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至暗时刻」，催生了一个更自信还是更焦虑的中国？ – Ne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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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必须是优越的，中国模式「输不起」，这样的焦虑和紧绷将持续地为危机埋下种子，但也将持续地制造信心来原谅危机、遗忘危机

2020 年 4 月 4 日，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国旗下半旗，向武汉的逝世者致哀。

Photo: Di Yin/Getty Images

1981 年，阿马蒂亚·森 (经济学家，1998 年诺贝尔奖获得者) 在对饥荒的研究中提出，与当时大众所认知的「饥荒属于天灾」不同，饥荒的发生多属于人祸，而人祸的发生又与政治制度——反对党的存在、媒体自由、民众抗议的途径、民主选举的权利——有着密切的关联。森写道，「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有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无论找到哪里，我们都找不到这一规律的例外。」

40 年后在武汉发生的一切，起初似乎是「民主无饥荒」论在瘟疫语境下的再次印证。但出人意料的是，二月底，当中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时，疫情却在欧洲再次爆发，并迅速发展成全球大流行，体制的对比甚至看上去出现了反转。虽然韩裔德国学者韩炳哲把中韩等国的抗疫效率归因为「东亚服从传统」的观点很快得到了批评和反驳，但「中国模式决定性地促成了抗疫成功」仍然是当下被中国国内、以及部分海外言论所广为接受的叙事。端传媒 3 月 19 日发表的《从信任危机到世界救星，中国政府如何重建「大国自信」叙事》一文，便梳理了疫情爆发以来的若干舆论热点和宣传重点，指出「宣传系统在 1 月和 2 月份屡次失手之后，终于借着国内疫情减缓、全球疫情暴发的『机会』，夺回了舆论场的话语权」。

随着「大国自信」叙事的重建，舆论空间中的爱国情绪在欧美疫情爆发后再度高涨。一方面体现为体系性地生产和消费体制优越感与自信心，另一方面则体现为民族主义不断塑造竞争者、假想敌，「逆练」灯塔主义。更堪玩味的是，参与者的「小粉红」色彩淡化、参与者的普遍面貌不再是使用低幼语言、饭圈策略的年轻人——如果说海外爆发前的爱国潮主要仍是小粉红在一片质疑声中逆势为「阿中哥哥」反黑，那么海外疫情爆发后的爱国潮，则更像是普通人的体制信心与民族信心的全面复苏。

二月疫情在欧洲蔓延是爱国潮转变的关键节点。那些曾被认为与中国体制密切相关的问题，在其他国家依次重演，「民主无大疫」的神话迅速破灭。中国当下相对的安全状态——尤其是相对西方国家的安全状态，更暗合了一直以来中国对其体制合法性论证的模式：生存和发展权高于并优先于其他更为抽象的人权，生存和发展权的保障不仅是更为重要的成就，还能弥补后者的缺失。

体制优越感，对标「想像的西方」

这种话语模式曾在国际社会和中国内部饱受质疑，但当下的疫情态势为这种话语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民主社会错失防疫黄金期，被归因于它们重视自由、尊重人权、强调隐私，国家因此缺乏抗疫的「硬核」手段，缺乏行动的效率。大批自媒体、营销号批量生产文章，渲染海外「沦陷」、「恐慌」、「无知」、「民众不配合」。笔者之所以以「渲染」概括，是因为这些文章缺乏事实核查或实地采写，仅将零散的国外信息拼接，加以悚动的标题，打造出极为类似的「海外不行」、「西方世界分崩离析」的叙事。

官方宣传同样没有缺席。无论是人民日报的「反超了」，还是观察者网发布的《西方防疫处罚比中国还严厉，还好意思说中国是「专制」》一文，字里行间的幸灾乐祸已经到了不加遮掩、体面无存的地步。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提出了一种「抵消论」：「到今天 (3 月 19 日) 这个时间点上，与新冠疫情的战斗对中国人整体信心的加分已经超过了减分。完全可以预见，随着疫情在世界上的进一步扩散，这样的加分会越来越多。」

当下体制自信增长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基础并非「我 (中国) 是怎样」，而是「与西方相比，我 (中国) 是怎样」。信心的复苏需要持续地和西方世界对标，比数字——「反超了」、比策略——「抄作业」、比惨烈。作为比较对象的西方世界面目模糊，它时而是陷入巨大困境的意大利，时而是泛泛而指的欧洲，时而是美国，时而是边界不明的自由民主国家的集合体。至于不同国家内部的地方治理差异、不同国家间的差异、欧洲和美国的差异，很少被认真提及，也很少被好奇。

自由和民主——或许再加上对隐私权的寸步不让——是这个想像的西方的重要特征，而正是这样的特征让它们难以严格推行社交隔离、难以追踪确诊和密切接触者、难以高效动员社会资源，最终连最基本的生存权也无力保障。

