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欧洲 BBC记者亲历各国隔离与抗疫
随着新冠病毒蔓延到欧洲大陆,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等多国政府都出台了前所未有的限制人员流动、停止交通运输、停业停产等严格措施,希望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与传染。BBC驻欧洲各国的记者们,记录了他们所在的欧洲都会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与困 …
建一个坝,不是想让它冲走自己的亲人
这是一篇迟交多年的作业
十年之前。
2010年8月5日,我的同事,《瞭望东方周刊》调查记者王立三与《南方周末》调查记者朝格图,正在东北某个新闻现场采访。
王立三常驻东北三省,听闻吉林桦甸大河水库发生了洪灾、牺牲者众、情况不明,报题获批后,背上包,赶往桦甸。朝格图得知后,也旋即赶往。
最先到的是大河水库下游第一个受灾村庄大河村。这里刚刚经历了一次“500年一遇”的洪水,全村被洗劫一空,家徒四壁。灾民赵大爷家里的牛被洪水淹死了,主人正好杀了牛充饥,也以此来“招待”王立三和朝格图。
吃完饭之后,两位记者开始沿着洪水的方向,访问各个村镇:大河村,钓鱼台屯,靠山村,常山镇,南河沿,太平庄……每个村核查死亡人数,并调查这场洪水由来。“村民和电影里对待八路军那样维护我们,和我们说真心话,替我们保密。”王立三说。
所见所闻,触目惊心。
两人统计到,洪水发生在7月28日,至少31人死亡或失踪:大河村1人、钓鱼台村5人、靠山村12人、南河沿村13人。洪水是上游的常山镇大河(小型)水库溃坝造成的,决口之后,半小时内,千万立方米洪水汹涌而下,所经村屯,水头处民房瞬间夷为平地、所有民房进水、所毁农田一望无际。
半小时内,许多家庭阴阳两隔。见到遗体时,往往是在多日后的下游杂物之中,全身肿胀不堪,有的连头发都没了。
更心痛的是,这是一场灾难,更是一场责任事故。灾难本可避免。
溃坝之前一年,这个水库被列入《全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专项规划》,获得财政资金数百万元;
溃坝之前20多天,大坝的加固和闸门设备更换工作完成;
溃坝之前10天,省气象部门发出预警,桦甸市宣布进入“主汛期”,要求各部门“立足于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切实落实各项防汛抗洪救灾措施,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抗洪救灾工作。”
溃坝之前一周,大河水库试图开闸泄洪,发现闸门系统存在缺陷。当时水库涨水到24米多,准备泄洪时,新安装的电动设备无法开启闸门,而兼容的手动摇柄根本摇不动。电话打到桦甸市,技术人员带来粗电缆,才将闸门提高到30厘米的泄洪高度,之后,大坝新安装了一套专用电缆。
不过,最终,大坝还是因为无法提起闸门泄洪而崩溃。
王立三与朝格图,沿着洪水冲过的地方,一步步探问着。
他们得到两个方向的消息。
一方面,7月31日,桦甸市委将常山镇党委书记潘学举、副镇长宿阔、镇水管站站长钱玉民免职,原因是:潘学举因身体不适应指挥抗洪救灾,宿阔、钱玉民因抗洪救灾中严重失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网站的说明将洪水更多地归因于“普降暴雨”,对没有提闸泄洪避而不谈,灾民认为这是夸大天灾。同样遭遇水灾,同属于桦甸市,拥有9座重点水库和大塘坝的桦树乡,没有一个人被淹死。因为当地领导和铲车守在大坝上,发现水库水太大泄不了洪时,立即用配备的钩机挖闸泄洪。
当王立三与朝格图走到靠山村一个灾民家时,灾民怒不可遏:“人都死了,记者采访还有什么用!”因为声音太大,引起了村里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注意。
王、朝两人想甩掉这个盯梢的人,就到主路上准备拦车离开。不过,一辆警车先行赶到。三名警察要求查两人的证件,两人不想暴露记者身份,不愿出示。
