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立场新闻记者的手记：苦厄让人看清，什么东西在闪闪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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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发生在 17 小时内。

从承载数以万计的新闻报道、评论文章的新闻机构，到一键清空、无法打开的一个网页。

2021年12月29日，我的同事们被警察带走，两位总编辑被捕，我们的公司被迫停运。

那一天，清晨6点01分，我收到同事的短信。 我的心脏从胸膛跳出。

这一天来了。

我放下电话，冲到床边，套上毛衣，套上袜子，房间很小，横冲直撞。 拎起背囊转身冲出门外。 拔足，狂奔，快点，再快点，我像被火烧起来的稻草，奋力冲下楼梯，撞进夜里。

在刺眼的路灯里，我祈求有车，然后一架的士如神迹般出现。

冬日清晨。 浑身轻微颤抖，才6时许，天仍好黑。 心如拉满的弹弓，脑袋像滚水沸腾，设想到达后该做什么。

——那就是一定要影到。

2021年12月29日，立场新闻署理总编林绍桐被警方国安处人员拘捕，被带到立场新闻位于观塘的办公室协助搜证后离开。 摄：林振东/端传媒

那半年，风声鹤唳，苹果日报被迫结业后，人们都说，下一个就到我们。 因此，我在脑海多次想象，如果那一刻到来，作为记者，我要睁开双眼看清楚，张开双耳听清楚。 我模糊地觉得自己要坚持报道到最后一刻，甚至设想要报道自己的总编被捕，或者干脆开直播记录警方的行动。 这种想象演绎了太多遍，我想将它变成一种应急机制，好让自己在命运降临时能够完成职责。

这个时刻到了。 我要到现场，要做记录；要影到同事，要亲眼看着他们如何被带走。

我内心翻滚着这种我所理解的，记者的使命和交托。 I will be there.

但我从未试过要看着他们拘捕我的同事。 我可以做到吗？ 我一定会做到。 我告诉自己。

我在同事家楼下守了两小时。

浑身绷紧，血液沸腾。 我知道同事就在里面，也知道国安就在里面。 我不断将电话屏幕扫向左边，保持可以随时按下录像键的状态；不久，电话又自动锁屏，我再又扫开。 我不断查看电话，又不断默诵待会要问的问题：正式拘捕还是协助调查？ 因咩罪名？ 边间警署？ 有什么说话想讲？

我好怕，怕得浑身开始打震。 那几年，不止一次见证认识的受访者，她们或是走进警署、预约拘捕，或被围困在办公室、然后被捕; 也在示威现场见过更多的流血拘捕。 我想，这个年代的记者，我们都共同经历过。 但我从未试过要看着他们拘捕我的同事。 我可以做到吗？

我一定会做到。 我告诉自己。

立场新闻记者们的卡片背面，是自选的四字语句。 摄：林振东/端传媒

时间扭曲、纠缠、胶着。 明晃晃的窗。 空气安静得震耳欲聋。 身体没有一刻不绷紧，仿佛置身悬崖边缘。 有一刻我觉得这无间的恐惧和焦虑，快将我扼到窒息。

当国安终于打开门，带同事出来，在弦的箭“嘣”一声，我跳起来按下录影。 我看见同事的眼睛，看起来很平静。

就在一天前，公司圣诞派对结束后，奋力的《黎根之歌》和全场大笑犹在耳边，我和同事顺路一齐搭车。 车上，鬼使神差谈起这半年人人都预感到的结局，他突然说：“好残忍啊。”

我不断想起这句说话。 和其他人一样，我追着被警察押送的同事。 一名警察喝止我，训斥我。 我与他目光对峙良久。 我想，他觉得他是对的。

我时常温习记忆，因为我害怕自己忘记了。 我时常走进那个已不复存在的地方，触碰，又迅速离开。

当我从同事家拍摄完，回到我们的办公室时⋯⋯我的大脑是一片空白。 林绍桐已经被押走。

明亮，宽敞，一如既往，一棵棵绿色的金钱叶在阳光下，一排排蔗渣制的木板长台刻画这个空间的坐标。 温暖的空气却重得使我难以承受。 我漫无目的地游魂，游到自己的台前——我的台面是一片狼藉，书本、名片、笔、纸张，散乱地互相挨着。

