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逆命,也是随波逐流
很多人会问我一些人生规划的问题,说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因为我自己的人生都没有啥规划,走到哪里算哪里。 是不是听起来觉得很虚伪? 但这是实话。 我这个人做事属于特别极端的高执行力,不信命,不信邪,只相信自己的双手和大脑的判断,看问题从来 …
90年代,木心和陈丹青在纽约
1982 年,陈丹青、木心,先后赴美,在纽约地铁相遇,此后亦师亦友,近三十年。
1984年,客居纽约的木心恢复写作。2006年,木心的书首次在大陆出版。2011 年,木心去世,陈丹青开始书写木心,八年过去,集结为《张岪与木心》一书。
张岪是木心为陈丹青起的笔名,但陈丹青从未启用过,直到木心逝世之后,陈丹青提笔写他,才用这个名字做了书名。是纪念,也仿佛一个隐秘的约定:“我忽然明白:要和这难弄的家伙不分离,只剩一条路,就是,持续写他。”
这篇内容是去年《张岪与木心》首发式、也是木心重启写作35周年纪念活动上陈丹青的讲稿——印象里沙龙活动中的陈丹青,常常自由挥洒,但一谈起木心,他就会变得郑重,为了此次活动,他提前写好了长长的稿子。
正如他在文中对木心最后的描述:“自从三十五年前恢复写作,他就决定完整地、彻底的,仅仅做他自己,再名分上竭力保持‘一个人’。他最简单的一念,我知道,是不要和大家混在一起。”
遥远的局外
文 | 陈丹青
文章首发于:单向在杭州(ID:OW_hangzhou)
内容有删节
在座八零、九零后不会有感觉了,四、五十岁以上的朋友应该记得,1984 年,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高潮。
倘若我没记错,起于 1978 年,甚至 1977 年,后文革第一代作家和诗人接连登场。除了三零后的张贤亮,大抵是四零后与五零后。譬如刘心武、路遥、高行健、北岛、芒克、多多、张抗抗、张承志、冯骥才、韩少功、王安忆、梁晓声、贾平凹、史铁生、何立伟、马原、张炜、残雪等等。
1984 年,两位稍稍迟到的作家一鸣惊人:阿城、莫言。我记得,李陀特别以 1984 年——也许是 1985 年——为专题,写了专文,描述以上文学壮观。到八十年代末,六零后作家余华、苏童,脱颖而出。以上名单肯定有所遗漏,但以上作家都能在电脑字库中立即找到全名。
那时,我和星星画会的阿城做了好朋友,哪想到几年后他将扔出惊人的小说。1983 年,我认识了来美访问的王安忆,我与她同届,仅只初中程度,居然有人写小说,我很惊异,满怀感动读她的长篇《六九届初中生》,之后通信十余年,读她的新作,如今,她已是祖母级作家。
阿城(左)与王安忆(右)
大家都会同意,这是断层后的文学景观。断层彼端,从五四到四十年代知名老作家,老诗人,到了八十年代,半数过世了,仍在世的茅盾、曹禺、艾青、巴金、冰心、沈从文、张爱玲等等,早已很少,或根本不再创作。
总之,断层之后,许多被封尘很久的名字,成为活的废墟。说来荒唐。1980 年,阿城告诉我沈从文和钱钟书的名字,我不知去哪里找他们的书。1983 年,我人在纽约,有位新认识的朋友递给我一本香港版小说集,封面两个字:《色戒》,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张爱玲。
这就是 35 年前中国大陆的文学景观。35 年前,我也有自己的阅读记忆:我在海外阅读同辈的阿城和王安忆,同时,阅读沈从文和张爱玲将近半个世纪前写的小说。那位借给我张爱玲小说的家伙是谁呢,就是孙牧心。
他说,他在 13、14 岁读到张爱玲首批发表的小说,算起来,那是 1941 年的事情。
40年代的木心(图左)
摄于1946年,此时木心在杭州第一次举办画展,时年十九岁。
1.