朝格图:“我们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也没做任何犯法的事,我们有权利在自己国土里走动吧?”警察:“刚才有村民报警,说你们形迹可疑。”朝格图:“你们依据什么要查我们?”警察说,根据治安管理条例、刑事诉讼法,警察有权看别人的证件。朝格图反问:请问是哪条哪款?警察一时语塞。
僵持几十分钟后,第二辆警车赶到,说已经有证据可以抓人。又僵持一阵,一位警察接到电话后,两辆警车掉头走了。
两人拦了一辆救灾车,搭到常山镇,采访之后,到一个小饭馆小包间,点了两个小菜准备吃饭。菜还没有上,一位干部(当地宣传部副部长)进到小包间,然后又出去,带了十名左右警察。
再进小包间,警察不由分说,将王立三、朝格图反剪双手。“我们反复挣扎,他们越拧越紧。”一路押往常山镇派出所。出店门时,王立三见点的菜开始上了,说,“那你们让我把菜钱结了吧。”“这个你不要管。”其中一人说。
警察看了王立三的个人身份证,骂道:“你是哈尔滨的,哈尔滨的还牛逼,牛逼个啥?”进了派出所一个房间,警察开始搜查两人。王立三想护住背包(里面有录音笔和手机),被推到凳子上,折断了凳子。朝格图见包里的采访本被拿出来,着急了,“别动我们的东西”,被押着顶到了墙壁上。
从两人随身的工作证、记者证、身份证、介绍信,警察和宣传部干部确认了他们的身份,拿走了王立三的录音笔、手机,并拿来一根数据线,调阅手机内信息。
在厕所,王立三试图和跟着的警察说两句话,警察骂道:“*你妈,别磨唧”。
僵持两个小时后,王立三给吉林宣传部有关负责人打了电话,进行沟通。两人的单位领导也分别迅速与当地沟通。桦甸宣传部负责人接到上级电话后,表示两人可以走了。“这只是一个误会。”
现场负责人向王立三、朝格图道歉,但两人并未接受。王立三还记得那个“道歉”:“他们毫无诚意,说什么‘我向你们道歉好吧,你们记者是爹好吧,我们这里是灾区,你们记者还来添乱。’”
两人离开了派出所。王立三的录音笔里原来有16段录音,拿回来时,他看了一眼,仍然还有16段录音,就不以为意。直到回到休息的地方,打开录音笔声音,却是“爱得深呀爱得真,这段情无悔……”原来,采访录音已经被替换成为田震的《水姻缘》等歌曲。
听着歌,朝格图把自己的嗓音弄得尖细,跟着哼唱。王立三不禁苦笑,笑弯了腰。
“和他们讲法律,他们就开始耍流氓。”朝格图说。
两人买了两袋面粉,再次返回吃牛肉的村民家,作为回赠。随后离开桦甸。
2010年,朝格图在玉门(王轶庶摄,图自公众号“清风录全集”)
次日,8月7日,桦甸市宣布成立由当地纪委、公安等部门以及吉林省水利专家等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大河水库溃坝的真相进行调查,“将给受灾群众一个交代”。
后来,《瞭望东方周刊》刊发了王立三的报道《吉林桦甸溃坝之痛》;而朝格图写的《常山溃坝:一次彻底的防汛失败》未能在《南方周末》发表。
离开桦甸后不久,朝格图与另一位记者朋友孙旭阳到河南采访。采访中,他一直怏怏不快,并告诉孙说,自己的抑郁症可能发作了,很难受。“我被反剪着按倒,第一次发现自己这么无能。”
孙旭阳说:“你无能什么,你又不是散打冠军,就一个小记者,打不过警察有啥无能的。”
朝格图对报社的“不仗义”也很窝心。本来,对桦甸受辱经历最好的回应,就是披露他采集到的真相。然而,虽然朝格图再三要求,稿子一直无法上版。他又提议在网站上发个电子版,也被搪塞虚应了过去。孙旭阳回忆当时见到的朝格图时说:“这让他开始怀疑工作和生活的价值。他一直找不到可以平复自己屈辱感的答案。”(朝格图的桦甸特稿,见《难友朝格图》)“那些敏感又有些骄傲的记者,踏遍千山万水,写遍民生国计,职业带来的那点荣耀,其实脆弱得可怜,一个乡村派出所协警的擒拿,就足以让他们跌入尘埃。”(见孙旭阳《朝格图的河南往事》)
在桦甸的遭遇,成为朝格图的一个心结。他一直很自责,认为对不住灾民们。五年后,2015年夏,王立三与朝格图最后一次相聚时,朝格图还说:“我们吃了他们的牛肉啊!”
那次小聚人不少,我恰好也在。此前,我已经离开了《瞭望东方周刊》,辗转参与“无界传媒”的创办。已经不得不从《南方周末》辞职的朝格图,在休息近两年之后,给无界发来了简历。
年初,有一天,我打电话给朝格图:“呐,怎么还没来上班?”
