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行做程序员的文科生，撞上互联网寒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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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于合集 #魏晓涵 37个

**文 ****|**魏晓涵

**编辑 ****| **王珊瑚

当一个文科生决定做程序员

如果你像方舟一样，在就业形势不太好的去年，从一所二本学校的英文系毕业，又恰巧在武汉这样大学生扎堆的城市，那么招聘会上抛来橄榄枝的大多会是销售和客服岗，月薪三千多。她甚至接到一张传单，招做包子的师傅。

那是方舟第一次有了找工作的危机。同学中最主流的选择之一是回家当个老师，她完全不想，和家长维护关系对一个内向的人来说太折磨了。她尝试过，去一家少儿编程机构实习，原本以为就是带带小孩，岗前培训的第三天突然被告知，老师也有续课的KPI。吓得她连夜打车逃跑了。

对这个22岁的女生来说，那是特别迷茫的几个月。能干什么呢？她常常在豆瓣上刷“英专生的自我救赎”小组，“天坑专业”，“建议取消英语专业”，天南地北的组员都这么说。

实际上，英语专业并非特例，在她毕业的那一年，据智联招聘的统计，人文学科的就业率仅有12.4%，远低于理科的29.5%。

组里有人提到转行做程序员，分享成功转码的帖子也不少，这让她有些心动。她的男朋友就是程序员，毕业季顺利拿了几个offer。这似乎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高薪，至少比她在招聘会上遇到的高多了；有一门技术，还不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

这大概是不少文科生的想法，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转码成了他们能抓住的救命稻草。有媒体分析过豆瓣小组里转码相关的两千多条帖子，“好就业”是最重要的理由，而各个专业中，文科占比最大，其次是商科，其中不乏已经工作过的人。

能做得来吗？大学选英语就是因为不用学高数，方舟并不擅长理科。她在组里问了好多人意见，得到的答案让她稍稍放心，“她们说复杂逻辑的算法是高级工程师的事情，跟初级程序员实际工作没有太大关系”。转行肯定是难的，想到充满希望的未来，她怀抱着有些天真的想法，坚定了只要去学就能行。

网络显然把犹豫的文科生们往前推了一把。杨柳描绘了她理想中体面的职业生活，那是小红书上呈现的、女程序员的样子——在一家亚马逊那样知名的外企，着装高雅，一杯咖啡之后，再开始敲代码，作为女性也能有一定的行业影响力，“贼酷”。

现实困在“理想”的反面。2017年从一所普通一本的国际贸易专业毕业之后，她一直在做销售，追着时代风口跑，一开始是跨境电商，后来在一座二线城市的教培机构做售前老师。

怎么形容那两份工作呢？前者学不到什么，也没有成就感；后者像是“把自尊踩碎在地上，把对方的钱套进自己的口袋”，遇到家庭情况不太理想的学生，机构要求老师劝对方去网络借贷。隔壁销售部成天放着很嗨的Disco音乐，狂热，浮躁，钱是唯一的上帝。她觉得自己融不进去。“文科生嘛，心里总有点清高和自尊感，就觉得这样不好吧？”

前同事后来转做了前端程序员，一直到现在。站在择业的十字路口，她也动了念头，还可以走这条路啊。她不确定会面临什么，但如果有一个比较好的退路，谁会花费这么大精力改变人生道路呢？至少不用回到没有尊严的生活里。

对岸的总是看上去很美，她不否认，这个选择里怀着文科生对理工科的浪漫幻想，技术是“炫酷的”“高大上的”，“觉得我是不是也可以挑战自己，看看对岸是什么样子”。

●2021年10月17日，一场线下的大型秋季毕业招聘会正在中国农业大学举行。

“键盘敲烂，月入过万”

走向对岸的第一步，方舟报了个两万多的培训班。学校在一个高新科技园区，周围都是写字楼，她在两家最火的IT教育培训机构中挑中了这个。

“好多男生啊！”一进学校，就感受到男生扎堆的地方能闻到的、很重的味道，这让她不太适应。还好同桌和前桌都是女生，全班只有她一个人的座位被女生包围着，偶尔还能聊聊生活，比如最近看过的剧。

一天的课是从早上8点25开始的，持续到晚上九点半。教室通常是安静的，课间休息也没人说话，只听见敲击键盘的声音。半夜过零点了，老师还在远程回答同学的提问。她想，大概大家都下定决心要干这一行了吧。

