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女人当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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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6岁起，被养父鲍毓明强暴多年的李星星说，她报警后处境艰难，需要配合调查、交很多证明，“接下来只能以死明志了”。豆瓣上的“躲猫猫社社长”就此说：

“强奸中国女孩，算不算辱华？如果是日本人、美国人、黑人强奸中国女孩，就是辱华，全国十四亿人民都与你站在一起，声援你，帮你维权；如果是中国人强奸中国女孩，就不是辱华，全国人民不荡妇羞辱你就很不错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中国女孩，合理选择强奸自己的人的种族身份，很有必要。”

确切地说，在前一种情况下，帮的也不是“你”，而是“作为中国人一分子的你”，在后一种情况下，才是“作为个体的你”。

更进一步说，这甚至也不是在“帮”你，因为当外族人强暴中国女性时，这一个体就成了国族受辱的象征，尤其是对男性的羞辱，暗示他们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女人”。因此，真正激怒这些男性的，并不是女性自身的遭遇，而是对男性“责任”的损害——这就解释了为何许多男性既急于“保护中国女性”，同时又敌视女权，因为这两者都构成了对男性气概的潜在威胁。

简言之，他们看到的不是具体的“人”，而是象征，是男性为主体构建的社会秩序下的一个角色**；而这一象征、这一角色的重要性，由其对男性的意义所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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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情境看似荒诞，但却是中国社会心态的真实写照。这背后的缘由，人类学家许烺光数十年前就在《宗族·种姓·俱乐部》一书中揭示了：中国人在观察社会活动时，既不是从宗教视角出发，也非采取真理或问题的角度，而是鼓励宗族成员“从区分人们是处在亲族集团体之内还是之外的角度”。在这种情况下，双重乃至多重道义原则是不可避免的——所谓“内外有别”，对待“自己人”和对待“外人”可以迥然不同。

反过来说，这意味着，持有这些观念的中国人，其实仍未具备现代意识，倒是更多残留着“宗法人”的思维特质。这恐怕也是为什么前些年一度，中国农村女性的自杀率是男性的三倍以上，与世界各国都是男性自杀率偏高的现象相反，因为正如吴飞等人分析指出的，当父权制渐趋瓦解，女性权利意识高涨却又仍遇各种束缚时，就更容易采取更激烈的方式反抗。

当一个社会逐渐复杂分化，个体势必逐渐挣脱宗法社会，大家族瓦解为小家庭；但在中国，从宗法社会中脱离出来的却往往更多具有游民意识，这些“江湖人”甚至比“宗法人”更敌视女性。最典型的就是水浒英雄，联结他们的是兄弟情分，一如王学泰指出的，这些游民只热衷三件事：抢东西、抢女人、报仇。在此，“女人”被物化为一件战利品。

为什么会这样？这或许是因为，根据“内外有别”的原则，女人被认为只属于家内的世界，不应该“跨越门闾”，出现在公共领域，而“江湖”甚至是一个比一般的公共空间更凶险、激烈的世界，就像“战争让女人走开”这句话所暗示的，被认为尤其不适合女性参与。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空间也具有了道德性。《清明上河图》上，几乎没有女性出现，因为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的女性，通常都是“三姑六婆”这种道德可疑的人物。胡缨在《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位当众露面的女性（a woman in public）也就随即被转译为一个公共女子（a public woman），因而也就是道德沦丧”，正因此，妓女彩云反而成了驻德公使夫人的更合适人选。

公平地说，这不仅仅是中国如此。美国草创时期的西部世界，对女性来说也是艰难的。直至南北战争前夕，妇女走出家门，仍可能给自己贴上public women及妓女的标签，“战前的戏院正是这样的场所，经常光顾的是一些名声败坏、影响不良的女性，如娼妓、女戏子以及工人阶级的妇女”（《美国受众成长记》）。

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女性进入公共空间，才能保障女性权利，而只有女性权利得到保障，才能让更多女性进入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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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曾说过：“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一个尺度。”这句话广为人知，但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经济分析思想很受马克思赞赏，但其对性解放的强调却未被马克思主义思想吸收（据Bryan S. Turner《身体与社会》）。

