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形成良好的学术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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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形成良好的学术气氛

作者：贾湛

我以为我上篇文章《对科学家批评就是恶意攻击吗？》已很好的回答了一木先生的问题，然而看了他刚写的《是批评还是恶意攻击？》文章后，才发现我白写了，并发现我是在与一个要声明是施舍才以为是施舍这样智力的人辩论。多年的网络辩论经验告诉我与这样的人辩论是没有结果的。但还是想就他的文章逐条的议论一下，通过分析让我们能发现许多误解和不必要的争执在于我们缺少许多必要的知识和智商。

一木先生说：“批评”是以事实为基础的相对（关）客观的评价，“恶意攻击”则是罔顾事实的议论。我在《饶毅有多少科学精神》一文中，只是批评饶毅推荐屠呦呦获诺奖一事把获奖看得比树立好的学风重要。既不是对饶毅的人身攻击，也不是对屠呦呦的个人攻击。怎么会得出罔顾事实恶意攻击的结论的？再说批评不是事实陈述，而对事件的评价，是主观的东西。换句话说，不同的人看待同样的事件可以是相当不同的。批评不要说极难100%的正确，10%的正确已经够有它的价值了。可见从一木先生这里看到了中国的落后教育的影子：缺少最起码的观点与事实的区别训练。不过罔顾事实的批评确实属于恶意攻击的一种类型。但看了一木先生这篇文章许多遍，也没有明白他究竟指我说了什么而罔顾事实。想必他又把观点看成事实了。猜想他是想说：诺奖评审委员会非常明确的说了这次诺奖是颁给屠呦呦个人的，而我却说一个集体奖不该颁给个人。也许这就是他认为的我的议论依据不可信，于是就定义为恶意攻击。受过良好科学思想方法训练智力正常的人都能明白，这里只有一个事实，那就是诺奖评审委员会把青蒿素的诺奖颁给了屠呦呦。我若说青蒿素的诺奖颁给了王呦呦或屠呦呦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等，才叫罔顾事实。无论是一木认为这奖是给屠呦呦个人（理所应当）的，还是诺奖评审委员会解释这奖是颁给屠呦呦个人（不是其它误解）的，还是许多人认为这奖是颁给了一个集体代表的，还是我认为这个集体荣誉不该颁给屠呦呦个人，都应该是观点，而不是事实。这段话我想弱智是不理解的，没有受过严格事实与观点区分的理工男也许也难以明白。在我们社会中会遇到大量的这样的人，他们会认为他们认定的东西就是事实，别人说不，他就特别受不了。我想无论生活还是工作中遇到这样的人是很痛苦的，难怪有人特别反感科学，科学界若都是这样的人，这个环境给人多大的压抑。

一木先生说：批评一般是善意的，希望被批评者改正错误，把事情做的更好。看来一木先生很喜欢温柔，但世界不总是自己想要的那样，人是情绪动物，批评者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情绪表现。只有自己去适应环境，而不是要求他人适应自己。一个好的气氛或一个好的学术环境，一定不是大量情感脆弱的人组成的环境。你越能耳顺，则语言的宽容度就越高，就越能适应激烈的辩论。被批评者能否改正错误与批评者用词是否引起反感有一定的关系，但并不是绝对的，高素质的人是不在乎批评者用词的，他会从批评语言中寻找有益的观点。从另一个角度说，批评者用词激烈也不是没有益处，十分平淡的批评常常让被批评者毫无痛痒，根本不当回事。当强烈的批评用词触动对方痛处时，每个被批评者都有可能去认真想想批评得是否有理。多年前我和一些教师就议论，中国现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缺少批评，没有批评是没有科学的。文革让许多人特别反感“批判”这两个字，于是也连累了“批评”这个词，许多人反感批评，都希望别人说好话，久而久之，国民的性格越来越脆弱，批评意见越来越少，越来越怕得罪别人，特别怕得罪领导。

