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的非洲医生：“我已经准备好，哪怕没有手臂，也要战斗” ｜ 深度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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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颜星悦 实习记者/冯雨昕

编辑/计巍 宋建华

3月21日, 一名肯尼亚卫生部工作人员在手推车上喷洒消毒剂，以控制新冠状病毒的传播（图/美联社）

“如果发展到像欧洲国家那样每天新增几百个病人，我们将无法抵抗。”突尼斯历史最悠久的诊所圣奥古斯丁诊所主任Amin说，“我已经准备好，哪怕没有手臂，也要战斗。”

在非洲54个成员国中，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国家已增至52个。非洲疾控中心4月8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日，非洲确诊病例累计超过1万，达10267例，累计死亡492例。有专家指出，因受当地新冠病毒实际检测能力的影响，非洲目前报告的统计数据或并不能反映当地疫情的真实情况。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薇拉·松韦3月30日曾发出警告称，非洲很可能在两三周时间内暴发类似意大利和西班牙那样的“残酷疫情风暴”。对此，深一度采访了突尼斯、毛里求斯、加纳、埃塞俄比亚四个非洲国家的医生和患者。对于人们所担心的非洲新冠疫情“风暴”，这些医患在亲历着它正在显现的种种可能。

突尼斯圣奥古斯丁诊所（图/Wino.tn)

突尼斯医生：

“这一次，我们不想和欧洲一样”

截至4月9日上午9时，突尼斯新冠肺炎确诊628例，死亡24例。

40岁的Amin Zargouni在北非国家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市工作，他就职的圣奥古斯丁诊所成立于1933年，是突尼斯历史最悠久的诊所，Amin在这里担任主任。

3月22日上午，Amin参加了突尼斯卫生部举行的一场长达3小时的“新冠病毒”会议，“我们探讨了突尼斯接下来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来对抗新冠病毒”。Amin认为突尼斯及时地开始了“第一步”，“3月13日，尽管我们只有30个病例，但我们还是停止了所有的航班。”

在他看来，停航是“艰难”的一步，因为很多突尼斯人在欧洲工作，而家还在突尼斯，停航意味着许多家庭要分隔两地。但这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突尼斯截至今日（3月22日）有75个病例，50%以上的感染病例是境外输入的，他们来自埃及、土耳其、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其中有10个外国人在一起办了一个派对，然后他们都感染上了。”

3月13日停航之后，突尼斯的病例仍不断增长，当地政府逐步采取更严格的措施，于3月17日关闭边境，3月22日在全国范围内“封城”。

“我们决定学习中国的做法而不是欧洲的。”Amin说。在他看来，突尼斯正在“像武汉那样”进行集中隔离，3月20日开始，所有外来旅客都被要求统一住进一所“空的大学”，所有轻症患者也被集中隔离在另一所大学的宿舍内。

Amin的一个同事被感染了新冠病毒，并“连累”了他的妻子以及三个月大的孩子。之后，医护人员也被要求搬进医院或者住在隔离点里。“现在我们不允许医护人员请假，除非他们生病、怀孕或者残疾了。我自己也将带上我的牙刷，搬到医院里住上一两个月。”Amin说。有的医生和护士对此提出抗议，Amin说服了他们，“如果你不隔离，你的妻子、孩子怎么办？”

在治疗药物上，Amin提到，突尼斯卫生部已经授权他们使用氯喹（一种抗疟药物，研究发现它对新冠肺炎具有一定疗效，2月19日已被纳入我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但目前还没有普及。

突尼斯曾是法国殖民地，1956年独立。其政体、文化、习俗与欧洲十分相似，“我们吃一样的食物，说一样的语言，我们游泳就可以到达意大利，我们与欧洲是密切相连的。但是这一次，我们不想和欧洲一样。”

和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一样，突尼斯有着年轻的人口。根据2020年的数据统计，突尼斯的年龄中位数是32.8岁，而意大利的年龄中位数为47.3岁，Amin希望突尼斯可以依靠年龄优势来战胜新冠病毒。

