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妻多夫制在中国可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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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男多女少的性别失衡之严重，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这可能使未来数千万中国男人打光棍。这不仅极其不利于社会人口的自我维持，还可能造成一系列社会不安定因素。基于此，经济学家黄有光在网易研究院撰文建议：可以考虑允许一妻多夫制，并提到苏成捷（Matthew H. Sommer）对清代“卖妻”的研究和藏区社会长久以来的一妻多夫制，以证明这种婚姻制原本就有很长的历史和使用范围。

这个建议，说实话是非常令人惊骇的。历史上的一妻多夫制之所以能实行，都是有其深厚的社会背景的，尤其常常是一种穷人的生存策略，但如今要想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提出来，这就完全是两回事了。包括此前梁建章等人口学者的诸多建议，都给我一种印象：这些专家所着眼的都是某些宏大抽象的国家目标，他们忧国，但对“民”的尊严和个人意志考虑甚少——就像畜牧场主在谈论如何维持牛羊的种群稳定**。这其实是另一种“计划生育”。**

乍看起来，苏成捷在《作为生存策略的清代一妻多夫现象》中所写的，似乎与当下的问题不无相似：社会背景是严重的性别失衡（清代一些乡村社区有多达1/5的成年男性一直单身）；但他明白指出，这种非兄弟形式的典妻现象（“招夫养夫”）是穷人维持生计的一个迫不得已的策略，使得一对夫妻可以享有外来男子不断提供的劳力、收入及其它资源。换言之，他们可能“丢脸”，但剥削的其实是后夫。

**清代的“招夫养夫”是非法的，后夫没有法律地位，在事实上相当于入赘的家养奴仆。**这种“朋友共妻”的行为多是因男方丧失劳动能力或劳动力弱，夫妻同意招进一个男人组成家庭，要在主夫死后，后夫才能做家长。如果寡妇“转房”（嫁给已死丈夫的兄弟），在儒家看来属于不可容忍的乱伦，乃是死罪。不过，在藏区长期实施的一妻多夫制却相当不同，那是社会长期默认“正常”的，通常都属一妻多夫制的另一种形式——“兄弟共妻”。

这种一妻多夫制的逻辑迥然不同，它虽然也是谋生策略，但却是为了保全大家庭的财产完整不分割。这最初可能起源于中亚，唐代高僧慧超在《往五天竺国传》中就记载，昭武诸国“兄弟十人、五人、三人、两人共娶一妻，不许各娶一妇，恐破家计”。藏区也是如此，如定日县最多的一户竟是九兄弟共娶一妻（见《西藏岁月》）。

在这样的考虑之下，兄弟之间往往甚少妒忌、争斗，因为它强调的是彼此都要为大家庭做贡献——听起来很像“舍小家顾大家”。毫无疑问，穷人更倾向于如此，因为家产太薄，分家的结果可能是谁都活不好，几个兄弟也未必都能娶上老婆。郎瑛《七修类稿》记载明代贱民便是如此：“旧闻温州乐清近海丐户，多有弟兄合取一妻，以其易于养赡故也。”但在藏区，为了家产不分割，有时贵族也会这样，如民国时的贵族索康，30岁就做噶伦，受过良好教育，其哥哥还会流利的英语，但兄弟俩也保持一妻多夫制。

藏区的一妻多夫现象极为普遍，世所罕见。据1994年调查，藏南察雅县一妻多夫制家庭占总户数高达60-70%（《藏族妇女口述史》），而在全世界婚姻总量中，一夫一妻制占75.42%，一夫多妻制占24.28%；一妻多夫制仅占0.3%（《西南边疆研究》第六辑）。

藏区的这种现象让很多人都震惊不解。Tashi Tsering的口述史《西藏是我家》中谈到自己早年生活：“我说两个父亲是因为在西藏农村兄弟们同娶一妻是常见的。后来当我住在国外时，才发现这种婚俗对美国人，甚至对其他亚洲人，包括印度人在内，是多么的让他们感到稀奇和震惊。我从前一直没有把这种婚俗放在心里考虑过，现在也不会为之所困。……我们把这种婚俗视为一种保存家产的有效方法。”

在他的记忆中，自己的家庭很和睦：“我母亲一定很称职，因为我的两个父亲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摩擦。我们从来不担心生父是谁，我也不知道他们两个当中谁是我真正的父亲。……我想他们兄弟自己也不知道真情——谁都不管这种事。……直到目前为止，我还是不能了解为什么除了西藏人以外，其他人会觉得一妻多夫制是那么的奇怪，甚至还会讨厌那种婚制。”

