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存记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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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玛莎·格森，译者：布尔乔鱼

“给这位女士来杯绿茶”，有人喊道：“她刚得了诺贝尔奖”。67岁的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成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她曾在柏林这家嘈杂饭店里的一张桌子前一坐就是十年。两周前的周末她也曾在这张桌子前举行获诺贝尔奖新闻发布会。阿列克谢耶维奇五英尺高点，身型有些矮壮；一头齐肩直发染成了比先前更红一些的红棕色。女侍者恭恭敬敬地点点头，示意她明白，便向那沓厚厚的书堆走去。市中心已经封路，大街上，德国人在抗议美国和欧盟之间签订的贸易协定。接受了一个小时的访谈之后（大多数问题都与白俄罗斯和俄罗斯政权之间的关系有关），阿列克谢耶维奇走上街头，吹了吹几个街区的寒风后，又缩回饭店，现身于一帮朋友和众媒体们面前。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次颁发给记录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的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大都与历史事件有关：二战，阿富汗的苏联战争，切尔诺贝利核难，以及苏联解体。书中都是关于普通民众声音的记录。口述历史被剥离成这么原始的段落，增强了事情的可信度，也伸展了读者对痛苦的容忍。《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一书，最早曾在1997发表于俄罗斯，（书中曾有一段记载是关于）一位年轻女人亲眼目睹作消防员的丈夫，因核辐射而死的描述：

停尸间内，他们问：“想看我们如何给他穿丧服的吗？”想！他们给他穿上正式的制服，给他戴上帽子，但没法给他穿鞋，因为他的脚已经肿得不成样子。他们不得不将制服剪开，因为实在无法给他穿上，他的尸身已经不完整了。身体碎成一块一块的，遍体—鳞—伤。在医院的最后两天，——我举起他的胳膊，刚举起来却听到骨节在噼啪作响——胳膊已经和身体断开了。他的肺，他的肝全都从他的嘴里冒出来。他被自己的内脏呛得透不过气来。我只好用纱布缠住手，从他的嘴里把那些东西慢慢抠出来……这种感觉难以描述。也没法写下来。更没法活下去了。他是我生活的全部。我的爱啊。他们竟然找不到一只合适的鞋子给他。就让他光着脚，把他埋了。

阿列克谢耶维奇曾对我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平庸的环境中。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就够了。但你会如何度过呢？你会如何剥去平庸的外衣？你必须让人们沉淀到他们自己的深处。”宣布完奖项后，瑞典学院终身秘书萨拉·达尼乌斯承认阿列克谢耶维奇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称“如果可以的话，（我认为）这是部人类情感史——灵魂史。”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遍布全世界，但都由一些小出版社出版，《切尔诺贝利的悲鸣》即是十年前由美国一家非盈利性的达尔凯档案出版社出版（译者是我的哥哥，凯斯·格森）。她也曾获过不少奖，包括2005年的“美国图书批评界奖”，及2013年的“德国图书交易和平奖”。但是她获诺奖之前的那项奖项是法国“梅第奇奖”，这个奖项是专门颁发给那些才气大过名气的作家的。

用俄文写作的阿列克谢耶维奇，来自白俄罗斯。这是一个人口不到一千万的国家，自1994年开始即由前苏联军队执行官亚历山大•卢卡申科统治。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关系密切，可能是苏联15个国家中最具苏维埃特征的——国家控制主要的经济命脉、严格控制言论自由和集会。很长一段时间里，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只能被人从白俄罗斯带到了俄罗斯的黑市上出售。近年来，卢卡申科为了和西方世界搞好关系，已经允许书店售卖她的书。

阿列克谢耶维奇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一处小公寓里度过——两个房间和一间厨房组成，这幢公寓是幢十层楼高的苏联时代的公寓，地处（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父母都已过世，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女儿——其实是她最小的妹妹的女儿，自4岁时就一直跟着她长大，现在在明斯克一所商业中学里教书，现在也已经有了自己的女儿。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住在临近的公寓里。

近几年，阿列克谢耶维奇一直都想找个更大一些的公寓，但又不愿意放弃这间公寓里明亮的光线，以及维斯洛奇河的景色，她打算就在这栋楼里再找间公寓，窗子也要开在同一个方向。但搬家的想法，又一度令她十分恐慌。近一百万美元的诺奖奖金其实并不顶什么用，因为她不可能找人翻修，她说在整个明斯克都找不到跟她拥有相同品位的人。她喜欢四四方方的格局，线条简单，有条不紊。

