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之外,县城中学里“被剩下的孩子”
2019年到2022年,林小英带着学生辗转在东部、中部、西部不同县域的学校做调研,试图厘清一个困扰她多年的问题:为什么在社会高速发展、信息越来越通畅、机会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县里的学生反而感觉越来越跟不上趟? 她的发现掀开了县域教育残酷现实的 …
今年九月,我去大凉山找一个不幸的小女孩,她七月才过14岁生日,十几天后被性侵,案发地是东莞的工厂宿舍。追究工厂和中介的责任很难,中介只是给她“争取”到一个月工资,1800块钱。她去打工是为了赚学费。她在东莞只住了一天院,伤还没好,因为医药费昂贵,她被家人带回了大凉山。现在她不能上体育课,伤处每天需要清洁和护理,但她寄宿的学校连洗澡的条件也没有。县城的医生建议手术,但得等到20岁。
我和律师见到了小女孩的母亲。正是苞谷收获的季节,她很早起床,去地里收苞谷,中午再去一家茶楼做保洁,夜里十二点才下班。她说丈夫因为贩毒已经入狱12年,刑期还没满。她和丈夫的父母、弟弟一起生活,五六年前借钱在县城买了房,才从山上搬下来。她动作拘谨,凑近了才能听清她的普通话。她不敢让我们去家里,怕邻居看到。换了三个地方,我们才在一家餐馆的包厢坐下。
这位母亲没上过一天学,除了数字全不认识,也不知道自己的出生年月,只说自己好像是1988年的。她有三个孩子,大女儿17岁,才读到初三,查出肺结核后休学,现在也在东莞打工。
我们的交流并不顺畅,我们想帮帮这不幸的一家人,但是眼前的母亲对家里的事情没有发言权,凡事要问她哥哥的意见。她的哥哥到场后,她就不敢再说什么。男人坐下之后没有动过筷子,不愿交流,好像只是审视我们。
罪犯一家更是无赖。他的家里人不仅不愿赔偿,还说宁可留着钱,等他出狱再买女人结婚。律师说,碰到这种情况,赔偿可能只有3万。
因为担忧名声受损,小女孩的家人决定尽量封闭消息,不愿向外求助。这位唯一愿意沟通的母亲也退缩了,本来约我第二天再单聊,但最终没出现。她只是发来了很多条语音,边说边哭。
律师先走了,我等了两天,也只能走。我坐了高铁,决定去西昌看看。
// 女孩们坐在公路的缺口。
西昌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正在发展旅游业。古城的居民迁走了,跟其他地方一样,人们抱怨着房价。
在西昌,我联系上一位本地导游,他叫阿杰,常接待来大凉山采风的摄影师。我请他带我去山里看看。他决定带我去美姑县,那是他的老家,一个典型的彝族聚居县,距离西昌171公里。
到了美姑县城,我们要翻过一座山,去找他的堂妹,惹尼,她今年17岁,刚生了一个孩子。
阴天,山掩盖在雾里。远处什么都看不清楚,近处是玉米地,灰墙,蹲在路边的孩子。披着化肥袋打着红伞的放羊人。背着小孩的妇女。马。一直是这样,玉米地,屋顶,树,山,永恒的四重组合。松树插进云雾,偶尔露出几根树枝。
// 雾里的妇人和她背上的孩子。
远处模糊,近处清晰,几个小时里,我们不断穿行在模糊与清晰之间。
阿杰突然告诉我,再往前,就是地球的边缘。
我在网上搜到,这是《中国国家地理》对龙头山大断崖的称呼,这里有几乎垂直于地面的断崖,落差上千米,一个危险、壮阔、尽头一般的地方。
但在没有边际的雾色里,我什么看都不清。我意识到,惹尼住在比地球边缘还要遥远的地方。仿佛我永远也抵达不了。在那时,我开始想象她,想象她的脸庞,她的村庄。但想象落入了虚空,因为那是一种我们从未去过的生活。
我们越过地球边缘,车子继续向前。
前行的道路被一大片苞谷地和另一座山截断,我们终于到了惹尼的家。
我看到她从鸡棚和房屋间的泥路走了出来。九月中旬,这里的天气已经很冷了。她穿着一件黑色的棉服,但为了方便喂奶,里面穿一件白色的短袖。我惊讶于她脸上的笑容和稚气。
// 惹尼的家后方。
