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评 I 纽时评论主编辞职：“警醒”文化冲击传统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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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上周末（6月7日）纽约时报通告该报评论版主编詹姆斯·贝内特（James Bennet）辞职的消息，震惊之余此事并不出人意外。6月3日纽约时报发表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的观点文章引发巨大争议，贝内特的命运就已然不妙。贝内特辞职被视为美国主流媒体代际更替的分水岭；他的辞职可以说是美国“警醒”（woke）文化日趋占据传统新闻媒体主流的结果，而这一潮流并没有减缓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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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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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op-ed

Op-ed，中文或翻译为“观点栏目”，原意是“社论版对页”（opposite the editorial page）。现代op-ed恰恰是纽约时报的首创，从1970年至今已成为很多报纸和杂志的标配。纽约时报的op-ed被很多人认为是新闻界最有影响力的观点栏目。在美国报纸的编辑部里，新闻与评论分得非常清楚。新闻部分力求客观，而评论部分则是观点。报纸自己会发表社论（editorial）代表报纸本身的立场，同时为了向读者展示不同的视角，报纸会邀请报社外的人撰写op-ed。部分op-ed出自常驻专栏作家，每星期都会写一两篇；另一部分op-ed则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作者。

贝内特其人

詹姆斯·贝内特现年54岁，他的父亲道格拉斯·贝内特曾担任卫斯理安大学校长、NPR（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总裁与CEO。贝内特毕业于耶鲁大学，1991年加入纽约时报，2001年升任耶路撒冷分社社长。2006年在贝内特计划调任北京站时，大西洋月刊杂志聘请他担任杂志第十四任主编（Editor-in-Chief），时年40岁。贝内特在任十年，正是传统媒体经受互联网巨大冲击的年代。2016年贝内特受邀回到纽约时报担任评论版主编（Editorial Page Editor）。

图为詹姆斯·贝内特

评论版主编也负责op-ed栏目。在纽约时报，评论版主编的地位仅次于新闻部的执行主编（Executive Editor）和主编（Managing Editor）；评论版主编直接向报社老板，也就是出版人（Publisher）负责。现任执行主编迪恩·巴奎（Dean Baquet）计划2022年退休，贝内特被认为是最主要的继任人选之一。

贝内特有一个哥哥迈克尔·贝内特是科罗拉多州联邦参议员，去年参加过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党内初选。

科顿其人

汤姆·科顿是美国政坛保守派新星，现年43岁。1995年他入读哈佛大学，在校期间参与哈佛校报编委会，当时就时常与主流意见相左。他三年即从哈佛本科毕业，毕业论文的主题就是被当代保守派奉为圭臬的《联邦党人文集》。2002年他从哈佛法学院获得法学博士毕业之后在法律界工作了三年。2005年，他加入美国陆军，曾在101空降师担任排长，驻军伊拉克与阿富汗。2013年科顿退役后即步入政坛，就任家乡阿肯色州第四选区国会众议员。2014年，他竞选联邦参议员成功，时年37岁，成为当届国会最年轻的参议员。

参议员汤姆·科顿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听证会上发言。

科顿并非是第一次与纽约时报发生纠葛。2006年6月他在伊拉克服役期间，就曾给纽约时报写了一封公开信，批判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泄露了美国政府追踪恐怖分子金融网络的秘密项目，认为该文两名作者与报纸执行主编违反了间谍法。纽约时报并未发表这篇公开信，他的论点也并未被主流媒体接受。不过，当年10月，纽约时报主管记者伦理的编辑（Public Editor）拜伦·科拉梅（Byron Calame）改变了立场，认为纽约时报那篇文章的确不应该发表。估计没有人能够想到，14年之后，科顿与纽约时报又会引发更大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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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放

出炉

5月25日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一位手无寸铁的黑人市民乔治·弗洛伊德被警察在执法过程中以膝压颈八分多钟导致窒息死亡，引发美国各地与世界多国大规模示威，抗议长久以来没有解决的广泛警察暴力与社会中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同时美国多个城市出现骚乱，截至5月31日，33个城市实施宵禁，27个州出动国民警卫队。6月1日早晨科顿在福克斯电视台节目中提出启用《暴动法》（Insurrection Act）等法案动用军队来平息骚乱。随后又在推特发言，用文字表达他的观点：

● 乔治·弗洛伊德应该得到正义。为他的冤死而和平抗议得到我们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但是暴力不是抗议：它是国内恐怖主义。

