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饿死人的典型案例 “信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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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事件是指从 1959 年 10 月到 1960 年 4 月发生在当时的河南省信阳专区（当时的信阳专区包括今天的信阳市、驻马店市）出现大面积饥荒，大批农民饿死的事件。

　　1958 年大跃进运动开展后，信阳地区浮夸盛行，伴随人民公社运动，频现的 “卫星运动” 掩盖了浮夸风下粮食产量严重的虚报现象。

　　庐山会议后在河南省反右倾风潮下，各级官员因担心被打成右倾，强行按虚报产量制定的粮食征购标准向农民征粮。即使如此，粮食征购目标仍难以完成，地方政府采取吊、打、酷刑等极端方式逼迫农民将口粮交出的现象频频发生。

　　1959 年，饥荒大面积出现并蔓延，而信阳地方政府又采取封锁消息的措施，严格限制人口外流，一度出现人吃人的现象。信阳地区从发生缺粮现象到大批饿死人，前后持续半年之久。从中共中央着手调查到灾情完全暴露又拖延了半年，最终对责任者处理则到了 1961 年初。整个事件最终成为大饥荒时期典型的地方饥荒事例。据河南信阳地方 1961 年呈报中共中央报告显示，该事件至少造成 180 万人非正常死亡。

一、信阳事件的背景

　　1958 年注定是荒唐的一年，这一年产生了 “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 跃 进和人民公社。这一年，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口号，即“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这一年，高举“三面红旗”，跑步奔向“共产主义天堂”。

　　正是在这样高压政策下，河南在大跃进公社化狂飙陡起之时，比别的地方都有更充分的精神准备，吹牛浮夸之风也令全国望尘莫及：小麦卫星一直放到西平县的亩产 7320 斤，钢铁卫星一直放到新乡地区的日产 120 万吨，均为 “世界之最”。

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中，信阳地区旗帜鲜明地走到了 “前列”，其中固始县的七一公社有 46161 户，201075 人，为河南省最大。信阳遂平县查岈山第一座人民公社在“大跃进” 的风潮下很快就 “一鸣惊人”：虚报、高报的农业产量“卫星” 很快登上了《人民日报》。卫星公社韩楼大队 2.9 亩小麦试验田，亩产 3821 斤的消息很快让信阳成为了全国标兵。

　1959 年 3 月，中共中央置当年全国粮食大幅减产的事实于不顾，在上海会议上决定按照 1958 年的标准，在全国征购粮食 1350 亿斤，1350 亿斤的征购粮便成为了信阳大饥荒的根源。

　　全国农民人均留有粮在 1959 年和 1960 年己急剧减少，从 1957 年的 250 斤减少到 174 斤。1959 年粮食减产 11%，征购数却增加了 14.7%。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各省、地区、县、公社的各级党组织按照毛泽东的指示 “反瞒产私分”，级级相逼，用专政的手段强行从农民手中搜刮走的基本生活口粮。

　　1958 年，河南全省粮食产量实际上只有 281 亿斤，而河南省委却鼓吹为 702 亿斤。而在信阳地区遂平县（今属驻马店市）的粮食收成由于大炼钢铁等原因而误了农时，小麦未能及时收割，导致 10% 左右的粮食损失。1959 年的自然灾害致使歉收，信阳全区粮食产量 32.58 亿斤，比 1958 年减产 46.1%。但在全国大跃进的背景下，信阳地区各县都虚报产量，信阳地区汇总后将产量虚报为 72 亿斤，进而在仅有大约 32 亿斤粮食存量的全信阳地区按照 72 亿斤的标准来征购粮。

　　基层干部难以完成征购任务，就逼迫农民上缴粮食，对农民的捆、绑、吊、打、捕等现象屡见不鲜。11 月底，河南密县已经出现饿死人的现象，1959 年 1、2 月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内务部、粮食部接连收到民众来信，反映河南东部地区的夏邑、永城、虞城、鹿邑等县，发生严重浮肿病和死人现象。

 二、庐山会议后的更大跃进，信阳强行征粮

　　河南省第一书记吴芝圃就是在这样的热昏疯狂状态下，背着河南农民无数饥饿而怨恨的目光，登上庐山的。1959 年 8 月，吴芝圃庐山会议后回到郑州，立即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要求各县市层层揪 “小彭德怀”，在全省内又掀起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 的高潮。河南人民真正大难临头了。　　