目之所及，所有办公台要不凌乱，要不空白得显眼——电脑全数被收走。 新闻说，一共有 33 箱证物被搬上货车。 一个又一个，天蓝色的胶箱。

有同事开始述说他通宵在公司剪片、国安上门都没有听到的经历，当时，他告诉警察：“那些是新闻材料。”

有同事双眼肿得像核桃。

有同事拿着电话继续拍摄、记录。

2021年12月29日，警方国安处人员到立场新闻办公室搜证后，检走新闻材料等作为证物，大批记者在旁拍摄。

更多人走走停停，散落在不同地方，默默收拾不知还可以收拾什么的台，互相讲讲话。

有的人不能碰，一碰会崩塌。

我拥抱了一个同事。 他沉重地靠在我身上，然后痛哭起来：“又系咁样⋯⋯上次又系咁样⋯⋯”

写报道是我的一种存在方式。 抹掉我的字就如抹掉我。

办公室墙上有电视屏幕，里面反复滚动着这天最大的新闻，镜头对着我们大楼下的马路，警察重重包围，资料图片翻牌似地掀开一个个头像，逐个介绍被捕的人。 我们就在那栋大楼里面。 被困在新闻镜头里面。

过了一两小时，我们开始围坐在那个电视屏幕下。 同事讲解了决定，决定就是我们即时停运，并会在深夜删除所有网站内容。

听到那个句子时，我回头看，恰好见到一个平时寡言的同事，原来他已流泪满面。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像洪水一样滚下来。 我慢慢走到窗边，挨着一棵植物坐下，不知道哭了多久，哭到不能呼吸，我才明白，巨石砸下，我坍塌了。

写报道是我的一种存在方式。 抹掉我的字就如抹掉我。

办公室好像一艘沉船，一点点没入香港的夜。 里面的人在做最后的事。

我们一齐观看了没来得及出街的影像报道。 很多人走来走去，商量后续处理。 各个新闻机构不断向电话里推送最新消息，预告我们的结局。 一些同事在截图、保存自己的报道。 人们不断找不同人说话，互相拥抱，像留下最后的遗言。 有人弹吉他，有人点起了香烟。 很多记者守在门外。 很多读者、作者的留言涌了入来。 他们说：沙滚滚但彼此珍重过。

深夜 11 时，负责网站的同事红肿着双眼，笑着，周围围满同样挂着泪痕却在微笑的同事，随着一键按下，网站所有内容清空。 大家欢呼一声，鼓起掌来。

第17小时，立场新闻不复存在。

原来，无论脑海排演多少次，从高处狠狠撞入地面的冲击，那种恐惧和痛楚，只有到了那一刻，才真正从身体里长出来。

2022年12月13日，立场新闻前总编辑钟沛权保释后离开区域法院。 摄：林振东/端传媒

印象中，总编辑阿权是一个极社恐的人。

为了不和同事搭同一架电梯，他会选择顾左右而言它，再搭乘另一架电梯。 同事买了生日蛋糕为他庆生，他僵硬地捧起蛋糕并保持距离，仿佛那是一个炸弹。 有一次，我们刚好一齐在外访问，回程时，大概是想到要与我在公共交通相处半小时，他说：XX，其实你今日可以不用回公司呀。 我笑道：但我有事要返去喎。我仿佛听见他脑袋里的小小人在尖叫拒绝。 不过，回到公司附近，他忽然说：这里有一条捷径，你是不是不知道？ 我说不知道，他变得骄傲起来：咁我带你行啦！

