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优越性：世上最危险、最致命的想法 /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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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ndrea Dworkin

翻译 / 苗汪 (基于 CC-BY 协议)

排版 **/**亦源, fei

作者注：有些女性打着女性主义的旗帜在厌女媒体上支持色情作品，她们常这样诋毁我，说我支持一种原始的生物决定论 (a primitive biological determinism)。《仇恨女性》(Woman Hating, 1974) 明确地拒绝任何生物决定论；《我们的血》(Our Blood, 1976)也一样，尤其是《根本原因》一章。本文也一样，它在1978年发表在《异端》Heresies 上、1979 年又发表在《大报》Broadsheet 上。在1978年的女性运动中《异端》被广泛阅读。本文描述的事件发生于1977年，这事相当地臭名昭著，所以我对于生物决定论的立场 —— 我是反对它的 —— 在女性运动中广为人知。问题之一在于，这篇论文，如同本书中的其他论文一样，缺少文化上的在场 (cultural presence) ：就算知道这篇文章或提到它也算不得多有见识；也没人会因为不了解它而被数落。批评家和政治对手要诋毁一个男性作者前，通常还是会把他的已出版著作拿来细致考究一番。却没有这样的规则来保护女孩们。某个亲色情作品的「女性主义者」曾出版一篇文章，声称我反堕胎，全然不顾我数十年中在堕胎权方面的工作和在许多支持堕胎的团体中的参与。甚至没人检验过她的指控；期刊也不肯声明撤稿。一个人的已出版著作什么也算不上，一个人数年的政治生命也一样。

《异端》封面；图片来源：archive.org

译者注：《仇恨女性》(Woman Hating) 是作者 1974 年出版的处女作；《我们的血》则是 1976 年出版的作者演讲集，《根本原因》是 1975 年作者所作的演讲，收录于该书第九章；本文写于 1977 年，首次出版于 1978 年，这段导言是后加的。

出身非自良种者，在世上皆为糠秕。

希特勒《我的奋斗》

除非我们下定决心描绘出那终极的后果，否则根据种族去评价人的价值（以此向马克思主义的人人平等观念宣战），就会是头脑发昏的行为。认可血缘（即，种族之一般基础）之重要性，带来的终极后果就是：这种评价方式会用在个体的人身上。

希特勒《我的奋斗》

希特勒《我的奋斗》海报

嘘声不断。女人们向我喊着：荡妇，双性恋，她操男人 (she fucks men)。在我开口以前，我在发抖，比任何时候都害怕说话。而且，在一间有 200 个女同志姐妹的房间里，我不曾那样愤怒。「你是双性恋吗？」这群鬼之殿上空回响着尖叫，嘘声和喊声合成一个愤怒的噪声。「我是个犹太人，」我这么回答；然后，停顿一下，「还是个女同志，以及女人。」还是个胆小鬼。（说我是）犹太人就够了。在那个房间里，犹太人才是重点。在那个房间里，以一个「不」回答「你还在操男人吗？」这个问题，如同我说过的，是背叛我最深的信念。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痛恨那些强加性别服从性 (sexual conformity) 的禁止者 (proscribers)。回答这些问题，使我向那些宗教检查官们屈服，我感到羞耻。看清我自己使我羞愧：一个面对外部的强迫者奋勇战斗的人，面对自己人之中的强迫者，却毫不抵抗地屈服。

这个事件发生在 1977 年的女同志骄傲周，在纽约市举行的一场关于「作为个人政治的女同志主义」的座谈会。一个自称为女同志分离主义者 (lesbian separatist) 的人做了发言。发言中有关于男性对女性的犯罪的基本精确的陈述，然后就来了这块意识形态腐肉——这是最近在女性主义圈子中被讨论得越来越多的东西；女人和男人是不同的物种 (species) 或种族 (races)（这两个词是可以互换使用的）；男性在生物上劣于女性；男性暴力是生物上的必然；要消除这种暴力，人们必须消除物种/种族本身（那天晚上提出的手段是：发展作为可用的生育实践的单性生殖）；为了消除「男-人」这种生物性次等物种/种族，新的**超人类 **(Übermensch) 「女-人」(Womon)（由那个女同志分离主义者*自己先知般地预示了）将会拥有世俗统治权，这是她真正的生物性天命。我们只得推断，她创造的社会将会是良善的，因为她就是良善的，是生物性地良善的。在过渡阶段，最初的超级女人 (Super Womon) 不会做任何事去「鼓励」女性与男性合「做」——她不会提供任何堕胎诊所或受虐女性避难所。毕竟，她必须保存她的「能量」，这能量一滴也不能洒在这些「较弱的」女性当中，以帮助她们活过改革阶段。

