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ifan|烂尾楼里的微光
在国内,烂尾楼是房地产在城郊肿瘤化扩张的产物,而住进烂尾楼,是抗争的最后手段。 本文首发于 NOWNESS,编辑当时找到我,想让我采访拍摄烂尾楼的摄影师。聊了几句,我发现摄影师就是拍了几张照片,根本不了解他们的具体生活。底层的苦难又被轻易地 …
**文 ****|**周航 黄天媛
**编辑 ****| **王一然
**视频剪辑 ****| **张歆玥
一代业主已经老去了。
5月末,国际幸福城烂尾楼的业主组织一次座谈会,来了二十多个人,大概一半白着头,场面像居委会中老年慰问活动。有人还带来了15岁的孙子——买房那年他甚至还没出生。
当初买的房子对他们来说像命运开的玩笑。42岁的寇勇辉撇着眉毛说,“这个合同带来我的婚姻,谁知道卡了我半辈子”。他买房子是为了结婚,“(老丈人)见到合同才答应”。如今,儿子上初二了,一家人还在妻子老家白鹿原租着两间民房。跟很多人一样,当初寇勇辉看准了楼盘的地理位置,西安市东三环边上,出门就是高速公路,到白鹿原就十公里。
更重要的原因是价格。2008年他买的2层,单价2559元,这个城改项目的建造跑在规划手续前,开发商没法从银行办贷款,几乎在埋下第一根桩子的同时,就对外销售回笼资金,多位业主都是冲着折扣买的。
开发商提供了多种付款方式,寇勇辉首付50%,剩下一半在五年里“按揭”,那时候他在餐馆端盘子,一个月挣1600元,白天干完活,晚上再骑电动车拉客,每个月才能打给地产公司1500元。
●国际幸福城烂尾楼业主很多人都已经老去了。周航 摄
跟寇勇辉一样,深陷烂尾楼之苦的国际幸福城业主,几乎都是刚需人群。开公交的、收垃圾的、做小生意的,在那个羊肉泡馍5块钱一碗,当地普通打工者工资大概两千块的年代,用2000元到4000多元不等的价格,购入了百平米上下的房子。根据当初开发商的统计,涉及约800户家庭,资金一个多亿。
当时人们脑海中没有烂尾这个概念,一些业主连按揭都是头次听说。人们知道的只是,2009年西安城改办公布第一批改造项目,国际幸福城所在的穆将王村在列,而且是首批83个项目里占地最大的,当年报纸的标题是“这83个城中村开发的楼盘可放心买”。
2007年,时任陕西商南县宣传部副部长孔少艾带队做“解放思想”专题报道,“宣传家乡走出的成功人士”,还曾专门带着县电视台到访过国际幸福城的开发商胡绪峰的公司。
2009年5月,孔少艾也买了国际幸福城,给正在读研的孩子置办婚房,他记得当时搞促销活动,横幅上挂着两千一平,他全款买了107平,实际单价2100多元。如今已经退休的孔少艾说,商南是深度贫困县,当时他月薪也就两三千,给报纸写个豆腐块稿费五块钱。“就是图个实惠。”
原本,他们2010年底就应该拿到房子。人们等了再等,羊肉泡馍涨到了20元一碗,曾经穆将王村的泥地成了柏油马路,这座城市人口从800万增长到了1300万,前年这里还开通了地铁6号线,附近的二手房挂牌起步一万五了,至今他们的房子还是个未知数。
●国际幸福城烂尾楼现状。周航 摄
国际幸福城“烂”得有些特殊,十栋烂尾楼分散在三个地块,彼此相隔一公里,除了两栋建到7层,其余几乎都33层封顶,乃至完成二次施工。
王小军就是当年施工到7层的建筑商,他是较早意识到不对劲的。2011年底,当他知道开发商胡绪峰从一家知名高利贷公司借钱后,就觉得事情难以挽回,施工到7层——合同约定的第一个付款节点——就停下了,成为了及时止损的人。