●方舟在培训机构时，教室里张贴的自习时间表。讲述者供图

好不容易适应了节奏。从基础的HTML学到更需要逻辑能力的JavaScript，方舟又开始痛苦了，这是她不擅长的。焦头烂额地处理各种bug，有时候写两行代码就能出现一大堆红色的报错，然后改，找不到原因问同桌，同桌也找不到，就喊老师来找。

同桌是个女生，和她同一年毕业，本科学计算机的。找工作的时候发现，好多公司需要的她都不太会，“好像大学没有一个专门的课程来教你真正工作需要的，（相对简单的）前端也学得比较浅”。实在找不到，就来了培训班。

全班六十多个同学，科班出身的不算罕见。而转码的人，应届的有，工作了几年的也有，各种行业的，做销售的、少儿培训机构的老师等等。

转码的文科生有各自的困境和选择。有方舟这样迟迟找不到工作的应届生；也有人期待更体面、更有成就感的职场生活；还有人对当下的工作生活失望，试图以此为跳板，获得一个在国外居留的机会，在IT行业找机会的难度远低于人文学科。

无论背景如何，方舟觉得她所在的培训班，所有人的目标都是一致的——拿到高薪。“键盘敲烂，月入过万”，虽然是隔壁机构的标语，但真的很诱人，也是她坚持下去的原动力。

今年2月培训终于结束了。“毕业”那天，老师特地买来零食和香薰蜡烛分给他们，还提来一个大奶油蛋糕，写着“毕业快乐，前程似锦，年薪百万”。大家一起玩你画我猜，听着同学的歌声，方舟觉得未来充满希望，干劲十足。

后来细细想来，这份自信大概也来自于一种外部的渲染——老师朋友圈每个月发布的就业捷报，“就业一百多人，平均月薪一万多，最高月薪一万八”，那些成功案例，让人觉得，月入过万的工作似乎就近在眼前了。

●方舟和同学们的毕业蛋糕 讲述者供图

“包装”

放在四五年前，转码的文科生找工作还不算太难，至少对嘉文来说是这样。上了半年的培训班，拿着211英语专业毕业的简历，在大连，有好几家外贸公司投来了橄榄枝。有人主动打来电话套近乎，“这里有很多你的校友，赶紧给你安排面试，不然（怕你）让别家抢走了”。

同样是学英语，转码之前她抱着对大城市的憧憬，成为一名北漂的商务运营。那是一种常见的，一眼看得到未来的典型文职，每天程序化地把项目进展录入系统，跟各方对接。北方的雾霾让她咳了整整一个冬天，她觉得五年后，自己大概会从一个年轻的商务运营变成一个老的商务运营。回到老家大连后不久，她决定转码。

有一家公司面试的领导也是转码来的，问她简历里写的项目，具体怎么做的？她糊弄了几句，面试官不再多说，当下只是笑一笑。她猜想，他大概是看出来了。那个过于理想化的“项目经验”，只是培训班的纸上谈兵，而简历上“半年计算机工作经验”也是编造的——这大概是转码的“潜规则”。

嘉文最终还是在这里入职了。只不过入职之后，“和应届生一样都是找人来带的”。据她观察，那时候程序员的需求量还很大，招人不容易。更何况在这家外企，工作沟通中需要用到外语，日语或者英语好的程序员不多，语言成了她的优势。

五年后，等到方舟从培训班毕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就业环境大不一样了。就业门槛变高，以前要专科的变成了本科，要求一年工作经验变成了三年。

方舟一开始诚实地把简历挂在招聘软件上，一个回复的HR都没有。培训班的老师总是隔三差五来问进展，还建议她在网上买一个学历，再“包装”一个三年的工作经历。虽然不想骗人，她还是编了一段短期的工作经历，才逐渐有了聊胜于无的回音。

软件上显示沟通了一千五百多次，大多数石沉大海，连“很遗憾不能与您共事”都很少收到。二十多次回复里，拿到的面试机会只有三个——一个是提供4000～6000月薪的前端工程师，她原本以为薪水低没什么人竞争，结果笔试大厅里全是奋笔疾书的求职者；另一次面试问了很难的算法题，“我不会”，她回答得很实诚；至于剩下那次，原本约好的线上面试，HR却始终没有现身，她在空空的线上会议室里等了二十分钟，也没了下文。

过去将近一个多月，她每天早上准点定闹钟起来投简历，希望却总是在落空。从最开始月入过万的期待，到五六千，现在她只想找个班上。

找工作变难了，这也是嘉文作为过来人的感受。计算机的就业环境和几年前相比，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她转码的时候，选择前端还是后端没有太大的区分。