阿列克谢耶维奇是凭借采访类作品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一人。这导致很多作者嘲笑诺奖委员会，竟然（将文学奖）颁发给一名记者。《洛杉矶时报》的头版竟然也称她是记者，这对她来说完全是个侮辱性的称谓。“我从五岁开始，就知道自己要成为一个作家”，而非一名记者，她说。在俄罗斯出版界，叙事类和非叙事类作品的界限是很模糊的——她的书被分类成Proza，文学小说类，但实际上，新闻稿和文学作品的界限是不可僭越的。

她的父母都是农村学校的教员，她是家里三个孩子中的老大，十分穷困，即使拿苏联的标准来衡量，他们家过的只能算很一般的生活。长大后，她申请去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新闻系上学，因为这是她所能想到的最接近写作的院系。此前，斯大林统治时期，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父亲被迫中断学业加入了红军。不久以后，随着一名亲戚的被俘，父亲成了一名新闻工作者。

她后来在一家报社工作，写写诗歌、创作戏剧和电影剧本，后来，她开始尝试“创作一种新的文本。”她从她的导师——白俄罗斯作家阿勒斯·阿达莫维奇那获得灵感，阿勒斯创作的就是口述史，但她并未像阿达莫维奇那样学过那么多的作家指南。阿勒斯最被人熟知的著作是他与苏联时期的革命党人丹尼尔·格拉宁合著的《围攻术》（The Book of the Siege），此书与1941年到1944年期间人民围攻列宁格勒的民族史有关。“这是一个小男孩和他妈妈的故事，他的母亲与一位行窃的女子同住”，阿列克谢耶维奇告诉我，“他和他的母亲都快饿死了”。阿列克回忆道，小男孩知道这个女人还藏着半个肉丸子，他一直在偷与不偷之间苦苦挣扎。“突然，有关俄罗斯知识分反思人性的三页内容出现了。就像我经常念叨的‘不要让自己靠近肉丸子，这种诱惑你是挡不住的。’”

阿列克谢耶维奇打算将作者的声音与基本的历史年表和社会背景放在一处。她想回到童年时代听到的一些声音，那个时候乡村妇人晚上聚集时都会讲有关二战的故事。一般情况下都是女人在讲，因为男人们都在二战中被杀了，就算侥幸活下来的，也早就因醉酒死去。阿列克谢耶维奇于战争结束三年后，在苏联时期的乌克兰出生，后又在白俄罗斯长大。这里，纳粹分子曾将犹太人、吉普赛人和斯拉夫人屠杀殆尽，还放火烧掉一个又一个的村庄。

当她开始为第一部书搜集材料时，她说她一心想找那些与她童年记忆里的故事相似的人，并探询“那些我想知道的事”。她去访问那些曾在军队里生活过的女人们。“我对她们曾怎样杀人、杀死过多少人毫无兴趣，我只想知道这些女人当时的感受。”她说：“那时候我还很小，所以她们就像一个年长的女人对年轻的女人说话似的告之于我。”将注意力集中在女人身上是十分明智的，阿列克谢耶维奇说：“女人们都很会讲故事。她们饱含深情，关注自身和自己的生活。男人们则更胜于行动。对他们来说最终要的结果。”阿列克谢耶维奇后来的书记载的也主要是女人们的声音。

后来，这本《战争的非女性面孔》，被白俄罗斯的杂志以宣扬“和平主义和自然主义”为由拒绝后，1984年莫斯科的一家杂志《十月》发表了该书的删节版。书中记录了大量女幸存者的独白。当时，苏联媒体为宣传“伟大的爱国主义战争”的荣耀胜利，让苏联作家们赞扬苏联军队以提高苏联人民的士气。而这些女人讲述的却是战场上下血肉模糊的尸体和不堪入目的惨状。

阿列克谢耶维奇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也曾在一篇演讲辞中引用过这段，使其成为了文字上的标尺。这是文字走向自由黎明的开始，是文学和知识分子生活的新开端，自此苏联人民开始纯粹而痛苦地审视自己国家的历史。《战争的非女性面孔》最终以书籍的形式于1985年发表，在俄国就卖出了二百多万册。阿列克谢耶维奇还因此获得了被视为苏联荣誉市民奖的“列宁共青团奖”。而另一个版本未通过审查的，直到六年后苏联解体才获出版。