我们走进屋里,房子是新建的,客厅很大,放着一张上下铺的床,一个电视柜,几袋子苞谷粉和大酒桶,但没有能坐的地方。她从厨房拎来两个写着花好月圆的塑料圆凳,我们坐了下来,离得很近,膝盖碰着膝盖。她似乎很开心有人来看她,也没什么防备,很快地和我说起话来。
“一点都不好玩,都后悔了”,她说起她的生活,天真而直接。这里的农活远比娘家的繁重。她也还没交到什么朋友。她对我这个陌生人的来处很感兴趣,她用手指轻轻揪我的裤子,低着头说,北京啊,那么远的一个地方。她从来没有离开过凉山州,但她渴望着外面的世界。她的孩子才一个多月,她打算等孩子长大就去外面打工。一岁多的时候应该算长大了吧,她想。
公婆在外头干活,丈夫也不在家,但惹尼还是把声音放得很低,她说,现在的生活就是这样了。
我们交谈的时候,有一个小男孩沉默地发出很多声响。他是惹尼丈夫的亲弟弟,9岁,现在村里的学校老师都走了,他也就没有去上学。他刷手机看短视频。从厨房里拿出一把菜刀砍铅笔。展示他的所有玩具车。撕下课本页,折成纸飞机在我们面前飞来飞去。泡玉米糊在电视柜上吃,脸在几年没开过的电视屏幕上印出倒影。晴天穿着雨衣散步。给我们从外面带来了向日葵,抠出瓜子。和他相似的孩子很多,他们分布在村庄的道路上,鸡棚里,柴火堆下,漫步的鸡和狗旁边。
// 九岁的男孩换上了雨衣和雨靴,在阳光下散步。
两年前,惹尼嫁到这里,比她的娘家偏远许多。当时她还没读完初三,家里定了婚期,她只好退学。在凉山,很多人在成年之前就有媒婆找上门。相亲那天,双方第一次见面,即便一句话没说,家里也会订下婚期。惹尼还算好,结婚之前,她和丈夫算是谈了几个月恋爱。丈夫是舅舅的儿子。彩礼钱已经给了父母,等着弟弟们结婚用。如果女方提离婚,要归还双倍的彩礼。
“在这里,什么都没有属于我的。在娘家也没有了呀。女人嫁人的话就没有家了。”她说。
生小孩前的一个月,惹尼搬到主房外的小房子。小房子是砖头搭建的,有些地方还漏光漏风。她拿纸巾袋子塞住墙上的一处窟窿。从主房里牵出一根电线垂在她的床头,灯泡刺眼,她用一个塑料袋包起来,落了厚厚一层灰。所有的家具只是一张床,床板躺下能感觉到凹凸不平。
公婆收了土豆,挑出准备喂猪的,堆在这间砖房另一侧,已经发芽发臭了。惹尼现在带着孩子睡在这里。她主要的家当是衣服,没有衣柜,就挂在一根绳子上。孩子的尿不湿堆在地上的塑料袋里。砖房潮湿,袜子冰凉,摸起来像湿的。地面是水泥的,扫地时,土豆带来的泥土会扬起来。
她所在的地方位于村庄的最高处,再往上走就是山了。她很想带我去山里走走,但没有人可以帮忙照顾孩子。她决定让她的丈夫带我出去。在她不断地发消息催促后,她的丈夫终于从台球厅回来了。我们一起上山,他捻下一根草叼在嘴里。他比惹尼大两岁,他不认为和惹尼是恋爱结婚,只说是相亲。他是个观念传统的年轻男人,娶妻的彩礼钱是父母给的,妻子生育后,带孩子也是女人的事。成为父亲没有让他的生活发生什么变化,在村里的日子无所事事,最常去打台球,有时到了凌晨四点才回来。他等过完彝族新年就要出去打工,惹尼会一直留在这里。
// 村庄图景。
那天傍晚,阿杰先走了。我决定住下,打算在惹尼的小房子里过夜。
床太小,我侧着身躺。她变得有些不安,每过一会儿,孩子就会哭,惹尼喂奶。有孩子后,她没有一天能睡好。她安抚孩子的办法就是喂奶。但这也让她感到焦虑,频繁喂奶会让孩子撑坏肚子。她让我在网上搜索,如何判断孩子吃饱、如何判断孩子拉稀……没有人教过她如何当母亲。
她一边喂着,一边劝说我去主房里睡觉,这是一种关切,我只好去。主房里,两个卧室和客厅的天花板都是相通的,一晚上,我听到手机播放短视频的声音、不知是谁发出的呼噜声、说话和咳嗽的声音。我理解了她为什么想要搬去外面的小砖房,她想要有自己的空间,也因为她和这家人相处得不算好。
“说不上来”,她不知道该如何讲述眼前的生活,更多的是茫然地面对:生育的疼痛(不敢再生了,太疼了),沉重的农活(早上起来有荞麦的时候割荞麦,我现在割完了,土豆也挖完了,现在等玉米可以收了),未来(我想快点让我儿子长大,然后出去挣钱,想去外面闯一闯),家人(婆婆心很黑的,公公好一点。我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人?)