● 政府的基本责任是保护公民的人身与财产安全。那些纵容骚乱的自由派市长与州长们不合格。

● 2015年，巴尔的摩的市领导们“把空间让给那些破坏份子去破坏”。结果呢？大规模的毁坏，更多的谋杀，一个伟大的美国城市被掏空了。

● 这些暴力罪犯不看到真切的惩戒他们不会停止的。

● 无政府状态、暴动、抢掠，这些在今晚必须结束。如果本地的执法机构无法应付需要支援的话，我们可以看看这些Antifa恐怖主义分子面对第101空降师能有多强硬。对这些破坏我们应该零容忍。（注，Antifa是左翼较极端组织，以不惮使用暴力区别于左翼主流。）

● 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第10山地师、第82空降师、第1骑兵师、第3步兵师——为了恢复秩序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对叛乱者、无政府主义者、骚乱者和抢掠者，格杀勿论（no quarter）。

科顿在电视台的讲话以及他的推文里提出的强硬立场引起巨大争议，骚乱仅是全美各地大规模和平示威中的很小一部分，而且历史上仅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在本土出动过军队。推文中“no quarter”一词也引来包括很多保守派在内的广泛抗议，这个词的原始意义是不留俘虏、格杀勿论，是一种战争罪行。科顿搬出词典辩称此处他使用的是通用英语中“毫不留情”的意思。但是，科顿在军队服役近八年，此处又是讨论军队行为，他的这个辩解并没有说服力。很多人认为科顿并不想好好讨论（bad faith）而是为了故意吸引眼球加剧冲突。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科顿团队联络纽约时报提出写一篇op-ed时，纽约时报接受了。科顿与纽约时报并不陌生，他之前发表过三次op-ed：2016年12月《解决移民问题，这是选民的愿望》，2019年8月《我们应该购买格陵兰岛》，2020年1月《为什么要杀死卡西姆·苏莱曼尼》。这三篇都不符合纽约时报读者群的主流观点。

据保守派媒体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报道，纽约时报方面对选题、用语、文笔风格和标题都给了意见。科顿团队工作人员称，事实核查很严格（纽约时报的声明表示并非如此）。比如，原稿称民调机构“早间咨询”的民调显示58%的美国人支持动用联邦军队，但准确的说应该是58%的注册选民。

星期三东部时间下午两点三十分左右，文章最终稿定稿，随后在纽约时报网站发表，标题《派军队来》，副标题《国家需要恢复秩序；军队随时待命》。

地震

文章立即在纽约时报内外引发了地震。纽约时报大批员工开始在推特发言，谴责纽约时报发表科顿的op-ed。支持发表与反对发表的同事们在推特上论战，以及泄露到其他媒体的很多信息，向公众实时展示了纽约时报内部的抗议与争论。客服部门在办公即时通讯工具Slack里的发言被员工泄露，读者退订的速度创下历史记录。超过八百名员工联署一封致管理层的信以示抗议。贝内特当天在推特发言，“时报评论版有义务向我们的读者展示对立面论点，尤其是那些来自制定政策的人”。这是传统新闻理念中“平衡报道”的论点，但这次已经不再具有足够说服力。

星期四，纽约时报的老板亚瑟·G·苏兹伯格（A.G. Sulzberger）和贝内特与部分员工开会交流，解释为什么发表这篇op-ed。在这一天上午的会议以及给员工的电子邮件中，苏兹伯格仍然支持发表科顿op-ed的决定。然而，员工的愤怒完全无法平息，有员工当面质问贝内特是否应该继续领导评论版。这一天，纽约时报网站同时发表了贝内特的文章《我们为什么发表科顿的op-ed》为自己辩护，和米歇尔·戈德伯格（Michelle Goldberg）的文章《汤姆·科顿的法西斯op-ed：评论版应该如何面对右翼转向威权主义》来论述不应该发表。

同时，纽约时报的员工计划在星期五进行虚拟罢工（virtual walkout）。据纽约时报自己当天的报道，已有160人计划参与（第二天实际参与人数远高于此）。

当天下午，纽约时报的立场开始转变，它发表声明，“科顿的op-ed没有达到纽约时报的标准。我们对评论版将进行短期与长期的改变，扩大事实审核的力度，减少op-ed的数量。”科顿op-ed原计划在星期天纸版印刷中出现也被取消。苏兹伯格晚间在Slack上发言，说科顿op-ed的编辑过程过于仓促、未能达到标准，对op-ed版面将进行“重新思考”。

