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民间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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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民间宗教

作者：张彦　　2019年12月22日纽约时报

北京——在这座城市的北郊有一座小寺庙，供奉的是一位中国民间的神祇——关公，他是1000多年前一位被神化的著名武士。五年前，政府出资对这座寺庙进行了翻新，现在一群退休人士前往这里朝拜圣山，学童来此地学习传统文化，一位道士在这里宣讲中国古代传统价值观。

寺庙坐落在一座小山上，俯瞰着地域辽阔的都城，它是中国正在形成的一种新的民间宗教的缩影——中国共产党为了满足人民对道德指引的追求，以一个精心编排的历史叙述，作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影响力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补充。

这种由国家主导的新的宗教活动，与政府对伊斯兰和基督教采取严厉政策的做法形成了对比。官员们认为，这两种全球性的信仰由于跟国外的关系错综复杂而难以控制，他们利用谈判或者强力手段（与梵蒂冈的外交、逮捕著名的基督徒、穆斯林拘禁营），试图让这两种宗教屈服。

不过，北京近年转向传统的举动可能更加非同寻常。尽管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是世界性的宗教，但在中国，它们仍居次要位置，信徒总数不到总人口的10%。大多数中国人信奉的是一种融合了佛教、道教、儒教以及其他仍然能够引起强烈共鸣的传统价值观和思想的混合体。

对于这几亿沉默的多数群体来说，政府对类似这座关公庙等事物给予新的支持是值得赞许的——中国共产党希望这种态度能够强化其执政合法性，尤其是考虑到今天，其建党理念已经式微。重视历史的好处似乎显而易见，但这种转变也标志着一种大幅度的转向，不仅仅是对一个公开致力于无神论的政党而言，也与过去一个世纪的改革者对一个现代化的、繁荣中国的想像截然不同。

自19世纪以降，中国的精英阶层就认为，它的传统与信仰是其衰落的主因。1898年，改革者呼吁把寺庙改成学堂。虽然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认同佛教、道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四种宗教，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将中国传统信仰视为迷信，并主张摧毁寺庙。

学者估计，到20世纪中叶，19世纪末中国已有的寺庙半数被毁。1851年对北京老城的调查列出了866座庙宇；今天，我数了数有18座。在19世纪末，大多数村庄少则一座寺庙，多则五六座；现在，中国农村的大部分地区根本没有寺庙。

共产党在1949年掌权时和国民党一样正式承认了四种宗教，但是很快就开始迫害。传统信仰受到极为严厉的对待，政府禁止了最基本的传统习俗，上至拜祭祖先和土地神，下至听取风水大师和灵媒的建议。

始于1970年代末的30年改革放松了对社会的控制，令各种被禁宗教和许多传统得到复兴。尽管依然遭到周期性的镇压，教堂、清真寺和寺庙都得以重建，神职人员也受到了培训。虽然所有的宗教信仰都被视为理应受党控制，但宗教情感蓬勃发展，到2010年，中国的信教人数已超过5亿。

2012年底习近平的上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历史上的第三个新时代。国家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对宗教进行全面摧毁，也没有采取改革时期相对自由放任的做法，而是实施一种精心策划的复兴运动。

它的手法部分植根于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深刻怀疑。党对伊斯兰教的政策最为严厉。一些信众成了强制世俗化政策的对象，尤其是新疆维吾尔人。该政策将数十万穆斯林送入再教育营，强制餐馆供应猪肉和酒类，并且禁止在斋月期间禁食。

对基督教的政策则更微妙。去年，北京与梵蒂冈达成协议，共同在中国任命主教。梵蒂冈似乎希望扭转中国天主教徒数量下降的趋势。但对北京而言，此举是对天主教神职人员乃至该教本身加强控制的方式。

新教则令共产党感到尤为棘手。它可以说是中国发展最快的宗教，如今，中国估计有6000万名甚至更多的新教徒（1949年只有100万名），其中大约有2000万到3000万人被认为在未注册的新教教堂（或称地下教堂）做礼拜。但是这种信仰没有一个可以同政府谈判的统一组织。因此，政府关闭了中国几座最著名的地下教堂以儆效尤。

然而，在许多方面，习近平政府对传统信仰的接纳是更为激进的。自上任以来，习主席会见了佛教领袖，他的政府也允许道教繁荣发展。中国最近还发布了一项改善社会道德的重大计划，这是自2001年以来的首次。

这项计划源于人们普遍的感受：中国追求经济发展的不懈欲望造成了精神上的真空，有时还导致明目张胆地破坏规则和践踏文明。人与人之间缺乏互信。政府为应对这一道德危机制定蓝图，呼吁人们认可某些传统信仰。

这份宏大的文件有一万字，如果翻译成英文还要长得多。它没有提到共产党中国的开国元勋毛泽东及其继任者，以及他们的意识形态，而是把重点放在了习近平，以及他解决“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社会问题的努力。它确实援引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共产主义口号，但是，它称中国的历史是一种“丰厚道德资源”，这与2001年的上一份只是偶尔提及中国传统的同类文件形成鲜明对比。这份新计划要求党的官员推广“古圣先贤”，并且对“仁爱”、“正义”、“见义勇为”等传统观念进行“深入阐发”。

这项工作不是想用儒家思想取代共产主义。然而，公平地说，自从1911年中华帝国的秩序崩溃以来，这是中央政府首次接受过去2500年大部分时间里构成中国政治-宗教统治秩序的理念。为什么？这不仅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道德真空，也是一种民粹主义措施。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更不确定的时代，经济增长放缓，不平等加剧；而北京正在给自己披上传统的外衣，以扩大自己的吸引力。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似乎认为传统中国价值观和信仰比外国宗教更容易控制，而且支持它们比压制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更加合算。但我存在一些疑问。

今年秋天参观关公庙时，我看到十几个人在读15世纪后期出生的哲学家王阳明的著作，其中大部分都是三四十岁左右。从表面上看，这是符合政府政策的：党推崇王阳明，将他奉为言行一致的刚正典范。

读过王阳明的一段作品后，这些男男女女围坐在一张大木桌旁，挥舞毛笔，一遍又一遍地写下他最著名的格言：“知行合一”。根据他的说法，这种认知源于一种内心的指引，一种良知——无论多么强大的政府也无法控制。

张彦(Ian Johnson)是一位驻北京的作者，居住在中国超过20年。2001年，他凭借对中国的报道获得了普利策奖。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他。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XYS2019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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