孙牧心是个画家,和我们这群青年混在艺术学院,假装留学,数他年龄最大。那时,我们必须申请留学才能出国,而在我的上海记忆中,有不少像他那样沧海遗珠式的老侠客,潜藏很深,故事很多。
1983 年,纽约华语报忽然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散文,我很惊异,就去找他玩。我问他,你从前写的东西呢?他带着狡黠的微笑,说:没有了呀,全都没有了。
现在想想很奇怪,很好玩:1984 年,我远远听说一大帮同辈人正在闹腾文学,同时,在我眼前,有位老头子刚刚恢复写作。
对我来说,二者都是新人,热乎乎的,照木心的说法,像是刚出炉的大饼。我似乎享受着什么秘密,心里想:嘿,我也认识一个作家,你们都不知道!
孙牧心是二零后,在我们这群狼羔子还没出生前,他就写作了。1939 年他 12 岁,写了小诗,拿去桐乡刊物发表。1949 年他 22 岁,仍然写作,但不再发表。
45 岁前后他被多次单独关押,居然还敢偷偷写作,那就是幸存的 66 页狱中手稿。他缝在棉裤里,带出来,藏起来。
反正,直到 56 岁出国前,他从未发表一篇文字,一首诗,他绝对不让人知道他在写作。出国后,他要靠画画谋生,决定再不写作了。
木心狱中手稿片段
后来的故事大家可能知道:1983 年,来自巴黎的台湾画家陈英德去看木心的画,听他谈吐,以为不凡,坚持要他恢复写作,于是,照孙牧心的说法,他以文字“粉墨登场”,在华语报刊发表文章。
为什么他又愿意写了呢?我猜,一是环境换了,二是稿费补贴生活,总之,开了笔,他就收不住了。
很快,台湾文坛知道了他。1984 年之所以对他很重要,是因为诗人痖弦在首期《联合文学》为他推出了他的散文专题展。
1986 年,由纽约中报副刊主编曹又芳主持为木心散文开了座谈会,那是老头子唯一一次听取别人谈论他的文学。现在,曹女士,还有与会的台湾作家郭松棻夫妇,都已逝世了。
1984年,移居纽约仅两年的木心成了驰名台湾的海外作家。当年台湾《联合文学》创刊,创刊号内云集着港台及海外知名华语作者,第一主角,却是木心。主编痖弦为他专设“散文个展”。
回到 1984 年,木心虽然不认识大陆的新作家,但他当然好奇。我把王安忆的《小鲍庄》给他看。其中描写村里苦婆娘收留个苦孩子,当做亲生,晚上抱着孩子的脚睡觉——木心指着这一段,脸上很感动的样子,说:“写得好,写得好,她非常会写!”
我把阿城刚发表的《棋王》给他看,他指着其中一段,写王一生出村时的背影,非常瘦,裤子里空荡荡的好像没有腿,木心容光焕发,做出举杯祝贺的姿势,说:“你写信告诉他:一个文学天才诞生了。”我就写信告诉阿城。1986 年,阿城来美参加爱德华写作班,过纽约,住我家,我弄了饭菜,叫来木心,他俩居然谈到凌晨四点。
那夜我们穿着拖鞋,我记得阿城上厕所时,木心忽然很好玩地凑过脸对我说:阿城完全是个书生呀,你看那双脚,十足书生脚。另一次我们吃饭,阿城请木心给他小说提提意见,木心很认真地说:“《棋王》,我数了,用了 140 多个‘一’字。”
这样的文学批评,我和阿城从未听过。
说起随便哪位作家,木心就拿出一句话,一段文,然后议论。渐渐他从别的渠道阅读大陆新作家,每读一位,都是捻出一两句议论。譬如他能背诵顾城的诗,我不明白为什么他欣赏其中写长江的船帆的句子,说是像“裹尸布”,在不同海外作家的饭局中,他好几次完整背出那首诗,啧啧称奇。
所以大陆新作家不知道,他们的海量读者群里,远远地,有一位老木心。
2.