“我们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只有一千万人口，我们没有很多抗病毒药物，也没有资源，全国只有50张ICU病床，如果发展到像欧洲国家那样每天新增几百个病人，我们将无法抵抗。所以我们只能在一开始就采取最强硬的措施。”Amin说。

Amin最担心的是医护人员的防护问题，他不想看见医护们为了保护别人而牺牲。在突尼斯，大部分医生们穿戴FFP2的口罩和防护眼镜，但防护服还没有普及。

截至4月3日，突尼斯有十几名医护被感染，“感染的都是处理紧急情况的人和负责测试的人。”Amin说，“在防护方面，其实我们也很想像中国那样做，但我们没有足够的防护服和面罩。我正在想尽办法买这两样东西。”

购买防护用品让Amin焦头烂额，他每天工作12个小时，“我们没有很多钱，就算有钱，我们也不生产这些东西，我们一般从中国的供应商那里买，但问题是现在我们的老供应商不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些了。”

眼下，也有一些转机出现。购买防护设备正在成为突尼斯的一项“新运动”，“我们纺织行业的制造商开始尝试自行生产，人们自发捐款筹资，工程师们也正在尝试运用一种打印技术来‘打印’防护设备。”Amin说。

在Amin的了解中，目前突尼斯有2000个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但为了应对未来疫情有可能出现的扩散，他们还在试图从供应商那里购买至少1万只试剂盒。除此之外，突尼斯还收到了来自中国的捐赠，“我不确定受捐的具体数字，但是我知道是马云和华为送给我们的，有一部分还在运过来的路上。”

突尼斯医院目前完成一次新冠病毒检测需要36个小时，“患者都在急诊室里等着，不知道下一步做什么，在等待中他们可能会失去救治的最佳机会。”Amin说。

在Amin看来，还有两个问题即将到来：一是，全国“封锁”的时间又延长了15天，然而人们已经受够了“封锁”，一些社会问题将会暴露，虽然政府准备了一些措施来帮助穷人，但是他认为这些措施还不够；另外，从4月23日开始，为期一个月的突尼斯的宗教传统“斋月”快到了，人们会聚在一起分享“开斋饭”，5月底还会举行最盛大的宗教庆典。他很担心在这段时间疫情会发生变化。

3月21日，在经历了突尼斯第二例冠状病毒死亡病例后，Amin说，“我已经准备好，哪怕没有手臂，也要战斗。”Amin想起自己曾写下的一句话，“我的职业是最好的职业，我以此为傲。”

毛里求斯警察在“封城”期间向穷困社区分发生活基本物资（图/ION News）

毛里求斯患者：

最担心的是疫情引发的暴行

截至4月9日上午8时，毛里求斯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73例，死亡7例。毛里求斯政府于3月20日起实施“封城”措施，要求市民呆在家里，并将经济活动和运输服务严格减少到最低限度。3月22日又发出宵禁令，任何人不得在毛里求斯户外停留，除非得到警务处发放的“户外活动许可证”。

32岁的Stivelle Castel是一个三岁孩子的妈妈，住在毛里求斯罗德里格斯岛。

2月底，Stivelle的儿子突然开始发烧，紧接着出现了咳嗽的症状，高烧持续了三天。“三天后，他似乎好了，可是一周后他又烧了起来。他整晚睡不着觉，抱怨耳朵疼，心口疼。” Stivelle认为儿子是指胸部疼。

第二天，她的丈夫带孩子去了医院，但是医生没有给孩子做任何检查，只开了治疗发烧和咳嗽的糖浆，以及用来滴耳朵和鼻子的滴剂。随后，Stivelle自己也开始出现咳嗽、喉咙痛，“3月5日，我给妹妹发消息，告诉她我出现了呼吸问题，感觉呼吸很重，我邻居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也病了，我们都没有得到检测。”

Stivelle没有去医院，因为从朋友那里了解到只有去过国外旅游或者和外国游客有接触的人才会得到检测，而其他“流感”患者只给服用咳嗽糖浆和扑热息痛，“所以我决定不去了，而且这里只有公立医院，每人平均要等两个小时才能见到医生”。

