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 年以来,你觉得有哪些精神是写在了中国人的基因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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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4 月 9 日,江苏省启东市汇龙中学高二学生(江成博)在例行的升旗仪式上,把老师事先 “审查” 过的演讲稿 “私自” 换成自己准备的稿子:“我们是人,不是机器,就算是机器也不是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的机器……”

瞬间,江成博的演讲获得了全校 3000 多名学生的鼓掌喝彩。然鹅,汇龙中学却对全校学生进行了广播训导:

“你们要明辨是非,知道什么事情该说、什么事情不该说,按照学校目前的模式,你们获得知识,考取理想的大学,今后能够更好地生活,而学校也能因此获得更高的升学率,这是一种双赢。”

那么,到底什么才算是 “明辨是非” 呢?

当时,对于这个引起热议的事件,人民网还特意转发了钱江晚报题为《从中学生下跪看鲁迅的价值》的评论文章:

鲁迅的深刻,不仅在于他发现 “吃人”,还洞见“吃” 的方法:“他们可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汇龙中学关于 “更好的生活” 的许诺,就是 “互相劝勉,互相牵掣” 的纽带。不过,“更好的生活”前面要加上 “跪着” 两个字…… 而一百年后的这些教育者,深谙如何获得 “更好的生活”,本能地知道江成博这样的站立者,对自己所向往的、已经获得的“更好的生活” 来说,是一种威胁;如果所有人在精神上都跪着,就看不出谁跪着,谁站着;但只要有一个人站起来了,就把所有跪着的人给显出来了。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那个要站起来的人摁下去,或者用 “更好的生活” 教育他跪下。

2015 年,浙江金华万达广场利用偷梁换柱手法制造史上最牛霸王条款,4000 多业主却在一年后拿到补充协议才发现上当受骗。1 月 28 日,几百名退房的业主在金华万达广场门口集体下跪维权。

对此,国内广大观众纷纷表示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是花钱买房的甲方,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的通过法律程序站着维权?

2012 年 12 月 29 日,由于代理三亚市某农场 83 名职工相关农场经营权案 [1]、但却被法院以超过诉讼时效两审均判败诉,59 岁的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刘景一)带领职工到三亚市 XFJ 门前跪访。

当时,在两审法院的判决中,双方争议最大的就是究竟该适用《行政诉讼法解释》的第 41 条、还是第 42 条。两审法院在判决中引用的是第 41 条:行政机关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相对人 “诉权或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诉权或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 2 年”。

对此,刘景一认为这个判决是 “强盗逻辑”,因为农场属于不动产,所以理所当然应该依据第 42 条规定:对涉及“不动产” 的具体行为从做出之日起超过 20 年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而且,基于 “特别优于普通” 的法律适用规则,必须优先适用。刘景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拿到判决书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一点法律根据没有,一步法律程序都没走。下跪是我提出来的没办法,只有这个办法了。男儿膝下有黄金,更何况我是这样一个身份(法学教授),在跪的那一刻内心也很挣扎,但想想,我个人膝下的黄金和 83 人的公平正义谁轻谁重,这种做法可能是让他们获救的唯一希望,如果不那么做,83 人一分钱得不到。”

然并卵。即使是抛下法学教授的面子,刘景一当时的跪访也毫无效果。

在跪访事件公开后,三亚市中院在给海南省高院的汇报中,关于时效问题的解释却采用的是另一个 “知道原则”:在 42 条中规定,不知道具体行政行为的,起诉的期限应是从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之日算起。而农场职工自 1991 年就知道农场土地被镇政府“侵夺” 的事实,因此应从 1991 年算起、现在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最终,无论是三亚市中院、还是凤凰镇政府,都只是将该案纳入 WW 事件来处理。

如今,刘景一仍然在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法律,而对于他的下轨维权,他的学生们都激烈反对,认为 “这不是一个法律人应该提倡的做法”。其中,对他震动最大的一件事则是:有个学生亲口对他说,自己将来不想从事法律工作了。

除了学生和普通阶层人群(尤其是农民)之外,中产阶层也概莫能外。

2020 年 6 月,原本具有深圳高级中学初中部学区房资格的泰安轩、竹园小区、财富广场、泰然公寓、安华小区的部分业主,却由于买的是 “商务公寓” 而收到了 “初审不合格” 的信息。

于是,一群花了几百万买房的家长聚集到教育局门口下跪维权。家长们表示:

房子虽只有 20、30 平,但之前在小学入读都是被认定为住宅、而不是公寓;而且购买的价格也是一样的,都是 10 多万一平。之前申请深圳中学初中部也没有任何问题,为什么今年就突然不行了呢?

对此,深圳高级中学初中部的回应则是:

考虑到有人花了 1000 多万买了正式的住宅商品房,还要担心自己孩子积分不够不能入读;学校的招生压力 “太大”,因此才对招生范围作出调整。

要知道,买得起这个地段房子的家长基本上都是千万资产的中上阶层。

比这些家长资产、层级更高的阶层,则是买别墅的。就在这些家长下跪维权的一个月之前(5 月初),泰禾北京院子的业主,就曾集体从北京飞深圳,在泰禾深圳院子门口集体下跪维权。因为他们购买的豪宅楼盘已停工半年多,部分业主甚至都没有网签。而一套北京院子的价格,则高达 2000 万。

以上这些案例,仅仅只是国内特色主义 WQ 的冰山一角。尤其是在强拆、农民工讨薪、P2P 庞氏骗局等众多 sensitive 领域里的集体 WQ,则更是不能说的秘密。没人知道,这究竟是国内的某种神秘遗传基因,还是某种不断(人为)循环的源代码 [2]

尤其是在 “时代变了” 的今天,在一个连许多话都不能说的封闭系统内部,这些问题也从一个生物遗传学问题变成了一个深邃的哲学问题。

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中写道: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真心的话发表出来…… 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楼下保安则说,众所周知,美分和买办在国内代表的都是跪拜西方的人,但却没人知道(敢说)在国内下跪的人应该叫什么。而在现实生活中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还没遭受生活毒打的人;另一种是遭受了毒打,但以他的智商根本不知道是谁在打他。

参考

  1. ^ 刘景一代理的这 83 名职工隶属于三亚市原羊栏公社(现在的凤凰镇)。1991 年 4 月,在没有任何过错和理由的情况下,时任镇政府领导却要求该农场(规模 2500 亩)全体职员在一份交出农场经营权的文书上签字。当时,镇企业党支部书记(吕谦)表示想不通,并认为这是大事、要求经过农场职工集体讨论,但当场就被镇党委副书记强行撤职、留党察看两年处分。对此,农场职工曾到镇政府上访要个说法,但却没得到任何回应;吕谦说,当时大家根本不懂打官司。直到 2009 年,吕谦和才通过当地做汽车修理生意的外地人(老宋)找到中央民族大学法学教授刘景一,代理农场老职工提起这场诉讼。2010 年 6 月,吕谦等 83 名农场职工向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对凤凰镇 ZF 提起行政诉讼,并要求赔偿 20 余年的经济损失 1 亿元。
  2. ^ 更加没人知道,比 military expenditure 更高的费用究竟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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