拿起电话时,想起他上一次和我见面时的一句话:“十年媒体生涯,尤有写字冲动。”在当时,老记者们被新媒体冲击得哀鸿遍野,环境又是那么冷若寒噤噤若寒蝉。这句话,包裹着一个老兵的冲动与好奇心,让我心生欢喜和敬意。我们团队不少人知道,多年来朝格图一直在与抑郁症抗争;也知道,某些抬着理想主义旗号的“领导”冷血地放弃了多年奉献热血的他。但经周边了解和评估之后,我们想,现在他已经恢复了,做自己热爱的工作更能帮助他。同气相求,同声相应,来吧。
朝格图电话中说:“哈哈,我以为大无界不要我了呢。”原来,当时HR衔接中出现了疏漏,导致他一直没有接到HR电话。我连忙去催。再次在朝阳门泛利大厦见面时,我和朝格图拥抱了一下。这是我和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拥抱。
2015年8月13日,重新出山数月之后,朝格图终于没有扛过抑郁症,在居住的小区跳楼自尽,结束了10年调查记者生涯。时年36岁。
那晚,我一直坐在泛利大厦8楼的会议室写短短的讣告,翻看着他过往十年的一篇篇作品,眼泪慢慢流出。以前,我写文章时总是保持常人难有的冷静,自从那天之后,我写作时常常不由自主流下泪来。
朝格图人缘很好,数百名北京媒体记者赶到北京东郊殡仪馆参加追悼会。这是我从未见过的媒体界场景。气氛很特别,我感觉,我们既在告别朝格图,也在告别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什么。
桦甸遭遇,并不是朝格图离世的直接原因,但一定是他记者生涯念念不忘的一个遗憾,而且对他触动很大。有一次他反过来开导一直坚持在一线的王立三:“想想(桦甸)那事算个屁呀,但有时候,那些想法在脑子里停不下来。”
朝格图(图自公众号“清风录全集”)
十年之后。
2020年4月18日,河南原阳县一个小区外堆放的土方中,陆续发现4名5至11岁儿童遗体。
这一度引起我震惊。难道是又有变态杀童狂魔出现?在同一时间,我恰好接到来自甘肃一位朋友的电话,他告诉我说,他的侄儿、侄女两个孩子,以及他的嫂子,被人残忍杀害,烧死后,埋在了沙漠之中。警方刚刚才找到遗体。(这个事情还没有媒体报道,我也还没有时间写作)
随后的调查排除了这个可能。当地联合调查组初步判断,事故中的4名儿童“从围挡的豁口钻入的可能性较大,有可能是在卸土下方玩耍时被土方压埋”。建筑工程负责人、挖掘车司机等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犯罪的8名嫌疑人被刑事拘留;又因为项目被发现没有建筑施工许可,属违法施工,原阳县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和安全股股长被免职。该县还启动了对县城管局党组书记、局长的问责程序。
这个免职安排,一如当年桦甸。
4月21日下午,上游新闻、红星新闻、新京报三家媒体记者在原阳县一处陵园的路口,被十多名不明身份的人拦住。上游新闻记者在拍摄时被多人强行控制,手机被抢走;红星新闻记者被暴力推搡、殴打,正在拍摄的手机也被抢走,衣服被撕烂、眼镜被踩毁;新京报记者被推搡、阻挡并被反扣手臂、掐脖子。“你再说一句,我就扇你……”
现场有至少一名原阳县政府工作人员在场,但并未上前制止。一名女工作人员说:“没有政府的允许,不能进去采访。你们为个采访,值得吗?”
图自当事记者
后来,手机由当地县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用一个牛皮纸袋包装后归还,但却被刷机,内容被清空,连手机通讯录都没了。
红星新闻记者手机被刷机
记者问:“手机是谁送给你们的?”
该副部长说:不认识。
“殴打记者的人是谁?为什么拦阻记者?”
“不清楚。”
“为什么把手机刷机?”
