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党忠诚”：一场以党建为名的新基层整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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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学校、民营企业，躲不开的党的触角，到处扎根的支部建设。」

端传媒记者来福 实习记者卓琳 发自香港

2021 年 6 月 28 日中国北京，庆祝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群众晚会上，大屏幕上一名患者戴著口罩，舞者在国家体育场内跳舞。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20 年底，党员方舫接到了来自老家的一通电话，“你党性不够强，组织生活总是不参加。如果这次不回来，以后都不用回来了！” 不久之后，在大塘村党群服务中心大楼的会议室，方舫三年来第一次见到村党支部的其他党员，为的是参加党支部委员会的换届选举。

她原本不太情愿从另一个城市赶过来，想和一直以来开党员会议时一样，默不作声地缺席——“第一年我会打电话请假，副书记还说我是青年党员里比较有党性的，后来我发现大家都不请假，请假反而会被教育几句，就直接不去了。”

这次，方舫没能糊弄过去，她接到了副书记的电话，还说如果村里的党员没有全部出席投票，这次换届选举就不作数。方舫专门向公司请假，一个同事也是党员，参加党建活动很频繁，以往她都觉得方舫这个党员当得太轻松了。

从 “软弱涣散” 到“战斗堡垒”，党对农村党组织的整顿

“这里村两委的工作人员，党性还是比较强的，平常工作都看得见，也比较好考察，党性不强的大多在外工作，说白了就是长期脱离组织。”

方舫是广东大塘村的村民，2017 年大学毕业后，她把党组织关系从学校转到老家村党支部，但她在另一座城市工作，回一趟家需要两小时车程。她对两个月一次的党员会议有些不满，也不觉得重要：“他们默认党员随时都可以过来开会，周五开会，周四晚上才通知。” 但副书记更加不满，曾经试过劝退她：“党员半年没参加党员大会就可以直接开除党籍，我建议你还是把组织关系转到工作的地方。”

这次在换届选举的会议室，8 个候选人轮流发表完竞选宣言，方舫一个都不熟悉，就在红纸上名字里随便勾选出 7 个，结束了她的任务。她只认出一起参加投票的几个党员是堂哥的朋友，都在村两委（村党支部委员会，简称 “村支部”；村民自治委员会，简称“村委会”）工作。“基本都是读书不好又没出去打工的青年，” 她告诉我。

投票结果出来，方舫才意识到，村里 90 多个党员，都有默契应该投票给哪 7 个人。“票数差距太大，有一个人只有几票，其他人都 70 多、80 多票。”

2021 年 5 月 24 日，重庆农民在梯田中分拣稻苗。摄：Costfoto/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半年后，在大塘村党群服务中心，我见到方舫口中的几个党员，坐在服务中心的大厅一边抽烟一边工作。一个男人过来投诉工厂停电的情况，得不到什么回应，又离开了。“这里村两委的工作人员，党性还是比较强的，平常工作都看得见，也比较好考察，党性不强的大多在外工作，说白了就是长期脱离组织。” 罗猛告诉我。

罗猛去年刚考上街道办的公务员，被派到大塘村驻村两年，当村支书助理，他的党组织关系也转到了村支部。跟罗猛一起驻村的还有街道办的一位领导，担任大塘村的 “第一书记”——这个头衔来自“全面脱贫” 运动，通常是从上级单位向农村空降的党员干部，以整顿当地 “软弱涣散” 的党组织。今年 5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文件，要求在 “打赢脱贫攻坚战” 后，仍要向重点村庄派驻第一书记和工作队，“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加强组织领导”。

村委会是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并非政府机构。不过，罗猛说：“村两委的经费大部分都来自街道办申请，日常工作主要也是执行街道下发的任务，联系非常紧密。”罗猛刚刚接到街道办的通知，要求他统计村里所有厕所没有接入排污管道的楼房，并要求他们改造升级。这是习近平在 2015 年提出的 “厕所革命” 的延续。不过，罗猛觉得很难办：“通知下来了，经费没下来。”

大塘村的党委副书记也回忆，2018 年因为环保督查，街道办要求他们清理大塘村的生鸡养殖户。“上面压下来就一句话，说要把养殖场清掉，怎么清？养殖户几十万的损失，跟你提赔偿，上面就说没有赔偿，政策不允许。” 他说，最后软磨硬泡加上威胁，才让养殖户自己把鸡卖掉，清空了养殖场。

他将这些事情都总结为 “党建”：“不是开会学习才叫党建，我们党组织在村里推进工作，增加党组织的影响力，都是党建。” 关于建党 100 周年，他说，大塘村没有办庆祝活动，因为上面没有通知：“这是政治宣传，要么不搞，搞不好会出事情的。”