现在说起十多年前,王小军称那是一个“房地产井喷的年代”,畸形而疯狂,“村长在村子里一个垃圾堆甚至臭水河就能盖一栋楼迅速卖掉”,他身边不停冒现出生草莽的暴富者,“有的开发商连字都不认识,需要秘书给他读合同。”
大概是2003年,王小军认识胡绪峰的时候,胡还在电脑城卖配件,“租了1米5长一个柜台,连门面都不是”。后来胡绪峰也做起包工头,建设的第一个项目广源大厦,王小军说是他介绍的——那是个烂尾工程,王小军说,已经清走两家施工队,他不敢做,胡绪峰则说敢,回老家借了几十万就把项目启动,“滚动式发展”,干了两年多,最终成功抽身。
时隔几年,再次见到胡绪峰时,他已经摇身一变成了开发商,手握穆将王村城改项目,作为故友,王小军2011年初也参与进来,奉上400万工程保证金,承包了2栋楼施工。
●2010年,报纸上刊发的穆将王村改造的消息。周航 摄
这个当初众人看好的项目,结果却成了很多人的滑铁卢,“造就了一批老板返贫”。三个地块涉及五家工程总承包商,再算上分包商,王小军说,十多个建筑老板“几乎没一个好过的”,有当初开宝马如今在菜市场卖菜的,“还有个自杀的。”
建筑商马福梁“白干”了整整两年,一直到2012年1月过年前,二次结构都快完成了,两栋楼他主张4200多万工程款,胡绪峰只结了350万。算到如今,利息都3000万了。“搞得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如今56岁的他说。
建筑方垫资很常见,但国际幸福城太不正常了。“干了3000万,哪怕给1000万也行。”今年65岁的南通建工西北区负责人陈松岭说,干了一辈子的工程,“就碰上他(胡绪峰)一个”,“(分)公司都差点整垮了”。
2012年1月春节前,南通建工承包的8栋村民安置楼也停了下来,讨债的农民工包围了胡绪峰的办公室。陈松岭说,他们当时盖到了七八层,接近一个亿的工程量,却只拿到了几百万。
当年的借债者们也都还在讨钱,有胡绪峰清华总裁班的同学,也有看好项目的民间资本。2011年下半年,商人徐相珍陆续借出2700万,其中一笔判决书记载每个月3%利息和2%服务费。徐相珍说,自己也就收了几个月利息,如今他也借债为生,“一个盖子十个锅。”
买房的业主们对这些商业纠葛近乎一无所知。王小军建造的两栋楼是最晚开盘的,报纸上打着闫妮代言的大幅广告,2011年8月在大酒店的开盘现场还办了抽奖活动,多位业主记得当时售楼小姐描绘未来的热情,“说这块地是他们的,那块地是他们的,要规划一个走廊……”人们也问起过销售手续,“说这个证在办,那个证也在办”。
2012年过完年,人们还在照常还“按揭”,一个业主到售楼处交月供时发现不对劲,只有财务部还在上班,去工地看,楼停在了7楼,围挡里没有施工迹象。他自行中断了交款,也没人催过他,年底从外地回来再去售楼部,锁着大门,人去楼空。
另一个业主的“按揭”记录停留在了2012年4月。她跟丈夫在城中村做蜂窝煤,给售楼小姐送过煤,对方私下里告诉他们,“没必要交了,现在公司问题大了。”
●胡绪峰在宏润集团示意烂尾楼的位置。周航 摄
西安南二环的一座写字楼,宏润集团辉煌时坐满百来号人的整层办公室,如今外面只亮了一盏灯,平常只有三五个法务在上班。至今胡绪峰仍在讨要股权和项目,起诉与被起诉,这些年他打的官司超过300起,朋友圈里,他也更像个法律工作者,每天在转发全国各地焦点案件。
胡绪峰的总裁办公室大概有一百平,正对落地窗放了一排十多个石狮子。人到中年,胡绪峰蓄着络腮胡,谦卑得不像一个商人,不停倒茶递烟,吃饭也坚决不肯坐主位,“这个事情解决之前,不坐那个位置上。”