星期五上午，苏兹伯格与高管们举行了两个小时的四千人参与的全员大会。在这个大会上，苏兹伯格承认科顿op-ed的发表是一个错误，“文章的语调充满蔑视，其中的煽动性完全没有必要，而且是刻意的”。贝内特将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他在前一天已经承认文章发表前自己并未过目。

负责这篇文章发表的是在纽约时报工作了27年的op-ed版负责人、评论版副主编吉姆·道（Jim Dao），以及一位25岁的助理编辑亚当·鲁宾斯坦（Adam Rubenstein）。但在很多员工来看，贝内特的道歉太少，也太晚了，高管们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公司全员大会之后，贝内特与道召开评论部的员工会议。两人都情绪激动到落泪。贝内特讲述了评论版未来的方向，哪些流程应该如何改变。据与会者说，并没有感觉到他将会很快辞职的样子。

辞职

没有太多人确切知道星期五之后又发生了什么。据名利场杂志（Vanity Fair）引不具名人士透露，苏兹伯格与他的核心顾问层仔细审视了贝内特主持评论部以来发生的各种失误。2017年评论莎拉·佩林时无根据地把她的竞选广告与众议员吉福兹遇袭案联系起来而被佩林告上法庭。2018年聘请奎因·诺顿（Quinn Norton）做科技专栏作者，诺顿被发现在推特上曾经使用过对黑人和同性恋的蔑称并且和新纳粹份子是朋友，即使诺顿本人是酷儿（queer），面临内外抗议贝内特不得不收回聘书。贝内特聘请的专栏作者布瑞特·史蒂芬斯（Bret Stephens）2017年发表的第一份专栏文章就被视为质疑全球变暖，去年年底他的又一篇分析犹太天才的文章引用了一篇论文，称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智商更高，论文作者被发现是种族主义者，纽约时报不得不删除了那一段话并在文章前部加编者按做更正道歉。而这次科顿的op-ed，贝内特居然没有过目。

纽约时报总部

星期天下午四点钟，苏兹伯格向全体员工发邮件公布了消息，贝内特辞职，道与鲁宾斯坦调离评论部改去新闻部任职，评论版主编的职位由贝内特另一位副手凯蒂·金斯伯里暂时代理到11月大选。

贝内特的离别声明说道：“在国内与国际危机四起的当下，时报评论版的重要性前所未有，我很荣幸曾经是它的一部分。我们关注社会不公和自由面临的威胁，将新的声音与思想带给时报读者，丰富如何前行的讨论，我对我的同事与我自己所做的工作无比自豪。”

星期一，纽约时报的读者来信版发表了六篇关于贝内特辞职的读者来信，其中五篇对贝内特辞职表达了失望或反对。

贝内特辞职带来又一波读者退订。有读者在推特发言讲述自己与客服的对话，客服询问退订原因是发表科顿的op-ed还是贝内特辞职，他问客服双方比例如何，客服说大致五五开。

3

编辑部的警醒（woke）一代

Woke一词，是wake（醒来）的过去式，在黑人俚语中“stay woke”意指保持警觉。2010年左右woke逐渐与在社会不公，尤其是种族不公问题上保持警醒挂钩。从2012年开始“#staywoke”成为推特上的流行话题标签。随着2013、2014年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兴起，woke一词进入主流，2017年被牛津词典收录。

旁注：在互联网自媒体时代，一个词语的涵义和它携带的感情色彩变迁是非常快速的。一个与woke文化接近的词语“社会正义斗士”（social justice warrior，简写SJW），指那些信奉社会进步（progressive）理念，包括女权、少数族裔权利、环保与多元文化主义的活动人士。直到2000年代它都主要是正面的，但推特兴起之后它快速成为贬义词。反对SJW的人认为SJW们偏狭不讲情理、自以为是、自我标榜，他们假装关心社会正义，实则是为了自我认可。这个词从褒义词到一个贬损标签，只用了不到两三年时间。“Woke”一词也有可能重蹈覆辙，大量右翼人士负面地使用“woke”这个标签，这种负面色彩逐渐有向主流渗透的趋势。

纽约时报反对发表科顿op-ed的员工的发言和活动，正是警醒文化的充分表现。

下面是纽约时报员工内部的联署邮件节选：

“在美国人为种族主义和警察暴力抗议时，科顿的op-ed提出要动用军队。我们认为他的文章破坏了我们新闻部与评论部的工作，冒犯了我们为了公共利益做准确报道的伦理标准。”