一木先生说：诺奖评审委员会说过这是施舍吗？请贾先生给我个链接看看。我想我的文章引起一木先生特别强的情绪反应的最关键用词可能就是“施舍”两字，任何粉丝都特别维护崇拜者的形象。但“施舍”一词是评价用语，是用来表达一种主观看法的，不是事实陈述，所以是无法证明的。如果不理解这一点，你就随便联想一下有关“施舍”用语的例子。假如你觉得路边一个要饭的可怜，你给点钱给他。你会当着他的面说这钱是你施舍给他的吗？如果一个人只有人家明确告诉自己是施舍才知是施舍，这是一个啥智商的人。一木能问出这样的问题来，这让我怀疑我是在与一个什么样的人辩论。中国在屠呦呦获奖前一个诺贝尔科学方面的奖都没有，又诺贝尔奖从来没有发给过一个集体搞出来的成果。我因此评论说这是一种施舍没有道理吗？

一木先生问：有多少获得诺奖的成果是一个人独立完成的？这是在反驳我说屠呦呦获的奖是一个集体荣誉。在我上篇文章中，我花了较大的篇幅讲了青蒿素的成就应是一个集体研究的成果。有些事实一目了然，不用证明，感官感知就是了，比如昨天当地有没有下雪；而有些需要简单的证明，比如转基因美国人吃不吃，只要你去美国看看问问就知道了；有些则是需要较复杂的证明；太复杂的事实甚至是无法证明的，这是科学不是万能的原因。而青蒿素的成果是一个集体研究的成就这是一个并不太复杂可证的事实。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人认同这种说法。去看杨振宁网上的相关视频（输入关键词：杨振宁评屠呦呦），可看到他少有的惊讶表情。他说：以往的诺奖是一个人突然（这时他突然举起手）搞出来的，而屠呦呦身后却有一个巨大的团队。可见不是我一个人感到惊讶。我的文章说科学是一个集体的事业，每个科研成果其实都不是一个人的成果，因为每个人都在别人成果的基础上研究的（用的论据是已有的定律或他人一次文献的资料）。这是一种泛谈，这不等于说具体的成果就分不清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了。杨振宁说以往的诺奖是一个人突然搞出来的东西（虽然用到了他人的成果），是指从选题到具体研究过程，到结果展现（如论文和实验报告等）都是个人完成的。而青蒿素的研究，恐怕连选题都不是屠呦呦自己选的，这是战争逼出来的，是国家根据政治需要搞出来的一个项目。至于研究过程，就更不用说了，屠呦呦才做了百分之几的工作，而成果的展示更是不知道有多少篇不是屠呦呦的论文。随便找一个其它诺奖者来对照，与她没有区别吗？相对而言，哪一个诺奖的成果不是一个人（或两三个人）独立完成的？一木能问出这样的问题来，更让人怀疑有智商问题了。

一木先生问：原来屠呦呦获得诺奖是“勉强争取”来的？屠老师去诺奖评委会公关了？饶毅教授去推荐、公关了？还是国家相关部门去了？我教《科学技术概论》20多年，对科学史算是有所了解的。中国第一个可获诺贝尔奖的项目也是一个集体成果，那是胰岛素的人工合成。那时中国就有人去争取获诺奖，只是诺奖评委要求少于等于三人的提名，但推来推去，实在推荐不出三个主要贡献者来，所以就放弃了。每个诺奖都是有人推荐和争取的，因诺奖是发给个人的，所以集体成果要获诺奖更要去争取（这不叫勉强吗），但说勉强争取就一定要去公关吗？你以为国际科学组织都腐败到要收买要公关的程度吗？可见在国内环境中成长的一木先生意识里早就把腐败看成常态了。每个国家每个社会都有腐败，但如果连科技界都相当腐败，这个社会已烂到根子上了。这是我们特别反感中医被看成科学，痛恨连医生教师和许多科研人员都反转的原因。因为科学是现代社会负熵的最主要来源，要是在没有科学的古代，有这么多人口早就不知乱成了什么样子了，猜想这是只会背书的理工男不理解的。

