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中华 | “互害现象”的道德软约束 | 贵州公交坠湖案反思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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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贵州公交坠湖案的舆论风潮尚在持续，除了哀悼逝者，更应该反思本次悲剧的深层次根源。当下时代，公众的各种负面情绪堆积，仅靠制度的设计难以完全回应公众的情感诉求。生存竞争所造成的压力，如果超出了人们能够承受的限度，往往会使人产生极度焦虑，进而形成一种戾气。它的不当宣泄则非常容易造成人们之间的彼此伤害。国家治理有多个面向，群众对国家与政府的想象并不仅基于理性的利益诉求，更基于感性的情感回应。法理情的深度结合，才有益于国民心灵秩序的重构。

“互害现象”的道德软约束

何中华 | 山东大学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1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商品经济与市民社会的负和博弈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人的社会交往中出现的 “互害”现象，乃是社会转型期难以完全避免的一种附带结果，它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客观基础。

从西方历史嬗变的过程看，商品经济同市民社会之间具有某种发生学的关联。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孕育出市民社会。这就难免导致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所说的那种情况，即“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同意的。马克思认为，“在市民社会中，人是世俗存在物”，由此决定了“实际需要、利己主义就是市民社会的原则”。在这一原则支配下建构起来的市民社会，只能表现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重申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因为就像恩格斯说的：在市民社会, “人类变成一堆互相排斥的原子”。

商品经济及其市场逻辑，以及在此基础上历史地派生出来的市民社会，内在地隐含着人们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表面上的“正和博弈”即所谓“双赢”，掩盖着背后的“零和博弈”及其导致的利益冲突。“零和等局”关系，把人们抛入了一个利益互斥的竞争格局之中。这也正是达尔文所揭示的 “生存竞争”的生物学逻    辑，之所以适用于市民社会的重要原因。市民社会的逐步建构，使人与人之 间的利益矛盾愈益尖锐化，它往往表征为“零和博弈”甚至是“负和博弈”。这恰恰构成“互害”现象得以发生的最深刻的社会根源。

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这个命题，构成改革开放合法性的重要依据。所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一项具有前提性的历史任务。我们所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当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有其制度安排上的优越性；但也不能不受到市场经济普遍本质的约束，从而难以完全克服和避免市场经济带来的某些负面效应和局限性。这一点， 也已经被诸多经验事实所证明。

重建社会信任与重建道德

“互害”现象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些是有意的，有些则是无意的，但都是对他人的戕害，甚至连人们之间彼此的冷漠也应属于“互害”的一 种。但这些表现都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同信任的匮乏和阙如密切相关。这意味着，“互害”现象虽然归根到底是由利益冲突造成的，但又往往是通过这种冲突衍生出来的若干环节实现的。今天, 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一个强烈感受就是彼此之间缺乏足够的信任，而其最终缘于背后的利益冲突。从一定意义上说，“互害”现象正是人们之间彼此不信任的一个直接结果；而“互害”的发生，又反过来强化了这种不信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社会交易费用的急剧升高, 社会治理成本居高不下。因为信任危机及其基础上的“互害”现象，造成了社会的失序，要回归有序化，就不得不支付高昂的额外代价。这是目前在社会治理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

毫不夸张地说，离开了社会信任，人与人之间的任何交往都是不可能的。就此而言，信任就像空气一样，是人们的生存所须臾不可离的绝对条件。如果说空气是人的自然条件，那么信任则是人的社会条件。其实，人际交往从根本上说并不是靠法律和契约维系的，而是靠彼此的信任维系的。法律从本质上说不过是以国家意志表达的社会契约，而我们知道，任何契约的缔结和达成，都必须以缔约双方的彼此信任作为绝对前提。所以，信任比契约具有更为原初的意义。

就整个社会的治理来说，靠他律得来的秩序和靠自律得来的秩序，其结果和效应是大不相同的。他律倘若有效，就一定不能离开有效的外在监督, 譬如法律就是这样。但它的局限性在于，一旦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变成了 “共谋”，就势必造成法律的失灵。此类情形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并不少见。马克思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道德的自律性，能够使人达到“慎独”的境界，它甚至无需外在的监督和强制，而是依靠道德意识所保障的人的自觉自愿、自然而然，从而可以极大地降低社会治理成本。因此，就社会治理而言，道德的成本最低。在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维系自身的有序化，所依靠的主要是道德观念及其所强化的伦理秩序。对于一个社会的治理来说，道德的优势就在于它能够防患于“未然”，而不是惩治于“已然”。可以说，道德治“未病”，法律治“已病”。在社会治理中，制度安排无疑具有基础性作用，法律具有刚性的作用；但法律却不是万能的，它也有失灵的时候。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应该说，这句话很好地凸显了德治和法治各自的局限性，它们只有通过彼此的互补，才能使一个社会形成公序良俗，走向健全。

同法律相比，道德的确有其“柔弱”的一面。作为一种柔性的力量，道德可谓是一个社会的“润滑剂”。儒家的“儒”字，其原初含义就同道德的这一特点有着某种一致性。按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诠释：“儒，柔也。”儒家以德性为鹄的，其思想就体现着一种柔性的智慧。法国近代思想家帕斯卡尔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这根“苇草”虽然“脆弱”，却代表了人的尊严。因为 “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在帕斯卡尔看来， “道德”是“能思想的肢体的开端”。既脆弱又是尊严的根基，正是道德的特点。马克思认为，康德的“善良意志”是“软弱无力”的，它不过是“软 弱无力的德国市民”阶级的偏好。马克思批评说: “康德只谈’善良意志’，哪怕这个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理得。”但道德的软弱性并不是其缺点，而恰恰是其优点。所谓“软弱”，仅仅意味着对于道德命令的遵循和违反的两可性，而这正彰显出道德选择之崇高和尊严的原因所在。正因为道德律令是“软弱”的，所以才能彰显出遵循它的人的 崇高和尊严。市民阶级的偏好仅仅是“任性”，而不是“意志自由”。对此，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已经说得很清楚。市民社会孕育的精神乃是启蒙现代性，而康德所强调的“善良意志”则属于信仰的领域。康德之所以立志“为信仰保留地盘”，正是为了同启蒙精神保持思想上的距离。