“虽然他的文章指明军队行动对象是抢掠者，但他的提议毫无疑问会鼓励更多暴力。一贯以来，官方或非官方的暴力，总是对黑人与棕色人种造成不成比例的伤害。它也会损害我们在街头的记者的安全和效率。”

“我们理解评论部对发表多样化观点的承诺，但是评论部管理层对这篇报道的核实太不充分。如果我们要向读者展示科顿动用军队的倡议，那么文章里不牢靠的‘事实’和粗糙的假设应该接受严格的检验和驳斥。比如，科顿说Antifa‘为了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目的，利用弗洛伊德的死渗透进游行示威’。事实上，我们报道过这是不实信息[原文此处有链接]。科顿声称暴力主要由抗议者引起，但我们自己的报道显示在很多城市是警察让暴力升级[原文此处有链接]。另外的指控，比如‘骚乱是那些寻求刺激的富人的狂欢节’，并没有事实支撑。有一处地方，科顿把宪法引用错了。这是美国历史上非常脆弱的时刻。科顿的op-ed是火上浇油。”

“这篇op-ed看起来是召唤暴力，推动仇恨，建立在不准确事实基础上，在需要法律专家解读的地方一带而过；发表这篇op-ed是辜负了我们的读者。不添加上下文的背景就展示这种观点，使得美国公众 — 我们报纸服务和报道的对象 — 面临受伤害的危险。听从‘派军队来’的召唤，在历史上对黑人和棕色人种造成了伤害，他们是纽约时报大家庭里极端重要的成员。”

批判警醒文化的人则认为，邮件里的一些陈述缺乏事实支撑，比如“他的提议毫无疑问会鼓励更多暴力”，“会损害记者的安全和效率”；邮件对科顿的文章过分苛求，比如，科顿声称“Antifa渗透进游行示威”，邮件引用的纽约时报报道，仅仅证明有人无根据造谣说抗议示威是Antifa组织协调的，并没有证明骚乱和抢掠没有Antifa的参与；相反，多个地方媒体报道过Antifa成员因骚乱被捕。

邮件里多次提到黑人与棕色人种，这是警醒人士与反对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冲突。警醒人士认为，种族问题，尤其是对黑人的歧视，在美国以及世界上是全方位、系统性并且根深蒂固的。对于白人、或男性、或异性恋，这些都是特权人群，必须时刻检视自己享受到的特权。反对者认为警醒人士玩的是极端身份政治，过度夸张种族问题，在理念之争时引入弱势种族群体作为掩护，是一种智力上的不诚实。

警醒一代的行动方式在纽约时报员工的推特发言上也得到了体现。

像大多数公司一样，纽约时报不希望员工在公开场合对同事的工作进行批评。曾经有员工在推特上给批评同事的推文点赞而受到执行主编巴奎的惩戒。星期三下午当科顿op-ed发表之后，最先出现的推文都是间接婉转的。两小时之后，推特上出现纽约时报大量员工措辞一样的推文：“发表这个让纽约时报的黑人员工陷入危险。”（Running this puts Black @NYTimes staff in danger.）

根据多家媒体获得的消息，纽约时报员工在内部讨论中达成的共识是，这个写法是最好的，大家统一如此发言。此口一开，抗议发表科顿op-ed的推文如潮水涌出，越来越直白严厉。到晚10点，纽约时报员工工会发表公开声明，谴责管理层“不负责任”；声明里列出的论点与内部联署邮件基本一致。

在纽约时报星期四发表的戈德伯格文章中，她也写到，“当我第一眼读到科顿的op-ed时，我并没有吓坏；我的看法是文章展示出他自己是个危险的威权主义分子。但当看到同事们痛苦的反应之后，我才开始对自己辩论俱乐部式的态度产生怀疑。”

对警醒一代，这是团结一致（solidarity）的胜利；对批判者，这是群体迷思暴政（groupthink tyranny）。

“内战”（？）

在纽约时报内部，支持发表科顿op-ed的也有一些。纽约时报op-ed版编辑巴莉·魏斯（Bari Weiss）在争议最高峰的星期四发表了一系列推文，阐述她对纽约时报的“内战”的看法。

● 发生在纽约时报里警醒一代（大多是年轻人）和自由主义者（大多是40岁以上）之间的内战，也在这个国家里其它出版机构和公司里发生。

● 老兵（The Old Guard）立命处事基于一系列准则，我们可以大致称为公民自由主义（civil libertarianism）。他们以为他们雇佣的那些自称为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的年轻人与自己信奉的是同样的世界观。但这个假设错了。

