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一个琴童，差点搭上一个家 | 人间

供一个琴童，差点搭上一个家 | 人间 · 故事大爆炸2022

by 热带雨林, at 23 August 2022, tags : 我妈小提琴琴童我爸爸妈 点击纠错 点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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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投入虽然都是父母的决定，但是如果没有产出，那一定是我没有珍惜自己被给予的机会，就好像我这个“理财产品”不够努力，辜负了一家人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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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大爆炸2022 | 入围作品

我1997年出生，从3岁开始拉小提琴，在一众学小提琴的孩子中，算是有天赋，也有过令人羡慕的成绩。高二时，我以小提琴的特长拿到美国艺术院校的全额奖学金，出国学习小提琴表演专业，一直算是同龄人里“别人家的孩子”。

然而，大二时，我换了专业，如今已是生物博士在读。我的选择或许在旁人看来难以理解，但早已潜藏在我心中许久。回想起自己近20年的学琴之路，当然有对小提琴的热爱，有拿到优异成绩时的雀跃和开心，有和妈妈一起奔波求学时的温情……但更多的，是疲惫、抵触、恐惧，以及作为一个工薪家庭出身的孩子，面对为自己学艺术倾其所有、负债多年的家庭的愧疚。

工薪家庭的孩子配做艺术梦吗？这个问题，我后来看了身边琴童的经历，也问过自己无数遍，但都没有答案。

学艺术的孩子背后，多半有一个爱好艺术的父亲或母亲，而我有两个。

我爸妈都出生在沿海省会城市A市。外公外婆是工程师，家庭条件算得上殷实，但二老并不在意孩子的教育。因为家里3个孩子都是女儿，外公觉得抬不起头，对孩子们也少有脾气好的时候。我妈从小就对艺术展现出极大的兴趣，几次哭着闹着要学音乐和跳舞，都被外公打压了回去，最后靠优异的成绩上了大学，念了化学专业。

大概是要补偿自己儿时的艺术梦被扼杀在摇篮里的遗憾，我从3岁起就被我妈带着辗转于少年宫的各类兴趣班，民族舞、芭蕾舞、围棋、小提琴……但凡有开班的，我都试过。一番尝试后，我展现了一定的拉小提琴天分，于是经熟人介绍，我妈便带我去上“一对一”的私教课，老师是市文化厅的。练了几年后，我从7岁开始参加小提琴比赛，屡屡获得省市级名次。

金钱和时间都有限，我妈遂决定让我专注练习小提琴。

对此，我爸也是举双手赞成的。我爸他们三兄弟都是60年代初生人，爷爷小学文化，在厂里干活，奶奶大字不识一个。虽然底层的生活略显艰难，但是家庭和睦友爱，我爸是老幺，成绩没两个哥哥突出，到年龄就去上海参了军。退伍后因为爱好音乐组建过乐队，还到各处“走穴”过。他曾去深圳投奔开厂的大哥，最终还是在老家的国营厂安顿下来——在90年代，这算是一份挺好的差事。

正是在这个国营厂，不同分厂的爸妈，一个爱唱歌和弹吉他，一个漂亮爱跳舞，相识相恋就结婚了。我爸经常打趣我的音乐天赋是继承于他，但是我也反复强调，正是因为他，我只要看到玩乐队和弹吉他的男生就觉得有一股“爹味”，大大束缚了我的择偶范围。

通过选拔，我考入市艺术小学，全校只有100多号人，每个年级就1个班，全班20人左右。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学艺术的家庭都条件不错——比如像我小学同学的家长们，不少都是大学教授或者军区文工团的——但其实也有一部分像我这样来自工薪家庭的孩子。我当时并没有太大感觉，但是长大后听我爸妈说起来，才知道艺术老师遇见他们，连招呼都懒得打一下，就忙着和文工团的家长拉家常了。

我家当时称不上贫困，但爸妈也就拿1000元左右的死工资。我妈对我殷切期待，在学琴上舍得砸钱，其他方面统统退而求其次，吃穿用度都能省则省。直到我上大二，我们一家三口都蜗居在一间不足60平的小房子里。房子是厂里分的宿舍，造型奇特，两间屋子二楼一间，三楼一间，中间要和一户邻居共享上楼的走道，所以有两把钥匙。我6岁时，爸妈攒够7000多元，将房子划归在自己名下。

我上小学的前几年，爸妈也看过几套房子，想搬出这个小家。但我学小提琴每周1次课，100元/小时，而且为了文化成绩不落下，还得上奥数、英语的补习班，这着实让我爸妈捉襟见肘，换房的梦也就彻底搁浅。

2005年左右，我爸妈的厂子效益下滑，开始大面积裁人，还要迁去更远的新区。我爸考虑到生活压力，又疲于每天乘大巴车上下班，决定买断工龄，自己开店。在我上五年级时，我爸的棋牌室在家门口的小吃街上开起来了，我妈则努力维持着日常工作，把更多精力花在监督我练琴上。

虽然爸妈对我练琴付出颇多，但对于年幼的我来说，练琴是每天无法逃避的噩梦。

我妈永远在我旁边监督着，在没有系统学过音乐的情况下，她靠着旁听和老师对我讲课时积攒的笔记，对于小提琴技巧也了如指掌。

练小提琴是一个需要容错的过程，很多时候想要解决一个问题，就会引入新的问题，因此需要耐心一遍遍修改。例如，老师上课时点出一个32分音符（相对较难）的段落我处理得不好，那就需要多方面的系统练习：先是将段落放慢练熟，记住每个音符的节奏关系，过程中手指形状不可以走样，不然看起来不专业，音符听起来也有可能不够稳，在此过程中，要注意每个音的音准，不可以有任何偏差。