他对新闻充满激情。 某年，一单全城的大新闻，他见到我们没有报道别人报了的内容，忍不住凌晨在工作群组发出千字文，向一众同事说：我真的很失望，如此重要的新闻内容，对社会这般有影响，我们竟然没有报道。 （这段深夜来函至今仍是一些同事的心理阴影⋯⋯）被捕之后，他在庭上说，2021年的时空，山雨欲来，自己的太太陈沛敏亦已经入狱。 然而，挣扎良久，仍是不想关掉公司，不甘心、不舍得。

他全心全意欣赏别人的美德。 有一次说起一位作者读书时爱捧着哲学书籍，我打趣说：“咁作状？ （装模作样）”他激到气结：“咁点叫作状？！ 你怎可以说他作状⋯⋯”他总说起不同的人如何如何观点犀利、文笔好、人品好、美学好。 他说那些人更能够感知这个世界、比他更值得拥有自由和更好的生活。 至于他自己，他说自己是一个笨拙的人。

他对一些原则、想法很有坚持。 从我刚入来，到公司快出事，仍听见他向同事推销他一直想做的一条题目：香港的贫穷问题。 印象中不记得什么场合，他也得知外界对立场刊登不同立场、甚至不同水准的文章有些意见，但他认为，这里要有百分百的言论自由（对此我也有不同意见）。

在往后的审讯里，我才第一次认真了解他的工作背景。 在香港左翼思潮冒起的年代，他读过政政系，做过工会，会想做贫穷议题，毫不奇怪。 （讽刺的是，当本土派不满立场新闻，法官却定性立场新闻是右翼的本土主义。 ）

他在被捕时说：我是立场新闻的总编辑，不关其他人事。

2024年9月26日，“立场新闻”母公司、前总编辑钟沛权、时任署任总编辑林绍桐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案在区域法院判刑，钟沛权于中午进入法院。摄：林振东/端传媒

大家听到时说：这是阿权会说的话。

另一位总编辑林绍桐，一开始我不太熟识。 在办公室时，见他冷口冷面，似乎是一名冷面笑匠。 后来逐渐发现，他极聪敏、好胜，口才好，mean。 面对困境，他有最不忿的骨气。 我辗转得知，能够支撑同事们做他们想做的报道，是他在艰难时势里的一个目标。 而他有太多的才华尚待施展。 还有很多很多要写，再三思量却无法写了。 就让这幅速写暂时停在这里。

立场新闻的审讯，在2022年底正式展开，直到定罪判刑，前后横跨了两年多。 那是一场关于新闻和言论自由的审讯，检控官和被告的总编辑在庭上谈论新闻媒体的操作、2019年社会运动的认知。 香港的法庭，上演着关于自由、民主、社会运动与国家安全矛盾的争辩，回盪着最平静却最震耳欲聋的声音。

不过，传媒对社会运作的认知、以及基于此种认知而建立的新闻操作，并没有得到法官最终的认可。

“我现在裁定三名被告都是罪名成立。”

2024年8月29日，香港湾仔区域法院32号庭，法官郭伟健宣判，立场新闻母公司和两位总编辑钟沛权、林绍桐罪名成立。 我坐在公众席里，努力捕捉法官从最高处飘下来的微弱声音。 这间我曾工作过的新闻机构，被定性为政治平台；而我的两位总编辑，将面对一段牢狱的生活。

不像医生、律师，我们成为记者，并不需要宣誓。 但这一刻，我仿佛听见属于记者的誓词。

林绍桐因病缺席，资深大律师余若薇替他向法庭读出陈情信：

“新闻工作者从没有要效忠谁、拥护谁，或者与谁为敌。 而如果我们真的有效忠的对象，只有是公众，亦只能是公众。 因为我们信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而唯有传播思想的自由，才能保障每个人的自由。”

2024年9月26日，“立场新闻”母公司、前总编辑钟沛权、时任署任总编辑林绍桐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案在区域法院判刑，林绍桐即时获释。 摄：林振东/端传媒

不像医生、律师，我们成为记者，并不需要宣誓。 但这一刻，我仿佛听见属于记者的誓词。 “不效忠谁”这四字在我脑里敲响一记钟声，与读过的书本联通在一起：一个专业之所以成其为专业，其基石是不受国家或市场影响的自主性。