继《战争的非女性面孔》之后，《最后的证人》一书也于同年出版。书中，阿列克谢耶维奇以一个孩子的身份与那些经历过二战的人们谈话。与第一本书中的女人不一样的是，许多叙述者并未参过战。1985年，俄国开始经济改革，也是这一年，阿列克谢耶维奇成了家喻户晓的作家。突然，形势又转向了“不得公开询问苏联时期的谜团和政治问题”的时期，阿列克谢耶维奇只好借她刚建立的名声来到了阿富汗。自1979年开始，苏军就已入驻阿富汗，打击阿富汗叛军和圣战组织。

1989年，《锌皮娃娃兵》出版，书中记录的是苏联士兵、他们的母亲和成了寡妇的妻子们的声音。这一年，苏联从阿富汗撤兵。（标题中现存的英文翻译“Zinky Boys”，指的是那些不幸牺牲，遗体被装在锌皮密封的棺材里运回苏维埃政府的人。）阿列克谢耶维奇戳破了苏联军队的另一个秘密：她向世人展示，这些士兵都是些惊恐、迷茫、穷困而又受侮辱的男孩。“那是我第一次处在战争之中，”她告诉我。“我对所看到的一切十分震惊——死人、随随便便杀人、如何喝伏特加、欺骗、狂笑、暗中交易。那还是苏联时期，他们想为母亲买点纪念品，可怎么弄钱呢？于是他们卖掉了子弹，这些被买走的子弹，可能第二天就要了他们的命。”

1992年，《锌皮娃娃兵》中的一些人和某个组织一起，代表那些儿子丧生疆场的母亲们，控告阿列克谢耶维奇诽谤苏联军队。一个所谓的见证者，同时也是某个阵亡士兵的母亲说道：“你觉得我应该恨这个国家和政党吗？可是我很为我儿子自豪。他在战争中以身殉国。他的同志们都很爱他，我也一直爱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因为我的儿子是为它捐躯的。我恨你！我不需要你那些恐怖的真相。”

最终，阿列克谢耶维奇在法庭中获胜，但这场审判却成了一个转折点——1991年苏联解体，接受了“重组”（字面意义上来说等同于改革）政体。过去的苏联时期，大多数时候，人们的自然反应是——质疑苏联意识形态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可能侮辱那些已经为之失去太多的悲惨人民。近年来，在弗拉迪米尔·普京的掌权下，官方意识形态演变为反对民主、民族主义以及质疑如阿列克谢耶维奇们的声音。因此，她在海外虽然声名远播，她在俄罗斯却逐渐不为人所知了。

诺贝尔奖公布的前夕，科尔塔，一家高调的俄罗斯网络文化出版物发出了一则很短的头条新闻：“你为什么需要知道斯维塔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是谁。”文章的核心内容是要俄国人必须要小心这个作家，因为外国人已经注意她了。

俄罗斯官方媒体向诺贝尔文学奖致意一事，让人不禁想起早前苏联报纸对大多数获诺贝尔奖的俄语作家的态度。毫无疑问，瑞典学院一直都意识到这些作家们是反对苏联政体的。1933年，这个奖项被授给流亡作家伊万·布宁，这个被《文学报》标上“发育成熟的狼一样的反革命分子”的标签。1958年，在美国中情局人员的帮助下，帕斯捷尔纳克将《日瓦戈医生》偷运到西方，终获奖。“他是因将自己扮作挂在生了锈的苏联宣传局鱼钩上的诱饵，而被授奖的”，《文学报》写道。为此帕斯捷尔纳克被迫放弃领奖。1970年，当索尔仁尼琴获奖时，他的书还是被苏联禁止出版的。1973年，当第一卷《古拉格群岛》在西方出版后，索尔仁尼琴被剥夺苏联国籍并驱逐出境。约瑟夫•布罗斯基也曾因写诗，而非老老实实地干一份苏联工作被赶出俄国，15年后的1987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今年，俄罗斯最著名的作家之一、扎克哈尔普里列宾在《消息报》上写道，阿列克谢耶维奇不是“作家”，而且已经被选为与克里姆林宫唱反调的人——而非作为一个俄国人。“我们还可以脑补这些人的画面：布宁、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布罗斯基”，他写道。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代理人——住在科隆的戛丽娜•杜尔斯特霍夫，除了收到全世界其他地方的贺信，还收到很多来自俄罗斯的仇恨性邮件。有作者冲进诺贝尔委员会怒斥他们竟然将奖项授予一个“仇俄者”，一个“犹太人，还是个同性恋”。（可阿列克谢耶维奇并不是犹太人，她也从未在公开场合谈论过自己的私人生活。）

