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肺癌执行“动态清零”政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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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全国坚决执行 “动态清零” 政策影响下，新冠新增确诊人数不断下降，疫情防控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面对汹涌来袭的奥密克戎毒株，全世界都躺平共存的情况下，只有我们以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为原则，坚定不移地执行 “动态清零” 政策。

Nature Medicine 重磅研究表明，如果中国放弃动态清零，将会有 150 万人失去生命 [1]。

疫情防控的胜利充分证明了我们制度的优越性，证明了我们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证明了我们始终以人民生命健康为最高目标。

“动态清零” 政策在新冠疫情防控方面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然而，作为一名胸外科医生，我时常看到晚期肺癌病人被病痛折磨的样子——骨瘦如柴、吃喝不下、肿瘤转移、痛不欲生，很多家庭倾家荡产治疗却最终人财两空。如果他们能够早点发现肺癌、早点处理，就不至于走到最后这一步，给个人、家庭、社会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因此，结合我国成功的疫情防控经验，本人建议，我们同样可以对肺癌执行 “动态清零” 政策，实行全员低剂量 CT 筛查，发现所有肺癌患者，尤其是早期肺癌患者，并进行及早的治疗。这将大大提高肺癌的诊疗效果，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并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效应。

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1. 肺癌是中国发病率、死亡率第一的恶性肿瘤。

中国男性肺癌发生率约为 48.87/10 万人，女性肺癌发生率约为 23.52/10 万人，这意味着中国每年有 520,300 男性及 266,700 名女性确诊肺癌。同时，肺癌的死亡率也非常高，仅在 2015 年，就有大约 63 万人死于肺癌，相当于每天有 1700 人死于肺癌 [2]。如果我们选择肺癌执行“动态清零” 政策，每年将挽救数十万人的生命，10 年就是数百万人，这将是多么巨大的成就和了不起的奇迹！

肺癌稳居中国发生率、死亡率第一的肿瘤 | 图片来源：Goodbye, Mr. Tumor

2. 肺癌筛查能够大大降低肺癌死亡率。

肺癌死亡率高的原因在于大部分肺癌患者诊断时已经是中晚期，失去了治疗的最佳时机。研究表明，超过 60% 的肺癌患者在诊断时已经是中晚期（TNM III-IV 期）[3]。

肺癌诊断时分期分布 [3]

中晚期（TNM III-IV 期）肺癌的死亡率明显高于早期肺癌。研究表明，IA1 期肺癌的 5 年生存率可以达到 92%，IVB 期肺癌的 5 年生存率为 0%[4]。

不同分期肺癌生存率 [4]

无论是国外的 NCCN 指南，还是中国的 CSCO 指南，都已经推荐将低剂量螺旋 CT（Low-dose computed tomography, LDCT）作为肺癌筛查的常规手段。和传统的胸片相比，LDCT 具有巨大的优势，能够发现早期的肺癌病变。因此，通过 LDCT 能够大大提高早期肺癌的诊断率，从而降低肺癌的死亡率 [5]。

3. 对肺癌执行 “动态清零” 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社会效应。

肺癌患者的诊疗开支是一笔沉重的负担，手术费用一般 5 到 10 万，而术前术后的辅助用药，尤其是最新的靶向和免疫治疗费用高昂，即使医保能报销一部分，一个晚期肺癌的患者花费数十万并不少见。肺癌的诊疗对于国家来说，同样是一笔不少的开支。仅在 2017 年，中国肺癌的全部费用达到了 250.7 亿美元，约合 1630 亿人民币，占到中国 GDP 总量的 0.121%，而这一费用在 2030 年可能达到 319 亿美元 [6]。通过肺癌“动态清零” 计划能够推动 CT 相关影像产业、外科治疗以及肺癌创新药物的研发，促进相关产业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肺癌可能造成大量劳动力的丧失和家庭的破裂，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肺癌 “动态清零” 能够挽救无数劳动力和家庭，维护社会稳定。

中国肺癌经济负担逐年增加 [6]

4. 对肺癌执行 “动态清零” 能够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及影响力。

我国在建国初期，面对十分匮乏的医疗资源和卫生环境，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赤脚医生制度，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医疗条件，并控制了 “天花”、“乙肝” 等多种传染病，这是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的体现。

随着疾病谱的改变，癌症已经成为危害我国人民健康的重大威胁，而肺癌更是癌症中的头号杀手。即使在美国，只有 4% 的高危人群进行了肺癌筛查，肺癌的发生率和死亡率也居高不下 [7]。如果我们能够执行全员 CT 筛查，通过“动态清零” 降低肺癌的发生率和死亡率，从而有效提高我国人民的健康水平和人均寿命，我国将成为国际上肿瘤防控的模范生，大大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美国肺癌筛查率 [7]

可行性分析：

1. “动态清零” 费用整体可承担。

肺癌 “动态清零” 的费用总体包括全员 CT 筛查费用以及后续的治疗费用，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初步的估算。

目前，一次低剂量 CT 的费用大约为 200 元，如果大规模筛查的话，成本还能进一步降低。因为肺癌绝大多数患者都超过 30 岁，所以不需要所有的人群都进行筛查，只需要对 30 岁以上人群进行 CT 检查。中国 30 岁以上人群大约为 10 亿人，整个筛查的费用大约为 2000 亿元。

2010 年，中国的一项肺癌筛查计划给 8145 例肺癌高发、高死亡率地区的患者进行了 LDCT 检查，其中 137 例（1.68%）诊断出肺癌，其中 47 例（34.3%）为 I 期肺癌 [8]。