我不确定 1984 年前后的大陆,还有谁听说过木心。没有伊妹儿和微信的时代,大陆消息都是口传,八十年代,不少旅美港台作家已经能去大陆,带回文坛八卦,其中说道:上海一位文学编辑(编者注:李子云)读到木心某篇散文,很喜欢,准备用在刊物上,她推荐给当时已经是文化部长的王蒙看,王蒙说,太小资了。
我不确定以上故事是真的,还是误传。但那位台湾作家转告了木心——我也忘了他的名姓,反正是诗人——木心说给我听,而且开心地笑起来,说:“我是文学婴儿呀,刚开始写,他就要把我在摇篮里掐死……”。
我爆笑,木心来劲了,喜滋滋补了一句:“顺便把摇篮也掐死。”
但这位文学婴儿很快爬出摇篮,长大了。大约在 1988 后,木心不再粉墨登场,不往报刊投稿,开始闷头写难懂的诗。我想:他一年年老了,就这样自说自话逍遥下去,将来谁读他、谁懂他?
所以他一直是我的麻烦。在纽约,知道他的人大部分不屑一顾,上文学课时,常有讥笑和流言,有些背后说,有些就是我的朋友,当我面嘲笑木心。而他只顾自己得意,拼命写《巴珑》和《诗经演》之类。
1992 年阿城来纽约,有天上午我们谈起木心,我说老头子完蛋了,将来他怎么办啊,谁读他?阿城说:你可别这么想。大陆的孩子咕嘟咕嘟冒出来,有像样的教育,读各种书,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懂木心?
今天纪念木心重启写作 35 年,我能提供的便是以上记忆。我以为,这是木心个人的历程,除了年份重合,与新时期文学完全不交集。我们或许可以讨论的是:木心和新时期文学为什么不交集?这种双向的不交集,意味着什么?
但我无法回答。我很想知道,过去百年有没有相同的文学个例。五四新文学以来,若干作家是冷门的、非主流的、遭遇批判而被长期遗忘的、又被重新见光的,譬如民国时期的废名、徐志摩、九月派、七叶派、沈从文、张爱玲,譬如新时期文学中死后才被关注的海子、王小波……等等。
因政治与地域关系而长期隔阂的,譬如对岸的姜贵、朱西宁、洛夫、向明、罗门、蓉子、管管、痖弦、郑愁予、王文兴、七等生、司马中原、郭松棻……等等。
木心的行状,和他们都不一样。
从彼岸的语境看,以上名字享有长期的岛内声誉,很早便在他们的文学史名单中,木心虽曾名噪一时,但他是外人,从未被归入台湾作家,如今纪念他的台湾作家仍将他视为此岸出去的人。由于暮年回归,他也不会被视为海外华人作家。
从此岸的语境看,他的文学从未被批判,因为从未见光,他的才能没被埋没,因为他不在文坛。他在最后岁月获得小小关注,人听说他,未必读他。他很老了,却不是老作家,而是不折不扣的新作家,因为他密集的写作期,和新时期文学同时发生。
因此,木心的孤绝、局外,不全是外界和历史的缘故,而是,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出于他自己的安排和选择。这一选择,非常明确、固执,而且持久。
他没有寄过一份稿子给此岸。自从三十五年前恢复写作,他就决定完整地、彻底地,仅仅做他自己,在名分上竭力保持“一个人”。他最简单的一念,我知道,是不要和大家混在一起。
晚年木心
但他暮年放弃了他的固执,低下头来,妥协了。
他对什么妥协?母语,还有读者。他知道,母语写作的读者群是在母国。所以,只有一件事,再寻常不过的一件事,使木心和所有以上作家完全交集,就是,他用中文写作。
3.
