犹主义、德国间谍、伪证、军队的不公、公共知识分子的舆论干预、左派与右派的阵营对垒等元素，由最初的一般案件上升为政治事件，在这十一年半的期间跌宕起伏，几次反转。在威廉夏伊勒的笔下，“第三共和国的兴起”之初就是持续不断的政治危机，巴拿马运河公司丑闻使得公众不再相信政府，而德雷福斯事件则让军队蒙羞。威廉夏伊勒精辟的评论说：在第三共和国进入二十世纪的之后一段时间里，“德雷福斯事件”比任何其他社会动乱更清楚地暴露了法国社会的严重分歧，两派之间的争斗愈演愈烈，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我将书中这部分内容理解为第三共和国在 1940 年最终崩溃的前因。

“毕加大佐” 在现在的书中翻译为 “皮卡尔上校”。从书中我得知了他因为坚持正直而在军中的前途被打压，甚至一度被派往突尼斯前线送死，但是最终因为德雷福斯的平反而成为英雄，最后升上陆军部长，算是有一个不错的结局。正义尽管迟到了，但是至少没有缺席，也算是了结了我学生时代好奇心引发的一桩悬案。

题外话 1：威廉夏伊勒这个药丸党同样是《第三帝国的兴亡》作者，看来他对于同类历史题材的驾驭是相当的熟练。

题外话 2：学生时代我读过莫里斯 · 勒布朗写的亚森罗平探案小说《水晶瓶塞》，讲述的是围绕巴拿马运河丑闻中受贿 “清单” 的故事。而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围绕泄密 “清单” 的种种纷争是如此的令人熟悉，或许德雷福斯事件的当年真相已经难以被人所知，但是小说家从中受到启发却是真的。

知乎用户 casa cat 发表

最近刚好在研究 Dreyfus Affair，冒昧总结一下。

感觉 “案件” 不足以概括这个事件本身。就像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以那一年发生为切口，把整个时代的政治经济人物顺了一遍，法国也其实完全可以有一本《公元 1898》，其前因后果，涉及到法国各个领域，几乎是影响了整个时代。

背景：

1、遥想当年，法国在普法战争后战败，割让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都德的《最后一课》就是那时候的（文中是亡国奴的忧伤，让人流泪。但实际上，阿尔萨斯洛林原本是德语区——知道真相的我眼泪又掉了下来）。总之，在 19 世纪末，德法关系相当紧张，德国力图孤立意图复仇的法国，法国联英联俄对抗。

2、欧洲的反犹主义十分高涨，不论法德。而德雷福斯是犹太人，这让民众当时的嫌恶情绪瞬间升级。

事件脉络：

1894 年 9 月，潜伏在德国使馆的法国特工截获一封信，说自己是要出卖军情的法国军官。炮兵军官德雷福斯，满足犹太人，出身德语地区，一年前去过德国等三大条件…… 立马遭到怀疑，很快被逮捕。

11 月，尽管笔迹鉴定证据不足，德雷福斯仍然被判罪。终身监禁，流放魔鬼岛。期间，德雷福斯一直申诉自己无罪，他的家人也为此奔走。

1896 年真正的叛徒被发现，法国军方（为了掩盖错误将错就错）让知情人 shut up.

1898 年 1 月 13 日，著名作家埃米尔 · 左拉，从一位记者那里获悉真相，在报纸发布致法国总统的公开信《我控诉》，揭露了整个事件。包括普鲁斯特在内的法国文艺界人士，联名支持。

这样就可以够了吗？NONONO，伸张正义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任务。勇敢如左拉，也被逼流亡伦敦。回国之后，他死于壁炉阻塞引发的中毒，很多人认为是政治谋杀，而政敌们则宣称他是畏罪自杀，可见当时环境之险恶。

1898 年秋天，法院开始重审，经历推翻原判——减刑到十年的周折，当时的法国总统告知德雷福斯，只要接受不上诉的条件，认罪，就可获得赦免。德雷福斯答应了，很多支持他的人都很失望。（群众义愤填膺，正主儿撤了……）