“不清楚。”
“接下来将怎么办?”副部长说将展开调查,但对于如何调查,又沉默了。当事记者表示,“他们过来只是给我们说了道歉,但是因为什么事情道歉,他们没有说”。
打人现场的嫌疑人(视频截图)
此前,这位“一问三不知”的副部长说,打人的是死者家属,但当天就遭到记者否认,因为到那里采访恰恰是经过家属们同意的,记者们和家属们也从未发生过冲突。当晚,河南新乡市委书记张国伟就记者被打事件表示:“一定彻查,万一有人触犯了法律,依法办事。”
此后,当地通报说,“视频中的9人都是原兴办事处工作人员,他们按照统一工作安排成立了三个专班,起工作职责是帮助家属料理后事,并持续对三个家庭进行帮扶,同事协助心理疏导师对家属进行心理安抚。”
这样一群动手打记者的凶狠之人,却在做死者家属的“心理安抚”工作。更接近于事实的恐怕是心理吓唬。
原阳故事,一如桦甸往事重演。十年之前与十年之后,故事之所以如此重叠,如此没有新意,是因为我们很多地方一直在复制类似的思维模式:遇到什么事情,不管大小,不惜代价,先把盖子捂住;问题还没有解决,先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这种思维模式的特征是前现代、非文明。盖子终究是捂不住的,用十个谎言掩盖一个谎言,只会带来更糟糕的局面。尴尬在于,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但又往往只计利害不问是非,到最后,连眼前利害都计算不清。在这个文明不断进步的时代,因为这样的思维模式和利害计算,一个本来可以坦然公开的小事件,往往折腾成翻江倒海的大事件。
十年之前,王立三记者的录音笔被用同等数量歌曲替换;十年之后,记者们的手机被直接刷机到空白一片。今天的记者们,失去了把自己的腰笑弯的机会。
不知道这是进步还是退步。
“岂有文章倾社稷, 从来佞幸覆乾坤。巫咸遍地逢冤狱, 上帝遥天不忍闻。”十年前的桦甸和十年后的原阳,这些事情绝非记者个人一己私事,而是一次“实事求是”集体共识的崩塌。想想最近以来我们的经历。如果不是一开始就动用强力去捂盖子,如果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我们今天面对的许多事情都会有大大的不同,所遭遇的损失也不会如此之大。
没有谁是一座孤岛,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为真相蒙尘而默默埋单。
朝格图在那篇未能见报的桦甸报道中结尾一段写道:“不必依赖数据、防汛指挥的专业知识,村民们仅仅需要常识就可以判断,这是一次彻底的防汛失败。在水患并不严重的东北,它的深层原因或许是多重的,不过许长友看来,将三个阀门提更高并不困难,‘建一个坝,不是想让它冲走自己的亲人。’”
这样一个特稿结尾,可谓完美。
只不过,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对于记者个人,来自原阳现场的那一句“为个采访,值得吗?”是灵魂一问。我也经常被人问起,“呦呦鹿鸣怼天怼天怼空气,图个啥?”
朝格图离世后,一位同行如是感慨:“我不禁假想,虽然这是一种病,但如果朝格图不读北大,不读哲学,或不从事新闻,不去执著的思考和追逐生活和世界的真相,会不会是另外一种人生呢?”
朝格图本科毕业于四川大学哲学系,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对哲学有研究。他有一篇旧文《焊接断裂的传统与剧变的社会》:“呈现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镜像中,偶像的黄昏不断来临。……孔家店被毁的同时,人们心中最重要的部分已经断裂。每个人心里都残留着一个废墟,跟这个时代的一样大。”
2016年,一些同行朋友建了一个公众号“清风录全集”,发布了几十篇回忆朝格图的文章,我也被组织者点到,但一直没有写。加缪在《西西弗神话》开篇就劈头一句:“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而我,不仅对抑郁症一无所知,对哲学也是一知半解。所以,总觉得有什么拦着我。
2016年,我在“清风录全集”结语篇留言(第二条)
今天写作本文,是一篇迟到的作业。
我想,我之所以可以写了,一是因为看到原阳事件中还有那么多记者(红星新闻、上游新闻、新京报)坚持在现场,十年之后,薪火不绝,倍感振奋;二是因为看到记者被打之后社会各界奋起抨击,少有的团结与共识,倍感欣慰;三是,对前面这段话有了一个答案,并努力以此实践经年:
确实,“每个人心里都残留着一个废墟”,而且,“跟这个时代的一样大”,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才需要我们日拱一卒,去重建它。我们的骄傲要彼此支撑,但首先要有骄傲;我们的温情要互相传递,但首先要有温情;我们会被废墟上的石头打到,会被控制废墟的流氓禽兽按倒,只要我们护住心中的那团火,周围就仍然有光;每一个至暗时刻,都是光明的开始;这个世界,仍然有无数种可能性,唯有“用尽全力”一以贯之。
每一次拱卒,都有难以估量的价值,因为它意味着草蛇灰线,不绝如缕。一年前,我在呦呦鹿鸣写了一篇答问自述《理想再温和,也是理想》,在此引用结尾如下:
“我依然没有‘改变我所不愿的世界’,没有实现少年时那个支撑我的理想,也依然不富裕,我只是,与自己和解了。如果理想主义者是被世人永远嘲笑的那一类人,我愿意永远被嘲笑下去。人们终将发现:即便卑微如蝼蚁,日拱一卒也是莫大的力量;即便身处铁屋暗室,心中亦可光明如日月之炳炳。”
“图什么?”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值得吗?”值得。
20200423,呦呦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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