或许是因为事情确实过于复杂,很多时候被提问时,他都要从遥远的过去讲起,比如“什么时候烂尾的”,他坚持不厌其烦用一个多小时讲述了自己跟穆将王村及南通建工等交往过程,最终给出的答案是2013年,也就是他失去宏润地产法定代表人之后。
故事从2007年3月讲起,时年27岁的胡绪峰与穆将王村签下合同,支付2500万现金补偿,建造18万平米的多层安置房,换取总计约577.6亩集体土地的开发经营权。
穆将王村村长王安虎现已离世,跟王安虎哥哥有过深聊的两个不同信源说,当初多家大公司包括恒大都曾有意,最后王安虎将项目“如此优惠条件”给到胡绪峰,“就是因为胡绪峰没有钱没有背景”,“王安虎想垂帘听政”。
胡绪峰则说,王安虎确实曾想自己做,他打消了对方念头,王安虎的利益在于安置房实际只需要11万平米,“(多的几万平米面积)他要做文章。”
胡绪峰计划用六年时间完成整个项目,一边拆,一边安置,一边卖楼,最后才给补偿金。他也评估过风险,项目如此庞大,一共十个地块,“哪一天干不了了,我就这个地块干完球,撤退了。”
然而,2008年底穆将王村换届打破了他的构想。王安虎下台,不满拆迁条件的村民们频繁上访,一年多的拉锯后,已经开工的胡绪峰选择让步,2010年3月,街道见证下,双方重新达成合同,补偿款从2500万提高到1.4亿,安置楼由多层改为高层,土地缩减为420亩。
即便如此,当时的胡绪峰也显得意气风发。在西安城改办、灞桥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出席的开工仪式上,他佩戴红花登台讲话。不久之后,他还一次性买下10辆奥迪车,车牌尾号从001排到010,一位员工说,“车队队长就有两个”。
胡绪峰也乐于展示曾经的实力,“公司最多时候490多人”“上下一共有37台车”“年薪60万以上的有31个人”,旗下还有过传媒公司投资过电影,“现在优酷一搜就能搜得到”。另一些人证实了胡绪峰的阔绰,有借债者说胡绪峰过年送烟都是“一整箱”,有政府人士到访胡绪峰公司,几百一瓶的西凤酒,“整箱堆在那给工人喝。”
之所以最终烂尾,除了“没有看清城中村改造这么复杂”,胡绪峰重复讲述的故事,是融资过程中遭遇“套路贷”,接连被“骗走”股权。期间他签下的多份文件,有债主和财务总监、机要秘书合谋伪造,也有被长时间威逼或利益诱骗所签。
最严重的指控,发生在2013年3月15日,他被约到“诈骗团伙主谋”的办公室,王坚(至今宏润地产75%登记在其名下)等多位债权者在场,要求必须还债,另一个债主“拍着桌子骂我”,在长达十几个小时的“拘禁”后,他移交了法定代表人。
●2012年1月,王坚与胡绪峰宏润集团签下借款协议,约定了股权作为质押。这些年两者之间打了许多官司,也已被多家媒体报道过。周航 摄
然而,王坚对我们讲述了完全不同的故事版本:2012年1月,他为了利息借给胡绪峰1200万,不放心同时让对方用75%股权质押,但胡绪峰根本还不出钱(胡则说对方没向自己要过),随后为了完成项目收回投资,他还相继借出一千万。
“拍桌子就把你吓死了,你觉得可能吗?”“第二天怎么不报警?”王坚说,2013年3月移交法定代表人时,胡绪峰已经没有退路可言,他和其他债权人也是事后得知,穆将王村当年1月就发函告知了解除协议。当时多方也谈好条件,转让后的实控人答应给到胡绪峰两千万和干股,是胡绪峰后来觉得不够又反悔(胡绪峰则称被投资承诺诱骗签下过协议,且从没收到过钱)。
王坚说,烂尾的根本原因,在于胡绪峰个人享受,在国际幸福城开发同期,胡绪峰在老家山沟沟花上千万建了别墅,更重要的是盲目投资,比如在河北黄骅开发房地产项目“损失上亿”。王坚还指控胡绪峰“挪用资金”,2013年之后还在老家搞茶园,最终也失败告终。
