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智取威虎山》到《长津湖》：香港导演们能把政治从主旋律电影中分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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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再有想象力的前人，恐怕也无法预料得到，是香港导演，奠定了中国主旋律电影如今的面目。这听起来是一件很吊诡的事情，但却切切实实地发生了。

2021年“主旋律大户”博纳影业推出了“中国胜利三部曲”，《中国医生》、《长津湖》、《无名》，香港导演占了其二，《中国医生》率先上映，票房十三亿人民币（以下皆同）暂列年度第四，而正在上映的《长津湖》——由陈凯歌，徐克与林超贤联合导演，更是耗资十几个亿的重量巨制。

再往前的2020年，因为疫情关系电影上映数量大减，但即便如此，也有陈可辛的《夺冠》、林超贤的《紧急救援》、许宏宇的《一点就到家》三部香港导演操盘的主旋律影片。

一方面是中港主流话语间的关系愈发紧张，一方面是香港导演主旋律之旅风生水起，占据了半壁的江山，这样的割裂仿佛一个固执的注脚，用来隐射日益固化的当下。

但即便不算上长凤新青鸟银都的那些咸丰朝旧事，香港导演主旋律之旅其实也很早就开始了，这个开始甚至有些意外：不知道有谁还记得，早在2007年的时候，还在横冲乱撞的林超贤便翻拍了一部红色经典，《闪闪的红星》，而且是部动画片。

后来林超贤说，那几年对他来说是一个痛苦的阶段，他甚至动起了放弃做导演的念头。而十几年后，林超贤却被人称为“主旋律教父”。

如果追本溯源的话，林超贤是陈嘉上的徒弟，而陈嘉上则是师承徐克，此次“师公”“徒孙”联手合作了《长津湖》，那么这次梳理香港导演主旋律的历史，我们不妨先从徐克说起。

香港导演刘伟强执导一部有关中国抗疫的电影《中国医生》。网上图片

徐克又成“开山怪”

2014年，徐克导演了八大样板戏之一改编的电影，《智取威虎山》，这是主旋律电影的一个关键节点。

在解释为什么拍摄《智取威虎山》的时候，徐克总是会谈到情怀与兴趣，情怀是其年轻时看到这部红色经典所受的震撼，兴趣则是他一直致力追求的技术。在拍摄主旋律电影的香港导演里，这可能是能听到的最体面的说辞。

香港导演在接手主旋律题材时总会想法设法地把自己与这个词语剥离，林超贤说“我心中没有主旋律，不懂主旋律是什么意思”，而拍了与《英雄儿女》同题材的《我的战争》导演彭顺更是说，“如果这是主旋律电影，我一定会跑掉。”一方面完成着政治任务，一方面声称自己与政治毫无关系，不知道是“口嫌体正直”还是想讨好所有人。

徐克实际上也面临着政治表态上的两难，他爱“国”，但对这个政治现状意见极大，在他早年的电影中，其实已经释放了出许多在官方体系看来“不和谐”的政治表达，1990年的《倩女幽魂2》里，他直接将“信仰”这个词撕得粉碎，“世人都喜欢偶像崇拜，为什么你们要跟世人作对呢”，而那首主题曲“人间道”也因此被禁。这就更不用说前一年6月的《今夜不设防》中，在几乎所有艺人都爽约的情况下，他还是毅然出席，大谈他对八九事件的看法。

所以在当时来说，人们对《智取威虎山》的期待，更多的其实是一种好奇与观望，甚至于不少同行都有一种等着看笑话的心态来看待这次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的结合，而徐克，则用一种全新的制作思路，把主旋律带到了一个纯娱乐化的阶段。

《智取威虎山》当然会遇到政治问题，博纳的话事人于冬在这方面帮了不少忙，他找来拍过《建国大业》等片的黄建新做监制，以把控政治上可能出现的偏差。

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称谓”的改变，在电影的原剧本里，对“203小分队”的称谓是八路军，2013年11月的一份剧本显示，在黄建新的要求下，编剧把所有“八路军”的称谓改成了“解放军”，由此，才会有林更新那一句“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对白。

当然，实际上“解放军”这个称谓也并不严谨，严格来说当年的剿匪部队应该称作“东北民主联军”，不过这样一来，更多的人会一头雾水，黄建新做的，就是把握一种平衡。

有了政治把控，徐克自然就得心应手起来，他把《财叔》的风格升了级，用一种夸张的漫画感把《智取威虎山》拍成了武侠片，结尾小分队横扫威虎山，几十人干掉了上千人毫发无损，甚至于坦克飞机都用上了，一发炮弹下去，小喽啰们灰飞烟灭。

这其实是一种B级片的拍法，逻辑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调动观众的感官刺激，你看威虎山上的座山雕和八大金刚，奇形怪状极其阴鸷，简直是《七剑》的翻版。

