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阅读-《纽约客》：“红色恐慌”如何重塑美国政治

使用CN2/CN2GIA顶级线路，支持Shadowsocks/V2ray科学上网，支持支付宝付款，每月仅需 5 美元

## 加入品葱精选 Telegram Channel ##

在其鼎盛时期，这场政治镇压令人感到恐惧且无所不在。我们可以从这场运动的展开及其终结中学到什么？
作者：贝弗利·盖奇（Beverly Gage）2025年3月10日

美国何时真正伟大？

自唐纳德·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口号以来，他始终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然而，最近几周，一些可能的答案浮出水面。一个是19世纪末的镀金时代，当时关税、裙带资本主义和严格的种族等级制度主导着美国政治。另一个是战后的红色恐慌时期，当时联邦政府被武器化，用来打击美国的左翼。

特朗普长期以来誓言要从国家机构中根除“激进的左翼疯子”和“马克思主义的平等”。他的政府大多数成员似乎也认同这一目标。DOGE的领军人物埃隆·马斯克声称，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是——或者曾经是——“激进左翼马克思主义者的蛇窝”，应该被摧毁。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也承诺要清除美国军队中的“文化马克思主义”。

“文化马克思主义”是右翼用来规避一个明显事实的术语：如今在美国，几乎没有什么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不用说一个活跃的共产党了。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同，“文化马克思主义”几乎包括了任何形式的进步多元文化主义或平等主义。因此，针对多样性、公平和包容（DEI）倡议、校园抗议者以及绿色新政的战争，实际上就是针对共产主义的旧战争。

对美国大部分地区来说，冷战早已结束。但极右翼一直培养着一种反叙事，认为顽固的马克思主义者正不断将国家推向奴役之路。1954年约瑟夫·麦卡锡被参议院谴责后，右翼组织和自称麦卡锡主义者的人誓言要对抗“腐败、背信弃义且被误导的自由派建制派”。

不需要阴谋论就可以从那时连接到现在。麦卡锡的首席顾问罗伊·科恩（Roy Cohn）曾作为特朗普的早期导师，教授他美国政治的意识形态和实践运作。

为什么我们需要复习红色恐慌的历史？

《纽约时报》记者克莱·里森（Clay Risen）的最新著作《红色恐慌：黑名单、麦卡锡主义与现代美国的形成》（Scribner出版社）详细描述了战后红色追捕的重大对决和许多奇闻异事。它还记录了那些承受其恐惧和痛苦的人的经历。

作为一个学术主题，红色恐慌从未真正经历过其辉煌时刻。在20世纪下半叶，这一话题过于敏感，无法成为伟大的历史：你要么支持乔·麦卡锡，要么反对他；要么支持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要么反对他；要么支持罗森堡夫妇（Rosenbergs），要么反对他们。

冷战的结束催生了一系列研究，试图评估新的政治、档案和概念开放。这是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首次能够对共产党在民权和反法西斯主义活动中的贡献表示赞赏，而无需在每一页都谴责斯大林。历史学家研究了美国情报机构解密的资料，甚至短暂研究了后苏联政府的档案，试图揭开几十年前的谜团。

然而，随着政治和学术潮流转向被认为对21世纪更为紧迫和相关的问题，这种兴趣和能量的涌现逐渐停止。即使是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学者，也很少对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美国共产党的地下活动表现出兴趣。

部分原因是如此，年轻一代往往难以理解当时人们为何如此激动。里森希望改变这一点。但他指出，红色恐慌之所以难以理解——和叙述——是因为它同时涉及了许多方面。

红色恐慌的多面性

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被认为是自由派共识的时代，当时两党都同意福利国家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美德。然而，这些年代也见证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国会中互相指责——“你是共党同情者！”“不，你才是！”

正如里森所指出的，红色恐慌也是一场“文化战争”，许多美国人通过对抗任何思想或行为与现状不一致的人来“对抗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反共浪潮重塑了美国生活的每一个机构：好莱坞、工会、教会、大学、小学——尤其是国家安全国家。

麦卡锡成为这场运动的代表人物，但他只是红色追捕游行中的一员，其他参与者包括他的共和党同僚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神童、民主党参议员帕特·麦卡伦（Pat McCarran），以及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后者是一位未经选举的官僚，也是他们中最有权势的人。

红色恐慌的终结

里森的书详细描述了红色恐慌的许多镇压机制，从行政命令和国会听证会到保守派对重要媒体渠道的控制。它还描述了曾经如此恐怖且似乎无休止的事物是如何最终结束的。

若想从中汲取教训，我们需要认识到，红色恐慌的许多机制，包括国会听证会和忠诚调查，并不难重新启动。事实上，最近的事态发展表明，这些机制可能会被重新启用。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要求列出参加过多样性、公平和包容培训的联邦雇员名单、调查1月6日案件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名单，以及从事可疑领域工作的科学家名单。

特朗普本人公开宣布，他打算利用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对付他的个人、政治和意识形态敌人。

然而，红色恐慌的历史也提供了一些理由，认为这种恐吓手段可能不会像过去那样有效。首先，人们对特朗普政府的议程远不如对共产主义的共识那样一致。红色恐慌之所以能够获得动力，是因为几乎每个美国政治人物都认同一个基本假设：共产主义是坏的，对美国的生存构成威胁。

总的来说，我们对政治言论和集会的保护也比50年代更好。事实上，其中一些保护是红色恐慌的遗产。1957年，随着反共狂热的消退，最高法院发布了一系列裁决，限制了一些针对政治异议者的最广泛手段，包括《史密斯法案》的部分内容。

但说特朗普不一定会成功引发新的红色恐慌，并不意味着他不会尝试。在这种政治中，尝试本身就是游戏的一部分。只要国家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者”感到容易受到随机指控或秘密调查的影响，他们可能会更加谨慎地行事和说话。正如罗伊·科恩曾经教导年轻的唐纳德·特朗普的那样，先攻击，再处理后果，可以取得很多成就。

——贝弗利·盖奇，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凭借《G-Man：J·埃德加·胡佛与美国的世纪》一书获得2023年普利策奖。

最简单好用的 VPS,没有之一，注册立得 100 美金