一木先生说：（我只是）不同意你的说法而已，怎么就变成了“打压批评”、“破坏整个学术环境”了？我哪有这么大的能量？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他的阅读理解障碍。我文章说“但你把批评当成恶意攻击就破坏了整个学术环境。”这句话中的“你”只是一个不定代词，这句话是泛指把批评当成恶意攻击这现象会破坏整个学术环境。这里并不是特指一木先生打压批评，怎么偏要去对号入座呢？如果这个“你”字是一个特指，换了对谁说，这句话都不成立。仅个别人打压批评怎么可能破坏整个学术环境呢？我常说汉语语法是不严格的，正因为此，中国人更需要阅读理解训练，每句话都要根据上下文来理解，一些人家的习惯用语要用说了通的道理去理解，而不能自己死板地去理解，否则中文是无法用于讨论和辩论的。一木先生的阅读理解障碍还表现在对“推荐”一词的死板理解。说饶毅推荐屠呦呦获诺奖，又不是唯有我一个人这么说，网上有许多文章这么说。不清楚具体谁推荐了屠呦呦，但网络文章中用的“推荐”一词，本来就可以狭义的理解或广义的理解。狭义的理解是具体某人办的推荐程序；广义的理解推荐人就是提供获奖资料的相关的人。我说饶毅推荐屠呦呦获诺奖有多大错？又哪里算得上是罔顾事实？联想到网上许多严肃的辩论最终都成了无聊的骂战，其中有很大部分都是中文理解造成的。比如科学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我们常说中医不是科学，其中“科学”一定是狭义的意思，但中医粉听了这句话很义愤填膺，因为他们常常理解为广义的科学。广义的科学是指所有的探索自然和人类社会规律的学问都是科学。而狭义的科学是用逻辑和实验严谨的方法来研究的学问。所有知识都是广义科学，明白这一点就不会把我们说的“中医不是科学”中的“科学”理解成广义科学，但许多中医粉就是这么难理解别人的语言。可见在中国阅读理解训练有多重要。

花了这么多精力逐条反驳一木先生的评论不知值得不值得，还不知有没有人看呢。本人已是退休老人了，无兴致与他再争辩。只是觉得科学在中国这么艰难，有很大部分在于中文理解的问题。中国的教育就是一个地地道道地傻瓜教育，培养了大批傻瓜。难怪耶鲁大学校长会说：中国大学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笑话。其实不能怪大学，中国人从小就没有讨论教育，只有灌输和死记硬背的教育把本来就有严重缺陷的汉语弱点发挥到了极点。花这么多时间，结合一木先生的文章，详细说说中国人的辩论经常无果的原因，我想还是能给读者一点收获的。

下面借此发挥一下，说说在中国现有具体环境下，如何形成良好的学术气氛。

为什么要讨论这个话题，是因为没有良好的学术气氛，中国还会象以前那样，拿诺奖象登天一样难，同样要让中国经济转型，从中国制造转成中国创新也会特别难。要大规模的改善我们的学术环境需要政府的帮助。但就如今的社会意识形态而言，这种指望概率是很小的。如阅读理解的训练问题，如果官员都是些中医思维，是不可能重视该问题的。然而我们可以努力创造出较小范围的好的学术氛围。下面只就这一点说说我的想法。

科学发现的过程是一个：猜想→反驳（或批评批判）→猜想→反驳→…的过程。要有无穷多次的试错才可能成功。中国本来是一个信仰辩证唯物主义的国家。但从朱清时施一公等大力宣传我们的世界不是客观的来看，我们的许多官员正在悄悄抛弃唯物主义，更不提否定之否定规律了。科学为什么要“猜想→反驳”无数次的非简单重复，正是因为有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存在，但人们要反复猜想和反驳才能逼近正确认识客观规律。你害怕批评，这个科学的探索过程会在任一阶段腰折。良好的讨论环境能让人即时发现错误，或修正，或重新再产生一个新想法。所以好的学风远远比学风不良的环境容易发明创造。但功利问题和人的情绪问题常常会影响纯真的讨论气氛的形成。所以想有一个好的学风，除了要求科学家有足够专业素质知识储备外，还需要淡泊名利和情绪控制。

淡泊名利说来容易，其实很难，常常是不识人间烟火的科学怪人才真正能做到淡泊名利，因为正常人都有攀比意识，且都需要养家糊口。所以除了不去歧视科学怪人外，非常重要的是改善科学管理，尽可能减少由不公产生的心理不平衡，不让良好学风形成的外部条件缺失。但这需要周密地思维，且这是连中医都不知是非科学的官员能力达不到的。其问题的复杂性，这里是无法讨论的，建议多学习学习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所以下面我把讨论的话题集中在情绪控制上。