于是观众受落，票房豪取了8个多亿，于冬见之心喜，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地踏上主旋律这条船了。一年多以后，《湄公河行动》上映，票房更进一步到达了11个多亿，2018年春节，《红海行动》更是大杀四方，取得了36亿多的惊人成绩。

可以这么说，《智取威虎山》是如今香港导演主旋律现象的始作俑者，没有徐克，就没有如今主旋律的这副面目，《智取威虎山》的成功，让香港导演迅速找到了一条如何拍摄主旋律的道路，是日益萎缩的合拍片的翻身仗，也是主旋律电影本身的一场翻身仗。

“教化”退居二线

从《智取威虎山》到《长津湖》之间，徐克没有再碰过主旋律，但徐克思路自有“继承人”，那便是他的“徒孙”林超贤，他可以算是一个简装的徐克，他砍去了徐克电影的枝枝蔓蔓，留下一个光秃秃的树干，耍出了一套硬桥硬马的棍法。

林超贤的特征是什么？政治分离化、风格类型化、暴力极端化。这三者，主导了相当一段时间主旋律电影的面貌。

《智取威虎山》之前也有港式主旋律，影响比较大的有麦兆辉庄文强的《听风者》，一部反特影片，陈德森的《十月围城》，保护孙中山的故事，以及彭氏兄弟的《逃出生天》，一部讲述消防员事迹的影片。但这些影片大多并不能获得普罗观众的“青睐”，尤其是《逃出生天》，人们往往质疑其政治说教太重，依循的还是既往的路子。

但到了2014年之后，情况有所不同，主旋律“教化”彻底退居二线，拿《湄公河行动》来说，一头一尾两处政治表达其实都是脱离影片本身的，尤其是结尾的那一段大国风范的旁白，完全与影片分离开来。

香港导演林超贤执导《湄公河行动》。网上图片

去政治化，或者把政治“狗皮膏药”化是那个时间港式主旋律电影的常规做法，比如陈嘉上的《荡寇风云》，说的是戚继光抗倭，但电影中的戚继光则是屡屡犯错，没有任何英雄光环，“正能量”程度被降到了最低。

这种情况的产生其实有一定的大环境原因，为了和年轻人打成一片，各大官方媒体以及社交账号上逐步开始推行政治娱乐化的举动。人们不再爱看正襟危坐地说教，不再爱看衣衫褴褛的苦难，放到主旋律电影上，也就会让环境宽松，逐渐“纯粹”起来。

还是《湄公河行动》，这样的项目往年其实都是由有国营背景的中影操刀的，而于冬给出的方案是拍一部主流大片，一个纯商业的电影，这才得到了制作的机会。毕竟，于冬手里有着大量的香港导演资源，而拍纯商业的类型片，有谁能比得过香港导演呢？

当然也有例外，譬如刘伟强的《建军大业》，《建军大业》的政治说教味极浓，但它又继承了另外一个特征，暴力极端化。电影开头的一段清共，几条线索并进，拍出了一段血腥残酷的血洗画面，非但在主旋律范围内，即使在整个华语电影维度来考量，也算得上佳句。

我们常说香港电影尽皆过火尽皆癫狂，而主旋律尤甚，你甚至会觉得，或许正是因为有着主旋律保护衣，所以制作上就更加肆无忌惮，林超贤的《湄公河行动》里几乎每一分钟都在打，各种武器狂轰乱炸，震得观众耳膜发麻，而到了《红海行动》更进一步，血流遍地残肢飞溅，还清晰地拍摄出了一枪爆头的射杀痛感。

就影片类型来说，其实这一阶段的港式主旋律电影大多是以动作为主，其中麦兆辉庄文强的《非凡任务》算是警匪片，彭顺的《我的战争》和刘伟强的《建军大业》算是战争片，即便是许鞍华，也拍摄了一部关于东江纵队题材的《明月几时有》。集体动作片的选择不是无缘无故，因为这更适合香港导演的发挥。港片向来以动作片见长，而历来的传统也是少谈政治以收割大多数的观众，徐克擅长武侠自不必说，林超贤也有大量的动作片打底，彭顺是拍摄恐怖片闻名的，战争场面也是另一种恐怖，而刘伟强呢，《古惑仔》的意气奋发被他成功移植到了欧豪所饰演的叶挺身上，武昌起义叶挺的夸张与不现实，其实是循着黑帮片的脉络发展出来的，

可以这么说，主旋律电影的“正当性”与充足资金让香港动作元素得到了相当大的发挥空间，让主旋律商业大片化，也形成了有别以往不一般的局面。

《长津湖》的终结？

《长津湖》大概算是徐克林超贤式港式主旋律的集大成，是可以当作一个样板来看的。这几乎是一部断裂的影片，两场战役自成一体，中南海一条线又游离其外，构成了严重的“重武轻文”的局面。