公开资料显示,河北黄骅“国际生态园”占地1400亩,一期占地近200亩。王坚提供的一份协议书显示,宏润集团为了偿还该项目债务,抵售了国际幸福城的8000多平方米房屋。
胡绪峰老家太白村的“太白一号”项目,2012年签订的翻板闸工程造价430多万,判决书里宏润地产被判还需付255万;商南县“20万亩生态茶园一期绿茶初加工厂”,一项2013年的工程,宏润农业被判付600多万工程款。
“他做什么事情都很大气。”一位商南政界人士参观过胡的茶叶加工厂,当时他就对规模之大感到诧异,“把商南所有的茶,连茶兜子都挖回来,都不够你加工。”
王小军2011年曾跟胡绪峰几十号员工到访过建设中的太白一号,他最为震撼的门口小河修建了整条河道,还规划了直升机停机坪,听到胡绪峰解释“那是要搞一个低空飞行的旅游项目”时,他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当时那里连个手机信号都没有。”
●胡绪峰老家太白一号项目。讲述者供图
时过境迁,王小军觉得胡绪峰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其公司内部管理的混乱也让他叹气,“几个女同志给他介绍了几单高利贷,拧过身全部自个买房买车”。得到胡绪峰证实的是,一笔2000万的借款,其财务总监收取了一百万好处费,如今胡绪峰控诉的“犯罪团伙成员”中她也在列。
胡绪峰否认挪用资金的说法,说宏润地产只是集团诸多子公司的一个,“所有钱进来都归到宏润集团的账上”,“现在我一家8口人挤到一套房子,这个房子现在被三家法院轮候查封”。说起多地投资,他则以电视剧《繁花》里胡歌饰演的主角打了比方,剧中台词男人有三个钱包,他的第三个钱包,“就是你在外面能融到多少钱”。
说起这些,胡绪峰加重语气,桌子一拍,手指在空中打转,说那时候自己“意气风发”,“人生高光时刻的时候”,相信“有钱就一定能找到好项目,有好项目就一定会有钱”,随即他又恢复了谦卑形象,说话带着笑意,“民营企业它本身就是一个滚雪球的过程。”
事实上,胡绪峰不认为国际幸福城项目是失败的,“几百亩土地现在至少值几十亿”。他也否定“资金链断裂”的说法,“没有钱再进来才叫断裂”,最重要的一个凭据,是2012年10月陕西省质监局一份价值数亿的团购买房合同,“700万订金都打进来了”——这笔钱确实打来了,王坚说,现在质监局也正要起诉追讨。
从西安市中心,地铁不到十站路就能到达“穆将王村站”。当年西安东三环建设,还曾征用了穆将王村土地。然而,这个较早启动改造的村庄,却至今没有从城市发展中受益。
四百亩的土地,除了烂尾楼,原本预计应该盖起高楼的地块,像是被遗忘了,如今有的草木丛生,有的上面建了停车场,驾校,废品回收站——一个村民说,现在好些个村民“收破烂”为生。
不说承诺的商业中心,原本村子有小学,当年拆掉了,现在重建还没影。一位接近村委会的村民说,村里的小学编制还在,村委会专门开辟了一间办公室给小学校长,十多年里,办公室里的校长都已换了三任,没有课可教,“他想不来就不来”。
胡绪峰与王坚等人的官司至今仍在继续。但就既定事实来说,穆将王村城改项目早已不属宏润地产,而是一家叫佳馨源的公司。
2014年底,原穆将王村村委会、宏润地产、佳馨源公司签下协议书,约定后者变更为穆将王城中村开发主体。西安城改办“原则同意”了这一更改,同时也就后续“涉诉涉法有关问题”对灞桥区管委会提出了要求。