参考这一比例，整体肺癌筛查的比例应为 1%，10 亿人进行 LDCT 筛查大约有 1000 万人确诊肺癌，其中 350 万人为 I 期肺癌。I 期肺癌的治疗通常为手术切除或者消融，大约费用约为 5 万元，其他分期肺癌患者的治疗平均费用按 15 万元计算。因此，整体的治疗费用为 350 万 * 5 万 + 650 万 * 15 万 = 1.15 万亿。

1 万亿，看起来很多是吧？

但这能够挽救上千万人的生命！

今年，我们因为疫情封控损失了多少 GDP，加起来何止一万亿？在生命面前，再多的金钱也无足轻重！

2. 对社会经济活动影响较小。

和新冠疫情防控不同，肿瘤患者没有传染性，筛查发现肺癌患者后不需要进行隔离和封控，对社会经济活动没有任何影响，防控政策执行阻力比较小。

另一方面，早期肺癌患者治愈后可以很快返回工作岗位，无需后续的放化疗，不会因为病情丧失劳动力。

关于肺癌 “动态清零” 的具体建议：

1.“压茬推进” 全员 CT 筛查

第一步是在全国 30 岁以上人群中开展一次全员 LDCT 筛查。由于人数较多，根据《中国肺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将所有人群分为高危人群、中危人群、低危人群，分批次压茬筛查 [9]。

第一批对肺癌高危人群进行筛查，有肺癌发生的高危因素：主要包括吸烟、慢阻肺、一级亲属肺癌病史、石棉接触等。

第二批对肺癌中危人群进行筛查，年龄大于 50 岁，没有高危因素。

第三批对肺癌低危人群进行筛查，年龄小于 50 岁，没有高危因素。

2. “应筛尽筛、应随尽随、应开尽开、应治尽治”

对于所有符合条件的需要进行 LDCT 筛查的人群 “应筛尽筛”，凡违反规定不进行 LDCT 筛查的均强制给予肺癌码黄码，肺癌码黄码不能进出公共场所，不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CT 检查后才能变回绿码。

对于筛查到的肺癌患者，肺癌码立即赋红码，并在执行相关措施后转为绿码。肺癌患者无论年龄、性别、肺癌分期，均应根据情况确定进一步策略——

有低危肺结节，暂时不用处理，只需要随访的，“应随尽随”，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LDCT 随访，否则肺癌码赋黄码。

有高危肺结节，考虑肺癌能够手术的，“应开尽开”，必须在指定医疗机构完成手术，术后上传病理标本解除肺癌码红码。收治入院，凡拒绝进一步治疗的，肺癌码持续红码，不能进出公共场所，不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且发现后立即强制送入肺癌诊治专门医疗机构。

确诊中晚期肺癌的，“应治尽治”，根据病理及基因检测结果，选择放疗、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并在支付宝上传完整诊疗记录，否则持续保持红码。

肺癌码示意

3. 建立常态化 CT 检查制度

在第一次全员 LDCT 筛查完成后，还应当建立常态化 CT 检查制度。每个城市均应建立街边 CT 室和都市 15 分钟 CT 检查圈，确保 15 分钟内能完成 CT 筛查。

按照要求，高危人群每 3 个月一次，中危人群每半年一次，低危人群每年一次。

CT 检查次数上不封顶，街边 CT 室均可以免费检查，不在规定时间内进行 CT 筛查的肺癌宝弹窗提醒，还不完成 CT 筛查的，肺癌码立即变黄码。

肺癌宝弹窗

城市各居民小区应致力于创建无癌小区，凡是小区范围内有肺癌患者或者肺癌码红码的，立即重新组织一次全小区 CT 筛查。

根据肺癌发生率和死亡率划分肺癌高风险、中风险和低风险区，高风险区居民肺癌筛查频率相应增加，防治力度也进一步增加。

我相信，在肺癌 “动态清零” 政策的强力执行下，我们一定能够实现肺癌“零新增”、肺癌“零死亡”，创造世界肿瘤防治的奇迹！

参考文献:

1. Cai J, Deng X, Yang J, et al. Modeling transmission of SARS-CoV-2 Omicron in China. Nature medicine. 2022.

2. Gao S, Li N, Wang S, et al. Lung Cancer i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ournal of thoracic oncology :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ung Cancer. 2020;15:1567-1576.

3. Zeng H, Ran X, An L, et al. Disparities in stage at diagnosis for five common cancers in China: a multicentre, hospital-based, observational study. The Lancet Public health. 2021;6:e877-e887.

4. Nicholson A, Chansky K, Crowley J, et al.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ung Cancer Lung Cancer Staging Project: Proposals for the Revision of the Clinical and Pathologic Staging of Small Cell Lung Cancer in the Forthcoming Eighth Edition of the TNM Classification for Lung Cancer. Journal of Thoracic Oncology. 2015;11.

5. Zhao SJ, Wu N. Early detection of lung cancer: Low-dose computed tomography screening in China. Thoracic cancer. 2015;6:385-389.

6. Liu C, Shi J, Wang H, et al. Population-level economic burden of lung cancer in China: Provisional prevalence-based estimations, 2017-2030. Chinese journal of cancer research = Chung-kuo yen cheng yen chiu. 2021;33:79-92.

7. Pham D, Bhandari S, Pinkston C, et al. Lung Cancer Screening Registry Reveals Low-dose CT Screening Remains Heavily Underutilized. Clinical lung cancer. 2020;21:e206-e211.

8. S.-J. Zhao, N. Wu, Early detection of lung cancer: Low-dose computed tomography screening in China, Thoracic cancer, 6 (2015) 385-389.

9. 赫捷, 李霓, 陈万青, 吴宁, 沈洪兵, 江宇, 李江, 王飞, 田金徽, 中国肺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制定顾问组, 中国肺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制定专家组, 中国肺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制定工作组. 中国肺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 (2021, 北京)[J]. 中华肿瘤杂志, 2021,43(03):243-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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