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喝了三十年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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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喝了三十年热水
作者：言九林 来源：史料搬运工
明朝天启年间，大臣杨涟因弹劾宦官魏忠贤而遭到迫害。屡受酷刑拷打后，杨涟对自己的命运已彻底了然：
“（杨）知璫意不可回，每晨起多饮凉水，以求速死。”①
既然杨涟相信喝凉水有害身体健康，可知入狱之前的他，日常生活的首选是喝热水。
袁祖志是清代著名诗人袁枚的孙子，活跃于晚清咸丰-光绪时代。他办过报纸，做过县令。1883年赴西欧各国游历了10个多月，回来之后在文章里写道：
“中土戒饮凉水，以防坏腹，泰西务饮冷水，以为除热。”②
既然袁祖志相信喝凉水会坏肚子，可知他在日常生活中的首选，也是喝热水。
但，杨涟和袁祖志们的首选，不是普通人的首选。
在长达千余年的时光里，普通中国人是喝不起热水的。
唐武宗年间，日本僧人圆仁来华。他见到，山东一带的普通百姓，“不曾煮羹吃，长年惟吃冷菜”，即便来了极贵重的客人，也是“与空饼冷菜”作为招待。③
燃料短缺，热菜热饭都没得吃，自然更喝不上热水。
宋元时代，大城市里出现了供上层人享受的茶肆、茶楼和茶坊。普通人承担不起烧开水的燃料成本，想要喝上一杯茶，仍得等着茶贩们提着茶壶沿门挨家挨户叫卖。这种生意有个名称叫“提茶瓶”，意思是卖一杯沸水给人泡茶。④
为了节省燃料，宋元时代的普通人家，“除了做饭（外）不生火，不准备热水。……一般家庭一年四季喝生水，只有老人和生病的人才煮开水喝。”⑤
到了清代，底层民众继续喝凉水。
乾隆年间，马嘎尔尼使团访华。他们注意到，天津白河两岸的民众，喝的全是河里打上来的冷水。只不过，因为河水实在太脏，他们取水时，会“用一些明矶放在一个穿孔的竹筒内，然后把这个竹筒放在水里搅动。”类似的喝冷水法，也见于黄浦江两岸。同治年间，日本人峰源藏游览上海，发现上海的底层百姓喝的也是冷江水。因江水非常混浊，他们“用明矶将浊泥之类的污物沉淀后，才渐渐可以吞咽”。⑥
明矾只能沉淀泥沙等悬浮物，杀不死水中的病菌。
进入民国后，细菌学说传入，“喝热水”在科学上获得支持。知识界呼吁民众喝热水，政府也意识到自己在公共卫生方面负有责任，有一搭没一搭地开始推广喝热水。
比如，京师警察厅在1918年曾利用媒体刊登文章，婉劝北京百姓不要直接喝生井水⑦。1929年出版的军事文件，也要求军人不可以喝生水，如果不得已非得喝，必须取得“军医??或上官之许可”⑧。
再如，1930年代，褚民谊担任“国民卫生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公开写文章劝全体国民，必须喝烧开了的热水，不能喝生水，因为里面有致病的细菌。熊希龄等人创办的香山慈幼院里，也严禁喝生水、喝冷水。⑨
宣传得很热闹。但，没有效果。因为问题不在愿不愿意喝，而在喝不喝得起。
上海、芜湖这些地方，经济比较发达。有一种“熟水店”可以部分满足底层民众喝热水的需求。据1930年代上海市政府的一份调查报告，为了节省燃料费，上海的工人是不自己烧水喝的。非但不自己烧水，连煮饭也选择直接去“熟水店”买开水，这样可以减少煮饭的燃料消耗。⑩
“熟水店”挣钱，靠的是薄利多销。买开水的人越多，烧开水的平均燃料成本就越低。所以，在上海、芜湖这类城市之外，普通民众仍只能继续喝生水。
1930年代，陈翰笙联合北平社会调查所，对河北保定清苑县的11个村进行社会调查。结果显示：
“一般农户的燃料，是树根、麦秸和干草。不过他们只在做饭时烧火，而且只要烧熟几把小米就熄火了。由于燃料不足，村民们喝不起开水，平时都是喝生水，直接饮用井里或河里的稍稍经过沉淀后的水，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天也是这样。1930年，11村2119户人家中，竟只有2个暖水瓶；1936年总共有4个；1946年有18个（农户此时已增至2595家），暖水瓶是颇为罕见的奢侈品。清苑农户有一个普遍的习惯，就是家里来客也不烧水，而是让孩子拿上一把小茶壶去水铺买开水，店主灌满开水，还常常捏上一小撮茶叶。当时一般村里总有那么几户专卖开水的水铺，对于只有偶尔情况下才消费开水的村民来说，一次花费一两分钱去买，当然是最经济的办法。集中烧水者也有一些微薄的利润。稍一留心就会发现，即使这样很小的事情后面，既包含着农民们很精明的计算，也反映着他们实际的消费水平。”11
那些比保定清苑县更偏远的县份，情况自然更糟。比如，民国时期修撰的《平坝县志》说，当地只有“中产阶级以上者”能够烧开水喝茶，“其余多饮凉水”。12
1949年之后，官方继续以极大的力度宣传“喝热水”、“喝开水”。13
在城市，情况发生了一些改变。原因是城市居民的热开水供应，大多由其所在厂矿机关负责，凭票购买。多数工厂机关的开水供应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有些甚至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14
农村在“集体食堂”时期（1958~1960），也曾有过短暂的集中供应开水。比如，按官方说法，贵州赫章妈姑人民公社的民众，以前一直喝生水，集体食堂成立之后，“大家都养成了喝开水的好习惯”。15稍后，集体食堂失败，大炼钢铁导致燃料愈加短缺，农村又普遍回到了喝凉水、喝生水的状态。1970年，喝惯了热水的作家杨绛，被下放至河南“五七干校”从事农业劳动，不得不喝起了生水，因为在当地，连“草也是希罕物品，干草都连根铲下充燃料”。16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燃料短缺导致的喝冷水、喝生水情况，仍极为普遍。七十年代官方提倡“人工沼气”，宣传资料中的一项核心内容，就是沼气可以解决燃料不足的问题，可以改变“部分群众原来喝生水的情况”。八十年代在全国范围推广省柴灶，宣传资料中的一项核心内容，也是可以节约柴草和煤炭，可以解决“农村部分群众喝开水难的问题”。17