阿杰那天带了之前的客人寄给他的闲置衣服,他给了惹尼一包,我帮她扛回屋里。我从那些衣服里闻到了一股尘封衣柜的香味。她抱着孩子,我从袋子里拿出一件衣服,在她面前摆正给她看,她说,不错。我又拿出下一件,她说,不错。我们看完了几十件衣服,堆在了她的床尾,她十分高兴。她的婆婆在旁边拿着一件黑色的毛外套,左看右看,又摸了摸。但惹尼没说可以给她,她又放了回去。她的婆婆是一个黑瘦的妇女,脸上皱纹很深,缺了几颗牙齿,头上盘着一条头巾。她不会说普通话,我看到她的时候一直在沉默地干活,放猪,打豆子,在山上耕地,煮饭,没有停下来。
// 被雾笼罩的院子。
第二天,趁着出太阳,惹尼想给孩子洗个澡,自己也洗个头。他们快十天没洗澡了。虽然政府扶贫修了房子,但当地没有修厕所和浴室的习惯,也还是在野地里上厕所。我刚来这里的时候,请惹尼带我去厕所。她带我到一户人家门口,说这个屋没人住,就在这里上吧。我问她,你之前怀孕大着肚子怎么办的?她说,还是这样上。有个外嫁过来的女人和我说,她刚来这里的时候,白天就憋着,只敢摸着黑出门。如果方便时遇到了别人,赶紧提上裤子跑。但人很快就习惯了。
这一天,惹尼还是决定,先不洗了。她担心孩子再受凉。村里没有医生,去县城不容易。她自己做不了主。上次,孩子感冒快一个星期公婆才决定带他去县里,在医院输液了9天,孩子的手背上留了淤青。
我自己出门去,在路边坐下后,有人从身后拍了拍我。是惹尼的邻居,一个来自缅甸的女人。她叫瑞玛,今年28岁,穿一身迷彩。她皮肤晒得黑,眼神和牙齿明亮。她背着背篓,准备和婆婆去摘苞谷。我跟上她们。瑞玛的丈夫和惹尼的丈夫是堂兄弟。为了守住土地,这两家人是少数留在村里的。山坡上的农田是人赶着黄牛一行行耕出来的。大部分村民搬去了镇上。
// 瑞玛在苞谷地。
瑞玛的普通话说得已经很流利了。她2017年从缅甸去广东河源打工,认识了后来的丈夫。他说老家很好,但来了之后她才发现上当了。这里比她之前的生活还差得多。她想过逃走,但没有手机,现在,她陆续生了三个孩子,一个4岁,一个3岁,最小的只有8个月。她狠不下心离开了。
苞谷长得比瑞玛高,她费力摘,装满背篓。她说之前还背不动这么多。回家放下背篓,她又扛起铁锤,要上山去找丈夫,给胡萝卜地围栅栏。她有做不完的农活,有时候午饭就啃一个生洋葱。
她的护照和证件落在广东,在这里也没落户,现在是个没有身份证明的人。她哪也去不了。
生第一个孩子时,她用丈夫的身份证住院,后面两次不行,快到临产期她就自己去镇上住,一个人待产,自己接生,前后两次,剪断孩子脐带的是同一把剪刀。她说那剪刀就是裁缝店的那种。
后来,我回到北京开始帮瑞玛找一些过冬的衣服寄给她。她觉得提出这个请求很不好意思,但婆家不愿意给她和孩子花钱,她自己也没有任何收入。我看到她发了一些短视频,视频里她穿着迷彩服背着大背篓,系统自动识别成了“军训教官”。她的平台名字叫做“缅甸佤族”,这是她的身份认同。她也常在朋友圈诉说自己思念父母,以及愧疚,没有办法在身边照顾他们。她写下,“生活真的很折磨我”。
// 瑞玛在山里劳作。
那天,和瑞玛告别后,我回到惹尼的房间,她还在坐在塑料圆凳上,抱着孩子,时间好像停了。
你说我是不是运气不好?她问我。
我说,你还年轻。这大概是所有答案中最愚蠢的一个。越是年轻,这样的生活才更看不见尽头。
我想起来惹尼家的路上,阿杰说,惹尼未来的生活只会更复杂。有了第一个孩子,很快她就会有第二个,后面背一个,前面抱一个,在地里干活。就跟这个地方的其他女人一样。
// 村庄里偶遇的老人和小孩。
什么时候才到26号?惹尼又问我。她一直数着可以回娘家探亲的日子。我说再过三天。
她说,今天还这么长。
她说,那明天又太长了。
她说,怎么还有大后天?
