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太易，改革太难：菲律宾戒​​严幸存者看独裁者回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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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5月10日，一度流亡的64岁独裁前总统之子小马可斯（Bongbong Marcos）宣布胜出菲律宾大选。而2022年，也刚好是其父马可斯宣布全国戒严的五十周年。从1972到1981，长达九年的戒严期间，菲律宾议会被解散﹑马可斯一人独揽军政大权，无数异见学生﹑记者﹑神职人员和平民被打压﹑逮捕﹑甚至被法外处决。小马可斯多次为这段黑暗历史辩护和洗白－－半世纪后，历史的伤口尚未愈合，那些血泪却随时被一笔抹走，了无痕迹。

在独裁者家族回朝的阴霾下，端传媒记者在菲律宾，访问了在戒严时期下狱长达九年的菲律宾著名政治家奥坎波（Satur Ocampo）一家，跟他们谈了戒严﹑人民革命，还有菲国的将来。奥坎波是异议记者，是菲律宾“全国民主阵线”的核心成员，其妻也同样活跃于反对马可斯的地下组织。他们一家人的命运，无可奈何地跟戒严时期的黑暗连结在一起。端传媒下周将刊出更多报道，探究菲律宾的公民社会，如何应对独裁者家族的回归，请持续留意。

1976年，亦即父亲被捕的那一年，Silahis 只有三岁半。“妈妈带我和弟弟去了一位亲戚的家，跟我解释爸爸被捕了，所以她要回到地下，延续爸爸的工作。”Silahis说，“妈妈说我当时一言不发，只是哭。”但这是后来母亲跟她忆述的，她本人对此没有甚么印象。倒是依稀记得父亲被捕前，父母投入地下运动时一家人曾经短暂藏身的单位。

母亲话别后，姊弟们交由外公外婆照顾。“妈妈会给我们寄信，密密麻麻的写在很小、很薄的卷烟纸上。”这也是父母秘密通信的方式：小孩在周末随外婆去监牢探望父亲的时候，他们会把信卷好藏在袖口处趁机偷偷传上，不让守卫发觉。“她也是这样写信给我们，有时甚至写些小故事。外婆会给我们念这些信，解释爸妈不能在我们身边是因为爱，因为希望我们要有更好的的未来。”

Bobbie Malay 与 Silahis、Anto 两姊弟于家中客厅。客厅左方的半身雕像乃纪念三姊弟的外婆，亦即 Ocampo 一家现址的原主人。摄影：周澄

Silahis 出生于 1972 年，那是马可斯（Ferdinand Marcos）颁布戒严令的同一年。“我是个‘戒严宝宝’”，她半笑著说。今年 50 岁的她，恰好见证了独裁者二代、暱称“邦邦”的小马可斯，在戒严令实施的半个世纪后正式回朝。她的父亲奥坎波（Satur Ocampo ）在学生时代开始于校内办进步刊物，成年后也顺理成章从事新闻业，一直不畏批评马可斯执政之弊。

1970 年，马尼拉行政区一带以至毗邻的黎刹省爆发持续两个月的大型反政府示威，大批学生罢课、冲击总统府与美国大使馆。 这次被称为“一季风暴”（First Quarter Storm）的抗议行动，为马可斯在两年后以“止暴制乱”之名颁布戒严埋下了伏笔。当时，左翼反殖思潮席卷亚洲各地，菲律宾的学生运动多少也受其影响，带头发起连场示威的也是以反殖反帝为口号的激进学生组织；但当时任职全国最大报章《马尼拉时报》经济版的奥坎波说，这一连串如野火燎原的骚乱，都要归因于马可斯治下的经济与社会危机。“当时通涨严重、油价高企，平民连日常交通也难以负担，很多人失业。但在这个时候，马可斯政府还在对外跟美国大搞国事访问，骑劫整个国家去参与越战。”

除了为报馆报导社经大事，奥坎波也逢周末在专栏议政，因而被政权盯上。戒严实施后，他转战地下，有份成立“全国民主阵线”（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试图连结民间不同阵营的反对力量。一直是重点拘捕目标之一的他终在 1976 年被捕。在戒严令下，全民宵禁，独立媒体与结社集会自由被明文禁止，未定罪先拘禁是寻常事。国际特赦组织的文献显示，单在戒严令实施的首三年，就至少有超过五万人被捕，绝大部份为工会代表、律师、记者与教会组织者；而这数字仅是保守估计，也并未包括强迫失踪、法外处决的实际受害人数。

2016年2月25日，菲律宾的人民力量体验博物馆（People Power Experiential Museum）展出戒严时期下的白色恐怖受害者脸像。摄：Gregorio B. Dantes Jr./Pacific Press/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逃狱与再度被捕

在长达九年的囚禁期间，奥坎波多番遭受虐待，直至 1985 年，他在新闻界同业的帮助下成功逃脱。

1984 年，身为全国新闻协会（National Press Club）成员的奥坎波获当局批准放行一天受邀参与演讲。有了这先例，数位在出版业及商界身居要职的旧相识，即安排他在翌年假借协会选举的名义，照板煮碗申请临时外出批准，前往协会会所投票，再伺机从后门逃走。