阿列克谢耶维奇略微不屑地说 “信息”这个词，对另一群白俄罗斯人来说是为“资本主义”储备的。在她眼里，信息虽掌控了世界却并不意味着什么。“我不相信‘新的现实’可以帮助我们明白所有的事，”她对我说，言下之意，是指最近几本关于俄罗斯和前苏联的书。很多时候，受访对象的名字、年龄和职位全都详细地记在书里。这些都很重要，因为他们表达了“我们在地球上存在的时间”以及“我们观察生活的角度。”偶尔，她也会做个最简短描述，用以确认叙述主体的证词。比如在《二手时间》（2013）一书的末尾（这本书也是关于前苏联的口述历史），记载了一段曾与一位57岁的作家的谈话内容，这位作家的父母也死于政治流放。

我与弗拉迪亚一起走着……我们拿着一个羽毛披肩……这个漂亮的东西像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织得很整齐。弗拉迪亚知道怎么织的，我们一直靠这个活着。女人给了我们钱，然后说道：“我给你们割些花吧？”给我们割一束花？……我们仅仅想过面包，但是这个人让我们知道，我们还可以想想别的东西。这意味着我们与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就像——你被锁起来，被关上门，但还有个破窗是留给你的——她不是捡，也不是揪，而是从自己的花园中给我们割了一些花。就在那一霎那……好像有把钥匙……而那把钥匙就在我手里……它让我转身……我记得那些花儿……是一大束满天星……现在我也经常在我自己的宅院里种着。（我们这时正好谈到她的宅院，里面种着花和树。）

这个女人所描述的幸存事件，远比很多读者想象得要悲惨、艰难和令人恐惧：被流放，住在一个泥屋中，失去了父母和姐姐。阿列克谢耶维奇还顺带回答了一些问题——他们还活着吗？她与家里其他人重逢了吗？真相被揭露了吗？不是说这些问题是读者脑海中自然存在的，而是作为一个用小说家的方式提问的采访者，她的性格决定了她想知道答案，当然，也许永远无法知道。“我是一个恰好会运用新闻方式创作的作家。”她补充道。

1980年代，当她开始写演说稿时，阿列克谢耶维奇意识到不能仅靠纸笔来做笔记。她需要保存叙述主体的每一个字，包括沉默。“人们开始讲述的时候，要注意他们是如何一句句措辞的，”她说。那时，一盘磁带，在白俄罗斯需要花50卢布，这大约是她三个月的薪水。她向阿达莫维奇和其他几个老作家们借了些钱。她发现了一些一直到现在都还使用的方法：录下谈话内容，然后记下来，再整理记录的内容，就用普通的方式记，再大声预读一遍所记下来的内容。完成一本书通常需要耗费五至十年的时间，内容是从三五百个受访对象中选出的、能分别代表不同地域的声音。磁带里记录了一百多种声音，以十几二十个人个人的声音为主。这些受访对象每人都要访问二十多次。“就像画一幅肖像画一样，”她说，“需要不断的返工，调色，偶尔添上一笔什么的。”

阿列克谢耶维奇告诉我《切尔诺贝利的悲鸣》是她最早要写的一本书：那次事件比任何时间都特殊，“因此人们没有要求文化保护。”1986年，事故刚发生时，她几乎立即就开始着手研究，因此获取到了第一手的资料。“我意识到必须按照历史顺序来记，”她说“当然这种体裁只适用于这种历史叙事性的故事。”直到现在，这次事件依然潜藏在人们的内心深处。“我尝试绘制一副时代的画像，让人们都住在里面。”

当阿列克谢耶维奇创作这本书时，她意识到自己是在为苏联人民（她称他们为“红军”）写连载。从红军形成时期的最早神话事件开始，到爱国主义战争，一直到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的悲鸣》是这个系列的第四部书。第五部，也是她的最后一部——《二手时间》是她最具野心的一部：一堆女人及一个男人谈论失去的苏联意识形态：后苏联的种族主义战争、古拉格遗产，以及苏联经验等各个方面。阿列克谢耶维奇说：“我们身边是不是遍布受害者？是谁害的他们？外星人吗？这类问题已经出现了，但都已经在处理——我只要逐步解决就行了”。

