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 年以来，你觉得有哪些精神是写在了中国人的基因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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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4 月 9 日，江苏省启东市汇龙中学高二学生（江成博）在例行的升旗仪式上，把老师事先 “审查” 过的演讲稿 “私自” 换成自己准备的稿子：“我们是人，不是机器，就算是机器也不是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的机器……”

瞬间，江成博的演讲获得了全校 3000 多名学生的鼓掌喝彩。然鹅，汇龙中学却对全校学生进行了广播训导：

“你们要明辨是非，知道什么事情该说、什么事情不该说，按照学校目前的模式，你们获得知识，考取理想的大学，今后能够更好地生活，而学校也能因此获得更高的升学率，这是一种双赢。”

那么，到底什么才算是 “明辨是非” 呢？

当时，对于这个引起热议的事件，人民网还特意转发了钱江晚报题为《从中学生下跪看鲁迅的价值》的评论文章：

鲁迅的深刻，不仅在于他发现 “吃人”，还洞见“吃” 的方法：“他们可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汇龙中学关于 “更好的生活” 的许诺，就是 “互相劝勉，互相牵掣” 的纽带。不过，“更好的生活”前面要加上 “跪着” 两个字…… 而一百年后的这些教育者，深谙如何获得 “更好的生活”，本能地知道江成博这样的站立者，对自己所向往的、已经获得的“更好的生活” 来说，是一种威胁；如果所有人在精神上都跪着，就看不出谁跪着，谁站着；但只要有一个人站起来了，就把所有跪着的人给显出来了。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那个要站起来的人摁下去，或者用 “更好的生活” 教育他跪下。

2015 年，浙江金华万达广场利用偷梁换柱手法制造史上最牛霸王条款，4000 多业主却在一年后拿到补充协议才发现上当受骗。1 月 28 日，几百名退房的业主在金华万达广场门口集体下跪维权。

对此，国内广大观众纷纷表示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是花钱买房的甲方，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的通过法律程序站着维权？

2012 年 12 月 29 日，由于代理三亚市某农场 83 名职工相关农场经营权案 [1]、但却被法院以超过诉讼时效两审均判败诉，59 岁的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刘景一）带领职工到三亚市 XFJ 门前跪访。

当时，在两审法院的判决中，双方争议最大的就是究竟该适用《行政诉讼法解释》的第 41 条、还是第 42 条。两审法院在判决中引用的是第 41 条：行政机关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相对人 “诉权或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诉权或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 2 年”。

对此，刘景一认为这个判决是 “强盗逻辑”，因为农场属于不动产，所以理所当然应该依据第 42 条规定：对涉及“不动产” 的具体行为从做出之日起超过 20 年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而且，基于 “特别优于普通” 的法律适用规则，必须优先适用。刘景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拿到判决书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一点法律根据没有，一步法律程序都没走。下跪是我提出来的没办法，只有这个办法了。男儿膝下有黄金，更何况我是这样一个身份（法学教授），在跪的那一刻内心也很挣扎，但想想，我个人膝下的黄金和 83 人的公平正义谁轻谁重，这种做法可能是让他们获救的唯一希望，如果不那么做，83 人一分钱得不到。”

然并卵。即使是抛下法学教授的面子，刘景一当时的跪访也毫无效果。

在跪访事件公开后，三亚市中院在给海南省高院的汇报中，关于时效问题的解释却采用的是另一个 “知道原则”：在 42 条中规定，不知道具体行政行为的，起诉的期限应是从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之日算起。而农场职工自 1991 年就知道农场土地被镇政府“侵夺” 的事实，因此应从 1991 年算起、现在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最终，无论是三亚市中院、还是凤凰镇政府，都只是将该案纳入 WW 事件来处理。

如今，刘景一仍然在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法律，而对于他的下轨维权，他的学生们都激烈反对，认为 “这不是一个法律人应该提倡的做法”。其中，对他震动最大的一件事则是：有个学生亲口对他说，自己将来不想从事法律工作了。

除了学生和普通阶层人群（尤其是农民）之外，中产阶层也概莫能外。

2020 年 6 月，原本具有深圳高级中学初中部学区房资格的泰安轩、竹园小区、财富广场、泰然公寓、安华小区的部分业主，却由于买的是 “商务公寓” 而收到了 “初审不合格” 的信息。

于是，一群花了几百万买房的家长聚集到教育局门口下跪维权。家长们表示：

房子虽只有 20、30 平，但之前在小学入读都是被认定为住宅、而不是公寓；而且购买的价格也是一样的，都是 10 多万一平。之前申请深圳中学初中部也没有任何问题，为什么今年就突然不行了呢？

对此，深圳高级中学初中部的回应则是：

考虑到有人花了 1000 多万买了正式的住宅商品房，还要担心自己孩子积分不够不能入读；学校的招生压力 “太大”，因此才对招生范围作出调整。

要知道，买得起这个地段房子的家长基本上都是千万资产的中上阶层。

比这些家长资产、层级更高的阶层，则是买别墅的。就在这些家长下跪维权的一个月之前（5 月初），泰禾北京院子的业主，就曾集体从北京飞深圳，在泰禾深圳院子门口集体下跪维权。因为他们购买的豪宅楼盘已停工半年多，部分业主甚至都没有网签。而一套北京院子的价格，则高达 2000 万。

以上这些案例，仅仅只是国内特色主义 WQ 的冰山一角。尤其是在强拆、农民工讨薪、P2P 庞氏骗局等众多 sensitive 领域里的集体 WQ，则更是不能说的秘密。没人知道，这究竟是国内的某种神秘遗传基因，还是某种不断（人为）循环的源代码 [2]。

尤其是在 “时代变了” 的今天，在一个连许多话都不能说的封闭系统内部，这些问题也从一个生物遗传学问题变成了一个深邃的哲学问题。

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中写道：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真心的话发表出来…… 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楼下保安则说，众所周知，美分和买办在国内代表的都是跪拜西方的人，但却没人知道（敢说）在国内下跪的人应该叫什么。而在现实生活中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还没遭受生活毒打的人；另一种是遭受了毒打，但以他的智商根本不知道是谁在打他。

参考

1. ^ 刘景一代理的这 83 名职工隶属于三亚市原羊栏公社（现在的凤凰镇）。1991 年 4 月，在没有任何过错和理由的情况下，时任镇政府领导却要求该农场（规模 2500 亩）全体职员在一份交出农场经营权的文书上签字。当时，镇企业党支部书记（吕谦）表示想不通，并认为这是大事、要求经过农场职工集体讨论，但当场就被镇党委副书记强行撤职、留党察看两年处分。对此，农场职工曾到镇政府上访要个说法，但却没得到任何回应；吕谦说，当时大家根本不懂打官司。直到 2009 年，吕谦和才通过当地做汽车修理生意的外地人（老宋）找到中央民族大学法学教授刘景一，代理农场老职工提起这场诉讼。2010 年 6 月，吕谦等 83 名农场职工向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对凤凰镇 ZF 提起行政诉讼，并要求赔偿 20 余年的经济损失 1 亿元。
2. ^ 更加没人知道，比 military expenditure 更高的费用究竟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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