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行做程序员的文科生,撞上互联网寒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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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于合集 #魏晓涵 37个

**文 ****|**魏晓涵

**编辑 ****| **王珊瑚

当一个文科生决定做程序员

如果你像方舟一样,在就业形势不太好的去年,从一所二本学校的英文系毕业,又恰巧在武汉这样大学生扎堆的城市,那么招聘会上抛来橄榄枝的大多会是销售和客服岗,月薪三千多。她甚至接到一张传单,招做包子的师傅。

那是方舟第一次有了找工作的危机。同学中最主流的选择之一是回家当个老师,她完全不想,和家长维护关系对一个内向的人来说太折磨了。她尝试过,去一家少儿编程机构实习,原本以为就是带带小孩,岗前培训的第三天突然被告知,老师也有续课的KPI。吓得她连夜打车逃跑了。

对这个22岁的女生来说,那是特别迷茫的几个月。能干什么呢?她常常在豆瓣上刷“英专生的自我救赎”小组,“天坑专业”,“建议取消英语专业”,天南地北的组员都这么说。

实际上,英语专业并非特例,在她毕业的那一年,据智联招聘的统计,人文学科的就业率仅有12.4%,远低于理科的29.5%。

组里有人提到转行做程序员,分享成功转码的帖子也不少,这让她有些心动。她的男朋友就是程序员,毕业季顺利拿了几个offer。这似乎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高薪,至少比她在招聘会上遇到的高多了;有一门技术,还不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

这大概是不少文科生的想法,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转码成了他们能抓住的救命稻草。有媒体分析过豆瓣小组里转码相关的两千多条帖子,“好就业”是最重要的理由,而各个专业中,文科占比最大,其次是商科,其中不乏已经工作过的人。

能做得来吗?大学选英语就是因为不用学高数,方舟并不擅长理科。她在组里问了好多人意见,得到的答案让她稍稍放心,“她们说复杂逻辑的算法是高级工程师的事情,跟初级程序员实际工作没有太大关系”。转行肯定是难的,想到充满希望的未来,她怀抱着有些天真的想法,坚定了只要去学就能行。

网络显然把犹豫的文科生们往前推了一把。杨柳描绘了她理想中体面的职业生活,那是小红书上呈现的、女程序员的样子——在一家亚马逊那样知名的外企,着装高雅,一杯咖啡之后,再开始敲代码,作为女性也能有一定的行业影响力,“贼酷”。

现实困在“理想”的反面。2017年从一所普通一本的国际贸易专业毕业之后,她一直在做销售,追着时代风口跑,一开始是跨境电商,后来在一座二线城市的教培机构做售前老师。

怎么形容那两份工作呢?前者学不到什么,也没有成就感;后者像是“把自尊踩碎在地上,把对方的钱套进自己的口袋”,遇到家庭情况不太理想的学生,机构要求老师劝对方去网络借贷。隔壁销售部成天放着很嗨的Disco音乐,狂热,浮躁,钱是唯一的上帝。她觉得自己融不进去。“文科生嘛,心里总有点清高和自尊感,就觉得这样不好吧?”

前同事后来转做了前端程序员,一直到现在。站在择业的十字路口,她也动了念头,还可以走这条路啊。她不确定会面临什么,但如果有一个比较好的退路,谁会花费这么大精力改变人生道路呢?至少不用回到没有尊严的生活里。

对岸的总是看上去很美,她不否认,这个选择里怀着文科生对理工科的浪漫幻想,技术是“炫酷的”“高大上的”,“觉得我是不是也可以挑战自己,看看对岸是什么样子”。

●2021年10月17日,一场线下的大型秋季毕业招聘会正在中国农业大学举行。

“键盘敲烂,月入过万”

走向对岸的第一步,方舟报了个两万多的培训班。学校在一个高新科技园区,周围都是写字楼,她在两家最火的IT教育培训机构中挑中了这个。

“好多男生啊!”一进学校,就感受到男生扎堆的地方能闻到的、很重的味道,这让她不太适应。还好同桌和前桌都是女生,全班只有她一个人的座位被女生包围着,偶尔还能聊聊生活,比如最近看过的剧。

一天的课是从早上8点25开始的,持续到晚上九点半。教室通常是安静的,课间休息也没人说话,只听见敲击键盘的声音。半夜过零点了,老师还在远程回答同学的提问。她想,大概大家都下定决心要干这一行了吧。