一直到了 1906 年，法国政治环境发生变化，左派当政，才彻底洗清了德雷福斯的污名。

这个事件，到现在都被认为是反犹太主义的重要代表，也催生了 “公共知识分子” （Public Intellectual）登上历史舞台。其实这词开始也不算是褒义，类似现在形容那些自命不凡的精英…… 但，不管百年来它演变为怎样的意义，在当时，至少有那么些人，代表着一个国家的良心。

就像左拉在《我控诉》里写：“我只有一个目的：以人类的名义让阳光普照在饱受折磨的人身上，人们有权享有幸福。我的激烈抗议只是从我灵魂中发出的呐喊，若胆敢传唤我上法庭，让他们这样做吧，让审讯在光天化日下举行!”

最近在研究的一位玻璃艺术家加莱 (Emile Galle) 当时也卷入风波，因为坚信德雷福斯是无辜的，追随左拉呼吁，被原本以收藏他作品为荣的上流贵族集体抵制，事业陷入低谷。

然而，在那样的壮阔里，他说：正义就是正义，因为上帝就是上帝。

时间还是证明了他的价值。

突然想到在于谦祠看到的对联：血犹未冷，风孰与高。人微言轻，不泯人间大义啊。

另有几个有意思的后续：一个是德雷福斯事件导致了著名自行车赛事环法自行车赛的诞生。简言之，反对德雷福斯的人创办了针对支持德雷福斯事件的新体育杂志，为了吸引人气，举办环法自行车赛，没想到后来声势如此浩大。另外一个，支持德雷福斯的普鲁斯特，将这一事件写在了《追忆似水年华》里，形容的颇为有趣，书里的人谈到德雷福斯就默默判定对方立场的心理活动，堪比当今的甜咸党之争。

知乎用户 杜连殳​ 发表

1873 年，当保皇派作家阿尔丰斯 · 都德写出了在法国人人传诵的《最后一课》时，他绝不会预料到他所声讨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纷乱的内部争斗和世界大战的阴云中，一直延续到了德军入侵巴黎的 1940 年。1870 普法战争之后，为沦落的阿尔萨斯与洛林而感伤的都德，也象征着当时法国人普遍的爱国情感与民族主义倾向。《最后一课》中关于 “语言” 的讨论其实充满模糊和暧昧，在都德的虚构之笔下，看上去似乎是说法语的阿尔萨斯人，在战败后被迫改学德语。可实际上阿尔萨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就是属于日耳曼族的辖地，直到 17 世纪的《威斯特法伦条约》，德国才确认了法国对于阿尔萨斯的主权。据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记载——“一战后的法国政府试图同化该地，尤其是希望用国立学校取代当地传统的教会学校，并禁止德文报纸出版，而德语是当地 75% 居民使用的书面语”。当然，语言并不一定代表着国家认同，德国在 1871 年后也确实颁布法令以德语教育代替法语，但是，这一文本依旧充满了不同解读可能的含混。

以 1873 年都德的《最后一课》作为 1894 年德雷福斯事件的前序，似乎有些牵强附会，但不可否认，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开端时的战败屈辱和爱国 - 民族主义，与德雷福斯事件中体现的反犹主义具有无法分割的关联。

如果将时间倒回到 19 世纪八十年代，不难发现法国当时一系列的事件与社会变化。

1881 年新闻法案解除了政府对言论的管制，识字率的提高和新印刷技术改变了传媒业，多达三位数的报纸与杂志创刊于这一时期，各种日报与周刊小报的每日印刷数量超过一百万份，其上充斥着各种激烈的言论与思想。

由天主教徒管理的联合通用投资银行在 1882 年倒闭，受到此前对欧洲著名银行世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抨击的影响，财产受损和看热闹的人们都一致认为是犹太人用商业阴谋摧毁了基督教的事业。

