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门线上的抗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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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全球疫情大暴发，中国境外输入案例络绎不绝，北京、上海和诸多侨乡进入「二次抗疫」

沙特王子纳伊夫，图片摄于 2017 年。

Photo: Ahmed Jadallah/Reuters

3 月中旬，国家移民管理局公布的一组数据让中国大型城市和侨乡的普通民众神经紧张：3 月 11 日世界卫生组织 (WHO) 宣布新冠肺炎为全球大流行以来，中国陆地口岸海港空港入境人员日均 12 万人次，每日国际航班入境人员 2 万人次，外国人占比一成。

和这组数字相对应的是，新冠疫情在全球持续暴发。截至 3 月 19 日，中国之外已有 166 个国家和地区有确诊病例，单日新增近 2.1 万例，继续呈暴发态势，已有 40 多个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全球累计确诊破万的国家增至 6 个，分别是意大利、伊朗、西班牙、德国、美国和法国；累计确诊超过千例的国家有 16 个。

这意味着，中国以全面经济活动停滞为代价换来的国内疫情防控胜利将有可能受到外界输入威胁。从 2 月底，中国出现首例海外输入性病例以来，截至 3 月 18 日，全国境外输入病例已经达到 189 例，北京当日就增加了 21 例，累计境外输入达到 64 例，居全国之首。截至当天，北京已连续 12 天没有本地确诊病例。

各国输入病例的人数基本和当地疫情暴发情况符合，伊朗成为最大、最早的海外输出国，意大利紧随其后。伴随着西班牙近日病例暴增，境外输入病例也开始在北京、上海等多地出现。上海对高疫情地区的定义范围从最初的 4 个国家扩展到了目前的 24 个国家。

境外输入很快就暴露出行程复杂、难以闭环管理的问题。从伊朗、意大利、美国回到中国的乘客中，先后出现了各种申报不实的案例。

2 月 19 日，在伊朗库姆学习波斯语的丁某某为避免感染，先后辗转莫斯科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上海火车站、兰州火车站，最终到达宁夏中卫市火车站，立即被送往指定酒店进行隔离，最终在 2 月 26 日确诊，此间密切接触者被确认为 189 名。

丁某某是中国首个境外输入案例，尽管他声称不知道自己如何被传染的，其还是成为了首个以涉嫌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被立案调查的返乡华人。

3 月 6 日，家住河南郑州郭某某从意大利米兰转机阿联酋阿布扎比飞回北京，后乘坐机场大巴至北京西站，再搭乘列车，于 7 日晚抵达郑州站西广场，后步行到家。连续两天上下班后，郭某某才被发现有境外旅居史。3 月 10 日他被送至集中隔离点，次日确诊。郭某某亦因隐瞒境外旅居史，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和丁某某路上发烧不报告，郭某某隐瞒海外史不同。北京的黎某则是在美国发高烧后带上丈夫、儿子踏上了转机回家路。3 月 1 日晚，曾参加过波士顿 Biogen 大会的黎某出现发热等症状，还曾在当地医院就诊；3 月 12 日，黎某服用退烧药后从洛杉矶飞向了北京。直到飞机着陆的两小时前，黎某才向空乘人员如实汇报身体状况；3 月 13 日，黎某诊断为确诊病例，黎某丈夫及儿子诊断为疑似病例；3 月 14 日，黎某由于瞒报行为被立案侦查。

黎某的瞒报最终引发了对于境外人士回国「避难」的全国大讨论。为了打击入境瞒报等行为，3 月 16 日，最高法院会同各部门发文，规定出入境不如实填报健康申明卡、拒绝隔离等六类行为，引起疫情传播或有严重传播危险，以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定罪处刑。瞒报新冠病情者，或将面临牢狱之灾。

一边是海外以留学生为主的群体迫切想要返乡，另一边则是中国国内京沪蓉等交通枢纽城市和浙江温州、丽水等侨乡面对的重重防控压力。

这一次，叫停所有经济活动全力抗疫的「一刀切」做法显然已经不能适用。从航线到机场，再到社区酒店，如何管细管活成为「二次抗疫」的核心问题。

包机行路难

1 月 17 日，中国的小年，旅行博主刘威龙前往伊朗旅游。刘威龙出国时，新冠疫情在武汉悄然蔓延，但官方尚未有任何警示通告。1 月 31 日，伴随着中国进入全民抗疫，中伊直飞航班停航。2 月中旬，伊朗已经成为中国之外的第一大疫区。原定 3 月中旬回国的刘威龙决定提前离开，然而到了 3 月 4 日，他预订的俄罗斯航空公司航班被取消了。