“比如你打开一个网页，输入账号按登陆，她会给你一个快速提示没有输密码，这是前端做的。一开始前端只是后端的一个附属品，后端程序员也顺手把前端写了。但现在前端发展了，那些更炫酷更漂亮的网页，是技术从根本上的革新。”

这也让更多人涌向了转码培训班。当他们结束培训，即将进入行业的时候，却遇上了互联网裁员和工作机会的收缩。2022年，国内的互联网大厂几乎都有裁员的消息，2023年的校招，某头部互联网的招聘岗位和前一年相比减少了60%，计算机岗位也未能从寒冬中幸免。全球同此凉热，去年从旧金山湾区到硅谷的裁员风暴，让美国数以万计科技公司的员工失业。

方舟也不懂，为什么一年前找计算机工作，似乎还没有这么难。现在科班出身的培训班同桌在深圳还没找到工作，同样科班的男朋友年初被裁员了，连网上都是劝退的声音。有一本学历的文科转码女孩在厦门、深圳投了两三百份简历给前端工程师的岗位，几乎没有面试机会，唯二的来自外包公司，那是转码人口中“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收入低，不稳定，即便那样也没有通过。

●方舟在招聘软件上的聊天界面，几乎没有回音。讲述者供图

上岸之后

从找到第一份程序员的工作到现在，已经四五年了，换了三家公司，嘉文每次面试都会被反复问，为什么转码？“毕竟学外语跟程序员八竿子打不着，大公司想确认你是不是为钱来的，内部追求稳定，不希望把你带起来之后，你觉得别人钱多，就很快跑了。”

她后来想到了一个合理的答案——在计算机行业发现了自己的天赋。这的确是她的心声，虽然是被逼无奈的选择，她意外发现相比英语要背大量的东西，自己更喜欢解决bug带来的成就感。在培训班也是以第一名毕业的。

同事们也问，他们大多会露出惊讶的表情，像是“发现身边有一个间谍”——看你工作还行，居然是英语专业的，还有玩音乐的爱好。

上岸是一个开端，“间谍”的融入需要漫长的过程。第一份工作，客户拿项目来挑人，一个半月时间，她的简历从没被挑中。还是因为一个网络安全测试的项目太缺人了，才把她找过去做一些机械化的工作。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觉得自己不像一个程序员，要学的东西不少，她常常端着电脑问各种同事。

危机感如影随形，她只能竭力抓住每一次机会。疫情期间，一个临近交付才发现问题的项目找来，同事都不愿意去救火，她去了。“我跟公司说不做这个项目是可以的，那我的下一次机会在哪儿呢？”

那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个工作，他们是为数不多疫情期间还要来公司的项目组。每天的日常汇报，领导都要单独问她一个人，今天做了什么，持续了快一个月。她没有办法，只能接受这种不信任。

项目快结束的时候，测试的同事忍不住帮她说话，“完成度很好，只有少数几个bug”。她立马收到了领导的小窗私聊——下一个项目马上开始了，没有那么紧急和辛苦，你愿不愿意来？那是她觉得自己真正成为了一名程序员的时刻。“感觉被认同了”。

她终于成为了一个程序员，和同事的隔阂感逐渐消弭。她们可以一起调侃“程序员35岁被裁员”的话题，偶尔有不自信的时候，当科班出身的同事聊到专业名词，她发现自己完全没有听说过。那可能是专业教育会讲到的，她也不好意思问，就偷偷上网查一下。

最初转码的时候，妈妈极力反对，爸爸是支持的。她的父母是60后，都是中国最早的一批程序员。差别在于妈妈是因为怀孕生了她，再回到工作岗位，感觉整个天翻地覆，又要从头学起。“她觉得如果转码，你一辈子都在不停学习，会很累。”

嘉文还没有这样的烦恼。她感觉自己和流水线上拧螺丝的工人没有太大区别，计件干活儿，干完就可以躺着了。人际关系变得简单了，每天有肉眼可见的成果，她感觉轻松很多。

放弃文科工作让嘉文卸下了许多负担，对程源来说却有许多不舍。她选择的是另一条路，申请到了加拿大一所大学的CS（计算机科学）研究生，在国外有一些项目就是为零基础转码的申请者开设的。

转码这个决定她纠结了很久，她的快乐是欣赏流浪艺人的音乐，认识新朋友。工作也是，基础程序员工作里枯燥、没有创造性的部分是她不喜欢的。她习惯了在其中寄托意义感。在一所985院校读完社科硕士，从教育行业做到互联网，她想做自己觉得对的、有深度思考的东西——好的教育、有态度的产品。