阿列克谢耶维奇正在创作的两本书——一本关于老龄化和死亡问题，另一本则是关于爱。都与历史事件无关，但都不太容易开展：“开始记录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些问题。上一代人一直生活在苏联体制之下。让他们谈论自己，他们却没任何经验。当你同他们谈论爱的时候，他们谈当年那代人是如何建立明斯克的。你希望他们谈论老龄问题，他们向你倾诉战争年代如何艰难。听起来他们从没为自己活过一天。”

经济改革那段时间挺温暖的，阿列克谢耶维奇说：“人们变得很有趣。他们那时才真正开始关心过去生活的细节。他们是另一群人。”当她创作《二手时间》时，她意识到自己的受访对象并没想过要从过去的或现在的生活状态中，发现什么新的东西。他们只是希望改革带来的后果能彻底消除，再重复过去的路，重拾过去的观念。这个发现，令阿列克谢耶维奇有段时间十分绝望，她认为自己在写一本关于自杀的书。1993年，针对这个主题她出了一本小书，名字就叫《死亡魔咒》；这些故事后来也被收录到《二手时间》中。

阿列克谢耶维奇与她的受访对象们一直保持联系，有时他们会告诉她一些新的故事；一个电话，就可能“为先前的内容添加爆炸性的信息量。”因此她经常更新版本，扩充内容。“人物是怎么形成的？”她说，“这与很多因素有关，情感、交往的朋友、看过的书，甚至与你是早上探访他，还是晚上探访他都有关系。任何一件事都意味着什么。”所以，什么是人物？“当然，你不一定能在现实中与他们面对面碰到——这些都是说不准的——当然，你也可以探索到事物的本质。”大多数时候，她经常与痛苦相遇——很多受访对象都会谈到“承载”或“转移”痛苦，似乎这是他们与采访者之间建立联系的方式——他们以这种方式传输自己的苦痛。

早些时候，阿列克谢耶维奇一直打算离开白俄罗斯以抗议卢卡申科的独裁统治。“没人端着冲锋枪在后面追我。”与其他要么被捕、要么“消失”的白俄罗斯知识分子不同，阿列克谢耶维奇一直因为享有国际声誉而受到保护。同时，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她认为自己应该声援那些弱势的反对者们。2000年，她参与建立了一个称为“赫尔辛基十一”的“人—权”组织。“可是我在这个战垒中待太久了”，她说，“我意识到自己已经逐步丧失了战斗激情。这对于一名艺术家来说是很危险的。革命很危险，战斗堡垒也一样。那都是知识分子的圈套。俄罗斯文化是一种壁垒文化。我想把自己解放出来，我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可以模仿的先例——因为没谁可以从中解脱。”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唯一的出逃途径就是宗教（柳德米拉·尤里斯卡娅和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朋友奥尔加·塞达科娃两位作家就选择了这条路），但这对于阿列克谢耶维奇来说并不奏效。“当我看到长满鲜花的花园的那一刻，我是相信上帝的，”她说，“可其他时候都不信。”

后来她搬到了西欧，在那，她得到了一两年的创作资助。后来她辗转于意大利、德国、法国、瑞典，却丝毫没学一门外语，一个词都没学。她每次结交新朋友，都要带上翻译，她也只看根据自己的书改编的戏剧——这些书都是强调人权的，这也为他们提供了搬上舞台的机会。“世界变得更更加色彩斑斓，更加层次分明。”她希望自己身居异国他乡时，卢卡申科的统治能垮台。但最终，她说，“我错了，我不可能坐等他倒台。”她发现自己又陷入了另一个知识分子的陷阱中：一直身处一个创作自由的国度，却没有好好运用（这个条件）。几个月里她一直在前苏联国家穿行，发现连受访者使用的语言已经在变化。许多年以前，她也曾回过明斯克。

事实证明，这地方比她预想的还要孤单。她的导师已经去世，同龄人要么移民要么淡出民众视线。在西欧，阿列克谢耶维奇有一大帮七十岁以上的有意思的朋友，但是在白俄罗斯，人们过了五十岁，就差不多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即使是一些生活过得很悠闲的熟人都不见踪影。“机场里，当我想去个什么地方时，发现已经碰不到我这个年纪的人了，”她说，“他们哪都不去了。”