● 新兵（The New Guard）的世界观不一样。@JonHaidt和@glukianoff两位讲的非常清楚，他们称之为“安全主义”（safetyism），也就是一个人情续与心理上感觉安全的权利比从前被视为核心自由理念的价值，比如言论自由都更重要。

● 另一种视角是这样：纽约时报的座右铭是“所有适合出版的新闻”（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一群人强调“所有”。另一群人强调“适合”。

魏斯今年36岁，自认为是“偏左的中间派”，但被很多人视为保守派。她的上述推特发言，在纽约时报内部也受到了包括贝内特在内的批评；在推特上受到大量批评，多位员工发言认为她对内部争论的描述不实，以及意见分歧并非以代际分隔。

费城故事

纽约西南90英里外的费城，类似的事情同时上演。在贝内特辞职前一天，费城询问报（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58岁的执行主编斯坦·维希诺维斯基也宣布辞职，起因是6月2日该报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标题《建筑也重要》（Buildings Matter，Too）。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茵嘉·萨弗朗（Inga Saffron），一位建筑批评家，2014年普利策奖获得者。文章发表后它的标题立即引发报社内外巨大抗议。第二天，报社有色人种员工给管理层发出联名信：

“作为有色人种记者，我们所做的不仅仅是报道社区 — 我们就是社区。我们尽全力给社区提供发声平台。我们尽全力代表人民的声音。”

“我们疲惫了。”

“我们疲惫于有人搞砸了之后的匆忙道歉和暗中更正。我们疲惫于学习会、表格和多样化讨论会。我们疲惫于年年月月地努力获取社区信任 — 这些社区长久以来都有很好的理由不信任我们这个职业 — 然后看到这种信任在一瞬间由于粗心冷血的决定而遭侵蚀。”

“对遭受系统性种族歧视的社区来说，只有有人被射杀或建筑被焚毁时他们才在自己的邻里看到记者并不是偶然。要改善这种关系需要承诺。这种信任被摧毁是对我们工作、我们社区、我们邻里的侮辱 — 这也让我们工作时面临更多的威胁。领导层的粗心让我们的工作更难做，最坏情况是让我们的生命受到威胁。”

“我们疲惫于肩负着将这个200年老报连踢带喊拖入更平等时代的重任。我们疲惫于公司告诉我们已经取得的进步，疲惫于我们提出问题时得到的‘多样化与包容性’的陈词滥调。我们疲惫于我们的文字和照片被扭曲来适应不合真相的叙事。我们疲惫于被告知要展示事务的两面，然而事务并没有两面。”

“必须要改变。”

“6月4日，我们会请病假和劳累假。我们恶心于假装若无其事。恶心于不被听到。”

“这样做我们也痛苦。我们知道提高我们社区被边缘化的声音的责任从未如此重大。但是在这个时刻，更重要的是与那些挺身而出反抗系统性种族主义与不平等的人站在一起，要求询问报做得更好。变得更好。”

“这不是对话的开始；对话早就开始了一次又一次。我们要求行动。我们要求计划，带截止日期的那种。我们要求全面、透明的承诺，改变我们的经营方式。再不能有‘内部处理’。再不能有暗中的更改。如果我们要走进一个更好的世界，我们需要挺胸向前 — 承认接受我们犯过的错误，展示我们从中学到了什么。你们的难堪不比我们的人性更有价值。”

“这就是‘该死的’（give a damn）的意思。”

为了平息众怒，6月3日，询问报网站将文章标题改为《破坏建筑对抗议者想要帮助的群体伤害更大》，发表长篇文章解释整个事件的发生并公开道歉：“费城询问报在星期二发表了一个深具冒犯性的标题。我们不应该这样写。我们抱歉，我们遗憾这样作了。我们也知道仅仅一个道歉完全不够。这个标题对应的是关于费城的建筑与市政设施的一篇文章。这个标题试图取巧于‘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很有冒犯性；它暗示建筑物的损失与美国黑人生命的损失能相提并论。这是不可接受的。”

周六，数千人在费城游行。

不过，在警醒文化崛起的当下，这样的补救是不够的，执行主编维希诺维斯基的辞职只是变革的开端。

其它

6月4日，文娱杂志Variety主编克劳迪娅·埃拉暂停主编职位两个月。埃拉在6月3日发表文章《反映多样化的声音从新闻部做起》，在推特上引来指责“你做的不够，其他大多数主编也做得不够。我记得几年前曾经和你讨论过新闻部缺乏多样化。有色人种的声音一直被无视。我们来这里不是让你显得好看，我们来这里是工作。”埃拉回复“当一个人承认错误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批评他？你听起来很受伤（sound really bitter）。”这一回复引发杂志内外的谴责，埃拉发声明道歉并暂停职位。