在慢速将音准、指法都练熟过关之后，我妈会把节奏一遍遍加快，最终到比曲目中更快一些的节拍，这样在演奏相对“慢一些”的原曲来说，才能驾轻就熟。每修改一次指法、矫正一个音准，都有可能造成我两手配合不协调，卡不准拍子。我妈对于音准听不出来，但是对于节奏和手的姿势非常清楚，一旦有任何偏差，衣架就落在我手上了。

有时为了修正音准和指法，我需要先做到让手指“跑熟”记住，才能修正手型。但和我妈争辩这些是没有用的，在她看来，“只有做错一次就打一次”，我才可能形成肌肉记忆，每时每刻都充满警惕——可以说，我那时候练琴，没有一分钟不挨打。

有一次她手里的东西打断了，就拿起了我的备用琴弓打——没想到昂贵的木制琴弓“不抗造”，打在我身上，“啪”的一声就断了，我差点没忍住笑。我妈气得更厉害了，劈头盖脸地就将椅子砸在我身上，操起其他东西开打，打到我都已经躺在地上动不了，她还继续踢。也有时候，我会试图躲进卧室抵住门来逃避我妈的毒打，她在门外往往会尖叫着：“你还敢躲！看你出来我不杀了你！”

我从小其实挺独立的，但对我妈总有着孺慕之情，毒打到最后，都是我哭着求她不要打。等她彻底发泄完，我还会小心翼翼地去拉她的手，希望她能原谅我。有时，我若“胆敢”为自己争辩两句，我妈便会骂我：“还敢顶嘴！你还有脸了！”随之而来的是更疯狂的打骂，偶尔也会补充：“等你长大就会感谢我了，我都是为了你好！你看看我为你付出了多少！”

我爸在家时，看我哭闹得太厉害，会拦着我妈不让她打，或者干脆吵起来，让我妈先打死他，再对我动手。如果我爸不在，就没人帮得了我，被打能忍则忍，反正要是顶嘴会打得更厉害。

那时我一次次地想要从三楼的窗户跳下去，让我妈失去她唯一的孩子，让她后悔。但是我又一次次告诉自己，我还有很多事可以做，很多地方可以看，“只要忍过去，未来总有一天不用挨打”。我没有跳下去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那个三楼太矮，我怕掉下去没死成，到时连腿都断了，更跑不了了。

在这样的氛围下，我很难不对我妈的教育方法产生怨恨，也很难对小提琴产生好感。有一次作文写《我的梦想》，我写，以后要当科学家。我妈发现后勃然大怒，让我改成要当小提琴家，说我故意与她对着干。

纵然不喜欢，但我可能真有些拉小提琴的天赋，在我妈的棍棒教育下，磕磕绊绊，我的琴技有了显著提升，“音乐性”也提高了很多，经常受到老师表扬。我妈更觉得我“有戏”，对于我练琴的事情愈加上心，经常逃班回家来督促我练琴。

在艺术生的世界里，“第一梯队”的顶尖选手，是那些赢得国际大赛前3名的人，他们未来可以签约公司，参加顶尖的独奏比赛，成为独奏演奏家，这是走这条路最荣耀的归宿；“第二梯队”的选手，是那些国际大赛前3名之外但排名靠前的人，他们可以组建重奏乐团，或是参加一些不顶尖的独奏比赛；如果水平再次一点，就考取音乐院校，继续考研、读博或者考乐团，国际乐团大都和大学教授职务一样，是终身制，无重大错误不可以开除，还可以自己带学生，名利双收；再往下，便是做音乐老师培养学生，或是进入非高校单位工作了。

我小学四年级过了小提琴十级，也获得了省一等奖第一名，还拿过全国比赛的一等奖。此时，我妈不由得觉得我或许可以试着够上“第一梯队”，成为“郎朗第二”。

要实现这个梦想，就意味着我需要在初中或高中进入上海音乐学院（下称“上音”）或者中央音乐学院（下称“央音”）——这是国内一骑绝尘的两所音乐院校，比起大学，它们的附中更难进，毕竟，国际上声名鹊起的年轻演奏天才大都在高中就崭露头角，大学时已经被选去国外的顶尖音乐院校了。

我所在的艺术小学里，大一届的学长学姐们都去“央音”“上音”找老师上课了。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在艺术界，“拜山头”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坊间传言，每个“上音”老师手里的名额都不多，“跟”得晚了，老师就算收，你也没法进去附中。我小提琴启蒙老师的儿子，就是在“上音”附中被选去维也纳国立音乐学院，后来成为维也纳交响乐团第一位华人小提琴手。

经过启蒙老师推荐，我得以拜访他儿子曾经的老师，已是“上音”小提琴泰斗的Z教授。但老教授说近年来没有接手过这么小的学生，便将我介绍给了他曾经的弟子，彼时也是“上音”的青年教授之一的S老师。就这样，从我小学五年级起，我妈便每两周一次，带我去上海找S老师上一节课，开始了长达1年多的周折。