此外，一些传统的扩大交际圈的方式对她也不奏效。“我不教课，因为我受不了重复自己，”她说。“而且，有天分的年轻人也不太多。”现在她的书已经在白俄罗斯公开售卖了，她也已经有了自己的读者群，“但是除了一些陈词滥调，读者们也给不了你什么。”这不是说她不喜欢自己的读者——她只是不愿意和她们交谈。“我不太喜欢那类人，”她说,“一场真正的交谈应该是知识和智慧的真正交换——但这样的交谈太少了。”她去莫斯科看了画展。她发现，长期接触那些视觉图像，对于她的创作是有益的。音乐也有助益：阿列克谢耶维奇喜欢听一些当代的前苏联作曲家的曲子，比如乌克兰的瓦伦丁·希尔福斯特罗夫，爱沙尼亚的阿尔沃·帕特，以及俄罗斯的谢尔盖·涅夫斯基。

而今，她已经没有耐性再读小说了，尽管曾喜欢过。“我试过重读普拉特诺夫，但是他那种巴洛克式的风格，已经不再适合我了。即使是托尔斯泰——我读《塞瓦斯托波尔纪事》，也已经无法再忍受里面的男性崇拜情结了。”她更喜欢散文，但是鉴于俄罗斯已经越趋与世隔绝，被翻译出来的有意思的书越来越少了。

而今，她依然拥有利于创作的两个重要条件：时间和孤独。关于隐私，阿列克谢耶维奇想了很多，无论是她自己还是她的受访对象。比如《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中的最后一个故事，是由一个在家照顾临死丈夫的的女人叙述的：

这事我能说吗？还是用文字？有很多秘密——但我还不知道什么是秘密的。即使是在最后几个月，他依然在夜里呼唤我。他有欲望。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爱我。白天，我看着他，我简直无法相信晚上发生的事。我们一点也不想分开。我爱抚着他，像对宠物一样……我需要接下去说吗？我能说吗？我对他像一个男人对待一个女人一样，除了给他药我还能给他什么？还有什么希望？他一点都不想死。

我什么都不能告诉我母亲。她理解不了我的处境。她只会批判我，诅咒我。因为这不是人人闻风丧胆的普通的癌症，而是更令人恐惧的切尔诺贝利癌。医生对我说，如果他的肿块开始转移到体内，那他的生命马上就该结束了。可是，肿块一直顺着身体往上发，发到了脸上。他的身上开始出现淤青。下巴已经歪了，看不到脖子，舌头掉了出来。他的静脉爆裂，开始流血。从脖子，到脸颊，到耳朵。到处都是血。我端了盆凉水，用湿布堵住，一点用都没有。太悲惨了，枕头上肯定也会到处是血。我从卫生间拿了一个盥洗盆一样的容器过来，让血往里流，像流进牛奶桶一样。那声音，是那么的平缓，那么的沉静，以致到现在，我每天晚上都能听见这个声音。

阿列克谢耶维奇从书中摘录了这个故事发表时，她把女人的名字换掉了。“两天后，她给我打电话还问我‘为什么把我名字改了？’”阿列克谢耶维奇回答那个女人，“天知道，我并不想把你暴露给大庭广众啊！”可是女人说：“我受了那么多苦，他也受了那么多苦，我不希望这中间有任何不真实的成分。”

阿列克谢耶维奇只是对其做了匿名处理。她也拒绝那了些想曝光在危险之中的受访对象的要求。“暴民能接受艺术，但会分裂民众”。受访者有时候也会对自己说过的话感到担忧。《战争的非女性面孔》中的女人们说，若是书能够重写一遍，希望阿列克谢耶维奇能用她所反对的平庸之事替换那些痛。“我在想，《古拉格群岛》中的受访者是不是也想重写这本书。”她说。

索尔仁尼琴的诺贝尔奖是在阿列克谢耶维奇受奖的45年前授予的。现在，她说，她感觉自己被过去俄罗斯作家所获的诺贝尔奖的“巨大的阴影”包围了。比如，布宁、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我得开始忙活了，”她说。 

本文译自《纽约客》杂志****，__原文地址：

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5/10/26/the-memory-kee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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