在习近平的公开讲话中，农村的贫困和基层党组织 “软弱涣散” 有很大关系，必须 “选好配强” 领导班子，让村党组织成为 “战斗堡垒”。而 2020 年前后的村“两委” 集体换届正是一个改选的契机。

罗猛提到，大塘村换届后，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集体经济组织理事长都是一个人，即所谓 “一肩挑”。“书记是管主任的，主任是管钱的，如果他们在工作上有不同的意见，村子很多工作很难开展下去。” 大塘村党委副书记告诉我，他认为 “一肩挑” 是件好事，有利于“搞经济”。

大塘村的选举并非孤例。2019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 “全面推行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委会主任，推行村‘两委’班子成员交叉任职，提高村委会成员和村民代表中党员的比例。加强党支部对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 根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乡村振兴研究中心主任赵强社的研究，2017 年中国农村 “一肩挑” 比例超过 30% 的只有 3 个省市，而所有省市都提出了 2022 年超过 50% 的目标。

2020 年底，几乎在大塘村支部换届的同时，广东羊村拖了半年多的村两委换届也开始进行。何丽在管辖羊村的镇政府当公务员，换届选举前的一年，她被派驻到羊村，为选举做铺垫。

“本来早就应该换届选举了，但是如果他们马上选举的话，区里属意的村党支部书记就会选不上，所以故意延迟了选举时间。”何丽说，羊村被定性为 “党组织软弱涣散村”，村两委的领导班子长期被本地家族势力占据，2018 年“扫黑除恶” 时已经处分了许多人。

延迟换届后，何丽的工作是协助举办村两委换届纪律教育培训班，以及督促村支部按照 “党章” 完善入党程序：“发展党员需要经过流程，要考察、公示，他们这边以前基本上就是关起门来自己商量好了，觉得一个人能入党就给他入了。”但如何确保上级物色好的村支书被选上，何丽说，这超出了她的职责范围，总之，“区里会搞定的”。

大塘村的党委副书记说：“现在很少听说有一个农村党组织，发展党员敢不按照党章规定走。” 他告诉我，和过去人们惯常认为的不同，如今农村党组织的政治生活变得越来越严肃。隔壁村有一个预备党员转正的时候，因为党组织会议安排的时间问题，转正期提前了一个星期左右，为此，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副书记、组织委员，和这名党员本人都被上级党委谈话了解情况。

2019 年，中共中央修订了 1999 年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强调县级党委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负有 “主体责任”，明确指出农村党建会影响市县乡三级党委书记的考核。和旧条例相比，新条例对农村党组织提出了详细规范和要求，包括委员会的人数，及组织生活的指引。

2021 年 6 月 25 日中国北京，博物馆内一名男子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照片前。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从严治党，和无止境的政治学习

“但我自己并没有那种信仰。” 陈晓说，从大二开始，后悔入党的情绪一直挥之不去。尤其是入职这所中学后，学校把所有老师的护照和港澳通行证都收走了，并告诉党员身份的老师，每年只能因私出境一次。

整顿不只是针对农村 “软弱涣散” 的党组织，事实上，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的全面 “整风” 早已开始。

2016 年中共召开十八届六中全会，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面临 “一些地方和部门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 的问题，他用一长串的 “主义” 批评了 “对党不忠诚” 的干部，并指名已经落马的周永康、薄熙来等人作为负面典型：他们不仅有经济问题，还有政治问题，因此必须进行“党的思想政治建设”，让党“自我净化”。

这场中国共产党的年度会议颁布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前者与 1980 年对文革进行拨乱反正而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相呼应，但新条例的要旨在于确立习近平在全党的核心地位，方式是 “全面从严治党”。第二年，“全面从严治党” 写入党章和中共十九大报告。

同样在 2016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要求党员开展 “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简称“两学一做”）政治学习，和 2015 年的“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指 “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有明显不同，这次政治思想教育不只面向县处级以上的干部，而是面向所有的中共党员。第二年开始，“两学一做” 被确定为党员 “常态化制度化” 的任务，而且新的政治学习主题也随之而来，任务越来越繁重。

今年刚大学毕业一年，在浙江一所公立中学教英语的陈晓，开始被 “党史学习教育” 追着跑。

6 月下旬，陈晓接到了学校党委老师的电话，要求她一天半之内完成一本党史指定教材的笔记：每一页都要圈圈画画，每几页都要有批注的文字。陈晓负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厚度大约有 1.5 厘米。

后来，陈晓从其他老师那里得知，其实这是帮学校领导 “分担任务”——教育局要检查三位领导的书本笔记，但他们的书至今仍是空白的，只好分配给学校里的 12 位新人党员教师，一人负责一本，“千叮咛万嘱咐，书上不能写名字。”