　　1959 年河南粮食和经济作物继续减产，全年粮食产量只有 210 亿斤，但吴芝圃仍然举着高指标，强调估产为 450 亿斤。另一方面，随着反右倾的开展，党内人人自危，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是 “小彭德怀”，就得挨批斗；而哪个农民若交不够粮食，就会被捆起来吊打，关押拘留甚至拆毁房屋。

　　1959 年信阳地区粮食歉收，实产粮食 20 多亿斤，但在反右倾风气下各县不敢据实上报。地委办公室将各县上报的粮食产量汇总后得到 72 亿斤的结果，地委常委（9 人）讨论时，仅有专员张树藩一人认为歉收年总产量可能只有 30 多亿斤，最多不超过 40 亿。最后地委按 50 亿斤产量上报省委。

　　据此，河南省委分配给信阳地区 9 亿的粮食征购任务，下面各级为了超额完成任务，层层加码，征购数达 10 亿斤。根据 “反瞒产私分” 的指示，信阳地委动用了民兵，指挥各县委挨家挨户搜查 “被农民和基层干部隐瞒私藏的粮食”。在“反瞒产” 过程中信阳地区逮捕了一万余人，劫掠了农民的口粮、牲口饲料粮，征购任务圆满完成。信阳全地区征收了 16 亿斤粮食，结果农民的全年口粮只剩 100 多斤，仅够食用 4 个月，潢川、光山等县口粮甚至不足 3 个月。五十年代曾经担任过上海市财政局长，因被打成右派而被下放到信阳地区商城县劳动改造的顾准，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严冬未届，路旁已见冻死之骨。

　　就在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各级干部并没有想到救人，而想的还是如何完成征购任务。

　　潢川县任务完成得不好，省委让他们写一个报告。潢川县委 1959 年 10 月 30 日的报告认为，粮食征购困难的原因，首先是县委和公社党委领导思想不够明确，对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斗争的艰苦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对粮食问题是我们同资本主义在农村斗争的焦点缺乏深刻的理解，思想麻痹。其次，党内外一部分干部右倾思想成了粮食工作的主要危险，突出表现是不承认大丰收。第三是干部作风不够深入，抓得不具体，不细致。这个报告提出要通过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辩论来搞征购。其实，写这个报告时，潢川县已经大量饿死人了，报告对此只字未提。
　　然而，中共河南省委很喜欢这个报告，并于 11 月 17 日向全省转发，提出了要组织粮食入库的新高潮。怎样掀起高潮呢？省委在转发潢川县委的报告的按语中写道：
　　省委认为这个报告很好，提的情况很具体，不仅找到了粮食征购完成不好的根本原因，而且以反右倾鼓干劲保卫总路线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了材料准备。
　　潢川县桃林公社，食堂停伙、社员挨饿不仅没有放松征购，反而更加紧了。县里说，下面有粮食，就是不拿出来，别看白天食堂停伙，晚上吃干饭，让各级查漏洞、查隐瞒，见粮就往上送。吴集大队杨楼生产队留了 25 斤 “泥巴苏” 稻种（水稻的一个品种），也拿去顶征购任务入库了。县、公社几乎每天开电话会议，要进度，搞评比，让任务完成不好的队在大会上作检查。有的大队书记听说要开电话会议就吓得发抖。何陂大队为了查漏洞、查瞒产，搞车轮战术，大队干部轮流值班，一连开了十天十夜生产队干部会，动员，辩论，自报隐藏粮食数量，下去验收，验收没找到粮食就再动员，再辩论，再自报。最后把全大队所有的草垛都扒了一遍，才搞出了 3000 多斤粮食。
　　县社干部这种态度是上级逼出来的，更是那种政治体制下的必然结果。信阳事件发生后，中共潢川县委在 1960 年 6 月 3 日的检查中写道：“我们的想法是，要千方百计地完成征购任务，保持连续三年潢川在征购工作中的红旗。在征购任务完成了 60％进展很困难时，地委召开了电话会议，我们排到了倒数第三名，省委宋致和书记在电话会上点了潢川的名。”“我们分不清实事求是和右倾机会主义的界限，个人主义思想严重，患得患失，不敢说实话，怕把产量报低了，说是否定大跃进、大丰收，怕受批判，怕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 官员是上级任命的，上级满意，官运就亨通，上级不满意，就会丢失前程。所以，迎合上级，不顾老百姓死活，也就是必然的了。

