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天庸：这个任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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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看到北京纪委监察委发布的信息，对任老头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关心他的国内外朋友很多，我将知道的一点关于他的情况分享一下：老头生于1951年，今年虚龄七十岁了。这次进去前，医生怀疑他有前列腺癌，本 想过了年去做个检查，赶上疫情，耽搁下来。 2020年2月底他写了九千言书，批评主政者对言论自由的钳制加剧了疫情，希望执政阶层应“在这种愚昧中清醒”，并像1976年打倒四人帮那样打倒开倒车者。

他在我微信朋友圈，3月初我想联系他，发现他微信被封了。2020年3月12日，有朋友说他于昨天11日失联了。他在北京的朋友也有人被牵连进去了一二天，出来后欲言又止，我知道他们仍在数字监狱的严密监控下，不便多问。然后是国内外各种传言，我知道那些传言不实，但也理解传的人都是出于对他的关心与 尊敬，希望他没事，平安回家。

他也应该回家享点清福了。他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做房地产的大佬，他长期担任领导的华远公司，是中国最早以市场化方式经营房地产的国有企业，开始比万科做得还大，后来因为公司机制的原因，将他公司的经营范围局限于一域，他也认了，仍认真做事，公司于 1996年通过华润在香港上市，与华润分家后 2006年又在A股上市。任老头作为中国最早在香港上市的房地产董事长直生活简朴，不喝酒，除了抽烟没别的花销。

可能会让一部分人失望的是，任老头一直是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他还挺在乎他的党员身份。 如纽时最近的一篇《消失的任xx:中共为何容不下一位忠诚的批评者》文章所说，任不是激进分子，他是有几十年党龄的忠诚的党员，是一家国企的前领导人，而且是中国一些最有权势的政治人物的朋友。他曾聘用一位研究生为兼职研究员，该当年的年轻人后来担任中美贸易战中的首席谈判代表。虽然很长时间内他曾是许多国人“最想揍的人”，因为他的“房产商只为富人盖房”等言论。 后来国人才明白，他是主张政府应该负起照顾 穷人与弱者的责任，政府应该为穷人盖安居房，他还一直主张要打破城乡二元体制，让农民进城，其他人的住房问题交给市场。

**真正意义上的左派，都是主张社会变革、社会公平、政府对弱势群体多加照顾、主张政府有责任照顾穷人的。**考虑到中国人买房之难，敢主张政府为穷人盖房，这才是真正为穷人着想，这其实是很典型的左派主张。任老头一直在为穷人说话。

当然任老头还是很有名的推墙派，主张宪政民主，推倒专制这堵墙。这正是当年共产党人号召民众反对国民党的主张，任老头才是真正的不忘初心、牢记承诺的共产党人。 任老头也是个与时倶进，坚决贯彻执行改革开放路线的共产党人，他作为国企领导人，上世 纪八十年代，就探索国企的市场化运作，几乎是白手起家，积累了几十亿国有资产。同时他积极献计献策，为国家城市建设和土地制度提出了许多政策建议。

他作为一个思想者的系列言论，已广为人知。 同时他也是一个勤奋的读书人与写作者。任老头还是个严谨的学者，习惯用数据说话，他建立了一个房地产政策研究班子，那是个真正的民间智库，从建设部到私企，许多人需要数据就问任老头，他烂熟于心，有求必应。

任老头是个面凶心善的人，他帮助过很多人。 我跟他去阿拉善割过小米，回来写了篇小文， 记述了他为人和善做事认真的一面，但戏谑地起了个标题《地主任XX》，发在阿拉善会员 的微信群与我微信朋友圈。他看到了，点个赞，立即也转发自己朋友圈，不怕自黑。

我的朋友圈中有左中右各界人士，但今天他们不约而同地在转发声援任老头的各种言论、图片、照片。这种情况很少。其实用左中右任一 符号将任老头标签化，都不准确。他的好友老董在朋友圈说：“对于老头，民间至少有两种说法是对他的矮化，一是内斗的马前卒；一是企业家群体的代言人。他既不受任何人指使， 也没想为哪个阶层代言。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 是出自良心。这些年，我沐切地感受到他是多么地忠于自己的信仰，多么希望这个国家好。”

朋友圈许多人同时在转一篇文章《不要把伟大的批评者，当做国家的敌人》，其中有一句话：**一个人肯付出一生来对一个国家的缺点进行批评，也许是他用来表达自己对这个国家热爰的最好方式。**历史将记住任老头。他将成为促使中国体制内外人士团结起来，反对倒退，继续扩大开放， 接受普世价值的一面共同旗帜。而对一生磊落年届七十的任老头来说，今后无论谁想给他抹上多少污溃与其他色彩，都已经无法改变了解他的人给他的评价：任老头，一 个正直的人，一个真正的爰国者。（陈天庸）