陈晓是在一所二本院校读大学时，被一步步 “推着” 入党的。在一次宣讲中，误以为是必须完成的任务，她们全班都 “很乖” 地填写了入党申请书。由于成绩和人缘都比较好，陈晓顺利地被同学投票选为入党积极分子，接着是发展对象、预备党员，大三正式入党。

“但我自己并没有那种信仰。” 陈晓说，从大二开始，后悔入党的情绪一直挥之不去。尤其是入职这所中学后，学校把所有老师的护照和港澳通行证都收走了，并告诉党员身份的老师，每年只能因私出境一次。陈晓原本计划去台湾旅行，她向同事抱怨，结果同事并不理解为什么要去台湾，她们说自己非常讨厌台湾。

党史学习教育是应中共建党 100 周年，中共中央在今年 2 月份开展的 “重大政治任务”，和面向全体党员的“两学一做” 相比更进一步，这次的政治学习对象延伸至军队和群众。今年 5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在全社会开展 “四史”（即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引导人民群众 “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陈晓所在的学校也把任务派发给了党员老师。

一开始，陈晓没有把学习放在心上，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巡回检查之前，她请学生帮忙在四本书上随意划了几处重点，不少老师也和她一样潦草应对。不过，党委书记发在群里的范例笔记，每段文字用三种不同颜色做了满满的标记。“真的会有人去做这个，我要吓死了。” 陈晓感慨。

陈晓是政治学习的 “后进生”，她已经连续两个月“学习强国” 的积分没有达标。今年六月初的时候，党委书记在群里警告，要对这些老师进行约谈，并做检讨。学校要求党员教师每天必须在 “学习强国” 上刷满 40 分，大概需要花半小时，非党员也要刷够 30 分。

有一段时间，党支部搞 “刷分” 有奖竞赛。陈晓被分到与党委书记一组，她每天拿到 40 分及格分就结束，依然受到批评：为什么不刷到 60 分？

陈晓每周要给学生上 14 节英语课。每天早上，她必须在 7 点 20 分之前到教室，监督学生早自习，晚上 8 点半，学生晚自修结束后她才能下班。“白天的空闲时间只够批改学生的作业，晚上回家后还要备课。” 陈晓忙起来的时候，常常会忘记 “学习强国”，“没时间做，我认为它是在浪费我的时间。”

但在一些老师眼中，政治学习似乎远比教学重要。办公室里一位老教师好心劝她，多在政治学习上用点心，以免影响她评职称，否则，评比的时候可能会被讲 “这位同志思想有问题，（党组织的学习任务）什么都不做”。陈晓对此很愤慨，不理解为什么这种政治性任务总要和个人工作成绩挂钩。

根据 2016 年颁布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要求，党员必须 “时刻牢记自己第一身份是党员”，必须参加组织生活（包括 “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等），必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对陈晓来说，“组织生活” 似乎永无止境。每个月的 25 日是学校党支部定下的 “主题党日”，党员大会也在同一天举行。陈晓说，到了这一天，学校党支部会在一个 APP 发布活动，“但其实这个活动根本就没有举行”，他们只需要在这个市级党员组织的 APP 上定位并签到，再到学校会议室里听党委书记讲话，一起合影，五分钟之内就能结束。

麻烦的是，如果当月的 25 日是周末或节假日，党员教师们也必须赶去学校开党会，不允许请假。陈晓并不想浪费休息日的时间跑去学校 “拍个照”，她尝试过向书记请假，但并没有获批。后来，陈晓再也不在明面上请假了，而是把账号托给关系好的同事，请他们帮忙定位、签到。

2021 年 6 月 30 日，为庆祝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人们拿著共产党旗帜站在北京大学红楼的门口拍照。摄：Andrea Verdelli/Getty Images

党管经济，当党委参与民企决策

企业成立党支部之后，事情变得简单多了：“只要你成立了一个党支部，就要服从党组织和党员的管理办法。疫情期间都是要响应的，你不响应的话就开始追责了。”

在广东珠三角一座城市，张丛云是一所公立幼儿园的党支部书记。2018 年，她还在街道办的党建工作办公室上班，那时她的主要工作，是说服辖区里的私营企业建立党支部（注：基层党组织，根据党员人数多寡，可分为党委、党总支、党支部）。

“企业只要有超过 3 个党员，就要建党支部，哪怕只有 1 个党员，也可以把几个企业联合在一起，成立联合党支部。”张丛云告诉我，2018 年是广东省提出 “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的第一年，她每天都去街道办辖区的私企调查，了解他们公司有多少党员，并劝说够资格的企业建党支部。

张丛云回忆，让私企配合建党支部很不容易：“人家都忙着赚钱，谁有时间停下给你做党建？”她的方式是先劝说企业老板入党，如果不行，再联系企业里的党员，确认好可以当党支部书记的 “带头人”，请他一起做老板的思想工作。“作为党员你不配合党组织工作，上级党组织可以处分你的，党纪可以管到你。” 她说，通常党员最后都无法拒绝。