S老师授课，有时在学校，有时在家，只会当天通知，但我们的城市和上海相距半个多小时路程，为此我爸订票时，总是要留出一两个小时富余，以应对突发状况。在空隙时间，我妈会带着我逛逛上海的小巷、书店，偶尔她心情好了，也会带我去咖啡厅坐坐，点一杯饮料。我们在上海的“小资体验”，仅此而已。

若将我和我妈坐过的高铁票留下来，起码能摆满一个抽屉。但是真正昂贵的不是那些高铁票，而是老师的课时费。我当时的课，400元一节，一节课就45分钟。每次上课，我都需要先演奏一遍练习的成果，S老师不知是不是在偷懒，只是点拨两句，便会让我再从头到尾演奏一遍。一来二去，短短的45分钟就过去了。

起初半年，每个月2次课，之后S老师提出需要每周上1次课，我们只能听命，更频繁地穿梭于A市和上海之间。我爸开棋牌室挣的钱，大都拿来给我交了学费，还经常需要我爷爷奶奶接济。

我家楼下狭小的客厅除了我的课桌外，又摆上了一张折叠床——棋牌室收摊经常很晚，我爸不想上楼吵到我和我妈睡觉。后来有个更好的街角店面空了出来，我爸就把棋牌室搬了过去，在那里布置了张床，彻底不需要回家睡了。

我们小学艺术团没有和我同届的小提琴手，但上一届有两位学姐都在2008年考去了“上音”附中。

其中一位是子涵，爸妈都在银行工作。她考上“上音”附中后，她妈辞去了工作，还把家里的一套房子卖了，夫妻两地分居，支持她学琴。很多琴童的家长都信奉“棍棒底下出成绩”，子涵她妈是为数不多打孩子比我妈还狠的主儿。虽然她称是因为子涵喜欢顶嘴，但我相信子涵是身不由己。

另一位梦远师姐，只考上了“上音”附中的“委培生”，要多交3万块钱，没有正式学籍，不能落上海户口。梦远爸妈早年离异，她爸带着她，家境普通。但她练琴很少需要人盯着，自己很争气。3万块“赞助费”是她爸妈一起凑的，为了女儿，他们都来了上海打工，重新住在一个屋檐下。为此，梦远说自己也是开心的，“一家人好像又在一起了”。

两位学姐的成功给足了我妈信心。2009年初，在我考学半年前，我妈彻底买断工龄，决心带我搬到上海，专心学琴。我们以每月2200块的价格租了一个一室一厅的平房，有单独厨卫，位于S老师家和“上音”之间的弄堂里——这在琴童中就算不错的条件了，有些我认识的琴童，就住在十几户合用的老楼里面，厨卫都是公用，隔音也不好——即使我来上海学琴让家里更拮据，我爸也坚决不同意为了省几百块钱影响休息。

可那时的我对这样的安排有些抗拒：原本每天练5小时琴已经很辛苦，到上海后，每天得练10小时。平房的窗外背对着一个院子，可以看到一些花花草草，但我每天对着它们练琴，心情又压抑又紧张——一旦练错，不知道迎来的会是我妈什么样的棍棒伺候。

我多次提出不想考了，但我妈说我这种摆烂就是“扰乱军心”，话落，又是一顿毒打。随后，她给我看郎朗参加《艺术人生》的采访，电视上，是朗朗他爸容光焕发地讲述自己当年辞职带着儿子去北京学琴时的艰苦生活。

朗朗他爸说，有天“中音”的老师说不要朗朗这个学生了，他便带着儿子上阳台，逼着儿子吞药片或是跳下去。郎朗奋力挣扎哭喊，向他道歉、解释，哭喊着说不想死，最终才从他的掌下挣扎出来，钢琴道路也得以延续，才有了今天功成名就。末了，朗朗说：“我感谢我父亲。”

看到这里，我妈说：“你看看人家郎朗！如果你不学了，或是老师不要你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活了。都已经破釜沉舟了，大家都没有退路。”

我当时后脊一阵发凉——我深知她说到做到。这之后，我再也不敢打退堂鼓了。

音乐学院的老师也很明白，孤注一掷的琴童家庭有多么渴望考进附中，而他们对于这些家长又有着多大的权力。

S老师留过学，沉迷炒股，对于在音乐学院的工作似乎不太在意。听说我文化成绩不错以后，多次劝退我：“别学琴了，太辛苦，你应该去当律师或者学金融。”对此，我妈则说：“别听你老师瞎说，你看他现在过得多好？赚这么多，这么多学生，一个月起码5万。”

不管谁对谁错，我都没有后退的权利。在上下课的间隙，我也会遇见S老师别的学生，有些已经进入“上音”附中，有些还在考学。家长们每次见面，都会互相打听对方孩子是哪一届的，如果是同届，便是竞争关系，暗暗比较。这样打听一番后，我们还真遇到了S老师手上的另一个学生小颖。这个云南女孩比我大一届，但之前没考上，准备“二战”，爸爸是一位银行分行长，妈妈辞职来上海，已经1年了。

有段时间，我们有好几个月没碰到小颖，询问才知，她练习“十度（把手指伸张到按到十度和弦）”太刻苦，差点把手筋拉断了，只得停止左手练习，去医院做了几个月的复健。即便如此，她还每天拿弓做右手的稳定性练习，立志不荒废时间。于是我妈又有了激励我的新素材：“你有把自己手筋扯断都要练琴的精神吗？你要比她强才能从S老师手上胜出！”

