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板为什么爱抢公章？｜大象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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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靠夺印而重新掌权的李国庆们，起码落后时代二十年。

文｜闻韶

4 月 26 日，当当网股东李国庆带领四名大汉抢夺公司印章，随即张贴《告当当网全体员工书》，自称全面接管公司，看得全社会瞠目结舌。

抢公章的行为在中国企业内部争权时并不罕见。仅仅在 2019 年，就有聚力文化、ST 围海等公司出现公章失控，ST 围海的相关工作人员还有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

2015 年，A 股上市公司雷士照明为争抢公章大动干戈，在重庆总部办公室打了起来。

2014 年，绿城中国高层抢公章，还被谣传为发生武斗，惊动武警。

上市公司大佬们如此重视公章，以至于要动手强抢，是因为它有什么特殊效力吗？

夺印有用吗

其实从法律上讲，夺取公司印章跟夺取公司控制权并没有多大关系。哪怕是李国庆，也并没在二者之间划上等号。

李国庆夺印的前提，是自认为按持股已经获得了公司控制权，取得印章合理合法。

李国庆声称，他与俞渝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合计持股 91.71%，基于夫妻财产共有，他目前实际持股 45.855%。加上公司其余两位股东均支持李国庆，因此股权过半 （53.87%） ，可以获得公司的控制权。

此外，李国庆还称他已经于 4 月 24 日依法召开了临时股东会，修改《公司章程》并选出了董事会。在稍后的董事会中，李国庆被任命为董事长、总经理。

不过，这只是他的一面之词。

首先，李国庆未必具有他所宣称的 45.855% 决策权。工商登记显示，当当网俞渝持股为 64.2%，李国庆持股为 27.51%。

股东权利内容多样，包括股东身份权，参与决策权，选择、监督管理者权，资产收益权，知情权等等。

婚姻双方的财产权利固然可以共有，但是股东身份权和参与决策的权力却未必会因为婚姻而自然获得。李国庆和俞渝的离婚官司还在进行中，他们间的收益权和投票权如何分配，还需等待法院的进一步决定。

李国庆召开股东临时会议的程序也很可能有瑕疵。

尽管他拥有 27.51% 的表决权，有权要求召开股东临时会议，但是，《公司法》第 40 条规定了股东会召集的法定顺序，股东只有在执行董事和监事均不召集或不履行召集职责时，方可召集股东会。

而且，这一会议应该于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如果俞渝没有收到通知，她可以在六十日之内到法院申请撤销这份临时股东决议。

即使俞渝收到了通知，这次股东临时会议的决议也是无效的。因为李国庆所做的第一件事是修改《公司章程》，而《公司法》要求修改公司章程必须要三分之二以上的表决权，即便李国庆真有 53.87% 的支持也不够。

在上述程序瑕疵和表决意见得到完美解释前，李国庆董事长的位子并不牢靠。那么，他抢来的印章又有多大的法律效力呢？

先从有利于他的角度来看。

大陆法系民商法中有一项重要原则，称之为「商事外观主义」，是指：

名义权利人的行为或者有关权利公示所显示的表象构成某种法律关系的外观，导致第三人对于该种法律关系产生信赖，并出于此种信赖而为某种民事法律行为时，即使有关法律关系的真实状况与第三人主观信赖的状况不符，只要该第三人的主观信赖合理，其据以做出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就应受到优先保护。

用大白话来说，李国庆持有公司印章，印章构成了他代表公司的法律外观。即便李国庆与当当公司实际上并没有真实合法的授权关系，但对于不知情的第三方，李国庆盖章的合同可以被认为是公司的意思表示，合同相对人的利益一般能得到法律的保护。

4 月 28 日，李国庆用公章发布公告，做出了招募 85 后、90 后副总裁，召回被裁员工等一系列重大决策。

问题在于，早在 4 月 26 日，当当的声明中已经明确宣布公章、财务章等全部作废。由于铺天盖地的媒体宣传让此事尽人皆知，当事人连主张自己「不知情」都相当困难。此后，被李国庆抢走的公章就难以再构成他代表公司的法律外观了。

在李国庆通过法律途径真正获得公司实际控制权之前，通过李国庆加盖公章而达成与当当公司的交易、订立的合同都很难受到法律保护，合同相对人只能自行承担损失。这样一来，这枚公章对李国庆也就基本派不上什么用场了。

不过，李国庆夺印并非全然无用，他确实造成了麻烦：

公章丢失后，需要全体股东签名同意才能补办。没有李国庆的首肯，俞渝很难补办新的当当公章，将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没法盖公司章，会对当当的正常业务造成影响。这也是近年来夺取公章相当常见且棘手的一大原因。

李国庆也不是没有法律风险的。

在被抢走的 47 枚公章中，有部分为关联公司公章，和李国庆本人无股权关系。虽然公安不好介入公司内部股权纠纷，但李国庆强抢其他公司公章可能会涉嫌寻衅滋事、扰乱生产秩序等罪名。

冒着承担法律责任的风险，去夺取对自己派不上太大用场的印章，李国庆等人的奇怪情结，更多还是来自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

治印精神的传承

在许多人看来，掌握了印章就是掌握了权力，拥有了正当性。

2016 年 5 月 20 日，蔡英文接收了「中华民国之玺」、「荣典之玺」、「总统之印」和「总统之章」，正式就任「总统」。

· 蔡英文宣誓后,从苏嘉全手中接下「中华民国之玺」

这一仪式具有高度的政治意涵，既是克承大统，宣布正当性，又接受了「总统」这一官职的权力。既是神学政治，也是现实政治。

印玺是一种主要流行于东亚的政治文化。在一神教国家，印章效力不高，他们更多是对神圣文本，如《圣经》和《古兰经》宣誓。近年来，中国也开始推崇宪法宣誓。

· 特朗普对《圣经》进行宣誓，就任美国总统

西方也有一种印章，被视为王权和主权的象征，但这种印章是用于给火漆封印的，实际使用场景也少得多。

·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国玺，用于批准那些政府提议需要君主授权的文件，采用的仍是蜡封的形式（用一整块蜡封住绑定在文件的丝线一端，确保无法被完整拆卸）