1886 年，德吕蒙出版了当年销售量达到 10 万册的畅销书《犹太法国》，上下两册的内容都在强烈攻击各种各样的外来威胁——对于异教和边缘教派的憎恨、普鲁士的贵族和庄园主、英国的工厂主、越过阿尔卑斯山来窃取法国人工作的意大利人等等，搜寻了一切可能的材料来批判 “像宿主上的细菌一样” 的犹太人试图毁灭法国的阴谋，这本书在十年间再版一百次，几乎每个法兰西的家庭都将这本书和圣经一同放在书架上。六年以后，德吕蒙又在臭名昭著的《自由言论报》上接连发表《为了法国人的法国》和《军队中的犹太人》两篇文章，声称 “犹如细菌繁殖” 的犹太人已经渗透了法国，甚至连军队都成了犹太人扩展权力的私人领地。

1880 年代，试图一展宏图的巴拿马运河公司受制于蔓延的热带疾病和资金短缺，公司高层说服政府内部人员批准奖券贷款，在筹集了大量资金后公司突然宣布破产，成千上万法国人血本无归，作为犹太人的赫茨和雷纳克男爵成为了被口诛笔伐的内贼，前者被驱逐出境，后者被逼自杀。

同一时期，在共和派和保皇派两不相让的攻讦中，外国货物的输入带来巨大的贸易逆差，农业也出现危机，社会主义者在民众抗议中愈发壮大，在 1885 年组织了 100 起罢工运动，而在德雷福斯事件发生的前一年，罢工已经增加到 600 起。

1887 年，陆军部长布朗热退出内阁，一方面支持罢工工人、呼吁军队民主改革，另一方面却又秘密接受保皇派的大量援助，在他 1889 年获选进入国民议会时，保皇派希望他发起军事政变，他却举棋不定，给了共和政府得以施行对策的时间，布朗热随即逃亡，在比利时境内他的情妇死去，这位将军也饮弹自尽。

除此之外，无政府主义者同样活跃在法国，1882 年一批无政府主义者在里昂被政府控告上法庭受审，此后十余年间，法国无政府主义者不再甘心于思想传播，多次策划了对官员的袭击和市区爆炸案，在 1892 到 1894 年间，仅仅是巴黎便发生了十一次爆炸事件，在 1894 年德雷福斯事件发生前几个月，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为了给遇害的法国同僚复仇，在里昂行刺了第三共和国总统卡诺。

1889 年世界博览会在巴黎举办，世界闻名的埃菲尔铁塔就是在这一年竣工，意在纪念一百年前 1789 年法国大革命。正是在 1789 年的革命后，法国颁布了两道革命性的法令，取消了犹太人的禁制，任何犹太人 “只要以公民身份宣誓效忠并服从宪法”，即可享有完全的公民权利。

虽然此时的法国虽然经过启蒙运动百余年，尽管许多左翼政客公开谴责教会介入政治，比如 1877 年甘必大在国民议会的演讲中就公开表示 “教权主义就是敌人”，但天主教会仍然在公共事务中举足轻重。善于利用信仰控制舆论的教会对于犹太教徒一直大加贬义，在日常活动中处处排挤犹太人。历史学家乔治 · 摩斯很准确地描述出了当时的法国民族主义情绪：“当种族歧视在各地蔓延之际，法国像是注定要成为种族歧视影响国家政治的其中一员。” 而阿伦特在研究极权主义的起源时，也明确点出了反犹主义是 19 世纪晚期法国重要的政治武装。

1892 年，反犹先锋德莫雷斯侯爵还公开挑起了与犹太军官马耶尔的决斗，并用军刀在决斗中刺死了兼任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教授马耶尔，尽管陆军部长出面维护了法国大革命的理想，声称保护任何献身服务法国的军人，但是反犹太主义的种子早已生根发芽。