良好的学风重要的就是要有热烈的讨论气氛。所以敢于批评善于接受批评是最关键的因素。但每个人都喜欢听好话，批评的意见总会多多少少引起反感。不仅如此，如果你批评的对象是名人或有权有势的人，你还会遇到你完全料想不到的打击报复（这里又用到“你”了，一木先生能不能理解，这不是特指？）。所以做到敢于批评并不是太容易的。落后的社会或专制的社会，许多人都是畏畏缩缩的个性，全是被打击报复搞怕了。意识越落后，打击报复往往越多，人们的个性越弱，批评就越少，于是更加落后，形成恶性循环。这是所有专制社会很少创新的原因。看看俄罗斯本来是一个很优秀的民族，现在有多少创新？所以在一个落后的社会要想有所创新，就必需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只有较多的知识分子敢于批评，才让科学界有一定的生机。另一方面，还要善于接受批评。明知落后的环境敢于批评的人很少，就更不该对批评者吹毛求疵。中文的语法问题特别需要善于理解，通过批评文章，你注意去把握他总的说的什么，而忽略其它。你不能要求批评者要严格正确。因为批评和猜想一样，不是严格的演绎思维。若批评者都要小心谨慎到自己的论点完全正确（或一木所说的大致正确），对方的观点肯定不正确才去批评，则讨论气氛一定是很压抑的。面对面的批评一定不可能深思熟虑，几乎都是凭直觉批评，所以不能因为批评者有错而恶语相加；网络文章的批评也是接近用生活语言的批评，生活语言本身没有严格定义，所以也绝不可象专家评审论文一样对待，需要从批评者的角度去猜想他说的是什么，而不是从字面上死板的理解，更不能被批评者用词所激怒。批评者各种素质的人都有，许多批评者都会因为觉得批评的对象错误严重而语言有所冲撞，这是正常的，你需要忽略其情绪化的部分，努力从中发现点有益的东西，你可以解释他误解的地方，但没有必要计较对方的态度，千万不可演变成对骂。最坏是情况是批评者胡搅蛮缠，你不理就是了。

保护批评，坚决反对打压批评。我觉得这是中国科技界目前最要做的事，否则创新是一句空话。什么叫打压批评呢？不能就事论，不择手段地要摁倒批评者就是恶意地打压批评；用大帽子或用法律的手段压制批评也是恶意地打压批判；对批评者吹毛求疵也是打压批评，但这一般不是恶意的，常常是不经意地打压批评。这里举两个例子。杨振宁刚回国，就把科学思想带回来。他非常小心的批评中国人的思维受《易经》的影响太大，说中国古代只有归纳思维没有演绎思维，《易经》推理方式是错误的，人有人的规律，物有物的规律，不可纠缠在一起。这样说已是非常婉转了，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归纳思维方法都是相当错误的。中医粉都是归纳逻辑盲，他们经常把特称判断上升为全称判断。但就杨振宁如此小心翼翼地批评《易经》，都遭到了复古文人的强力打压。其方式不是与杨正面争辩，而是人身攻击。一时间用杨李冲突来攻击杨学术道德问题，又与钱学森对比，说杨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不回来，老了没有用了回来骗吃骗喝，后来更是拿他的再婚取笑他。那几年，我所在的所有教师群里疯传82娶28，我在群里拼命维护杨振宁的形象，可一点用没有。只当希格斯粒子被发现，政府官员也许感觉到这样太有损国家的国际形象了，攻击才收敛。相比之下方舟子的待遇差多了，同样是方舟子批评传统文化的落后部分，却网上至今不堪入耳的骂声不断。中国第一大科技冤案——“八卦宇宙论”案，方舟子为了捍卫科学，不让落后文化侵蚀，严词批评刘子华用八卦理论来讨论天文学。只是文中用到“欺世盗名”、“来自中国的江湖术士”等汇词，就被法官说成人生攻击，被判侵权。这不仅给全社会文明进步带来至今都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而且直接影响了中国的科技界的混乱。试想科学可以用八卦来讨论，科学则和其它文化一样可以不遵守逻辑，那科学还能搞出什么东西，科技界哪有可能不严重腐败？如此恶劣的影响至今科技界谁来为他平反过？只因方是民不是杨振宁这样的世界最著名的科学家，就可以天天网上让那么多伪人谩骂？进一步推想，连法律都支持打压批评，象我这样的无名小卒，会有几个有胆量揭露腐败，批评名人和要人？