砖房门口面对着鸡棚。孩子睡觉时,公鸡叫个不停。惹尼忍耐着,只是小声抱怨。后来公鸡又刺耳地叫了一声,她才终于起身,走到房间一头,捡起一个土豆,大步地跨出门,扔到公鸡身上。鸡逃走了,这才安静下来。
回到屋里,她对我说,你走了我又一个人了。
// 惹尼坐在矮凳上,抱着孩子看向门外,旁边是土豆。一只鸡从她的小屋门口走过。
04
惹所
因为暴雨,山体压在马路上。离开惹尼家后,我们绕道昭觉县,隔天去了惹所那儿。惹所是惹尼的亲姐姐,今年19岁。
因为惹所在山上放牛,手机没信号,我们迟了一会儿才联系上她。她戴着一顶写着Nike的白色帽子,衣服宽松,印着英文字母,看起来很时尚,但上面沾着泥土。我们提着行李箱往家里去,爬坡,走泥路。比起惹尼嫁去的地方,这里没有那么偏远,离美姑县城和她们的娘家更近一些。
家里有四个女人,惹所,丈夫的妈妈和姐妹。出嫁的姐姐背着一个婴孩回来帮忙收苞谷。周末,读初中的妹妹从县城里的学校回来。男人都出去打工了,女人们成为农活的主要劳动力。
// 一只放养的黑猪走过家门口。
傍晚,惹所和婆婆去拔猪草。惹所背一个蓝色的塑料筐,上面贴着一个喜字。腋下夹着一把镰刀,轻车熟路。我们路过几匹被拴着的马和牛。一大群羊从山坡上被赶下来。猪草长在一片萝卜田里,一股清苦的味道。她一直低着头拔猪草,弯下身子时露出腰后面的一大片肌肤。
惹所告诉我,惹尼想离婚,因为婆婆对她很差。我有些惊讶,我知道惹尼在找机会离开那里,但不知道离婚的想法已经出现在她心里。相比起惹尼,惹所幸运些,她的婆婆对她还算好,我看到她们会一起说笑。但我问她,喜欢自己的丈夫吗?她说,喜欢什么呀。他们是相亲认识的,很快就结婚。她并不了解他,结婚之后,他们的交流也不多,她不知道丈夫在外面做什么工作。
夜里起火,装着鸡汤的大铁盆和饭碗放在地上,我们坐在塑料圆凳上,一人拿一把勺子舀着吃。他们没有使用餐桌的习惯。鸡是刚杀的,我在惹尼家也喝过一样的汤,这是彝族人招待客人的方式。
天完全黑之前,门口一地的玉米叶在黑暗中闪闪发光。夜里不到9点,我们已经躺在了床上,刷着短视频准备入睡。两只灰色的猫从屋檐上跳下来,在地上觅食。惹所在看一个名为“xx心已死”的女人直播。姐姐的孩子哭了起来。我去屋外的泥地上厕所,比任何时候都更放松,眼前的村子一盏灯也没有,世界陷入了完全的黑暗。
明天,惹所想和我一起去美姑县城,然后回家,等惹尼回来探亲。她很担心婆婆不让她走。
那天夜里,她在被窝里哭了几个小时,在第二天六点的时候,叫醒了我。她已经陷入了担忧里。一旦被婆婆拒绝,她就走不了。她不敢跟婆婆开口说要走,让我去说。但我和她的婆婆因为语言的障碍无法对话。她只好自己提出了这个请求。婆婆答应了,但让她明天就得回来。
惹所要换衣服,让我在门口帮她守着,因为屋里没有遮挡。她脱下昨天沾了泥土的衣服,换上干净的、白色的卫衣和帆布鞋。阿杰待会儿会来接我,但惹尼不想等了。没有车会经过这里,也叫不到车。地图显示走路到美姑县城要4个多小时。她还是决定要立刻走路下山。
她先是因为终于可以走了而开心,但婆婆让她明天就回来收苞谷,她又开始焦虑起来,加快了下山的脚步。在充满晨雾的山路上走了一个小时,我们拦下运送肉牛的车,挤在座位上下了山。
// 山路。
到了县城,我们找了一个咖啡馆坐下。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咖啡馆,主要卖的是吃食和酒,咖啡喝起来甜腻腻。惹所的弟弟和朋友来了。大嫂偶然路过,带来她的四个孩子,年龄是一岁三岁五岁八岁,三个在地上走,一个背在身上。他们用彝族话交谈,惹所说了一连串的话。旁边人和我翻译说,惹所在讲自己在山上要放牛放马放羊,她觉得很累很辛苦。
从咖啡馆离开后,惹所和我说,弟弟他们想去抓娃娃,玩游戏机。我去给他们买了游戏币。这是他们第一次来到这个游乐场玩。游乐场在超市的楼上,娃娃机坏掉了,游戏机凌乱稀疏地放着。他们平日里常去的地方是县城的广场,那里除了几张长椅什么也没有。