譬如法国著名的龚古尔奖获得者，作家莫里斯 · 巴雷斯，在 1880 年代以极度张扬而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自我崇拜》三部曲获得了无上的艺术成就，在收获了一系列法国的国家艺术奖项之后，巴雷斯在政治上迅速右转，以法兰西卫士自居，投身于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运动，多次撰文抨击德雷福斯阵营。在 1921 年，由于其早期艺术成就与晚期政治倾向的反差，巴黎的达达主义者们还召开了一场特别法庭庭审，判处了坐在被告席上的名为莫里斯 · 巴雷斯的傀儡人偶 20 年劳动改造。作家阿拉贡和诗人艾吕雅这样控告巴雷斯：

“当一个人出于势利的欲望，而一反他年轻时候的信念，摇身变为循规蹈矩的模范的国教徒，捍卫起传统的观念来，对于这种矫揉造作的人，在什么情况什么程度下，可以认定他为罪犯？”

回到正题。

来自阿尔萨斯的德雷福斯，出生于虔诚的犹太教家庭，但他的父母家人也都是热情而坚定的爱国者，在高等军事学校学习时成绩优异，毕业后晋升为炮兵上尉，在 1894 年 10 月被捕。所谓的证据是一个间谍在德国武官的办公室内发现的一张纸条，没有签名、没有日期，只提及了法国炮兵部队的几份文件。军方的调查和推理颇为仓促地认定德雷福斯上尉有重大嫌疑，几位陆军部高层官员为了保护法国军队的声誉，希望快速结案，而狂热的反犹主义者贝迪荣的笔迹鉴定报告，成为了德雷福斯有罪的重要证据。10 月 31 日，得到内部消息的《晚报》、《自由言论报》便以叛国的罪名报道了这一消息，从而激发了大众舆论的一片哗然。12 月，军事法庭对德雷福斯秘密审讯，但却拒绝辩方律师的发言，在做出叛国罪的判决时，甚至拒绝德雷福斯的出庭。由于庭审缺乏公开程序，许多人对审判过程并不知情，因而几乎整个法国社会都一致认定德雷福斯的叛国行为不可饶恕。即便是日后加入了德雷福斯阵营的左派人士克列孟梭、社会主义者饶勒斯等也都公开发表了对叛国者的辱蔑。

1895 年 1 月，德雷福斯游街示众，并被公开拔阶，阿尔丰斯 · 都德的儿子，都德，为《费加罗报》撰写了报道《惩罚》，大肆宣扬民族仇恨。而同样目睹了这一仪式的奥地利记者赫策尔，几个月后写完了《犹太国》的初稿，表示 “德雷福斯事件使我成为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凶神恶煞的反犹主义甚至不放过一个已被同化的爱国者，而这发生在启蒙运动的摇篮”，旋即开始着手犹太复国主义的事业。

1895 年 7 月，军方在整理档案时，上校皮埃尔发现了案件中的蹊跷之处，经过一年多的调查，他发现亨利上校和他的副官埃斯特哈奇有很大的嫌疑。但当他上报这一发现时，却被有意按下这一案件的高层调去了前线。1896 年 11 月，德雷福斯的兄长说服了无政府主义阵营的文学天才拉扎尔，后者写出了 64 页的小册子《一宗司法错误：德雷福斯案真相》，发表于《闪电报》，并独立印刷了几千份发放给了记者、法官、议员等有影响力的人士。一年后，1897 年 11 月，站在阿尔萨斯同乡一方的参议院副议长佘雷尔 · 克斯特纳与文学家左拉会面，将此案件来龙去脉告知后者，左拉立刻撰写了一篇文章，虽然并未提及德雷福斯而只是赞颂副议长的品格，但在结尾处写下了向反犹主义运动宣战的激昂口号：“真理正在向前迈进，没有人能阻止它”。其实，在 1896 年春天，左拉就已经署名发表了一篇《为了犹太人》的文章，认为畸形的反犹太运动，是 “可笑并盲目地重返野蛮时代”，与“真理和正义” 背道而驰。在大量细节被公开后，许多人士纷纷加入了声援德雷福斯的阵营。曾经批判 “叛国者” 的克列孟梭在时任副主编的《曙光报》上发文，指名道姓地质问“是谁在袒护埃斯特哈奇？”