　　1959 年冬天，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原称卫星人民公社）第二任党委书记郭书志（第一任书记陈丙寅被上级派遣组成 “中国嵖岈山人民公社农业代表团” 出访印度）接任时，粮食已被征购一空，他正发愁没粮食吃的时候，接到了地委书记路宪文的电话，路书记火冒三丈地吼：“当前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十分激烈，你死我活。大丰收是客观存在的，是事实，不承认是不行的。嵖岈山人民公社是闻名全国、全世界的地方，怎么也发生闹粮问题？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须狠狠打击闹粮的不法分子。私分瞒产是普遍的，多数是在干部有组织有领导下进行的，他们藏粮食从天空到地下，从山坡到河沟，从村内到村外，这是造成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要开展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极右派的斗争，不要手软，要狠狠地斗，狠狠地批，把粮食挖出来。明天，你们遂平县要组织一个挖粮报喜的高潮，向地委报喜。否则，以违犯党的组织原则论处。”
　　在路宪文的命令下，遂平县委书记蔡中田急忙赶到嵖岈山人民公社，对郭书志说：“开会，召开三级干部会，快。” 很快，全公社的大队和生产队干部都集中到公社办公处前的空场上。他们的讲话很严厉：“我们要下决心、下狠心把粮食挖出来，不留一点死角。该斗的斗，该捕的捕，不能手软，更不能姑息迁就。谁庇护他们，就连他一块斗。” 接着分组讨论，自报粮食。胜桥大队党支部书记高德，在县里召开的三天反瞒产私分大会上吓病了，在家吃了几天药刚刚见好。听到通知他开会，心里就很紧张。听说要留下来讨论挖粮食，心里一急，眼前发黑，一头栽倒地上，口吐白沫，下意识地说：“没粮食….. 真的…… 没粮食……” 人们七手八脚地把他抬进屋子里，仍然浑身发抖。

　　息县的征购工作也很残酷。11 月初，在食堂停伙、人口大量死亡的情况下，强征购、反瞒产仍在继续进行。公社代理第一书记钱庆怀，在他主持的 10 个大队中，每天夜里 12 点开汇报会，凡是征购任务完成排在后三名的，当夜进行批斗。他原来是副书记，公社书记熊永宽到县里开会去了，让钱留下来搜粮食，他带领十员大将（公社武装部长等打手），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搜，有一点粮食就弄走，搜走了上万斤粮食，因此他有 “政绩”，由副书记升为代理书记。

　　1959 年 12 月，已经是饿死人最多的时候了，河南省委还念念不忘征购任务。省委副书记宋致和 12 月 4 日给省委的报告中写道：农村生产情况很好，“在逐步认清农村阶级斗争形势、强调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发动群众深入工作后，部分县（新蔡、上蔡、汝南）的征购进度有较快的进展，完成了任务，而有些征购进度仍然迟缓，至今完成情况很差。”他认为 “没有完成任务的原因大致可分三种”，一是大丰收，征购任务不重，能够完成任务，基层干部存在思想问题；二是有思想问题，也有工作问题；三是工作努力，但生产差。他认为“凡是大队和生产队贫下中农占优势、掌握了领导权的，既能完成征购任务，也能安排社员生活；凡是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为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篡夺了领导权的，瞒产私分严重，既不肯完成征购任务，社员生活也没有很好安排，因为他们瞒产私分的真正目的是要搞垮食堂。” 不过，宋致和在这个报告中还是拐弯抹角地为农民说了两句话：“这些地区目前不应该单纯地抓粮食征购了，必须全力转为抓好分配，安排好社员生活，．．．．如果再硬突粮食征购，就有脱离群众的危险。”

三、人间炼狱

　　为了讨好上级，就逼下级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一级逼一级，逼到下面就不择手段了。打人，就是最常见的手段。这些手段千奇百怪，骇人听闻。

　　这里打人有历史。1957 年反右派时没有一个右派不挨打的。他们别出心裁地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头上剃上 “右” 字，把犯错误的人集中起来用猪槽盛稀饭，让他们用手抓着吃。

　　许多县的县委扩大会议当即成为斗争大会，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斗争 “右倾” 的县委书记张福洪，亲自动手毒打，众人拳打脚踢，将张福洪头发连头皮一道撕下，活活整死。这个县的另一个县委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 “反瞒产” 运动，连续拷打四十多个农民，打死四人。

　　关于这个槐店公社，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 1960 年 11 月 28 日向吴芝圃的报告中提供了如下更加重要的情况：