附言：

我呼吁主政者，释放任志强。中国共产党正是靠改革开放，纠正了文革错误，同时允许“大胆闯，大胆试”，积极汲取民间的创造经验与智慧，走市场经济之路，才使中国富强起来， 才重新获得了民众拥护，暂时避免了‘亡党亡国”的风险。任志强是党内的市场经济派，而市场经济是已经写入宪法与党章的。还有，无论是作为一个党员，还是作为一个公民，任志 强应当享有批评党与国家领导人的权利。言论自由也是写入中国宪法的。

我去年初离国时写过《我为什么离开中国》一 文，呼吁主政者放弃斗争思维，与世界和解， 让民众自由。同时建议实行宪政、接受普世价 值，放开国企垄断，放开对土地利用的过多限制，取消大城市户口限制。否则中国经济必将严重下滑，中国面临大量失业与社会动荡。一年多来，这一切已全部应验，且新冠病毒疫情还加速了外需与外资向他国转移的进程。虽然我注意到中国政府去年以来在放开土地利用的过多限制与放开大城市落户限制的政策方面有了进展，但在以上多数方面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毫无进展，甚至倒退。中国如再不改变现行局面，立即与世界文明接轨，给中国民 众言论自由与更多的经济自由，及绝大多数国家民众都已经享有的其他自由权利，中国将被文明世界踢出世界经济贸易圈。我今天阅读文贯中先生与马国川先生对谈文章后在朋友圈发 的一段话，是我肺腑之言：

文先生的观点，与我想的完全一样。中国不仅需要落实包括信息自由流通在内的三零贸易规则，还需要价值观与普世价值接轨，避免中国的发展成为他国的威胁。中国需要选择做一只温厚的大象。文先生强调现在中国与世界接轨的机会窗口期已很短，我也有完全的共识。事实上因为 2019年中国在政治改革上毫无作为，还继续倒退，窗口期已过了一半，2020年到2021年内如政治倒退的状态继续，外需、外资大部分迁移到其他国家去，就成定局了。产业转移与提升，对中国是各种机缘巧合构成的千年一遇的历史机遇，失去了就可能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都转移不回来。目前世界上还存在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发展竞争，其他国家也在努力改善自己社会制度与硬件设施，民主国家之间也在争夺发展机会，制造业的转移对企业是伤筋动骨的事，对外贸易是综合成本的竞争，竞争优势一旦丧失，重新建立竞争优势很难。经济有其自身规律，不是中国什么时候政治转型了，已经转移走的产业就会转移回来。这是很多学者不理解的，他们浪漫地认为，凭中国人的勤劳智慧，无论什么时候国家转型，中国都会重新恢复高速发展，其实未必。产业链重建是很难的事，如果对方不犯错，你再将对方已经建成的产业链转移过来很难很难。如果不是中国政府这几年折腾得太过份，在中低端制造业方面，本来他国也是很难与中国竞争的。现在产业外迁的趋势已成，所以今明二年如果政治改革没有重大进展，中国经济将很快被其他发展中国家超越，中国将在今后百年内都难赶上发达国家。而且由于中国的严重老龄化与多年累积各种矛盾，一旦经济下滑，各种矛盾必然暴露与激化，陷入恶性循环，国人生活水平别说继续提高，维持现状也基本无望，那种情况下，中国会经历又一场大动荡。委内瑞拉化是大概率结果。

我在地中海岛国马耳他岁月静好，本要在疫情结束后开始周游世界，但中国政治改革的窗口期，实在是十万火急的事，加上受我尊敬的任老头行为感召，我在此再次呼吁主政者与体制内有识之士，放下权力的傲慢，别为一党之私一已之私，误了全体十几亿同胞与下一代的长远幸福，误了国家与民族的前程。请立即开启宪政改革，邀请体制外有识之士参加，召开圆桌会议，拿出诚意，用实际取信于国人与国际社会，留住外需与外资，留住中国人的就业机会，避免社会动荡，让执政阶层与所有同胞，都能够安居乐业，让我们国家长治久安。 如果任志强先生能够获得自由，由他呼吁国际社会相信中国的开放与政治改革仍将继续，比官方的宣传要管用很多。那时我也将考虑回国 继续为国家的建设与改革，以及任志强牵头的环境保护事业，再贡献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

(陈天庸于2020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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