我不想细说,更不想强调木心个人的长期困境。这是许多作家,包括世界文豪遭遇过的故事。
我所感兴趣的是,他的故事非常别致,正像他的文风,始终试图保持他的独一性。我清楚,他的困境,或者说,他的固执的选择,来自美学立场,所谓美学立场,其实,来自他的性格。
性格即命运。木心说:“命运很精致”。1983 年他恢复写作,是命运,也是性格。他被剥夺了大好年华,是他的命运,晚年还是拿起笔来,是他的性格。而他迟至 2006 年,在他七十九岁时才在大陆出书,则并非全是命运,而是由于性格。
我想说,“性格也很精致”:大家可能会同意,只要他愿意跟这边混,他并非不能在八九十年代推出他的书。
但我完全无法想象和“大家”混在一起的木心。他的孤绝、自守、远离文坛,有时会令人想起张爱玲。然而张爱玲早获声名,后来远走,不露面,但她从来知道,仍有无数张迷远远等着她。
木心不同。他短期获得台湾的读者,但他不去,不交集。2006 年在大陆出书后,他从未出席签售,一再婉拒北京读者的邀请。除了和极个别去找他的青年闲聊,他在乌镇和他在纽约差不多,一年到头坐在椅子上抽烟。
所以我在新书的序言中说,这是一个难弄的老头子。在最后岁月的胡言乱语中,他望着天花板,忽然清清楚楚说了四句没头没尾的话:
不是不要,在乎要法,
与其要法,不如不要。
他从未与我说过这些意思,直到糊涂了,才自言自语说了出来,显然是对自己的交代。我猜了很久,明白了:所谓“要”,是指荣誉和声名,所谓“要法”,是指获得荣誉的方式,以及,哪种荣誉。
大家知道,在我们的文化世面有哪些荣誉,如何“要法”,于是,木心说:“与其要法,不如不要。”
我重视这四句话。以我熟知的木心,精明,透彻,老练。同时,常年不安,因此,他非常真实。他不追求声誉,但不掩饰他渴望声誉,他甘于寂寞,但从不标榜清高。
近年,不少读者和评家佩服他的淡泊、隐匿,超然世外,那是大误解。对我来说,他渴望,但是拒绝,他拒绝,同时渴望,那才是他之所以珍贵的理由。
从“不是不要”到“不如不要”,木心度过了三十五年,死掉了。他如愿了吗?他有遗憾吗?熟悉木心的读者可能会记得他自撰的对子:
此心有一泛泛浮名所幸私愿已了
彼岸无双草草逸笔唯叹壮志未酬
我猜,他最后的“私愿”是在大陆出书。而他的“壮志”,好大呀,对着厚厚的世界著名长篇小说,他会一脸的羞愧和认怂。我难以得知,他内心对自己失去的岁月如何抱憾,这是我们这代幸运儿无法理解的抱憾。
演讲现场的陈丹青
这次活动的主标题,是《回到文学》。这句话指什么呢?浅层的意思,也许指木心恢复写作,深层的意思呢?我常听木心说起某篇小说,某种写法,断然说道:“不是文学”。
怎样的算是文学,怎样的不算文学,可以永远争论下去。木心死后,有个青年女木粉问一位非常非常著名的,与我同代的诗人,怎么看木心的诗,那位诗人说:“哦,木心的诗还没入门。”
是的,每一位文学家、艺术家,都有内心的标准,都很骄傲。但我所见过最最骄傲的人,是孙牧心,因为我目击他为他的骄傲付了什么代价,付了多久的代价。
同时,我也目击他也非常心虚,并为此折磨,只是他有他的方式,缓解这种折磨。由于长期没有声誉,听不到回声,于是他自己做自己的评判者,同时,为自己辩护。
他的自我评判,他的辩护词,部分,我忘记了,部分,我不愿说。他经常在嘴上练句子,好比打草稿,暮年,他好几次对我说起一句西方人说的话——我知道,他又在练习如何评判自己,而且为自己辩护——我忘了那是谁说的,那句话是:
重要的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他是什么。
或许你还记得,《局部》第三季最后一集的末尾,陈丹青拿出很大的篇幅讲述了他在山西博物院看到的“壁上乾坤”展出。
这次山西博物院之行,让陈丹青收获颇多,直言还要再来一次。于是,就有了5月19日这场网络直播。
5月19日下午2:00,陈丹青将如约而至博物院壁画展厅,依然是他一贯的独特视角和语言,在线上为更多的观众介绍北朝壁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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