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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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文化名人之一，苏东坡（苏轼）并不缺传记：林语堂、王水照这样的名家都为他写过传记，但李一冰的这部《苏东坡新传》无疑是最为详尽的，近一千页的篇幅几乎将传主生平经历囊括无遗，这给还想要有所超越的后人制造了难以逾越的困难。不过，细读全书，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则是作者与传主之间那种合为一体的精神境界。

李一冰之子李雍在尾记中，就称这本书是“父亲的哭泣”，投入了作者全部心血与性情，而“一本好的传记作者和传主之间必定会有血肉相连的关系”。这并非只是他一个人的看法，张辉诚也在序言中说：

一冰先生写东坡，实则在写自己，他把自己的悲辛穷厄镕铸在《苏传》之中，他借东坡的行止来浇自己的块垒。这样的写法，很容易就让读者深受感动，因为他把自己的饱满情感灌进东坡形骸，他让东坡形象跃然纸上之外，更让读者深入东坡的内心世界，那个幽微难言的内心世界，他体会得最深刻、最具体、最实证。简单地说，一冰先生让《苏传》里的东坡和他真实的生命处境交融在一起。

《苏东坡新传》

李一冰 著

后浪|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0年7月第一版

这一点，在书中确实不时可见。开篇不久就有这样一句：“令人慨叹不尽的，是苏轼少年读《范滂传》时，认为这个世界需要正直而勇敢的天才，立志要做一个为真理而不惜以死相争的巨人；到了历尽坎坷，才发现生命里仍是空无一物。”（第26页）苏轼是否有此立志、晚年是否有此慨叹，后人其实不得而知，这与其说是苏轼的感悟，倒不如说作者的夫子自道。

在此，作者仿佛思接千古，与那个早已仙去的古人“合体”了，又随着他将这种感受表达出来，引领着读者也去体会苏东坡的所思所想、歌笑歌哭，恍惚间感同身受。这实在是一种“天人合一”式的体验，只不过“天”在这里是一个远去的灵魂，在主客体之间的距离感消失之后，你甚至会有一种神灵附体的感觉，此刻，你仿佛就是在为那个冥冥中的声音代言。

这确实可见至情至性的投入，也能让读者对历史人物产生强烈的共情，然而，凡事有利有弊，这也会让人难以拉开距离来客观审视。很多国内传记的写法，就好像是传主的辩护律师，似乎其任何做法即便不是都值得赞赏，至少也是有情可原的。这种“研究谁就认同谁”的倾向相当普遍，有时则是“认同谁才研究谁”，但内在的心理基底都是一致的：这种写法更像是教徒对自己信仰宗教的研究，而非宗教学家对宗教的研究。

棘手的是，当你远隔重重时间之幕，代入其人时，即便自己都相信已与他合一、完全理解其感受，但那是否就是历史真相，其实谁也说不准。到头来，这种不可分离的“血肉相连”，在“我注六经”的表象之下，很可能只是“六经注我”，是借着那个历史人物的躯壳，来浇自己心中块垒。

明代画家朱之蕃的《临李公麟画苏轼像轴》，描绘的是苏轼晚年被贬海南时，在访友途中遇雨，他向农人借来斗笠和木屐，农人争相笑看，而苏轼坦然处之，表现出他身处逆境而安之若素的生活态度。此类笠屐像成为后世在描绘苏轼形象时的一种经典范式

在传统上，纪传体是中国正史的体例，拥有极其丰富的人物传记，这突出表明了中国人的一种基本信念，即真正决定历史走向的，是人的作为。这突出了人的能动性，但也因此带来一种与现代人不同的传记观。

正如英国汉学家魏根深所言，在中国，“传记并非独立体裁，而是历史学家所负有评价每个时代及其领袖人物的责任的一部分，是全社会纪念逝者的政治化的社会仪式”，正史应当为哪些人立传，一直都事关重大，史传也“经常会漏掉那些有损传主荣誉的内容”。直到近代“有关独立传记的新观念开始流行”之后，对历史人物的盖棺论定仍然是中国人关注的重大问题。