不管是学术批评还是揭露腐败，批评者揭露者常常会因情绪激动，用些贬意词。如果批评和揭露不能用贬意词，这些贬意词能用在什么地方？只能用在对敌斗争吗？那和平时期怎样的人才算是敌人，难道只能用于对已判刑的人吗？对骗子恶人的认识总要有一个过程，不是一下子就能被大家公认的，总要有人先发现，于是这分部人就不能用一些激烈的语言指责他吗？如果在没有确认前只能和风细雨的批评，这种毫无力度的批评和揭露又能引起谁的注意？翻开马列、鲁迅著作等，哪个没有激烈的语言，都有大量的贬意词，是不是都是侵权？如果对批评者吹毛求疵，有一点根据不足就说是恶意攻击或是侵权，那么有几个人敢批评？“八卦宇宙论”一案的判决，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打压批评的典型。方舟子的揭露有根有据，但法官却说：方是民提交的纪念文集、画册等证据均为刘子华的亲属编印传播的，而不是刘子华本人传播的，所以说刘子华欺骗世人盗取名誉就是罔顾事实，所以是诽谤，是人身攻击。如此吹毛求疵，岂不是要求批评者先要去做一个某方面的专家或调查员或侦探才有资格批评吗？从逻辑上讲，方舟子与刘子华素不相识，一点交集都没有，没有恶毒攻击的理由，批评只能是对事而不是对人，又没有象王志安那样有“吃大便”等不堪入耳的脏话，何来的人身攻击？

管理学上有个木桶定律，是说一个集体的水平决定于最短的那块短板。说这个定律，是想说：要形成好的学术环境，虽然要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但不要与素质不够高的人纠缠。方崔之辩刚开始不久，我就写文章劝方舟子不要与崔永元辩论，因为我从辩论中发现崔永元精神病没有好。辩论是要选择对象的，与有精神障碍的病人是无法正常讨论的。他不会围绕一个问题搞清真假对错或好坏，他会从一个问题跳到另一个问题不停地跳。与弱智讨论结果大同小异。与骗子恶人辩论，更不叫讨论了，他们的注意力不在问题上，而是在人上，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摁倒对方。与这些人辩论可能不仅是浪费时间，还可能让非理性大暴发，反而破坏学术环境。我与方舟子许多观点相同，但在这个问题上，我坚持我的看法。方舟子原本想通过与崔的辩论普及转基因知识，但结果是把崔辩成了“全国人民的大英雄”。英国的绅士制度我认为也是让它崛起的因素之一，对弱智狂言除了无情嘲笑，不屑一顾，别无它法。你与他争辩则社会没有雅俗之分了。且通过中医大辩论和转基因大辩论，进一步证明了汉语不适合全民大辩论。汉语的语法缺陷只适应聪明人讨论问题。你与弱智讨论问题，你不被骂成汉奸就怪了。连鲁迅都被许多网民骂成汉奸。对那些网民来说，鲁迅说“中医是有意无意的骗子”已够证明是汉奸了，还说“汉字不死中国必亡”，更证明是汉奸了。对弱智来说，综合信息的能力差，他们怎么可能去联系到鲁迅这话的语境来理解呢？鲁迅那年代没有简化字，汉字的学习有多困难，科学知识多么难普及。正是鲁迅等先辈的批评，启发了汉字改革运动，这就已经实现了批评者的价值，后继者在改进汉字过程中，不断试错，没有选择鲁迅等革命前辈设想的拼音化的道路，而是简化汉字的道路，这是正常的创新过程。这个过程中鲁迅所起的作用难道不是正能量吗？一个复杂事物的创新往往不是一个人完成的，而是集中了许多人的智慧，所以不能对批评者吹毛求疵，否则许多创新会扼杀在摇篮中。

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就在于，落后国家几乎没有人敢批评有权有势的政要。这说明这些国家打压批评相当严重，这些落后国家的官员几乎都认为维护官员的权威性就是维护社会的稳定，可见他们要么没有注意到创新与稳定的辩证关系，要么就是觉得稳定远比社会进步重要。当然管理水平的落后，又只能让他们觉得保守点好。明白这些就懂得的，要让中国完成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新的转型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不是只抓经济建设就能成功的。但每个知识分子都可以为良好学风的建设做点努力。

(XYS2019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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