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再见，我们以后要学会这样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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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腾讯旗下的内容专栏号《腾讯·大家》正式注销。尔后网络上出现很多缅怀的声音，包括遗作的分享，这让我想起最近我个人的社交平台。

▲ 微博，原微博已被删除

▲ 豆瓣，友邻发布的广播已经无法点开

▲ 微信，公众号链接违规

点赞的微博，转发的豆瓣广播，或是收藏的微信推送，都在某股不可知、不可抗的外力作用下，消失。

说实话，我记不清这些被删除的链接下面原本说了什么，被删是因为“不文明/不礼貌”？还是“不客观/不理性”？这个规定从来不明确。而最令人担心的是里面可能仅仅说了事实，却因“违规”被删。

就像只是用来记录日常的“豆瓣日记”被停用一样，**不能记载生活，与说话之后被删除、被禁言，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在限制不同的声音，在扼杀表达欲。

“造谣的”吹哨人，“伟大的”光头护士，“消失的”方舱医院的诗歌，“听不见的”救命……这些或多或少经历过被消音的生命下面，让我们痛心的除了对生命尊严的轻视，还有李文亮医生在病床上说过的一句话：“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

但似乎，我们现在“有权”听到的，就只有一种声音。

《论语》里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强调的是君子追求一种有差别的、多样性的统一，谓之“和”，而非“同”。

那我们能够听到的“一种声音”究竟是“和”？还是“同”？值得我们思考。另外，在当下捡起“君子”这样一个词来类比实属无奈，但在政治参与受限，公共生活缩减，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在做公民的时候，做君子是否又真的会比做公民难呢？

2016拙见年度盛典，历史学家袁伟时演讲《被围困的中国当代君子》，其中提到，“君子，特别是现代的君子，首先是有知识、有教养的人，有知识不等于有教养，这两方面都应该有；其次是说他不是一个野蛮人，而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再者任何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都会这样来要求自己的孩子，这个人对当代文化、当代文明的见解，应该有所了解。”

显然，在袁伟时看来，当代君子必然需要参与社会生活，这一点与普通公民的政治诉求是一致的。

▲ 袁伟时

当我们表达不同的看法与立场，比如在要求公开捐赠账目细节；要求尊重女性的个体意愿，谨慎剃刀霸权；要求不再删除肺炎超话下的求救贴，平等对待每一个生命的时候……或许发声途径不同，或许情绪不一，但本质上都是希望社会变得更好，更人性，更健康；都是在试图做一个公民，去参与政治生活。这也同样是有担当、有道义的君子之道。

公民与君子遥相呼应，在当下的时代中产生了共鸣。

2016拙见年度盛典，探讨了当代中国君子的标准。君子并非一个过时老旧的词汇，某种意义上，价值观混乱的当下，我们正在呼唤着君子的回归。

以下为精选演讲内容，希望对您有所启发。

郑培凯 著名学者，获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

《论语》里面讲的“君子不器”，“器”就是器物的“器”。历代解经人都认为君子不器的意思就是你不是一个只是像器物让人家使用的东西，你应该是比较广博的，有多重意义的，多元发展的一个人格，这样的人才能够是一个君子。

现在君子怎么样出现？回头看看当时在春秋时代提出“君子不器”这个意思，其实有它另外一个重要的意思。在那个时候，我们讲的还是比较贵族和平民的分界，阶级很严。

到了现在，一个民主比较广泛、民主化的社会情况之下，我们假如说所有年轻人，就是要他做一个螺丝钉，做一个器，好像社会已经知道他要怎么走了，我们规划好，你就做一个螺丝钉，我给你安在这里，你不要想别的事情。这样长远来说，对这个社会的发展其实是不利的。

所以从这点来讲，我觉得“君子不器”，不应该是器物，不应该是螺丝钉，意义还蛮重大的。跟我们讲整个教育理想是有关系的。一个社会希望发展往更民主的，更追求真善美的社会发展，所有的人都应该对这些有一定的关怀。

那现在的君子应该怎么定义？

我想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因为现代社会比较复杂，尤其是越来越多人知识水平提高以后，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意见，假如意见有冲突的话，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接纳或者容纳，甚至只是说容纳这些不同意见，能够同时存在。

那些意见不见得是错误的，因为他代表了不同的利益，代表了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理想，不同的一种追求，那我们难道不是更希望现代社会更开放，更多元，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发展他自己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讲的“君子不器”跟现代我们重新探讨君子的意义的时候，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因为假如我们不能够有这样一种思想的空间，不能够关怀别人，你只是对自己的职业很专长，努力做，好好赚钱，好好养家，做一个好好的公民，其他我也不管，这也不是太差。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条件，这个算不算达到现代君子的标准？我想这个就值得大家探讨了。

我觉得一百多年的动荡，使得许多传统观念都受到挑战，甚至推翻或者忘记。到了21世纪，很可能是我们自己进行反思，我们从文化传统里面的一些观念，我们做一些新的厘清，赋予新的意义。这样可能在追求一个未来比较美好的社会的时候，这个意义就比较大。

 柳红 独立学者，自由撰稿人

其实历史不能承载的东西太多，久而久之那些人和事就会积淀成一些符号。在八十年代有一个巨大的青年改革者群体，他们以不同方式，不同形式参与改革，建功立业。其中有四个年轻人，他们有一个组合，这个组合后来被称为“四君子”。