　　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 1959 年秋灾，全社平均亩产 172 斤，总产 1191 万斤。公社党委报亩产 626 斤，总产 4610 万斤。县里分配征购任务是 1200 万斤。超过了全公社的实际总产量。为了完成征购任务，他们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大搞反瞒产，把群众仅有的口粮搜刮一空。征购入库 1039 万斤。食堂普遍停伙，死人现象相继发生。刘文彩和公社党委把食堂停伙死人归于富裕中农进攻，阶级敌人的破坏，归结为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表现，反瞒产斗争持续 8 个月之久。六七十天内粒米全无，造成人口大量死亡。
　　全公社原有 36691 人，8027 户。从 1959 年 9 月到 1960 年 6 月，死亡 12134 人（其中，男 7013 人，女 5121 人），占原有人口的 33％。全家死绝的有 780 户，占原有总户数的 9.7％。姜湾一个村原有 45 人，死亡 44 人，只剩下一个 60 多岁的老太太也疯了。
　　全社有社、大队、小队干部 1510 人，打过人的就有 628 人，占干部队伍总数的 45.1％。被打的有 3528 人（其中干部 231 名），当场打死群众 558 人，打后致死的 636 人，致残的 141 人，逼死 14 人，打跑 43 人。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原公社党委书记江某等指使炊事员把 13 个到公社要饭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地冻饿而死。
　　公社机关食堂分三种灶别：书记吃小灶，委员吃中灶，一般干部吃大灶。小灶顿顿有肉、鱼、鸡蛋、油炸花生仁。

　　钱庆怀息县在反瞒产私分的斗争中，对被斗对象施行了惨无人道的刑罚：捆绑、吊打、揪头发、炒盐豆。什么叫炒盐豆：执行者有很多人，他们站成一个圆圈，被炒的人（一个或多个）站在中间，四周的人把他们从这边推到那边，又从那边推到这边，这样不停地推来推去，被炒的人倒在地上，再命令他站起来继续 “炒”，直“炒” 到站不起来被抬出去。一些有心脏病的人被 “炒” 死了。（山东、甘肃在反瞒产中也有这种刑罚。四川省把这种刑罚称为“洗毛芋头”。）

　　据这个公社 8 个大队统计，被斗的大队干部 22 人，小队干部 39 人，作业组长 44 人，当场打死 1 人，打后死去的 7 人。对讲实话的干部一律扣上 “否定成绩”、“右倾分子” 的帽子，进行无情斗争。叶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刘炳智说没有粮食，征购任务完不成，当场被斗，四个人抬起刘的四肢，像 “打夯” 一样往地面上摔打，鼻流血，腰被摔伤。

　　据不完全统计，在反瞒产过程中，息县全县共打死、逼死群众 1065 人，其中当场打死 226 人，打成重伤以后致死的 360 人，自杀的 479 人。基层干部被打死 29 人，打残 46 人。据防胡公社 9 个大队统计，29 个干部打死群众 91 人。大队支书王心月亲自打过 150 多人。副支书朱炳堂手拿皮带见人就打，打过 44 人，打死人数未查清。大队团支书王凤才共打过 36 人，据群众反映，他打死了 16 人，他自己只承认 3 人。

　　嵖岈山人民公社一位叫包根的小队会计，被当作重点突破的对象，对他开展批斗。包根经不住拳打脚踢，就说生产队长朱遂平和他本人藏了粮食 500 斤。朱遂平立即就成了批斗对象。他开始看不起包根的软弱，昂首挺胸地站在人群中间。一阵拳打脚踢之后，朱遂平倒在地上，又被人揪头发拉了起来。有人拿来一条凳子，让朱用一只脚站在凳子上面做 “金鸡独立”。没待朱站好，就有人冲上来一脚踢翻凳子，朱遂平倒在地上。人们冲上去又是一暴打。打过，又让他做“金鸡独立”。朱被打得血流满面，还没承认藏粮食。于是，就用一根细麻绳把朱捆了个结实，麻绳勒进肌肉里，再把绳子搭到树上，使劲一拉，朱遂平就被吊在空中。不到一袋烟的功夫，朱遂平满脸豆大汗珠往下滚，脸呈猪肝色。朱遂平开始求饶：“放了我吧，我说，我全说。” 参加会议的生产队干部看到这势头纷纷交待：这里藏粮食多少万斤，那里藏豆子多少万斤。三级干部会大获全胜。中共遂平县委立即向信阳地委报喜：三天挖出粮食 45900 多斤。会后按照大家交待的去挖粮，一两粮食也没有找到。　