此前，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已两次发布在伊中国公民「暂勿经第三国回国的通知」以及信息登记链接。于是刘威龙联系了大使馆。「工作人员让我不要着急，说他们会安排。不过没有告诉我细节，飞哪里也没有说。」

实际上，使馆让刘威龙等的是包机。驻伊朗大使馆在前方负责，外交部领事司和国内外签证申请中心等从中协调。在伊华人可以自费报名定包机。

第一批包机在 3 月 4 日和 5 日起飞，309 人最终落地甘肃兰州，主要人员是家乡在甘肃、青海等西北省份的留学生。兰州为了两趟包机入境的人员专门辟出了 500 张医院床位。

然而，这第一批包机震惊了中国国内。3 月 5 日当晚，兰州报告新增 11 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截至 3 月 19 日 12 时，伊朗包机回国人员中共确诊 37 例，累计治愈出院 2 例，境外输入密切接触者 274 人 (另有 2 人为 3 月 2 日从伊朗专门接到兰州)。

兰州数据出来之后，包机引发了各方担忧。有知情人士告诉财新记者，中国国内主管部门曾有过犹豫：一方面怕路上聚集感染，另一方面协调接收的地区也十分困难，「现在哪个省份愿意接？一线人员已经很累了。」一位中国驻中东官方人员告诉财新记者，「不能不管海外华人，但国内好不容易把形势稳住，也不能威胁到国内防控大局。」

一名滞留在德黑兰的中国能源国企员工告诉财新记者，公司 3 月 5 日通知，要求员工暂时留在当地，具体何时撤离则等候国内主管部门进一步通知。

短暂犹豫后，官方最终还是决定把人接回来。3 月 8 日，刘威龙被大使馆工作人员拉到回国航班微信群，付款购票后得到一个专属编号，确定第二天出发去湖南长沙。而前述能源国企员工也接到通知，3 月 9 日飞回河南郑州。

航班数据服务机构飞常准显示，3 月 8 日到 10 日，四架包机从伊朗德黑兰机场出发分别落地郑州、长沙和成都三地，每班飞机约 150 名乘客，上座率维持在 50% 左右，而主要乘客是国企在伊朗的员工、侨民、个人，以及部分留学生。

然而，针对伊朗的「商务包机」计划却很难在其他疫区国家复制。多位熟悉伊朗情况的人士告诉财新记者，伊朗疫情发生时，当地华人仅有 2000 多人。

另一个海外重疫区意大利则有超过 32 万名中国公民，其中 29 万多是华侨，2.6 万余名留学生，还有数百名的中资企业员工。据不完全统计，仅温州一个地市就有超过 20 万人在意大利。

一名长居米兰的华人对财新记者表示，疫情蔓延后，对是否回国，华人圈内态度不同。意大利二代华侨一般相对淡定，多选择居家隔离，避开人群。留学生群体则比较惶恐，而语言不好的华人担心一旦染病，当地医疗体系无法及时救治。

一旦意大利打开包机业务，中国国内无论是中转机场还是侨乡，防疫压力必然大增。1 月 30 日，罗马确诊 2 例来自武汉的新冠病毒感染者。次日，意大利即停飞了与中国之间的直飞航班。到 2 月底，因意大利疫情突然暴发式增长，多国及地区已经暂停与意大利的往来航班，限制人员流动。

3 月 5 日，意大利华宇旅游公司贴出广告，计划在 3 月 9 日组织一架包机，从米兰直飞温州机场，经济舱的价位是每人 1750 欧元 (约 1.37 万元人民币)。包机由意大利北部 60 多人的华人家族咨询并发起的，但包机的整体费用超出他们预期，故而希望出售部分位置，以分担费用。

实际上，出售座位的时候，这一包机的航权及各类授权还在审批当中。包机广告一经贴出，浙江省温州市已经紧急部署防止境外输入病例。

第二天，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发言人公开称，根据中国国内防疫实践经验和医学专家的意见，疫情期间应尽力避免旅行，减少乘坐飞机等密闭式交通工具，防范发生交叉感染。「目前，我未听说使馆考虑包机『撤侨』。」