“我成功逃走的那一天刚好有个大型的群众集会，那天大概是下午三时多吧，有人在集会上宣布我逃脱的消息，据说在场所有人都在欢呼。”事后，当时的国防部长表示，这是十三年来首次有囚犯藉临时批准而逃狱。

在逃狱之时，奥坎波是全国拘留时间最长的政治犯之一。“我在狱中照样组织其他囚友搞抗议，所以越坐越久。”翌年马可斯倒台，政治犯全告获释，有人被拘禁了接近十年。

Silahis 与弟弟 Anto 倾向相信，反对派领袖阿基诺二世（Benigno “Ninoy” Aquino, Jr）在 1983 年被暗杀后所掀起的汹涌民情，间接造就了这项义举。但奥坎波却坚信，这是拜当年的同僚与战友不懈声援所赐。

逃狱不过一年后，1986 年“人民革命”爆发，马可斯一家在美国庇护下仓皇逃亡，夫妻俩终于能与家人团聚。可是好景不常，由阿基诺遗孀柯拉蓉（Corazon Aquino，汉名许娜桑）领导的新政府，翌年与主张土地改革、叫停美国军事援助的菲律宾共产党及其武装分支和谈破裂、流血收场，十多名农民被杀；原被新政府委派去主持和谈的奥坎波与妻子被迫重返地下生涯，两年后双双被捕，直至 1992 年才被判无罪获释。 那时，Silahis 与弟弟 Anto 已经是大学生。对于双亲长期缺席，由外婆独力养大的姐弟二人在单独受访时均分别表示，尽管有遗憾，他们从没质疑过父母为甚么偏要走这条路不可。

“从小我就知道，这是一件我需要去明白的事。作为最年长的小孩，我也知道我不得不坚强起来。”Silahis 说。“我从没为此感到生气或不忿，但到了我为人母的时候，我当了全职妈妈一段很长的时间。这很难不是因为童年的影响——我想在那里（孩子身边），不愿错过他的成长。”

1986年4月13日，万名被罢免总统马可斯 (Ferdinand E. Marcos) 的支持者在马尼拉的黎刹公园举行集会，要求马可斯从流亡美国归来。摄：Alberto Marquez/AP/达志影像

父亲被捕、母亲重返地下时不到两岁的 Anto 回忆，母亲偶尔也会设法跟他见面。“暑假时不用上课，我们会偷偷去跟妈妈度个小小的假。通常我们会约定在商场见面。小时候的我最爱电玩街机，当我开始玩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外婆就会在我不为意时静静走开，好让妈妈能跟我独处。但发现外婆不在的那一刻，我会冲出去不断找她。我想妈妈大概有点受伤，因为我确实是跟外婆更亲近。”他说。“但正如外公外婆说的，那就是（父母的）牺牲了。”

姊弟们不约而同的说，懂事之后，他们知道自己比很多同龄的人幸运。“我们有外公外婆照顾，能上好的学校，老师也知道我们的情况，有整个支援的环境。爸爸也是个名人，不同于那些随时人间蒸发也无人过问的社运人士。”Silahis 回忆，小时候去监狱探望父亲，也会因此结识父亲囚友的小孩，彼此同处一室，犹如另类夏令营。“我后来才明白，有很多人的成长经验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太容易的革命

连同另一位定居外地、是次没有受访的弟弟，Ocampo 一家五口见证戒严的强横与黑暗，大概也比很多人更深刻体会，改革理想无以为继、时代许诺落空的唏嘘。小马可斯在本届大选大胜，以子承父业之姿圆了家族重掌政权的神话，他们有没有曾经觉得人民革命被背叛？

“我们从没认真讨论过。但至少我没有觉得被背叛，因为这不是 personal 的。”Silahis 说：“我比较会觉得那是一个被虚耗掉的机会。我不确定我们是否就本性善忘，但当初确实有很多事情该去做，而我们都没有做。”这些“事情”，包括从制度上去削弱地方政治菁英的垄断、将戒严时代的史实纳入教纲。

历尽千帆的母亲 Bobbie Malay，对这政情轮流转倒是显得很豁达。“人民革命成功时，我其实觉得这一切太容易了。旧的去，新的来，真正的制度变革并没有来临。”但三十五年此去，如今回首，她觉得有些改变是无法否定的。“至少被杀的人少了，而且相对以前地下运动的孤立状态，现在你看到人们能在此时当刻出力，一呼百应。”