　　光山县城关公社李堰湾大队，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全被征光了，食堂普遍停伙断炊。食堂停伙以后，大队干部还规定 “三大纪律”：不准社员家中冒烟，不准挖野菜，不准外逃。大队组织了一个由 12 个人组成的搜查队，对社员家三天搜查一次。这个大队 25 个党员中，有 21 打过人。社员称大队办公室是 “阎王殿”。全大队原有 346 户，死绝了的有 39 户，原有人口 1496 人，死亡 555 人，其中，饿死 490 人，打死 55 人，逼死 10 人，遭受毒打的有 438 人。

整个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 93%。斛山公社的一个党委委员、团委书记，亲手拷打农民九十二人，打死四人。

　　庐山会议以后，从 1959 年 11 月至 1960 年 7 月为止，整个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 1774 人，其中 36 人死在狱中；拘留 10720 人，其中死在拘留所 667 人。中共河南省委事后报告：“全区大队以上的干部共有 5 万人，犯有种种违法乱纪的干部估计不下 50％，一时打人成风，成千上万的人被打死、逼死、打残，绝大多数公社、队设立监狱和劳改队，乱捕、乱扣成风。”

　　如此凶狠的反瞒产，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甚至喂牲口的饲料，尽数掠劫而去。1958 年 10 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就停粮断伙，最严重的村子八十天没有一粒粮食，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开始大量外逃或饿死。1959 年冬，尤太忠将军回到了故乡信阳光山县探望病重的母亲，他目睹当地乡民饥荒的惨状，所以心情极为痛苦。而 1998 年的诺贝尔物理奖的获得者、美籍学者崔琦，他的双亲都是信阳人，就是在 1960 年饿死的。　

　　群众形容当时的恐怖气氛说：“干部好似阎王爷，大队好似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广大群众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骨肉不得相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遗弃子女，抛尸路旁。全公社有 381 人因饥饿难当破坏尸体 134 具。（注：这里说的 “破坏尸体” 就是从尸体上割肉回家吃）

四、面对恐怖的饥饿和死亡，人吃人的悲剧

　　粮食强行收走了，1959 年 9 月份就出现食堂缺粮现象。当时就多吃菜，少吃粮，劳动力吃粮，非劳动力吃菜，一天吃一顿或两顿，后来有的食堂几天吃一顿。到了 10 月和 11 月，食堂普遍停伙。11 月中旬，潢川县桃林公社 12 个大队 122 个生产队的 291 个食堂，缺粮的为 100％，断粮 80 多天。吴集大队在 9 月中旬（农历 8 月 13，离中秋节两天）就停止向食堂拨粮食，10 月中旬全大队所有食堂全部停伙。全公社连一棵活的榆树也没有，全被吃光。桃林公社从 1959 年 9 月有 7645 户，34897 人，其中男 15349 人，女 19548 人。1960 年 5 月剩下 6953 户，29438 人，其中，男 14349 人，女 15044 人。人口死亡 5459 人，死亡率为 15.64％，绝户 692 户，绝户率为 9.27％。何陂大队死亡率为 24.9％，其中劳动力死亡率为 49％。断粮 80 多天，断粮后社员先瘦，后浮肿，再瘦，直到死亡。瘦人死亡者临死时吐水。两种死亡的特点是死时不发烧，反而体温下降，临死时都能吃东西，有的甚至大喊要吃饭。吴集大队马路生产队社员杨春山，怕儿子没人管，在自己即将死去的时候，把两个三四岁小孩扔到坑里淹死，以后自己死去。群众死亡率达 14％以上。

　　在断粮以后，公共食堂寻找了各种代食品：
　　吃稻草。稻草是喂牛喂马盖房搓绳的材料。现在，人们先用铡刀把稻草铡碎，放在大锅里炒干焦，再放在石碾上碾成碎末，再用石磨磨，磨完再过箩成面状，再掺上百分之三十红薯干面再做成窝窝头。
　　吃玉米杆。玉米杆是农民烧火做饭的燃料，平常年景连牲畜也不吃，现在也成了食品。吃的办法是，去掉外皮，放进锅里炒干切碎，磨成面，掺上红薯干，做成窝窝头。
　　吃白鹭屎。白鹭是一种水鸟，以鱼为食。屎呈青白色，不臭。饥饿的人们把白鹭屎挖回家，用水洗洗，放在锅里蒸熟了吃。
　　野菜、花生芽、老鼠、麻雀、草根、树皮、蚌壳、棉絮等都是很好的代食品。
　　1999 年 9 月，当年新华社常驻信阳记者鲁保国回忆当年情况：“1959 年下半年我乘长途汽车从信阳经罗山到固始，从车窗向外望去，看到路旁的沟里一具一具的尸体。车上的乘客谁也不敢谈论饿死人的事。在罗山县城西门外我看到一具尸体，就给罗山县委打电话反映了情况。光山县饿死人最多，死了三分之一，整家整家地被饿死，成了绝户。虽然到处有饿死人，但领导干部还是大吃大喝。我住在固始县委招待所，县委书记杨守绩请人吃饭，喝皮丝汤。”　　