华宇旅游的包机计划旋即流产，而原因则是考虑到安全问题。「在这样一个关头，由官方发起的包机，安全性确实会远远大于民间组织的。」华宇在声明中如此表述。

意大利的疫情仍在快速蔓延，3 月 12 日，意大利民航局决定关闭多个重要机场枢纽。当天，米兰留学生小李紧急抢购了单程 5000 多元、从埃塞俄比亚转机到北京的机票。两天后，她和 30 多名意大利返乡人士一起落地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就在留学生们惶惶然辗转多程回家的时候。3 月 15 日，米兰机场起飞了一架 CA81 航班，这架由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提供的飞机机龄 26 年，共有座位 344 个。疫情暴发后，搭载上百位米兰华人回国的首班商业包机 CA81，于 3 月 16 日 14 时落地温州。

虽然机场和在机场等待接人的侨乡工作人员均明确了包机已降落，但执飞的国航却并不愿意透露包括票价在内的任何航班信息，「欧洲往返中国航线普通商业班机要到 5 月才有票」。对于包机询问，国航服务人员也并不愿意公开卖票，「国际包机业务暂时做不了」。

「中意之间的商业包机已执行两班。」东方航空公司宣传部负责人税宁表示。3 月 12 日，东方航空运送中国抗疫专家组一行 9 人和约 9 吨物资落地罗马。3 月 18 日，东方航空第二架包机运送第二批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一行 13 人和 17.3 吨物资前往米兰。

小李则告诉财新记者，留学生曾接触到包机广告，票价均在 2 万元以上，「现在有留学生自己商量包机，也有放弃的」。

民航「第一道防线」

无论包机还是散客，飞机成了避免同机乘客交叉感染的「第一道防线」。全球航路被新冠疫情切割得支离破碎，滞留海外的华人备感无助。

从伊朗回国的刘威龙为了搭上包机，按照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嘱咐，提前六个小时就出发到机场进行检测，整个过程包括三次量体温，全身消毒以及戴上新发的口罩，起飞前，乘客统一在德黑兰机场候机厅就餐。「上了飞机后，机组人员跟我们说『欢迎回家』，心里面特别温暖。」

与其他伊朗回国包机一样，他乘坐的 CZ3084 航班由波音 787-9 执飞，这类机型有 297 个座位。而这趟航班约有 160 多名乘客，按照机组指引隔座就坐；航班客舱前几排被隔为「绿区」，机组人员还曾多次提示乘客不得进入该区域。此外，机舱里也仅有一个卫生间开放。

3 月 10 日 6 时许，航班落地长沙黄花机场。地面工作人员上机登记体温，下机之后还要护照消毒、更换口罩、佩戴手套，然后大巴车接我们去酒店，进酒店后再测体温，然后再消毒：「进德黑兰机场到下飞机一共测了六次体温。」刘威龙回忆道，入住酒店后，他还作了两次核酸检测。

相比包机业务全程严密防疫，散客多程转机则全靠自觉。一位从英国返回成都的 19 岁留学生告诉财新记者，复活节假期学校不提供住宿，而寄宿家庭监护人是老人，为易感人群。她最终选择了回国：从伦敦到瑞典到北京再到成都的三段航程，第一段乘坐北欧航空，后两段乘坐国航航空。「从瑞典飞北京的那段航班里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国航有测体温。」

北京时间 3 月 17 日晨，她从首都机场入境，过海关时测体温，此后经过转机通道单独坐上飞往成都双流机场的航班，并测量体温，就坐隔离区。

另一位在美国西雅图出差的上海人士则告诉财新记者，3 月 2 日回国复工时机票已经涨至 1.8 万元，整个飞机仍基本坐满。他回忆，东航的机组人员会在乘客登机前逐一测体温，餐食会隔排发放，即等到奇数排的乘客吃完，再去发放偶数排乘客的餐食，以减少就餐时的交叉感染。而机舱里的乘客基本都戴了口罩，有些还戴了护目镜和手套。

中国民航局 3 月 4 日发布了第三版《运输航空公司和运输机场疫情防控技术指南》，对入境航班实施分级管控，依据航班始发地疫情、航班客座率、飞行时间等三方面因素，将航班风险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其中，始发自意大利、法国、美国、西班牙等现存确诊病例数在 1000 例以上的国家、且飞行时间长于八小时的航班均为高风险航班。

不同等级的航班机上配置和服务并不相同，中国民航局飞行标准司司长朱涛介绍称，对于高风险航班，尽可能减少机上服务流程，对旅客进行分区管理，安排旅客分散就座，并在每个航班的后三排预留应急事件处理隔离区。而低风险航班的乘客根据需要进行体温检测，机组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