●方舟在培训机构时,教室里张贴的自习时间表。讲述者供图

好不容易适应了节奏。从基础的HTML学到更需要逻辑能力的JavaScript,方舟又开始痛苦了,这是她不擅长的。焦头烂额地处理各种bug,有时候写两行代码就能出现一大堆红色的报错,然后改,找不到原因问同桌,同桌也找不到,就喊老师来找。

同桌是个女生,和她同一年毕业,本科学计算机的。找工作的时候发现,好多公司需要的她都不太会,“好像大学没有一个专门的课程来教你真正工作需要的,(相对简单的)前端也学得比较浅”。实在找不到,就来了培训班。

全班六十多个同学,科班出身的不算罕见。而转码的人,应届的有,工作了几年的也有,各种行业的,做销售的、少儿培训机构的老师等等。

转码的文科生有各自的困境和选择。有方舟这样迟迟找不到工作的应届生;也有人期待更体面、更有成就感的职场生活;还有人对当下的工作生活失望,试图以此为跳板,获得一个在国外居留的机会,在IT行业找机会的难度远低于人文学科。

无论背景如何,方舟觉得她所在的培训班,所有人的目标都是一致的——拿到高薪。“键盘敲烂,月入过万”,虽然是隔壁机构的标语,但真的很诱人,也是她坚持下去的原动力。

今年2月培训终于结束了。“毕业”那天,老师特地买来零食和香薰蜡烛分给他们,还提来一个大奶油蛋糕,写着“毕业快乐,前程似锦,年薪百万”。大家一起玩你画我猜,听着同学的歌声,方舟觉得未来充满希望,干劲十足。

后来细细想来,这份自信大概也来自于一种外部的渲染——老师朋友圈每个月发布的就业捷报,“就业一百多人,平均月薪一万多,最高月薪一万八”,那些成功案例,让人觉得,月入过万的工作似乎就近在眼前了。

●方舟和同学们的毕业蛋糕 讲述者供图

“包装”

放在四五年前,转码的文科生找工作还不算太难,至少对嘉文来说是这样。上了半年的培训班,拿着211英语专业毕业的简历,在大连,有好几家外贸公司投来了橄榄枝。有人主动打来电话套近乎,“这里有很多你的校友,赶紧给你安排面试,不然(怕你)让别家抢走了”。

同样是学英语,转码之前她抱着对大城市的憧憬,成为一名北漂的商务运营。那是一种常见的,一眼看得到未来的典型文职,每天程序化地把项目进展录入系统,跟各方对接。北方的雾霾让她咳了整整一个冬天,她觉得五年后,自己大概会从一个年轻的商务运营变成一个老的商务运营。回到老家大连后不久,她决定转码。

有一家公司面试的领导也是转码来的,问她简历里写的项目,具体怎么做的?她糊弄了几句,面试官不再多说,当下只是笑一笑。她猜想,他大概是看出来了。那个过于理想化的“项目经验”,只是培训班的纸上谈兵,而简历上“半年计算机工作经验”也是编造的——这大概是转码的“潜规则”。

嘉文最终还是在这里入职了。只不过入职之后,“和应届生一样都是找人来带的”。据她观察,那时候程序员的需求量还很大,招人不容易。更何况在这家外企,工作沟通中需要用到外语,日语或者英语好的程序员不多,语言成了她的优势。

五年后,等到方舟从培训班毕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就业环境大不一样了。就业门槛变高,以前要专科的变成了本科,要求一年工作经验变成了三年。

方舟一开始诚实地把简历挂在招聘软件上,一个回复的HR都没有。培训班的老师总是隔三差五来问进展,还建议她在网上买一个学历,再“包装”一个三年的工作经历。虽然不想骗人,她还是编了一段短期的工作经历,才逐渐有了聊胜于无的回音。

软件上显示沟通了一千五百多次,大多数石沉大海,连“很遗憾不能与您共事”都很少收到。二十多次回复里,拿到的面试机会只有三个——一个是提供4000~6000月薪的前端工程师,她原本以为薪水低没什么人竞争,结果笔试大厅里全是奋笔疾书的求职者;另一次面试问了很难的算法题,“我不会”,她回答得很实诚;至于剩下那次,原本约好的线上面试,HR却始终没有现身,她在空空的线上会议室里等了二十分钟,也没了下文。

过去将近一个多月,她每天早上准点定闹钟起来投简历,希望却总是在落空。从最开始月入过万的期待,到五六千,现在她只想找个班上。

找工作变难了,这也是嘉文作为过来人的感受。计算机的就业环境和几年前相比,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她转码的时候,选择前端还是后端没有太大的区分。