6月8日，美食杂志Bon Appetit主编亚当·拉坡坡辞职，起因是2004年他一张棕脸（brownface，指装扮为拉丁裔，一种冒犯行为）照片被一位波多黎各裔前员工在当天早晨重新贴在推特上。很多员工发言批评拉坡坡；数名员工公开发言不愿意再为他工作。

有报道称，这两份杂志长期以来都有着根深蒂固的种族问题，负责人不离开无法改变公司文化。

4

展望

客观、中立、公正是传统新闻理念的几大基石。新闻系学生接受的灌输是“平衡报道”；主流媒体的惯例是力求展示冲突双方的视角；主流媒体的观点栏目意图成为“观念的自由市场”（marketplace of ideas）。虽然人们都认识到没有人能摆脱偏见做到绝对公正，但多数人都认为这种理想值得追求。警醒文化改变了这些。

从新闻从业者的角度，倡导式新闻（advocacy journalism）逐渐步入主流。倡导式新闻认为，为了变革，必须放弃对客观公正的追求；新闻不应该是为了报道而报道，而应该是以改变世界为直接目的。倡导式新闻信奉者中理想化的那些人建立了一系列准则，比如，自己的倾向应该公开透明，尊重事实等等。部分右翼媒体认为自由派新闻媒体早已被倡导式新闻占据。警醒文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媒体人放弃“平衡报道”的准则。而且，编辑室里的警醒一代对媒体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他们威胁罢工，可以使媒体陷入瘫痪。这使得管理层必须小心翼翼以免触犯警醒一代，这对维持包容性与多样性是一种挑战。在贝内特辞职那天，接替他的金斯伯里给评论部员工的信件里说：“任何人如果看到评论版任何文章 — 包括标题、社交媒体帖子、照片、或者任何东西 — 只要给你带来一丁点的犹豫，请立即给我打电话或发短信。”

是否可以推测，过去那个不惮于发表俄罗斯总统普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塔利班副首领哈卡尼文章的纽约时报观点栏目将一去不复返了？也许这是多虑。毕竟，在金斯伯里继任后，纽约时报观点栏目刊登了一系列正反两方的文章评论科顿op-ed是否应该发表，其中包括两位偏保守的专栏作者布瑞特·史蒂芬斯与罗斯·杜萨特，对贝内特离职提出了尖锐的反对意见。

从新闻消费者的角度，警醒一代热衷于“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或“点名文化”（call-out culture）。对那些发表过被视为具冒犯性言论的人，警醒一代会大规模点名抵制；当事人的职业生涯往往会遭受重挫。这使得公众人物，尤其是自由派媒体人，在发言时不得不格外谨慎。警醒人士认为这能够帮助营造更好的舆论环境，从而改进社会问题。

警醒文化日趋壮大的大背景是美国政治的极化，而警醒文化又会进一步促进政治极化。这似乎是一个无法跳出的困局。

2019年10月，前总统奥巴马在一次座谈上对青年活动人士提出了一些忠告：

“如果你想的都是纯洁、永不妥协、你总是警醒这些，我认为你应该赶快跳过这个阶段。世界是混乱的，很多事情是模糊的。即使是那些做了很好的事情的人也都有缺陷。你们斗争的那些人也爱他们的孩子，与你们也有很多共同点。我感觉现在不少年轻人有这种想法：‘我能改变世界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地评判别人（judgmental）’，社交媒体加速了这种想法的蔓延。好像说，如果我发推说你没做该做的事或者用错了哪个动词，我就能自我感觉良好，因为，‘你看，我多么警醒，我把你揭露了。’这不是真的社会运动，这不会带来社会变革。如果你做的只是扔石块谴责，你不会走得太远。”

当天纽约时报的报道称，这段讲话整体上说获得了跨党派与跨代际的赞扬。今日看来，此描述可能存疑。

警醒文化是否应该是，是否会是美国的未来？我们还没有答案。

▥ 作者介绍

张拓木，斯坦福统计学博士，原谷歌风投（GV） 技术合伙人。

本文由作者授权原创首发于《纽约时间》公众号，以上内容不一定代表本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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