一家国内航空公司高管告诉财新记者，目前中国民航局向 40 个国家的民航部门和在华运营的国外航空公司分享了这套防控防疫的方案。

国际航班对于航空公司人力也是一大挑战，包机航班乘务组执飞一次后须隔离 14 天，而散客航班一旦出现确诊病例，执飞乘务组会被作为密切接触者隔离。

截至 3 月 18 日，英国全民医疗系统公布英国已累计确诊 2626 人，死亡人数增至 104。一位在英国留学的研究生告诉财新记者，3 月初，英国诸多大学已转网上授课，中国留学生纷纷买票回国。「目前，回国的高峰已经过去。」

一位国际机票代理则告诉财新记者，由于大量航班被取消，英国到中国航班的乘客人数绝对数量是下滑的，但订票需求并未减少，「现在有一个直飞座位出来就会被秒速卖掉」。

在 3 月初开始尝试恢复直航的航空公司们退缩了。3 月 18 日，上海的东方航空取消了北美航线六个航程、欧洲航线五个航程，取消时间最长至 3 月 29 日。而天津、石家庄、太原和呼和浩特机场则接到了为北京分流国际航班的通知。接近民航局人士告诉财新记者，17 日晚，民航局对分流方案进行了讨论，国外航空公司因在其他地方机场无地勤服务，对分流方案意见较大，最终无法执行。

3 月 19 日，中国民航局发出通知，明确要求各家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班数量只减不增。

落地管理： 最终「一刀切」

伴随着整体防范海外输入病例的政策调整，北京和上海的航班和机场也逐渐收紧。

3 月 1 日，北京市卫健委首次通报发现两例境外输入型病例，彼时，北京九个区已连续 14 天以上无新增确诊病例。首个境外输入病例出现，北京正式进入了疫情防境外输入阶段。

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出入境口岸，2019 年出入境人员总数达 4570 万人次，差不多是北京和广州的总和。春节期间，上海已经启动境外人员筛查。尽管如此，2 月仍然出现了上述丁某某在上海中转出现症状最终在宁夏确诊并立案的情况。

3 月 2 日，浙江侨乡青田县通报，新增一例境外输入性新冠确诊病例。患者王某在意大利北部的贝加莫开餐厅，2 月 16 日起就出现咳嗽、头痛等症状；2 月 26 日出发回国，经莫斯科转机；2 月 27 日抵达上海浦东机场，随后包车回到青田；3 月 1 日晚在青田确诊。3 月 2 日，与王某在同一家餐厅工作的另外七人确诊。所有人全部通过上海浦东机场回国，上海的防疫形势陡然严峻。

3 月 3 日，北京和上海同时宣布重点疫区回国人士需要居家或者集中隔离 14 天。两地宣布的重点疫区为韩国、意大利、伊朗、日本。此后，上海又对这四国入境人士追加了流行病学调查。

这一天，留学生小丁从意大利罗马出发，中转荷兰阿姆斯特丹于 3 月 4 日到达北京。当天，意大利累计确诊感染新冠肺炎人数突破了 3000 例，一天内暴增 500 例。这趟行程价格不菲，商务舱票价超过万元，但小丁在欧洲登机时甚至没有任何检疫措施。落地北京后，整个防疫氛围瞬间提升。小丁被「点名」先下去，经过两次测温、查验旅客「健康申明卡」后，小丁入境。社区告知，可以选择居家或酒店隔离 14 天。为了家人安全起见，小丁入住了家附近的酒店。

当日，还有一对从意大利乘机抵达北京的姐弟登机前吃了退烧药，后被确诊为新冠肺炎。3 月 7 日北京警方通报后的晚间，小丁被穿着防护服的社区人员带到了指定酒店隔离，与她一起被隔离的还有一名韩国返程的旅客。

在同步祭出隔离政策后不足十天，上海和北京进一步收紧了政策。

3 月 11 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是「世界大流行」，北京旋即宣布自非疫情严重国家入境进京人员，也要居家观察或集中观察 14 天；短期入境进京，且有商务等行程的人员，须入住指定宾馆，并接受核酸检测。

3 月 12 日，上海确诊首位来自美国的病例。一位在美国工作的广东籍人士从纽约经中国香港转机回上海，在居家隔离时被确诊。当天，上海宣布将法国、西班牙、德国和美国列入重点国家。次日，上海浦东机场出现惊人一幕： 十辆救护车停在一架国航飞机旁，几位穿防护服的人士严阵以待，犹如电影大片。据上海市政府通报，这架来自德国的航班上，四名旅客有发热症状，还有两人服用过感冒药，停靠飞机旁的救护车是为了将这批旅客带去指定医院排查。