或许就是因为每年个位数的招生名额，让琴童们竞争激烈，单纯的授课学费已经很难满足老师们了。有些家长有钱有势，可以在社会多方面帮上老师的忙，像我家一样对老师没有什么帮助的，就只能对老师言听计从。很多琴童一进了某个老师的门下，家长便会提出，“我家孩子用的琴不好，要换把好琴应对考试”，这样就可以让老师顺水推舟地找来一把好琴，卖给自己的孩子，抽取几万块的费用，则是双方都默认的。

我妈对此也有所耳闻，但一直觉得这样的事不会落在自己身上。谁想到有天课程结束后，S老师开始大骂我那把几千块的琴实在太差，不能入耳，让我试试他家的一把琴。我试了试那把琴，确实比我的好一些。老师便说：“那这把琴就卖给你了，5万块，这是我的账户，下周前把款打过来就行。”

这道晴天霹雳把我妈震懵了，连连推辞说“要回家商量一下”。在几番交锋后，S老师一会儿红脸，一会儿白脸，硬是逼着我和我妈拿着琴走出了他家。一出门，我妈便飞快地打电话问我爸商量对策。

我爸一听，暴跳如雷：“我们家几个钱你没有数吗？这什么鬼老师还带强买强卖吗？你现在给我还回去！”

我妈也呛呛起来：“你是没有看到他那个样子！人家就是要这个钱，你不买，他把我们家雨林开了怎么办？花这么多钱考附中，还考不考了？”

那天恰逢我们每月一次回A市的日子，到家后，我爸妈又是一番激烈的争吵。我爸拿不出钱，我妈又坚持要稳住S老师，只得和二伯借了钱。

这件事后，就连一向对我颇为偏爱的爷爷奶奶也对我学琴充满了怨言，对我妈态度愈发不好，都觉得我妈疯了，她这是要把家底散尽也要让我去学琴。

日日夜夜准备小提琴考试、乐理考试，并投入大量的金钱之后，在2009年的春季，我竟然落榜了。

那天晚上，我妈彻底崩溃，对我的责打更是前所未有的激烈。但记忆或许也有保护机制，擦去伤痛，我脑海里只留下隐隐约约的印象了。我勉强记得我妈哭得披头散发，揪着我歇斯底里地质问：“你是不是故意的？是不是故意要和我对着干？！”她一边问，一边抓着什么东西就往我身上砸，砸完继续骂：“你是不是要我去死？！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你去死吧！你怎么有脸活着？！”

妈妈打完我，坐在饭桌旁的凳子上哭得不能自已。我看着她，想到漂亮爱美的她，和我一次次在上海的商场橱窗前走过，但都没进去试过一次衣服、买过一个自己喜欢的包。以前在家，我爸每天都会做好可口的三餐，但来上海以后，她从只会煮面到每天可以做两菜一汤……

这一切都是为了我，而我让她失望到崩溃，我的确该死。只是，那时候我练琴快10年了，本来感觉自己考试时发挥得还可以，没出任何错——要论“10年一个的天才选手”，我确实不是，但我也拿过全国小提琴比赛的一等奖，又能差到哪里去呢？

跪在地上的我，对于不能去“上音”附中，内心倒真没多少遗憾，甚至可以说是松了一口气。我认识的那些琴童学长学姐们，就算进入了附中，也要继续在上海蜗居，再富裕的家庭也能被小提琴榨个一干二净。我还没进“上音”附中，生活就已经如此悲惨，如果我妈带我长住在上海，我都不敢想象自己能不能活着挺到成年。

但听着我妈哭着和我爸打电话说我没有考上的消息时，我还是心如刀割，无法原谅自己，也无法原谅小提琴。

后来我妈多方打听，才知道是S老师和负责招生的老师闹了矛盾，这年他手上的3个学生，全部都没考上——往年他都有一两个学生被录取的，水平我们也听过，没有比我和小颖高到哪里去。

我妈说，小颖休学1年在上海全天练习，还是没被考取，S老师自己也觉得丢人，便说要帮小颖家炒股，他只拿利息当作学费，本金还会退还给他们一家，若是相信他的为人，就将钱委托给他，下次一定可以录取。听到这个匪夷所思的提议后，小颖一家立刻决定换老师，之后的事，我便不清楚了。

但是有趣的是，S老师近些年也出了一些在国际上获奖的学生，名声倒是越来越大了。后来我知道了“沉没成本”“PUA”，知道了“煤气灯效应”，不由得感慨：这些老师都是个中一把好手。

经此折戟，我们收拾行囊，回到了A市。虽然“上音”附中没考上，但是小升初还是照常到来，我凭借音乐特长，上了本市一所有附属乐团的重点初中。

在初高中的乐团，只需每周末排练一上午，除了演出前要加练，我们这些音乐特长生和普通学生也没有什么不同。乐团的同学们有的文化成绩不错，可以靠特长上“985”，也有成绩一塌糊涂打定主意以后进入艺术院校的。但是大家的艺术成绩都还不错，省市一等奖的比比皆是。

我没回到启蒙老师那里继续学琴——我之前已经是他手上最好的学生了，他也不在任何音乐学院任教，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经人介绍，我去了本市艺术学院弦乐系主任那里继续学琴，之后我参加省内比赛总是一等奖、第一名。看在我小提琴出色的份上，老教授一节课只收我300元——他也需要学生出成绩来吸引更多的新学生。