胡绪峰说,佳馨源的幕后人,就是当年夺走其公司的“诈骗团伙”老大李彬——公开报道中陕西当地一位绰号“奢华和尚”的资本大佬。佳馨源的一位负责人则称公司股东只是李彬好友,“对我们他比较放心,毕竟前期有大量投入。”
按照协议,佳馨源应该在宏润地产完成审计后,“以实际投入工程为限”承担后者的债务。王坚也在等审计完成后退出,但王坚说,因为胡绪峰不给账本,审计至今没有完成。
●2015年穆将王社区会议变更城中村改造实施主体。周航 摄
●其中一个地块的烂尾楼,后面是已建成的村民安置楼。周航 摄
佳馨源进场后,经过央视报道和西安电视问政,终于在2018年,将8栋安置楼建完交付给了约500户穆将王村村民。公司负责人说,光这一项工程就投入了4.69亿,包括还上了南通建工的大部分施工款,但不包括向灞桥区政府借的1.5亿。
然而,10栋商品房的业主们好像被人遗忘到了今天。之所以迟迟没有开发商品楼,佳馨源的负责人说,是因为还没拿到政府的规划审批。
当初,国际幸福城没有正式规划批复,没有交土地出让金就抢跑盖房,甚至施工用的还是“白图”,没有任何设计院和建筑师签字盖章。现在,那个胡绪峰口中“大家都这样干”的草莽时代已经过去了。拿到规划审批后,还要再交土地出让金——作为城改项目方的优惠可以支付当下土地评估价的40%,佳馨源才能接着开发。
至于为何规划审批多年还没落地,这位负责人说,头几年是因为“股权官司还在打”,后来当地官场塌方耽搁了一年,再后来遇上疫情,“三年基本上就没啥动静”。这中间,胡绪峰的因素“占了不少部分”,“这样闹来闹去到底是个啥情况,人(政府)都担心”。
事实上,当年的“利益厮杀”延绵至今,从去年争夺一处办公楼,就可以窥见各方角力的程度——
这是当年国际幸福城的售楼中心,前几年胡绪峰装修后成了“复活中心”,王坚为了“拿回宏润地产公司财产”,带了几十个人马到场,胡绪峰方也派出了相当人马,听到消息后的王小军也带队赶来——这栋办公楼是他建的,没收到工程款楼还没交付使用——多路人马汇集,最终警方的结论是“维持现状”。
纠葛从没停下来过。现在,胡绪峰专门有几个人看管地盘,他名下的宏润物业公司也在此办公,另一部分租了出去,成了正在建设的西安东站施工指挥部,王坚则以“公司财产”名义还在讨要租金。
当时,胡绪峰是以某种胜利者的姿态归来,在一起官司中,最高法在判决中认定2012年1月胡绪峰和王坚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属于“让与担保”,“不产生股权转让效力”。
尽管宏润地产整套工商材料包括公章都在王坚那,城改项目也已经转让到了新公司佳馨源,但胡绪峰决定“先行使(大股东)权利”,把业主们的烂尾房给建起来。2021年5月,他的工程队进入了最早开卖、完成度最高、涉及业主最多的地块,没有受到任何阻拦,进入其中一栋楼施工作为“试点”,粉刷外墙,安装电梯、窗户。
这个地块三栋楼的约四百户业主终于看到了希望,他们也团结了起来,人们排好班,每天五六个人值守在工地,吃着泡面,睡在临时搭建的板房里。半年后,工程队垫资的一千多万工程完成了,不少业主也付了最后10%尾款,拿到了钥匙。
然而,2021年12月14日,原本举办“交房仪式”的那天,业主们还自发请了敲锣队,但等来的却是政府的清场。更让业主难以接受的是一张处罚告知书——早在2019年,西安国土局就以“未经批准非法占地”将地块罚没,后来移交给灞桥区财政局了。
那些装修都被拆除了,依据是一份专业检测报告,几乎所有工程和材料都不合格。
“施工的时候你不管,要住进去了你说材料不合格?”业主们如今仍然难以接受,“有的地方盖个厕所你都拆,当年盖这么大的楼你不管,现在说没收就没收了?”