“比如你打开一个网页,输入账号按登陆,她会给你一个快速提示没有输密码,这是前端做的。一开始前端只是后端的一个附属品,后端程序员也顺手把前端写了。但现在前端发展了,那些更炫酷更漂亮的网页,是技术从根本上的革新。”

这也让更多人涌向了转码培训班。当他们结束培训,即将进入行业的时候,却遇上了互联网裁员和工作机会的收缩。2022年,国内的互联网大厂几乎都有裁员的消息,2023年的校招,某头部互联网的招聘岗位和前一年相比减少了60%,计算机岗位也未能从寒冬中幸免。全球同此凉热,去年从旧金山湾区到硅谷的裁员风暴,让美国数以万计科技公司的员工失业。

方舟也不懂,为什么一年前找计算机工作,似乎还没有这么难。现在科班出身的培训班同桌在深圳还没找到工作,同样科班的男朋友年初被裁员了,连网上都是劝退的声音。有一本学历的文科转码女孩在厦门、深圳投了两三百份简历给前端工程师的岗位,几乎没有面试机会,唯二的来自外包公司,那是转码人口中“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收入低,不稳定,即便那样也没有通过。

●方舟在招聘软件上的聊天界面,几乎没有回音。讲述者供图

上岸之后

从找到第一份程序员的工作到现在,已经四五年了,换了三家公司,嘉文每次面试都会被反复问,为什么转码?“毕竟学外语跟程序员八竿子打不着,大公司想确认你是不是为钱来的,内部追求稳定,不希望把你带起来之后,你觉得别人钱多,就很快跑了。”

她后来想到了一个合理的答案——在计算机行业发现了自己的天赋。这的确是她的心声,虽然是被逼无奈的选择,她意外发现相比英语要背大量的东西,自己更喜欢解决bug带来的成就感。在培训班也是以第一名毕业的。

同事们也问,他们大多会露出惊讶的表情,像是“发现身边有一个间谍”——看你工作还行,居然是英语专业的,还有玩音乐的爱好。

上岸是一个开端,“间谍”的融入需要漫长的过程。第一份工作,客户拿项目来挑人,一个半月时间,她的简历从没被挑中。还是因为一个网络安全测试的项目太缺人了,才把她找过去做一些机械化的工作。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觉得自己不像一个程序员,要学的东西不少,她常常端着电脑问各种同事。

危机感如影随形,她只能竭力抓住每一次机会。疫情期间,一个临近交付才发现问题的项目找来,同事都不愿意去救火,她去了。“我跟公司说不做这个项目是可以的,那我的下一次机会在哪儿呢?”

那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个工作,他们是为数不多疫情期间还要来公司的项目组。每天的日常汇报,领导都要单独问她一个人,今天做了什么,持续了快一个月。她没有办法,只能接受这种不信任。

项目快结束的时候,测试的同事忍不住帮她说话,“完成度很好,只有少数几个bug”。她立马收到了领导的小窗私聊——下一个项目马上开始了,没有那么紧急和辛苦,你愿不愿意来?那是她觉得自己真正成为了一名程序员的时刻。“感觉被认同了”。

她终于成为了一个程序员,和同事的隔阂感逐渐消弭。她们可以一起调侃“程序员35岁被裁员”的话题,偶尔有不自信的时候,当科班出身的同事聊到专业名词,她发现自己完全没有听说过。那可能是专业教育会讲到的,她也不好意思问,就偷偷上网查一下。

最初转码的时候,妈妈极力反对,爸爸是支持的。她的父母是60后,都是中国最早的一批程序员。差别在于妈妈是因为怀孕生了她,再回到工作岗位,感觉整个天翻地覆,又要从头学起。“她觉得如果转码,你一辈子都在不停学习,会很累。”

嘉文还没有这样的烦恼。她感觉自己和流水线上拧螺丝的工人没有太大区别,计件干活儿,干完就可以躺着了。人际关系变得简单了,每天有肉眼可见的成果,她感觉轻松很多。

放弃文科工作让嘉文卸下了许多负担,对程源来说却有许多不舍。她选择的是另一条路,申请到了加拿大一所大学的CS(计算机科学)研究生,在国外有一些项目就是为零基础转码的申请者开设的。

转码这个决定她纠结了很久,她的快乐是欣赏流浪艺人的音乐,认识新朋友。工作也是,基础程序员工作里枯燥、没有创造性的部分是她不喜欢的。她习惯了在其中寄托意义感。在一所985院校读完社科硕士,从教育行业做到互联网,她想做自己觉得对的、有深度思考的东西——好的教育、有态度的产品。