与此同时，既非西方也非中国的地带大体上处于被间歇性遗忘的的状态。这背后当然有包括语言隔阂在内的复杂多样的原因，但依稀可以看到，既非西方也非中国的抗疫经验是有意识地被淡化的。日本因为钻石公主号受到关注，乘客疏散后淡出舆论焦点；对韩国早期疫情暴发的关注猎奇式地集中在新天地教会，随着病例增长平缓，韩国也渐渐淡出视野；伊朗的报道突出一个「惨」字，但为何伊朗的威权体制没有发挥出「硬核」作用、或者伊朗的威权体制到底在抗疫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自然是不可说的。大致而言，这些国家——或因与典型的西方民主国家仍有很大差异、或因本身是威权国家但抗疫乏力，很难被置入民主体制抗疫低效的叙事模式之中。尽管像韩国、日本这样的近邻或许更可能为中国提供有益的借鉴，但它们无法提供提振体制信心的叙事。

民族主义再起，制造敌对他者

体制自信又与民族主义相互加持。如果说自信的加分依赖制造「可供对比的他者」，民族主义话语则更偏向制造「敌对的他者」。

疫情发展初期，病毒起源地就成为敏感话题，病毒是否起源于武汉在更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个面子问题。自一月其他国家报告输入性病例开始，世界各地都出现了针对亚裔居民和游客的语言歧视与人身攻击。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和普通民众以多种方式表达愤怒和抗议本是合情合理，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主流也都在强调「病毒无国籍」，反对与疫病相关的歧视与排外主义。

但无论是中国官方还是民众，反驳的要点却并非是歧视与污名化，而是强调缺乏充分证据证明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或许这种策略被认为能够彻底切断污名化，毕竟如果中国不是疫源地，那么即使病毒污名化存在，也不会和中国扯上关系。但实际上，这等于在说对疫源地的歧视和污名是有正当依据的，只不过受到歧视的不应该是中国。

其结果就是，病毒溯源的科学工作很快和民族尊严问题搅合在一起。病毒起源中国成为了在民族情感上不能被接受的事实，病毒美国制造甚至也成为了一种民族情感的需求。2003 年非典中国尚可以调查公布零号病人和病毒的中间宿主果子狸，而当今的大环境下，中国能否最终坦然面对病毒起源问题也令人生疑。

另一个被制造出来的敌对的他者是留学生群体。这一群体本来和「小粉红」有着广泛交集，但在粉红色彩淡化的爱国潮中，他们却被尴尬地「难民化」。距离海外留学生从世界各地采购防护用品运往国内尚不足一个月，因海外疫情日益严重选择回国的留学生即被指责为「万里投毒」、「巨婴」和「不懂感恩」。拉萨电视台主播在公开新闻播报中使用的顺口溜「祖国建设你不在，万里投毒你最快」迅速流行，某回国人员集中隔离酒店中留学生想喝矿泉水被训斥的视频登上热搜。选择海外生活学习被视作留学生群体的第一重「原罪」，出国不仅仅意味着拥有某些优越的条件，还意味着留学生个体对中国和别国的高下判断，出国即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不忠，在对留学生的攻击中，相当多的评论在质问「你觉某国那么好，怎么这个时候知道回来了？」

「逆练」灯塔主义

「逆练」灯塔主义，或许可以用来总结这种体制与民族自信的恢复。关于「灯塔主义」，学者林垚在《灯塔主义与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川化」》一文中讨论过，中国自由派「川化」的原因之一是政治灯塔主义。简言之，自由派出于对极权的反感和恐惧，「对西方 (尤其是经济体量上唯一堪与中国抗衡的美国) 政治产生一种殷切的投射，并且不由自主地将纷繁复杂的政治议题坍缩到自己有过切身体验的简化版「左/右」光谱上来理解」。这种政治灯塔主义的后果，则是自由派无法接受西方世界当下的「白左」价值观、反对「政治正确」、不能理解接纳少数群体的政治抗争，最终，转向支持没什么不敢做、没什么不敢说、没什么不敢砸烂的特朗普来维护他们心目中理想的政治秩序。

而「逆练」灯塔主义同样对西方世界进行想像，视这个西方世界为政治上的灯塔，最终也落脚到对一个没什么不敢做、没什么不敢说、没什么不敢砸烂的政治领袖的热爱与支持。但「逆练」的独特之处在于：一，它不是由自由派发起，而是广义上的反自由派发起。官方宣传的鼓手、流量驱动的自媒体、小粉红、乃至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倾向稍强的普通人都参与其中。

二，承认西方世界是政治灯塔，并非是对自由等一系列价值的认可和推崇，而是认为主流话语将西方世界视为灯塔，自己不得不暂时承认。并且正因如此，「灯塔」的一切问题都必然和自由、民主、人权、隐私有关，而要凸显自己的体制优势，就必须和灯塔来比较，灯塔之外的地方则成为「灯下黑」。

三，对真实的西方世界发生的有违灯塔标准的行为，例如政府绩效的不足、公民自由的侵犯、民主赤字等，怀有一种嘲讽的态度，控诉西方的虚伪，但对真实西方社会内部的自我批评和激烈异议同样不关注、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在反「白左」和反「政治正确」上和川化自由派持有类似立场。西方抗疫妖魔化的报道虽然数量众多，但是《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对本国行动拖延、准备不足、官僚作派的批评，以及权力在紧急事态下可能滥用的反对，都没有得到关注。相反，这些媒体仍被先验性地盖章为对中国与其他国家实行「双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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