由于舆论压力，军方被迫开始重新审理，但仅仅一个月后，军事法庭在 1898 年 1 月宣布埃斯特哈奇无罪。1898 年 1 月 23 日，左拉在《曙光报》发表了写给共和国总统的那篇名留青史的长文《我控诉》——

法国是人权自由的伟大摇篮，若不消除反犹太主义，便会因此而死亡。以爱国为借口增进仇恨，是一项罪行；正当人类的科学为真理及正义而努力时，把刀剑当成现代的神祇来崇拜，也是一项罪行。
至于我控诉的人，我并不认识他们，我从来见过他们，和他们没有恩怨或仇恨。对我来说，他们只是一种实体，只是社会胡作非为的化身。我在此采取的行动只不过是一种革命性的方法，用以催促真理和正义的显露。
我只有一个目的：以人类的名义让阳光普照在饱受折磨的人身上，人们有权享有幸福。我的激烈抗议只是从我灵魂中发出的呐喊．若胆敢传唤我上法庭，让他们这样做吧，让审讯在光天化日下举行！

陆军部长比约立刻将左拉告上法庭，十几分钟内法官便判定左拉诽谤。在离场时，军官庆祝狂欢，成群结队的人大喊：“淹死犹太人！陆军万岁！”左拉后来在小说中描写了这些疯狂的乌合之众，称之为 “吃人的人”。对埃斯特哈奇的无罪判定和对左拉的诽谤审讯掀起了一系列的暴动，在 1898 年 1 月底，在当时法国的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爆发了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政治报刊上，对左拉及犹太人的中伤和侮辱屡见不鲜，称左拉是“蠢材、奸商、淫棍”，有一副漫画还将左拉画成了在色情小说中打滚的猪，德吕蒙利用民族的狂热情绪，痛骂左拉的意大利祖籍，四个月后德吕蒙当选阿尔及利亚议员时，还声称“要用犹太人的鲜血灌溉我们的自由之树。” 法国国内许多城市如里昂、马赛等地的犹太居住区也频频遭受袭击和凶杀。

对埃斯特哈奇和左拉的不同审讯结果也激化了军队、政界和知识界的矛盾。1898 年 2 月，皮卡尔上校拒绝了埃斯特哈奇声称 “为了名誉” 的决斗，认为埃斯特哈奇配不上与自己平等的身份。3 月，皮卡尔上校与亨利上校在军校马场决斗，皮卡尔用刺刀刺伤了后者。2 月 26 日，克列孟梭与德吕蒙决斗，开枪互射六发子弹，无人受伤。就在二人决斗之后，克列孟梭利用《曙光报》头版发表了一篇著名的宣言，强调 “知识分子” 的勇气，认为他们 “为了观念而聚集，…… 创造了一种超越所有不同利益关系的思想运动。” 而认为德雷福斯有罪的人斥责这批新的 “知识分子” 自视为超人一等，作家巴雷斯攻击德雷福斯阵营的“半吊子知识分子”，说他们只不过是“精英的电话簿”，“这些深受可怜毒害的人应该得到宽容的怜悯，如同生物实验室里被注射了狂犬病毒的小白鼠让我们产生的那种怜悯”。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馆长埃尔，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他成功说服了信仰社会主义的 25 岁的文学青年布鲁姆和 40 岁的国民议会议员饶勒斯加入德雷福斯阵营之中，38 年后，布鲁姆成为了法国第一位社会主义出身的犹太裔总理。