　　1959-1960 年任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的秘书的余德鸿回忆说：

　　粮食被征购走了，秋收刚过农民就没粮食吃。我们到遂平县石寨铺检查农业生产，路经青石桥大队，想住在这个大队里。大队长慌得不得了，我们说：“简单一点，随便弄点吃的就行。” 一直到晚上 9 点半他才端上吃的来，是几块南瓜做的糊糊。大队长说：“瞒也瞒不住了，你们不来我们南瓜糊也喝不上了。食堂停伙几天了，我找遍了全村才找到这两个小南瓜纽纽。” 我们到息县东岳庙公社王庙大队，已经下午 5 点半了还没有人下地。为什么不下地？农民说：“今天的饭还没吃呢！” 我们还看到两棵榆树被砍倒，树皮被剥光，有人还一边剥一边吃。第二天到唐坡，高梁还没有打苞，就把秫杆青的吃了。这还是秋收过后不到一个月的情况。以后的情况更惨了。不久，食堂基本都停了。到了农历 10 月草根树皮吃光了。以后就大量饿死人。我家在淮滨县防胡，回去两次。阴历年前从包信到防胡几公里路边看到 6 具尸体，回到离我家 5 公里的防胡两边死人一片，100 多具尸体在野外没人埋，走到河塘两边的苇塘里，又看到 100 多具尸体。外面传说尸体被狗吃了，还说狗吃人吃红了眼。这是不符合事实的，狗早被人吃完了，那时哪有狗？
　　开始死了人就抬出去，放在门板上用牛拖走，后来就抬不动了。防胡西边的刘长营村，一家姓杨的，大人死了没抬出去，剩下 3 个 8-12 岁的小孩靠吃大人的尸体维持了几个月。后来从他家清理出一堆人骨头，孩子说人的脚跟和手掌最好吃。

　　人吃人的情况几乎村村有之。我于 1959 年 12 月份在回家的路上，仅包信到防胡的 9 公里的路旁，见到尸体约 10 具左右，其中，有的臀部及大腿上的肌肉已被割去…… 从防胡回家的 4 公里的路旁，发现了更为严重的问题。在防胡西的幸福河沿岸，发现大片尸体，可能有百具左右。走到何砦村西的苇塘附近又发现一片，数量也很多。……

　　原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在《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写道：
　　信阳五里店村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将其四五岁的弟弟杀死煮了吃了。因为父母都饿死了，只剩下这两个孩子。女孩饿得不行，就吃弟弟。这个案子送到我这里我很难办。法办吧，是生活所逼。我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是把这个小女孩抓起来了。我的想法是，不抓起来也是饿死，不如让她进派出所，还有口吃的。
　　注：《百年潮》发表张树藩这篇回忆时，删去了这一段。原稿保存在张树藩夫人李瑞英手中。

五、封锁消息和阻止人员外逃 　　

　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饿殍越来越多以至于尸体无人掩埋，人吃人的现象也不断发生，仅固始县官方记载的人吃人事件就有 200 例，县委以 “破坏尸体” 为名逮捕群众。活着的人为求生计，开始大量外逃。人员外逃势必导致大批死人的消息传开。于是信阳地委指示各县市要求设岗堵截，不准外逃。各村民兵在路口设卡，严格控制淮河各渡口，拦截外逃人员，还专门设置收容所、监狱，随意拘捕外逃者，钱财衣物一律没收，还会遭到毒打，很多人饿死、病死、被打死在狱中。但依然有极少数人冒死渡过淮河逃到安徽临泉、阜南一带，当地政府也或多或少听说了河对岸的惨状，因此并没有立刻将他们遣返。事件结束后这些人回到家乡，早已物是人非。

　　而与此同时，地委书记路宪文却声称：“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因为思想问题。”1959 年 11 月间，当他从潢川县驱车返回地委，沿途亲眼见到路边死尸、拦车要粮的群众以及被父母遗弃的孩童时也依然无动于衷。他继续要求地区公安部门，“限期消灭人员外流”；指示社队的干部民兵封锁村庄；要求城镇机关、工厂、企业单位一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还要求各县委做到 “街头、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 等等。