文戏应该是陈凯歌的缘故，有着九十年代主旋律电影的“风范”，漫山遍野都是“正面人物”，而在动作方面，似乎又是承袭了《红海行动》之类的暴烈，血肉模糊尚有可源，被拦腰横断的场面以及直插眼球的特写显然就是导演的私心，联想起前些天温子仁《致命感应》大量暴力恐怖镜头在爱奇艺被删减，不由又要让人感叹一句“州官特权”了。

甚至你可以说，三个小时（恐怕还只是上部）的《长津湖》所吸引观众坐紧座位的实际上就是暴力的变换花样，徐克与林超贤用各种狂轰滥炸和血肉横飞来满足观众奇观式的心理需求，就像当年功夫片流行时人们“从头打到尾”、三级片盛行时人们“从头脱到尾”，秉承的是一种功利性的B级片制作思路，不同的是，因为资金的支持与创作上的相对特权，人们对此几乎难以复制，由此显出了一点独特性出来。

只是如果你以剧情片的眼光来审视，那简直就是千疮百孔，它既不似林超贤一贯的简单，更比不上徐克该有的品质，三个导演相加，也许还会小于一。

香港导演徐克执导《长津湖》。网上图片

这样的电影或许依旧会受到不少的好评，其一是这独特性，中国观众在影院看B级片的机会本来就少之又少，看如此烧钱的B级片大概也不会再有，其二是环境因素，电影拍的是踏平美国佬，韩战题材本来就少，恰逢孟晚舟归国，又掀起了一股热烈的反美情绪。

但我以为，《长津湖》是把此类港式主旋律电影推向了一个终结的地步的，连番的暴力轰炸会引来观众的审美疲劳，视觉暴力的不断升级也会去到一个尽头，假设电影最终不能取得理想的票房达到收支平衡，这种题材的成本降级是不可避免的事，而一旦视觉降级，便需重新思考另一种更复杂的方向了。

毕竟，对多数人而言，“加磅”总比“缩水”来的有吸引力。而论复杂，香港导演显然并不擅长。

质疑、变化与“求求你，表扬我”

当然也有质疑，拿主旋律这个词来说，它诞生于1987年，是为了应对市面上的电影过度娱乐化而产生的，其最突出的特质，便是“教化”。而香港导演将主旋律娱乐化的方式，恰好与主旋律的原意背道而驰，这种背道而驰赢得了许多年轻人的欢心，却难免引起许多老一辈的质疑。

首先是来自导演的“历史审查”，刘伟强最为人所知的是黑帮片，黑帮片导演拍建军是否合适？彭顺是拍恐怖片的，这和革命两个字似乎又存在着导向上的冲突？最引起不满的是彭丹，人们一直在质疑，一个色情片女明星导演并主演一部革命题材影片是否玷污了革命本身？这部《南泥湾》，甚至在豆瓣平台被迫关闭了评价功能。

另一种质疑则是来自程序上的。在邱礼涛的博士论文《政治审查的发展：香港电影从殖民统治到中国式社会主义霸权》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年在他拍摄《竞雄女侠秋瑾》时曾遭遇了不少的困难，这里面最为严重的是来自于秋瑾后人的同意——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拍摄需征求当事人或家属的允许。

而秋瑾后人反对的原因则是，电影把秋瑾塑造成一个“流氓”式的人物，他们从预告片来，黄奕所饰演的秋瑾有着几分匪帮气质。

但问题在于，这些革命题材，又有哪些不带有些“匪气”呢？拿《智取威虎山》来说，其诞生之初便被江青质疑“充满了土匪气”，这才有改造，才有重造之后的样板戏。

这个问题同样也发生在刘伟强的《建军大业》身上，作为叶挺的后人，著名导演叶大鹰曾公开发言几次质疑电影的选角，“革命历史被严重的娱乐化，是对革命历史的羞辱和歪曲。”“这个腿都站不直女里女气的小鲜肉来演叶挺，你们在羞辱谁呢？”

有意思的是，当年刘伟强的回应是，“不知道这人是谁”，可以说，是相当江湖气了。

香港导演刘伟强执导《建军大业》。网上图片

质疑会带来变化，一个显著的数据是，2018年之后，香港导演的革命题材影片大大减少，2018年之前有林超贤的《闪闪的红星》、赵崇基的《英雄喋血》、成龙的《辛亥革命》、邱礼涛的《竞雄女侠秋瑾》、彭丹的《南泥湾》、刘伟强的《建军大业》、许鞍华的《明月几时有》等十多部，而2018年之后，仅仅只有吕小龙的《杨靖宇》和彭顺的《打过长江去》两部，一部是东北抗联，一部是渡江战役，口碑不值一提，票房也是微乎其微，其中《杨靖宇》的票房仅仅一百多万。