1898 年 6 月，声援德雷福斯的知识分子成立了 “人权联盟”，宣誓保护受到危害和侵犯的人权，以政教分离为重要纲领。但人权联盟的成立并没有什么确切成效，发现亨利伪造证据的皮卡尔上校被拘禁，左拉逃亡到伦敦，埃斯特哈奇因为渎职受到处分，也潜逃出国。也许唯一算得上大快人心的就是亨利上校被军方传唤后自杀，但年轻的毕业生莫拉斯公开发表文章《第一滴血》为亨利辩护，认为伪造证据的目的是为了爱国的责任心。同年 12 月，反德雷福斯阵营成立了两个重要的组织，一是法兰西祖国联盟，成员包括法国研究院院士、诗人、医生和律师等，他们捍卫国家荣誉，为共和国的信仰而团结，为了广泛的宣传效应，拉拢了“爱国联盟” 和“反犹太主义联盟”两个团体，鼓励其参与街头运动，作家巴雷斯就在其中挥旗呐喊，在竞选演讲中认为 “法国人对法国国魂和国土都构成了威胁”；另一个重要的组织是“法国行动”，宣扬政教合一，回归君主制，反对不加限制的民主自由。诗人、哲学家、后来的法兰西学院院士莫拉斯便是这一组织的活跃成员，他于 1900 年发表《君主政体调查》，试图用“传统的、世袭的、反议会的君主政体” 来取代共和国，要求重塑罗马教会的权威，文学艺术应该重新回归古罗马时代的古典庄重。莫拉斯一战后成为了 “法兰西行动” 组织事实上的领袖，在 1934 年与其他极右团体一同在巴黎举行了暴动，在 1936 年布鲁姆任总理后还公开发表《犹太人统治之下的法国》极尽嘲讽与攻讦，在 1940 年德国占领法国后还在赞美作为傀儡的维希政府，直到 1945 年戴高乐与盟军收复祖国，莫拉斯才终于锒铛入狱。

1899 年，时任总统去世，“爱国联盟”、“法兰西祖国联盟”等右翼民族主义者试图在葬礼上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共和国，但未能策反军方将领，组织者被捕。卢贝接替了总统的职位，在 “保卫共和国” 的口号下组建新政府，号召重新审理德雷福斯案，在 6 月司法部宣布 1894 年的军事法庭秘密审讯无效，将在 8 月重新开庭审理德雷福斯案。在巴黎，爆发了多次针对新总统的攻击和骚动，而数万名巴黎工人高唱《马赛曲》，自愿充当总统的随行保镖，与示威的民族主义者对峙。但第二次审判经过了长时间的激烈争辩后，在 9 月 11 日依旧认定德雷福斯有罪。新任陆军部长迅速向总统倡议政治特赦，9 月 19 日总统卢贝颁布特赦令。

此时，距离 1900 年巴黎博览会开幕已经不到一年，德雷福斯案件的再次审理引发了欧美国际社会的关注，罗马、伦敦、纽约都发生了群众示威，芝加哥的抗议者焚烧法国三色旗，伦敦的海德公园内就聚集了近四万人，众多外国制造商和供货商都考虑 “联合抵制” 这次巴黎博览会，而联合抵制（boycottage）这个词也是在这时首次出现在法国字典中。英国的一位新教主教建议英国抵制博览会，“因为法国已经不再是文明国家的一员”，德国的报刊建议读者“不要参观法国的博览会…… 因为在一个权利受损的国家里，在一个只有反犹太主义和盲目的爱国者才能立法、并威胁将异议人士抛入塞纳河的国家里，实在毫无安全可言”。

准备回国的左拉，公开发表文章《第五幕》，其中说道：

“一个无辜者两次被判有罪，太阳必然为之黯淡，世界人民必会起义…… 整个欧洲和全世界都在注视着。全世界都相信德雷福斯是无辜的，然而，他们看到了什么？一个无辜者两次获判有罪，真理被打了一记耳光，正义被扼杀了，我们已成为被藐视的对象…… 我在全世界面前宣誓过，现在全世界都加人我的行列。我重申，真理正向前迈进，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止它。”