惹所把多数的游戏币给了弟弟,自己坐上了一辆玩具摩托车,摩托车太小了,她把腿折起来才能坐上去。但她还是开动了摩托车,上了路,身体跟着摇摆,大笑了起来。但这条路远比她想象的要长,她最后有些累了。
我看到她在兴奋中转为一种忧愁。从摩托车下来,她又提起了婆婆,“我怕我婆婆。怎么办呀”。
那天,我们起了一点争执,她让我跟她回家去。但因为身上发痒,我想找个酒店洗澡。她起了情绪,扭头不听我说话。我想起她常在朋友圈写下一些简单的感受:累了、心情不好、好难呀……她把坏情绪表现得直截了当,但和她在一起时,我能感受到她的坏情绪背后的孤独和忧郁。我回到北京后,她常给我发微信,三个字,“来聊天”。但我们的聊天总是很快结束,我不知如何安慰她。
我还在凉山的时候,她告诉我,她不想生孩子。但我们一起下山的那天早上,她换衣服时,我看到她的肚子已经鼓了起来。
// 惹尼和惹所的家,但现在不是了,她们说,这是“爸妈的家”。
美姑县城很小。这是我来大凉山的第七天,我打算再待两天就走。酒店前台是两个年轻女孩,她们手指头各夹着一根烟。一个女孩说,她已经订婚了。
她的名字是依作。她和另一个女孩24小时值班,没有宿舍,就睡在前台后面的沙发床上,被子塞在装矿泉水的箱子里。窗帘不遮光,也没有隐私。外面是一个上坡的拐角,大车总是按着喇叭经过。几百个灯泡组成巨大的金黄色的挂灯,因为深夜也有客人来办入住,夜里睡觉也没法完全关掉。半夜值班,依作碰到过醉酒的男人冲进来骂她,她报了警。
初中毕业以后,依作来这里上班。虽然不是什么好工作,毕竟收入稳定,还能跟外界接触。但她做不了太久了,她要去结婚,住进丈夫家里了。
她是在今年夏天订婚的。她和后来的丈夫在茶楼见了第一面,然后去医院抽血(检测艾滋病)。接着就订了婚。依作是家里最小的女儿,父母本想多留她几年,她自己也不想嫁,十七岁开始她就拒绝了几次相亲。但现在父母下决心让她走了。哥哥为此还打了她一巴掌。他们说,就是这个男人了,但她根本不了解他,连他的工作也不知道。她甚至没记住他的年龄。
订婚后,依作常常失眠,瘦了七八斤。我见到她这天她仍然精神不振,两天没洗脸化妆,头发随意挽着,一根根地抽烟。
依作的二姐走进酒店,带着两个女儿,一个多月大,另一个只两岁多。我们自然地聊起生育,生产的过程,修复手术,以及生育的目标——儿子,丈夫给她定下的。生育是她如今生活最大的构成。之前她有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她说,“要是读书读个名堂出来,现在就不用生这么多。”
依作在旁边听着,突然说,她以后要生两个女孩两个男孩。这不算少。我问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想。她之前陪大姐去医院生过孩子,看到大姐难产,疼得昏过去。那是很恐怖的,她说。但现在她回答我的问题,说,“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啊,这个我老公也不让我少生啊”。
她说彝族女人一定要生孩子的,如果不生育,就没了价值。但她又说,如果真的有下辈子,她宁愿当一个动物。她的话语总是在转折。一些夜里,她觉得自己已经想通了,准备好接受命运。但到了第二天,她发现自己还是停留在原地。
这天晚上,她化了妆,换上背心和衬衫,我给她拍了几张照片,她喜欢拍照,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不少粉丝。她一边修图,一边说自己已经是自足和幸福。她嫁人,部分原因就是爱自己家人。如果以后遇到打骂,她不会求助娘家,她不愿意他们担心。她会找个地方躲起来。
依作知道生活的凶险,但她不知道往哪躲。她还不到18岁,短视频平台上的名字是“远方”。她去过最远的地方是西昌。