现实并不如愿。即使进入头部互联网公司,每天“卷得要命”,晚上11点,她瘫在按摩店里,还一边戴着耳机听线上会议。一切的努力,指向的全是数据、效益,“他们不在意任何不能量化的价值”,她认可不了,一度陷入中度抑郁。

裸辞之后,她躲到云南的村子里,不知道该做什么。原来的同事在申请国外的转码项目,她很犹豫。长达一年多的空白期让人恐慌。她还是决定试试,换一个没有那么卷、相对自由的环境重建生活。

“想出国”是豆瓣小组转码的帖子中,薪水之外第二重要的理由。她在面临另一种竞争,在社交媒体的吹捧之下,零基础招收计算机硕士的项目也成了“网红”,水涨船高——失败者中不乏北大清华、绩点4.0的竞争者,也是文科背景。

互联网工作经验和社科背景,帮她拿到了想要的offer。程源不想再在工作里找意义感了,转码成了一个更容易拿到居留可能性的途径。距离开学还有一个多月,她在网上找了一些课程在自学,试着找到说服自己的理由,“当程序员跟学做木工差不多,它非常确定,给人安全感。”

困在转码里

现在来到加拿大已经四个月了,程源重新陷入了忙碌。因为学习压力太大,已经有三个同学转去了别的学校。临近期末,程源瘦了12斤。她想到日渐缩水的存款,国内还在还的房贷,不知道自己能学到什么程度,现在行业不景气找工作也难,压力一大焦虑也来了。

在学校认识了同样转码来的新朋友,有人在毕业找工作。一个乌克兰的女孩,想做分析师,一年都没有找到。“机会少又是外国人,语言也没有优势。”她想过,为了一个留在加拿大的机会,找一份纯体力的工作也是可以接受的。

薇薇有相似的感受。她在美国波士顿,一个“一颗石头砸下去,随便砸到个人都会写代码”的地方,她学的艺术管理、人类学都不足以让她在这里找到一个居留的机会,距离签证到期还剩一个月,她决定申请计算机硕士,这是她的第三个硕士。

今年毕业,薇薇就要开始找工作了。她觉得没劲,总是郁闷,不想面对这些。人文的教育让她总想在工作中寻找意义,转码让她非常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变成了一个工具。她在想,如果有一个小的艺术组织做一些有意思的项目,能参与一些技术工作就好了。也只是幻想,现实是,他们通常很难解决最重要的身份的问题。

●薇薇从艺术行业离职时和同事们拍的照片。讲述者供图

这是一个人文学科没落的时代,薇薇觉得在美国更明显。“做一点稍微和技术搭边的东西,收入水平和人文专业实在差太远了。在这边读点人文社科这种不接地气的东西,人家会觉得,哇你家一定很有钱。”

《纽约客》在今年3月发布的长报道The End of the English Major(《英文专业的终结》),细节地展现过人文学科的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生源减少、经费减少,就业难,人文学科不再是“酷”的,受崇拜的,“感觉自己在一艘泰坦尼克号上。”一位哈佛的教授在采访中这样说。

薇薇不后悔读了文,在学习状态更好的那几年,学了她觉得是“知识”的东西,哪怕唯一在未来工作中的作用是“让PPT更好看一点”。而当下,情况也没有那么理想了,今年年初到现在,她了解到波士顿的科技公司也有好多在裁员。

期待在亚马逊敲代码的杨柳已经重新回到销售行业,开始了新的忙碌。转码找工作的过程很少有正向反馈,她觉得内心疲惫。“人还是要灵活一些的。”她好像有点理解了当初那个狂热的销售部。现在看,她甚至觉得当时自己的清高感蛮搞笑的,真正吃不起饭的时候,还有什么高高在上的感觉可言呢?

方舟那个科班出身的同桌在深圳,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工作,她说如果到五月还没有结果,就考虑转行了。方舟已经“无所谓了”,如果金三银四都这么难,以后不是会更难?反正是得不到回应,她没有办法改变,只能选择接受。

五月也是她给自己设定的最终时刻,她还想再努力一下。如果武汉不行,她准备去其他城市试一试,如果还是一样的状况,她就要放弃了。

武汉的春天刚下了几场大暴雨,天气潮潮的,工作几乎没有。这个还没有真正步入社会的女孩,前几天又把《甄嬛传》完完整整看了一遍。那是她最畅快的解压方式——在失控的现实生活里,看着甄嬛一步步上位,能给她一些安慰。

(以上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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