但左拉并未预料到，他在回国后不到一年就陈尸于巴黎公寓中，是否被谋杀的谜底从未被揭开。在左拉出殡时，小说家法郎士在几百名反犹示威者的抗议声中发表演讲，认为左拉不畏无知和邪恶，为法兰西带来了真正的荣誉，而左拉本人堪称 “人类良心的一刹那”。而阿尔丰斯 · 都德的儿子里昂 · 都德，却公开诋毁和辱骂他父亲的老友，声称“满身粪便” 的小说家应该被送到夏朗东精神病院去。所谓公道自在人心，1908 年，左拉的骨灰被移往供奉圣贤的先贤祠，和伏尔泰、拉格朗日、雨果的骨灰并列放置。而在 1914 年死于暗杀的德雷福斯阵营的社会主义者饶勒斯，也在 1924 年进入先贤祠。

饶勒斯作为社会主义者，也一直恪守自由与正义的信条，他和雨果一样多次抨击西欧对中国的侵略，在公共场合激烈反对帝国主义战争。1902 年，饶勒斯在法国选举中连任国会议员，随即开启了对德雷福斯案的再次调查，获得了推进政教分离运动的总理孔布的支持。1906 年 7 月 12 日，德雷福斯案终于尘埃落定，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宣布前两次军事法庭裁决无效，此案不再重审。一周后，陆军部正式为德雷福斯恢复军衔并晋升为少校，仪式就在德雷福斯十二年前被拔阶的军校校园之内，德雷福斯也在日记中写下了《痛苦的回忆》，来记录十二年前的悲惨给他造成的创伤。

然而，德雷福斯事件的余波并未结束，在 1908 年左拉遗骸迁移先贤祠的仪式上，德雷福斯被一个枪手击中，所幸并无大碍，在审判中，枪手声称自己的行为是基于对国家的爱，针对的并不是德雷福斯本人，而是德雷福斯主义——陪审团居然同意了被告的无罪辩护。

德雷福斯事件激发了法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不过也在知识人群体中掘开了一道深刻的壕沟：左边是将真理与正义等重大价值标准置于他们政治立场与生命核心的知识人，右边是将国家与民族的利益置于其他必要事物之上的知识人。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两个阵营为了携手保卫祖国而结成了 “神圣同盟”，但是其内部的巨大分歧一直延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了法国 20 世纪前半期难以回避的历史与文化问题。在一战开始的时候，55 岁的德雷福斯再次回到陆军，但直到 1959 年之前，法国政府一直禁止放映德雷福斯事件有关的电影，即便是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左拉传》也在黑名单之上。1935 年，德雷福斯去世，布鲁姆连发七篇文章纪念，并且呼吁人们抵制正在滋长的法西斯倾向。1940 年德军入侵法国，国民议会多数议员投赞成票向德国纳粹投降，新组建的傀儡政权——维希政府成立了犹太事务部，颁布反犹太条例，更改涉及到德雷福斯事件的教科书，举办纪念德吕蒙和巴雷斯的庆典，残酷拘禁涉足政坛的犹太人——如布鲁姆等。后来，政治哲学家阿伦特写道，“法国之所以没落，就是因为它已经没有了真正的德雷福斯阵营人士，不再有人相信民主和自由、平等和正义还能够实现。”

德雷福斯在去世前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我只是一名炮兵军官，一个可恶的错误让我无法正常生活。作为象征的德雷福斯并不是我，是你们创造了德雷福斯。” 确实，德雷福斯事件激发了各种意识形态的激烈争辩，这场混乱的知识界内战影响了法国足足半个世纪，而这一事件的遗产在当代仍然隐约回响，面对新的移民潮，哲学家什洛莫 · 桑德在《法国知识分子的终结？》一书中重新批判了法国甚至西欧当代的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倾向，号召知识界需要重新警惕德雷福斯事件的重演。

让我们以左拉的名言结尾：无论如何，“真理正向前迈进，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止它。”

知乎用户 东郃子 发表

最讽刺的是最终原谅了法国的德雷福斯，他的孙女在 1944 年死于奥斯维辛。

知乎用户 胡以晃 发表

“八万捆干草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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