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种婚姻制度安排在藏区虽然有利于保存家产，但其实却不利于人口繁衍。**光绪三十四年（1908）进藏的陶思曾就在《藏輶随记》中说藏区“鲜事实业，风俗以一妻多夫为习惯，故生齿不能滋繁，富庶之道，多觖不讲焉”。这并不只是他的个人偏见，《西藏人口的变迁》中同样强调：一妻多夫制使西藏婚配比例失调更严重，本来1958年就有9.51%的藏人当喇嘛，意味着五分之一的男人出家，再加上一妻多夫，结果是很多女性都没有生育机会，人口再生产规模自然趋向缩小，以至于人口停滞。

回顾这些不难看出，黄有光列举清代穷人“招夫养夫”和藏区一妻多夫，都无法为自己的建议提供合理性。这些以往自发的特殊婚制，着眼点都不是人口繁衍和社会安定，而是为了家计。清代的“朋友共妻”，无论在伦理还是法律上，都极难为现代人所接受，而藏区的“兄弟共妻”则借鉴意义更低，不仅因为多年独生子女政策使亲生“兄弟”本来就很少，这种权责不明的大家庭也与现代权利意识背道而驰，而且更讽刺的是，它甚至都不利于社会整体的人口增殖。既然这样，那又何必冒天下之大不韪推行它？

国内男多女少的性别比例失衡，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甚至类似“一妻多夫制”的传闻，半真半假地也说了几年了。2015年5月的中国白皮书因为婚姻法出台新规，当时就有人戏谑建议“大清可以实行一妻多夫制，这样可以避免38.86%的男性遭遇无妻烦恼这样也大大避免发生社会暴乱，减少犯罪率”。但现在居然有经济学家这样给出建议，难免让人怀疑：“你不会是认真的吧？”

想复活一妻多夫制的目的首先是为了人口增殖，如果每个人都想要后代，甚至想要多个后代，那妻子就得一直在怀孕生育的过程中流转，要这样，这些单身汉还是得去婚姻之外解决性需求。这会造成极大的社会困扰，女性无疑也会承担更重的压力和性剥削，性别歧视的受害者又为性别歧视本身买单，其结果，最终恐怕是人们更不希望生女孩子了。这就产生了一个非意图后果：本来想解决问题，最终可能加剧结构性问题本身。

当然，这也许对献议者而言，纯粹只是一个技术性假设，就好像有人嘲讽经济学者整天琢磨“杀掉一万个人GDP就能提高几个百分点”，但对社会而言，背后的伦理、法律、政治问题极为复杂纠结，巨大的代价将使它根本不具可行性，也很难成为最优解。这样的“解决方案”所带来的问题，将比它解决的问题（假如它还能解决的话）要多得多。

这也是当下一些公共政策最欠缺的地方，就像我在《权宜主义的国度》中所说的，好像它们都只图解决一时的问题，却没有长远考虑，而且对给定的前提都不加反思——在性别失衡的问题上，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难道不应该是如何消除造成这个问题的性别歧视本身吗？

男多女少，并不是病症本身，而是病症的表现。正是因为全社会的性别歧视，才造成了这样的恶果，但现在的解决思路却不去反思这一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反而试图通过更进一步歧视女性来解决，这完全是缘木求鱼。

美国记者Hedric Smith曾在《俄国人》一书中发现，1970年代的苏联虽然倡议性别平等，但女性其实仍未获得公平对待。当时仅有3%的苏联妇女认为有一个孩子最理想，但只生一个孩子的却占64%，而一个孩子也没有的妇女占17%，因为很多女性都失望地发现没有适合她们生育的社会环境。他引用了一位女作家的辛辣警句：“苏联妇女被叫去参加生产，却被剥夺了再生产。”——reproduction有“再生产”和“繁殖”的双关含义。

如果不反思这种结构性的性别歧视，那么不仅男多女少还将继续存在（且不说愈演愈烈），而且一妻多夫制的实行也将是女性的噩梦，就像有人嘲讽的，“现在女的不够了，我们必须搞个名目多次利用，让她们生养一大群孩子，伺候多个老公，照顾好几家老人，一个萝卜两头切不算啥，我们一名妇女掰成几个用”。

既想逼迫女性承担、维系社会人口再生产的功能，又不想让予权利，不许提倡女权，这样保守化的思路与新一代权利意识的高涨背道而驰，那就不要怪她们以更激烈的方式抗争。因为她们只是逐渐意识到：很多看起来是基本的、正常的权利，通过正常的途径居然无法得****到，甚至根本没有这样的“正常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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