传播学者李少南教授曾在一个致辞中说，信息可分四类：宣传，是无所不用其极唱好；公关，是有底线地唱好；新闻，是为民喉舌；斗争，是无所不用其极攻击。 他说，如果做的是第一、二、四类，就不要说自己是做新闻。

做记者，就是要不效忠权力。 如果我们真的有效忠的对象，只有是公众，亦只能是公众。

在审讯拉锯的两年多里，我们渐渐地告别了立场⋯⋯我们有告别过吗？ 可过去的一种生活、身份和历史，在瞬间被撕开，留在了那一天。

那一天之后，我有这种很强烈的感觉。 我告诉家人，我感觉像死了人一样。 我感觉有人死了。 这甚至有点激怒完全脱离语境的他们，因为他们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失去的明明是一份工作的我，会说出这样的话。

我不仅失去了被纵容的书写生活，还失去了生活在这些当时每日真正“动态”上演的新闻操作争议里的状态。

我一直想我为什么有这种感受。 这或许要从“我失去了什么”开始。 一个曾在香港存在过、存在于一场浩大社会运动呼吸和血脉之中的新闻媒体。如果这场运动曾更大程度形塑我们的身份认同、政治思考，当中无法避免讨论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媒体。

需要记录。 发生过的事如果不被记录，在公共场域就无法形成集体记忆，就如没发生过。

我在想失去立场对我意味什么。

意思是，一种完全独立于财团与掌权政治力量，呼吸民情、推动思考，全无审查、全职的新闻书写；

意思是，一种非菁英主义、被某些菁英视为低俗，重视大众口味、但又珍重社会小众议题，可以全情专注社运、法治、公民社会议题，有将本地政治思考钻问到底的传统、无论那对外是多么难以理解或无兴趣理解的在地政治问题；

2024年9月26日，“立场新闻”母公司、前总编辑钟沛权、时任署任总编辑林绍桐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案在区域法院判刑，大批媒体在外守候。 摄：林振东/端传媒

意思是，在激发读者情绪的手法上引起争议，在争取流量和几万字长篇赶客报道的两个极端之间生存下来，任性地喂养专题、调查及各种需要时间和人力投入的报道形式，一种在极端之间游走、什么都想要的疯狂模式；

意思是，对新闻“立场”的大辩论（及被某些行家鄙视），可否有立场、事实上有无可能“冇立场”，所谓的立场是什么，书写的界线在哪里，今时今日再看传媒的立场是否视角又有所不同，一种需要不停思考的身位。

完全值得好好辩论的内容。

我不仅失去了被纵容的书写生活，还失去了生活在这些当时每日真正“动态”上演的新闻操作争议里的状态，更甚的是，我似乎失去了讨论和记录这一切的大环境。

一个连网站都不存在的突发性死亡媒体。

失去了一种美学。

意思是，一种动用最彻底的创意去讽刺、追求最有艺术感的镜头语言和设计，一种毫无顾忌的肆无忌惮的嬉笑怒骂，自成一派早已融入此地生活日常的视觉呈现；

对权贵奉行绝对辛辣、对民众保持最大同情。

失去了一个在守旧和创新、疲倦和激情之间剧烈挣扎演化的新闻时空。

意思是，一个充满摩擦、又相互寻求合作，每个人带来各自的社会关怀、笔触、性格，在这里爆炸、融合、又不被同化，一个不断流失一些部分又生长更多枝桠、从两三张蔗渣枱演化成的庞然大物；