这一天，北京则完全关闭了投入使用不足半年的大兴机场国际航班，所有航班全部转入首都机场运营。此时，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 D 区已经辟出了 10 万平方米的专门处置区。在首都机场八公里外的新国展则被征用于分流国际航班旅客，检疫无异常后，北京各区和各地政府部门领走。

即便如此，北京还是出现了前述黎某瞒报的情况。黎某案例后第二天，北京要求首都机场对境外航班排查「一个不漏」，且 3 月 16 日零时起，所有境外进京人员，均应转送至集中观察点进行 14 天的隔离观察，费用自理；有特殊情况者，经严格评估可居家观察。

上海快速跟进。3 月 17 日、19 日，上海涉外疫情防控重点国家名录连续增加两次。在韩国、日本、伊朗、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德国、美国 8 国旧版名录上，新增了英国、瑞士、瑞典、比利时、挪威、荷兰、丹麦、奥地利，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希腊、捷克、芬兰、卡塔尔、加拿大和沙特阿拉伯一共 16 个国家。这意味着，从上述 24 个国家回国的人士一律从严从紧隔离 14 天。

北京、上海不是特例，四川成都作为中国西南交通枢纽，在 3 月 16 日和 17 日连续出现境外输入病例后，在 18 日紧急祭出「一刀切」政策：对于成都入境人士，无论是否来自高风险国家，一律实施全流程健康监测和防控管理，集中到指定酒店，实施流行病学调查和核酸检测。

面对境外输入病例增多，广东在 3 月 19 日发布新政，扩大核酸检测覆盖手段，境外来粤返粤人员入境后，均应接受核酸检测，且费用全免。广州白云机场 3 月 17 日发布的工作指引要求，国际航班到达后，所有离开机场的留学生及中国籍旅客、中转旅客、有重点国家和地区 14 天旅居史的外国旅客等，都要接受流行病学调查、采样。

「管得严」与「管得细」

虽然北京率先采取了最严格的入境政策以及二次分流，但真正落地实施时却非常考验组织能力。

财新记者采访了解到，一些重点疫区归国人士在机场和新国展滞留辗转多时，最终自行离京，并未能够做到全程闭环。

3 月 14 日，从意大利经非洲国家转机回国的李某在经过出关的机场建议后，被送到了 T3 航站楼的 C 区，而非专门处置疫区归国人士的 D 区，此时距其飞机降落已经过去五个半小时。「我咨询过回国朋友，出了海关，本来的流程是，拿完行李就有大巴到新国展，由各省的人接待，再统一安排。」

考虑到自己从意大利返回，李某和同伴四处询问是否有车去新国展却无人应答：「听说飞机上发现了疑似病例，座位离得很近，可后续对我们并无严格防疫措施。有些人下飞机后，就直接打车回家了。」

在机场等待到次日天明，李某最终和同伴自行到了高铁站进入隔离车厢回了山东老家开始在酒店隔离。

北京西城区功能社区防疫组工作人员 3 月 17 日对财新记者表示，集中隔离政策已经开始执行。境外进京人士下飞机后，会有各个城区的人员负责对接，转送到隔离点。可申请居家隔离的人员包括 70 周岁以上老年人、孕产妇、未成年人、基础病患者等，但须经机场方面相关人员评估。

然而，实际操作中，要想井然有序并不容易。3 月 15 日，首都机场处置专区出现了排队过检，人满为患的情况。3 月 17 日，财新记者在新国展集散点外看到，转运旅客的机场大巴接连出入，来自河北省、山东省、辽宁省等多地的警车、救护车、大巴车停靠在外，亦有北京牌照的救护车不时穿行。财新记者采访到的入境旅客表示「测体温、填表」是排查必经，是否作核酸检测，何时、何地做，情况不一，标准也并不清楚。

在新国展外，财新记者遇到了很多来接小留学生的家长。64 岁的吕先生提前一天从大连赶到北京，拖着行李箱，带着方便面等「干粮」，来接从新加坡探亲独自回国的 11 岁外孙，但他并不清楚管控新政，接人难度超出预期。「我原本以为可以自己在机场把孩子接走，然后我们爷俩在北京酒店隔离 14 天。」

但 3 月 17 日下午到机场之后，他才从航空公司处得知，境外入京人员要统一在新国展集散。在新国展门外，吕先生几经辗转联络到辽宁省大连市驻京办工作人员。

当天 14 时多，吕先生外孙的航班落地首都国际机场。经过五个多小时的健康申报及体温筛查后，爷孙俩终于在新国展的停车场碰头。办妥未成年人居家隔离的手续，签署一份「承诺保证书」后，晚上 21 时左右，吕先生和外孙坐上了自费包车，连夜返回大连。

