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友是敌是友? ——民粹爱国者与中国宣传机器的分野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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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友一开始遭遇的是一个旧剧本。他在给中央电视台录的祝福香港回归25周年视频中,提到“香港这25年经历了很多,高高低低,起起伏伏”和“香港加油”,引起一些网民的不满——“全程没有提祖国两个字”,“怎么的?你这是不满意啊”。央视也见风使舵,删掉了这则视频。

但旧剧本有新变化。此事后续进入更大的公众视野、成为舆论事件,主流声音不是谴责“张学友不爱国”,而是对“张学友不够爱国被网暴”表达厌恶。事情发酵一轮后,从新闻客户端、短视频平台、到微博的评论区,普遍看到的是对“爱国者”的批评——“现在的内地人思想都走火入魔了”、“太敏感了”、“赞美不够也是罪”。

政治站位一向颇高的《北京日报》(正是两个月前主动对“极端女权”出击的党报),也发声批评极端化的爱国者:“如今网络上确有一批人,喜欢拿着放大镜对别人的只言片语进行 ‘道德审核’。强行关联、乱扣帽子,凭空制造事端、加剧戾气。”《北京日报》还把此事跟湖南卫视改歌词(将郑智化《星星点灯》中的“肮脏的一片天”改为“晴朗的一片天”)的事件关联,称社会风气“有时候过于敏感、爱搞极化,是形式主义的‘正能量’”。

《北京日报》指出的“爱搞极化”正是最近几年爱国生力军的重要特征,实际上它也曾经有份参与“极化”,党媒和民粹领袖合作猎巫、引导舆论风向也已经是中文互联网的常态。这种“极化”现象几乎没有被官方点名批评过,多数时候反而会得到权力意志的加持。以明星张哲瀚因靖国神社的合影而被封杀为例,尽管张哲瀚本人并没有任何不爱国言论,所有的罪名都围绕对一张照片的放大镜式解读,但《北京日报》当时的评论是“明星不能总以无知为由踩底线“,更指出要“始终铭记先辈的流血牺牲”,“才称得上真正的热爱祖国”。换言之,《北京日报》在张哲瀚事件中要求明星要提高爱国的上限,在张学友事件中则要求网民不要上纲上线,此时明星要守的只是底线。是什么发生了变化?

张学友在央视访问里谈香港回归,没有提到“回归”和“祖国”,并说“香港加油”,遭内地网民炮轰,结果央视把片段删了。

张学友在央视访问里谈香港回归,没有提到“回归”和“祖国”,并说“香港加油”,遭内地网民炮轰,结果央视把片段删了。网上图片

此时如果舆论仍像过去一样“猎巫”,在现有的香港明星中继续揪出新的“港独”,只能说明香港并没有“由乱到治”。

在过去几年的逻辑里,“极化”本身就是“爱国”,官方显然没有区分“极端爱国”和“真爱国”的意愿,最多敲打一下“爱国流量生意”。如今党媒掉转枪头,批评爱国群众“乱扣帽子”,无论如何是伤害体制的动员能力的。这样降温的动机当然还是政治考虑,香港回归25周年、《国安法》落地2周年之际,习近平访港,表明中央“相信香港大局已定”。此时如果舆论仍像过去一样“猎巫”,在现有的香港明星中继续揪出新的“港独”,只能说明香港并没有“由乱到治”,和对港宣传政策想在庆典时间呈现的“收官”时刻相抵触。

作为张学友事件背景的是,官方有意在宣传阵地上重提“香港”,恢复香港代表的某种独特性。比如新华社做了《重温港片名场面》系列视频,中央电视台则在官方公众号接连宣传“粤语”的发音之美,香港文学,以及香港的美景——标题是《香港,好靓!》。前一年的对港宣传还是极力要求“人心回归”,更多提“大湾区”而更少提“香港”。2021年7月,新华社策划的香港回归(正好是中共建党100周年)题目之一是《香港人需要补上这堂历史课》。今年7月1日前后,社交媒体上甚至不断有人重提香港人在1991年华东水灾和2008年汶川地震时倾囊相助的义举,“感恩香港”的说法也时有出现。