老教授已经70多岁了，教学氛围很轻松，但是点拨得也在理。最令我开心的是，我妈经过“上音”的铩羽而归，觉得我家没有资源供我再战“上音”高中部了，平日就多让我自己练琴，自然，打我的次数也变少了。

我妈还和曾经一起奋斗在上海的琴童家长们保持着联系，有时候她也感叹，他们的生活太苦了，无论怎样的家庭条件，到了“上音”附中都任由老师拿捏，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我们认识的琴童里，没人获得传统国际大赛名次，倒是有人获得一些新兴赛事的名次——虽然认可度不如传统赛事高，但是不参加比赛和音乐节，就无法接触到国际上同龄的高手，无法自我提升，所以家长还是得一次次砸锅卖铁送孩子出国参赛，那又是一笔无可估量的巨资了。

练琴这么多年，我终于感觉到一点小提琴的乐趣了，有时候甚至被音乐感动得会不由得落泪。练琴和学习之余，我也有时间读读小说、看看漫画，个性也阳光开朗了不少。

因为不错的成绩，我顺利考取了本部重点高中。我们高中“一本过线率”超70%，“二本线”100%，但是本省高考竞争太激烈，我的成绩只能算中不溜，于是，考“特长生”成了我最好的选择。

艺术生如果想考艺术院校，过了每个高校的自主选拔，只需要通过提档线就成，但专业选择受限。而特长生和艺术生不同，如果考取加分，有3个档类，类似于竞赛加分，专业也可以根据总分自由选择。和许多决定走艺术道路的乐团同学比起来，我的成绩放弃文化课又显得可惜，但若考取有小提琴特长生的那些学校，我的考试录音还是会被送去“上音”“央音”进行评审。

老教授虽好，但个性温吞，很难让我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经过各种家庭讨论，对比学长学姐的特长生道路，我和我妈不得不又开始坐高铁去上海学琴。

这次有琴童家长介绍我们去H老师门下。那几年，H老师所带的学生在国际上频频获得大奖，但她也是出了名的喜欢打学生——江湖传言，她气急之下会抓起学生的头就往墙上撞，还被家长告过，又听说，因为有学生无法达到她的标准，她就硬拽学生的手指导致关节错位，无法再做高难度动作，小提琴道路彻底被毁。我妈问了牵线的琴童家长，这些是不是属实？对方说，她家孩子没经历过，H老师气急之下才会用笔或者琴弓轻打学生。我妈心头一松，约好时间，让我去拜访H老师。

H老师个子不高，微胖，皮肤也很白，显得整个人珠圆玉润，令人难以想象那样可怕的传言会发生在这样一个人身上。和小学拜师时一样，我演奏了基本功、练习曲和协奏曲。随后，H老师对我的基础练习一个个梳理过去，把我学过的练习曲也询问了一遍，最后说：“那你从下周开始，两周一次课，可以吧？”

我和我妈都松了一口气——我“拜师”成功了。从上海离开4年，这次的学费涨到一节课600元，还是45分钟。我妈想跟H老师“通融”一下，H老师没忍住笑了：“我还是看熟人牵线的份儿上才收你600。我对校外学生都800，还有外地家长打破头要给我1000一节，可惜孩子拉得太差，我不收。”我妈识趣地赶紧带着我“谢谢老师”，千恩万谢地走了。

从高一开始，每月2次，风雨无阻，我和我妈又开始积攒A市到上海的高铁票。我妈这次打定主意，拉长战线，主要注重个人提升，而不是进入“上音”，我身上压力也比小学时小得多。

在这样的氛围下，我的琴艺精进了不少，更意外的是，高二时一所美国大学来我们高中招生，音乐学院的院长给每个学生面试，我在演奏后，拿到了包括几乎所有学费的奖学金，也是这个学校中国之行开出的最高奖学金。

当时我只上过普通高中的英语课，对一个人出国读书感到本能的恐惧。我爸妈商议之后，觉得一直去上海学琴的费用并不一定比去美国的生活费低，况且还有高考的压力。去美国至少帮助我学好英语，“美本”申请研究生也会容易许多。就算不想念这个学校，在美国转学录取率也比国际生申请要高得多。我想了想也有道理，便约了最近的签证，决定去美国。

既然要走，自然无需去上海学琴了。最后一次见H老师，我对她讲了决定出国学习小提琴的计划。听罢，H老师不屑地笑了：“不是柯蒂斯和茱莉亚（音乐学院），都不可能出（独奏）小提琴家的。”

我赶紧补充道：“也可以转学，也可以学别的专业的。”

H老师毫不犹豫地说：“你去那个学校就不可能转进（顶尖音乐学院）去了——你换专业吧，不要学小提琴了。我去了茱莉亚的学生参加比赛前，都要回我这里来集训，美国老师不够负责，学生训不出来，更别说你了。”

我被怼得哑口无言。

她又轻轻拿起挂在墙上的一张照片，递给我说：“你知道这是谁吗？”

我看着照片里她和一个白人大汉的合影，她身高堪堪到对方胸口。

我摇摇头，她说：“这是我在俄罗斯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的老师。你要是拉得有一点不好，他打起人来是很厉害的。我多少次给他打得躺在地上起不来。”

“啊？！”我大惊，难以想象这看起来近2米身高的壮汉，竟会对我不到1米6的老师动手。

H老师又说：“去国外也不容易，那些俄罗斯警察看到你是中国人就会来查你护照，就算有护照都能给你撕了，就是敲诈你。你一个外国人有谁管呢？抓进去就完了。你既然一定要走，就不要学小提琴了，学琴太苦了。”