现实并不如愿。即使进入头部互联网公司，每天“卷得要命”，晚上11点，她瘫在按摩店里，还一边戴着耳机听线上会议。一切的努力，指向的全是数据、效益，“他们不在意任何不能量化的价值”，她认可不了，一度陷入中度抑郁。

裸辞之后，她躲到云南的村子里，不知道该做什么。原来的同事在申请国外的转码项目，她很犹豫。长达一年多的空白期让人恐慌。她还是决定试试，换一个没有那么卷、相对自由的环境重建生活。

“想出国”是豆瓣小组转码的帖子中，薪水之外第二重要的理由。她在面临另一种竞争，在社交媒体的吹捧之下，零基础招收计算机硕士的项目也成了“网红”，水涨船高——失败者中不乏北大清华、绩点4.0的竞争者，也是文科背景。

互联网工作经验和社科背景，帮她拿到了想要的offer。程源不想再在工作里找意义感了，转码成了一个更容易拿到居留可能性的途径。距离开学还有一个多月，她在网上找了一些课程在自学，试着找到说服自己的理由，“当程序员跟学做木工差不多，它非常确定，给人安全感。”

困在转码里

现在来到加拿大已经四个月了，程源重新陷入了忙碌。因为学习压力太大，已经有三个同学转去了别的学校。临近期末，程源瘦了12斤。她想到日渐缩水的存款，国内还在还的房贷，不知道自己能学到什么程度，现在行业不景气找工作也难，压力一大焦虑也来了。

在学校认识了同样转码来的新朋友，有人在毕业找工作。一个乌克兰的女孩，想做分析师，一年都没有找到。“机会少又是外国人，语言也没有优势。”她想过，为了一个留在加拿大的机会，找一份纯体力的工作也是可以接受的。

薇薇有相似的感受。她在美国波士顿，一个“一颗石头砸下去，随便砸到个人都会写代码”的地方，她学的艺术管理、人类学都不足以让她在这里找到一个居留的机会，距离签证到期还剩一个月，她决定申请计算机硕士，这是她的第三个硕士。

今年毕业，薇薇就要开始找工作了。她觉得没劲，总是郁闷，不想面对这些。人文的教育让她总想在工作中寻找意义，转码让她非常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变成了一个工具。她在想，如果有一个小的艺术组织做一些有意思的项目，能参与一些技术工作就好了。也只是幻想，现实是，他们通常很难解决最重要的身份的问题。

●薇薇从艺术行业离职时和同事们拍的照片。讲述者供图

这是一个人文学科没落的时代，薇薇觉得在美国更明显。“做一点稍微和技术搭边的东西，收入水平和人文专业实在差太远了。在这边读点人文社科这种不接地气的东西，人家会觉得，哇你家一定很有钱。”

《纽约客》在今年3月发布的长报道The End of the English Major（《英文专业的终结》），细节地展现过人文学科的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生源减少、经费减少，就业难，人文学科不再是“酷”的，受崇拜的，“感觉自己在一艘泰坦尼克号上。”一位哈佛的教授在采访中这样说。

薇薇不后悔读了文，在学习状态更好的那几年，学了她觉得是“知识”的东西，哪怕唯一在未来工作中的作用是“让PPT更好看一点”。而当下，情况也没有那么理想了，今年年初到现在，她了解到波士顿的科技公司也有好多在裁员。

期待在亚马逊敲代码的杨柳已经重新回到销售行业，开始了新的忙碌。转码找工作的过程很少有正向反馈，她觉得内心疲惫。“人还是要灵活一些的。”她好像有点理解了当初那个狂热的销售部。现在看，她甚至觉得当时自己的清高感蛮搞笑的，真正吃不起饭的时候，还有什么高高在上的感觉可言呢？

方舟那个科班出身的同桌在深圳，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工作，她说如果到五月还没有结果，就考虑转行了。方舟已经“无所谓了”，如果金三银四都这么难，以后不是会更难？反正是得不到回应，她没有办法改变，只能选择接受。

五月也是她给自己设定的最终时刻，她还想再努力一下。如果武汉不行，她准备去其他城市试一试，如果还是一样的状况，她就要放弃了。

武汉的春天刚下了几场大暴雨，天气潮潮的，工作几乎没有。这个还没有真正步入社会的女孩，前几天又把《甄嬛传》完完整整看了一遍。那是她最畅快的解压方式——在失控的现实生活里，看着甄嬛一步步上位，能给她一些安慰。

（以上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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