2006年3月9日，在马尼拉北部奎松市郊区的众议院接受采访后，众议员 Satur Ocampo 穿上衬衫参加会议。摄：Pat Roque/AP/达志影像

在三度成功当选众议员届满后，如今已年届 83 岁的奥坎波仍然活跃推动社运，也因此长留政府的“密切关注名单”之列。在 2018 年，他联同一个进步教职员组织，带随捐助物资探访南部北达沃省一家乡村原住民学校。随后学校被武装份子强行关闭，他在尝试帮助撤离学生前往一个修道院期间被警方截停，并被控以人口贩卖罪。因疫情延误，案件尚在处理阶段。警方发言人指控该学校涉嫌煽动学生反政府，当局是按部族长老的意愿才展开行动，将学校关闭。但无论事实为何，拐带未成年儿童的罪名无疑过犹不及，后来网上更一度流传他被判死刑的假新闻。

奥坎波对此淡然而对：此前他曾一度卷入菲共武装叛乱的嫌疑中而被控谋杀，直至控罪被法院否定而撤销。几乎每一任总统他也交过手，但情况再坏好像也不过如此。访问在大选日进行，他说，已有心理准备小马可斯会当选，“要是全面大胜，会去观察、思考下一步。”似乎丝亳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Silahis 和 Anto 大学时代都从理工科转系主修新闻，或多或少受了父亲的影响。然而他们都没有真的“继承”父母的革命生涯。“在中学时，我会和其他政治犯的孩子一同游行。我也常常被推举为政治犯小孩的‘发言人’，接受外媒访问，主要是因为我英语比其他人好。后来上大学，很多人也对我有种预设想像，期望我会跟爸爸一样当社运份子，邀请我参与不同的进步社团。但我有点刻意地避开了这条路，我不想被模塑成一样的角色。我以自己的方式去当一个社运人。”如今从事房地产管理的他，仍然在思考改变社会是否有别的蹊径。

在 60 年代，奥坎波夫妇跟当时很多理想主义青年一样，曾经对中国充满进步幻想。Silahis 和 Anto 回忆，小时家里仍有小红书、红卫兵军帽，一家都觉得那是亚洲的许诺之地。然而信念终被逐渐推翻，尤其是八九民运屠城，所有人都看穿了暴政本质之共通。

但能坦白承认曾经的理想只是泡沬，也有它谦卑的地方。

在“easy way out”以外，还有别的选择吗？

面对独裁者之子回归政坛，Bobbie 淡然回应：“亚洲人喜欢以流水为喻，历史也一样。我们只能前行，不能真的回到过去，尽管那不是一条直路，有时进，有时退。没有人能真的一直活在谎言里面。”

如今小马可斯阵营把上一代执政以至戒严时期说成是强政厉治的“黄金岁月”，Bobbie说这手段并不是新事，“当年其实也有很多人拥护马可斯啊。但不同的是，现在人们对独裁政权有了更多觉识，关于戒严时期的史实也得到更多人的认知，不像以前只有社运圈的过来人来述说。我们年轻时，左翼们都很少发言，哪像今日有如此强大的文化力量？”

2022年2月14日，已故独裁者马可斯之子，菲律宾总统候选人小马可斯在菲律宾马尼拉大都会奎松市的竞选集会上讲话。小马可斯最终成功当选菲律宾总统。摄：Lisa Marie David/Reuters/达志影像

马可斯阵营的地方利益盘根错节难解，但当年有份把马可斯拉下台的知情者，在体制里亦大有人在。“他们有很多人在还在有决策权的岗位上，散布于学院、教会、不同专业里头，数目比我们想像的更多。他们不需要是公开敢言的社运人士，甚至不需要认同甚么左翼理念，那完全没问题的。只要秉持原则、会对我们的诉求有同情，静静做事，好好教育下一代，这种价值更强大，政治立场只是其次。”Bobbie 说。“就好像地方政府，虽然这个制度有它腐蚀人心的地方，但总有几个人你能指望他们办事——嗯，有时吧。但那就是整个（政治）肌理的一部份了。”

她甚至不怎样明白马可斯家族的执念。小马可斯竞选总统期间，拒绝出席任何公开辩论，也避谈戒严历史；宣布胜选后，立即跑去英雄墓园拜祭父亲，受访时还呼吁大家不要拿上一代的前事来评断他。越这样说，仿佛越见著痛处。“他们要甚么都可以有。为甚么非要如此不可呢？”她如此问。名誉与权力到底是甚么，教某些人赌上一生志气？

那她有没有遗憾自己错过了子女的成长，那些失去自由的光阴？“那是我们所有人都会作的牺牲。那是一个投资。我们只能前行，并且知道，我们做的不够，永远都不会够。”Bobbie 说。“只要知道自己没有在停下就好。”也许因为到了五十岁才重过自由新生，她格外热爱学习，说这些年来学了很多科学知识。

离开 Ocampo 的家之前，我在他们长满野花的小庭园里单独问 Anto，他的经验跟姐姐和母亲有没有不同。“刚才听到妈妈说觉得人民革命是个 easy way out，有时我也想，我们当天对马可斯家族太宽容，也太容易就信任了（继任执政者）的承诺。这样说应该会令我惹麻烦，但有时我会想，假如当天这个国家爆发一场内战，也许如今一切就不一样。”他若有所思地说。

“当然，这样想也可能是另一种 easy way out。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学到，或仍在学习其中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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