和H老师道别时，我的眼泪不由得流了下来。扪心自问，在跟H老师学琴的这段时间，她虽然十分严厉，但是充满激情，我的技巧和音乐性确实提升很大，对小提琴独奏也重新燃起兴趣，如果继续学艺下去，我或许会参加“上音”的高考艺考，继续做她的学生也未可知。

出了“上音”的琴房楼，我不由得放开我妈的手回头望去。这个从我小学就常来的地方，应该是我最后一次来了。

孤身出国之后，我起初感到很不适应。语言的隔阂很大，即使临时抱佛脚学了托福，我头两周的课还是听得迷迷糊糊。和人交流时，我不得不一次次地在听不懂的快速对话中强颜欢笑。

好在音乐可以帮我说话。我加入了学校的交响乐团，第一次排练，指挥的教授让我们所有新生介绍自己并试演一小段。轮到我时，我自信地演奏了最熟练的小提琴独奏曲中的名篇《流浪者之歌》。华彩段落结束，排练厅全场爆发出口哨和掌声。在那一刻，我又激动又尴尬，脸都忍不住红了。

相处一段时间后我才发现，乐团里有一半学生不是音乐专业的。在美国，音乐专业的学生就业不明朗，因此不少多年学乐器的同学都选择了更有前途的医学预科、法学预科等专业。乐团里有一些曾被茱莉亚、伯克利之类的顶尖音乐学院录取，但是迫于高昂的学费只能选择了我们学校全奖Offer的音乐专业学生，也有一些几乎没有奖学金、完全凭个人喜好，但通过面试进来的学生。但我当时还是选择了小提琴表演专业，毕竟多年功底在这里，而且我也不知道自己除此之外还对什么专业有兴趣。

作为“专业学生”，自然就有了一位指导老师。老师人很温柔，和H老师的教学方式相差甚远，将学琴和练习看成学生自己的事情。我为了奖学金，要参与4个乐团，包括室内乐，弦乐合奏等等。乐团的同学们几乎每天都会见面，我也渐渐交到了朋友。在朋友们的提示下，我发现自己有绝对音感，哪怕是开门的声音，我也知道是什么音符。我的英语也一天天变好，修了很多门课，能听懂教授上课的内容了。

第一学期结束，我的绩点，满分。

大一暑假回国，我家也有了新气象：爷爷家的老宅拆迁，我爸背上了一些房贷，但是分到了一户在郊区三室一厅的房子，我家终于搬出了厂里的宿舍房。

一天下午，我和我妈挽着手逛街，遇到了她的朋友。朋友的孩子在上初中，忙不迭地和我妈讨教起了育儿经。我妈不停地夸赞着我在国内的获奖，去美国的奖学金，那位阿姨也督促孩子学习钢琴，只是孩子朝三暮四，经常摆烂不想练了，连忙询问我妈怎么办。

我妈聊得红光满面，大声叫起来：“我告诉你，就一个字：打！他小孩懂什么？他不懂你还不懂吗？往死里打他就记住了，就不敢犯了！”

我在旁边不禁放开了挽着她的手——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以为她对曾经的行为有一丝悔恨，反省后才渐渐不再对我动手。万万没想到，当着我的面，她还是把我所有的痛苦、悲伤以及儿时无数次生起的自杀念头，都看成了自己的军功章。

我对我妈说：“你别说了，你是错的。阿姨，你别听我妈的，你儿子长大会恨你的。”

我妈脸上顿时红一阵白一阵，阿姨尴尬地看着我说：“唉，你还小不懂事，等你以后有孩子了，就知道你妈对你付出多少，教育多成功！”

我妈像是一口气接上来了，赶紧下了这个台阶：“是啊，雨林到底还是小孩，不懂呢。以后你就知道了。”

回到家，我和我妈相对无言，明明在一个屋檐下，却谁都不说话。我想躲在房间里，便关上门，谁知我妈冲过来把门推开，冲我叫道：“在家关什么门啊！”

我终于憋不住了，冲到客厅，哭着喊着开始对我妈剖析自己曾经对她和小提琴的怨恨，自己多少次在因为一些小错被打到躺在地上起不来时，多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你知道我多少次想死吗？你叫我去死！万一我真的有一次去死了呢！”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一切都好像和儿时学琴的每一天那样。只是这一次，我妈看着已经成年的女儿在面前嚎啕大哭，却没有办法下手把我打到不哭，反而有些手足无措。

她好像惊讶于我对自己曾经被打的经历记得如此清晰，又好像是惊讶于我说出的那些话：“我什么时候说过让你去死？我怎么可能说这种话？”

“你说了，你每天都说！”我难以置信——她到底是真不记得了，还是伪装不记得？

我们母女俩站在客厅互相尖叫着，直到我终于哭到说不出话来坐在地上。最后，我想要我妈给我一个道歉，就算不是对我，也要承认自己这样发泄情绪的“打法”是错误的，以后不要教给那些家长害人了。

我妈尴尬地笑了，又故作理直气壮地说：“什么时候有发泄情绪地打过你？乱说！都是小孩不听话，你以后就感谢我了。”