东亚文化圈对印玺的讲究源于秦代全面建立的官印制度。

秦始皇扫平六国后，为官印制定了一整套复杂标准，其中不少都传承至今：印用文字被统一成「秦书八体」之一 的「摹印 」体； 官印废除「阳文」，一律采用「阴文」； 印用四字，多者损之，少者增之等等。

材质方面，只有皇帝可以用玉，称为「玺」，其他人的都只能称为印或者章。秦代设立了专门的官职来管理皇帝玺印和统一负责所有官印的制作与颁发，严禁私刻印章。

之后的一千年里，秦代治印制度演变得更为复杂。隋唐时期，官印从官职印转为官司印，将官员和他所代表的政府机构区分开来，已经和今天非常相近。

所有印章中，最为神圣的自然是专属皇帝的「传国玉玺」。据说秦始皇曾经命李斯将和氏璧制作为传国玉玺，上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

二千年来，凡有意逐鹿中原者，就总能「发现」传国玉玺或者有人「献宝」。不管是真是假，这一切都为「夺印等于夺权」的传统故事增添了内容。

如清初，据说多尔衮从蒙古人手中拿到了元顺帝带走的传国玉玺，献给皇太极，皇太极出盛京百余里迎接，并举行了隆重的接宝仪式，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比起没有传国玉玺的大明朝，女真人反而自视更具正当性了。

国玺之外，皇帝还有私印。如乾隆喜欢收集印章，拥有一千多枚印章。

这些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私人印章，也有可能会发生重要作用。如据《热河密札》记载，咸丰皇帝临死前，将「御赏」和「同道堂」两方玺分别交给了小皇帝载淳和皇后钮钴禄氏。但因为载淳年幼，「同道堂」玺便被其生母慈禧太后控制，代子钤印，从而取得了干预朝政的权力。

· 同道堂印，现藏于故宫博物院。从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开始，到同治十二年同治皇帝亲政，这枚「同道堂」使用十二年有余，是晚清政治的重要见证物

中国两千年官场运作里，想要平稳做事，就要认章不认人。

明代文人徐芳所写的《雷州盗记》就是这样一个故事。金陵人某去广东最偏远的雷州当官，为贼人所杀。盗贼持盖了官印的文书前去上任，居然瞒天过海，让雷州人额手相庆，认为得到了一名贤明的父母官。

· 近代照片发明之后，日子就没这么好混了

在官员离职交接之时，印信的转移是最为重要的环节。只有完成了印信转移，新的官员才能被承认。可以说，官印是官员的证明，也是他官职人格的来源。由此，辞官也常常被形容为「挂印而去」。

· 宣统年间的县官到任发布的任职文件，上盖本县官印

除此之外，官印还有相当程度的证明力。

清代的红契都要求在交易价格、立契年月与契尾粘连等处须钤盖官印，严谨的契约文书在涂改处也需要加盖印章。在将来发生纠纷时，加盖官印的红契比没有官印的白契具有更高的证据效力。

帝国的覆灭并未终结印玺巨大的象征意义。

1912 年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之后，制作了「中华民国之玺」、「封策之玺」、「荣典之玺」、「大总统印」和「陆海军大元帅之印」五方印玺。1927 年，北伐完成后，民国政府又再次制作了「中华民国之玺」和「荣典之玺」，传承至今天的台湾地区仍在使用。

1949 年以后，新政府也很快铸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在国务院成立后，此印信被交给今国家博物馆收藏。在今天，「国玺」已不再具有代表国家的意义。

不过，公章还将长期主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1949 年以后，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国家通过「单位」把社会成员集中封闭起来，实现政府对社会的高度整合。

在单位组织内部完成充分就业、子女入学、住房分配乃至看病住院，大多数人的身份、经济关系、社会往来均与所属单位绑定。只有「加盖单位公章」，事才办得成，「认章不认人」也从传统中国的官场规则拓展到社会运作的各个层面。

改革开放后的人员流动逐渐对公章在社会管理中的机能构成冲击，但由于转轨迟滞和路径依赖，为数不少的企业内部运行，仍然沿袭了过去一路办事一路盖章的套路。

1993 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印章的规定》，对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印章的形状、中央图案、大小、用字、字体以及质料都规定了标准或负责相关管理的政府部门，也相当于对公章在这一时期的特殊效力给予了肯认。

· 各种公章

而这正是李国庆们大展手脚，开始挥洒才能的年代。

直到 21 世纪，随着经济形势变迁给「看章办事」带来诸多现实困难，个人签名等其他法律证明在中国的认可程度才逐渐升高。今天，在公司法领域，仅有公章而无法定代表人的签名，决议也不能生效。

思路停留在过去的李国庆，靠发起一场抢公章的宫斗大戏来争夺股份公司的控制权，就不幸只能沦为笑料了。

[1] 春花：《论「元」传国玉玺流传始末》，《满语研究》，2018年第1期。

[2] 陶肇伟：《公司印章法律效力研究》，湖南大学，2012年。

[3] 陈甦：印章的法律意义，《人民法院报》，2002年8月23日。

[4] 王倩雯：公司印章法律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5年。

[5] 陶肇炜：公司印章法律效力研究，湖南大学，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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