在Stivelle看来，自己周围很多人都在生病，这不是普通的流感，“这里是夏天，夏天里我们不会得流感。” 目前，Stivelle的“流感”还没好，她仍然在咳嗽。

罗德里格斯岛内并不能进行新冠病毒检测，“在我所住的罗德里格斯岛上收集的标本要送到毛里求斯进行检测。到目前为止，只有5个罗德里格斯岛居民受到了检测。”Stivelle透露，这5个人中有一位女性，她去医院时有“流感”症状，直至病逝才得到检测。“他们发誓她的测试是阴性的。”Stivelle对检测结果表示怀疑。

在Stivelle的了解中，毛里求斯只有5000个试剂盒，最近刚获得了一批十万个试剂盒的捐赠，她希望政府能够尽快对更多的人进行检测。

而眼下，新冠病毒还不是Stivelle最担心的事，疫情引发的暴行让她更加感到害怕和无力。Stivelle说，人们出于对病毒的恐惧开始对那些不遵守禁闭令和宵禁令的人公开表达仇恨，“疫情最初几天大家所展示出的爱和团结都已不复存在”。

她最近在一个视频中看到警察用电击棒殴打两个在疫情期间“不守规矩”外出的人，视频末尾，画面中被殴打的人已不清醒，Stivelle哭了。她在社交媒体Facebook上写道：“这是疫情中最可怕的部分。没有人表现出同情心，只要求对那些行为与我们不同的人进行最严酷的制裁。”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月27日的报道，毛里求斯总理宣布对涉嫌警察暴力的相关案件进行调查，同时该国仍处于完全封锁状态，以遏制新冠病毒的传播。Stivelle所看到的那则视频中的两名被警方逮捕的男子随后被送往医院。当地警务处处长表示，“视频中的暴力行为构成了对人权的侵犯。”

石永勇正在中加友好医院给病人做手术（图/石永勇提供）

中国援加纳医疗队队长：

这里没办法像武汉一样封城

截至4月9日上午8时，加纳累计确诊313例，死亡6例。加纳的疫情开始于3月13日，起初出现的病例均为输入性病例，但最近加纳诊病例增长速度变快，已经出现了社区传播的趋势。

41岁的石永勇是广东省中医院总院麻醉科主任，曾参加抗击广州非典疫情。2019年底他在医院报名了援非项目，成为中国援加纳医疗队队长。他没有料到，刚到加纳，就遇上了疫情。

在石永勇的了解中，“在疫情刚开始的几天，加纳政府会公布每一例确诊患者的信息，包括国籍、来源地以及活动轨迹。”如果当地人怀疑自己感染了新冠肺炎，可以拨打政府公布的医疗机构的电话，他们会根据患者的症状进行评估，如果存在感染新冠肺炎的可能性可进行检测。

3月30日凌晨1时起，加纳政府对阿克拉市、特马市、卡索阿市、库马西市等地及周边地区进行了封锁。“警察会检查车辆的外出目的，有时候也会跟着你到你的目的地。街上的车明显少了。”石永勇说。

石永勇所在的医院也采取了应对措施。3月20日起，中加友好医院关闭了医院其他门，只保留一个大门进出。在大门入口处临时增加了洗手装置，进入医院的人必须先洗手，接受体温检测，再通过新冠肺炎相关症状的调查之后才可以获得一张出入凭证。除此之外，石永勇和队员们还与当地的医护交流经验，并向他们提供了英文版的防控资料。

“加纳的老百姓还挺有防疫意识的，有时候还会紧张和害怕。”石永勇说，他身边的加纳朋友都常常洗手，见了面也不握手。

目前，加纳抗疫中面临的一大挑战是防护物资的短缺。“加纳确实存在医护人员防护设备短缺的情况，就算是平时，医疗设备也不充足。”石永勇说。一些规模大的医院，包括中加友好医院，已暂停接收普通患者，只接收急诊患者。他担心如果加纳疫情大规模爆发，医疗资源的紧缺，会造成医务人员较高的感染风险，“我们医院有一位同事已经确诊了，他是在另一家医院上班时被患者感染的”。

加纳在疫情中正在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民众的生活保障，在石永勇看来，加纳的国情注定让它没办法像武汉一样封城，“不然老百姓的基本生活需求都可能会有问题”。