　　这位路宪文书记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骄傲霸道，乃是因为他拥有一件最为得意也最具资本的功劳：他管辖的遂平县查岈山卫星社，在 1958 年 4 月，率先由 27 个小社合并为大社，成为中国人民公社运动的先声，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扬。有这样一块金字招牌，他还怕什么？

　　此后，信阳各县委常委分片包干，分头布置，县城四门持枪把守，公路要道设岗，县境边沿流动巡逻，来往信件进行检查，邮电局不准有发往北京和郑州的信件，信阳县监委副书记胡修玉两次向中共中央写匿名信反映饿死人的状况，两封信均被转到信阳县委，胡修玉为此遭到轮番批斗，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被处以劳改，在此期间共扣押信件 12000 封之多，其他被查出的寄信人都受到了残酷批斗。

　　尽管当局对消息进行了严密封锁，却依然有一些信息陆续传到了北京。1959 年初，商城县越美公社观庙团、汪桥团 78 个食堂有 74 个断粮两个多月，发生了饿死百余人的事件。家住商城县越美管理区观庙团林湾连的军人、共产党员许学富回乡探亲，目睹家乡惨状，曾三次向信阳专署刘副专员当面反映情况，遭到刘副专员和其他领导人的严厉批评和威胁。3 月 5 日和 9 日，许学富到县邮政局两次向周恩来发的加急电报却被送到了县委第一书记王汉卿的办公室。王汉卿大怒，说许学富是 “右派思想，右派言论”，并指示 “立即扣留，查清后台，捉拿许学富”。

　 4 月 2 日，即国务院调查人员到达信阳前夕，信阳地委才写了《关于商城越美公社观庙团因生活安排不好发生死人事件的通报》，承认许学富所说基本属实，并检查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一方面征了过头粮，另一方面基层干部害怕戴右倾帽子不敢反映缺粮实情。

　　1960 年 2 月，上面派一位处长前往信阳视察灾情，被停职的张树藩复职并陪同到息县和淮滨视察灾情。所到之处哀鸿遍野，举目凄凉，很多村庄无人烟。处长向张询问，灾情严重，是否有死人状况，张回答有，而且应该不少。只是由于自己 1959 年 9 月后一直被批斗，对全区状况不了解，估计饿死在 20 到 30 万人之间。这位部长感觉事态严重，立即进京汇报。与此同时，卫生部也收到了河南固始县委和省医疗队联合发送的关于固始县病情和灾情已经致死五万多人的电报。

　 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接到报告后，随即向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汇报。此时，卫生部将固始县委和省医疗队的电报也转报中央监委，信阳事件由此初步揭开。4 月，吴芝圃对路宪文说，信阳死了些人，你总结下经验教训，向中央写个报告，检讨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顾虑。不要调查，死人问题调查不清楚，越查越多，让县委书记估计报一下就行了。7 月，河南省委在鸡公山召开信阳地委扩大会议，由路宪文做检讨，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被逮捕法办，以向 “中央交代”。

　　与此同时，董必武派李坚、李正海前往信阳调查，调查遭到河南省政府的层层阻挠。经初步调查后有据可查的饿死人数为七十多万。调查组回到北京，向中央监委、中组部主要领导汇报。

　　1960 年 10 月 26 日，在毛泽东召集的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会议上，河南省委负责人汇报信阳事件后，“大家十分震惊”。

　　11 月 6 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安子文在深入信阳进一步调查后汇报河南问题。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谈及工作组了解的情况：全省三分之一的地区人畜大量死亡，生产力大破坏，党群关系受到很大损害。信阳地区的光山、固始、潢川等县遭到毁灭性破坏。光山槐店公社很多村子都没有了，一个九十人小队，只剩下三十多个人了。

　　看到信阳地区光山县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的惨状后，李先念对中南局的第二书记王任重说：“西路军失败惨得很，我没有流泪，到光山看到这种情况流了泪。是痛心哪!”(信阳地区党史办撰《“信阳”事件始末》。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南 “大跃进” 运动》，第 459 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年 9 月出版)

六、事件的问责和追责

　　毛泽东在看完中央工作组调查报告后称信阳事件是反革命分子当权的结果。他提出，信阳地区要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彻底清除国民党、地主阶级的残余势力。毛在召集各级中央局负责人的会议上对信阳事件定性说：“信阳事件是阶级敌人的猖狂报复，是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进行阶级报复，实行阶级复辟，是敌人篡夺了领导权。” 他进而推论全国到处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