这便被迫走向题材的拓展，而题材的拓展又让更多的香港导演投身到主旋律电影的拍摄之中，比如陈国辉拍摄了消防员题材的《烈火英雄》、陈可辛拍摄了女排题材的《夺冠》、李仁港拍摄了攀登珠峰题材的《攀登者》，许宏宇拍摄了回乡创业题材的《一点就到家》，甚至于先前风口浪尖之上的刘伟强也来了个急转身，拍摄了一部根据前一年川航紧急迫降事件改编的《中国机长》，而这部片，也成了当下港式主旋律电影的一个典型。

《中国机长》的特点是时间紧、关注高、事件甚至尚未尘埃落定。这样的题材，也只有技术型导演能够完成。

川航事件发生于2018年5月，仅仅两个多月后，电影便已立项，电影拍摄时，飞机挡风玻璃破裂的原因甚至尚未调查清楚，人们的疑问，事件的处理，只能被全部舍弃。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在那个时间点拍摄这样一部电影，只能聚焦于事件本身的发生现场，并歌颂机组人员的伟大，有一种争相表态的积极，“求求你，表扬我”，至于你期待的《萨利机长》，那根本就不会发生。

同样的问题加倍地出现在七月上映的《中国医生》里，疫情尚在弥漫，夸奖就迫不及待，“求求你，感谢我”，迎合社会情绪的同时，也放弃了探究与思考的空间。当然，这样的时间点拍摄这样的题材这也是必然的结果，像《智取威虎山》以及《明月几时有》那样的艺术价值，不会出现在这样的题材之中。

无人成功突围

于冬在谈到为什么找这么多香港导演拍摄主旋律影片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大致是说他是靠香港电影起家的，如今港片颓势，他要和香港导演一起在新的领域再创辉煌。

这句话说的倒也不尽然只是公开场合做出的冠冕堂皇姿态，最初那几年，徐克的《智取威虎山》非但票房大收，也拿到了金像奖最佳导演奖，许鞍华的《明月几时有》在那年的金像奖上更是拿到了最佳电影、最佳导演几项大奖，从大的方面来说这些影片里都有着一定的家国情怀，而这样的情怀，随着于冬系统化地打造出“中国骄傲三部曲”“中国胜利三部曲”后也逐渐消失殆尽了——于冬的博纳，在2014年到2020年香港导演主旋律影片的138亿票房份额中占据了八成。

当香港导演们逐渐流水线化、政治任务化的时候，其实也偶有突围，譬如2020年陈可辛的《夺冠》。陈可辛很久以前便介入了主旋律的创作，当年他在监制《十月围城》时，便亲手写下了诸如“我闭上眼睛就看到中国的未来”之类的爱国对白，后来的《中国合伙人》更把“中国梦”三个字推波助澜，但到了《夺冠》，一部旨在讴歌的电影中，他却试图在这样的主旋律影片中加入个人的思考，包括集体和个人关系的反思等，这从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官方既有的话语体系，但最终出来的状况却尴尬无比：一方面因为得不到授权而导致影片的很多角色都极其荒唐地“无名无姓”，另一方面反思与电影最终要呈现出来的集体狂热形成了割裂的冲突。仿佛一只笼中起舞的大象，你不知该嘲笑它还是心疼，最终，这部被寄予厚望的影片只拿到了八亿多的票房。

香港导演陈可辛执导《夺冠》。网上图片

这其实形成了香港导演主旋律题材的另一番困境：你究竟是要做技术型人才，还是一个创作者？刘伟强与林超贤当然乐于去做一颗螺丝钉，但其他人呢？譬如尔冬升，他向来是一个以关注底层生活与边缘人群见长的导演，但当他去拍摄一部“三千孤儿入内蒙”为原型的主旋律电影《海的尽头是草原》时，该如何平衡这种底层悲悯和官方意识之间的矛盾呢？

犹记得2016年的4月3日，那一天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在颁布完徐克凭借《智取威虎山》获得最佳导演后，尔冬升上台，拿着一个信封，说，“ 罗斯福总统讲过一句话，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然后宣布《十年》获得最佳影片。

如果这是一则寓言的话，那我们不免要继续追问，故事的结局会是怎样？割裂会成为一种新常态？抑或是，每个北上的创作者，都需要事先递交一份真情实感的投名状？如果你的目的便是一颗螺丝钉，被替代的日子还有多久？

没有人知道答案，2021年之后，香港导演的主旋律影片还会有更多，陈嘉上的《暴风》、邱礼涛的《绝地追击》、彭顺的《惊天救援》、麦兆辉的《检察风云》、钟少雄的《中国兵王》⋯⋯我们只能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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