一个被很多人口诛笔伐、轻蔑敌视，又被很多人感激赞颂、纳入呼吸，被唾弃又被珍视，一个这城市里奇奇怪怪、不愿失去棱角的人的容身之所。

最坏的和最好的。 从这土地生长、又参与形塑此地身份血脉的。

我们失去了一种共同见证、经历、制造和保存记忆的庞大生态，一个经历几十年滋养的机制。

告别的也是一个时代。

做新闻是一种生态环境，有激烈甚至恶劣竞争的时候，但竞相追逐事实的机制变相也成了一种意义上的合作和社会的守望相助——在面对规模很大、涉及权力系统很深的公众事件时，传媒用各自最擅长、最有资源的手法，追寻真相，这片拼图成就那片拼图，像鬼杀队一般战斗到无可战斗，公民社会的知情权是以得到保障。 甚至，在这种过程之中，比如周梓乐的死因庭，传媒和公众都成了追寻真相的见证者，一种历史的共同经历者。 这何尝不是建构着我们共同的记忆和身份？

我们失去了一种共同见证、经历、制造和保存记忆的庞大生态，一个经历几十年滋养的机制。

当然要想办法生存，可我想首先记住，失去的是什么。

2024年9月26日，“立场新闻”母公司、前总编辑钟沛权、时任署任总编辑林绍桐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案在区域法院判刑，立场前总编辑钟沛权判囚21个月。 摄：林振东/端传媒

公司停运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们当然都失业了，一群闲人便一起行山。

仁兄 X 早已告知，上面山洞有悬崖；在此后的无数段山路，开头几乎都有路牌写了”危险”。 尽管说了危险，大家都仍要行。

有一次，我发现自己卡在一众山石之上。 一时之间，感觉前无去路，后无退路。 前方，是需要继续手脚并用、奋力攀爬的巨石；后方，向下一望：好高，好崎岖，我是怎样上来的？

我那时想，这好像我此刻的人生。我们走到了连公司都无法运作下去的阶段，失去了记者的身份，失去了重要的过往，也不知该向何处去。

我曾愤怒到希望时间停止，然后我发现，我仍活着，而且手空空无一物。

然而，就在这种绝望、颓然之处，我却发现，人可以进化，当你进入一种超越过往正常生活的状态，当你真的经历过失去重要之物的感觉，当周围的世界根本不合理而太阳却仍然照常升起——我曾愤怒到希望时间停止，然后我发现，我仍活着，而且手空空无一物。

X 带我们来到一处海边。我们要从一块突出的岩石，跳一步，到另一边废弃的小型碉堡顶部。 那一步若跳不好，便可能跌入数米之下的硬地。

我实在不知为何我们都跳了。当我后退一步，然后向前跑，起跳到半空时，我忽然觉得，我自由了。

这三年，我看着身边这些同事，向不同的方向起跳。时势艰难，屡有挫折，甚或跌入黑洞。我无法代他们写人生冷暖，这个时空也不能写。但我相信我们共同感受到的一件事，是我们有一起分享时间，分享苦楚。我难以忘记一些拥抱，一些温度，一些相视的笑，一些打转的泪。 狂喜，振奋，苦恼，义愤。我一直记着那句“未来见”和那个笑脸，那句“不忿气”，那种不服输。看着为理念而仍被困在时间里的人，我的心被揉皱再揉皱。看着最有热诚和理想的人被迫离开，我张开口，却一个字也说不出。 在寒风的街头听着某人讲述近乎神学般的爱情，我又为能够见识到这样的情感而深深触动。

但我仍想留下笔迹。 写到的，写不到的，空白的，删改的。 字里就是我们的人间。

我对这里有无限的愧疚，为什么我没能承担更多？我又承担得起吗？我有无法言说的恐惧，以至于我一笔都不能写出。我也有难以置信的热爱，因为苦厄让人看得清楚，什么东西在闪闪发光。 在冰山上筑起小小的城堡，人与人之间的连结，从中获取生的气息和动能，就是此时此地最珍贵之事。

很久以前，我曾收到一封明信片，朋友告诉我，表达自己，完成自己，那就是人生。然而，无法尽心尽意表达，这就是我们的时代。但我仍想留下笔迹。 写到的，写不到的，空白的，删改的。 字里就是我们的人间。

我仍记得，那个最后一晚，办公室有块小黑板，上面写着“My Stand is____”。 那时有个年轻同事，往那空白处填上“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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