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阅读（5）：“我想要过一种审美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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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必须好好活着的。它休想让我一直痛苦下去。我不仅要活着，而且还要在地狱集中营的缝隙里，找到蜜糖的快乐。

我在黑龙江的一家报社干了三十年，做过文化、体育、科技、专题报导，现在是负责地方时政新闻的资深编辑。

业余时间，我都用来阅读和写作。每天不管多忙，都要看几页纸质书，不然就觉得一天被浪费掉了。

小时候，我就爱读各种带字的东西，家里的天花板是用报纸糊的，我会把上面所有的报纸都读一遍。后来，我哥在学校图书馆工作，会给我借回来很多书，小孩子的好奇心强，文学、历史、科学、天文，借到什么，我就看什么，也不管看懂看不懂。

对阅读的热爱延续了我整个人生。再大一些时，我开始狂热地买书、抄书。最早有买房的想法，也是为了装书。到现在，我的家已经完全被书给占满了，买书的频率才渐渐降了下来。想要挑本书出来读，经常找不到，抓耳挠腮的，特别痛苦。

从小养成的阅读习惯，也和我自我拓宽的意识有关，我读的书一直很庞杂，从文史哲，到科学、艺术、博物，等等，没有什么设限。但当写作成为了我生活的核心后，文学对我而言，就如同一颗恒星般的存在。其他领域的阅读更像围绕着它的行星和衞星，最终都会被我转到文学上来。

去年，我一直在通过翻译的方法，深度阅读爱尔兰诗人帕特里克·卡文纳的作品。

说实话，我读卡文纳的缘起非常个人化。卡文纳于1967年去世，而我是1967年出生的。这是我的一个个人习惯，找陌生作家或者作品的时候，经常会选一些关联我个人生活时间节点的人物或者作品。这些时间节点，算是一种导航密码吧。

刚开始，我译读卡文纳的一些短作品，像《给一个孩子》，觉得不俗，就一点点地开始看他更多的诗作。前年，我把他晚年的诗都给译出来了——所谓的晚年，就是死前的一段时间。

最近两年，我越来越感受到年岁在我身上留下的刻度。记忆力变差了很多，读书的数量、质量都不如以前。从前，读了什么书、哪一页写了什么，都会记得特别清晰。现在有的书读到一半，才发现自己做过笔记，有的甚至要读到结尾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看过。

死亡这个时间节点开始变得愈发吸引我。因此，想在一些诗人身上找到对付晚年、对付死亡的方法或安慰。卡文纳前，我把奥登死前两年的诗也都给译了出来。

卡文纳最有名的长诗叫《大饥荒》，是我去年读过的最好的一部长诗。他笔下的土地贫瘠与性饥渴之间的复杂关系，长短句结合的各种表现形式，还有句子的控制与节奏，简直可以与艾略特的《荒原》相媲美。这些作品距今已经过去了七、八十年，还这么有味道，也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我：诗和艺术并非是进化论，而是单独发展的，它也并不是向前走，而是向上飞的。

2013年8月29，北京一家美术馆外，墙上挂了约翰·罗尔斯 (John Rawls) 的著作《正义论》的文字。摄：Alexander F. Yuan/AP/达志影像

阅读文学，是我保持清醒的一种方式，帮助我应对眼前的生活。

每年，我都会为自己列一个阅读计划。从主要框架，到下面的一些枝杈，都会提前制定好，严格按着计划走。像卡文纳，还有重新精读艾略特的诗歌和文论，都是去年计划内的阅读。我算是个比较死板的人，过去更是。如今我已经有意识地要让自己轻松一点，可以接受一些随意性的东西出现。

去年最后读的一本书，哈维尔•马里亚斯的《写作人：天才的怪癖与死亡》，就是一本“计划之外的书”。我把它称为“八卦书”。我们做文学的，更愿意看人，看人生，看生命。作者对那些久负盛名的作家个人化一面的重现，读来非常有意思。

特别喜欢、有感情的书，隔几年，我就会拿出来读一遍。比如《晚霞消失的夜晚》，这是一本80年代的小说，我少年时代就很喜欢它，到现在已经数不清看了多少遍了，一阵不读，就会特别想念它。还有《平凡的世界》，我经常会不太好意思说出口，它当然不是一本完美的书，有很多问题，但我愿意反覆重读，是因为它对我个人来说有很多特别的意义。