在现有制度安排的条件下，如何缓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以便最大限度地弱化或消除“互害”现象呢？强化法律约束和调节这样一种刚性的力量，加快国家的法治化进程，无疑是标本兼治的一条重要路径。但是，从更深层和更长久着眼，除了法治之外，还需要加强道德的软约束。社会信任危机说到底源于道德的衰弱，因为道德是支撑社会信任体系的基石。我们今天面临着重建社会信任的紧迫任务，说到底有赖于重建道德。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这一社会基础对于道德起着某种解构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有效地利用道德的力量来优化社会治理，以保障人际交往走向健全化，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特殊难题，也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任务。

“互害”现象的道德应对

寻求“互害”现象的道德应对，首先需要我们对道德教化的可能性抱有足够的信心。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的“经济人” 预设，的确凸显了市场经济的某种本质特征，而且具有足够的解释力。但预设毕竟是预设，它只是在抽象的意义上才能成立。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是找不到一个 纯粹“经济人”的。现实中的人总是受到错综复杂的变量的影响和规定，没有谁能够绝对地按照单一的预设行事，相反总是在诸多变量的交互约束下作出自己的选择和决定，其中既包括经济动机，也包括非经济动机，诸如文化传统、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甚至个人偏好等。这意味着在特定的经济体制下，人的选择始终都存在着某种可能性空间，都不是由单值决定的，市场经济体制同样也不例外。

此外，人是具有可教化性的。儒家坚持的人的可教化性信念，为我们在既定的制度环境中借道德路径改善并优化人的交往模式提供了信心。在儒家那里，人的可教化性最终源自性善论的人性论预设。譬如孟子持“善端”说，认为“人人皆可成尧舜”。

因此，“互害”现象的道德应对，乃是解决我们所面临问题的一个可能的选项，而且它有着其他选项譬如法律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意义。

在道德应对中，儒家文化不失为一种积极的资源。像“义利之辨”，并非一味地拒绝利益，而是主张要仔细地甄别利益。在儒家看来，利益可区分为合乎道义的利和不合乎道义的利，道德的约束就体现在避免不当得利，即所谓“义然后取”，也就是“以义制利”的原则。孔子所谓“见利思义” (《论语•宪问》)，亦即俗话说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此“义”、此“道”乃是不能或不应突破的底线。现在的问题是“见利忘义”，是“君子爱财, 取之无道”以至“无度”，这就必然使人们之间的交往陷入尔虞我诈、相互敌对的紧张关系之中。这种贪婪无疑是当下社会矛盾紧张和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它的消极后果是社会的恶性竞争和无序状态。

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来说，把任何一种尺度变成宰制和支配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唯一尺度都是危险和有害的，无论这个尺度是经济的、政治的，抑或是文化的。当年我们曾经发生过教训，譬如把阶级斗争绝对化，什么问题都被归结和还原为阶级斗争，并为此付出过惨重的历史代价。但若把金钱尺度独断化，同样是偏颇的。马克思指出：对于西欧来说，“18世纪是商业的世纪”。在这一时期， “整个工业活动都处在商业范围之内，当时一切生产完全取决于交换”。于是，“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一切东西，这时都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对象，都能出让了。……甚至像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等最后也成了买卖的对象”。从历史上看， 资产阶级通过把市场逻辑推向极致，“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这正是市场经济及其逻辑走向独断化的必然结果，但它决不是一个健全的社会所应有的状态或格局。美国经济学家奥肯认为：“市场需要有它的地位；但市场也必须被界定在它的必要范围之内。”只有避免市场逻辑的独断化，才有可能使人们获得向善的信心。因此，如何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有效地防止市场逻辑的僭越，乃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对市场逻辑适用范围作出必要的限制，构成道德应对策略得以确立的客观基础。

如果说社会信任体系的基础是道德， 那么道德的基础则是信仰。所以，最大限度地消除“互害” 现象，从道德应对的角度看，当务之急乃是重建特别是坚定信仰，这是整个社会的公序良俗得以持续的基础性工作。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问题是：究竟怎样才能建立一种虔诚的信仰？决不能小看精神的力量、心灵的力量，它能够使人在利益的诱惑面前具有免疫力。在一个充满各式各样诱惑的时代，离开了虔诚的信仰，我们就无法获得足够的免疫力。

值得深刻反思的一个问题是：坚定的信仰说到底离不开实际生活和文化氛围。在某种意义上，信仰是人们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习得和在特定文化氛围中陶冶出来的。没有生活的磨炼和文化的养成， 信仰的确立就是不可能的。反观我们今天的教育模式，存在的症结是教育日益同生活脱节、同文化脱节。如此一来，教育就不可能成为人格养成的重要路径，而是沦为单纯的价值中立的知识传递和单纯的谋生手段的训练。所以，我们又需要重建教育模 式，为坚定信仰的确立提供必要的前提。惟其如此， 人与人的关系的优化和改善才是可期的，从而“互害”现象最大限度的消除才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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