观测中国人何时实现“喝热水自由”，一个较为有效的工具，是保温瓶的全国年产量——1957年：0.3亿个。1975年：0.69亿个。1983年：1.38亿个。1984年：1.49亿个。1988年：2.07亿个。1994年：2.38亿个。1997年：2.66亿个。其中，1997年是中国保温瓶年产量的峰值。18
需求引导产量。保温瓶年产数加速增长，始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至1997年到达年产峰值，大体可以视为市场已趋于饱和。
亦即，随心所欲喝热水，不过短短三十年。
注释
①《碧血录》附燕客《天人合征纪实》。
②袁祖志，《中西俗尚相反说》，转引自：熊月之，《千江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P316~317。
③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四。转引自：《中国风俗通史隋唐五代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P25。
④见：（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茶坊》，亦可见：（宋）吴自牧《梦粱录·茶肆》；（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民俗》。附带提一下：论者常以宋人庄绰之《鸡肋篇》中“纵细民在道路，亦必饮煎水”一句，来论证中国普通百姓自古以来即有喝热水的传统。其实，庄绰的原话是：“世谓西北水善而风毒，故人多伤于贼风，水虽冷饮无患。东南则反是，纵细民在道路，亦必饮煎水，卧则以首外向。”
⑤张国刚/主编，《中国家庭史第三卷宋辽金元时期》，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P147~148。
⑥余新忠，《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初探——以环境和用水卫生为中心》，《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
⑦丁芮，《民国初期北京饮食卫生管理》，收录于《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首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⑧依次参见：《训练总监部军事讲话》，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编，1929，P14；余德荪/着，《高中军事看护学（上册）》，正中书局，1935，P151；《现代军队事务实施大全》，中央军官学校第十期第一总队步兵第三队/编，1936，P153。
⑨依次参见：洪式闾、林几，《香山慈幼院学生肠内寄生虫检查成绩》，收录于《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卷上二编》。褚民谊，《衣食住行之卫生要则》，收录于《普通考试全书第一集》，上海三民图书公司，1935，P299。
⑩上海市政府社会局，《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1934年9月出版。收录于《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一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上》
11本文未直接使用清苑调查的原始数据，而是引用了学者侯建新对该调查的研究总结。见：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P217。
12《平坝县志》（民国二十一年贵阳文通书局铅印本），收录于《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第5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P160。
13《农村卫生员课本试行本（供北方一些农村培训试用）》，北京医学院通县巡回医疗队宋庄分队编，1965，P08。
14《济南卷菸厂志（征求意见稿）》，2002，P499。
15《公共食堂无限好——贵州赫章妈姑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调查》，收录于《农村人民公社调查汇编》，新华通讯社编印，1960，P872。《山西稷山县西位管理区食堂卫生工作情况介绍》，收录于《全国农村卫生工作山西稷山现场会议资料汇编第2-3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办公厅/主编，1960，P126。
16杨绛，《干校六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P12、P20。
17参见：《人工沼气》，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P13。《青岛市志·农业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P338。
18?数据引自历年的《中国轻工业年鉴》。以保温瓶产量为参考数据，受到了大象公会《中国老男人为什么喜欢保温杯》一文的启发。
(XYS2020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