　　1960 年冬，河南省委改组了光山县委，派出工作组纠正 “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和强迫命令风）错误。12 月，信阳地委在发给河南省委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有这样的句子：“由于地主、富农在土改时‘漏了网’，‘大批地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阶级复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造成‘群众生活异常困难’……”。将饿死人的事件归咎于 10 年前的土地改革运动中被消灭了的地主和富农。提出依靠贫下中农，进行整风整社，彻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的作法。中央批示并肯定了这个说法，并要求“全国三类社队整风整社都应照此执行”。这一批示助长了整风整社运动中“左” 倾错误的发展。

　　为此，整个河南，有 13 万干部受到审查，983 人被撤职，275 人被判刑，其中县级以上干部 50 人。这期间，信阳的 8 位县委书记被捕，除了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由死刑改判为 “死缓” 外，其余几人被判 2-3 年徒刑。

　　信阳地委向省委报告的死亡人数为 38 万，信阳地方志统计的死亡人数是 48.3 万。

　　时任中央调查组处长的李坚和李正海两人向中央报告的数字是 105 万。

　　1961 年 1 月 13 日信阳地区呈报中央最后一次统计数字显示：全区总人口 808.6526 万人，1959 年 11 月至 1960 年 10 月，死亡人数 107.0321 万人，占到总人口 13.2%。

　　而关于路宪文的处分决定中，则清晰的写明 1959 年冬至 1960 年春，实际死亡逾百万。

　　信阳事件被揭露后，吴芝圃被迫三次向中央检讨，承认信阳地区非正常死亡人数是 180 多万（为减轻罪责瞒报了一部分），承认他 “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但是，吴芝圃却得以从轻发落：1961 年 7 月，中央任命刘建勋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改任第二书记。1962 年 4 月，吴芝圃调中南局任书记处书记。

　　1966 年 8 月文革开始后，郑州大学内出现了《千刀万剐吴芝圃》的大字报，大字报中称，“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吴芝圃，制造了‘信阳事件’及信阳事件中最严重的‘光山事件’”。之后，前往四川任职的吴芝圃被革命群众一路押回河南批斗，最终死于 1967 年。

　　1979 年，吴芝圃获得了官方平反。1 月 24 日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邓小平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会。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称其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七、反思：

　　由路宪文口述，女儿路霞整理，1993 年 8 月 11 日定稿，2006 年才在少数人中流传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中，路宪文在回忆中认为，1960 年代初中共中央将 “信阳事件” 只理解为发生于信阳的孤立案件并不正确，因当时饿死人的问题，是全国普遍存在的；“‘信阳事件’中的大批干部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也是错误的。”在他看来，“‘信阳事件’是执行党的左倾路线的结果，是 59 年庐山会议的直接恶果。”

　　路宪文同时认为责任不应当只由基层官员来背，他认为，李先念是 “提前强行征购粮食” 的始作俑者。正是由于 “提前强行征购粮食”，加剧了“信阳事件” 饿死率，也是 “信阳事件” 的责任者之一。 

　　对于毛泽东，路宪文也提出了他的质疑，他认为虽然事件发生后，河南省委给毛报去了 5000 人饿死的假数据，但作为毛不可能不知道大面积饥荒的事实，即便是 5000 人，也是 “惊天动地的”，“但毛泽东当时到河南视察时却毫不追问此事，而是大讲一些鸡毛蒜皮的共产风问题。不知何故？”

　　另外，路宪文对于毛一方面定性 “信阳事件是地主阶级复辟，是反革命的阶级报复”，另一方面在公安部“杀 2 万人” 的处理方案提交毛泽东后，毛却认为“饿死人问题是高指标，高征购造成的，死官僚主义”，驳回了处理方案，这种手法的前后不一，“令人疑惑”。

　　值得再书一笔的是，就在这样惨烈的灾难中，当老实忠厚的河南人民一批批倒毙下去的时候，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为了实现他梦寐以求的一个理想：让党中央在郑州开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靠高征购、高积累聚敛起来的民脂民膏，在郑州北郊黄河岸边也兴建了一座豪华的园林型别墅群，内中除按法时中委和候补中委的人数，以每人一个套间盖了一幢大楼外，还别出心裁地按当时党的七位领袖，每人一幢别墅，从总书记到党中央主席，规格面积逐级递增，以主席别墅最为宽大考究。不料建成，“信阳事件” 案发，吴芝圃下台，中央再没来郑州开会。这群别墅竟长年闲置，无以利用，也渐荒芜，室内墙粉剥落，地板朽烂。只是那幢主席别墅，永远紧锁着大门，自建成从未有人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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