正因史传惯常突出传主的德行，其事迹成为德行的证据，因而中国传统上的传记大多是榜样型的，吕慧慈曾在研究宋代女性后发现，“写传记的功能是建立一个在历史上被模仿和纪念的范例。”苏轼本人就曾说过，他不愿意写这种“谀墓”的文字，因为那往往需要掩盖真实的人生：“臣平生本不为人撰行状、埋铭、墓碑。”（《眉州小集》）

美国历史学者伊沛霞说，中国人由于相信禀性难移，因而“传记作家往往会选择那些看起来基本一致的事件：一个充满勇气的人从小就很勇敢，描述一位贪官不会提到他早年的慷慨”，这和西方有着非常不同的传统。

在古罗马，普鲁塔克则刻画了复杂的、前后不一致和性格有缺陷的人物。在某种意义上，西方传统中传记的原型更像是戏剧，人物被视为舞台上的角色，注重呈现其个性；而在中国，人物传记的原型则是史传，注重呈现其德性并加以评判。

欧洲中世纪的圣传，一般强调传主神圣化的生平

按西方的观念来说，中国的这种传记其实更接近于圣传（hagiograhy），是理想化的圣者生平，旨在树立典型，而传记（biography）则需要对传主的生涯作客观的描述，前者是标立性的（prescriptive），而后者是描述性的（descriptive）。不仅如此，描述性的传记需要将传主及其相关史料作为需要审视的客体，在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复原历史真相，而这本身就需要拉开一定的距离感。

中世纪思想认为艺术来源于人物的完美形象，但文艺复兴之后兴起的个人主义，却强调反映自然的、哪怕是有缺陷的形象。编撰第一部英语词典的约翰逊博士就曾说过：“如果一个人是要写颂文（A Panegyrick），他也许可以将丑恶置之度外，但如果他要写的是一个人的生平（A Life），则必须如实表现一切丑与恶。”

人文学者蒙田也宣称，自身的性格（无论多么多变）比任何习俗或哲学体系都更重要。也就是说，只有充分重视复杂的个体人格、并注重呈现其本真性时，现代传记才会应运而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1929年圣雄甘地在写自传时才说：“在东方，没有人做这种事情。”

对中国人来说，由于传记原本注重的并非复杂的个性，因而表达个人真实的内在自我、展示个人经验都是近代才新传入的浪漫概念。在传统上，复杂矛盾的个体也会造成评价上的困难——哪怕对他本人而言都可以合理解释的，但在道德评价上却可能是截然相反的评价。

随着现代小说的兴起，中国人也早已接受了那些个性多面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甚至远比那些单面的“好人”更吸引人，但与此同时，在传记书写中，人们却又常常不自觉地完全代入其中，进而为传主力辩其诬，仿佛他必须是个无瑕的个体。

布莱斯怀特（Jeffrey Braithwaite）曾形象地描绘人物传记的撰写：“拖网装满鱼后，传记作者把网拉上来，进行挑选和分类，不好的扔掉，好的贮存起来，最后切成鱼片出售。”这番幽默的语调背后所呈现的，是一种近乎工业化流水线的过程，写传记仿佛只是“制造产品”而已。这样看起来“不带感情”的劳动，好处是能够冷静地剖析传主的生平，不容易沾染什么情怀，只是不免看起来有几分冷淡。

也许，好的传记既需要这种冷静，也需要对传主的温情，那倒不是说为了如何客观地评价他，而是说，如果传记是旨在呈现一个复杂的独特个体生命，那么我们既需要共情他的处境，又需要拉开一点距离来看待他，才能“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就像一个老朋友，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又未必需要总是苟同。说到底，这并不仅仅是传记的问题，而需要塑造一种全新的人际关系，认识到每一个他人都是和自己不一样的独特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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