撬门开灯事件处置，透着一股熟悉的诈伪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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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同这地方，确实大不同。

以今年正月初六为界，此前大家过的是“中国年”，此后过的乃是“大同年”。

撬门开灯事件，在网上持续霸屏，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一个城市，以及其辖区内的一座古城，以这种形式和姿态走红，不能不佩服他们“造”的能力。

到眼下为止，当地官方对撬门开灯事件的处置，搞法很是特别，非“大不同”的地方，一般搞不出这种效果——当然这是步臭棋，招致舆论更大的怒火。

“撬门开灯”被热议后，一方面大同平城区古城街道发布致歉信。

说是致歉，却对事件的违法性质避而不谈，对此举给商户造成的影响未置一词，亦未见有任何追责处理，更未触及事件背后的深层次问题。

这样的道歉，与其说是反思自省，不如说是对舆论的敷衍应付。

另一方面，尽管被舆论搞得灰头土脸，大同日报却几乎在同时刊发报道《这个春节，山西大同实力出圈》，特意强调“以大同古城为中心”的春节文化盛景，这颇具讽刺意味。

紧接着，大同日报又在头版发文《彩灯商铺扮靓夜大同，拉满古城春节氛围感》，同日大同市政府官网转发此文。

如此一来，撬门开灯事件就呈现一体两面：你们指指点点说不好，我们则要说好得很。

罪己责躬，却言行不一，只不过成了摆脱危机、掩饰问题、推卸责认的手段。

这种处置重要现实问题、应对重大舆论危机的套路，让人嗅到一种熟悉的的配方、一股熟悉的味道。

这无论如何不能不让人想起十多年前，时任大同市长耿彦波的“立碑罪己”，因为其是“一体两面”的最经典范式。

当年耿彦波在大同古城大拆大建、拆真建假，被国家层面公开点名批评警告。

舆论重压之下的耿氏，遂在华严寺普光明殿南侧立起一座警示碑，碑文由耿亲自撰写。

耿在碑文中承认，“擅自开工修建，乃严重违法之乱为”；“未经专家论证，缺乏历史考古依据，乃违背科学之蛮干”；“建筑体量、密度过大、过高，对国保单位形成干预影响，乃错误理念之恶果”。

其中最为核心的一句是：“鉴于其投资浩大，影响恶劣，故暂为保留。”

你看看，错得捶胸顿足，悔得涕泗横流，但若是要停工、要改正、要拆除，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事。

令人喷饭的是，在这块石碑的另一面，则镌刻着耿彦波撰文的《重修华严寺碑记》。

碑文盛赞“修葺后之华严寺，重现西京之隆盛，金碧严丽，焕乎如新，佛寺葱茏，蔚为壮观。盛世修庙，功在不朽，立石铭记，以鉴后人。”

貌似恳切地罪己责躬，却毫无畏惧悔过之心，只是自负地向民众和舆论开出一张空头支票，错了也要硬干到底。

十多年前的拆真建假，十多年后的撬门开灯，在处置应对上的思路和做法，何止异曲同工，简直如出一辙。

这种源自于传统罪己诏的道歉，等同于一种道德感召，最后给人一种很高的价值期待，构成一种意图伦理。

他们最擅长的，就是以道德意图伦理，压倒责任伦理。

这种道歉文化，没有固定的道歉对象，没有具体的责任意识，只有非常高端的伦理动机，让你感动和钦佩，最后则要让你敬畏不已。

无论现实的状况怎样，造成的恶劣影响如何，只要表面认错道歉了，只要道德动机还在，任何后果都无足轻重；一旦官员的道德意图得以呈现，一切都会变好，坏事就能变成好事。

“罪己”变成了 “罪它”，将罪错归咎于外界的不了解、不支持。这哪是“罪己”的人在忏悔，分明是官方对外界舆论的睥睨和训斥。

这即便不说是政治骗术，也是一种诈伪之气。它在大同是有历史的，肇始于耿大人，传承于今日，生命力甚是顽强。

《吕氏春秋》有言，“诈伪之道，虽今偷可，后将无复，非长术也”。

作为省内第二大城市，大同各方面基础和条件都不差，GDP总量却长期在全省11个地市排名第八。或许原因很多，但你能否认这种局面，与当地的官风民风毫无干系么？

包括耿同志竭泽而渔，花费几百亿改建的大同“人造古城”，一些人念兹在兹，硬说此举成功实现了大同经济转型，进而把耿同志捧上天、吹成神。

而那座拆真建假的古城，如今却沦落到这份上，逼迫百姓过年开灯亮化，才能营造繁盛勃兴幻象。

有样学样，以诈伪为荣光，还自以为得计，它能真正发展起来才是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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