针对香港宣传策略的回撤或修正,实际上可以看成官方对民粹力量的重新调剂。张学友事件引发舆论后,以猎巫为己任的民粹意见领袖略为尴尬地处在防守位置。比如孤烟暮蝉就说:“张学友这个事情,我看大家全程都没有参与,这个帽子扣得非常生硬……我相信几乎所有人都是一脸懵逼,这事关我什么事?”她的辩护确认了一个民粹共同体的存在,而她自觉冤枉的是,张学友事件他们并没有下场,但舆论却指向了他们所代表的“极化”爱国者,她的结论是这是境外势力的“高级黑”。

事实上,尽管民粹领袖确实没有带头攻击张学友,但过去的猎巫行动,也并非完全由民粹共同体完成,而是在官方意志默许下,民粹领袖确认了舆论的风向后,由更多流量主导的营销账号完成对“不爱国者”的围剿。换言之,民粹领袖的最大作用不是猎巫,而是示范“极化”爱国的流量回报,完成对舆论场的改造。而张学友一开始被攻击祝福语没有提“祖国”,正是改造后的舆论场的惯性。遗憾的是,在香港回归25周年之际,官方进行了配合节日气氛的调剂,民粹因此在香港问题上踉跄了。

针对香港的红黄蓝辩证法

如果这种谄媚是蓝,那张学友强调香港的高高低低、第二次声明称“希望在香港老死”显然不够蓝,这样的姿态和语气反而有些“黄黄的”。

显然,舆论场的民粹属性并没有根本改变,也并非所有网民都买账张学友的“香港加油”。一位网民在抖音评论:“真听不出来吗?确实话里有话啊”,另一位网民也表示张学友是“暗独”——这个词常常被用来形容台湾国民党的政治人物,指他们虽然表明上亲中或持统一立场,暗地里是“台独”分子,但此前很少被用来形容“港独”。

对于香港的异见者来说,张学友之所以被官方保护,是因为他的立场是“蓝的”,他的确爱国。尤其他在声明中谴责“黑暴”,称“黄色”被一些别有用心犯了罪的人穿过,更是直接表明了立场。因此官方维护他似乎理所当然。

艺人组合“大湾区哥哥”亮相中国电视节目《大湾仔的夜》。

艺人组合“大湾区哥哥”亮相中国电视节目《大湾仔的夜》。网上截图

但如果进入“极化”爱国者的框架来理解张学友的两次发言,前述两位网民其实很敏锐。跟在香港街头唱国歌的谭咏麟相比,以及跟主动拥抱“大湾区哥哥”、“大湾妹”,刻意表演“我是中国的,中国香港的”的其他香港艺人相比,张学友的取态是不够谄媚的。如果这种谄媚是蓝,那张学友强调香港的高高低低、第二次声明称“希望在香港老死”显然不够蓝,这样的姿态和语气反而有些“黄黄的”。

“极化”爱国者猎巫的逻辑一向不是听其言观其行,而是闻味道。听懂“话里有话”,找出“暗独”,这样的捕风捉影和施加压力要求对方表态,才是极化政治的一贯做法——斗争必须扩大化。

以2019年11月容祖儿的事件为例,容祖儿当时在instagram发了一张自拍照,照片中穿着黑色T恤,戴着白色口罩,头发遮住了一只眼睛。照片被内地极化爱国者解读为“支持暴徒”,因为只有“暴徒”才会穿黑色T恤、戴口罩和遮眼(影射“曝眼女”事件)。彼时对这张照片的解读正好是《北京日报》所谓的“强行关联、乱扣帽子”,还有人称容祖儿给这张照片配的歌词“只知要飞”,“飞”的发音跟自由(free)的发音相似(哪里相似?),因此是支持暴力。事件最终以容祖儿道歉收尾,她承认自己造成了“重大影响”,并表示自己“热爱祖国”。这样的自证爱国网络暴力在过去几年间层出不穷,而过去只见官媒煽风点火,不见他们批评民粹力量“爱搞极化”,维护艺人。

2019年11月,容祖儿在instagram发了一张自拍照,照片中穿着黑色T恤,戴着白色口罩,头发遮住了一只眼睛。

2019年11月,容祖儿在instagram发了一张自拍照,照片中穿着黑色T恤,戴着白色口罩,头发遮住了一只眼睛。网上图片

实际上,毋宁认为张学友此次占据的是空缺已久的“蓝”的位置,从这个位置看过去,谭咏麟和“大湾区哥哥”是红的,而支持反修例运动的艺人是黄的。在此之前,光谱上的站位只有红与黄,很少见到像张学友这样同时强调爱国和香港的独特性,没有提“祖国”,也不愿意屈服于民粹的网络暴力(“本人是否爱国,自有公论”)的香港明星。因此张学友表现出来的“骨气”,也赢得内地亲香港人士的好感。