他们发表了一篇名叫_《关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若干看法》_的文章。我先说一下这篇文章是讲什么，它究竟有什么样的颠覆性。

它的第一句话说**“我国国民经济结构性矛盾加深，关系比例严重失调，必然会造成结构性的经济危机，我们认为我国当前正处在这样的过程之中”**。

咱们现在看来可能很平淡，大家不觉得有什么惊人之语，然而要知道我们过去的主导思想是什么？社会主义是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社会主义不存在经济危机，只有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而且不断发展经济危机。然而他们的第一个判断就说我们正处在一个经济危机之中，可见这是一个带有颠覆性的看法。

这篇文章1981年1月10号发表在《红旗》杂志的文稿上，然而它第一次对外公开并非在官方的内部刊物上，而是在民间，是在1980年12月1号，中国未来研究会首届全国学术讨论会，在这上面他们第一次提交论文，做了发言。

在1980年的12月7号，新华社有一个驻内蒙古分社的记者于德先生，约见了四个人中的其中一位。两天后，又约请了他们四人小组。这次对话开启了中国的第一次“老青对话”。谁也不会想到四个年轻人其中有两个在读研究生，另外两个开始工作了。就是这样四个年轻人，他们能够参与高层决策的咨询过程，这是破天荒的。

“四君子”是一个自由联合体，那时候北京的年轻人早期有很多思想部落，他们慢慢的汇聚组合。**“四君子”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现象，它是历史的呼唤，那个时代需要社会转型。**对思想的需求，还有现实的需求、体制的需求，因为旧的体制开始要一点点的打碎，新的体制要建立，还有决策的需求，不再是拍脑袋的，需要有科学的决策，有咨询的决策、民主的决策。

不仅是这一个联合体，当时有众多的联合体，比如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等等。我说它是没有互联网时代的互联网，没有平台概念的平台。因为没有人能够解释这些人是怎么做成的，怎么是这样的。

但是互联网时代一些给我启发就是这样。它的象征意义和示范性在于打开了知识精英与决策的对话沟通渠道，青年一代参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政策的咨询。

最后一个结尾，我用我书里的一段话来描述80年代。

我说**那是怎样一个时代，**是一切从头开始，英雄不问来路的时代，是思想启蒙的时代，是求贤若渴的时代，是充满激情畅想的时代，是经济学家和商人没有结合的时代，是穿军大衣吃食堂住陋室的时代，是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一起创造历史的时代。

 雷颐 中国当代知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戊戌六君子”的观点作为总体而言，一个符号来说，就是维新。维新就是为了现代性的转型，也就是要限制公权，限制皇帝的权力。立宪就是限制皇帝的权力。中国传统讲皇帝是天子，他的权力来源于天，他代表天行驶，你作为草民有什么权利限制皇上的权力？

这时候引进了一种新的国家观念，这种新的国家观念就不承认皇上的权力是来源于天，而是认为他的权力来源于民。

这是英国的霍布斯说的，他说人的社会没有社会契约，这个社会就没有办法生存，必须要有一个机构管理公民，每个人让出一部分自己的权力，就组成了一个政府，由国王或者皇帝来管理大家，就形成一种公权力来维持社会的稳定。

这种新的国家意义说明皇上的权力不是来源于天，而是来自于民。既然来源于民，人民的契约建立政府来为我们服务，如果它不为我们服务了，我们可以重立契约，重新选。

谭嗣同写的书明确强调皇上应该是“为民服务”的，当时还没有人民。他认为按照霍布斯所说的，我们选举一个人当皇帝，那就是民选择皇帝，不是皇帝选择人民；既然人民可以选择皇帝，人民也可以废掉他。

这是谭嗣同在1918年写的，后来梁启超对这些都有很深入的发挥。权力不来源于天，是来源于民，这样论证才能限制公权力，你才有权力。

他们提出人民的权力，中国和西方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的皇帝是无限的，我们人民的一尺一寸的权力都被皇家所掌控，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我们的财产也是皇权所剥夺的。他们把这种观念引进中国，还做了普及，一些读书人，新式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这种观念，更多的是一些商人也接受了这个观念。这些商人，我们现在称之为现代的“绅商”。当你接受了这种国家观念之后，你看很多事情，态度就会不一样。

我觉得戊戌维新还引入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公民。

公民就是指政府和人民有相对的资格，公民的有些基本权力是任何人无法侵犯的，没有权利侵犯。所以这时候，商人引进来之后觉得我的很多财产是你不能够剥夺的，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在这种时候提出公民的财产权。

公民的人权是不能随意剥夺的，这是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文化所没有的。当人们的观念发声这么重大变化之后，朝廷的观念还没有发声任何变化，还觉得这个社会跟从前千百年来一样，只要我发一个圣旨就可以做到一切，你们就是草民贱民，所以中国还是按照朝廷的政治文化来行使自己的权力，这样就和觉醒的商民或者公民、人民产生了一个剧烈的矛盾和冲突。

所以我们看近代以来，特别是戊戌维新之后，现在这种新的国家观念，**一个是公民观，所谓公民观就是强调个人的权利；****为了保证个人的权利，必须有一个机构强调立宪，建立国会限制政府的权力。**这两点是最重要的，这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最重要的两点，能不能完成这两点是中国社会转型面临的一个问题。

我们讲中国近代，如果总结一句话，为什么清政府最后覆亡了？

就是那个时候，人民已经不是过去的人民，而政府还是过去的政府。

撰文丨大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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