多年过去，即使我已经长大，面对我妈，我还像童年时一模一样，没有反驳的力气。我没有力气恨她，只能恨我自己永远没法对我妈动手，让她感受一下每天被人在地上踢打，究竟疼不疼，会不会记上一辈子。我知道她为我真付出了很多，为我死也愿意，但是我不想一辈子被这样沉重的付出裹挟住。哪怕我发现自己有绝对音感、又真心爱上了音乐，我也看不到我继续学习独奏小提琴的可能性了——如果我未来任何的成功都要归结于我妈曾经“打得好”，我还要继续带学生，让那些琴童重复我的痛苦……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

一个成年人被一个体型大过自己许多的人天天责骂殴打、发泄情绪，那么这种情形一定会被认为是不正常的。但为什么我这样痛苦的童年却不能得到正视呢？我不禁想到H老师，想到她在那次分别时给我看的那张她和俄国老师的照片——她是用怎样的心情继续培育一代又一代孤注一掷的琴童、又忍不住将自己遭受的暴力宣泄在下一代身上？她又为什么最后劝我出国后不要再继续学琴了呢？

一回美国，我便换到了生物专业。我从小成绩不错，在大一学习基础生物时（美国本科会要求通识教育，文理科课程有很多选择），我感受到这个学科点亮了我——哪怕做基础生物，帮助一个人，我也觉得自己的生命没有被辜负。最重要的是，我18岁以前的人生都给了小提琴，我希望之后有一个崭新的开始。

我是幸运的，这一切还不算晚。

和之前来中国招生的音乐学院院长长谈之后，他允许我换专业，奖学金也保留，条件是所有排练演出得照旧。我在上课之余，兼顾着各个乐团的排练，因为小提琴技术出众，还当上了校乐团第一个不是音乐专业的“首席”。

换专业彻底搞定后，我才和爸妈说了这件事。令我意外的是，我爸十分反对，觉得我是有音乐天赋的，不应该如此浪费，反而是我妈拦着我爸，说我专业既然已经改完，人又远在国外，大不了学不下去再改回来。

我事后回想，小时学琴，每一次和妈妈的奔波、拉锯、争吵，她都真正亲身体验了作为琴童家长的付出。或许是暑假那次争吵后，她终于看到我从小到大的痛苦，虽然她说不出道歉，但她可能还是希望我去追逐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好像她曾经逼迫我追逐艺术梦想一样。

我得以继续在美国学习，但是每天三到四场的排练、每周末至少一次的演出和一有时间就去实验室学习的生活，让我本科的睡眠时间甚至不如国内重点高中多。但我不敢松懈，我内心憋着一口气，要证明我换专业的选择是正确的。

因为我学琴，我家一直存不下钱，我出国时，钱都不知道从哪来。爷爷奶奶心疼我在国外过得紧，连骗钱的保健品都买得少了，把余钱都给我做了生活费。

我出国后，我妈经常去我爸的棋牌室帮忙。我常听到他们对于经营棋牌室上的争吵——我爸花钱大手大脚，爱交朋友，棋牌室每天烟酒的销售是不少，但都被“朋友”们蹭吃蹭喝把钱吃回去了。我妈自恃是大学生，非常矜持，本就做不来端茶倒水的活，天天看着这样的情景，更是对某些客人没有好脸色。

几经商量，我爸决定关掉了棋牌室。年近半百的他找工作处处碰壁，便在附近的小区做起了保安。曾经做过小老板当起保安来，无比憋屈，他经常发语音给我，诉说自己沦落到社会底层，小领导们都仗着自己手上的一点权力就能随意侮辱他。他还经常发朋友圈，诉说自己生活的不幸和压力。

我知道我爸是个非常情绪化的人，但是如此多的埋怨，还是给了我极大的心理压力。有时，我都恨不得告诉他说：你不要工作了，我也不读书了。我更想和我爸说的是：“你别每天和我说想死了，我去死还不行吗？”但我知道，这个家在我身上投入的太多了，我成了这个家唯一一个不能退缩和倒下的人，我吃尽了这个家所有的资源，无论如何，我是爸妈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希望了。

我爸一直忽视的糖尿病并发症愈发明显，原本富态的身形变得精瘦，胰岛素抵抗到了很严重的程度。在我又哭又闹逼着他去体检之后，果然在肾上发现了一个肿瘤。但当时我已经大三开学，家人报喜不报忧，对我瞒下了这些消息。

即使得到消息，我可能也做不了什么——学习成绩和乐团表演是我奖学金的来源，我又加入了一个实验室，跟着博士生做了一两年实验，也有了自己的课题，每天极其忙碌。我实在没有空余时间打工来增加家庭收入了。

幸运的是，我爸肾脏上的肿瘤经过检查显示良性，在手术切除之后便只需要定期体检了。出院后，他觉得自己的身体更重要，便辞去了工作，赋闲在家。当初厂里改制，单位虽然还在那里，但是无法给他一个工作，退休更是遥遥无期。他时常和朋友去唱KTV，想找回年轻时做乐队主唱的风采。

到了这年暑假，在爸妈双双无业的情况下，我的大四生活费和学杂费，和二伯借了10万才交上。

二伯问：“你们怎么不卖厂里分的房子？”

我爸好面子，找自己兄弟借钱让他自觉丢人，但是要把单位分配的老房子卖掉，我妈又不可能同意。她大学毕业进入单位，当时工作稳定，工资又高，她嫁给会做饭、做家务的同在国企的老公，本是桩令人艳羡的婚姻。可人到中年，看到曾经的同学嫁的老公工资更优渥，地位更高，一切都告诉着她：不能放开自己已经有的一切。家中的老房子，是他们在国企得到的重要财产，又有拆迁的可能，她不允许我爸动那套房子分毫。