译者注：这里，Womon 这个词被发明出来，以便于在 women 中去掉 men 的成分。

*注：一般来说，超级女人的意识形态和女同志分离主义是以两个教条相区别的（后者指女同志组织起政治上和/或文化上排他的女性团体）：（1）拒绝与男性有关联的任何女性，通常甚至包括生/育了男孩的女性（2）对于女性的生物优越性的绝对信念。

文章作者批评的「女同志分离主义者」即是美国激进女性主义作家 Valerie Solanas，出版过 “SCUM Manifesto” 并试图暗杀艺术家安迪·沃霍尔

观众为关于女性优越性 / 男性次等性的文章热情地鼓掌。这种主张对他们的耳朵而言如同音乐。是否有异议被掌声静音、埋葬了呢？有些回应是否仅仅是那种，我们都知道在形势最终逆转时自动产生的快感，哪怕这形势不过在想象中逆转过来，哪怕只逆转一分钟？**或者是否是失权 (powerlessness) 使我们发狂，以至于我们难以启齿地梦想着一个完美简洁、绝对有效的终极解决方案呢？**而某一个领导者某日会不会敲响那秘密之弦、给那些梦想套上缰绳，让我们自己的噩梦上下颠倒过来呢？整个历史上那些赞同了煽动性逻辑 (demagogic) 的人，你们还保有这些记忆吗，关于溅出的血液、埋葬的尸体、填满的焚化炉、受奴役的人们的萦绕着的压抑着的记忆？

在那观众中，我看见我喜欢或爱的女性，对我而言不陌生的女性，不是因为生物性而良善、而是因为想要良善而良善的女性，被席卷进表态站队的汪洋大海。我因为那些女性曾鼓掌而发声。我也因为我是一个研究过纳粹德国的犹太人而发声，而我知道，许多曾追随希特勒的德国人也想要成为良善的人，但他们发现经由生物性定义而为良善，比由行动而为良善更容易。那些经历过自身不可忍受的无权力的可怜人，变得深信不疑：他们在生物性上是那样良善，以至于他们不可能做出坏事。就像希姆莱在 1943 年说的：

我们消灭细菌 [指犹太人] 是因为我们不想要最终被细菌感染并因此而死。连一小块脓毒在此出现或建立基地我都不想看到。不论它会在哪里形成，我们都会将它烧灼消毒。总的来说，我们可以说我们为了对我们人民的爱已经实现了这一最困难的使命。而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灵魂、我们的个性不曾因此经受伤害。

所以我发声，害怕地发声。我说，我不会与一个拥护地表最恶毒的意识形态的运动合作。****正是这同一个生物决定论的意识形态，为屠杀和/或奴役任何可被命名的群体提供了授权，包含男性对女性的（屠杀和奴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个女人尖叫着）不论从任何角度看来，这都是证成了暴行的哲学。这是一个以生命自身的动量来摧毁生命的信念。

本文作者 Andrea Dworkin

在我说话的时候，辱骂以未曾减弱的强度继续着，但逐渐那些我喜欢或我爱的女性，以及其他我并不认识的女性开始公开质疑这种她们曾经为之鼓掌的哲学，以及她们自身对它的默许。在我离开的路上，我被许多女人拥抱，我带着由辱骂带来的恶心感、羞辱感离开了，情感上已被虐待压垮。时间流逝，但已经造成的暴力没有消失。已造成的暴力永不会消失。

别人告诉我，我是个性别歧视者 (sexist)。我确实相信性别之间的区别是我们最宝贵的遗产，即便这些遗产以最重要的方式造成了女性优越性。

George Gilder《性别自杀》

也许这女性智慧来自于对男性侵略之现实的顺从；它更有可能是女性知识的和音，即最终而言她是那个重要的人。结论是，虽然聪明的男人比聪明的女人更多，但良善的女人比良善的男人更多。

Steven Goldberg《父权的必然性》

作为一个类别（并不必然作为个人），我们女性可以怀孩子。根据男性霸权意识形态 (male-supremacist ideology)，我们所有的其他贡献和潜力都从此起源。如固定在基座上的蜡像一样无法移动，或如失灵的偶像一样陷入阴沟混于屎溺，我们因为我们的生物性特点是如此这般，而被赞扬或贬低。根据基因、生殖器、DNA、释放出固定模式的气味、生物电信号、荷尔蒙或任何正流行的东西，男性霸权主义者陈述他们的观点，本质上这些观点说的是我们女人在生物学上太好、太坏或太不一样，以至于除了生育和为男性提供家政服务、性服务以外不能做任何事。