天津、太原等四个机场为北京分流国际航班的计划，也遇到了执行问题。一位飞行员告诉财新记者，所谓分流是两种，一种是指技术性停留：比如上海飞北京，北京雷暴天气不具备降落条件，飞机燃油不够用，落太原加油再飞北京。

原本飞北京的飞机转飞其他机场，属于变更目的地，旅程到分流机场就结束了。但由于北京机场为诸多国内转机的中转机场，一旦改为其他机场落地，那么后续行程如何接续又是问题。

此外，变更目的地对于航空公司运营将产生重要影响，航空公司如从分流机场返程，这些分流机场体量并不大，客座率恐怕难以保证。相比北京首都机场，这些机场操作国际航班的大型宽体客机有困难，后期后勤保障，如航食、行李分拣如何跟上亦是问题。

截至 3 月 18 日，天津、石家庄、太原和呼和浩特四地尚无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也暂无针对境外输入疫情防控的具体举措，北京机场分流客流后各地如何处置尚未可知。

相形之下，上海的防疫政策落地由海关口岸、民政、交通、社区等部门分担：落地分流排查、接送转运和属地社区管控之间进行「闭环管理」。

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目前实施分类管控。来自重点国家的航班需要停靠机场专用桥位，到达旅客有专用通道，与普通旅客实现物理隔离。下机前，上海海关将先派人在机上进行体温筛查、信息查验，若发现发热或疑似新冠肺炎旅客，将直接送至上海的各家定点医院。

自 3 月 6 日起，上海 16 个区和江浙工作组分别向浦东及虹桥两个机场派驻工作团队，在机场指定地点设置集散点，记录返回本区的旅客信息，并负责运送至居住地或集中隔离点。乘客入境后，机场通过「直通车」落实接送转运的闭环。通过检疫的重点国家人士在离开机场不能乘坐公共交通。而是进入集散点的 18 个区域，除了上海市 16 个区，浙江省、江苏省也各占其一。

一位即将从美国回国至宁波的上海入境乘客对财新记者表示，经咨询上海机场，其属于来自疫情重点国家，在经海关检查健康状况无异样后，将乘坐浙江省政府统一安排的车辆，送至本省的指定地点，再由目的地政府提供车辆运送至居住地进行居家隔离。

此前从日本返沪的刘女士是由私家车接送回家隔离，在机场隔离点，除了填报个人信息，驾驶员和车辆信息也需填报，以确保所有接触人员可追溯。所在区工作组确认内容属实后与属地对接，待接送车辆到目的地后还需与对接人员确认。「所有环节都进行了拍照留档，等待上传反馈有一点时间，但整体比较顺畅，为了安全也愿意配合。」刘女士告诉财新记者。

社区确保属地隔离是闭环的最后一环，为减少交叉感染风险，上海要求居家隔离条件为「一户一人或一家」，即同一家庭中，居家隔离对象和非居家隔离对象不可住在同一套房子里； 承诺一起居家隔离的，可以住在同一套房子里。在居家隔离期间，隔离人员要求不得离开住所，擅自离开者明确将依法处置。

3 月 17 日起，进行居家隔离的上海入境人员要求先被集中接送到各区的「临时集中留验点」，进行核酸检测。为此，上海各区连夜制定方案，进行「临时集中留验点」的选点设置、场所消毒。

上海市的居家隔离标准也更为严格。在「临时集中留验点」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的人员，可进行居家隔离；结果为阳性的，则须转送医疗机构诊治。在等待检测结果期间，社区将上门核查该人员是否具备居家隔离条件，如不具备，则一律实行集中隔离。集中隔离费用需自理，住宿费原则上有每人每天 200 元左右、400 元左右两档。

即便如此，上海的系统仍不能确保万无一失。3 月 17 日，陕西通报一例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输入病例，张某某于 3 月 10 日出现咳嗽、发热症状，13 日从印尼经中国香港转机抵达上海浦东机场。虽然上海海关发现他有发热等症状，但由于不是来自疫情重点国家，仍然放行，让他入住上海的酒店，并在第二天乘机返回陕西西安，然后在西安被隔离治疗。当天，上海海关承诺，将投入更多资源到非重点国家入境人员的管控中，大幅增加这些旅客的核酸检测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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