埃塞俄比亚的一家医院内，当地人正在接受体温检测（图/美联社）

埃塞俄比亚华人医生：

民众寻求检测十分困难

截至4月9日8时，埃塞俄比亚新冠肺炎累计确诊55例，死亡2例。埃政府倡议民众避免聚集，规定入境者须在指定酒店隔离14天，学校亦在3月初全面停课。但部分工商业仍在继续，公共交通也未暂停。

在中国国家卫健委的帮助下，4月2日，埃塞俄比亚成为继南非后第二个有能力进行新冠肺炎核酸检测的非洲国家。此前，其他非洲国家若要做核酸检测，需跨国寄送样本至南非。

2006年，泌尿外科医生王剑华前往埃塞俄比亚做中非论坛志愿者，志愿活动结束后，他选择留在当地，开了一家影像诊断中心。经营过程中，王剑华发现华人在埃就医非常不便，甚至有病人因抢救不及时而去世，于是决定开办一家面向华人的医院。去年11月，他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巴斯开起了这家名为“丝路”的医院。

武汉因新冠肺炎封城后，王剑华的医院立刻采取了措施，“我马上意识到病毒可能会在非洲暴发”。他要求包括病人在内的全体人员戴口罩、勤洗手，还将医院的地下一层改造成了负压隔离病区。据王剑华介绍，这是埃塞俄比亚国内唯一的负压治疗场所。

3月11日，埃塞俄比亚出现了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人。此病例从日本抵埃，在被确诊前，已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停留了一周。

王剑华认为，目前埃塞俄比亚公布的疫情数字远低于真实数字，最主要原因是当地的检测不力，“目前为止只做了1000多例的核酸检测，按照估算的话，应该起码做2万例以上的核酸检测。”

当地民众寻求检测十分困难，“要打埃塞俄比亚疾控中心指定的热线电话8335，让他们评估情况。如果说他们认为可以，才会把病人接到隔离中心接受检测”。检测只做一次，若呈阳性，则转到定点医院接受治疗，若呈阴性，“就回家”。

然而在全埃范围内只有疾控中心具有核酸检测能力，其每日检测的人数在30人左右，4月2日提升到了70人，许多疑似病人仍在漫长的等待中。疫情的消息扩散后，王剑华的医院每日接诊的发热病人数翻了一倍。

目前，亚的斯亚贝巴的街道仍然熙熙攘攘，路上几乎没有人戴口罩。王剑华说，当地人其实非常害怕，“但是没有办法，口罩是有钱人的专利，大多数人只能祈祷上帝”。

亚的斯亚贝巴的非医用普通口罩价格已飙升至每个2美元。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埃塞俄比亚2018年人均国民总收入仅为790美元。

符合标准的医用口罩更是一罩难求。疫情出现后，埃塞俄比亚国家防疫中心给王剑华的医院发放了1000个N95口罩，但“一看就是假冒伪劣产品，戴耳朵的绳子都是用订书机订牢的，而且戴上去一股油漆味”。

王剑华预想到了这种情况的发生，他从一月底就开始“屯”医用物资。非洲的资源少，大批量的口罩很难买，他就几百个几百个地买进。即便如此，比起同行，他的医院还算小有储备，有些医院甚至还找他求助，“我附近的一个比较大的政府医院，问我要走了一个体温枪，以及200个口罩。”由于缺少防护装备，许多公私医院停开发热门诊，当地患者求医无门，只好找当地的传统医生，使用草药来抵抗新冠病毒。

3月27日，王剑华接到埃塞俄比亚政府通知，将他的医院设为埃境内第二所新冠肺炎定点医院，且要在院内增设核酸检测中心。埃政府亦计划开辟更多定点及方舱医院，王剑华估计届时将有1500张床位和近200台呼吸机。但在他看来，整个亚的斯亚贝巴有600万人口，要控制疫情，最少需要5000张床位和1000台呼吸机。

王剑华感到忧心忡忡，因为一旦疫情爆发，医院内的药品、口罩、呼吸机等都会出现短缺。据他估计，自己的医院最多可收治120位新冠病人，但这样一来，“所有物资只够支撑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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