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事件并不代表什么转折

富士康事件并不代表什么转折 | 舆论手札

富士康发生10·29逃疫事件后，郑州市卫健委通过权威专家，重申了新冠肺炎“可防可治”，乃自限性疾病的知识点。说实在的，这些观点并不新鲜，而且不算精确，因为早有科学家根据症状，在讨论要不要拿掉“肺炎”这个词，总之这是一次有针对的科普。

根据郑州富士康基层管理者的讲述，逃疫事件之所以被激发出来，是几种信息叠加的结果。其中之一，就是传言封闭园区成为所谓的“躺平试验区”。逃疫的青工，有极少数自发选择的，也包含大多数盲从随大流的，一起组成了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

“自限性疾病”宣传在后，“躺平试验区”传言在前，这两种认知摆在一起，需要认真分析的，不只是常识层面的是非，而关系到旧有的、曾被中断的防疫模式之争，草蛇灰线般呈现在本次风波中。或许争论已经不再，但问题依旧悬疑，富士康事件迫使它浮现。

诚实地讲，“逃疫”的富士康员工恰恰是相信新冠病毒杀伤力的那些人。如果存在着一种对新冠病毒及其疫情的主流看法，那么，这些人正因为信奉这些主流观点，翻越富士康的墙头，钻过打开的隔离板，走向山岭与田野，他们实践了主流的病毒宣传。

不同于新闻的讲究时效性，宣传讲究的是时宜性，郑州卫健委的新冠科普是无可置疑的一次宣传部署。它所突出的认知重点和宣传指向，与此前强调的不是说大相径庭，至少是有重点上的差异。然而，它的目标受众，却是要过去的信众。

难度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意在改变认知的宣传“急行军”，没有任何铺垫，对过去的主导立场没有任何说明，然后希望富士康员工及其关注者一夜之间转换脑筋，本次风波的各个位置撤退以降低热度。这样的盘算有很强的功利色彩，但它能奏效吗？

“逃疫”富士康员工之所以受到“躺平试验区”的蛊惑，是因为“躺平=等死”这一极端而错误的认知深入他们的心智，而谣言所意味的“模式”之变，让他们陷入了某种应激反应机制，陷入被自个臆想出来、又错误地被集体盲目所认证的生死风险中。

换言之，富士康青工要逃走的，是一种靠他们的认知、信息环境制造出来的幻觉；从他们奔逃的方向可知，他们在逃离后拥抱的、让他们感到安全的是地方清零模式。说白了，他们不是反对隔离，而是反对富士康那种混乱的隔离，逃离只是争取一个安稳的隔离。

如果把这一点作为继续讨论的起点，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从富士康逃疫员工的行为，无法推导出他们任何的反抗性质，不过是乌合之众的求生本能使然。二是从本次逃疫事件并不能推断现行防疫政策的失效，反而证明它依旧富有号召力。

闭环管理的郑州富士康乱局，不是对现行防疫模式的否定，而是对后者的反向拥戴——富士康之所以做不好，是因为它没有抄好作业，而不是作业有问题。因此，对“逃疫”的集体举动的评价，切记不要附以大义，因为它可能担当不起。

从上述两点结论，还可以合理推测，郑州卫健委对新冠病毒近乎“无致命风险”的宣传，丝毫不代表改弦更张的任何可能。事件后的这一维稳宣传当然有明显挑战，因为最经典的魔弹论也需要缓冲时间，但恐怕不必怀疑其立竿终见影的中长期效果。

从逃疫行为本身，还可以得出某些次要的结论。比如，被郑州官方作为重点依赖的明星企业，富士康与中原工人之间的情感联系非常脆弱，无法想象它们之间会有什么精神认同。一家看似巨无霸的代加工企业，能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能永续发展吗？

这样的判断兴许让很多盼望转折点的人失望，可只要稍微留意逃疫者的心理状态与行为模式，利用现有信息勾勒出这些人的画像，就不难发现虚假希望是不可靠的。富士康的有心无力，是无法完美执行清零政策的结果，它没有发出什么信号。

引用图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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