在现代之前的几乎大部分人类文化，女性地位都是很低的。古希腊妇女经常遭受隔离，荷马诗篇中有很多证据表明：女性没有什么权利是男性必须尊重的。事实上，在18世纪之前，女性地位相对较高的社会，倒是那种看起来“较低级”的社会——欧洲人来到东方后，发现东南亚各国法典都规定财产为夫妻共有，与中国、印度迥然不同；东南亚妇女结婚、离婚是家常便饭；很多早期欧洲、中国商人都经常因为当地妇女和他们谈生意而感到惊奇不已（《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

在这方面的“大分流”，恐怕是在欧洲启蒙时代、尤其是19世纪女权运动之后。巴黎妇女逐渐开始在社会公共空间活跃，以至于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说：“我们和东方人的最大差异，在于我们对待女性的态度。”

1860年，日本使团第一次横渡太平洋抵达美国，24岁的正使随从柳川宪三郎惊奇地发现：“在这里女人所受到的对待，就像在我们国家父母受到尊敬一样。”三好将夫在《日美文化冲突》中就此评论：“为什么身体纤柔，意志脆弱的妇女竟会坚持自己的权利，而男人竟会在她们的高傲样子面前让步，这个问题对当时的日本人来说，是根本无法理解的，而且我想，甚至在今天，很多日本人也还是搞不懂。”——这些话，恐怕也适用于同属东方文化的中国。

虽然常说“人人生来平等”，但这样的历史回顾有助于我们意识到：任何一个看似理所当然的准则，其实都不是“天然”的，而是历史地形成的，如果缺失了那样一段历史经验，就会形塑不同的社会意识。在这一点上，当下的中国社会实际上是在补课，补19世纪欧洲包括女性权利在内的社会权利意识发展这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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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是随着近代国族危机到来的。这方面的论述早已汗牛充栋，在此仅指出一点：在这些运动中，女性权利地位的提高，并不是为了女性本身，而是试图通过解放女性，来实现社会的总动员化、作为“国民之母”提高全民素质，以最终解决这一总体危机**。简言之，女性解放是手段，而非目的。**

甚至傅立叶那句话，在这样的语境下也可以产生同样的意味：之所以需要解放妇女，是因为这是一个象征，是中国“文明化”的标志。在这样的视角下，女性就像过去的贞洁观一样，扮演着男性期望她们扮演的角色——“她们无法表述自己，她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这一话语的支配隐蔽而强大。刘慧英在《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一书中辛辣地指出，在革命舞剧《白毛女》中，喜儿免受黄世仁玷污，却和大春不再是一对有情人，“两人则是乡亲、阶级兄妹和革命同志，还有一层先觉者、引路人与被启蒙者的关系，惟独没有爱情关系！”换言之，她是不能受玷污的贞女，也是被解放、被拯救、被引导的客体，却不能有自己的七情六欲，“也没有苦难，再也没有忧患，当然就再也不用独立思考”。至于这解放是不是她想要的、要的话是不是她自己想要的那种，则无人征询过她的意见。

很多男性始终想不明白的就是这一点。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很尊重女性，也给了她们很好的对待，为什么她们还是不满意？这就好像一个小男孩省下自己最爱吃的面包去喂猫，却发现猫咪并不爱吃而大惑不解：你为什么不喜欢？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啊！

答案又回到了那个问题：什么才是好的，得由女性自己说出来，而这就需要让她们的声音在公共空间更多被人听到。很多人还很不习惯这一点，最明显的就是，在饭桌上、微信群里，一些男性毫无顾忌地谈论着油腻的话题，丝毫不顾也有女性在场。据说18世纪的法国贵妇夏特莱夫人常常毫不在乎地当着仆从的面更衣，因为她并不确信仆人也是人。这真的是“旁若无人”，因而也就不会因为感受到他人的目光而自觉羞愧。

我也是男性，但我经常发现，我的这些同类好像眼里看不到活生生的女性存在，以至于你如果当场呛声，他似乎还吓了一跳：“原来你是会说话的啊！”他确实会感到不舒服，但如果不说出来，沉默的人也会感到不舒服。

不习惯吗？多听听就习惯了，反正迟早要习惯的。但这，首先就得让更多沉默的人发出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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