这一悲惨古老主题的最新变种建立在荷尔蒙和 DNA 之上：男性在生物学上就是侵略性的；他们婴儿时期的大脑就浸泡在雄性激素当中；他们的 DNA 为了使自己不朽，让他们投身于谋杀和强奸；在女性当中，和平主义受荷尔蒙影响，对生育上瘾是分子层面的。由于在达尔文主义的术语中（这是按着男性狭窄的社会自我利益而解释的），适者生存意味着最具侵略性的人的胜利，男性正是且将永远是女性的统治者，因为他们有保护和扩张自己权威的能力。所以，「更软弱」（不那么有侵略性）的女性就会永远受男性支配。这一最适者社会统治理论将我们托付给永恒的轻视，并且把它用在种族上的时候，会唤起希特勒关于进化斗争的同一观点，但这一切不应该过度困扰我们。Edward O. Wilson 在《社会生物学：新综合》（这本书是用基因学论证屠杀的圣经）中令人欣慰地写道：「按照现有理论，强烈地有利于侵略者的种族屠杀或种族吸纳 (genosorption) 在数个世代中仅需要发生一次，以指导进化。」

我已经告诉你们 Oscar Browning 先生所持的关于你们 [女性] 是什么的低级观点了。我已经指出了过去的拿破仑和现在的墨索里尼关于你们的看法。所以，为了防止你们中的任何人向往虚幻，为了你们的利益我已经抄写下这些批评家的建议，关于勇敢地承认你们性别之限制的建议。我引用X教授的话并突出他的关于女性在智力、道德和体力上比男性低级的陈述 …… 最后的警告则是 …… John Langdon Davies 先生警告女性说「当孩子完全不再是可欲的，女性就完全不再是必须的了。」我希望你们记住这句话。

维吉尼亚·伍尔芙，《一间自己的房间》

本文作者 Andrea Dworkin

考虑到男性知识分子，以及与男性历史相结合的科学争论，人们被迫做出结论：作为类别的男性是道德笨蛋。关键问题是：**我们接受他们的世界观吗？认为道德分歧是受生物性决定的，在遗传上或荷尔蒙上或基因上（或者任何什么他们将会当作替罪羊的器官或内分泌或分子颗粒）是绝对的？**或者，我们自身对于社会剥削和不公的历史经验是否教会了我们，为了在一个公正的世界里自由活着，相比于其它观念，我们最需要摧毁这一观念的权力、尊严、效力？

最近，越来越多女性主义者宣扬一些社会的、精神的和神话的模型，这些模型是女性霸权主义的 (female-supremacist) 和 / 或母系社会的 (matriarchal)。对我而言，这种宣扬标志着她们顺从于一种基本的生物决定论的信条，这种信条支撑起了父权社会系统(male social system)。由于被扯向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基于一种独特的女性生物学中女性在道德和社会上的重要性），因着情感上和哲学上的亲缘性，被拉进一种内在于「女性原则」（这「女性原则」本质上是按男人的方式定义的）的精神尊严，女性当然没法凭着意志或冲动，抛弃一种终身的、有千百年历史的、将育儿当作那个女性独有的创造性行为的承诺；女性已经越来越试着将这一奴役我们的意识形态，转化为一个有活力的、宗教的、心理上引人入胜的女性生物潜力之仪式。这一被尝试的转化也许有着生存价值 (survival value) —— 这指的是，对于我们作为权力的生殖能力的崇拜，也许会临时止住男性霸权那抚育试管的手。**但我们付出的代价就是，我们变成了我们必须治愈的疾病的携带者。**不出意外，在古代母系社会中，男性被阉割、被屠杀献祭、被排除于权力的公共形式之外；同样不出意外的是，有些女性霸权主义者现在相信男性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低等的物种或种族。不论在何处，只要权力是可获得的，或身体上的纯正性在生物特性的基础上被视为荣耀，系统化的残暴都会渗透于社会，谋杀与残缺污染了它。我们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享受我们自己的对于生物全能性 (biological omnipotence) 的幻想，同时因男性享受他们的现实而蔑视他们，这件事对我们来说容易得令人羞愧。而这是危险的 —— 因为种族屠杀开始于 (无论多么难以置信) ：**坚信生物性区别 (biological distinction) 无可反驳地允许社会性和政治性歧视。**我们，已经被这一观念的实际后果击垮过，却仍然想要仰赖它。这比一切都更能证明 —— 悲伤的、无可反驳的证据 —— 尽管我们或男人们都懒得去相信这一点，但我们真的比男人更像男人。/

备注：

[1]  Adolf Hitler, Mein Kampf, trans. Ralph Manhei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62), p. 296.* SuperWomon’s ideology is distinguished from lesbian separatism in general (that is, lesbians organizing politically and/or culturally in exclusively female groups) by two articles of dogma: (1) a refusal to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women who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males, often including women with male children and (2) the absolute belief in the biological superiority of women.[2]  Hitler, Mein Kampf, p. 442.[3]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 Documents on Nazism l9l9-1945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75), p. 493.[4]  George Gilder, Sexual Suicide (New York: Quadrangle, 1973), v.[5]  Steven Goldberg, The Inevitability of Patriarchy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Inc., 1973), p. 228.[6]  Edward O. Wilson, 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573.

[7]  Virginia Woolf, A Room of One’s Ow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Inc., 1957), pp. 1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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