但无论怎么说，一个人的读书视野总归是非常狭窄的。我也怕自己对新书产生隔膜，所以也会看每年的阅读榜单推荐，看一看年轻人在看什么书，他们看了觉得好的，我也去买来看看。和朋友还能经常见面时，我们的话题也通常从书打头。碰到感兴趣的，我就立刻记下来。

表面看来，文学是距离现实较远的写作，但究其根本，所有的文学都是与当下有关的。看去年读书时摘抄的一些文字，我经常会感到恍惚，好像不管在哪个时代，所有人写的都是一个东西。

疫情刚刚开始时，我正接手写一本杜甫的小说。为了完成它，读了三、四十本唐代文化史、风俗史研究的书籍，了解当时的衣食住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如果不交代背景，你会觉得它们与我们的生活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第一次完整地读完《生活与命运》，正是疫情最为激烈的时期，犹如小说中描绘的斯大林格勒巷战。去年，我又重读了它。书中写到办粮食供应证的官僚蹂躏，知识分子与权力之间复杂而细腻的关系，全部都是通过细节表现出来的。这些文化的分子和原子，对我们来说都太过熟悉了。有时不需要直接说什么，细节自己就会替你说出来。

我还重读了理想国M系列的几本书，像《耳语者》、《苏联的最后一天》，还有《苏联密档》。阅读文学，是我保持清醒的一种方式。我也在从中寻求更多的道德力量与精神慰借，帮助我应对眼前的生活。一句话，如何活下去。

2020年6月5日，北京三里屯购物区，一名街头小贩在书摊上查看手机。摄：Tingshu Wang/Reuters/达志影像

我想要过一种审美的人生。

三十年前，我选择进入媒体，和我的个人兴趣其实关系不大。那时候，媒体待遇还比较好，在媒体谋一份工，就能让生活变得更好一些。但做着做着，我也对记者这份工作本身燃起了更大的兴趣。它给我带来的社会启蒙，对后来的我影响深远。

但你知道，媒体在最近10年间发生的巨大变化，启蒙的理想也随之破灭。我现在经常跟别人开玩笑说，我已经不是做传媒的了，我就是个宣传干部。于是，在这个系统里头，我开始变得越来越自我边缘化。

只有写诗延续了下来。

从写第一首诗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四十一年。我最早写的是中国的古体诗，与当代是不接轨的。写了很多年后，才开始接触、写作自由诗，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但写诗始终是纯粹个人的工作，与任何圈子无关。真要说起来，真正的诗人其实都离主流很远，但他们就是“主流”。这个“主流”是由共同氛围所形成的，别人看你们好像是主流，但你们都是独立、独特的个体。

诗歌是我认识世界的一双眼睛。我想要过一种审美的人生，想要享受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在诗歌中，这些想望都能被满足。它让我对生活和生命，都有了一种更加自由、更加深刻的理解。

也可能是最初的机缘，将我框在里头了。相比其他形式的写作，写诗启动的经验更丰富，是我觉得最舒服、最自如的表达方式。

2009年10月16日，法兰克福书展，一名男子走过五颜六色的地毯。摄：Johannes Eisele/Reuters/达志影像

我是必须好好活着的。它休想让我一直痛苦下去。我不仅要活着，而且还要在地狱集中营的缝隙里，找到蜜糖的快乐。

疫情这两年，我的生活始终处于不断被打乱、被限制的状态。哈尔滨疫情严重的两次，每两天要做一次核酸，连续做七次。它不仅干扰和改变着我日常生活的情绪与细节，也自然影响到写诗的心境，最终反映在作品的点点滴滴中。

这些情绪大多是消极、悲痛、激愤的。即使我在《每天笑呵呵》的诗里写，“每天笑呵呵，/看喜剧或者悲剧”，也都是这种影响的对立性折射。甚至还会催生因为居家隔离写作而不必上班，而略显变态的微喜，或者某种怪异的自由——就像我在《自由是什么》里写的：“虾米，别掺乎植物界的事，/别掺乎来不及反应的事，/别掺乎蔬菜的事，/别掺乎……”

当然，这种影响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再次印证了我对生命以及生活的认识——生命本质及其自身的要求，是不会随着环境而改变的，我不能因为这些强加给我的东西，而改变我对生命质量的追求。

我是必须好好活着的。它休想让我一直痛苦下去。我不仅要活着，而且还要在地狱集中营的缝隙里，找到蜜糖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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