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不唱衰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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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简单，因为它已经衰得不行了，还需要你来唱衰吗？唱衰有什么意义呢？

我还在干这行的时候就告诫自己：不要不做新闻了就说新闻不行了。到底是要说自己当年多么牛逼？还是要说自己如何理想破灭？这太无聊了，这种“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姿态非常不酷，天宝年间的事情就不要提了。

在我看来，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是：是什么让新闻业衰落？我上一篇说了，是言论空间的收窄，更直接点说：是权力杀死了新闻——不是他们说的互联网的冲击，也不是媒体人的自甘堕落，这些都不是根本原因。

进一步的问题是：我们如何面对权力？这才是今天最有价值的问题，也是每个人逃不开的问题。张雪峰激起的波澜为什么到今天还未停息，根本原因也在于此。

一种选择是离权力的伤害范围远一点，或争取成为权力的一部分，比如现在很多人热衷的考公，这也是张雪峰、张小强给出的答案。但我必须说，这不是出路，这不仅是理想主义的否定，也是现实主义的否定。道理很简单，今天只是新闻业不行了吗？房地产、教培、平台经济……过去一两年，多少行业不行了？大家都去考公，请问谁来纳税？这个道理不复杂，请问你能躲多久？

一种选择与权力对抗，这是难而正确的道路。我知道看到这里很多人内心就会否定了。这是我个人去年以来的一点小小体会，疫情管控结束前夕，很多人的行动给了我很多感动，以及启发。我记得当时我发了一条朋友圈：“这两天给我的一个感受是：当人性中勇敢善良的一面被激发出来，也是有强大力量的。#相信人性# ”

我知道这很难，但我们总可以做些什么的，而简单的唱衰新闻业完全于事无补。与其唱衰，不如想想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前段时间我去湖南广州逛了一下，见了一些朋友，有些感想与诸位分享。

在长沙见了几位朋友，其中一位是褚朝新，以前新京报和南方周末的记者，现在已经不在媒体了。吃饭前收到他消息，说要去做个暗访，晚一点到。让我很惊讶：都不干这行了，还去暗访？来了之后我问他，是不是有平台约稿？他说不是。后来我跟另外一个朋友说：很佩服朝新，不干记者了还葆有记者本色，让我写写评论可以，但让我去跑现场我多半是不干的。什么叫爱新闻？就是不干新闻了还要干新闻。

然后到了广州，也约了几位朋友见面，一位是苏少鑫，我们有二十年没见面了，但网上一直有交流，他和同道做的“越秀山边”，虽然只是一个公号，在我看来，这是去年广州最好的媒体。他们在疫情期间的一系列发声，延续了广州“公民社会”的传统，不仅是广州最好，说是全国最好也不为过。前不久“越秀山边”被永久封禁，每一篇文章都打不开了，但这不重要。

特意问苏少要了一件纪念T恤。

一起吃饭的朋友中，不干新闻了还在坚持表达还有宋志标和余少镭：少镭兄的借古讽今、指桑骂槐是为一绝，笔耕不缀更是令人佩服；标哥的时评，文笔与深度少有人及，不夸张的说，是今天最好的时评。饭后聊天，我跟标哥说：今天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权力面前如何自处”的问题。标哥说没法自处，我自我要求低一些，我觉得至少要表示自己不服从，也许没什么用，但至少可以给自己一点安慰。

说上面这些，还是想说唱衰新闻没有意义，与其唱衰，不如想想能做点什么？我有个朋友说过一句话：这个世界不需要硬煽起来的希望，但也不需要绝望——因为绝望每个人自己就有了。唱衰了半天，唱得大家万念俱灰，然后呢？

实际上，即便行业之内，亦非万马齐暗。比如大家都知道的财新，除了财新，就我视野所及，还有北青的“深一度”，居然还能坚持深度调查报道，坚持舆论监督，也是一个异数，令人佩服。还有上一篇我提到过我认识的新闻学院里的好老师，比如南大新闻传播学院的庄永志老师，我看他的朋友圈，还在教学生如何做真正的新闻，谈调查报道是什么、怎么做？

有句话叫“千年暗室，一灯即明”，越是这种时候，有人做燃灯者越是可贵。今天需要的不是唱衰，而是鼓励，而能够给人以鼓励的，是人和行动。

在巨无霸面前，有无数的理由选择现实，选择逃避，但这样终究是不行的。前几天我跑步的时候，音乐APP突然给我推荐了一首我之前没听过的歌，宫阁的《同化我》，里面反反复复在唱一句：“体谅每个人的懦弱，直到所有人都懦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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