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有没有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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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有没有限度

作者：龙应台

川普当选之后，很多大学教授写文章，告诉大学生“今后必须做的几件事”，基本上就是一篇又一篇的《抵抗暴君青年守则》或说《保护民主教战手册》。这些不同版本的“青年守则”有几个共同的核心重点，譬如：

一，你绝对不能以为专制政权在美国不会发生或者以为美国的民主不会崩溃。二，你必须以前所未有的力气去关心政治，从今天起密切观察川普所做的每一个政策。三，你一定要无比活跃地参与政治组织，不论是学校里的讨论小组或者乡镇、城市的各种政治关切组合。四，你一定要有行动，不论是地区的政策辩论或是议员的听证会，或是对某一个议题的示威抗议；你一定要对公共事务比从前更积极介入……

美国知识界，包括媒体，对于川普的当选，第一个立即的反应是不可置信的震惊，但是震惊大概只有几天时间，紧接着出现的就是高度的戒慎恐惧。在很多《民主教战手册》中，纳粹的历史像个挥之不去的幽灵黑影，悄悄埋伏在字里行间。教授们几乎像村子里的巫师，在晴空万里时忧心忡忡地警告村民：“不要相信晴空，海啸一定会来”。　　这些文章充满危机意识，同时又充满力气，呼吁年轻人对于“国家权力”扩张可能出现的“海啸”要用最大的决心去防止。

这么高的危机意识，如此生猛的力气，来自哪里？

仔细分析的话，也许有非常多元的来由，但是，纳粹的历史教训在发挥作用，绝对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读这些紧张的、戒备的《教战手册》的时候，我总是想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所叙述的“希特勒的崛起”。

茨威格是奥地利的犹太人，纳粹上台时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名作家，眼见纳粹的恐怖兴起，开始颠沛流离，流亡到巴西，最后决定和妻子双双自杀，放弃这个被疯狂暴力控制的世界。写回忆录时，茨威格很关心一个问题：奥地利这个繁华而文明的帝国大城究竟是怎么从太平世界掉进深渊的？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对于时局的突变，有没有危机意识？

茨威格最大的感触是，“在那些决定时代命运的巨大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恰恰是历史本身阻碍了那些同时代人对它们的认识。”德国的社会制度根基如此之深，维也纳的文化生活如此之厚，没有人相信非理性的运动或势力会有什么持久的影响。

住在萨尔斯堡，距离德国的慕尼黑只有两三小时路程，德国的八卦新闻很容易穿过边境。茨威格记得最早听见“希特勒”的名字，是有熟人从慕尼黑来，抱怨说，那边又闹起来了，有个叫“希特勒”的家伙在那儿煽风点火，像流氓一样一伙人冲进人家正在开会的会场捣乱。希特勒的名字被提及，就只是个政治小混混，没人太在意。

有一次茨威格去了德国边境小城，看见学生队伍，“他们每个人的手臂上都配戴着颜色显明的卍字形袖章。他们举行集会、游行，趾高气扬地唱着歌、齐声喊着口号穿过大街，他们把巨幅标语贴在墙上，并装饰以卍字形符号。”

那还是1923年之前，希特勒要到十年后才真正上台。但是即使希特勒上了台，也没人注意他的危险。茨威格说，评论家也真的花了精力去读希特勒的书，可是他们不去研究他的思想内容，却“只顾嘲讽他的枯燥无味的散文华而不实的风格”。报纸也没有人在做任何的警告。在一个有法律，有制度，而且“每个公民按照庄严宣布的宪法都享有自己的自由与平等的国家里，希特勒怎能胡作非为呢？”

我不得不想起，在川普竞选的一整年里头，大多数的媒体只是把他当笑话在报导。

可是然后呢？

然后，茨威格说，“国会纵火案发生了，国会消失了，戈林撒出他的暴徒，霎时间，德国所有的法律都化为乌有。”