临走前,我想送个礼物给依作,想了想,去小卖部买了一条烟,是她常抽的“云烟”,一包15块钱,她一天要抽一包。我给她的时候,她很惊喜,说,别人都送一两包的,你怎么送一条。我也笑了笑说,你慢慢抽,少抽点。我知道抽烟对身体不好,但我想这是唯一能够慰藉她的了。
在大凉山待了十天,回北京后我见到了阿衣。她的命运与我遇到的女孩们不同。
阿衣今年不到30岁,如今在北京读博。她是昭觉人,昭觉曾经是凉山州的首府,交通便利,是西昌到美姑的必经之地。我们聊起刘绍华的《我的凉山兄弟》,这是一本关于大凉山的书,研究地点就是昭觉,昭觉曾经是一个毒品和艾滋泛滥的地区。如今书里的很多内容已经成了历史。
但女性的处境却没什么不同。刘绍华在书里提到,在大凉山做研究时,她很难与当地的女性深入交谈,她们“怕生、普遍低落的社会地位、语言能力有限、不被鼓励公开发言”,这让我印象深刻。我到大凉山,只是跟随直觉去书写普通人的生活。于是我写下了这些年轻女孩的故事。
她们的年龄在18岁上下。惹尼已经生了孩子,惹所怀着孕,依作很快结婚。我们的话题总是围绕着婚姻和生育,以及她们并不能够掌控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无望得以至于有些不真实。
//在凉山偶遇的妇女。
我还和阿衣说起那个被性侵而不能声张求得公正赔偿的女孩。她告诉我,这与她和家族的声誉有关,也与她的彩礼有关。如果被人知道,未来小女孩很难嫁人,也很难有一个好的“价格”。
彩礼的另一种说法是“身价钱”,为女孩标价。
我在网上查到,2022年,凉山州民政局等多部门联合印发了一个导则,规定凉山州婚嫁彩礼最高不超过10万元。但我接触的人都告诉我,超过10万的部分就私下给。导游阿杰认识一个凉山州的选美冠军,他说起她的方式是,“她的嫁妆可以有50万”。
因此,嫁女儿成了很多家庭解决经济困难的方式。阿衣之前给村里的女孩们找过公益项目,承诺可以资助她们念到大学毕业,但她们普遍在初中毕业后就辍学嫁人。女孩嫁人的彩礼钱,会被父母用来给儿子娶另一个女孩。彩礼钱就这样在各个家庭里循环。
阿衣打破了这个循环,她和丈夫自由恋爱,婚前她自己定下身价钱,一部分给长辈,一部分留给自己。因为她现在有了掌控自己生活的底气。关于结婚和离婚的故事,阿衣能讲上很多。她有一个985院校毕业的朋友,打算嫁给一个在结婚当日才第一次见面的男人,因为是父母的安排。还有一个离婚的朋友,因为遭受家暴住院数次,终于离婚。但她发现自己无处可去,寄住在弟弟家里也要看人脸色,她开始后悔离了婚。我又想起惹尼的话:女人嫁人的话就没有家了。
在我和阿衣三个多小时的交谈里,她讲了很多她的故事,说到很多沉重的困难时,她会微微地翻个白眼,用一种轻松的语调说,“我真的拴Q了”,以此来消解其中痛苦的分量。她知道,正是因为她一无所有,才能无所顾忌地逃离。但她请我不要写出来。
她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不想反复想到这些事情。更不想让别人也看到这些。
我跑啊跑,跑啊跑,这是她说得很多的一句话。
她这样说的时候,我看着她身后墙壁上的画,一只豹子躺在了树的高处,双手双脚放松地垂下,脸贴在树枝上,安然地睡着。我想,她应该也是跑了很久才到这里,也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2019年到2022年,林小英带着学生辗转在东部、中部、西部不同县域的学校做调研,试图厘清一个困扰她多年的问题:为什么在社会高速发展、信息越来越通畅、机会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县里的学生反而感觉越来越跟不上趟? 她的发现掀开了县域教育残酷现实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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