之后，张丛云所在的街道党工委会正式发函给企业，请他们准备成立党支部的材料。“材料不会写，我们就帮他写好，他最后盖章就可以了。这都不叫通知他准备材料，是服务到位，就一定要让他们把支部给我建起来了。” 张丛云说，她当时最繁琐的工作就是帮企业准备文书材料。

张丛云说，根据 “三年行动计划” 的要求，“第一年争取覆盖率（即对所有企业的情况登记在册），第二年建党组织，第三年要组织要开始运转。”她所在的街道辖区，50 多家私营企业已经全部成立了党组织。根据《南方日报》报道，2018-2020 年，广东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包括私营企业）、社会组织新建党组织分别增长 31% 和 26%。“现在是新一轮的三年行动了，党建要抓得更细致，” 张丛云告诉我。

对张丛云来说，企业成立党支部之后，事情变得简单多了：“只要你成立了一个党支部，你有党员，就要服从党组织和党员的管理办法。不怕他们不服从。疫情期间都是要响应（做志愿服务）的，你不响应的话就开始追责了。”

在私营企业中成立党组织，是习近平两届总书记任期内的 “党建” 热潮。

2015 年 6 月，智能手机企业小米公司成立党委，公司副总裁任党委书记，这在当时颇为罕见，引起不少对小米和中共的负面评论。到了 2017 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有 187.7 万家非公有制企业建立了党组织，占非公有制企业总数的 73.1%（该数据近几年不再更新），比 2014 年的 53.1% 高出不少。而在 2021 年 6 月份，百度、网易、美团、快手等互联网巨头企业，都派党员参加了首都互联网协会党委举办的党史知识竞赛。

张丛云告诉我，在私营企业中建党组织、搞党建工作，主要目的是要求企业宣示 “政治忠诚”。2017 年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其中首要的是 “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人民日报》海外版分析，“党管经济” 有了统一的思想基础。

国有企业里的变化很快显现，在一间国有银行分行担任党委副书记的钟伟民告诉我：“以前很多事情行长在办公会议就定了，现在战略性的业务必须要党委的层面决定。”领导意志直接影响了银行的业务，他说，比如习近平提出 “碳中和” 的目标，他们就必须主动寻找风电、太阳能等绿色金融的贷款项目。

在私营企业，党委参与公司决策也不再罕见。根据 2017 年《人民日报》报道，中美合资的东风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美方总经理提名了一位部门经理，但被公司党委会否决了。东风汽车公司是国有企业，但这家中外合资公司在性质上并不属于国企。而同一年的中共十九大，“党是领导一切的” 这句话也被写入党章。

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公司党群经理说，“过去，美方总经理对党委参与决策前置程序不太理解，公司是搞经营的，为什么还要党委来决策？如今写入了公司章程，他也逐渐认可。” 东风汽车公司的党委书记认为，这很好地解决了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的问题。

一篇关于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的论文指出，过去中共对民营企业进行统战的方式，主要是在个体层面吸纳企业主入党，或给予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身份；如今在民营企业中建党组织，在组织上和企业形成了一种更紧密的政治纽带。论文还指出，从吸纳企业家个体变为在企业建立党组织，会是未来政商关系的主流。

在广东东部一座小城镇，杨林在一家蜜饯公司担任党委书记。早在 2004 年，这家企业收到从市里传下的要求：成立党支部。到了 2014 年，当地政府第一次发了七八千块钱作为党建费，要求他们 “提升学习力度”。其中 500 块钱作为每月发给党支部书记的工资，剩下的是党建活动的经费。

杨林告诉我，自那时起，党支部开始规律地组织党员开会、上党课。而镇上的税务局也和杨林的公司开始了长达五六年的 “共建”。税务局会在共建时向他们讲解新的税务政策。“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想做生意，肯定还是离不开政府的，” 杨林的老板说，有了党员的带头，“跟政府这边会更密切。”

一些民营企业表态欢迎党组织进入决策程序，官方媒体的宣传也急于证明党的到来促进了生产力。

根据官方媒体的宣传，在河北一家民企，董事长兼任党总支书记，公司决策层、管理层同时任党委会的重要职务。这种 “双向进入、交叉任职” 的领导体制，原是中共对国有企业党组织的要求，如今也成为先进民企效仿的对象。今年，这家企业被中央组织部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宣传稿中提到：“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

上述题为《党建也是生产力》的论文也写道，在经营和管理遇到困难时，党组织可以充当企业和政府的信息桥梁，促进企业的生产力。作者举例，遇到的困难，比如有 “企业生产受到某些政府官员的过度干预”。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出现的村庄、受访者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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