茨威格这部回忆录是在1939到1940年间写的，距离他1942年的自杀只有两年。哀伤使人深沉，痛苦带来洞见。1940年欧洲还在血肉横飞的战场泥沼中，他已经可以用史学家的冷眼和文学家的热血，犀利说出暴力的形成过程。希特勒扩权的步骤，在今天的世局读来让人觉得更是惊心动魄：

纳粹份子小心谨慎地运用自己的手法：总是先用一定的剂量，然后便是小小的间歇。总是先单独用一粒药丸，然后等待一会儿，看看它的效力是不是不够强，看看世界的良知是否受得了这个剂量。由于欧洲的良知急不可待地强调“与己无关”，所以药的剂量越来越大，直至整个欧洲最后在这种剂量中彻底完蛋。

先是国会纵火，看大家反应。然后鼓动大学生烧书，再看社会反应。一件蛮横的事得逞了，再进行下一件。下一件得逞了，再继续更蛮横的事。社会内部危机意识不足，或者不够坚定，他就得寸进尺。外国，看着德国转化成暴力国家，也看着希特勒一步一步开始迫害犹太人，侵略其他国家，但是总觉得“与我无关”，纳粹在试探得逞后，就再进一步。

茨威格——再描述人们的“侥幸心理”——听见了残暴，会说，这是文明的欧洲，二十世纪，应该不可能；亲眼看见了，会说，大概只是一时的现象，不会长久。

但是，就在那些日子里，我已经看到了第一批逃难的人，他们在夜间越过萨尔斯堡山地或者游过界河。他们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惊慌失措地盯着别人；躲避惨绝人寰的迫害的可怕逃亡就从他们开始了，后来，那种逃亡一直蔓延到整个世界。

这是七十七年前的叙述——为什么读起来竟然像是二十一世纪的此时此刻呢？

1942年2月茨威格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户(Rio de Janeiro)附近的彼特罗波利斯(Petrópolis)，和他的夫人双双服毒白杀，放弃这个被战争和暴力吞噬的世界。

名作家茨威格的书已经被烧，他和理查·斯特劳斯共同创作的歌剧被禁，但是直接的迫害还没有进入他的家门。他只是远远的看着这些逃亡的难民，在荒野中跋涉，在川流中浮沉；他还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命运其实已经上了锁。“在我看见那些被驱逐的人群时，我全然不知他们苍白的脸色已反映出我自己的命运；我们大家都会是那个人的暴行的牺牲品。”

一直到四个秘密警察出现在他家门口，要求进门搜查，他才醒过来——灾难的洪流山崩，没有人可以幸免。当晚就收拾了行李，永远地离开了他一生最眷恋的家，也永别了他的祖国。对名满欧陆的茨威格来说，流亡的痛苦显然超过生命的承载，尤其是，他比别人都清醒。

贯穿他整个回忆录的是邪恶与善良的并存，和平与战争的对比。终其一生他无法释怀的是，习惯了善良的和平盛世的人，面对清清楚楚在眼前浮现的恐怖黑云，会因为完全不相信邪恶的可能性而让自己轻易地成为牺牲品。

一个人想在短短的几个星期之内就把在三四十年里培养起来的对世界的信念彻底粉碎，这是很难的。我们依然相信德国的良知、欧洲的良知、世界的良知还存在，我们深信，野蛮总有限度，它必将在人性面前毁灭，这一切在我们的道德观念里已根深蒂固。

1942年，茨威格自杀的前一个月，纳粹在柏林决定了犹太人的最终解决办法：迫迁、灭绝。“野蛮总有限度”这个信念，茨威格知道，是彻底破灭的。

谁都不知道川普会变成什么，可以知道的是，美国人中对川普戒慎恐惧而对青年学生无比认真地写《民主教战手册》的那些教授，心里非常明白作家茨威格目睹了什么，承受了什么，警告了什么。

(XYS2017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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