如今,这个地块又建起了围挡,6月初,现场从外围至少能看到一个工人在涂外墙。今年3月的公开报道中,街道办人员表示,“快的话年中就能交付”。
但对于这个罚没土地,具体怎么交,目前还未知。它必须变更土地性质才能移交业主,人们担心到时候要加钱,就像之前备受关注的烂尾楼盘易合坊那样,还担心这个过程“不知道又要等多少年”。
倒也不是完全没好消息,地块上有高压线穿过,按照规定下方不能建住宅,这条存在几十年的高压线,有接近政府的人士透露,“区政府(现在)在安排落实迁改”。
●2021年,一部分业主曾拿到了钥匙。周航 摄
●2019年政府就罚没地块的告知书。讲述者供图
能确定的是,“国际幸福城”的业主没有等来幸福。这么多年,业主寇勇辉生活苦闷的时候,就坐上公交车,一个人愣愣来到楼盘坐上半小时,“这个疙瘩解开的话,你可能也就舒服一点”。
买房的时候他还年轻,后来一步步在餐馆干到了厨师,也对人生抱过更大期待,自己开过餐馆,倒闭了。这几年夫妻俩回到白鹿原上,在大路边用彩钢板和篷布搭起小吃店,早上卖胡辣汤、葱油饼,白天卖最贵10元一碗的饸饹。这几年过年,他一家都去对面面馆蹭年夜饭。
“(要是住进去)我早就在下面做生意,不会跑到这么远来做生意,对不对?”早上4点起来,一到下午他就犯困,他不停打着哈欠,努力张大眼睛说道。在河南老家,当初父母借的5万他没敢问过,现在70多岁的父亲还种着八亩地。
另一个业主李鲜云和丈夫还租在城中村,十多家人共用一个水池,她说自己每天都想,“有一个哪怕30平米的房子,有卫生间,有个厨房,我这一辈子都算没白活,就觉得活得挺成功的。”
买房时夫妻俩还在做蜂窝煤,污染大,2014年就不让干了。做煤他们是挣到了钱的,给两个儿子在西安都买了小产权房,五十多万一套。那也是拿命换来的——丈夫后来做了气胸手术,她亲姐姐死前说,“如果人生重选,就不做煤了”。姐姐跟她买了同一栋烂尾楼,两年前去世后她也不参加维权了,一个人出门她不认路。
现在,李鲜云在工厂里贴标签,一个月挣两千,丈夫给人搬按摩椅。厂里送的旧按摩椅,两个儿子一家一台,他们的出租屋里没安,电费太贵她舍不得。
●业主寇先生现在在白鹿原经营着路边摊。周航 摄
●2021年拆除装修的烂尾楼如今有人在施工。周航 摄
许多人现在都在操心孩子的事,卖羊肉泡馍的业主用积蓄给儿子也开了泡馍店,这两年生意不好做,前段时间还在换地方;上个月,回收垃圾的老张也给孩子张罗了一个垃圾回收站,这年头回收垃圾都难做了,他说以前一天能干一车铁,现在一个月都不见得有。
一些业主到去世都没等来自己的房子。今年过年前又走了一个业主,夫妻俩是渭南来西安,当年做生意挣到钱买了房,后面的生活却一个坎接着一个坎,生意出了问题,丈夫得了病,儿子今年快40了还没结婚。
现在回忆起过去,他的妻子提起就落泪。前几年身体好时,丈夫还开着车带她去楼盘转转,最后半年他躺下了,家里没人再敢提起这套房子。
不止一位当初为了孩子买房的业主,如今孩子都遭遇意外去世了。去年,业主代表梁老师在路上见到了一个女人,她主动给自己打招呼,聊起来才知道对方儿子抑郁跳楼,丈夫也跟着走了。
说着梁老师就拨通了对方电话,传来的是一个激烈的声音,“我要住进去了,我就不会搬到咸阳,然后跟婆家矛盾挺多的,明白了吧?你说有没有关系,我都恨死了,你知道吗?”
这两年,梁老师自己也不维权了,坐上轮椅,跑不动了。其实她自己没买,当初张罗让三个兄弟姐妹都买了,三家人投了一百万,现在连弟弟都说,“好了好了,你没有那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了,你也没那两把刷子”,她也放弃了。
这样的争吵十多年里总是在几百个家庭里发生。有被哥哥劝买便宜房子,兄弟反目的;有找公公借钱为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公公去世葬礼上丈夫看到闺蜜扭头就走的;有被孩子埋怨的,还有被丈夫气得脑梗至今瘫着半边脸的……
没有人知道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或者还有多少时间等。似乎就像一捆打了无数结的线,越解越复杂,光是今年6月上旬,又发生了一系列事:胡绪峰和王坚再次对簿公堂,业主们又来到区政府上访,有人还因扰乱公共秩序被行拘。前几天,寇勇辉老婆还问起这套房子,“娃结婚能住上不?”他苦笑着说,“咱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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