幸好，大学“充实”生活给我研究生申请带来了丰厚的回报。我GRE考了高分，没有找任何中介，自制了申请资料，联系导师面试，拿到了很多不错的offer。美国的本科生可以同时申请硕士和博士，博士一般由自己当助教、导师或者国家奖学金赞助，硕士也有可能获得科研助理职务。

我录取的研究生里有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常春藤名校，全奖博士也有一些排名不错的大学。在和招生部几番交流过后，我最想去的约翰霍普金斯开出了过半的奖学金，但无法承诺另一半学费。

从小学琴，家中一旦有任何现金收入，都会被投入我的“小提琴事业”中，或是偿还之前借亲戚的债务。我好像长在我们一家三口上的一个疮，因为无比宠爱，所有的资源都通过我流走了。这些投入虽然都是父母的决定，但是如果没有产出，那一定是我没有珍惜自己被给予的机会，就好像我这个“理财产品”不够努力，辜负了一家人的期待。

在这样的精神压力下，我也不确定自己还能“鸡”自己多久。面试过后，我平静地告诉父母，我选择了一所公立大学的全奖PhD（博士），附加前3年的美国国家奖学金。这意味着我从学费到学杂费学校都会承担，每个月还有工资，起码持续3年。

我爸私聊我说：“如果你想上常青藤，我就算拉下这张脸不要，也要借钱给你上学。更何况还有你大伯，他一定会借钱给我这个弟弟的。”

“不用了。”我告诉他，“从现在开始，我不用再花家里的钱上学了，永远都不要了。常春藤又如何呢？我再也不想为别人的眼光所左右了。”

我爸先是表示遗憾——毕竟，工薪家庭的孩子能进入藤校，是多么难得。接着，他就和我妈在朋友圈里秀出了我的各种录取通知书，宣告阶段性的“鸡娃”胜利。亲朋好友争相点赞、取经，询问着如何培养孩子的艺术才能，如何将孩子送出国留学。

我看着父母在朋友圈扬眉吐气的样子，终究没忍心说出任何扫兴的话。

又一次见到梦远师姐，是在2019年。考“上音”附中失败后，我和曾经一起奋斗过的琴童渐渐没了联系，只有家长们还互相打听着近况。

见面前，我爸妈在家就提过，说梦远她爸如何“卖掉了唯一一套养老的房子”来支持她的出国梦。无论是综合类大学还是音乐学院，都是本科更难考。梦远本科拿到奖学金，在美国一所不错的音乐学院读完本科，终于考上了一所著名音乐学院的研究生，只是这一次，她没有奖学金。梦远自然也有做小提琴老师补贴家用，但是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那些钱只够勉强付房租，参加比赛、交流的高昂费用还得靠爸妈。

据我妈描述，她“哭着叫着逼她亲爹卖房，说一定要读，不然以后就断绝关系，如果出了这个钱，以后一定是她给她爸在美国养老送终”。我当时心里想，大家都是独生子女，还有别人给自己父母养老送终吗？

到了饭店，几句正常的客套话过后，家长便兴奋地讨论起来曾经认识的琴童，他们现今在哪个国家，又在做什么。因为没有去“上音”附中，我家还算没有彻底掀掉家底，我爸妈自然也爱听那些倾家荡产的家庭究竟如何了。

和梦远一届的子涵，在附中结束学习后进入了“上音”，毕业后没有出国，进了一所高中做音乐老师。她妈妈对外称，只要孩子喜欢，一家人团聚就好，与之前态度截然不同。

梦远爸爸透露：“可能是子涵她妈打得实在太厉害了，小孩逆反了，我早说这么压着，迟早要出事。”

聚餐期间，梦远师姐不怎么说话，只是一直低头吃饭，任她爸夸着她多么争气，那么多琴童在“上音”附中，最后也没几人坚持走独奏小提琴的道路，大都考乐团或者当老师了，“我们梦远只要结束在美国的学习，以她的资历，回国当老师带学生或是继续攻读博士继而进入高校都绰绰有余……”

我爸妈也连连夸赞梦远坚忍不拔，在学艺的道路上没有放弃，她爸可就等着享福吧。双方家长都互相吹捧着对方的孩子，不露出一丝对于彼此孩子以及家长选择道路的不认可。

而后来我和梦远师姐除了朋友圈偶尔点赞，也许久没再联系。

读博士后，我也有加入业余乐团，和同学合作一些曲目，参加一些小演出。有一次，一位给我钢琴伴奏的中国同学是钢琴博士，对我惊讶地说：“你的小提琴好专业，竟然不是音乐学院的？”

我哈哈一笑，说多亏了多年的小提琴练习，我做实验杀小鼠的时候手又快又稳，一天能取20个小鼠的样。

她哭笑不得，说：“这太浪费了，我可太知道学琴从小有多苦了。”

在这之后，我们关系更加亲密，有空也会一起聚聚。一次和钢琴博士一起吃饭，我饭后准备喝一杯奶茶，没想到她决定不一起买，并且明确地说：“我要省钱，我太穷了。”

我那时才得知她也来自工薪家庭，家里还有个哥哥，两人都学琴，导致父母一直负债累累。她爸从他们兄妹还小时就全国到处跑做包工头，到现在都没有在老家盖起一栋新房，更不要说在大城市有落脚之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