张学友代表的“蓝”是一种新现象,多少表明对港宣传策略的“减速”倾向,一个完全“红”的香港似乎并非是中央意志所乐见的,也多少回响了一丝周恩来以降对香港的态度——“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在这个基础上,才出现了官方对民粹的调剂:少一点极化政治的“红”,多一点爱国爱港的“蓝”。

没有敌人之后怎么斗争

官媒借这个似是而非的例子敲打民粹,回应的是今年舆论场显而易见的由民粹到民怨的嬗变。

尤为有趣的是,作为党媒的《北京日报》不仅批评了网暴张学友的极化爱国者,还把此事和台湾歌手郑智化被改歌词的风波关联,将其归纳为形式主义的“正能量”。这样就有了两个靶子,一个是极化爱国者,一个是审查制度下形成的中国式“政治正确”。当然,《北京日报》把责任从审查制度转移到了极化爱国者身上。文章的批评相当尖锐:“倘若守不住边界,四处‘出警’挑刺,那这种简单粗暴的自以为‘正确’,就会泛化成恶意攻击肆意而为,反而搅起了混水,给主流价值、主流意识添堵抹黑。”

公允地讲,郑智化的《星星点灯》原来的歌词(“肮脏的一片天”)大概也不会成为民粹意见领袖的攻击目标。但官媒借这个似是而非的例子敲打民粹,回应的是今年舆论场显而易见的由民粹到民怨的嬗变。

王心凌等艺人于“乘风破浪”第三季,演唱郑智化的《星星点灯》,但改动部份歌词,郑智化其后在微博发文表达不满。

王心凌等艺人于“乘风破浪”第三季,演唱郑智化的《星星点灯》,但改动部份歌词,郑智化其后在微博发文表达不满。影片截图

在清零运动的笼罩下,个人活动自由因各地的封城和常态化核酸受到明显影响,经济大盘也显现危机,从体制内降薪到体制外裁员浪潮,经济萧条的后果几乎波及到所有人。内忧大于外患的背景之下,民间的怨气早已到了警戒水平。而坚持清零的前提,也导致官员能腾挪的空间并不大,因此社交媒体上的官方表态,也几乎总被网民嘲讽。这些颇有怨气的嘲讽以外交官赵立坚引发的“偷着乐”行为艺术为起点,在《北京日报》报道背景党代会时提到的“未来五年,北京将坚持不懈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时,几乎达到顶点,化为愤怒和绝望。

而过去几年在舆论场上为官方所用,帮助清除反对意见,和官方建立了强烈共生关系的民粹意见领袖,在这种状况下几乎帮不上忙。民粹意见领袖所擅长的“猎巫”,一是在有“境外势力”问题时(香港问题被归类在此)作为中国话语权的体现,二是在出现内部舆论危机时攻击受害者,把内部问题转移为“境外势力”问题。换言之,民粹意见领袖所实践的是极化政治,是制造事端,扩大战场,压制反对声音。但在清零运动已经导致民生多艰的情况下,这支以“扣帽子”为作战方式的友军,不仅派不上用场,而且可能会带来更多怨气。因此《北京日报》的这一次批评,虽然未必是某种兔死狗烹的先声,但也宣告了民粹意见领袖的尴尬处境。

但尴尬不仅属于民粹,也属于官方。人们常挂在嘴边的“反噬”也许正在发生,“极化”爱国者和官方的合作,一直处在正式和非正式之间,这意味着官方并不能完全掌握这股力量,反之后者也无法完全得到官方的背书。如果看孤烟暮蝉在张学友事件的发言,她提到的“污蔑抹黑正能量网络群体”,不正是对应《北京日报》所措辞的“形式主义正能量”吗?孤烟暮蝉是如日中天的网信办认证的“正能量网络大V”,而《北京日报》批评“形式主义”,是在援引党的纪律,用一种也许更高的法则进行降维攻击——但抗议学校封锁的大学生也常常批评校方“形式主义”。尽管没有直接对垒,但此次事件中二者的张力可见一斑。

以上分析并不基于对舆论场走向变化的乐观主义心态,正好相反,出于悲观者的站位,如果极化政治已经“内卷”到让一部分官方媒体也警惕的分野时刻,“极化内卷”可能不会停止,只会变本加厉。换言之,没有敌人之后的斗争,对敌人的“辨认”只会更加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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